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魏思文一伙迫害北工预科学生的滔天罪行 (19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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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兵学生的血泪控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魏思文一伙迫害北工预科学生的滔天罪行

　　旧北京工业学院是一座阎王殿。窃取了北工党、政大权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魏思文、时生、郑干、谢移、齐尧之流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黑司令部里的黑爪牙。多年来，他们明目张胆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推行资产阶级专政，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罪行累累，血债如山。在他们的万罪千债中，迫害北工预科学生问题是一件最突出、最恶劣、最严重的罪行。

　　（一）

　　毛主席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究竟为千百万工农兵办教育，还是为一小撮剥削阶级办教育？究竟是教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还是培养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在教育阵地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焦点。
　　毛主席早在三十多年前就指出：“这里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工农劳苦群众的手里，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苏维埃政府用一切方法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为了这个目的，给予群众政治上与物质条件上的一切可能的帮助。”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我院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在反右派斗争之后，在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的高潮中，强烈要求为工农兵入校打开大门，培养工农兵自己的干部。
　　五九年和六○年在林副主席主持下的中央军委从部队基层骨干和准备提拔成连队干部的战士中，选拔出九百一十九名具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同志，送入我院预科学习。其中出身于工农家庭的有九百一十三人，党员四百六十九人，占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一，团员四百四十八人，占学生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八点八。这些同学入学，对于增加工农兵学生的比例，改变阶级力量对比，把我院逐步改造成一所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本来会发挥重大作用。但是，盘据在教育阵地上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却把这一大批好战士，看成了眼中钉，肉中刺，他们破口大骂，胡说什么“转业军人都是调皮捣蛋”，“招收工农调干生是犯了‘左’的倾向，是‘唯成份论’，是‘偏政治，忽视业务’。”“工农调干生是个包袱，培养他们是白白消耗精力，技术上不去，政治也不一定强”，“要一批一批的不动声色的处理掉”。就是这样，魏思文一伙从解放军战士入学的第一天起，就从政治上、思想上、教学上、经济上、生活上进行刁难打击、迫害，千方百计地要把这些好战士踢出校门，非把他们置于死地而后快。
　　（二）
　　毛主席说：“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魏思文一伙对预科同学实行一整套的反革命专政。
　　根据不完全统计，在九百一十九名战士中间，中途被逼回家及受到开除学籍，勒令退学、开除党籍团籍处分的达一百零八人，由于受到种种折磨而病死的达十几人，其中有两人是被他们强行送上火车而病死在家中，有人被逼得走投无路而卧轨自杀的，魏思文一伙是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这笔血债我们一定要算！
　　一、政治上的迫害。按组织原则如实反映情况本来是党团员的民主权利，但魏思文一伙却抓住党团员反映情况提意见施加政治迫害，在五九年和六○年预科同学无故被斗的人数达六十一人。如牛传贤同志向党中央反映了农村中的一些问题而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取消了预备党员资格，直到他向中央起诉后，才作甄别。
　　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对一切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应当坚决抵制。而魏思文一伙却拼命把黑《修养》的枷锁套在预科同志的头上。谁敢反对他们，他们就可以给扣上一个“反党”的大帽子。例如林海滨同志，在六○年参加了要求缩短学制的斗争，并批评了魏思文一伙的错误，触怒了他们，受到多次打击报复。在被踢出校门后，档案里装上黑材料，无法就业，直到现在还在当临时工。又如在要求直升的斗争中，预科同志为了捍卫党的教育方针同魏思文爪牙展开了激烈搏斗，而这些同志却被诬为“反党”“闹事”几乎被捕入狱。这些同志有的直到今天还没翻过身来，据不完全统计，因参与斗争的预科同志至今还受到迫害而当合同工、杂工、临时工渡日的达一百二十余人。
　　二、教学上的摧残。预科同志入学后，为了保持和发扬解放军的光荣传统，自动组织班、排，大抓毛主席著作学习，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可是魏思一文伙，对毛泽东思想恨之入骨，怕得要死。他们强行拆散同志们自己组织起来的班排。为了达到清洗工农学生的罪恶目的，他们大搞分数挂帅，业务第一，用沉重的学习负担，摧残学生的身体，用修正主义黑货来腐蚀学生，妄图使学生迷失政治方向。
　　预科学生在部队服役期间没有机会进行系统的文化学习，基础较差，入校后本应结合实际情况安排课程。可是魏思文一伙却采取硬“灌”的办法，作业一大堆，平时不辅导，考试出难题，大搞突然袭击。同志一答不上来，他就抓住把柄，说战士们是“笨蛋”，“木头人”，“调干生就是不行”等等。有些同志尽管夜以继日地刻苦努力，还是达不到他们所定的分数标准，这样被赶出学校的同学达五百余人。这些同学含笑而来挥泪而去，有的则被强行赶走。例如黄文华同志假期回家，学校方面乘机强行把的行李邮走，令其退学。
　　有些同志，在沉重学习负担的摧残下，积劳成疾，学校不但不予治病，反而乘机踢出校门。有的同志身患重病，危在旦夕，也被他们强行赶走而置于死地。刘仲恩同学，就是这样去世的。
　　三、经济上的打击。魏思文一伙为了制造预科同志在生活上的困难使他们无法学下去，竟然不惜克扣助学金，把克扣下来的钱买沙发、电影机、小桌椅、仪器等等，有的钱装入了贪污犯腰包，有些则存入银行。
　　根据教育部规定：“为适当解决工人、农民、干部学生的特殊困难，在每人每月四元的范围内编制预算，拟定补助办法，由学校统一掌握使用。”但魏思文一伙根本不管同学的疾苦。如曹文蓝同学母亲年老，爱人有病，不能劳动，家中生活十分困难，要求补助，反而被勒令退学。赵万贵同学，家里生活也很困难，没有路费返校，魏思文之流竟然半年不给他寄粮票，最后也勒令退学。陈宪芝同学因家中生活困难，老母亲带一个孩子要饭渡日，搞得妻离子散。魏思文之流，其心是多么狠毒！
　　魏思文一伙把我们的战士看成牛马，他们克扣口粮（至今还存着预科同志的口粮七千多斤）。匡恩发同学因月底缺粮，吃了五天野菜，魏思文一伙仍然把克扣的粮食封锁得严严地，一两粮食也不补助。
　　预科同学从入学第一天起，就同我院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展开了激烈搏斗。
　　从五九年到六二年先后爆发过五次规模较大的斗争：
　　第一次是关于助学金的斗争。魏思文一伙克扣助学金，其目的是要制造生活上的困难使一部分同学无法学下去。同学们忍无可忍，起而斗争，迫使魏思文一伙不得不提高实发到同学手中的助学金数目。但对带头斗争的班强令解散，把领导斗争的林承忠同学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第二次是关于缩短学制的斗争。五九年和六○年，预科同学曾三次要求缩短学制，要求实行半工半读，要求实行单元教学，要求制做直观教具，实行启发式教学等意见，是完全符合毛主席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的。而魏思文一伙搬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的黑指示来压人，不准开展教育革命。
　　第三次是关于六○年毕业班直升本科的斗争，在二十二个毕业生中，魏思文只批准八个人直升，公开违反招生简章的规定。后来由于同学们进行了坚决斗争，才又多批准了三人。其余同志有的被赶到农村，有的名义上留校作教师，但不久就作为下放对象，一脚踢出校门。
　　第四次是关于六一年毕业班直升本科的斗争。魏思文一伙用数理化三门课的分数标准卡关，不准大批同学直升。预科同学用大字报向魏思文之流开火。他们这一小撮就把“打击党的领导”的罪名强加在同学头上，整黑材料，列黑名单，（多达二十一人）
　　打击革命派。然后他们把二百二十七人赶出学校，把五十三人留校当实验员，现在只剩下了四人，其余都已陆续赶出校门。
　　第五次是关于六二年毕业班直升本科的斗争。这一次魏思文一伙干脆甩掉了伪装，按照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指示，公开宣布取消直升，要把二百九十八人全部赶出学校。预科同学闻讯后义愤填膺，纷纷联名给党中央、毛主席、国务院、国防科委写信控告他们迫害工农兵学生的滔天罪行。为了捍卫毛主席的教育路线。这可吓坏了魏思文，他急忙跑到市委找他的主子彭真商讨对策，然后又从吴子牧那里弄来了个“八点指示”，回校后召开三次党委紧急会议，同时生、郑干、谢移、齐尧等人研究制订了分化瓦解、软硬兼施的镇压计划，另一方面动用他们手中掌握的专政工具准备进行武装镇压。在这个紧急关头，杨成武同志制止了武装镇压的阴谋并且欢迎这些战士重新回到部队。但是魏思文一伙还是极力篡改杨成武同志的指示，只允许不到半数的人回部队去，而把其余的赶走。即使这样，魏思文一伙还是余恨未消，硬把黑材料塞进档案袋，使许多革命同志至今还受到种种怀疑和迫害。
　　今天，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伟大胜利。我们工农兵学生彻底翻身了。
　　我们要乘胜追击狠打落水狗，集中力量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们要乘胜追击，彻底砸烂魏、时专政，把魏、时之流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为受迫害的预科同学平反，为死难的预科同学报仇！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北京工业学院前预科学生革命造反团红代会北京工业学院红旗公社红代会北京工业学院抗大公社北京工业学院井冈山兵团

　　（《首都红卫兵》1967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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