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栋：《王林日记》中的孙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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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  
　　
　　 王林和孙犁同是从冀中走出的战友,文友,但他们走的创作之路不同,王一直担任领导职务,其创作必受上面条条框框束缚,孙犁则自称一生是个"散兵",可以写自己愿意写、喜欢写的作品,所以他们的创作成就也有了差别。但他们的一生都保持着友谊,虽然也有隔阂,但不影响两个人在津门文坛的雅望。最近读《新文学史料》发表的"王林日记",里面记了不少对孙犁的印象，因其写的客观,所以生动,可以了解孙犁在十七年期间的生态和心态。
　　 1949年1月21日,王林回到了《天津日报》社,他记："孙犁谈克服后翌日他们来津,道路更拥挤,几乎被马挤到水里。孙说从西沽走到报社,几乎走了五个钟头。"可证明天津解放的第二天,孙犁就进入天津了,而且是步行着走进来的 。
　　 4月7日记:“晚饭后到《河北日报》社,同远千里谈了会儿。远说《私生子》写得严肃朴素,又说孙犁同志将女人写得那么美,动人是动人,但有些病态(指作者的情感上)。”
　　 从此则日记可见孙犁的作品当时就在党员领导层引起争议了,有的则已对他有了成见了。组织需要为政治服务的作品，需要向阳花式的作品，孙犁的美丽荷花有些不合时宜了。
　　 5月14日晨记：“孙犁同志的《互助组》第一篇只看了一半,就感到踏实,人物也生动。”
　　 6月4日记：“今晨将《红色纪念塔》书赶完。受到孙犁同志的批评,用字注意了,不敢再图省事,用成语旧语汇,所以写起来吃力多了。同时,净做机关工作,写宣言写计划大纲,用成语套语成了习惯,群众语言疏远了。危机也!”从这里则可看出两人交情的纯净，互相批评作品得失,交流创作心得,也看出王林已自知"机关工作"对他自己创作的影响了。
　　 10月10日记:"孙犁同志在那篇批评文章以外对《腹地》的意见：辛大刚当作一个感情抒发寄托希望，做为一种力量教育别人尚可，但不够血肉和活生生的,这一点就不如辛广德和二强。长幸店一段,非常无力量和抽象。
　　 12月25日记：“今日午读者书店招待我们,孙犁颇鼓励我写这东西，并说要注意不可因此引起不必要的批评和打击,。他说他因冀中反客里空(整风时反客里空)的一下,迄今情绪受影响。."从这些日记可知,当时两位作家是互相欣赏的,是敢于直面批评的。在创作上也互相鼓励,互相关心,说话时也是推心置腹的。
　　 1950年 1月21日晚记：“晚到孙犁处 他的老婆躺在炕上,他坐在床上,孩子们围着玩，孙对自己的创作也感到苦恼。不外几个女孩子,不过换过名字算啦。他想打出这圈子去,我感觉他这话倒是很深刻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是向前跃进的开始。"
　　 1951年11一日6日：“在青岛时接到孙犁同志出国前信,说《光明日报》对他有两文批评。回到津向邹明同志取剪报来看,。批评者似乎对孙犁同志很了解，林、张文中说他‘在农村中生活过一段时期”。在青岛时以为是批评《风云初记》,原来只是旧作《钟》和《嘱咐》。另一文批评《村歌》， 孙犁同志感情细致,但近于"柔丝无力"(在青岛看见的萄名)王文英批评竟把他和曹野、萧也牧等量齐观,甚不当！”
　　 12月24日记:"孙犁同志返津看母病，晚谈甚久。孙犁同志赠我一个马雅可夫斯基的盘像,列平画的托尔斯泰耕田画片,和苏联芭蕾舞悲剧演员照片。"
　　 1952年6月17日记：“今夜到亢之和孙犁处谈天。最后孙谈到康濯看了《风云初记》二部的意见。康说不如一部,文艺这玩艺儿必须步步登高才行,可是作者多半把才华用在前头,即连《红楼》《水浒》也如此。 孙感慨说：这玩艺儿就是不能急了,就是不能急了!"
　　 12月29日记：“今晨醒来,想起昨天看到的留里可夫的论文和孙犁同志的聊天，又想到几年来内心的痛苦,不知为何涌出眼泪，几年来教条主义者打击得我已经丧失了正视生活的勇气,弄得头昏眼花,闹不请现实主义是怎么回事了，以为胜利者只需要粉饰太平，”
　　 这些日记记下了两人对文学的真诚,也抒发了王林本人身在体制内,不能自由创作的自责之情,王林在青岛上大学时就当了沈从文小说训练班的学生,而且很受沈先生器重,他是一直想在文学上有所建树的,他心中知道孙犁的份量,所以一直保持着交往,如果单是为了走仕途,他已经是总工会的宣传部长,是完全可以"贵易交"的,是不必去与一个当"编辑"的孙犁保持关系的。在王林作品受到批评时,孙犁也一直给他鼓励,4月30日就记道:"孙犁同志信从北戴河转来，很有趣,《人民文学》四期屁股后也附登一“批评家”的文章,说中国的批评家像李逵。孙犁同志信上说：李逵战斗,虽目标不明,然易于认清后即反省,且其战斗力也实充沛。孙谓应称之为程咬金式批评，瓦岗寨英雄中未有如程咬金之无能者,每逢上阵连砍三斧,三斧不胜,则扭头就跑,然程咬金在瓦岗寨,号称福将,活到八十,一笑面孔,殆也有其特色。劝我学习鲁迅的"韧"。
　　 6月18日又记：昨夜到孙犁同志处，他说他看到周扬同志在电影会议上的报告,周扬同志说文艺创作何时能好转,很难估计。孙开玩笑地说:我听到这种说法,难免有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的确,过去的领导方法,过去领导上所提倡、所推崇的批评风气 ，......弄得文艺界这般垂头丧气,真是自食其果,不能不令人有幸灾乐祸之感"。
　　 从这些日记中可看出孙犁对当时文坛上"打棍子"、"扣帽子"、定条条框框、清规戒律的深恶痛绝。对文艺界家长式领导、一言堂式统治的反感。也体现了他和王林的关系,在那种情况下,不是情谊深厚的人,是不敢说出自己真心话的。
　　 1956年1月29日记："前晚王亢之部长批评我和孙犁同志主要问题是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够。"
　　 4月4日记："晚至孙犁同志处看他，他上星期四因劳累,午睡后小便后晕倒,把左腮跌破,尚未检查出究竟是何病。身体是作家赶生活浪潮的本钱,这事对老孙的挫伤不小。"
　　 9月11日记:"下午到孙犁同志处,他推荐了《资治通鉴》。明日即去买。
　　 1957年1月2日记"孙犁同志1956年的新作今日读完,很有诗意。我今看来,也觉得是孙犁的杰作。"
　　 1月18日又记:"孙犁同志的病还不见好,今下午想看看去"。
　　 8月2日记"二日到小汤山看孙犁同志,他的病见好,稳定住了,就是好。"
　　 从这些记载,可看出  王林对孙犁是关心的,。1958年5月4日,他还专门买了一本《白洋淀纪事》,日记中说："这本书纪念两个人,一是病中的孙犁同志,二是为搜集此稿成集的康濯同志。"
　　 6月21日记:"评介孙犁同志的《白洋淀纪事》的文章,昨天写出了主段,今早安了个尾巴,这也算还了多日压在心上的一个问题，也算对老友的一个怀念。"
　　 1960年6月24日记:"上午梁斌同志来谈,远千里同志在去年全国文化会议小组会上提出对《铁木前传》和《十八匹战马》的批评。下午林呐同志来说人民图书馆评论组正讨论《铁木前传》，持否定论点者居多数。 语文研究所张果总结大家的意见而又加以提高说：自然主义手法、修正主义思想"。从这些零星信息,可知当时已有人对孙犁开始攻击了。天津文坛已经充满了火药味了。
　　 1961年8月30日记:''晚在天津大饭店吃饭时,康濯说毛主席在延安时看了孙犁同志的文章说：很有才华！"毛泽东是个有鉴赏力的领袖,他在延安,肯定读过孙犁的作品,也一定有过评价,但这句评价通过王林的日记保存了下来,现在,康濯和王林都已作古,但他们在饭桌上议论孙犁,体现了他们对孙犁的爱戴,他们因有孙犁这位"很有才华的战友而自豪!
　　 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两人在当时扭曲人性的斗争中有了隔阂，王林当过领导，所以组织上经常让他交待问题和为别人写证明材料，下面引用的王林写于1969年3月20日的《关于孙犁的历史情况》，实际是王林孙犁交往的证明，是一则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一九三八年春初，我在冀中军区政治部工作时，孙犁跟随着我们打游击，分配他什么工作，他都耐心地积极地完成。但是他在编制上不是政治部的人，典型的“同路人”。不久，冀中人民武装自卫会成立，孙犁被拉去参加了这个组织（主任是史立德，现在中央合作总社）。
　　 孙犁经任何人介绍参加党的，在具体何时，我都不详细。只记得一九三九年间吴立人向我说过这样的话：“犁自己不积极要求入党不行呀，共产党不能请他入党呀！”后来（具体时间忘了）我问过孙犁本人，他说：“我觉得我很不够资格。”我批评他“太谦虚”，那话不是“肺腑之言”，后来他又解释说：“有错误，悄悄告诉我，我就改了。像你们那样，当面指着鼻子尖批评，我受不得！”他对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一向看得十分神圣，可是自己讨厌严格的组织生活和严肃的党内思想斗争，而宁愿当“非党布尔什维克”，实际上是当超阶级的“同路人”。在“文革”中，他还写过一份《关于孙犁的家庭情况》的交代：
　　 “孙犁的父亲在安国县当资本家的代理人（掌柜的）多年。我同孙犁到他家见到他父亲，已经是抗日战争的年代。因为日寇不断骚扰和占领安国县城，孙犁的父亲早就不在安国县当掌柜的，而回老家务农了。他家的房子，是新盖的卧立砖的三合院平顶房，北屋三大间，东西厢房各两大间，门洞大门。门洞外是个大院，院东半个是土具油坊。我去他家时，没有见过雇有长工。据说孙犁的叔叔替他家管家。他叔叔我也见过多次，精明强干，善于剥削。从房舍上看，孙犁的父亲当掌柜的，是剥削了一定数量的工农的血汗的。否则修筑那么一所新砖房，一般富裕中农也是办不到的。孙犁一向自填什么家庭成分，我忘了，如只从房舍上看，在农村称得起是个“财主””。
　　 孙犁如看过这些交待材料，一定心里不好受，他的战友把他称为同路人，他有了压力。所以他对老战友也一定有了看法。
　　 《芸斋小说》中有《罗汉松》一文，孙犁塑造了一个游戏政治、游戏人生的文人形象。但是看完这篇小说之后，熟悉孙犁交往圈子的人，立刻会联想到，这篇作品写的是天津一位老革命、老作家王林。其实，孙犁所不满的，可能是王林灵活的为人处世方式。这一点，在《罗汉松》这篇小说的最后显露了出来：“历次政治运动，他都以老运动员，或称为老油条的功夫，顺利通过。”“据我思考，老张得力之处，在于处事待人。他不像一般作家那样清高孤僻，落落寡合。什么人他都交接，什么事都谈得。特别是那些有权有势，对他有用的人。他以作家的敏感，去了解对方的心意；然后以官场的法术，去讨得他们的欢心。”
　　 “噫！当年革命如渡急湍，政治如处漩涡。老张不只游戏人生，且亦游戏政治。其真善泳者乎！”
　　 在孙犁笔下，“老张”是一个在政治上如鱼得水的政客，他在政治上和生活中，是“其真善泳者乎”了。
　　 评论家苑英科先生在他的评论“犁林之伤”中曾中肯地分析研究了两人的分歧原因：“在王林身上出现的这种现象，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在特殊政治环境中形成的一种普遍现象，王林的遭遇、王林的缺陷，在很多作家和艺术家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因此王林的悲剧是一种时代的悲剧。但也有少数人能够突破时代的局限。就孙犁来讲，在政治方面的较低欲望，在艺术方面的狂热追求，使他对艺术规律有着深刻认知，从而使他保持了冷静的头脑，更为理性地处理了艺术和政治的关系，这是他的过人之处。”
　　 读《王林日记》，他在几十年中对孙犁是有情的，使这对战友分手的，是那个极端的年代，是那种无情的政治，扼杀了王林创作才华和艺术生命的也是那个遵命文学的文坛，那个大唱赞歌的时代，
　　 孙犁说过：作家要离政治远一点，离文坛远一点，在这点上，他是有先见之明的。

　　 (引文均见《新文学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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