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文：《清华七二七事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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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七二七事件》序

川文

一

　　庸常的日子大抵雷同、容易淡忘，革命的岁月风起云涌、记忆难以磨灭。在清华文革“老五届”的脑海里，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７日永难忘怀。

　　是日晨，数万之众的军民队伍、以“首都工人、农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名义，开进清华制止两派武斗，遭蒯大富为首的团派武装抵抗，发生５死７３１伤的重大血案，史称“７·２７事件”。

　　历数文革大事件，论冲突规模、伤亡严重，“７·２７事件”与重庆、广西武斗相比，无异于小巫见大巫；比轰轰烈烈、影响广泛，也无法与上海一月夺权相提并论；７·２７既没有武汉“７２０事件”那样惊心动魄；更比不上“９１３事件”那样神秘莫测、震惊中外；“７·２７事件”在文革史上的重要意义，却足以与上述事件比肩。但迄今为止的文革回忆和研究中，７２７事件普遍被忽视，除唐少杰先生的《一叶知秋》、以及若干亲历者的片断回忆外，以７２７为主题的文革史著述，至今总体尚付阙如，诚为文革史、特别是清华文革史研究之缺憾。

　　近闻胡鹏池、但燊的新作《清华７２７事件——１９６８逻辑性历史文学探析》（以下简称《清华７２７》）即将付梓，即翘首以盼、欲一睹为快。

　　窃以为该书题材选择眼光独到、出书时间恰到好处、担纲作者他人亦难匹俦，为文革史研究补充了重要一页。欣喜之余，忽得作者书札，嘱我为该书作序。笔者始则惶恐，中华乃序之大国，传统观念中大抵德高望重、名彦硕儒，方有作序的资格。而时下风气，则多求名人高官代为序跋，迹近为新书开光。不才一介工匠、向与文坛无缘，何德何能敢斗胆为此书作序？然另请高明的建议未得俯允，或者这一次优选择，亦出于作者的无奈。既然无序不成书，甚至有人断言“书之不堪以无序为最”，总得有人勉为其难。与其请对７２７不甚了了的名家，说几句不痛不痒的话，甚至脱离本书宗旨信口开河，倒不如约７２７的亲历者，秉“释其名而章其义”序之宗旨，作一点背景介绍，写几句读后感言，至少真实可信。而且在立场上，也符合余英时先生《原序》中所主张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于是不揣浅陋、斗胆捉笔，不敢以“阐弘大道”为宗旨，但求“推演事义”，为作者开门揖客而已。固难匹作者之雅望，亦或不至于令此煌煌大作，落得“卿本佳人，奈何有序？”的嗤笑。

　　尽管近年文革题材似为禁区，但海内外的文革著述仍薪火未绝。在文革记事的作品中，《清华７２７》的选题，可谓独具慧眼。文革大事，要么如八届十一中全会、丙辰怀仁堂之变，基本大白天下，没有更多的文章可做。要么如林彪９·１３事件，秘档不宣死无对证，传言推测形形色色、真相始终雾锁深山，文章没法做。而７２７事件始末，虽内幕若明若暗，倘用心发掘仔细钩沉，却大抵玄机可辨。也就是说既有文章可做，文章也做得下去。

　　说该书选题眼光独到，更在于７２７事件在文革中的重要地位。它既是文革行至中场、当局调整战略，运动发生重大转折的里程碑，也是一场内容丰富、情节曲折、阵容豪华的文革大戏，蕴藏着文革研究的宝贵资源。以７２７为界，十年文革可划为上下两个半场，上半场的战略是“破旧”，鼓动造反、天下大乱，主题词是“放”和“乱”；下半场则是“立新”，平息动乱、恢复秩序，致力于“收”和“治”。契合文革发动者总结的“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清华７２７，则是继“七·三”、“七·二四”布告等重拳之后，在皇城之下、文革造反重镇之一的清华，由最高当局亲自策划的治乱战役，是文革上下两个半场战略转折的显著标志。

　　７２７也是文革斗争方向发生根本转变的标志。文革前期的主攻方向，无疑是各级“走资派”。经历了１９６７年的大风大浪、特别是７·２０事件，遭遇军方及其代表的既得利益阶层强烈抵抗后，毛终于不得不囚王关戚以谢天下；不得不放弃文革初大民主、“巴黎公社”等乌托邦的幻想；不得不接受官僚阶层难以根本撼动、仍是其无可替代的统治基础的现实，回到“朕与卿等共治天下”的轨道。在刘邓已被打倒、官僚阶层也受到不小的冲击洗牌后，不再把“走资派”作为斗争主攻方向，以免乱局难收、动摇统治之本。调整斗争方向的令旗，就是文革乃“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这一最高指示，于是历次运动被迫害的“黑七类”再次遭殃，成为转移斗争方向的牺牲。此后清理阶级队伍、清“５１６”、一打三反，一波又一波对草根贱民的迫害，得到文革中各级当权派的坚决拥护和变本加厉的执行，其持续时间、迫害范围和残酷程度，远甚于此前对“走资派”的斗争。

　　７２７还标志着文革组织领导方式的根本转折。此前传统的各级党团和官方组织被踢开，最高当局以军队为后盾，通过“两报一刊”和广播电台，直接面向全国动员指挥。对各地各系统问题的处置，则是通过一场接一场的中央领导接见，听汇报发指令。即使是１９６７年各地陆续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其功能也只限于维持经济和行政事务，基本不具备领导文革的政治权力，北京市革委会对清华、北大的武斗无可奈何，即为明证。自７２７始，情况发生了改变，进入清华的宣传队以北京市革委会、卫戍区的名义派出和指挥，宣传队其实就是历次运动的工作组，至多后来有武装军人压阵，可以算是武装工作队。除７·２８凌晨在非常情况下临时接见外，中央领导事先既未接见，事后更如蒯大富所悲叹再也见不着面。自此对运动的领导和指令，转而主要通过内部文件逐级下达、而非报纸电台直接昭示全国，中央首长接见群众组织基本停止，随着各级党组织的逐渐恢复和军队全面介入，对运动的组织领导，基本回归“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的传统治理科层体制，因军队的介入近乎四九年进城初期的党军体制。文革领导方式的这一根本转变，７２７可视为其分水岭。

　　最后，７２７标志着喧嚣一时的红卫兵运动，终于落下大幕。以蒯大富为代表，“造反派”及头头们的作用、地位和命运，从此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除上海等地因有张、姚、王等文革新贵的特例外，俗称“造反派”的多数群众组织头头和骨干，遭到整肃清洗。充当过文革急先锋的“造反派”，不但为“走资派”所不容，而且越来越不听招呼，胡乱“炮打”、分裂内斗、偏离大方向不断制造麻烦，树敌颇多，令人侧目。尤其是各地造反派私下串联、可能成为卧榻之侧新的异己力量，而且有被黑手操纵的嫌疑，触犯了天条，引起当局的高度警觉和戒备。“北航黑会”受到的格外关注和敌视，可见一斑。自７２８接见之后，头头们被关进自我认罪、相互揭发的“学习班”，从逐步边缘化到被整肃、直至沦为阶下囚。造反派的失宠，固然是兔死狗烹的老戏码、不作不死的新贵故事，而７２７前后的事态发展，更清晰地展示了这一颠覆性改变的来龙去脉。７２７后，以“六厂二校”为样板，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为旗号，开始对大学实行军管、推进迫害教师、摧毁教育的“斗批改”和“教育革命”。而在红卫兵发源地的中学，昔日的红卫兵被动员发配下乡，红卫兵运动自此谢幕成为历史。

　　７２７在文革中的重要地位，还可以从毛对此次行动的格外重视，得到印证。毛一反不过问文革具体事务的常态，亲自对７２７策划部署，在文革中可谓绝无仅有；文革虽用兵频仍，但７２７出动了以禁卫军８３４１部队为核心的３００多名官兵，也是只此一例；“中央首长”文革接见虽数不胜数，但除广场大规模接见红卫兵外，毛、林、周及所有文革要员悉数到场、小范围接见群众组织头头的，更是７２８仅有的一次。如果说文革初期毛关注清华、重视蒯大富，是因为在打倒刘少奇的关键时刻，蒯是颇具杀伤力、也最顺手的一块石头，那么到了１９６８年，蒯已势成鸡肋，毛为何还对清华文革如此重视？其实他所重视的，不是清华的７２７，而是７２７的清华，是从７２７入手实现文革的战略转折。

　　由７２７引发的７２８凌晨接见，俨然文革各路神仙的一场精彩演出。舞台上文革要员们态度的同中有异、情感的难得流露、关系的微妙幽暗、话语的多彩风格，令看客们对这出戏的舞台背景和演员关系、乃至对整场文革大戏，会有更生动深入的理解。７２８宝贵的谈话记录，太值得仔细品味、联想和思考，是品位极高的文革史研究富矿。自此再往后延伸，“７２７事件”还是“梁效”登台、批邓导火线等文革后期热点的渊源所在。说７２７对文革研究有重大意义、称本书选题独具慧眼，应该不是笔者的夸张。

　　如此重要题材的著述，成书于当下，时机也颇为恰当。史学界似有事件发生三十年之后，方可进入研究视野的约定俗成。写得太早，缺乏历史距离感，视野既不免逼仄、观点亦易为情感所局限。尤其是作者的见识，尚未经阅历陶冶、岁月沉淀，笔端所至，或缺少陈寅恪先生主张的“同情之理解”。但倘若至今再不成文，随着一代亲历者日渐凋零，无论是对事件的回忆、史料的搜集，还是对知情者的访谈、当事人的求证、以及得到各方面的批评指正，都将大打折扣。即使有后来者今后对７２７再有所撰述，但要做到本书那样内容具体翔实、背景把握准确、读之有现场感，几无可能。而且此书在当下而不是十年前付梓，还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如今许多亲历者不愿重提文革伤心经历、对本书作者的旧事重提不理解、不赞成、不配合，但曾几何时，文革幽灵却“似曾相识燕归来”，通过对文革的揭露和反思，让年轻人认清文革的本来面目，两位作者推出此书，可谓正当其时。

二

　　一本书的成败，比题材选取恰当、写作时间合适更为重要的，当然是作者的胜任。笔者以为胡、但两位完成此书最堪胜任，并非溢美之辞。孟子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秉亚圣之训，谨对作者其人略加绍介：胡鹏池乃江东人氏（江苏南通），１９６２年入清华就读机械系，１９６８年底毕业离开清华，职业生涯略有曲折终归平淡，谋于稻粱之际仍笔耕不辍。但燊系楚人，１９６３年考入清华自动控制系，１９６８年毕业离校。两人清华文革皆参加４１４派，但燊在清华百日武斗后期还负责过防务，被同侪戏称“但司令”。其实但燊性格温文敦厚，和４１４绝大多数武斗留校的同学一样，绝非勇武好斗之辈，而是念及同窗好友尚被困于科学馆内，出于义愤和义气，无奈充当了４１４的廖化。胡氏在学生时代即喜舞文弄墨、且文采斐然。文革前有不少文史禀赋优异的学子，囿于时代潮流，报考了理工科的清华，鹏池先生当属此列。称其为清华７２７最称职的记述者，还基于以下四点：

　　１，亲历事件。两位都是６６－６８年清华文革的深度参与者，但燊还是清华武斗和７２７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对７２７事件的真实场景和背景起因，当时就了解比较全面，认识亦颇有深度。因经历情感所系，多年来对７２７话题一直十分关注、并收集相关史料，也有比较深入的反思。笔者读各类文革史著述，非亲历者的文字，每令人有“隔”之感，着墨类隔山打牛，陈情似隔岸观火，议论更难免隔靴搔痒。而亲历者笔下如临其境的现场感，生动真实、令人信服的事件逻辑，读之让人不忍释卷。以清华文革为例，若干市井媒体后生，凭道听途说编造的清华文革故事，看几行就只能扔在一边。老托尔斯泰描述贵族生活栩栩如生、写到战争场面却顿失光彩，正是亲历和不曾亲历的巨大反差。即使是笔者素所尊崇的钱理群、秦晖先生亦不能例外，钱先生用自己发明的独裁、官僚、群众三种政治的理论框架，根据可疑的二手传闻，演绎出的清华文革故事，一看就知道作者文革并不在北京、更不在北大清华。秦晖先生从全国看清华、揭示广西７２４布告和清华７２７的内在联系，分析７２７的发生背景，对某些沉湎于从清华看全国、几十年后仍懵然无知的当事人，不啻有醍醐灌顶之效。但涉及清华文革和７２７的具体情节和场景，则每每“郢书燕说”，虽不失“论怀抱则旷而且真”，但离“语时事则指而可想”，已经相当遥远。当然，在７２７团派与宣传队的冲突中，４１４基本上是旁观者，对事件的回忆，虽不难做到冷静客观，但因为并未介入，对冲突双方的行动细节、特别是决策过程，缺乏第一手的了解，叙述中难免有缺失片面、不够准确、甚至失实之处。相信作者会诚恳欢迎当事人、特别是团派诸位头头，予以实事求是的匡正。更期望他们能本着对自己、对事件中贾祸的同学、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也写出亲历者全面真实的回忆。

　　２，政治正确。该词时下虽几近贬义，但笔者仍坚持认为，记述７２７这起重大政治事件、回顾人性得以充分暴露的大规模流血事件，正确的政治立场和人文关怀，皆不可或缺。站在为作恶者袒护辩解的立场、或貌似超脱实则伪善的态度，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必然导致对史实的刻意隐瞒和歪曲解读。笔者所说的政治正确，既非革命喉舌的陈词滥调，更不是庙堂之上的站队看齐。而是雨果所言：“在至高无上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人道主义。”在反对武斗、不满文革人群的内心深处，政治正确并不是狭隘的派性纷争，而是人道主义的良知和情怀。满脑子人文自由、一肚子不合时宜、虽然也读过一些马列的书，但除了“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之外，却依然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的鹏池君，担纲此书的写手，当然是不二人选。相反笔者很难想象，如果由至今仍怀念当年“盛大节日”的文革活化石，由对莫须有的“思潮必胜”念兹在兹的“理论家”，由标榜最早反对文革、实则文革“冲锋队”的老红卫兵，或者让不知家国情怀为何物、但求听话出活的红色工程师们来写７２７，会持何种立场、会写出怎样的场景、又能给读者什么样的启发？

　　３，秉笔直书。笔者与两位作者是同时期的校友，在校时多有过从、亦颇知其为人。特别是鹏池先生，虽貌似儒雅，实性近子路。对灭绝人性的革命暴行、罔顾真相的政治谎言，一向深恶痛绝、不假辞色。其发微钩沉、还原历史真相的能力和效果，或有可商之处，然秉笔直书、力求忠于史实的态度和立场，则毋庸置疑。况言出有据、逻辑严谨，本乃理工学子叙事之优势。和大嘴文人的天马行空、信口开河，判若云泥。其人其文，与班固所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庶几近之。

　　４，言而有文。叙述清华７２７的庞大场面和复杂人事，自然要有相当的文字功力，“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如笔者等，绝难担当此任。鹏池先生长于写作、素有文采，在校时即稍有文名，近年更驰骋文坛，有《芦花瑟瑟》等文章作品面世，一不小心俨然跻身文坛作家之列。近年《清华园的一只蝴蝶》一文，依据有限但可靠的史料，以环环相扣、步步为营的缜密推理，还原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伊始，周恩来亲临清华搜集材料、为毛氏《炮打司令部》提供要害炮弹的史实。凡当年亲历者，相信读后皆不得不为之叹服。胡、但在本书写作中，仍沿用推理考证之笔法，且行文汪洋恣肆、娴熟老练，笔端热烈情感和冷静理性并具，可谓文质皆胜、文质彬彬。

　　当然，对本书的观点和写法，笔者并非毫无保留。兹不避浅陋，略加点评，亦可借此就正于读者和作者。首先是本书体裁，作者名之曰“逻辑性历史文学探析”，这就让落伍如我，很有些费解。虽然文史不分家的传统“古已有之，于今为烈。”但具体到一篇文章、一本书，究竟属于历史还是文学，古今作者和学界皆有明确定位，并不含糊。本书倘冠名“历史文学”，按汉语语法修辞，即属虚构的文学范畴，不限史实、毋庸考证，严密的逻辑推理更形同蛇足。但这本书的宗旨和写法，却明明又是春秋史笔，与书名大相径庭。在历史本该止步之处，却任文学的笔端徜徉，岂能以史笔存世？叙述历史却立意文学，行文之间，于史事或偏爱戏剧性情节，于人物则钟情脸谱化描述，难免和忠于史实的初衷相悖。文学的热烈情感，也会妨害在回顾历史时，做到对历史和历史人物冷静客观。出于对文学情结的不舍，以及对此前作品中推理成功的方法自信，本书在史料搜集考证和情节演绎推理之间，略显失衡，有本末倒置之憾。推理固然要有相当的能力，也具备重要的价值，但再高超的推理，也抵不上一条可靠的原始史料。搜集史料固难，但有些并不难做到的当事人访谈，似乎功夫还下的不够。特别是以“知道会是什么结果”为理由，拒绝就有关情节向态度相左的当事人求证，诚为失策。其实无论今天当事人如何回答，都是可资参照考证的资料，哪怕是谎言，既不难揭穿，也足以刻画半个世纪后各色人等的态度，立此存照，又有何妨？此种武断或导致该书本可避免之硬伤。总之，在古老的历史和文学之间，硬要创新出一个性别可疑的体裁，难免因辞害义、招致误解。对所谓“逻辑性历史文学”的体裁，笔者委实不敢苟同。

　　其次是对７２７事件的基本背景、即清华两派之争，缺乏介绍，不知系无心忽略、还是刻意回避。这必然让局外之人、后世读者，对本书的理解发生困难。进入１９６７年的文革，各地各单位的群众组织，普遍形成刀枪相见、你死我活的两大派。其原因和规律值得专题研究。两派都高举文革大旗，崇拜红太阳、斗争走资派、砸烂旧世界。除了少数地区确有受权力当局操纵的“保皇派”外，大多只是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历史、对具体的人和事、对权力的分配争夺，存在分歧对立。清华的两派并无特别之处，声称两派分别代表正确和错误的观点和路线，实大谬不然。蒯大富麾下简称团派的井冈山兵团，无疑是是典型的文革造反派，亦深得毛和中央文革支持，得到各地造反组织的拥戴。但一时风光无限的蒯大富们却因此头脑膨胀，不断为自己挖坑导致垮台，应了那句老掉牙的话：“上帝让你灭亡，首先让你疯狂。”而４１４不过是清华园里当时的反蒯联盟，思想和组织颇为驳杂，在反蒯的过程中，逐渐滋生了对文革和中央文革的不满，以至于按“对４１４也要区别对待”的最高指示，沦为需“区别对待”的另册。４１４反对中央文革，虽仅限于腹诽偶语，但多半拜蒯大富小报告所赐，文革当局对此早有成见，这并非今日之自矜，而是有７２８接见时的“御赐”：先是江青一吐为快：“四一四专门反对中央文革，也反对总理，康生，”毛也毫不掩饰：“我才不高兴那个四一四，那个四一四是反对我们的。”江青于是干脆明说：“四一四是反对我的。”看齐意识很强的谢富治不甘落后：“四一四也是反对我的。”而所谓“４１４思潮”，不过是４１４里的几个人，本着或许良好却失之片面和幼稚的模糊愿景，编造的一个清华梦，并未摆脱文革专制思想的镣铐和牢笼。既不能代表４１４大部分成员的真实思想，更不曾成就过够得上“思潮”的宏大气象。只是７２８经领袖加冕，令个别人从此自恋自信，象莫泊桑《项链》中的女主人公，对此没齿难忘、堪为悲剧。与所谓４１４思潮不同，４１４在武斗前后的表现却可圈可点：武斗前坚决反对团派挑起武斗；武斗发生后强烈要求制止武斗；最后７２７全力支持宣传队平息武斗；书中对武斗问题、特别是７２７事件中两派的是非曲直，没有刻意回避，对各色人物的言行臧否，同样秉笔直书，这或许会被某些人指责为派性。但如果所谓派性，是以被文革当局宠爱有加还是被视为须“区别对待”的另类、是以挑起武斗不惜杀戮同窗还是坚决反对武斗、是以否定文革还是怀念文革来划分，那这样的派性指责，无异于是对该书政治正确的褒奖。也许有人又要说，４１４反对武斗，是因为在武斗中处于劣势、制止武斗对４１４有利。笔者作为亲历者必须澄清，４１４在武斗中的劣势其来有自，一是因为本来反对武斗始终处于守势；二是领导层头脑清醒，秉持对自己、对同窗负责的人道精神，禁止主动伤害和采取极端手段；三是４１４乃“在野党”，无武斗资源优势；四是外部特别是高层对蒯大富的支持。但无论如何，在７２７这一天，同一支手无寸铁的宣传队、事先并无任何倾向，队伍同时开至清华两派据点、同样要求“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交出武器”，一派“无为无不为”，合作执行、毫发无伤。另一派则无所不为，断然拒绝、疯狂对抗，甚至开枪扔手榴弹致使多人死伤。让原本不持立场的数万宣传队员，顿时对清华两派有了鲜明的好恶或曰派性，毛、江对此也只有顿足骂道蒯大富真蠢。无论事先对清华两派有过怎样的成见，无论是当时还是在今天，恐怕没有任何人、能找到任何理由，说７２７事件中４１４有任何过错、团派又正确在哪里，能给出与本书相反、没有“派性”的记述和评价。

　　行文至此，笔者不禁要思考一个问题：年龄相仿、教育环境相同、家庭背景虽形形色色但并无相关性，学习生活在同一校园内的学生，对文革、特别是对武斗的立场和行为，为什么居然如此泾渭分明？借用宣传队成员的话，“咋就差别这么大呢？”解释难免众说纷纭、见仁见智，或自以为是、或怨天尤人。笔者对此亦曾思索良久，一时不得要领。后读阿伦特似有所悟：文革中多数荒唐行径乃至罪恶暴行，皆属暴力革命大潮中“平庸的恶”，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无论是俄罗斯十月革命、三十年代西班牙内战，还是绵延千年的中国农民造反和内战，“平庸的恶”皆充斥其间。但另有一种恶，姑名之曰“权力的恶”或“台上的恶”，也值得关注和研究。在专制统治或革命时代的政治斗争中，哪怕只是局部和暂时的权力，都会严重腐蚀执掌权柄的一方，令其犯下的罪与恶，远甚于尚未掌握太多权力的在野一方。并非是后者比前者有更高的道德情操，而是一切权力都具有自我维系和巩固的本能，不择手段，借助无从制约的专制权力或以革命的名义暴力作恶，是取得和巩固权力的首选和捷径。其最高形式，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杀戮，就是大规模的迫害和镇压。权力不但是腐败的土壤，也是暴行的温床，绝对的权力导致极端的暴力。当这种杀戮和迫害是以革命的名义、或高举崇高理想的旗帜，犯罪者则更加理直气壮和肆无忌惮，后果也更为恐怖和惨烈。蒯大富们信奉只要为了革命可以不择手段，大兴和道县令人发指的文革惨案，皆为铁证。后者尚无更多作恶的权力和资源，只能主要以道义为号召，吸引理想主义者和社会精英，获得大众同情和支持。一个甲子的国共斗争史，逃亡之前的国民党尽显权力的恶，占领道义高地的中共，一度对普世价值的呼唤，亦自有其真诚和理想主义的成分。中共停止内战的呼声，和４１４对制止武斗的诉求，本质如出一辙。然而一旦形势反转，权力的恶又将重演轮回的悲剧。环球百年，慷慨激昂的革命者，倘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最终变身作恶多端的独裁者，类似的故事一直在上演。台上的刘少奇，说党的决议就是法律，被赶下台后，却想起诉求法律保护自身人权。同一个蒯大富，从自己被王光美限制人身自由、到在“罗文李饶”法西斯专案组中迫害师长，相距不到一年！４１４在武斗和７２７事件中，之所以没有更多的作恶，无关道德、更不是思潮正确，而是４１４彼时和权力的恶，还基本无缘。同样７２７后在清华掌权的，如果不是迟群而是蒯大富，权力之恶恐有过之而无不及。

　　本书还有一点缺憾，或属笔者的求全责备。鲁迅批评中国传统史籍体例，多聚焦庙堂，不啻是帝王将相的家谱，诚切中要害。此弊来自家天下的政治体制，皇帝就是政权、政权就是国家，不可以苛求于史家。写文革和清华７２７，倘能不完全落此窠臼，当可令人物光谱更为丰富、历史内容更加厚重。也就是说，蒯大富们固然是７２７当然的主角，大会堂里的各路神仙更关键重要，但此外还有许多情节和人物值得一书，不应吝于笔墨。首先是作为事件的另一方，宣传队各工厂的领队和普通工人军人，他们不应该仅仅出现在冲突现场和伤亡数字中，他们在７２７前后的所见所闻、所言所行，生动宝贵的史料值得发掘。伟大统帅口中的“炮灰”，即清华双方武斗人员、包括为团派助战的外地人员，他们参加武斗的原因和想法、他们在７２７的所作所为、他们后来的典型遭遇，似亦可单辟一章。“炮灰”们的家长、清华园的普通居民、清华周围和北京城里的市民对文革、武斗和７２７事件的看法，对于叙述和理解清华７２７，亦不可或缺。当然增补这些内容，显然超出两位作者目前的条件，不知可否期待未来的续篇或作者。

三

　　美国社会学家Wrong有言：“脱离了问题，答案没有意义。”笔者赞同此说，在本序最后，不避续貂之嫌、蛇足之讥，就７２７的若干问题略加探讨，既对一直为７２７当事人所困惑的问题，尝试作一些解答，也希望借此能帮助读者，对７２７、对文化革命有更清楚的认识。

　　本书读者多半会奇怪，在首善之区的北京、距中南海仅数公里的中国最高学府清华园，当局怎么会容忍武斗双方筑工事挖地道、拼长矛动枪炮、纵火杀人近百日，却不去制止无人过问？据《清华７２７》书中介绍，清华武斗初起，驻校海军宣传队、北京卫戍区、市革委，都曾出面制止但毫无效果。诡异之处在于，一天后所有来自官方的声音和行动皆嘎然而止，放任清华武斗继续和升级。作者以为，这个“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方针的决策者，舍当时一言九鼎的毛外别无他人，而毛之所以有此貌似不合清理、不负责任的指令，或者有以下的考量：

　　１，尽人皆知，在清华两派之争中，毛江夫妇毫不掩饰对蒯司令的支持。但６７年底，毛和中央已经对全国的派别之争，确立了要求实现大联合、不支一派压一派的战略方针，如果出手帮蒯压垮４１４，会制造一个错误导向的范例，不利全局。何况四面出击的蒯大富在上层树敌颇多，一边倒支持蒯同僚们也很难赞成。而且４１４人数众多也有一定影响，背后有没有上层势力暗中支持亦未可言，搞不好会造成三军无革派及其对立面那样的乱局。但蒯大富倘若能仿效武力打垮上柴联司的王洪文，通过武斗一举平定４１４，毛、江应该是乐见其成。对清华武斗不闻不问，无异于放手让蒯司令开打，但等清华捷报传至中南海。只是蒯司令和４１４的实力对比及武斗进程显然遭到误判，战端虽开却久拖不决，等不到捷报又影响全局只有出手制止。所以７２８接见时毛说：“４１４，几千人，你搞也搞不掉”、“要消灭４１４也不行”，遗憾失望之情，溢于言表。

　　２，原来设想文革半年或一年收场，但两年过去，文革前期风云际会的北京高校，多数仍深陷派仗毫无头绪。当初天下大乱仰仗北京高校，如今由乱到治也必须先把高校搞定。但北京高校文革究竟如何收场，毛在四月也许还没有考虑好最后方案，或者上层之间还颇多岐见，暂时不闻不问，也是权宜之计。

　　３，政争中毛的敌情观念之强，无人能出其右，晚年尤甚。７２８接见毛说武斗还有一个好处是“要暴露坏人”，同时宣称怀疑４１４背后有黑手，又敲打蒯大富系被人操纵，不难窥见其放任武斗暴露坏人的心机。本想再演一出引蛇出洞的拿手好戏，不料这一次蒯大富却把他当成了黑手。

　　在中国特色的治理方式中，抓点或曰蹲点，和搞运动、派工作组一样，是传统保留节目。首长或代表首长的夫人、下属到基层抓点，按官场潜规则，其他人一般不染指过问。自６６年７月中旬起，清华文革已被毛格外关注，“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的毛不开口，其他人只有、也乐得作壁上观。直至７２７，无论是老蒯纵火杀人、还是４１４请愿抬尸游行，如此严重破坏首都秩序、影响当局形象的行为，各级大员统统若无其事，再也无人过问。

　　那为何到了６８年７月，毛又下决心出手制止清华武斗？这要“从全国看清华”。６７年武汉７２０事件后，当局一改“文攻武卫”、“武装左派”、“抓军内一小撮”的号召，抛出“反军乱军”的替罪羊“王、关、戚”。平息武斗、弥合派争、稳定局势，成为调整后的文革战略大方向。但直到６８年二季度，大乱的局面仍远未得到控制。彼时刘邓落马已成定局，“杨、余、傅”事件后党内派系暂得新的平衡，召开十二中全会、以全会的法定程序背书二年来的文革成果，为召开九大作准备，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制止武斗恢复秩序、特别是恢复京城秩序，已然是当务之急。在六月中下旬，高层应该对此曾专门研究并作出决断，毛在六月也就此多次放出口风。从“七·三布告”开始，一连串重拳出击凌厉果断。然清华枪声不止，何以号令天下？京城百姓及大小官员，对清华武斗早已啧有烦言，当局为此受到的的非议和压力，从被４１４窃听的谢富治致蒯电话中，亦可见一斑。尤其是进入七月，清华战火愈演愈烈、濒于失控，毛终于再也不能坐视不管，出手制止清华武斗，已成弦上之箭。可惜蒯大富和他的总部委员们、以及麾下的谋士高参、动态组联络员，统统被革命、权力和宠信冲昏了头，居然对此浑然不觉。

　　理解了对清华武斗先放任后制止的前因后果，可能又有人要问：制止清华武斗途径本可有多种选择，既可以遣一哨官兵直接平定；也可以如六六年八月，派文革大员进校宣旨；还可以将７２８召见提前，事先陛前训示。以上方式皆可传檄而定，为什么却要派数万“宣传队”徒手开进清华园，采取这个貌似颇有创意却最终酿成冲突伤亡的方式？

　　这就要从派“宣传队”制止武斗的发明人说起，６８年夏安徽芜湖武斗正炽，在安徽“支左”的驻军１２军军长李德生，以强大武力为后盾，单刀赴会进入武斗据点、晓以大义震慑各方，遏制了武斗升级势头。后又于６８年７月初，从合肥、蚌埠、淮南、马鞍山、铜陵五个地区，抽调大批军队和地方人员，组成强大的宣传队伍进入芜湖，不开枪、未流血，一举平定了全省最严重的芜湖武斗。毛对李德生此举大加赞赏，历来倡导“从群众中来”、又正在考虑如何平息清华武斗的他，必定深受启发乐得效仿。移植安徽经验，组织数万工人进校园“宣传”，师出有名、浩浩荡荡，在酷爱并擅长群众运动的毛心目中，此方案自属首选。同时身边禁卫军的官兵，正在新华印刷厂等六厂“支左”，有直接策划指挥之便，芜湖经验的清华７２７版，由是应运而生。惜乎剧本虽好，但清华和芜湖的舞台环境和演员阵容，却迥然不同，清华７２７这场戏，还是演砸了。

　　明白了７２７为什么采取派“宣传队”的方式，接下来的疑问就是：多年来难得走到前台表演、也基本不介入文革具体事务的毛，为什么对清华７２７，要一反常态、亲力亲为呢？无论是毛自认“黑手”的讲话，还是自周以下一干要员，发生冲突后不敢做主、无所作为的态度，以及谢静宜等当事人的回忆，都充分表明：７２７事件唯一的策划人和总导演，非毛莫属。伟大统帅戎马一生，在地图边调兵遣将或属习惯和爱好，但深层次的原因，恐系以下二点：一是文革前后，毛对同僚及下属已经缺乏信任。从谋划文革时派江青南下沪上，到文革后期留毛远新在京当联络员，其对同僚的提防和猜忌日趋严重，基本上是“你办事，我不放心”。清华武斗事虽不大，影响却不小也十分敏感，委托何人颇费思量。７２７宣传队进清华，周或事先与闻其事，但显然并未参与策划，更不曾得到全权相机处置的授权，这从周破例夜半电话叫醒毛可以得到印证。六六年八月周秉承旨意在清华干的不错，为十一中全会黜刘打开了突破口。然敌存灭祸、敌去召过，共同的对手已去，这次周还能不能忠实贯彻自己的路线方针，实难逆料。江青政治上固然可靠，但从她对清华两派和蒯大富的态度、以及７２７前后特别是７２８接见的表演推测，很可能她并不赞成７２７不偏不倚的做法，而且演员出身的她，平时处理政务不过因人成事，真要独当一面去搞定清华，多半搞砸。张、姚毕竟是书生，调兵遣将非其所长，而且北京不是他俩的地盘，既师出无名，更难以指挥。军委办事组那边本已尾大不掉，让他们介入不但请神容易送神难，还可能将军队的派系纷争带入清华、乱上加乱。北京市谢富治这几个倒是唯命是从，但领会和贯彻战略意图的水平差距不小，而且蒯大富压根就没把他们放在眼里。搞定小小清华园，居然无人可以信赖委托，只有自己出面。由此亦可理解，文革中那个副帅即第二号走资派，为什么一直给其留有后路、充作战略后备。

　　另一原因，则是对形势的误判。本以为有禁卫军亲征并充当指挥和后盾，由北京市和卫戍区出面，数万工人出其不意大兵压境，几百人的武斗队必定望风披靡，兵不血刃即可凯旋而归。最多一直不听话的４１４制造点麻烦，正好趁机修理他们。自然无需另外指派火线总指挥，且卧榻安睡，但等明日胜利报告。然而事态发展却出乎意料，至少有八个没有想到，导致了对形势的误判和失算：１，没想到蒯会武装抵抗。听到蒯派开枪、宣传队多有死伤的电话时，毛的第一反应是“造反派，真的反了！”比愤怒更多的情绪显然是大感意外。可为佐证的是，据“宣传队”的工人事后说，工厂领导当日晨布置任务时，根本就没提到万一遭到抵抗该如何应对。说明布置７２７行动时，虽然毛也提到可能会流血，但从上到下，并没有为遭到抵抗发生冲突做任何认真准备。２，没想到本来打算搭个梯子，让骑虎难下的蒯司令下台，蒯却认定是“杨、余、付”黑后台操纵。既缺乏沟通，又想不到一块，梯子变成了陷阱。３，毛毫不掩饰“我才不高兴那个４１４”，却没想到对宣传队，“４１４反而欢迎，井冈山反而不欢迎”，“反而”的口气显然是意料之外。４１４在７２７无可指责、上下得分，清华今后的戏不大好唱，毛只有悻悻而言：“现在４１４高兴了，井冈山垮台了，我就不信”。４，没想到临时动员的几万工人，不可能象纪律严明的军人，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有抵抗就有冲突，有冲突势必升级甚至流血，直到开枪死伤多人。宣传队必然群情激愤、撸起袖子准备打，局面完全可能失控。５，没想到清华的团派武斗据点内，除了本校学生，还有蒯司令的外省战友，其中不乏历经武斗沙场的凶悍之徒，他们多半不会在７２７置身事外。６，没想到北京清华和安徽芜湖的形势格局大不相同。没见过大世面的安徽造反派，哪能想到“杨、余、傅后台”那么复杂的背景，哪有胆量和驻军直接对抗？蒯大富却自恃毛、江是其后台，压根不把北京市放在眼里，当然更不把来路不明的“宣传队”当回事。在安徽制止武斗，有李军长亲临一线指挥决断，自然稳操胜券。北京这边虽高官如云，却没有责权高度集中的“李军长”。７，没想到清华７２７枪声一响，大小官员、各路人马谁也无从定夺，只有请示周大管家。精明如周，深知圣意难测，既然事先未被委托授权，何必冒风险去收拾局面？只有破例叫醒梦中人请示定夺。８，原来设想７２７行动自己只要幕后策划，在地图边向几名亲信面授机宜就万事大吉。没想到出师不利事情闹大，还必须亲自出面才能收场。经济学家奈特说过，企业家的价值在于把握不确定性，其实把握不确定性对政治人物而言更为重要。毛对７２７剧情发展的不确定性，缺乏预判却师心自用亲自导演，显然应负演出失败的主要责任。

　　毛之所以不让别人插手７２７，应当还有两个小算盘。一是如果委托他人去清华，担心对清华两派，他的态度和立场不能得到忠实体现和贯彻，此前派到清华的海军宣传队即为前车之鉴。毛、江从不掩饰他们对蒯大富的偏爱和支持、以及对４１４的反感和不得已。他们也清楚蒯在上层并不招人待见，７２８接见各方首长对蒯轮番批判围攻，为蒯说好话的也只有他俩。其中固然有外交部两个小耗子说的他们做脸、别人做屁股的情状，但对蒯等动情之处，却也并非全是做戏。毛不问情由，命令立即在大会堂前释放鲍长康、江对陈育延的特别关照、毛退了场又返回叮嘱不要整蒯大富，皆为明证。他们应该估计到，派别人去清华，蒯多半没有好果子吃，而至少在７２７之前，毛对蒯仍然抱有不小的期望。另一个小算盘，则是要借机栽培昵称小谢的谢静宜。毛在晚年，“内举不避亲”、对亲属和身边人的着意提携，有目共睹。虽然后来张姓女子入常的名单真伪莫辨，但小谢可是从７２７开始，几年内从一名机要员，跃升至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委，据说差一点还当上了副委员长。无奈７２７前小谢既无从政经验和资历，又寸功未立，如何拔擢？无论是派长子入朝、还是叮嘱江青要“立新功”，以及文革初推荐《触詟说赵太后》，不难窥见打天下出身的领袖培养身边人的思路。派禁卫军出征清华，让奉旨出朝的小谢出头露面，参与平息清华武斗这桩貌似风险小、影响大的差事，机要员的升迁就有了铺垫。虽然迟群小谢最近在新华印刷厂作出了些成绩，但率领千军万马进清华，只有亲自担纲７２７总导演才方便点将，否则海里人才济济，哪里轮得上小谢？小谢这位通天的机要员，经７２７亮相，就此登上了政治舞台。但点将小谢显然不合常规，和小谢中间隔着好几级的上司、海里大总管汪东兴，不但没有在７２７现场抛头露面，而且７２８接见时众大员皆谈锋甚健，唯独汪一言不发，倘有所纠结和不满亦在情理之中。也许有人要指责此推测系诛心之论，但倘非如此，为什么小谢恰恰在７２７后，被完全不合常规地提拔？为什么在清华秉旨当差卖力气的是迟群，青云直上的却是传旨的小谢？到了丙辰年覆巢之下无完卵，又是“信是生男恶，反是生女好”，迟锒铛入狱、谢却得免牢狱之灾。

　　７２７最大的谜团，也是蒯大富们的最大心结，就是他们忠心耿耿跟着伟大领袖闹文革，一向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和偏爱，直到７２８接见伟大领袖对蒯大富仍然关爱有加，为什么７２７如此大规模行动，居然事先不让中央文革派人知会一声？特别是当天盲从蒯氏命令、打死打伤工人从而被追责、连累后半生的同学，对此尤难释怀、格外怨愤。五十年过去，不但蒯大富们对此耿耿于怀、百思不得其解，甚至一向严谨的史家如秦晖先生，还怀疑此乃毛氏阴谋、故意给老蒯挖坑。事出蹊跷，难怪秦先生的想象大胆，也再次证明面对复杂的历史事件，让非亲历者准确判断其中格局，实在勉为其难。

　　小谢等当事者的回忆说明，不打招呼既非疏忽、更非阴谋，而是事件策划时刻意为之的重要一环。认为出其不意可以防止包括黑手、派性在内的各种干扰，对不战而屈人之兵，更为迅捷有利，所以层层布置时就要求保密，不让清华方面知道，“知道了不好办”。然而事实证明此举失当，是导致蒯大富们顽强抵抗的重要原因。所以面对嚎啕大哭、埋怨为什么不打招呼的蒯大富，毛也意识到不打招呼的失误，颇为尴尬，只好含糊其辞、用一句“招呼其实也是打了的”搪塞过去，接着又反诘蒯“４１４不也没打招呼？”为之辩解。也许毛历来信奉兵者诡道、“形兵之极，至于无形”；也许是他以为４１４反文革反江青、这次可能又对抗中央，正是因势利导予以解决的好机会；也不排除对清华和老蒯比较了解的幕僚，出了这么个“馊主意”，等着看老蒯跳进这个坑。但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毛、蒯之间缺乏了解和沟通，导致相互严重误判。紫禁城那边想的是，你清华在北京市，让北京市给你打招呼足够了，４１４还压根没招呼呢？文革今后要走上逐级指挥的轨道，中央不再直接发话，就从７２７开始。但没想到有中央文革的支持纵容，蒯等骄兵悍将早已不把北京市放在眼里，北京市的招呼对蒯只是耳旁风。清华园这边蒯想的是，这两年走资派乌纱成打落地，一茬又一茬如同割韭菜，谁知道会不会又有大人物要被抛出来？宣传队要是你老人家派的，看在我忠心耿耿斗王揪刘的份上，怎么也该让江青派人知会我一声。蒯没想到他远未被当成远新、小谢那样的自家人，仍属于“王关戚”之流说烹就烹的走狗。紫禁城那边觉得蒯应该明白，在北京搞这么大的行动，我不点头谁敢？周不是说过在北京调一个排的兵也要经毛批准、谢富治不是说在北京开一万人的会也要中央点头吗？你蒯大富怎么会这点政治常识都没有？蒯却以为，文革兵荒马乱，一切皆有可能。“百万雄师”在武汉不是还把你老人家包围了吗？前不久你们不是还在说“杨、余、傅”有黑后台吗？这两年我们在北京不是动不动就搞数万人的行动吗？紫禁城那边想的是，最近中央接二连三出布告、发通令，你们应该领会中央制止武斗、要“收”的意图。蒯想的是，最近形势异常，是中央斗争激烈的表现，赌一把和宣传队背后的黑手斗，保不齐和二年前反王光美一样，立功的机会又到了。紫禁城那边看清华武斗荒唐可笑不成气候，学生娃娃不至于“真的反了”、对手无寸铁的工人动武。蒯大富却以为，宣传队徒手进校，又无首长露面，似乎没有多大来头，二年前来清华为我平反的，可是周恩来率领几乎所有政治局成员。武装斗争是革命的最高形式，考验井冈山人的关键时刻到了，只有不怕牺牲，才能争取胜利。７２７同台演出的两位主角，彼此误解误判如此之深，戏演下去将如何收场，不问可知。总导演气得连连骂道：“你真蠢”！真蠢的家伙除了埋怨为何不打招呼，也只有嚎啕大哭的份了。

　　对盟友和对手的误判，乃政治和军事博弈之大忌。袁氏称帝，系政治误判的典型。冷战期间，美苏为避免相互误判酿成严重后果，进行了大量研究和务实安排。内战时期的中共，得益于卓越的情报工作，对国军动向每能准确判断、多有胜算。然夺取政权之后，在一系列重大政军博弈中，却屡屡误判，每每失算。朝鲜战争前对美国出兵误判；５７年整风和民主党派相互误判；培植盟友从地中海明灯到红色高棉一再误判；９１３之前统帅和副统帅彼此误判；丙辰安排后事对各方势力真实立场的严重误判；后毛时代的己巳年，朝野皆误判酿成灾难；如何防止战略层面的严重误判，也许是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所面临的重大挑战。然而７２７的决策者对于误判及其后果，并没有半点反思和自责，７２８接见时的相视而泣，并非为死伤者一掬同情之泪，而是为戏演砸了、事与愿违而难过。一切过错在愚蠢的蒯大富，没人敢说行动安排有失误。最擅长揣摩主公心态、并在其闯祸后为之开脱的，还数林副统帅，一句“损失最小最小”，就把７２７严重失误之“鹿”，硬指为“成绩最大最大”的“马”，俨然六二年七千人大会的故伎重演。一干与会者随即附和，７２８这一幕，也许是进城后凡遇重大失误的常态，怎能不令人掩卷长叹！

　　文人叙事，每以天气景色描绘为烘托。胡鹏池在他的新作《芦花瑟瑟》中，描写瑟瑟芦花，令情感的寄寓、气氛的渲染，更添文学感染力。《清华７２７》却疏于写景诚为缺憾。７２７当天白昼炎热，下午从科学馆撤出的人群经东西干道东行时，蓬头垢面面色惨白，在阳光下格外刺眼。傍晚时分天公落泪、入夜一度疾风骤雨，令雨中进退两难的宣传队，处境更加狼狈不堪，上万工人又饥渴寒冷、迟迟得不到明确指令，不时枪声乍起、顿时一片慌乱。子夜开进校园的卫戍区军车上，刺刀在雨夜的灯光照射下闪着寒光···宣传队的领队之一，后来入主清华的迟群，对此情此景应难以忘怀，所以７２７后在清华一次会议上，突然冒出一句：“７２７总是要下雨的”。迟群７２７时乃８３４１部队的宣传科副科长，他说总是要下雨的另一次７２７，应该是十五年前板门店停战签字，时值７月２７日。不知道彼时已经入伍的他，是朝鲜战争的亲历者，还是在清华７２７的雨夜中、听触景生情的战友，对十五年前７２７的回忆。

　　板门店和清华园，相隔十五年的雨水，也许都象征着上苍熄灭战火的悲悯情怀。但点燃无谓战火、令无数生灵涂炭的罪行，并没有得到真诚反思和清算。为了狭隘的利益、虚妄的理想，以革命等形形色色貌似美好的名义，视愚民为草芥、驱使其争斗杀戮的悲剧，至今仍在这个星球上不断上演。本书作者以古稀之年，写就《清华７２７》，是期盼未来的人们，不再重演我们这代人经历的悲剧、不再遭受我们曾经的苦难。

　　让７２７的雨水，将邪恶的战火永远熄灭。

　　７２７总是要下雨的，未来的７２７，还会下雨吗？

川文　丁酉暮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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