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笑梅：《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出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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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笑梅

　　《唐达成文坛风雨５０年》在美国出版已一年。这部被读者誉为“大书”的传记在这一年里深受国内文坛瞩目，反馈和评论不绝于耳。作为该书的责任编辑，深感有必要将这部传记的出版故事和有关评论整理发表，回馈海内外读者。

　　酝酿出版《唐达成文坛风雨５０年》还得从２００４年秋说起。当时我从国内一位前辈那里得到一部唐达成传记书稿，叫《从唐挚到唐达成》，作者是山西的一位作家，叫陈为人。并被告知北京的一家出版社已经在编辑文稿，准备经过删除一些敏感的内容后予以出版，删除的篇幅大约１５％到２０％，因此作者希望在国外同时出版无删节中文版。孤陋寡闻的我既不知道唐达成何许人，也不知陈为人何许人。前辈耐心介绍说唐达成曾是作协党组书记，５０年代曾经以唐挚为笔名写作文艺理论文章挑战周扬而名声大震，后来屡经坎坷，他的职位使他身陷文坛风浪的中心漩涡，其经历本身就是一部新中国文学史。而陈为人是唐达成在被放逐山西时的忘年交。这位前辈向我力荐此书，称之为“目前传记中少有的上乘之作”。而我还没有读完“引子”，就被深深吸引，庆幸世上出了一个优秀作者，我们出版社得到了一部好书。

　　在编辑这部书的过程中，逐渐地了解了该著作的撰写过程。陈为人在２００２年第六期《黄河》杂志发表了《唐达成三周年祭》。看到这篇文章，唐达成的遗孀马中行说“感到了心灵的震撼”。许多看了此文的文坛中人，也纷纷建议“写唐达成传非此人莫属”。于是当年的１２月中旬陈为人赴京和唐家商议作传的事，陈为人明确对马中行说，如果让我写，一定要允许我写一个真实的唐达成。写出他人性的弱点和历史的局限，我认为这样才有价值。如果仅仅为了歌功颂德、树碑立传，我人轻言微无法胜任，那还是找一个一言九鼎之人来说颂扬的话，这种评价才有份量。唐达成的妻儿马中行和唐大年不仅同意而且也全力支持陈为人“还历史一个真实的唐达成”。陈为人有二十多天的时间，在唐达成永定门的寓所翻箱倒柜，无一遗漏地获得了一切与唐达成有关的资料。然后三下上海，四上北京，进行了为期五个月的采访，他既访问那些唐达成的友人，也访问那些与唐达成有过冲突的人，采访人数达７０多人，收集了近二百个小时的录音。从２００３年６月１０开始动笔，到２００４年９月定稿。前后不到一年半，可谓一气呵成。唐达成虽不似王蒙等由名作家晋升文坛高官的文人那样有名气，但文名、官阶不是关键，唐达成的意义在于他的职位使他处于文坛政治风浪的漩涡中心，这样一来他就不是一位无关痛痒的人物，因此许多人拭目以待，竟至撰写后由于涉及很多敏感事件引发了一串串“忌讳风波”。我很希望在不久以后陈为人先生也能将这些风波写出，再为历史增添颜色。



图片说明：唐达成和陈为人（左为唐达成）

　　２００５年１月，溪流出版社在美国出版了无删节中文简体版的唐达成传记《唐达成文坛风雨５０年》（　见溪流出版社网页和有关书讯）。改书名主要是出版社为海外读者考虑，用了这样一个更为直观的书名。其实了解了这５０年的文坛和唐达成其人其事，就不难体会到原书名《从唐挚到唐达成》的深刻含义。

　　不久之后这部传记的溪流版陆续传回中国大陆，引得圈内人士热读。对过去的文坛领导陌生的人们，读着唐达成悲剧命运，不仅认识了当代文坛政坛的错综复杂恶相环生，也认识了一个儒雅正直委曲求全的文人墨客唐达成；作为熟悉唐达成的文坛故人，更是受到触动甚至共鸣；而名不见经传的作家陈为人，以他的厚积薄发、洞见深思和秉笔直书，活生生地呈现了一部新中国文艺史和一个文人的心灵史，令大陆文坛刮目相看。据悉国内已有多家出版社表示了兴趣，但遗憾的是至今仍未有国内版问世。

　　《唐达成文坛风雨５０年》披露了文坛恩怨和新时期文艺政策出笼真相，涉及众多文人和官员，作者为作此传亲自采访了其中很多人。该书出版后，书中涉及的多位人物，如贺敬之、陈丹晨、刘锡诚、丛维熙、谢永旺、玛拉沁夫、牛汉、束沛德、柯岩都纷纷做出反应和评论，他们几乎是唐达成的同代人、甚至是同一个领导班子中的同事。

　　陈丹晨：

　　曾任《中国文学》编委、《光明日报》文艺部负责人、《文艺报》副总编辑。其所著《巴金评传》、《巴金的梦》、《巴金全传》引起文坛极大反响，为此进入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室》，成为２００４年度中国“新闻人物”。

　　陈丹晨在给作者陈为人的信中写道：

　　“这二天，一直捧着你的大作在读。我近几年视力下降很厉害，几近半盲，但读你的书还是津津有味。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你写达成，能写出这么一部大书，这么厚重的一部大书，真是应该向你祝贺。

　　“研究当代文学的人，多如牛毛。近几年，陈徒手等几位作了一些真正有意义的探幽抉微的扎实的基础工作。你的书，若说是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崭新的“划时代”（是不是太夸大了）的标志，实在也不为过。你极深刻地真实而又准确地写了唐达成这个人，这个人的个性、变化和跌宕起伏的悲喜剧命运，这个知识分子个案的解剖，太棒了。更重要的是你勾划出了中国特色的文坛诡谲的风云变幻，其实也折射了中国２０世纪下半期的政治社会侧影。　　“……

　　“书中写了“六。四”中国作协的清查，这是大忌，禁区。你也闯了，真好，我敬佩你的胆识和勇气。”

　　刘锡诚：

　　历任《文艺报》编辑部主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近期所著五十余万言之《在文坛边缘上》，以亲身所历，写出了共和国新时期之初的文坛风云。加盟出版“文艺风云书系”。

　　刘锡诚在给作者陈为人的信中写道：

　　“这些天来，一直在拜读您的大著《唐达成文坛风云五十年》。

　　“大著材料丰富，围绕着达成的沉浮沧桑，再现了上个世纪后五十年间的文坛风云，一个活灵活现的唐达成呼之欲出。你条分缕析，脉络清楚，爱憎分明，文笔奇丽，叫我折服。大著通俗好读却不失深刻；故事情节的生动性与鞭辟时世的哲理性熔于一炉。真可谓深入浅出。

　　“……

　　“希望您能尽快出国内版，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唐达成，了解那个年代的文坛。恭贺您为文坛做了一件好事。”

　　从维熙：

　　在人们印象中，从维熙当年进党组是王蒙推荐。从维熙是王蒙的“小兄弟”。然而，在作者对从维熙的访谈中，从维熙直言不讳，表现了一个作家的正直与良知。作者为此用了“铮铮硬骨”一词。

　　在读过《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后的电话中，从维熙再次提到这一话题：“书很好。好在你对人都是一个客观的真实的表述。我已经把我的看法，就是与你谈到的观点，我直接向王蒙表达了。因为我不善于遮掩自己，把自己变为另外一个人。我说，像你说的人生二十一条，人与人之间就没有真诚可言了。”作者说：“与王蒙接触，给我的感觉是，在王蒙身上不乏聪明、才智、博学、敏锐，与他交谈，也不时能感受到他言词话语中迸射出的思想火花。但他身上缺乏与人相交的真诚。他大概从不与人交心，人心隔肚皮，把自己包裹的严严实实，武装到牙齿，人为地筑起一道隔膜。当然作为历尽磨难后的一种自我保护意识，我可以理解，但无法让人敬重。与王蒙形成极大反差的是唐达成。他也同样历尽磨难，可他仍保留了一份与人交往的真诚。这种真诚不是不谙世故的‘憨’，也不是混沌懵懂的‘傻’，这是唐达成身上为许多人所赞许的儒家风范，是一种‘仁’，一种发自内心的对人的爱。‘仁者爱人’。唐达成让人敬重的正是这一点。”

　　谢永旺，成书前，谢永旺对书中有关章节，已经作了认真仔细的修订和更正。

　　成书后他在电话中对作者说：“……这个书出来不容易，不简单。……我还没有来得及从头到尾细看。不过已经可以看出，对唐达成写得很充分。你这本书真是花了很大的力气，材料非常的充分，挺好的。我作为一个同道者，能引发出很多联想和感受。把这段历史真实地记录下来，你为文化界，为文学史办了一件大好事。”

　　玛拉沁夫，玛拉沁夫作为中国作家协会处理“六•四”事件的主要负责人，招致文化界许多人士的微言非议。《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中对此作了详细的记录。原本预料，玛拉沁夫看后会有激烈的反应。事实上，玛拉沁夫在与作者的通话中，表现出少有的冷静。

　　“……上面还是有不少地方攻击我呀。没必要，互相攻击有什么用。他们那些臭事我不知道啊？多得很，而且都是白纸黑字。只不过我不去说他们。当然我不是说你写的，我相信你写得还是很客观很真实的。我知道你都有录音，这都是他们说的原话……怎么说呢，这个事件呀，必须放在一个宏观的立场上来看问题。不是个人的行为。他们那种情绪放当时都可以理解，但是事过境迁之后，还抱那么一种情绪，还不能跟中央保持一致的话，这是我不能同意的。要认识到这是特殊政治历史背景下发生的事情，不要纠缠到个人的恩怨上去。多少年以后历史怎么说我不敢说，我敢说在我死之前，这个事就这么定了，谁也翻不了。我相信这一点。我觉得我们有些同志狭隘了一些。我们来个换位思考，如果是我犯错误了，是他们来查我，他们一点不会留情的。我查你是中央派我来的（玛拉沁夫对此有句经典名言“马拉不来牛拉来，牛拉不来有羊拉”。），你不参加动乱，我查你屁呀？……如果他们认为自己是对的，是民主的斗士，我倒希望他们到大庭广众之下来演说一番。现在不是正在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嘛，我倒欢迎他们到作家协会来，有胆量坐一坐。不行，错了就错了，人一生不可能不犯错误，犯错误检讨了就完了，到现在还耿耿于怀，还说那些话，我认为就不明智了。那你代表人民吧，共产党不代表人民了。行吗？你再到天安门前喊一喊去？……我拿到书，我一晚上没睡觉我就看了。你把各方面的观点看法都写了，我倒觉得应该在国内发表，让更多的人看到，让大家来评判评判。”

　　牛汉，在《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中，牛汉是作为唐达成的“对立面”，他们俩人的碰撞，被称作“汉姆莱特遭遇唐吉诃德”。牛汉作为一个个性色彩鲜明的鲠介之士，对唐达成代表中国作协封杀《中国》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表达了“永不原谅”的坚决性。

　　牛汉在看过书后，电话中对作者说：“……很不一般，很真实，就我那一段就写得很真实很客观。我就是那臭脾气，张口就是‘我对唐达成不能原谅，永不原谅’。但你不计较我的臭脾气，写出了我的性格特点。毫不含糊。（传记中，作者捕捉住了这个颇具个性特征的口头禅。所以当牛汉又下意识地说出这句口头禅时，电话中两人都笑了。）你没有讽刺我，歪曲我，还是正面去写我，我很感激你。……看了你的书，让我认识了唐达成，理解了唐达成，这不是他个人的悲剧。你让曾经誓不两立的我们，在你的书中和解了。你功德无量呀（牛汉电话中又是一阵无羁的大笑）。历史对他的歪曲？扭曲？异化？怎么说呢？不是说历史把它毁了，是，是历史的欺骗。后五十年，是历史活生生的欺骗，非常的真实。……我其实也是一个很温情的人，是严酷的历史啊，把我改变成一个好斗的，斗志旺盛的斗士。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斗则进不斗则退。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是历史的欺骗，我也是没有办法。我和唐达成都没有办法，我们都是历史中的人。七斗八斗，我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一辈子没有快活过一天，没有幸福过一天。很遗憾。……我这一生呀，解放前坐牢，解放后坐牢，说起来……唉，我这个人说起来就哇拉哇拉，哇拉哇拉，话匣子打开收不住。以后咱们坐下来细扯吧。我愿意同你谈，同你谈得来。……”

　　束沛德，曾和唐达成同时在中国作协党组任职，他对作者说：

　　你写这本书有很大的难度。写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当然不仅仅是说你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按说我也是班子里的人，你写的许多事，比如四次作代会呀，中顾委帮助张光年的生活会呀，也是我亲历的。你的书好就好在，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以各种不同人的观点，来描述同一个事件，立体的，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从各个角度把它展示出来。这就使每个读的人，包括像我即使是当事人，也感到很新鲜，很有收获。尤其是关于唐达成和马中行，和唐大年家庭方面的事，我们只是作为邻居有些所闻，但像你如此清晰如此详尽地把它写出来，就使我们看到了唐达成的另外一个方面。不仅仅是工作中的唐达成，运动中的唐达成，而是一个活生生的立体的唐达成。这对我们这些与他多年共事的身边的人，就比前半部分更有新鲜感，有更大的兴趣。而且看着很亲切，可读性也强。

　　贺敬之与作者陈为人有一段关于唐达成传的通话：

　　你的书稿我粗粗地看了一遍，是根据我们的谈话录音整理的。我是说里面有些人的名字，是不是不要直接写出来？比如……事情也就是那些事情，不过把名字直接写出来不好，太敏感。我们俩都看出来你在力求客观，但是由于你采访的人长期以来形成的思想、观点、情绪在里边，所以就带出了他们主观的色彩。……当然不是你的问题，我们是本着顾全大局，有些事情就没去说它。你可以看看我的文集的第六卷，重点是写（新时期）十年的，唐达成同我接触的一段。你写了“六。四”以后，我和唐达成谈了好几个小时，我是极力挽留他，先做副手，过一段时间再恢复。在我党历史上有这种情况，我举了陆定一的例子。……有些人把我想成那个样子，把我说成那个样子，那就有些遗憾了。不过不要紧，你看看那个以后（《贺敬之文集。第二卷》）我们还可以再交换意见。你书中对达成的复杂性，对他处境的困难，这个我们的看法都是一致的。……张光年也是很复杂的，你也写出来了，他最后怎么变成那样，我也表示很遗憾。……柯岩看了你的书，她有一些意见，你愿意和她说几句吗？　　于是有了作者与柯岩以下的通话：

　　柯岩：

　　终于一个大工程完成了，应该祝贺你。（谈到书中对贺敬之、柯岩的一些非议微言。）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观点。一些人在歪曲、掩饰事实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向公众展示自我。……唐达成跟我基本没接触，但我对他很了解，因为他跟我谈过两次话：一次是他和张光年和我谈话让我当诗刊主编，我都很可怜他……这个不去说他了，将来我写回忆录会写的。你的书我看了，我看得出你是努力的要客观，但文艺界太复杂，你比方邵燕祥说的话，真是的，说到贺敬之的老婆，与邓力群有所交易，有所承诺，那都是胡说。邓力群正在写回忆录，邓力群是非常正派的一位老领导，我们非常尊重他。但是张口就说我们之间有所交易有所承诺，这个我当然要予以反驳。唐达成完全知道，是因为《诗刊》主编的问题……将来我会写回忆录的，不要紧不要紧。文艺界太复杂，徐迟老师有句话，不论写谁的传记，你先去找他的对立面。听话听反话，让他骂够，你再去核实。偏听则暗，兼听则明。……你书中提到张光年、贺敬之两大板块，这在立论上就不严谨。这不是两个板块，是中央的矛盾，中央的斗争，中央的复杂性反映到文艺界来。那么就看你的党性和品质了。老贺和我挨骂挨惯了，你书中说的根本不算回事。……怎么说呢？我粗粗看了，现在写得相当不错，你可以写得更好。总体来讲，你这本书是好的，唐达成，还应该说他是个好人，但是他政治上不强，而且被人利用。比方冯牧，本来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可也被张光年利用。……

　　还有一些作家、评论家，虽然不是唐达成传记中涉及到的人物，有些还是文坛和思想界的新锐，在读了这部传记后，也给予热烈评论：

　　李国涛：

　　历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西文学》主编。文艺理论家、批评家。除多部文艺理论、文艺评论专著外，另有长篇小说《世界正年轻》等作品。被公认为是研究“山药蛋”派第一人。

　　李国涛由于上了年纪，眼力看书很吃力，但拿到书后连续读了两个晚上，第三天即打电话给作者。他在电话中说：

　　“……我一看以后我就感兴趣。感兴趣其实很重要。一部书吸不吸引人，能不能给人带来阅读快感，它后面有很深的原因。不感兴趣的东西，你再宣传得天花乱坠，我也不去读它。在兴趣的背后，人的思想、人的素养、人的艺术感觉，完全体现出来了。这部书我一看就感兴趣，感兴趣就是一种触动，一种共鸣。它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唐达成的为人，你第五章中写了梁晓声对唐达成握手的感受……我也有这个感觉。唐达成是一个很善良很真诚的人。你笔下生动的描写和人们对唐达成的印象是一致的。但你的描写又不仅仅停留在人们印象的表层，随着你笔端的深入，又使人看到了唐达成内心深处鲜为人知的另一方面，加深了人们对唐达成的理解和认识。第二点就是从这一个人，反映出时代的面貌。时代造就人的心态，它不是一个人的心态，而是共性地反映出同时代知识分子的典型心态。同时从一个人幅射出去，写出了周边众多与唐达成发生关联的人的心态，如王蒙、玛拉沁夫、从维熙、唐因、鲍昌等等人物。于是展开的就是一幅壮阔的历史画面，这是这部传记的价值所在。第三方面，你的传记中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也是其它传记中所不具备的。你在形式上体例上有重大的突破。其它的传记，总是一个固定的视角，或者‘私传’中是一种亲属的眼光；或者‘官传’中是一种政治的眼光；再或者‘后传’中是一种研究的眼光。而你的这部传记中，却是不断地变换视角，用各种人物的眼光看唐达成，见仁见智，各持己见。于是就产生了在你引子里所强调的效果：‘每一块片断的记忆是模糊的，然而无数模糊的记忆碎片叠加在一起，在人们审视的眼睛中却变得愈益清晰。犹如看一幅三维图像，瞳仁的功能，能从那些零乱的色彩图块中，看到清晰的图像。每一个人的回忆片断可能是失真的，因为它必然受到视角的局限和情感色彩的支配。然而，无数可能失真的记忆碎片的相互印证，却能还原出一个无比鲜活的真实。这里面不仅有‘比较是鉴别的最好办法’，而且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情感倾向，组合成的是一个多棱角多层面的原生态立体人。’所以你的这种笔法，使你笔下的人物，不仅是传主唐达成，其它的许多相关人物，如张光年、丁玲、王蒙、唐因、鲍昌、牛汉等等，都既具有高度的真实性，又具有生动的丰富性。这是你这部传记获得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你的这种写法，形成许多当事人都在场的这么一种状况，虽然还不能像电视录像镜头那样，但也造成了一种逼真的‘现场感’，使人身临其境。所以大家很欣赏你这种体例上的创新和突破。……”

　　张石山：著名作家。曾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２００３年发表《弃裱褙书》，愤而辞去一切官职，只保留作家身份。张石山曾两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他在读过《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后，写出了激情澎湃的评语：

　　“披拣中国文坛史实，梳理中国文坛是非，唐达成乃关键之一人。唐若在台上，溢美者或趋附焉；唐竟至下台，拥戴者鸟兽散。人情冷暖，世风如彼。或有传记一二，恐怕也是信口雌黄，不知其可。

　　唐达成右派落难，文学青年陈为人与之交往颇深；唐达成腾达飞黄，文坛高官以小陈为知己。因缘际会，唐达成身后宜于有一个陈为人来书写传记。

　　　与传主交往深切，可谓优势。传记是否能够成功，尚在两说。

　　　首先，陈为人具备了这样的胆识：不自由，毋宁死。不能达到真实，宁可不写；即便明知将面临刀斧翦灭，求真求实之初衷不少改。

　　　其次，立传为文，又不是仅仅依靠胆大便能妄为。有了世界观，还须有方法论。勇赴名山，须得有夺宝盗火之能为。多年从事文学习作练就的文字功底，近年处于文坛边缘获得的冷峻眼光，成就了作者、成就了这本传记。因而本传记在获得真实生命之后，血肉丰满、骨骼坚挺、脉络清晰、情感真切。真情涌动，不因情而害文；目光冷峻，亦无倨傲而伤亲切。

　　　唐达成曾经处于文坛漩涡的中心、风暴的风眼；陈为人逆了时空隧道，引领读者抵达那个风眼。

　　　唐达成的人生经历，早已积压于文坛历史的岩层；陈为人螳臂掘进，竟然开出一个小小孔洞，使我们能够多少看清那交错叠加的历史断层。

　　　断层深处，无数曾经的生命化做油与媒，有朝一日将燃起壮丽的光明；

　　　眼前，一位掘进者以勇气、才情乃至生命，焚烧点燃了一盏矿灯。”

　　蒋韵：

　　女作家，住在陈为人家的楼上，说本来只想翻翻，结果一看就放不下了：

　　我认为，这是近年来我读过的传记文学中最为杰出也是最感人的一部。陈为人先生以他的坦率，他的勇气，他的诚实，他的深情和深刻洞见，负责任地，为我们，为历史，呈现了一个大时代中悲情文人真实的心路历程和痛苦的灵魂。

　　崔卫平：

　　新一代有影响力的评论家、思想家：

　　这本唐达成先生的传记，比唐达成本人活着的时候还要栩栩如生。比我们熟悉他的人印象中的唐达成还要栩栩如生。于其中展示了一个有尊严的灵魂，在没有尊严的年代，所经历的痛苦、挣扎、惶恐及喜悦。并且不只是有关一个人，而且是他们那整整一代人灵魂的生动写照。

　　我在编辑这部书稿以及和陈为人先生的联系、合作中，深感他成功地做出这部“大书”不仅在于他有幸成为唐达成信任的朋友、有幸受到过专业作家的训练。陈为人结识唐达成时是一个文学青年，是唐达成沦落社会底层时的追随者。他不仅向唐达成请教文学写作，还是唐达成表达心迹和思想时的聆听者，他真诚而深情地参与进唐达成的生活，成为唐达成的忘年交。他是个有心人，和唐达成谈话，他总是及时记录那些思想的火花，梳理他自己由此引发的思考。作传记之前他获得了唐家的允许，得以观看家藏的资料，他认真消化这些唐达成的私人挡案、笔记本、甚至唐达成的藏书和书中的眉批，这种努力和工夫使他成为能够深入唐达成内心世界的人。这些都可以从书中看得出来。陈为人先生虽然已近耳顺之年，但他并没有恃已有的知识和见识而自满，他为了写作这部传记，买了很多书、读了很多书，吸取新思想文化资源的精华，对唐达成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和那个历史时代作了深入地挖掘。这是一部在作者内心的激情涌动下产生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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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达成文坛风雨５０年》前言

　　　　　　　　　　　　　　　　陈为人

　　撰写唐达成传，可用一句创作上的术语：意在笔先。

　　唐达成的人生经历，赋予了我们太多值得思索的东西。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可圈可点的英名。他们或以自己文学上的成就，或以自己对不公正命运的抗争，为历史书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他们更多地是作为“个史”，更多揭示的是个人的拼搏史、抗争史。然而，鲜有人如唐达成，他个人的命运与中国文坛的大事件相交织，其沉浮沧桑，无不折射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走向。他从一个因“丁、陈事件”被清理出文坛的“文化异端”，直至攀援上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成为中国文坛代表党的领导的第一人，可谓大落大起。历史的戏剧性形成了唐达成命运的荒诞性。其间所经历的五七年反右运动；六二年大连会议；以及新时期以来，为文艺正名；批《苦恋》；周扬、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之争；“好得很”和“糟得很”两种极端评价的第四次作代会；富有中国特色的京西宾馆会议风波和中顾委帮助张光年的生活会……直至举世瞩目的六四风波中是辞职还是罢官的谜团等等不一而足，一部个传，超越了个人的本身涵盖，上升为一部国家的文学史，一部民族的心灵史。

　　在唐达成身上，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人的典型特点，又揭示出作为“这一个”的个性色彩。从唐挚到唐达成，展现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人格裂变的惨烈景象。克尔恺郭尔说：“一种人是因为要做自己而痛苦；一种人是因为不要做自己而痛苦。”唐达成说：“我是受着两种痛苦的煎熬。”作为唐挚，他是因为要做自己而痛苦；作为唐达成，他又是因为不要做自己而痛苦。两种痛苦的反复交错煎熬，构成了唐达成的痛苦灵魂。这就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现状。这是唐达成经历所体现的共性一面。在群星眩目、群英争辉、逐鹿中原的激烈角斗中，唐达成能脱颖而出，独占鳌头，其事实本身，就体现着孔孟儒学所形成的民族文化积淀和老庄哲理所产生的对社会思潮的影响，为我们寓含了更多哲学层面的思索，这又是唐达成个案的一面。唐达成是一个历史的交叉点。

　　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对撰写历史说过这么一层意思：撰写历史，不仅要写出组成历史的一连串历史事件，更重要的是写出形成这些历史事件的历史人物。由于唐达成所处位置，他与文学史上每一阶段的风云人物都是零距离接触。他与周扬、丁玲；与张光年、贺敬之；与王蒙、马烽、玛拉沁夫、梁晓声、唐因、鲍昌等等一长串当代中国文坛的精英，形成的错综迷离的人际交往，构成了当年风云起伏的中国文坛现状。同时，由于上个世纪后五十年间，中国文坛政治与文艺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亲密结缘，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在政治场上的沉浮，又成为唐达成命运跌宕的大背景。唐达成生命活动的舞台，已超越了文坛狭义框架；唐达成的个人传记，展现的是中国文坛上个世纪后五十年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

　　应该说，唐达成不是一个斗士。他的人生意义不似鲁迅，以生命的光彩如一道闪电劈开暗夜。给人以地平线和彼岸的光照。

　　唐达成是一个影子。是一个具有痛苦灵魂的影子。在暗夜中行路的最好办法，就是点燃自身。中国先锋评论家丁东在说到唐达成“六。四”后的辞职时，用过这样一句话：“为了心中的良知，剖开了自己的胸膛。”并有一比，比为“丹柯般的壮举”。中国文坛在评价到唐达成时，几乎众口一词，认为唐达成就个人品质而言，臻于完善。唐达成身上的不足和缺憾，已然超越了人性的弱点，而成为一种时代的局限。因而他灵魂所体验的痛苦，已然达到马斯洛人本哲学中所言的最高一个层面。这不是生理的需求、安全的需求，爱的需求、尊重的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痛苦，而是自我实现得不到满足的痛苦。唐达成生命的烛照，也是对我们所有同时代人灵魂的回眸。

　　由于众所周知，不言而喻的原因，不必说个人的传记，就是民族的历史也在以惊人的速度被改写。一切具有了“时代特色”，然而原貌却变得面目全非或扑朔迷离。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决心还历史以一个真实的唐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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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达成文坛风雨５０年》引　子

　　　　　　　　　　　　　　　　　陈为人

　　唐挚、唐达成，一个“分成两瓣的子爵”

　　鲁迅说：“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

　　原知死后万事空。人去如灯灭，化作一掬黄土，化为一缕清烟。然而，人固有一死，人死去真就死去了吗？人毕竟在人世上走了一遭，对生命意义的思索和对终极价值的追求，使人很难“死而无憾”，却往往“死不暝目”。“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死后名”。人总会孜孜以求亦斤斤计较于那个最后的“盖棺论定”。

　　对死亡的凝视，其实是热爱生命的一种表现。

　　老诗人臧克家五十年代写过一首广为流传的诗：“有的人活着，他其实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然而他仍然活着。”长生与不朽，是一个古老而又不断翻新的话题。长生，是对肉体的追求；不朽，则是对精神的企望。

　　唐达成走了，他的生命意义给我们留下些什么思索？

　　唐达成走后，张光年有这样的话：“那样好的人，得了那么恶的病，文友们谈起达成，不由得感叹痛惜，真想同声一哭。”张光年所说的文友们，是一长串中国文坛的精英：王蒙、张锲、从维熙、林斤澜、刘心武、邵燕祥、梁晓声、谢永旺、陈丹晨、束沛德、梅朵、古鉴兹、张凤珠……我采访中无数次听到他们发出声声叹息：唉，达成真是一个好人，实在是走得太匆忙了。要不然……，要不然怎么样？如张光年所言：“你的聪明才智向着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发挥开来。你心灵深处的珠光宝气向着各个方面放射出去。……”无须赘言，不言而喻，给人留下了无穷的遗憾。

　　另一方面，我听到贺敬之如是言：“总的应该说，唐达成是一个好人。我对唐达成的印象，这个同志是个有才能的人。人品方面，他还是基本老实的。因为文艺界里面，有些人花样还是比较多的，不是很诚实的。我印象当中，他是比较诚实的，在正常情况下是可以很好共事的一位同志。也是有工作能力的。但是我很遗憾，后来他的思想有很大的变化。因此同我的关系也就有很大的变化。唉，人都不在了，还说那些干什么。总之，唐达成应该说是个好人。”　类似的口气也表现在文坛颇有影响的一些人物口中，这也是一长串令人肃然起敬的名字：马烽、玛拉沁夫、牛汉、侯敏泽、杨子敏……。他们在我的采访中，用各自不同的语言特色，表达了几乎类似的感叹：应该说唐达成是个好人，只可惜……又是欲言又止，给人以无穷的想象空间。

　　唐达成去世后，在怀念文章中，《好人达成，还在我们中间》、《文坛上一个好人去了》、《哭好人达成》、《好人达成，你走好》……诸如此类文章标题，比比皆是。

　　我已无法让周扬、丁玲开口。我也无法让夏衍、陈荒煤、康濯、姚雪垠、鲍昌、唐因等开口了。尽管他们生前以不同的视角，抱不同的观点，处不同的位置，对唐达成有过种种见仁见智的评价。但那毕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与唐达成处于同一矛盾漩涡中，难免受利害权衡的局限，受近距离视角展不开的遮掩，所以难免褒贬不一，众说纷纭。但当超脱尘世，盖棺论定之时，我想，恐怕也会众口一词，承认唐达成是“大好人”，“好人一个”。

　　终其一生，最后能异口同声众口一词有口皆碑，赢得“好人一个”的评价也确属不易。唐达成曾说过，做人难，人难做，难做人，三个字无论如何排列组合，都说明做人不易。做人能做到这个份上，难怪著名评论家刘锡诚颇为感慨地下了一句断语：“唐达成终其一生能得到“好人一个”这么四个字，死而无憾，死可以暝目了。”刘锡诚口说此言，自有他的无穷感慨。他在访谈中对我说：《文艺报》的某某领导，死后连个座谈会也开不起来；文坛某某名作家，有人走出他的灵堂竟然说，这是最后一次“给面子”了。

　　“好人一个”，在如今人们惊呼世风日下，好人难寻的现实中，大概也可以说是最朴实，然而又是最高度的评价了吧？

　　然而，每当我听到对唐达成“好人一个”的评价时，心中总会涌起一股酸楚和痛感。我总是从中品出另一种滋味。我不由得常常会想，唐达成如若另界有知，他会高兴这一评价吗？

　　我把此念头刚向唐达成遗孀马中行吐露，马中行刚才还倦怠的眼睛顿时变为园睁。那是一种敏感的触动，那是一种猛然的警觉。她以对唐达成最权威的了解说：“大好人？我不怀疑绝大多数说此话人的善意。唐达成是好人，但是不是‘赖好人’。”

　　中国话真是一种神奇的语言。话中有话，弦外有音。言发于此，而意归于彼。言有尽而意无穷……，真够人琢磨一阵子的了。抑扬褒贬尽在难言之中不言之中。

　　马中行沉吟了很久一阵，她缓缓吐出这么一句话：“唐达成说，他是湖南人。”

　　湖南人？！从满含辣味的话语中，我品出了个中含义。

　　每当唐达成对那些“脚踩西瓜皮，手抓两把泥”的和事佬，对那些“兔子兜圈，看风使舵”的老好人，声色俱厉地发表一番鄙薄蔑视之言时，往往又会在末尾加一句感慨：“唉，说人容易做人难，茫茫宇宙人无数，几个男儿是丈夫”。他常常会脱口而出：“燕赵多慷慨悲壮之士。而我们现实中，是六亿神州尽舜尧，更多了一些智叟、舜尧，而少了一些血性男儿。”他不止一次同我说过：“在如磐如铁的文坛上，鲁迅‘风号大树中天立’，能始终保持峥峥硬骨，保持锋利的棱角，确属不易。”但他又说：“鲁迅如果晚死几十年，又作何说？有时候出师未捷身先死，可能倒是一件幸事。”

　　记得，我在对李子云的访谈中，李子云说了一句颇为意味深长的话。

　　李子云称得上是一个巾帼不让须眉的女评论家。她敢于在“万马齐喑究可哀”的１９７９年，就提出“为文艺正名”，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反对文艺为阶级斗争服务。这是何等的锋芒！何等的理论勇气！当我向她提到唐达成时，她颇为轻蔑地说：我不知道唐达成，我只知道唐挚。

　　此话听来未免让人觉得滑稽可笑。谁不知道唐达成就是唐挚，唐挚是唐达成初涉文坛时用的笔名。

　　当年，唐达成以唐挚的笔名，在１９５７年第ｌ０期《文艺报》上，发表了文章《烦琐公式可以指导创作吗？――与周扬同志商榷几个关于创造英雄人物的论点》，以其咄咄逼人的锋芒，一鸣惊人。当然，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唐达成也因此文而获罪，开始了二十多年的苦难历程。

　　著名诗人邵燕祥在我采访他时说：

　　“我敬佩唐达成的勇气。真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唐达成那篇文章的观点，实际上与当时胡风对党的批评是一致的。就是你不能用条条框框，庸俗社会学来指导创作。这在当时确实是振聋发聩之论。”

　　“我相信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应该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因为周扬在当时文艺界那是有‘文化沙皇’之称的。大家都知道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有来头。周扬是湖南人，和毛主席是同乡，周扬是很钦佩毛泽东的，钦佩到迷信的程度。他的整个做派，作报告的语气呀，手势呀，在文艺界，就是政治界，都把周扬看作是文艺界的总管。就是鲁迅说的‘奴隶总管’。向这样一个人物叫板，你说没有勇气能行？”

　　李辉在对唐达成的访谈中，有这么一段话：

　　李辉：“那时，他（周扬）在作家心目中的地位大概是历史上最重要的。”

　　唐达成：“地动山摇。是领袖人物，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解释者，这一点不容置疑。他过去的身份主要是解释毛泽东的思想。文革开始时，我听说五十年代关于新英雄人物的讨论时，他的观点实际上是毛主席的观点。有人就对我说：你哪里在和周扬商榷，是和毛主席商榷。据说是文代会前，周扬去毛主席那里汇报，谈到文艺界的动态，说正在讨论可不可以写英雄人物的缺点。毛主席就说，可以忽略非本质的东西嘛，写英雄人物干吗非要写这些非本质的东西呢？”

　　当年文章一发出，蒋和森就对唐达成说：“你胆子够大的，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嘴里拔牙。”

　　唐挚的文章，面对的是一个庞然大物，庞然大物身后又是一座“风雨不动安如山”的圣坛。唐挚却像堂诘诃德一般，挺着投枪冲了上去。

　　若干年后，时过境迁，沧海桑田。丁玲的秘书张凤珠说起唐达成，感慨万千地摇着头：“二十年后再相见，我在唐达成身上，简直看不出一点当年唐挚的影子。”

　　著名文艺理论家、文艺批评家陈丹晨也感触良多地说：“难以想象，难以想象。我简直无法想象面前的唐达成怎么会写出当年唐挚那样锋芒毕露的文章。”

　　唐达成也往往会对他后来接触的朋友感触良多地说一句：“你们认识的已经是后来的唐达成罗。你们没有见到过去的唐达成是个啥模样。”说这话时，唐达成用着打哈哈的戏谑语气，但是我可以看出，他脸上那丝无法掩饰的苦涩和难堪。

　　唐达成有一次还对我说：“唐挚已经死掉了。”

　　唐挚死了？尼采在二十世纪初宣告：“上帝死了”。这是一种信仰的崩塌，信仰的危机。如今到了二十一世纪初，又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知识分子死了”，这是批判精神的丧失。不少人认为，上个世纪后五十年，知识分子阵营出现了溃败之势。不仅表现在政治文化立场上的缺席，而且流行道德上的犬儒主义。这是对上个世纪后五十年知识分子精神面貌的总结？

　　知识分子是不断批判社会和进行自我批判的人。作为一个批评家，更明确处于不断地批判社会和不断地进行自我批判中。我想大概可以说，唐挚更多的属于前者，而唐达成则属于后者。是社会的现实，造成了两项功能的剥离。一个“分成两瓣的子爵”。

　　我发现，唐达成复出后，不再用唐挚这一笔名，而多用唐达成。唐挚、唐达成这两个名字，把一个人的一生浑然截为两段。就是在写那篇毁誉参半然而声名赫然的《批＜苦恋＞的错误倾向》时，唐达成还对我说过：“我不想用真名。也不愿意用唐挚的笔名。我想还是重新起一个新的笔名好。”当然，后来遵照上面的旨意，发表时还是署了唐因、唐达成的真名。但我看到：在前三稿的文章校样上，赫然署着“魏平”这样一个笔名。一个绝妙的构思：为评而评。“职务文章”，“遵命文学”。尤如“文革”中，“梁效”是北大、清华两校合称；“罗思鼎”是螺丝钉的谐音。一个“魏平”，说出了多少难言之隐，道出了多少不尽之意。

　　后来，唐达成的“官”越做越大，约稿信如雪片纷至沓来，文章到处在发。有一次，唐达成突然问我：“那么多‘遵命文学’，那么多‘职务文章’，你说，我是不是还是重新拣起‘陈言’这个老笔名来用？”

　　七十年代初，唐达成赠我一套上下册的《文心雕龙》，署名就是“陈言赠”。我疑惑地望着署名。他愧疚地一笑：“陈言是我的另一个笔名。五十年代发文章很多，有些自己也不满意的文章就不想用唐挚，而用了陈言。不是我自己的书，只好用陈言了。”　就是那次，他给我解释了“陈言”之义。他说：“韩愈有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警句：‘惟陈言之务去’。”他还说：“拾人牙慧，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可人往往就有一种堕性。笔杆子一摇，轻车熟道，走着走着就走到老路子上去了。”唐达成还用了一个特定名词，叫“套板反应”。他后来写了篇文章――《漫说“套板反应”》，详细地发挥了这一观点。

　　他还用过赵翼二句诗：“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

　　我明白：唐达成不愿意做陈言，他想做唐挚。然而，要做什么人，往往由不得自己。

　　唐达成跟我讲到过克尔恺郭尔。他说：“克尔恺郭尔有一句名言：‘一种人是因为要做自己而痛苦；一种人是因为不要做自己而痛苦’。我是两种痛苦都在经受。”

　　出于以上诸多潜台词，我听懂了李子云的话。

　　就是在那次访谈中，李子云以文艺批评家、文艺理论家的敏锐建议我：“你写唐达成传，我看真可以把名字定为《从唐挚到唐达成》。”

　　从唐挚到唐达成，堂诘诃德到汉姆莱特的角色转换。

　　这是一个夕阳西下的时刻，我和唐达成漫步在太原钢铁公司峨口铁矿的盘山路上。唐达成有个习惯，晚饭后不马上回到住所去看书，写东西，而喜欢散一阵子步。他说，饭后百步走，能解闷和忧。他是这么用词，不是按一般的说法：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

　　七十年代初，我和唐达成合作写一部反映矿建斗争风云的作品。住在峨口矿建指挥部所在地－－－王家河。王家河坐落在山西繁峙马鬃山群峦的一座半山腰上。一条蜿蜒曲折的盘山道，往上直通峰顶上井荒，往下是谷底的一条饮马河。

　　大概有将近四个月的时间，我们把无数的足迹洒在了这条盘山道上。

　　这是一幅“苍山落日图”。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在晚霞的映衬下，马鬃般起伏的山峦（大概马鬃山因此得名。）在渐渐转暗的天空，勾勒出锯齿般的轮廓，好似在极薄的宣纸上描绘的一幅剪影。这种景色，既可以看作亘古不变，也可以觉得常见常新。景随物移，触景生情。

　　大部分时间，唐达成是默默地走，眼光望着落日的光辉渐渐消褪，偶尔，唐达成也会猛然冒出几句感叹：

　　“人生就是走在一条弯弯曲曲的盘山道上。苏联文学里常用一句话：‘革命不是在涅瓦大道上散步’。少年读书不思量，等你真正懂得这句话，已经是夕阳无限好，可惜近黄昏了。”　他说这句话时，一抹晚霞映在脸上，竟是一脸沧桑，一脸惆怅。唐达成那年不过才四十岁出头。

　　“人生之路，你觉得是你在选择路，其实还是路选择了你。人生的路上，多少独行者被裹挟而去，卷入滚滚人流。鲁迅大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出，人世间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唐达成对鲁迅的这句名言，竟然是这么一种不寻常的理解？

　　“往前走还是往回返？这是一个走在路上常常思索的问题。领跑者往往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它包含了启蒙中冒险的全部内容。承担风险，付出代价，说不好还落一个爱出风头的褒贬。跟着跑，倒可能是一种智者的策略。”

　　……

　　唐达成还有诗云：“临峰方知众丘小，盘曲始明山道难。仰天长啸气荡荡，夕阳依旧伴群山。”“飘渺幻真假，虚实有无间。”

　　唐达成的许多话，我听得似懂非懂，懵懵懂懂。当年，我觉得颇耐咀嚼，所以把它们记在了笔记本上。若干年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人生阅历的增长，从这些“陈言”中，却不断有新的发现，新的感悟。

　　路，在哲学的思维中成了一个重要意象。

　　卡夫卡只有天堂，没有道路。鲁迅则只有道路没有天堂。我明白了：在那条峨口的盘山路上，唐达成进行了哲学的人生思考。

　　后来，我看到唐达成的一篇短文：《“照着说”和“接着说”》。起首是这样一段：

　　冯友兰先生在做学问上有“照着说”和“接着说”的说法。在他看来，研究哲学史是“照着说”，而建立自成体系的哲学思想，则要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接着说”。此议颇启人省悟。由此我想到在生活态度和治理世事上，是否也可以有“照着说”与“接着说”之别？

　　文章确实让我又更深一层领会到人生命题的丰富底蕴。

　　当年，唐达成对太钢工人冯霞的一幅油画《道路的性格》备加称赞。我记得他在画前伫立了很久很久。这是一幅反映峨口矿建的美术作品，它不象当年其它作品，描画着高大魁梧的矿工形象。画面上没有一个人，只是一条蜿蜒曲折的盘山道，路面上布Ｍ积雪，留下许多车轮和履带的印痕。　　我没有从中看出多少奥妙。

　　然而这幅画却给了唐达成极大的震撼。我看到唐达成的一份手稿，他赫然用“唐挚”的笔名，写了一篇《路的遐想》。上面没有署日期。我无法确定唐达成是写于新时期之前还是之后，他后来把此文收入他获茅盾文学奖的杂文随笔集：《世象杂拾》。把手稿真迹同发表的文章作一对比，其中倒也有不少领悟。

　　唐达成的人生道路，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在上个世纪后五十年的艰难跋涉。充满了太多的峰回路转，惊心动魄，刻骨铭心。

　　我觉得唐达成的个人历史就是一部生动的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史。他人生中的坎坷跌宕无不与中国文艺界的大事件紧密关联。他应该把它记录在册。

　　三十年前，还在唐达成下放太钢“劳动改造”的时候，我就提议他写写自己的经历。那时候还不太敢用“个人自传”，这明显涉及了“个人主义”、“树碑立传”这些敏感字眼。那时候，他还没有走进中国文坛矛盾漩涡的中心。还没有后来那二十年颇具戏剧性的经历。但是，他作为一个边缘的影子，却折射出建国初十七年文艺战线整体动向的轨迹和轮廓。从唐达成随意流露的只鳞片爪的细节中，我感觉到唐达成的经历对历史的弥足珍贵。记得，唐达成当年回答了我这么一句话：“假以时日吧”。这在当时，显然不是指写作的时间，而是指需要等待的时间。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当然都不难理解此话中等待的含义和为什么要等待的原因。

　　唐达成曾对山西的一位画家朋友吴殿钧说：“太钢是产不绣钢的，我真想做一个不绣钢的盒子，把我写的东西深埋地下，我相信它们总有一天重见天日。”

　　唐达成动过写的念头，他定然有许多话要对历史说。

　　下面我摘录启治给唐达成信里的几段话：

＊在友人的催促下，终于以对话的形式谈开了一个敏感的文学话题。现在将此文的复印件寄上，请病中一览指正。

＊……对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者，提供一些重要作品的背景资料，（即所谓‘潜文学史’）。

＊我当然估计到有些人看了不一定高兴的，但为了当代文学的真正繁荣也顾不得许多了。何况我也是在站最后一班岗，说点真话的勇气还是有的。

＊我由此想到你有那么多重要的话题要说，为什么不赶快写出来呢？我算是替我们《新文学史料》郑重向你约稿了。

　　丁东告诉我：“唐先生对我说过，李泽厚也建议他写回忆录。最近我去上海，见到沙叶新先生，说起此事，沙先生说，唐先生生病前最后一次出门，他也曾当面向唐先生提过写回忆录的建议。”

　　陈徒手在和我谈起唐达成走得如此匆忙，也感到十分遗憾。他在唐达成去世前两个月，对他作了最后一次的采访。这次采访中，唐达成讲述了他在唐山柏各庄的经历。陈徒手给我念了他的采访录音。陈徒手说：“显然，他还有许多话没有来得及说，他带走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细节，这对于当代文学史、思想史、政治史，都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获悉他患了恶疾，我就有了时间的紧迫感。出于顾忌，我一直觉得很难启齿。记得有一次，我装作随意提起，对唐达成说：“其实也无须化费太多时间精力，就像我们这样海阔天空闲聊天，你来说，我录音，然后我来整理。”那一刻，他用狡黠或者说敏感的目光盯着我的眼睛，笑着问：“小陈是要从我嘴里抢救材料了吧？”一句话，问得我再不敢触动这个话题。

　　闲话说了一大圈，是他自己绕了回来：“假以时日吧。就是不知道老天爷还给不给我这个时间。”

　　他仍惦着这件事。说这句话时，他脸上是一种难以用言词表达的苦涩的笑。我明白，唐达成此刻所言之时间包含了两层意思：一层当然是指病魔是否还留给他撰写回忆的时间，但更有一层，则还是要包括一段等待的时间。当我后来整理他的遗稿遗物时，我发现，唐达成已经做了不少资料收集工作。唐达成一定有这个心愿。只可惜天不假以年。

　　我难以体察文艺界盘根错节的复杂人际关系，也不完全清楚左右历次文化运动的政治背景，我掂量不出如触动这一敏感神经，会产生怎样严重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我只从唐达成的踌躇不前中，感到了这份历史的沉重。唐达成说唐因曾说过一句话：“我们提不起笔来，因为我们肩上历史的包袱太重。”唐达成不好下笔，自有其难言之隐。

　　记得唐达成曾这样问过我：“对于一部历史，你说是当代人撰写得真实呢？还是后代人撰写得更真实？”这样一个问题，当然不是我的智力能够回答。唐达成也充满困惑：“当代人撰写的历史，出于某种功利或迫于某种压力，必然多了一些禁忌、避讳和遮掩；而后代人撰写历史，隔岸观火的身份，又使他们失去了身临其境的切肤之感。更不要说时代变了，时代精神也会有差异。甚至对许多使前人曾经梦萦魂绕的问题，觉得很难理解。真正恍如隔世。”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几千年的儒家文化，没有遗留“自我立言”的传统。唐达成没有为我们留下录音，也没有留下不锈钢盒子，只给历史留下扑朔迷离的谜，留下无尽的空白。并非真空的空白。

　　我不愿用揣摩、估计、推断、想象去填补这些空白。勤能补拙，我只能以百倍的辛苦、万分的努力，遍寻唐达成渐已消失的脚印，去填补他人生历程中的空白；用文坛诸多故旧老友的记忆碎片，去拼凑一个日益模糊的人物形象。

　　每一块片断的记忆是模糊的，然而无数模糊的记忆碎片叠加在一起，在人们审视的眼睛中却变得愈益清晰。犹如看一幅三维图像，瞳仁的功能，能从那些零乱的色彩图块中，看到清晰的图像。

　　每一个人的回忆片断可能是失真的，因为它必然受到视角的局限和情感色彩的支配。然而，无数可能失真的记忆碎片的相互印证，却能还原出一个无比鲜活的真实。这里面不仅有“比较是鉴别的最好办法”，而且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情感倾向，组合成的是一个多棱角多层面的“原生态”立体人。

（溪流出版社授权华夏文摘转载，２００６年２月）

http://hx.cnd.org/2006/02/21/%E7 ... %E5%90%8E%E8%AE%B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