杨团：纪念我的母亲--韦君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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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团：纪念我的母亲--韦君宜




人有不同的活法，妈妈曾说："人生的道路是各式各样的，人的心思、志量、感情，也是各式各样的。"我想，我会选择走我自己的路，这也是对妈妈所走的路的一种继承。

2005年1月20日

1月19日下午，我走进北京的一家普通的四合院，祭奠一位两天前刚刚逝世的85岁老人。在堆放得满屋满院的黄菊和百菊中，我向着老人的遗像深深地三鞠躬。就在那一霎那间，眼泪突然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奔涌，我双肩颤抖，拼命控制自己但仍禁不住哽咽失声。我知道，我面对的不仅是这位可敬的老人，还有我的父亲、母亲和他们那整整一代人。流水无情，那一代人迈着蹒跚的步履终于离别我们远去了。

我的母亲韦君宜、父亲杨述生于上个世纪20年代，同为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的10级同学，共同参加了1935年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并分别在第二年的春天和秋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入党时，一个18岁，一个22岁，按照今天的标准，不过是乳臭未干的毛孩子，可就从入党时起，他们选定了自己的人生道路，从此跟着党走过了半个多世纪。

母亲逝世于2002年1月26日，享年85岁，比我的父亲多活了将近17年。这17年中，她患脑溢血后遗症在床榻上整整度过了16年。母亲的一生历经四次大劫难，每次都使她几乎丧命，能活到这样的高龄，实在是个奇迹。

在生命的最后16年，她从一个健康人到扶着健步器行走、颤抖着写作，及至完全瘫痪在床，依靠鼻饲，走完了人生最后的路。最后的四年，她的语言功能逐渐丧失，直至一个字都吐不出了，但是那双眼睛却日见清澈。贴身护士说，看她的眼睛就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人常说，见目如见心。越到生命的终点，母亲的心境越平和。我想，这一是缘于她在中国的改革和开放中看到了实现一生理想和追求的途径，二是她撰写的长篇回忆录——思痛录终于出版，将她埋藏在心底50余年的块垒一扫而光。她终于在离别人世前卸下了肩上的千斤重担——将跟着党亲历的所有政治事件和运动的史实以及由此而生的痛苦思考统统留给了后人。

1986年6月，刚刚离休的母亲在中国作协举办的一个讨论会上，手举茶杯开始发言，只讲了第一句话，突然茶杯落地，两眼一闭，人事不醒。如果说，母亲遭遇病魔是毫无准备的，那么，后来与病魔相拼的16年，在生与死的荆棘路上，她一直非常清醒，怀着最坏的准备，尽全力与病魔相拼。我还记得，她刚苏醒过来口齿不清地喃喃自语："完了，我完了。"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才懂得了她的意思，她想得并非是生命完结了而是她要想做的事无法再做下去了。她最担心的，是她自文革后期开始撰写的长篇回忆录——思痛录还差最后两章尚未完成......1994年11月，母亲第四次住进医院，此后再也未能出院。1995年3月6日，她在床榻上练笔时写道："人死后，尚有何可说。人生如此，留不下什么。我不行了，医院是我永诀人生之地。我是一个苦人，苦苦苦。"3月7日写道："我多么希望病能好，回家去，回家去，但是不可能了。"

在母亲最后的日子里，我为她找来曾经激励她一生的抗战歌曲，在病榻旁放给她听。全身瘫痪、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的妈妈，激动得热泪盈眶，睁大眼睛长时间地凝视着我。我站在她的病床旁，母女二人无言相对，只有那昂扬的歌声在病室里淌漾。。泪眼模糊中，我只觉得妈妈那噙着热泪的眼神里有着说不尽的恳切和期盼。她对生命的眷恋，全然化作了对下一代的期盼——让追求和理想在生命的接续中长存。

母亲离开我3年了。3年来，一想起她，我的意识就飘忽起来，耳边就会响起她的声音："团团，你只有一个妈妈，我是你妈妈呀。没了我，你就没有妈妈了。"——那是因为有一段我忙于工作没能常到医院，卧床的母亲曾这样对我说。我记得，这话一下子击中了我，当场就泪如雨下。每当重温这一幕，我的心都感到痛楚，生我养我教我的妈妈呀，我为什么不能多陪陪你呢。

1998年3月至6月，我到美国进修，临行前没敢告诉妈妈。听家里人说妈妈好像知道了一样，在半夜里多次叫我的名字，一定要护士把我找来。护士实在没法，就告诉了她实情，从此以后她就神情黯然，不再言语了。在美国，我向医院打直线电话问妈妈病情。一次在护士的帮助下妈妈与我通话。我听见她在电话那头"啊啊"地想说什么，但是说不出，只听得话筒里传来沉重的喘气声。。。护士怕她太激动对病情不好，以后就不让我们直接通话了。待我回到北京去看妈妈，她的表情显然淡漠了许多，一段时间内甚至故意不理我，以示惩罚。很快地，她就再难说出一个字了。用进废退，我再也没能料到，离开她3个月，竟换来这样的后果。

妈妈过世后，从广州来过一信，打开一看，是妈妈的老同学、老朋友黄秋耘的夫人蔡莹阿姨寄给我的。里面全是妈妈写给黄秋耘的信。一共八封。那是妈妈生病以后写的，字迹歪歪斜斜，虽然没有注明时间，但我从信中的内容可以猜测得出那全是她在1994年第四次住院前写的。那八封信里很多地方都提到我。可以想见，病魔缠身的妈妈壮志未酬，她的天地已经被局限在狭小的空间里，多年来无奈地艰难踱步。而最后4年，瘫在床上身不能动、口不能言却心清目明，这是多么地悲苦难耐！妈妈在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没能在她身边多耽些时日，帮她排解，想着。。。想着，不禁悲从中来。妈妈在最后的日子里的困苦，我能体会的不足于万一。如果我那时能够帮助妈妈多做一些事，今天也会好受些。人为什么非要到事情不可挽回的时候才会醒悟？妈妈，你在哪里呀？你能原谅我吗？

3年来，和妈妈在一起的许多生活往事和细节如同慢饮的陈年醇酒，缓缓地温润着我的心。妈妈过世后，团中央托儿所的老所长苏哲阿姨告诉我，解放初期团中央托儿所的婴儿中，只有我和另外一个孩子是喝妈妈的奶长大的。其他的妈妈们忙于工作，顾不上，孩子只能喝牛奶。当时托儿所要求每日6次，每隔4小时喂奶一次。那位喂奶的妈妈并没能坚持，只有我的妈妈严格执行规定。在我从0岁到1岁的整整365天中，无论酷暑严寒、黑天白夜、下雪刮风，她准时准点到托儿所来给我喂奶。1年间只破了一次例——开国大典那天除外。苏哲阿姨一提起这件往事就激动异常。的确，自我成人至今，熟识我的人都说我的精力超乎常人-----这是妈妈以超人的毅力和尊重科学的精神为我打下的无以替代的身体基础。

妈妈爱我还表现在对我人生中所有大事的决断和支持上。文革期间，爸爸被打断了两根肋骨，弟弟成了精神病，妈妈得了精神忧郁症整整4年，最厉害的时候天天想自杀。可就在1966年冬，她得知我要步行串联到延安，在她精神不甚清醒的状况下手把手地教我打行军的背包和绑裹腿。1969年5月15日，北京知青3000人赴云南农场的前一夜，我因为一个好友发生变故突然向学校撤销了报名去云南农场的决定。班主任向家里打电话被妈妈接到，她当场表示第二天一定让我上火车。我记得那天我大约晚上天黑了才回到家，而火车专列是第二天一早发车。妈妈和我谈到半夜，谈了她自己的经历，责难我的行为是临阵逃脱。她还说，你的未来会经历种种磨难，没有好朋友相伴是太小的难题，你今天能为一个朋友放弃对学校的承诺，明天就能为自己的利益脱离革命队伍。结果，硬是连夜帮我收拾行装，第二天一早送我登上南行的列车。列车开动时，瘦小的妈妈脸上绽开了笑纹，向我招手示意，而专门照顾她的病的老阿姨张大妈，却在一旁跺着脚大哭："天下哪有你这样狠心的娘啊！"

还记得1973年全国招收工农兵学员，我因父亲的走资派问题未解决而不能上学。看到"黄帅"事件的报道，妈妈安慰我说，这样的学不上也罢。1977年文革结束后开始第一次高考，这次不论家庭出身都可以参加考试，我的小弟杨飞考上了，当时我坐月子未能参加。儿子一生下来妈妈就对我说，如果不是文革，你早就是大学生了，一个人一生大学教育是基本教育，不能因为有个好工作就不受这个教育，也不能因为有了孩子就放弃考大学机会。你去考试吧，考上了孩子由我来照顾。结果我遵照妈妈的意见考了大学，才奠定了我后来的事业基础。

1989年，我40岁，遇到了一次严峻的人生考验，在我所在的机关被停职反省。妈妈那时已经患脑溢血卧病在床。看到我终日受煎熬，她嘴上不说什么心里很压抑，专门请来了她的知交故友为我分析情况和出点子。大约在若干年后我再见到那位长辈，他告诉我，妈妈当时感慨良多，"没想到这种经验也得代代相传，为什么我们受过的下一代还得接着受。"当1991年5、6月间，我终于又有可能做出独立的人生抉择的时候，妈妈兴奋地与我长谈多次，仔细地和我讨论我的未来。她的意见是要我投身一项艰难的事业——抢救资料，抢救和她一样参加革命的同代人的口述史。不过这需要另外有一个职业，而最适当的职业是报纸或者杂志编辑。正当我尝试着与两三个报刊联系的当口，我的问题解决了，被机关调离了原工作岗位。妈妈见我忙起来，没空做这份母女间郑重约定的工作，就开始自己动笔，以病残之躯勉力完成这个目标，记得她颇抱歉地对我说："我动不了了，不能搜集资料了，脑筋也不好使了，只能写一点零碎印象吧。"这些被统一标识为"我的同时代人"的十几篇散文后来被编入了"我对年轻人说"的文集。

在此之后，我走过了国家体改委研究所、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1998年底进了中国社科院。我在精神上成长了独立了，而妈妈将她的生命精神传承给了我。

妈妈过世的那一年春末，我随中央党校社科院考察团到了延安，走遍了延安的山山水水，特地在杨家岭、清凉山父母住过的窑洞前凭吊。我的父亲母亲，曾在这里度过了他们青春岁月中最可宝贵的9年。延安，是他们人生的重要驿站，它的重要性就如同塞外北国和蛮荒南疆之于我们这一代知青那样，成为一生中不可磨灭的标记。36年前的1966年，我曾步行串联从北京走到延安，当我的人生过了大半，再次来到延安，回想父母那一代人和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心中不由得升腾起一种深沉的情感，有感奋、有惆怅，更有对往昔历史的深深的思索。

人有不同的活法，妈妈曾说："人生的道路是各式各样的，人的心思、志量、感情，也是各式各样的。"我想，我会选择走我自己的路，这也是对妈妈所走的路的一种继承。



韦君宜(一九一七———二零零二)


女作家韦君宜，原名魏蓁一，湖北建始人。少聪颖，笃于学，及长，入清华学府。时民生凋敝，外侮迭至，以书生报国，投身学运，加入中共。抗战军兴，转赴延安，携笔挟枪，万里从征。建国后历任多家新闻报刊及文学出版机构总编之职，提掖新进，多有建树；业余创作，著述颇丰。文革中备罹磨难，身患重病，忧患余生，矢志以良知昭示后人。衰年结撰《思痛录》，历数错误路线，揭橥极左祸根，于文化思想界影响至矩，其胆识及自省之勇，亦当无愧于天地乎。


给远逝的母亲的一封信

杨团

2005年9月17日





妈妈：

今天是东交民巷小学建立50周年大庆的日子。我作为56届入学的校友参加了活动，见到了当年教过我的老师和校友，见到了那棵大槐树，还有我曾经读书的那间教室。几十年前的往事像潮水一般涌来。

我在东交民巷小学一直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少先队大队长，两届北京市小学生优秀奖章获得者，几篇作文被当作范文曾在市内其它小学的课上朗读。又曾被学校推荐报考北京市少年宫朗诵组，成为骨干成员成天受邀出演节目，还多次担任五一、十一游园活动中的少年报幕员，在一次军事飞行表演上受到过贺龙元帅的亲切接见。这些童年时光的快乐随着岁月的累积逐渐淡化了、淡忘了，而真正沉淀下来，被记忆之灯不断点亮的，是您对我倾注过心血的那些琐事，那些当时的我不可能理解却照亮了我一生道路的熠熠发光的珠玑。

记得那是49年前，1956年的9月1日，您领着我第一次踏进东交民巷小学的大门。操场上站满了家长和孩子，大家欢声笑语，而我觉得一切都那么新鲜和陌生，不敢离开您半步。

当时您和爸爸为什么要我上这所小学？我只知道东交民巷小学离家最近，就隔一道墙，墙这边是市委机关宿舍和办公室，墙那边就是这所小学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东交民巷小学向外扩展，我曾经住过的市委宿舍的院落拆除了，4层楼的小学新校舍拔地而起。）长大以后您才告诉我，那时父亲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我还没到上学年龄，早就有市委机关的干部拿着当时北京所有干部子弟学校的名单来找爸爸，什么育英、育才、北京、八一等等，要他圈定一个，被爸爸和您拒绝了。您们俩人的意见完全一致，不上干部子弟，我的女儿要上平民小学。这不仅仅是为了您们不搞特殊化，更重要的是给我创造一个和普通市民的孩子一起成长的环境，打掉干部子弟的优惠感，让我和平民子弟建立起情感和友谊。

我清晰地记得，我的同学里有不少人家庭很困难。他们的父亲是周围大机关的工友，母亲没工作，有的同学冬天穿着很单薄，学校组织活动总是很难参加，因为拿不出一文钱。而且有些男同学因为淘气，不服家长和老师管束，成绩不太好，总是在留级的边缘上晃荡。我回家跟您讲了，您就鼓励我要尽力帮助同学。班上组织了学习小组，我自告奋勇成了班后课余的小老师，每天放学都到同学家给补课，常常搞得很晚才回家。有的同学交不上活动费，我就向您要些钱替他们交上。

记得一个同学冬天没有棉衣，您把我的衣服还有爸爸的一条最厚的棉裤找出来，让我送给那个同学。还有个同学没有母亲，父亲在纺织部看门，我到她家去玩，感到她家的生活真得很难过，回来对您说了，您就拿了20元钱交给我，鼓励我自己想办法给他们。我和这个同学感情很好，她父亲性格温厚善良，待我和自己的女儿一样，我见了他怎么也说不出这话来，对这个同学也讲不出来，最后趁屋里没人的时候，悄悄地将钱塞在褥子下面了。这一幕至今深深烙在我的脑海里。是您，让我怀着和他们一样的情感，站在和他们平等的立场上，非常自然的做着自己该做的事。

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正值国家遇到三年困难时期，班上的中队委孙胜利要和她的奶奶回山东文登老家农村了，不会再回北京了。我向您讲了我们班上想开个欢送会，送他一件纪念品，我问您，送一支钢笔，再刻上字好不好？没想到，没过几天，您居然把一支锃亮的黑杆金星钢笔递给我，上面刻了“孙胜利同学留念，东交民巷小学五年级二班全体同学赠”。7年后的1968年，孙胜利来北京串联，找到了很多小学同学，却没能找到我。这是因为文革一开始，父亲就被打成三角村的黑干将、四家店的黑掌柜，全家被扫地出门，昔日所有的亲朋联系统统断绝。孙胜利离开北京后几个月，我才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传达室里找到了他留给我的一封信。这封让我一辈子记住的信，开头这样写道：“杨团团，我的好同学，你不会倒下，我相信你一定会站起来的。”我至今记得第一次看到这封信时的情感，眼泪一下子就奔涌出来了。不仅仅是受到鼓励的感动和激动，还有被人理解的籍慰、决不服输的坚强，以及久违了的亲情和友情。和孙胜利，我至今保持着联系，我们都不会忘记，是您，还有您送的这支钢笔——这个友情的信物，联结了我们自少年、青年一直到老年都很纯真的友谊。

记忆中最深刻的小学老师，莫过于三年级时我的班主任胡淑文老师了。

胡老师小时候肯定患过唇腭裂，记忆中最清晰的特征就是她的嘴唇上有疤痕。她个子矮矮的，微胖，教语文，又做我们的班主任，印象中，是一个负责的和蔼的人。照例，她像所有的老师一样地喜欢我，给我的成绩打高分，操行评定从来都是“优”，评语中甚至连缺点都没有。但是，您向她“告状”的那件事却在一时间让我对她怕得要死。

那时您和爸爸都是负责干部，一进城在团中央定行政级别时，分别定为8级和10级。刚解放时您们才30岁出头，这样的级别是很高的。后来我听您说起过，您们两个人的基本工资当时加起来差不多500元（后来毛主席带头，负责干部减工资，您们也有440多元），只有我一个孩子，比当时副总理全家的人均工资高很多——因为一些负责干部的夫人级别一般都不高，而家里孩子多。当时，您们将工资放在卧室前的办公桌的中间抽屉里，抽屉不上锁，需要用钱会当着我的面从抽屉里取用。我那时没什么零用钱，需要花钱就跟您要。看到隔壁的合作社进了点心糖果，尤其是一次进了酒心巧克力，我馋得不行，就偷偷地从中间抽屉里抽出几张钞票，拿去买点心和糖果。一时吃不完就晚上在被窝里猫着吃，吃得一被窝桃酥渣子，还把酒心巧克力送给爸爸的警卫员小何叔叔吃。小何叔叔问哪来的钱买这么贵的糖？我抹抹嘴：“妈妈给的。”自然，这样做没两次就被您发现了。

您找来了教育家——我的三姨魏莲一，当时任北京铁路二中的校长。三姨找我问了一番话，之后不知道和您说了些什么。您把它的抽屉锁上了，在厨房的抽屉里放进了一个雪白的小碗，底座和盖子都像甜瓜一样有棱有角的，很漂亮。她每天会在这个小碗里放一点儿吃的，不是几块点心，就是几块糖。她告诉我，这个抽屉是你的，这个漂亮的小碗也是你的。你想吃东西，就到这个小碗里来拿，它总是会有的，拿不完的。我那时懵懵懂懂地照办了。也奇怪，这样的日子过了没多久，我就主动地告诉您，不用每天给小碗里填吃的了，我不想吃了。我的零食瘾就这样被彻底戒掉了，直到我成年后看到许多身边的女人吃零食，而且这习惯到老了都改不掉，我才更加领悟您和三姨的苦心。

而我对自己犯下的错误的认识，却是从您找我的班主任胡老师谈话开始的。大约在三姨找我谈话后不久。一次，您打电话约了胡老师，要到我们学校去。那时快期末了，我的小心眼里马上意识到您要向胡老师告我的状。我的心扑通扑通跳，您会告诉老师些什么呢？老师会不会批评我，会不会不喜欢我了，期末的操行评定会不会降级了？那一天，您从家里到学校去，我悄悄地跟在您后面二、三十步远，不让您发现我。一直跟到学校，看着您进了胡老师的备课室，就等在外面，直到胡老师送您出来。我只听见胡老师对您说：“放心吧”也不明白您担心的是什么，胡老师为什么要您放心？不过，我却着实地担了好一阵子心。期末成绩册发下来，我的操行评定是优，老师照旧写了一堆表扬我的话，我才觉出点什么来。妈妈肯定告诉胡老师了，胡老师肯定知道我错了，但是她们谁都没有找后帐，和以前一样地对待我。我越想越觉得羞惭，觉得自己真的错了，不该拿您的钱，不该背着您买零食。好学生不该是做给老师和同学看的，好学生不仅在学校里，还应该在所有的地方，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做得好才行。我不知哪里来的勇气，翻开成绩册，拿起您用的蘸水钢笔，学着大人写字的样儿，把操行评定栏中“优”字划掉，写上了一个大大的“差”字，后面还批注了一行字“拿妈妈的钱”。

这份成绩册一直陪伴着我度过了我的少年时光。我后来再不遮掩自己的错误了，不仅仅在行动上而且在心理上也能坦然地面对自己所有的行为了。记得几年后我上了师大女附中，初二时一次数学考试没考好，期中考试没及格，57分，期末考了90多分，总评是良。暑期里我的舅舅从三峡工地回来，在客厅翻到了我所有的成绩册，也看到了我自己批改的操行为“差”的成绩册，问我怎么回事？我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舅舅笑了，笑得一脸灿然。

坦诚、善良、公正、热诚、乐于助人、勇于承担——这些做人的基本品质，都是您啊，我亲爱的妈妈，在我的童年时光，一点一滴地栽进我的心田的。蓄势待发的禾苗，一灌溉追肥就会向上拔节，雪白的宣纸，一滴墨就会渗透纸背，人的少年时代呀，真的是最好的吸收养分的时代。如今，我不仅作了妈妈，而且快做奶奶了，我才懂得做妈妈的艰辛，懂得您曾经付出的对我的深情和期待。



我的“伯乐”韦君宜





我不知道为什么,对一个人深入的回忆,非要到他逝去之后。难道回忆是被痛苦带来的么?

一九七七年春天我认识了韦君宜。我真幸运,那时我刚刚把一只脚怯生生踏在文学之路上。我对自己毫无把握。我想,如果我没有遇到韦君宜,我以后的文学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我认识她几乎是一种命运。

但是这之前的十年“文革”,把我和她的历史全然隔开。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并不清楚她是谁,这便使我相当尴尬。

当时,李定兴和我把我们的长篇处女作《义和拳》的书稿寄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尽管我脑袋里有许多天真的幻想,但书稿一寄走便觉得希望落空。这因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公认的国家文学出版社。面对这块牌子谁会有太多的奢望?可是没过多久,小说北组(当时出版社负责长江以北的作者书稿的编辑室)的组长李景峰便表示对这部书稿的热情与主动,这一下使我和定兴差点儿成了一对范进。跟着出版社就把书稿打印成厚厚的上、下两册征求意见本,分别在京津两地召开征求意见的座谈会。那时的座谈常常是在作品出版之前,绝不是当下流行的一种炒作或造声势,而是为了尽量提高作品的出版质量。于是,李景峰来到天津,还带来一个身材很矮的女同志,他说她是“社领导”。当李景峰对我说出她的姓名时,那神气似乎在等待我的一番惊喜,但我却只是陌生又迟疑地朝她点头。我当时脸上的笑容肯定也很窘。后来我才知道她在文坛上的名气,并恨自己的无知。

座谈会上我有些紧张,倒不是因为她是“社领导”,而是她几乎一言不发。我不知该怎么跟她说话。会后,我请他们去吃饭——这顿饭的“规格”在今天看来简直难以想像!一九七六年的大地震毁掉了我的家,我全家躲到朋友家的一间小屋里避难。在我的眼里,劝业场后门那家卖锅巴菜的街头小铺就是名店了。这家店一向屋小人多,很难争到一个凳子。我请韦君宜和李景峰站一个稍松快的角落,守住小半张空桌子,然后去买牌,排队,自取饭食。这饭食无非是带汤的锅巴、热烧饼和酱牛肉。待我把这些东西端回来时,却见一位中年妇女正朝着韦君宜大喊大叫。原来韦君宜没留意坐在她占有的一张凳子上。这中年妇女很凶,叫喊时龇着长牙,青筋在太阳穴上直跳,韦君宜躲在一边不言不语,可她还是盛怒不息。韦君宜也不解释,睁着圆圆一双小眼睛瞧着她,样子有点窝囊。有个汉子朝这不依不饶的女人说:“你的凳子干吗不拿着,放在那里谁不坐?”这店的规矩是只要把凳子弄到手,排队取饭时便用手提着凳子或顶在脑袋上。多亏这汉子的几句话,一碗水似的把这女人的火气压住。我赶紧张罗着换个地方,依然没有凳子坐,站着把东西吃完,他们就要回北京了。这时韦君宜对我说了一句话:“还叫你花了钱。”这话虽短,甚至有点吞吞吐吐,却含着一种很恳切的谢意。她分明是那种羞于表达、不善言谈的人吧!这就使我更加尴尬和不安。多少天里一直埋怨自己,为什么把他们领到这种拥挤的小店铺吃东西。使我最不忍的是她远远跑来,站着吃一顿饭,无端受了那女人的训斥和恶气,还反过来对我诚恳地道谢。

不久我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借去修改这部书稿。住在北京朝内大街166号那幢灰色而陈旧的办公大楼的顶层。凶厉的“文革”刚刚撤离,文化单位依然存在着肃寂的气息,揭批查的大字报挂满走廊。人一走过,大字报哗哗作响。那时伤痕文学尚未出现,作家们仍未解放,只是那些拿着这枷锁钥匙的家伙们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出版社从全国各地借调来改稿的业余作者,每四个人挤在一间小屋,各自拥抱着一张办公桌,抽烟、喝水、写作;并把自己独有的烟味和身体气息浓浓地混在这小小空间里,有时从外边走进来,气味真有点噎人。我每改过一个章节便交到李景峰那里,他处理过再交到韦君宜处。韦君宜是我的终审,我却很少见到她,大都是经由李景峰间接听到韦君宜的意见。李景峰是个高个子、朴实的东北人,编辑功力很深,不善于开会发言,但爱聊天,话说到高兴时喜欢把裤腿往上一捋,手拍着白白的腿,笑嘻嘻地对我说:“老太太(人们对韦君宜背后的称呼)又夸你了,说你有灵气,贼聪明。”李景峰总是死死守护在他的作者一边,同忧同喜,这样的编辑已经不多见了。我完全感觉得到,只要他在韦君宜那里听到什么好话,便恨不得马上跑来告诉我。他每次说完准又要加上一句:“别翘尾巴呀,你这家伙!”我呢,就这样地接受和感受着这位责编美好又执著的情感。然而,我每逢见到韦君宜,她却最多朝我点点头,与我擦肩而过,好像她并没有看过我的书稿。她走路时总是很快,嘴巴总是自言自语那样嗫嚅着,即使迎面是熟人也很少打招呼。可是一次,她忽然把我叫去。她坐在那堆满书籍和稿件的书桌前——她天天肯定是从这些书稿中“挖”出一块桌面来工作的。这次她一反常态,滔滔不绝;她与我谈起对聂士成和马玉昆的看法,再谈我们这部小说人物的结局,人物的相互关系,史料的应用与虚构,还有我的一些语病。她令我惊讶不已,原来她对我们这部五十五万字的书稿每个细节都看得入木三分。然后,她从满桌书稿中间的盆地似的空间里仰起头来对我说:“除去那些语病必改,其余凡是你认为对的,都可以不改。”这时我第一次看见了她的笑容,一种温和的、满意的、欣赏的笑容。

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个笑容。随后,她把书桌上一个白瓷笔筒底儿朝天地翻过来,笔筒里的东西“哗”地全翻在桌上。有铅笔头、圆珠笔心、图钉、曲别针、牙签、发卡、眼药水等等,她从这乱七八糟的东西间找到一个铁夹子——她大概从来都是这样找东西。她把几页附加的纸夹在书稿上,叫我把书稿抱回去看。我回到五楼一看便惊呆了。这书稿上密密麻麻竟然写满她修改的字迹,有的地方用蓝色圆珠笔改过,再用红色圆珠笔改,然后用黑圆珠笔又改一遍。想想,谁能为你的稿子付出这样的心血?

我那时工资很低。还要分出一部分钱放在家。每天抽一包劣质而辣嘴的“战斗牌”烟卷,近两角钱,剩下的钱只能在出版社食堂里买那种五分钱一碗的炒菠菜。往往这种日子的一些细节刀刻一般记在心里。比如那位已故的、曾与我同住一起的新疆作家沈凯,一天晚上他举着一个剥好的煮鸡蛋给我送来,上边还撒了一点盐,为了使我有劲熬夜。再比如朱春雨一次去“赴宴”,没忘了给我带回一块猪排骨,他用稿纸画了一个方碟子,下面写上“冯骥才的晚餐”,把猪排骨放在上边。至今我仍然保存这张纸,上面还留着那块猪排骨的油渍。有一天,李景峰跑来对我说:“从今天起出版社给你一个月十五块钱的饭费补助。”每天五角钱!怎么会有这样天大的好事?李景峰笑道:“这是老太太特批的,怕饿垮了你这大个子!”当时的一句笑话,今天想起来,我却认真地认为,我那时没被那几十万字累垮,肯定就有韦君宜的帮助与爱护了。

我不止一次听到出版社的编辑们说,韦君宜在全社大会上说我是个“人才”,要“重视和支持”。然而,我遇到她,她却依然若无其事,对我点点头,嘴里自言自语似的嗫嚅着,匆匆擦肩而过。可是我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没有交流的接触方式。她不和我说话,但我知道我在她心里的位置;她是不是也知道,我虽然没有任何表示,她在我心里却有个很神圣的位置?

在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神灯前传》出版时,我去找她,请她为我写一篇序。我做好被回绝的准备。谁知她一听,眼睛明显地一亮,她点头应了,嘴巴又嚅动几下,不知说些什么。我请她写序完全是为了一种纪念,纪念她在我文字中所付出的母亲般的心血,还有那极其特别的从不交流却实实在在的情感。我想,我的书打开时,首先应该是她的名字。于是《神灯前传》这本书出版后,第一页便是韦君宜写的序言《祝红灯》。在这篇序中依然是她惯常的对我的方式,朴素得近于平淡,没有着意的褒奖与过分的赞誉,更没有现在流行的广告式的语言,最多只是“可见用功很勤”,“表现作者运用史料的能力和历史的观点都前进了”,还有文尾处那句“我祝愿他多方面的才能都能得到发挥”。可是语言有时却奇特无比,别看这几句寻常话语,现在只要再读,必定叫我一下子找回昨日那种默默又深深的感动……

韦君宜并不仅仅是伸手把我拉上文学之路。此后伤痕文学崛起时,我那部中篇小说《铺花的歧路》的书稿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内部引起争议。当时“文革”尚未在政治上全面否定,我这部彻底揭示“文革”的书稿便很难通过。一九七八年冬天在和平宾馆召开的“中篇小说座谈会”上,韦君宜有意安排我在茅盾先生在场时讲述这部小说,赢得了茅公的支持。于是,阻碍被扫除,我便被推入了“伤痕文学”激荡的洪流中……

此后许多年里,我与她很少见面。以前没有私人交往,后来也没有。但每当想起那段写作生涯,那种美好的感觉依然如初。我与她的联系方式却只是新年时寄一张贺卡,每有新书便寄一册,看上去更像学生对老师的一种含着谢意的汇报。她也不回信,我只是能够一本本收到她所有的新作。然而我非但不会觉得这种交流过于疏淡,反而很喜欢这种绵长与含蓄的方式——一切尽在不言之中。人间的情感无须营造,存在的方式各不相同。灼热的激发未必能够持久,疏淡的方式往往使醇厚的内涵更加意味无穷。

大前年秋天,王蒙打来电话说,京都文坛的一些朋友想聚会一下为老太太祝寿。但韦君宜本人因病住院,不能来了。王蒙说他知道韦君宜曾经厚待于我,便通知我。王蒙也是个怀旧的人。我好像受到某种触动,忽然激动起来,在电话里大声说是呀,是呀,一口气说出许多往事。王蒙则用他惯常的玩笑话认真地说:“你是不是写几句话传过来,表个态,我替你宣读。”我便立即写了一些话用传真传给王蒙。于是我第一次直露地把我对她的感情写出来,我蛮以为老太太总该明白我这份情意了。但事后我知道老太太由于几次脑血管病发作,头脑已经不十分清楚了。瞧瞧,等到我想对她直接表达的时候,事情又起了变化,依然是无法沟通!但转念又想,人生的事,说明白也好,不说明白也好,只要真真切切地在心里就好。

尽管老太太走了,这些情景却仍然——并永远地真真切切保存在我心里。人的一生中,能如此珍藏在心里的故人故事能有多少?于是我忽然发现,回忆不是痛苦的,而是寂寥人间一种暖意的安慰。

(摘自《冯骥才自述》,大象出版社2003年9月版,定价:27.20元。社址:郑州市经七路25号,邮编:45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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