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棣：王晶垚先生保存的卞仲耘惨案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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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语：本文在去年八月写成后搁置未联系发表。今年（2014年）1月13日，笔者知道了宋彬彬、刘进回校道歉的事后去除了恐惧之心，产生了发表此稿的想法。在博客上看见此文的读者如果能把这篇文章放进议论道歉事件的论坛，笔者深表感谢！（因为笔者没有这方面的渠道）


笔者认为宋彬彬、刘进回校道歉是王晶垚先生坚持四十七年抗拒卞仲耘之死被遗忘取得的进展。如果没有王晶垚先生1966年拍照的现场照片，也就没有“红八月”受难者遍体鳞伤的历史影像；如果没有以王晶垚先生为主导的记忆，也就没有卞仲耘个案始终未在时间长河中沉没的史诗。在受难者坚持不懈的严肃追问之下迟来的道歉值得欢迎，虽然在时间上它对抚慰受难者深重的苦难为时过晚，在内容上它还与触及文革本质的思考有一定距离。

笔者只想引用支持和帮助王晶垚先生保存记忆的学者王友琴在《艰难的控诉：卞仲耘被害四十年后》一文中的话，赞扬93岁的老人王晶垚。王友琴是这么说的：“追踪观察他四十年来这种长期不懈的努力，我们可以说，尽管他追求司法正义的行动没有成功，在这过程中他也追求和实现了道德上的自我完成。他是受难者家人的典范。通过他的努力，至少可以让我们看到，爱，追求司法正义，说真话，对所爱的人的长久记忆和责任感，对邪恶势力的不屈服不认同，这些人类重要而基本的美德，在文革的长期迫害和荼毒之后，还保存在人世间。”

下面是笔者未发表的文章《卞仲耘惨案的史料》：


今年8月5日，卞仲耘老师被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残害致死已经四十七周年！在这个纪念日里，想起发生在1966年的惨祸，心情无比沉重。

2008年以来，在《记忆》和《炎黄春秋》上相继出现了关于卞仲耘之死的“另一种陈述”（注一），由此引出了新的评论甚至争论。想到傅斯年先生把收集史料作为历史研究最重要基础的做法，想到他所说的“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注二），笔者深感重视卞仲耘惨案的史料收集值得重提，以史料为依据的叙述才是可靠的。

卞仲耘惨案有哪些史料呢？

由于文革档案尚未开放，这一惨案的史料大部分来自王晶垚先生的收藏。为了为历史做见证，王晶垚先生在卞仲耘遇难的第二天——1966年8月6日从西单商场购买了照相机，用它拍下了多幅照片，这些惨不忍睹的图像，如实记下了野蛮的红卫兵暴行，无疑是最重要的史料。

王晶垚先生保留的史料还包括：1966年6月27日上午工作组向全校宣布的书面材料“卞仲耘的八大罪状”、邓小平1966年6月28日和7月5日对师大女附中工作组的两次指示、他（王晶垚先生）在1969年抄录的工作组时期整理的将卞仲耘定为四类干部的档案，这些史料揭示了卞仲耘如何走向死亡之路。

王晶垚先生保留的史料还包括：文革中胡启立、邓林、邓榕等人的文章，他们在揭发邓小平时谈到了师大女附中的文革运动，对当年实况有参考价值。署名师大女附中“星火燎原联队”的《师大女附中文革大事记》也有参考价值，它记录了该校一支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成立日期（1966年7月31日），记录了师大女附中6月1日到10月3日所发生的重要事件和活跃人物。

在1966年6月21日，师大女附中工作组组织了对卞仲耘的批斗会，会上卞仲耘被学生打伤。会后，她和王晶垚先生共同起草了《紧急控告信》，如实向党中央、邓小平、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等领导人反映发生在批斗会上的暴力实况，底稿至今犹在，它也是一份重要史料。这份史料记载了“红八月”之前工作组治校时期的校园暴力，写得非常具体。

王晶垚先生在南营门的原住址还拍下一些照片，记录了卞仲耘遇难之前师大女附中学生到住宅里的围攻、谩骂，记录了她们如何用污言秽语侮辱卞仲耘，如何用下流的图画宣泄兽性。其中有一幅画作的署名是“师大女附中中四三（班）”。王晶垚先生还保留有当年收到的署名“扫敌”的学生在6月26日写的恐吓便条，她要卞仲耘“明天”必须到校，否则就“小心狗头”。在王晶垚先生的一份调查笔记中记录：“扫敌”是初二三班的学生杨卫真（也叫杨肖媛）。

卞仲耘遇难当天王晶垚先生在邮电医院停放遗体的现场要求校方在场的七名文革负责人写下他们的名字，他们是“宋彬彬、刘进、王满华、马恬、李小琦、徐岩春、李松林”。这个字条和北京邮电医院未能据实写明死亡原因而开出的“死因不明”的诊断书，也是重要的史料。

在卞仲耘遇难后，王晶垚先生做了艰苦的调查，其中的一份1966年的笔记记下了与宋彬彬的谈话，无疑是一份重要的史料。全文如下：

“八月五日，……听有人说打人还没散，说卞（仲耘）躺在宿舍门口，当时守在身边的有马恬、丁玉英，一直到送医院。我（宋彬彬）只站在操场这一头，没有过去。先说拉到卫生所后再请医生来。后来医生来了，不敢看，要革委会证明才给看。当时我认为不会出什么大问题。有人告我卞在宿舍门口躺着的时候，可能天己快黑了，记不清了。季颖和马恬和尹斐都是临时团委会的。邓榕当时是少先队辅导员。革委会我们当时几个人都很紧张，怕大家紧张，就讲话了，可是大家还鼓掌，也不紧张。我们后来到高一去调查。这个广播有个稿。本来想开会斗她（指卞仲耘），打一打威风，因为她有心脏病，高血压，后来就死了——我们当时怕有阶级敌人捣乱，怕有人利用，怕别的学校也会打人，怕问题搞不清楚，而且卞（仲耘）的线多，人死了对运动不利，还怕有人推卸责任。运动刚一开始就揭发校领导的问题，也没有很具体的讲。当时认为胡（志涛）的问题比卞（仲耘）的问题大，是掌实权的，而且卞（仲耘）有时从市委开会回来。还让她领导。可是工作组一进校矛头就转了，认为卞（仲耘）是总支书记，是头。于是就专门开了一个栏揭卞（仲耘）的问题。六月十三日批判会后，工作组梳了一条辫子八大罪状。当时我们认为这些还不能足以说明能罢官。后来到六月二十一日会不久前，张世栋（师大女附中工作组组长）喜出望外地对我们说现在有可以罢官的材料了。我们问他是什么，他说是从国务院转来的揭发卞仲耘材料。当时张世栋根本不了解袁（淑娥）是什么人，听张的口气，好像袁还是党员似的。”（括号内文字是笔者写本文的时候加注）


王晶垚先生通过访谈，记下了8月6日作为师大女附中文革负责人的刘进的广播讲话，文字如下：

“昨天发生了武斗，是为了杀卞仲耘的威风。因为她有心脏病，高血压，死了。毛主席说：好人打坏人，活该。大家不要因为发生这件事，就缩手缩脚，不敢干了。这件事，任何人都不许向外面讲，否则就按破坏文化大革命处理。”

王晶垚先生的笔记还记下了校长胡志涛、主任汪玉冰、工友王永海等人叙述的文革恐怖场景，他也保留有教师张静芬在1966年8月8日写的匿名信原件，那是一封隐瞒笔体用左手写的匿名信，几乎在第一时间见证了卞仲耘被残害的过程。

这些当年的字条、书信、笔记，都是重要的史料。

此外，王晶垚先生保留有卞仲耘的血衣、被打得表链扭曲的手表等实物，也都是红卫兵暴行的重要罪证。

关于卞仲耘之死，司法机关的文件也是重要史料。

王晶垚先生曾控告造成卞仲耘之死的袁淑娥（注三）。1981年3月14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80）西检审刑字第72号文件《不起诉决定书》的结论是，“被告人袁淑娥借文化大革命之机，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已构成诽谤罪。但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十条第二项之规定，被告人袁淑娥的犯罪行为，已过追诉时效期限，故决定不予起诉。” 这是一份审理文革案件的史料。

1989年12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的（89）高检办厅字第101号批文的结论之一是，“经复查，1966年6月21、22日师大女附中批斗校领导时，学生对卞仲耘同志的武斗行为是受左的思想影响的结果，没有证据表明是受袁淑娥的指使和教唆；1966年8月5日师大女附中发生导致卞死亡的游斗、侮辱该校五位领导的事件，是学生仿效北大附中的作法所为，此事与袁淑娥没有联系。因此，不能认定袁淑娥犯有故意伤害罪。”最高人民检察院将卞仲耘之死认定为“仿效北大附中的作法所为”的后果，这份法律文书中的“北大附中的作法”即指“造反有理”的红卫兵暴行。

1966年８月１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附中学红卫兵的信更是重要的史料。毛泽东说，“你们在６月24日和７月４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北京第一位 “最高指示”的受害者即是1966年8月5日惨死于校园的卞仲耘。

此后，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百万红卫兵，这一时刻留下了记录影片和清晰的画面。毛泽东接受了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宋彬彬献上的红卫兵袖章， 并号召“要武嘛”。红卫兵暴行骤然升级，令人发指，官方公布的北京市的死亡数字是1772人。那一天另一位登上天安门的红卫兵代表在纪录片中也有记载，她正是北大附中的红卫兵彭小蒙。

以史料为依据的陈述和研究能防止重构史实或篡改史实，也能将卞仲耘之死融入更广阔的视野。

另外，笔者整理过一段王先生的口述如下（以下黑体字根据笔者的采访录音整理）：

1966年6月21日，在工作组组织召开的斗争会上，发生了使用暴力残酷批斗卞仲耘的事件。事件之后，卞仲耘带伤回到家里，与我连夜共同起草了《紧急控诉信》，控告了师大女附中工作组支持暴力的行为。控告信分别发给了党中央和邓小平、北京市委和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敢于上书反映基层文革运动实况，敢于控告工作组，不久就被作为把柄追查。

1966年8月4日，卞仲耘在学校里挨斗，被逼迫“交代问题”。那天上午，我正在上班，接到她的电话，说学校（指看押她的人，笔者注）“勒令”她交出控诉信的底稿。我只能中午赶回家，翻找出留存的底稿，交给了也在中午回到家里的卞仲耘，她下午带着底稿前往学校。当晚，卞仲耘回到家里告诉我，她又挨了打，并说打死一个像她那样的人，“就像打死一条狗”。

第二天，1966年8月5日，卞仲耘在学校里被残害致死！我在邮电医院看见遗体时，非常悲愤，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写下了“我杀仲耘”四个大字。写下“我杀仲耘”，是因为我马上想到了前日卞仲耘被逼迫交底稿的事，我知道，是我与她共同起草的《紧急控诉信》招致了迫害升级。

多年前我对卞仲耘之死进行调查的时候，师大女附中高中学生文海云（音）讲到，卞仲耘向中央、北京市委发出的《紧急控诉信》落在了师大女附中的工作组手里，工作组1966年7月29日从师大女附中撤离时，把控诉信留在了东楼办公室的桌子上。我从《另一种陈述》作者刘进的叙述中知道，东楼办公室后来被“革命师生代表会”接管，那里是她们“清谈”的场所。

在卞仲耘遇难四十七周年的纪念日里，笔者谨以此文哀悼和追思。并期待早日建立文革博物馆，开放档案，公布和解密更多史料，从文革历史中反思并记取教训。王晶垚先生收藏的史料写照了中国人追求正义的不屈不饶，在此意义上它有别于一般史料。


                   2013年8月10日原稿

                   2014年1月28日按语


注一，指《记忆》47期刊登的《冯敬兰等  也谈卞仲耘之死》、《叶维丽  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我看卞仲耘之死》等文章以及《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文章《卞仲耘之死的另一种陈述》。

注二，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版第10页。

注三，卞仲耘1956年在北京西苑医院住院时认识的人。这个人在文革中攻击卞仲耘，详情在已经发表的文章中多处可见。

http://sdnfzsdnfz.blog.sohu.com/300722276.html

yangharrylg

修改标题应该指出来，我都是这么做的，至少修改前的标题应该附在原文的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