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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佩在郭永怀遇难前后的遭遇——李佩文革经历考
发表于 2017 年 02 月 22 日 由 华新民
李佩于2017年1月12日与世长辞。她是我五十多年前的老师，[1]她的去世让我想起了她百年人生中的很多往事。其中，有一件事长存我的心头。那就是她是怎么度过文革中那些岁月的？尤其是，怎么会受到“隔离审查”的？
◇ 李佩在郭永怀遇难时到底在哪里？
现在关于李佩的许多报道，常常用虚构的故事隐去了她受到隔离审查的经历，从而完全回避了这个问题。就连官方大报《光明日报》在2015年11月26日发表的《李佩：创新者永远年轻》一文中也这么说：
“郭永怀牺牲时，李佩正在外地工作，闻讯连夜乘火车回京。”接着还说：”得知失事消息后，她没掉一滴眼泪。李佩的外甥女袁和回忆当时的情形：‘姨妈一言未发，就站在阳台，久久望向远方……’”[2]
这段故事似乎有见证人，还有感人的情景，不由人不信。查其作者，名叫“柯学源”，显然是“科学院”的谐音，给人以代表科学院的权威印象。幸亏，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研究员谈庆明先生在致王丹红的邮件中指出了“柯学源”先生的谬误：
“郭永怀牺牲时，李先生是在科大的‘牛棚’里受审查，不是在外地工作，也没有闻讯回京。科大的军代表不敢把实情告诉李先生，而让李先生回家去，由力学所的军代表去告诉她。”[3]
郭先生因飞机失事殉职发生在1968年12月5日，当时笔者还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玉泉路的校园里，可以确切地说，在文革运动的前期，即1970年科大搬迁到安徽之前，李佩就在学校参加文革运动，没有到外地工作。谈先生的辨伪同本人的记忆是一致的，也同我问过的许多当年在科大的师生的记忆相符。
实际上，王丹红早在十多年前的经过李佩本人审阅的文章中已经明明白白写了：
“1968年12月4日，李佩在单位接到出差已经两个多月的郭永怀的电话，告知他明天就将回到北京。12月5日，李佩在家中等待丈夫的归来，……”[4]
当时李佩的单位当然就是在北京玉泉路的中国科技大学。尽管如此，近年媒体和网络上关于李佩的许多报道在这个问题上要么胡编乱造，要么闪烁其词，所以谈先生说：“权威传媒一再以讹传讹，遗憾！这也对不起李佩先生呀！”[3] 我想科大的师生和力学所郭先生的同事都知道李佩当时在哪里，“柯学源”先生这样的权威作者只要问一问这些人就会明白，但是偏偏还要说“李佩正在外地工作，闻讯连夜乘火车回京。”他在文末还弄巧成拙地加了一句：“王丹红……对本文亦有贡献”。
◇ 被遮蔽的真相：郭永怀因何而死
人们不免要问，明知是不实之辞，“柯学源”先生为什么还要劳神费心散布呢？恐怕只有一个解释：如果告诉人们李佩正在北京受到隔离审查的真相，不免又会牵连出另外一个真相，那就是谈庆明先生在同一封邮件里透露的：
“1968年12月5日，郭先生不是回京报告重要数据，因为关心数据的那些副院长在等着搭乘大飞机回京。郭先生没有必要回京报告。郭先生急着回京的真正原因是，要了解被关在‘牛棚’里的夫人李先生的情况。”[3]
这就把郭先生之死同李先生的遭遇联系起来了，也就是说，没有李佩的被隔离审查，郭永怀本来是用不着急于回京的，他本来是可以同其他同事从容地坐大飞机安全回京的。
李佩心中当然明白1968年12月5日自己在什么地方，也明白郭先生为什么要坐小飞机匆忙赶回北京。这也可以解释她为什么曾经选择以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1] ——她肯定会认为是自己的案子连累了丈夫，使他死于非命。后来虽然获救，相信这种强烈的自责和内疚伴随着她的后半生。这也可以解释她为什么坚持要把郭永怀的警卫员牟方东的骨灰和郭永怀的骨灰安放在一起，因为她认为牟方东也是受她的牵连而死的。
可见，郭永怀之死同李佩在文革中受到隔离审查有极大关系。那么，李佩为什么会被科大隔离审查呢？为此，有必要回顾一下文革在1968年那个时期的社会“大气候”。
◇ 李佩为何被隔离审查？
粗略地说，文革的最初两年时间，其“主旋律”是打倒走资派，是“革命群众”把矛头对准各级当权派进行揭发批判斗争。这个时期，在高等学校里，像李佩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不是运动的对象，他们中有些人在文革最初的一两个月中被“横扫”了一下，不过此后一段时间则还算平安无事。
但是到了1968年，各级革委会都已建立，文革进入了“清理阶级队伍”的阶段，其“主旋律”开始变调，斗争的对象中加进了“叛徒”、“特务”、历史的和现行的“反革命分子”等等，“走资派”成了一个相对靠后的罪名。具体到大学里，运动以来一直保持低调、处于边缘的教师中就有一些人被“揪”了出来，首当其冲的是其中年长的、地位较高的教师。他们多数出身于地主资本家家庭，有“旧社会”经历，甚至有过较高的地位，同国民党政府的高层有或多或少的来往。这些都成了需要清理的历史污点，罪名常常是：“阶级异己分子”“国民党残渣余孽”“国民党特务”，如果有海外经历，那就逃不掉“外国特务”的罪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档案馆——大事记》网站有如下记载：“1968年6月24日，在支左部队领导下，校革委会作出‘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的几项规定’，学校开始‘清队’。”[5] 相信李佩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被隔离审查的。
文革中有海归经历的人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扣上“特务”罪名是司空见惯的事，以致可以用这样的对联来形容：“被捕出狱是叛徒，留学归国皆特务——基本如此”。李佩的遭遇也不算例外，还有一个同她的遭遇十分相似的例子，那就是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时的研究生罗时钧先生，他在1950年获得博士学位后立即回国，被分配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任教。文革中他本人和在同校任外语教师的妻子双双被打成“美国特务”，他妻子在审查期间自杀身亡。假如郭永怀先生不是因为参与“两弹一星”研制的特殊任务而受到中央最高层保护的话，和罗时钧夫妇一样的命运也会落到他和李佩的头上。
不过，历史真相的探究需要有细节的实证，仅仅根据普遍的情况来推断李佩被隔离审查的原因，显然是有失严谨的。然而，严谨的考证需要档案资料和当事人的回忆，我不知道李佩的文革档案资料现在是否还保留在科学院或中国科大的档案室里，即使保留，也不可能公开。至于当年参与审查她的人员，多为工宣队和军宣队的成员，即使今天还在世，也无从查访。
李佩被审查的案子还有一个令许多人费解的地方。那就是，在郭永怀因公殉职后并没有解除对李佩的隔离审查，而且审查一直延续到科大搬迁合肥以后，其间还发生了她自杀未遂的事件。要知道她这时已经是烈士家属，据说周恩来很关注郭永怀牺牲的事，只要周恩来说一句话，她本来是可以免除这些苦难的。从这些迹象来看，李佩的案子不像是普通的那种“有枣没枣打三杆子”的海归特嫌案。这些年，这个疑问一直盘旋在我的脑中，近年一个意想不到的信息给我提供了追寻的线索，得到了一点可以作为考证依据的资料。
这个线索要追溯到笔者在2010年曾经写过的一篇题为《文革中的钱学森》的文章，刊载于网刊《记忆》上。[6] 在写此文的过程中，我阅读了华裔作家张纯如的钱学森传记《蚕丝》一书（英文原版 Thread of the Silkworm），并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了该书一段文字的内容：
张纯如采访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士，她的母亲是钱学森的老部下，因为历史上是江青一位仇人的朋友，在文革中被关进了牛棚，而且，她的母亲看来也是一位“海归”，所以还被当作美国间谍嫌疑受到审查。这位女士本人是下乡知青，1971年回到北京曾去钱学森家拜访。当她还小的时候，蒋英见到她总是笑眯眯的。但是这次见面却发现钱氏夫妇对她的态度完全变了，竟然批评起她的家庭。钱学森冷冷地告诉她说，她母亲的态度不好，交待问题像挤牙膏一样，还教训她应该回到农村去。受到这样的冷遇，从此这位女士再也没有同钱家来往过。
当时阅读这段文字并翻译成中文的时候，我曾猜想这位隐名女士的母亲是谁呢？会不会是就是李佩？但是我知道李佩是钱学森的老朋友，然而不能算是钱学森的“老部下”，因此不敢断言，成为心中一直挥之不去的疑问。2015年，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波莫纳分校的科学史教授、友人王作跃看了我的文章后告诉我，他看过张纯如的一些遗稿，其中有她为撰写《蚕丝》所作的采访笔记，我在文中所引用的那段文字，正是源于李佩的女儿郭芹对张纯如的诉说。这才使我意识到自己的误读：张纯如在书中把这位隐名的女士称作 “the protégé’s daughter”（老部下的女儿），实际上已经泄露了郭芹的身份——钱学森的部下（protégé）郭永怀的女儿，然而因为此书只提到此女士和她的母亲，我误以为这位 “部下”所指的是她的母亲，从而不敢断定她们母女的真实身份。（作者注：严格说，protégé 一词是门生、部属或受保护者的意思，张纯如用此词来叙述钱学森和郭永怀的关系不够恰当。）
王作跃教授传给我的有关笔记里有一段郭芹跟张纯如的对话：
张：你妈妈遇到麻烦了？
郭：是的。说来话长，我妈妈年轻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其中有一个当了邮电部长。他是得到周恩来总理保护的。但是江青恨他——江青把很多她恨的人送进了监狱。我不清楚他是否还活着，但是知道他姓朱。我妈妈当时被蒙在鼓里，但钱夫人却教训我，我觉得无法理解，我以为她们是好朋友啊！他们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事？他们是很忠诚的共产党员。
文革以后，我妈妈和钱家竟又成了好朋友。
综合上面张纯如在书中公开透露的郭芹访谈以及这段没有公开过的笔记，我有以下几点解读：
1、李佩是因为受到邮电部长朱学范案子的牵连而被隔离审查的，相比起来，“海归特嫌”并不是主要原因。没有中国大陆生活经验的张纯如不懂中国政治审查中“社会关系”的含义，所以在文中笼统地理解成是“朋友”。
2、钱学森夫妇知道朱学范是江青仇恨的人，他们大概也听说了李佩历史上确有“复杂”的社会关系，因此相信李佩案的严重性，从而在郭芹面前批评李佩“态度不好，交待问题像挤牙膏一样”。加上钱学森本人因为在1970年庐山会议上的发言遇到了麻烦，1971年正是他在政治上处于低谷，因而特别谨慎小心的时期。[6]
3、李佩案的上述内情和性质是钱学森夫妇通过某种渠道得知的。他们将其告诉郭芹，是希望她心里有底，跟母亲划清界限，目的是为了帮助亡友郭永怀的女儿，让她远离迫害。有理由相信，在郭永怀殉职后，他们出于关心，曾经向有关方面询问过能否解除对李佩审查——毕竟，李佩是烈士家属——而有关方面向他们透露了李佩的案情，使得他们知难而退。
4、郭芹无法接受钱氏夫妇在自己面前如此严厉地说母亲的坏话，误解了他们的良苦用心，以为是对她自己的冷淡。她对于文革后母亲同钱氏夫妇重归于好似乎也无法理解。说明郭芹的天真，对中国政治风浪中的人情世故缺乏认识。
以上解读和推测得到了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影集《佩瑜怀瑾·纨质蕙心——李佩先生的世纪生涯》的印证。这本影集是2016年10月，即李佩逝世前三个月出版的。它的编委都是郭永怀和李佩生前的同事或学生，他们笔下的李佩的经历——尤其是文革十年的经历——比那些权威媒体和“柯学源”先生要准确得多。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
1、影集实事求是地记述了李佩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经历。主编郑哲敏院士在序中说：“‘文化大革命’中，她因莫须有的罪名受到隔离审查，遭受人身和精神上的莫大侮辱和折磨，时间有6年多。”[7] 该书第86页记载了李佩在科大的文革期间所遭遇的劫难：
随着运动的发展，被审查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尽管郭永怀因为承担着核试验和重大国防科研的任务而受到特殊保护，但李佩还是没能幸免。1968年，全国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李佩因为新中国成立前在中国劳动协会的工作及美国留学的经历而被诬陷为“特务”，受到单位造反派的迫害，被送到劳改队接受审查、劳动。[7]
这里显示了李佩之所以受到审查，大环境是由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开展，首要原因是她“新中国成立前在中国劳动协会的工作”。而“中国劳动协会”正是在朱学范领导下的工会组织。
据王丹红向李佩本人了解，李佩在1941年大学毕业后直到1947年初赴美留学，一直在中国劳动协会工作，其间朱学范是该协会理事长，1945年，李佩曾随朱学范率领的代表团出国参加过世界工联的会议。[8]
而朱学范在文革中是邮电部的“朱学范、谷春帆特务集团”案的主犯。查网络上的秦城监狱记录，朱学范是在1968年8月23日被秦城监狱收押的，这个时间大体上同李佩在科大受到隔离审查的时间相符。所以钱学森夫妇对郭芹说李佩的麻烦源于她跟朱学范历史上的关系，不是他们的猜想，而很可能是来自高层的权威信息。
2、影集也如实透露了郭永怀之死跟李佩受到审查之间的关系：
10月3日郭永怀离京去青海基地。（86页）……郭永怀离开北京后一直担心李佩的处境。1968年12月5日，试验准备工作完成后，郭永怀乘飞机返京。当飞机到达北京机场400米上空时，突然失事。（88页）[7]
可见，郭永怀是在试验准备工作完成后，而不是跟其他领导人那样等试验完成后再回北京，并不是如“柯学源”先生所说的那样是为了“回北京报告一组重要试验数据”[2]。而是因为李佩的处境让他牵挂，希望早日回到北京对李佩有所帮助。
3、影集还记录了对李佩的审查一直持续了8年之久：即使在郭永怀遇难后，她的处境也没有得到改善，在隔离审查中跟着学校搬迁。该书第92页记载，1975年，当时的中科院科研组长郁文到合肥等离子体研究所视察，所长邱励俭（曾是郭永怀的学术助手）前一天把李佩接到所里，安排李佩同郁文一起吃饭，据李佩回忆：
“郁文看见我很吃惊，问我为什么还在合肥。当他得知我在科大受审查还没有结论后，马上说‘这不对头，你该回北京去，我这次回北京之后就和李昌汇报一下，把你调回北京。’” [7]
但是，当年掀起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得主持科学院工作的胡耀邦和李昌都失去了权力，李佩的案子又拖延下来。直到1976年秋，她才离开合肥回到北京。
需要指出的美中不足之处是，影集86页文中所说的李佩受到“造反派的迫害”，并不符合事实。1968年7月末，毛泽东派出“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清华大学制止武斗，全国从此进入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期，运动前期叱咤风云的造反派退出舞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档案馆——大事记》网站有如下记载：
“1968年8月9日，解放军驻京部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200多人、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50人进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领导学校‘斗、批、改’。8月20日，第二批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50人进驻学校。”“8月23日，……经过工宣队、军宣队做工作，本校两大派群众组织延安公社、东方红公社于是日相继宣布解散。”[5]
所以，到1968年8月下旬，科大跟全国所有的上层建筑单位一样，权力已经掌握在进驻学校的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手里，革委会中即使还有一些造反派代表，也要听命于军宣队和工宣队。科大此后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就是在北京和安徽的军宣队、工宣队先后领导下进行的，李佩的施害者是谁？不言而喻。
◇ 朱学范是谁？
那么朱学范是什么人呢？现在的年轻人中很少有人知道他。他年轻时在上海邮政局工作，在那里开始从事工人运动。那个时候笔者的外祖父恰好也在上海邮政局当邮差，记得我母亲和姨妈有一次议论到朱学范时说，一向本份的外祖父称其为“小偷乱”——上海话里指那种不安分守己、 办事不牢靠、喜欢添乱的年轻人。
互联网上查到的资料显示，朱学范从邮政局的工人运动起家，后来在邮务工会、上海市总工会、中国劳动协会等工会组织里担任领导职务。这些工会组织都是国民政府承认的合法组织，他本人也是国民党员，多次代表国民政府和中国的劳工组织出席国际会议，被选为国际劳工组织理事会正式理事，做到世界工联副主席。朱学范在抗战胜利后的国共斗争中，站到了反蒋阵营一边，参加创建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使他成为重要的统战对象，在1949年后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邮电部长，而且安然度过了一系列政治运动。直到文革中的1967年8月，邮电部实行军管，他才被停止了部长职务。一年后，他被宣布为“反革命分子”、“特务集团头子”，投进秦城监狱，直到文革结束、“四人帮”被抓捕后才获得平反。
朱学范在文革中遭到冲击是由于什么原因，我们不清楚。是不是像钱学森夫妇对郭芹说的那样，是因为江青恨他，很难确证。了解邮电系统、邮电学院文革的人或许能够对此问题作出更确切的回答。
从表面上看，江青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从事演艺事业，与朱学范成为上海工会组织和帮会势力的头面人物，两者时间上正好重合。我们知道，江青对于所有知道她那一段历史的人都心存忌恨，所以钱学森夫妇的话大概是有来头的。如果这真是朱学范案的深层原因，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周恩来没有出面替受到朱学范案牵连的李佩开脱——文革中凡是背后有江青主导的案件，周恩来都会保持距离，哪怕他自己的兄弟和养女孙维世身陷囹圄也没有出手相救。李佩为什么在成为烈士家属后还不能解脱，而且还要随着学校南迁继续接受隔离审查？为什么她的案子久拖不下结论，到后来竟然无人过问？这些令人费解的问题由此可以得到部分解释。
当然，朱学范被捕入狱即便有江青介入的深层原因，也是不会明说的，表面上一定是拿他在民国时期的经历说事，而他的这段历史确实有许多很容易抓的把柄。他当年领导的工会组织，并不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倒是与黑社会有很多关系，在共产党掌权后，这类工会通常都结束或取缔了。尤其是在1927年国共分裂后，共产党员遭到国民党的捕杀，朱学范却在1928年投入了国民党的怀抱，并且投靠到杜月笙的门下，成为上海滩青帮中的重要角色。据他自己在《上海工人运动与帮会二三事》一文中回忆，每当发生工人罢工、劳资纠纷中难以处理的问题时，时任上海市总工会主席的他就会去请杜月笙出面调解。这样的历史问题到了文革的“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是很现成的反革命罪名。
毛泽东在1968年春季发表了关于文革的新的提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朱学范这样经历的人成为革命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靶子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朱学范成为国民党特务集团头子进了秦城，殃及当过他助手的李佩。李佩被隔离审查，牵动了远在核试验基地的郭永怀。郭永怀急于回京替妻子解脱，不幸因飞机失事遇难。一位世界一流的中国科学家的非正常死亡，发生在文革“主旋律”变调的时期。理解了其中的关系，不免让人感叹：“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文革没有迫害郭永怀，郭永怀却因文革而死。
注释：
[1] 华新民：《哀悼李佩老师——我的个人记忆》，《华夏文摘》网，2017年2月8日。
[2] 柯学源：《李佩：创新者永远年轻》，《光明日报》，2015年11月26日
[3] 王丹红：《48年前“两弹一星元勋”飞机失事前后》，《知识分子》微信公众号，2016年1月24日
[4] 王丹红：《李佩：在平淡中传奇》，《科学时报》，2003年4月8日
[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档案馆——大事记》网址：http://arch.ustc.edu.cn/memorabilia.htm
[6] 华新民：《文革中的钱学森》，网刊《记忆》第43期，2010年2月27日
[7] 《佩瑜怀瑾·纨质蕙心——李佩先生的世纪生涯》，郑哲敏主编，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年10月
[8] 王丹红：《李佩的青春之歌：家事国事天下事》，《知识分子》微信公众号，2016年3月8日
□ 原载《文革博物馆通讯》zk1702d, 2017-02-21
□ 首发《知识分子》微信公众号, 2017-02-12, 网址：http://chuansong.me/n/1561892951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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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6-13 05:1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