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聪老季：回忆文革后期北师大女附中几位教师（1-5）

tuffy05

　　感恩节到了，相信很多人都有一个感恩的名单。在我名单上名列前茅的，是母校北师大女附中的一群老师……

　　我 1965年秋入小学，1976年春高中毕业，小学和中学整整就是文革的十年，按说我的学业会被耽误得一踏糊涂。

　　然而，即使是这么彻底的浩劫，也有漏网一族：我和我的同学们当年进了北师大女附中（现在叫师大实验中学），竟然课业没有耽误太多。

　　师大女附中在文革期间改名为“北京第150中学”，以示与其他中学一律平等。到我们入学时，女附中已经改为男女合校。时光已进入七十年代，文革初期的疯狂已经过去，学校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学生都是统一分派来的，无需考试，我很幸运地随着教育部大院的同学们一道被分配到150中学。

　　学校名称虽然改了，校舍和师资并不会改变。师大女附中当年集合了一群中国最优秀的中学教师，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他们不仅满腔对教书育人事业的忠贞，精通专业知识以及教书之道，而且，他们还具备某种在我看来是特殊的才能——在最不利于教书的大环境下，仍能够按部就班地传授各科知识。在他们的栽培下，我在那五年时间里，各科基础知识打得相对牢固，让我获益至今。任课老师们的音容笑貌，更是让我终身难忘。

之一：高文鸾老师

　　1971年三月我们进校，马上赶上了纪念巴黎公社成立一百周年。法国的“巴黎公社”，作为统治巴黎的短暂政府，存在的时间只有从1871年3月18日到5月28日，但是因为马克思认为它是对他共产主义理论的一个有力证明，因而大加赞颂，所以巴黎公社的历史，当年对我们就具有了非大讲特讲不可的意义。在它百年纪念的时候，当然就成了我们政治课的主题。

　　我不太喜欢自己的小学，现在回想起来，大半是因为在那里度过了人人异化的文革初期，老师和课业皆给人以严厉逼人之感，让小孩子感觉不到温暖。终于从那里毕业，我觉得去哪里都是好的。中学，一个崭新的环境，便特别让我向往和期盼。然而，当我真正踏进150中学的时候，才发现这所中学的一切都大大超过我最奢望的预期，从校舍到师资，从课程设置到内容，都和我的小学有天壤之别。

　　“巴黎公社”的历史尤其让我振奋——五年小学中，政治课只记得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 学习九大文件，痛骂刘少奇，歌颂一群拒人千里的英雄们，现在却开始学习法国巴黎，一个多么新奇的改变。

　　教授政治课的，是历史老师高文鸾——她是第一个让我由衷全方位崇拜的女教师。一头已经花白的头发，脸上的金丝眼镜，温文尔雅的笑容，一笔赛过男性的帅字，对课业对学生的热情，还有显然超过她授课内容的学识，所有这些，在经历了几年小学老师的统治之后，都让我生出一种“翻身解放”的欢欣。

　　听过高文鸾老师的讲课，你可以体会到什么叫优秀教师。政治课，本来很可能是面目可憎，或枯燥无味的一门课，但是经她讲来，却让人听得津津有味。“巴黎公社——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尝试”；历史背景：“普法战争”，“里昂工人起义”，“布朗基主义和蒲鲁东主义”，“梯也尔的镇压”……这些名词，和高文鸾老师提到它们时发出的声音和表情，到今天都如在我耳边眼前。

　　当年年少，只知道高老师讲课条理分明，巴黎公社的故事好听，如今自己年长起来，方逐渐体会到高老师当年的不易：在那种年代，要把欧洲国家的历史，不同于社会主义的其它制度，不同于党领导的其它统治方式，等等这类知识，冠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标题之下，想必她没少煞费苦心吧。

　　印象比较深的还有高老师讲解“毛主席给江青的一封信”。听她分析毛的每一句话是针对什么形势而言，毛的想法从头至尾都有哪些转变等等，的确让我感受到那封信中很多字面之外的东西。当年那些具体的分析，在今天看来很可能没在点上，当时讲的观点和史实，在今天看来未必是准确的——在那个年代里，有多少东西是在点子上，是准确的呢——然而她提供的分析思路和分析方法，确实不时让我有顿开茅塞之感。

　　我自己从北师大毕业之后被分配留校，曾在大学的马列所里“研究”了三年国际共运史，其间偶尔被抓差给大学新生政治课监监考，或去校外给新生们上上公共政治课。有一次分派我顶班去教一门党史课，我表示畏难，但任课的老师急于脱身，便让我“怎么讲都可以，最后考试按照大纲考就可以了。”我便收集来估计年轻人会喜欢听的三大战役啦，国民党嫡系与非嫡系的摩擦啦等等材料，东施效颦高老师的巴黎公社，用讲故事代替讲党史。结果学生们听课听得兴奋，没有出现政治课逃课的情况。有一节课我迟到了，进门时竟然受到他们的鼓掌欢迎，“老师，我们都怕你今天不来了！”

　　讲台下的笑脸让我想起了高老师——当年我也总想给她鼓掌的，可惜我们那时候不可能那么奔放。

　　（写到这里，忍不住到网上去搜搜“高文鸾老师”，期望能看到她的照片，结果如愿以偿：看到了一组2008年5月10日女附中“1958届高中毕业生50周年聚会”的照片，其中就有风采依然的高文鸾老师！又看到不少更为熟悉她的校友写下的回忆感念文章，印证了一点：她的优秀，远超过我对她的认识和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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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忆文革后期北师大女附中几位教师　(二)   
        
　　师大女附中在文革期间改名为“北京第150中学”，以示与其他中学一律平等。到我们入学时，女附中已经改为男女合校。学校名称虽然改了，校舍和师资并不会改变。师大女附中当年集合了一群中国最优秀的中学教师，任课老师们的音容笑貌，更是让我终身难忘。

之二：汤一雯老师　　

　　和高文鸾老师相比，教英语的汤一雯老师是另一种风格。高老师是学者型，温文尔雅，含蓄收敛；汤老师则是实干型，快人快语，竹筒倒豆子，与学生们之间全没有个师道尊严，往往是“负距离”——比零距离还零距离。
　　小学从没有过的英语课让我感到新奇好玩，汤老师又是个极为风趣的老太太，上过她的课之后，我对英语课的热情便一直不减。
　　汤老师个子不高，四肢短短的，但是整个人看去派头十足。她的英语发音一听就很轻松和地道，听说她原来是当过翻译的。当时她岁数已经不小，上下讲台时两腿都显出些吃力，听说她早就该退休了。然而她讲起课来，让你一点儿也不会去考虑她是不是上了年纪，因为她比不老的老师还要活跃很多，表情生动，声如洪钟，手势很大，更兼讲台上下满教室行走，满嘴中文英文地不停。
　　同学们都管她叫“踢撤烫”（teacher Tang）。有老师纠正我们：teacher是表明一个职业的名词，不是用来称呼一个人的，就好比你不能叫谁“张工人，王农民”一样。不过，连“踢撤烫”自己都认可了这个称呼，我们就只管叫下去了。　　
　　文革期间，我们的英语课文都是些“东方红，太阳升”，“志愿军英雄罗盛教”，刘胡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百万农奴站起来”，“好一座雄伟的南京长江大桥”，“半夜鸡叫”……连我这个当学生的，都感到那些英语在现实中一定不好用，相信身为资深翻译的汤老师，内心里对这些课文并无认同，但是这并不妨碍她教授的热情。她命令我们对课文要反复朗读，直到背下来；然后再反复背诵，直到一张嘴就全跑出来。我记得自己当时这个背呀，Luo Shengjiao was a soilder of the Chinese People’s volunteer. He put in Korea war against the U.S. aggressors. He was an international fighter……　　
　　不仅是背课文，汤老师教的语法也让人印象深刻。现在时、过去时、完成时、第三人称单数，每教一个概念，她就让我们“把这个砸到脑子里！”在讲到被动语态的时候，过去完成时又赶上了被动语态该怎么办？“你这只胳臂要挽起过去完成时，那只胳臂要挽起被动语态，”一边说着，她一边挽起左臂、又挽起右臂。虽然我当年一不留神就忘了一只胳臂，但她双臂抱在胸前的模样，我至今没有忘记。　　
　　毕业十年之后，八十年代中期的一天，忽然在办公室接到找我的一个电话，拿起听筒一听，“季思聪吗？我汤、一、雯！”四个字的蹦出，中气十足。原来老太太早年曾经翻译过一本书叫《地下巴黎》，194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她托我找到相关人士，尝试一下谋求再版的可能性。1946年！民国呢。我那一次才真正知道，汤老师在给我们教课之前曾经是多么意气风发啦。能被这么老资格的恩师派上点用场，我荣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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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文革后期北师大女附中几位教师　(三)

　　师大女附中在文革期间改名为“北京第150中学”，以示与其他中学一律平等。到我们入学时，女附中已经改为男女合校。学校名称虽然改了，校舍和师资并不会改变。师大女附中当年集合了一群中国最优秀的中学教师，任课老师们的音容笑貌，更是让我终身难忘。

之三：阎绍华老师　

　　到现在也没弄清楚，我是因为几何三角而喜欢阎老师，还是因为阎老师而喜欢三角几何。但很清楚的是，我的几位铁杆中学同学，喜欢几何三角者也好，不喜欢者也好，大家异口同声都说永远忘不了阎老师。　　

　　记得当年踏进中学门后，很多新奇的事情让我兴奋，其中之一便是“算术”课变成了“数学”课——听起来学问大得多啦。虽然因为“改革旧学制”，课程里不再有“代数”“几何”“三角”的名称，但在被统称为“数学”的这门课中，所有代数几何三角的知识我们都接触到了。

　　第一位教我们数学课的，就是阎老师。

　　阎老师当时年纪已经偏大，身体不是很强壮，眼镜片厚得象个瓶子底。按常理，这样的老师最容易成为学生调皮捣蛋的对象。可是我不记得有人在课堂上跟阎老师叫板——说不上是什么原因，只觉得阎老师那人并不那么好惹。

　　我从小喜欢语文多于喜欢算术，因为语文课（即使是文革时期的语文课）之中的天地乾坤，比算术要宽阔和精彩很多。上中学之前我从来不知道，数学竟也是这么丰富有趣的一门功课——阎老师的数学课，让我看到了不亚于语文的天地乾坤。

　　比如代数，一个数字可以用一个字母来代替，就象一个同学有一个名字。有了这样的替代，很多复杂的等式，便可以化简为一个简单很多的问题。比如几何，那些圆啦方啦的本来并不见得多好玩，但是经过阎老师把它们之间的关系讲给我们，我才发现，它们所构成的这些个关系，它们所能够达到的效果， 是多么奇妙和迷人哪！比如三角，一个简单的图形中，有多么丰富的内容啊。我乐此不疲地跟着阎老师去演算这些个关系，去求证这些个效果，感到真是其乐无穷。

　　那时我是阎老师的好学生，数学考试经常得满分——我们那年代，考试题目一般都比平时功课要平易近人一些，绝无偏题怪题，而且我会仔细到病态地把做完的考卷反复检查。听同学说，阎老师曾表扬我“每次都是第一个做完，最后一个交卷”，我感到这是我这一辈子获得的最大褒奖之一。

　　也有差点就大意失荆州的时候。记得有一次，我正在检查自己的考卷，四下里踱步监查的阎老师走过我身边，停顿了一阵走开了，一分钟后，只听他大声宣布：“仔细检查！”我心里一毛：说我呢吧？就再次从头至尾仔细检查了一遍，没有错处啊？但我决不敢交卷，便坐着发楞。阎老师又走过来，再走过去，一分钟后再次大声提醒全班：“再仔细检查！”这次我可以百分之百地断定，他就是在说我呢。只好查了再查，还是没看出错来。最后，我决定放弃，却在已经准备交卷的时刻，突然发现我在一个应该写72的地方笔误写成了78！

　　我在冷汗中改了过来，心想这下子该没错了，这才交了卷。阎老师首先往78处一看，见我写的是72，这才一笑，小声责道，“还78呢！”　　 　　

　　中学毕业以后，我选择了文科作为自己的人生生涯，但是直到今天，阎老师交给我的数学，还深深印在我记忆里。我的代数三角几何知识，足够让我辅导我的后辈，并令他们惊叹。

　　[我先以为一直都会是阎老师的好学生，直到他开始教我们物理课，才发现自己大有软肋。我形象思维特差，物商极低，万物现象只要一脱离抽象而到具体，在我这里就变得模糊一片，不辨南北，结果物理课始终让我学得一头雾水。平时一贯“昏昏”，考试何以“昭昭”？记得有一次期中物理考试我只得了87分，令阎老师对我大失所望，也令我对阎老师满怀歉疚。这件当时把我急死的事情，现在想来却让我忍俊不禁：急也白搭！何止那时候啊，直到永远，物理都曾是、正是、将是我弄不通的一门学问。]

　　成年之后我才了解到，数学可以说是一切理科学的基础，相当于文科学中的哲学。记得在第一次获得这个观念的那一瞬间，我特别地怀念阎老师，和他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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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忆文革后期北师大女附中几位教师　(四)   
        
　　师大女附中在文革期间改名为“北京第150中学”，以示与其他中学一律平等。到我们入学时，女附中已经改为男女合校。学校名称虽然改了，校舍和师资并不会改变。师大女附中当年集合了一群中国最优秀的中学教师，是他们让我获益终生。以我目前的日常生活，本来尚无闲暇从容忆旧，之所以要写下这个系列，实在是因为，斯人斯事让我难以忘怀。

之四：刘超尘老师

　　我相信，我的同学们人人都数的出几位难忘的老师，而在几乎所有人的名单上都会出现的，必定有刘超尘老师。他太帅了，太才华出众了，课上的太吸引人了，而且偏偏是他，因为患病而早逝于英年，让人痛惜无比。

　　刘老师到了高中才开始教我们语文课，但还在初中的时候，我就对他很有印象。

　　那时候，在教育部工作的父母去了干校，带走了上小学的弟弟。他们不想耽误我在北京，尤其是在师大女附中的学业，就把我一个人留在了北京。而我们赖以吃饭的教育部食堂，大多数人员也已下放，在一段时间里，顾不上给家属做饭，我就在附近一家叫做“好省食堂”的包了伙。好省食堂坐落在我们上学那条街的路口，于是每天早饭时分，我便可以看到上班的上学的各色人们来去匆匆。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脸肃穆的刘老师，穿着蓝色中山装，抱着用粉色绸子小被包裹着的一个小娃娃，目不邪视地一步一步从食堂窗前走过去——想必是在上课之前，他要把这个还在襁褓中的婴儿送到哪个人家去帮他照看一天，那时管这种私人日托带孩子的方式叫着“托出去”。我当时虽然年少，却也知道双职工人家即要上班又要忙带孩子的辛苦，刘老师永远不变的表情和步伐，常让我感到一种老大不忍。

　　后来看到谌容的《人到中年》时，我马上便想：这说的不就是我们刘老师么？

　　在升到高中二年级，得知刘老师是我们班主任的时候，饶是在初中的三年里已经习惯了各科好老师，我还是激动了好一阵。在战后婴儿潮一代中，我们这一年龄段的人数更是一个高潮，全年级共有14个班，而我们班何其幸运之幸运啊。我听说刘老师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怪不得啦，他讲的语文课，往往将全班的男生女生统统倾倒。
　　印象最深不过的，是1975年春天，我们年级到北京郊区顺义县“植树造林”一个月。那次我们都住在当地村中的各位老乡家里，自备伙房，白天出去种树，晚上休息娱乐。北京郊区初春的景色是黄土为主，间有黄芽嫩枝，原本平淡无奇。然而，有广阔的天地，有最棒的语文老师，有被撒出校门的风华少年，天时地利人和，便激发了不少人的诗兴。很多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同学，那一次都写出了相当精彩的诗句。刘老师率众办了一份油印刊物，每天把大家的诗句打印下来，供全体同学欣赏，并亲自写了刊首语，说是“昔日诗坛门外汉，如今都是小诗人！” 诗坛啦，门外汉啦，在习惯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语境里，特别让人感到新奇和振奋，大家的诗作益发地让人惊喜交并，目不暇接。


　　我形象思维特差，从小到大都毫无诗意，即使在那种群情高涨的情况下，也没能写出任何诗句。不过那一次，我也得到了刘老师的表扬：返回学校后，照例是要写一篇作文的，《植树期间最难忘的一件事》。而我的这件事，是我们去挑水的时候把人家老乡的水桶掉井里了！急得发昏之间，来了一个女老乡，单枪匹马，安安静静，两下子就把我们一群女生叽叽喳喳束手无策的落桶给捞了上来——原来这捞桶，也是老乡们常见的专业活计。对她无比的感激之余，我便写下了整个经过。

　　这篇作文被刘老师当作范文在全班宣讲。我写道：我们几个女生收工后，挑起水桶，“磕磕碰碰地朝井台拥去”……只见那水桶顿了一下，“便无声无息地沉了下去”。刘老师边念边对大家说，“想想她们组那几个女生都是小个子，所以这个‘磕磕碰碰’用得很形象”。在我的作文本上，刘老师在“磕磕碰碰”和“无声无息”几个字下边都划了两道红杠，以示赞许，并且还用红笔圈出了那个“拥”字，批语说，这个字“用得好！”没错，该用哪个字，我当时的确是琢磨了一番的，因为刘老师教过我们，一个动词，如果用得准确便可以让整个句子达到不凡的效果，所以值得反复推敲。而“推敲”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呢？古时苦吟派诗人贾岛，作诗时不惜耗费心血，曾反复地琢磨：是“僧推月下门”呢，还是“僧敲月下门”？方成一首千古佳句。我得“推敲”出一个字，把我们几位全体出动去挑一担水的兴师动众体现出来。最后，我“推敲”出这个“拥”字，自觉再没有比这个字更准确的了。

　　……

　　我没能学医，无力挽救刘老师的生命，唯一能做的，便是一辈子不忘他的教诲。当初没有料到自己的后半生将会使用另外一种语言谋生，然而，用中文写作和阅读，至今都是我永远拿得出时间来做的两件事情。唯此方能报答我的语文老师们于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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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文革后期北师大女附中几位教师　(五)

　　师大女附中在文革期间改名为“北京第150中学”，以示与其他中学一律平等。到我们入学时，女附中已经改为男女合校。学校名称虽然改了，校舍和师资并不会改变。师大女附中当年集合了一群中国最优秀的中学教师，是他们让我获益终生。以我目前的日常生活，本来尚无闲暇从容忆旧，之所以要写下这个系列，实在是因为，斯人斯事让我难以忘怀。

恩师难忘（之五）：萧淑芬老师

　　萧淑芬老师是我们初中一地理老师，不久后就退休了。她和我相处时间不长，又不是我的班主任，然而我对她的印象却很深。

　　原因之一：她曾经跟我们一道下乡“拉练”。当时她总有六十岁过了吧？却和我们一样，背着背包夜行军，太阳底下在大田里劳动，睡在老乡家的大通炕上，吃棒子面窝头就水疙瘩咸菜。我看见她有时侯累得面红耳赤，便对她班上一位同学表示了惊讶：她受得了吗？同学跟我说，“老太太特皮实！”在惊佩之余，我便对她的特别“皮实”留下了深刻印象。

　　现在回想起来：她未必真有那么皮实。不管皮实还是不皮实，班主任都得跟着学生一道下乡。当时和我们一起去的老师中间，其实不乏年老体弱者。连我们这群年少力壮的学生都累得够呛，记得刚回来时见到邻居姐姐，她惊呼“你怎么这样了，又黑又瘦的？”更何况年龄更大的老师们了。单靠体力肯定是难以支持的，他们跟我们一样摸爬滚打，大概更多的是依靠精神力量的支撑吧？比起文革初期挨红卫兵的毒打，面对精神肉体双重的摧残，文革后期那些辛苦和劳累的折腾，对老师们而言，大概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可惜的是当年年少，不尚温情，我们在哪个年代里，完全没有体会到老师们的不易。　　原因之二：她讲究仪容。 配着衣服，她脖子上总围着一方花丝巾；一头如墨的黑发永远梳得一丝不苟——后来我才发现，那头发是染过的（当时的染发工艺远不如现在，虽然可以把白发染黑，那黑却是几乎没有光泽的）。因为忙于教学和运动，也因为那是个崇尚简朴的年代，当年我们不少老师的风格都是不修边幅，所以再邋遢的老师我们也见怪不怪。于是，仪容讲究到了把白发染黑的老师，便成了让我难忘的另类。

　　原因之三：萧老师的家人们和我有过交集。中学快毕业了我才知道，萧老师的先生，就是那位我父亲在教育部的同事叶叔叔。当时还在上小学的弟弟，就是由这位叶叔叔带着，坐火车从北京去了安徽凤阳，投奔的已到五七干校的父母。大学毕业后，我到中国青年报工作时，说得来的同事中有一位记者叫叶研，一说起来他爸爸竟然就是叶叔叔，记得在得知这一关系的时候，我惊喜万端：“你是萧老师的儿子？！”

　　原因之四，最为重要：我跟着萧老师，创造过对于我来说的“奇迹”。

　　话说一进中学，看到课表，感觉很多课程都跟小学有天壤之别，唯语文地理体育课除外，因为在小学时就上过。所以，我先以为，地理课上的冲击力，一定不如政治课上那么大。结果却不然，地理课一样给了我意外的收获。

　　萧老师每讲一个国家，一条巨河，都要带领我们画一张地图。每次课前，她便先三角尺直尺的在黑板上画好坐标方格，讲课中间，她就照着手里书上的样子，极为娴熟地在黑板上画出一个中国，或是阿尔巴尼亚，要不就是一条黄河，或是密西西比河。看她出手时那么自信，运笔时那么自如，我由衷佩服得紧。而自己却是个动手能力很差的人，写字绘画一概不行，从来无法想象能亲手画出一张中国地图来。那一次，在自己的本子上打好方格后，亦步亦趋地跟着萧老师的笔，在每一格里照猫画虎地描出曲线……等到终点和起点对接以后，我惊喜地看到自己的本子上也出现了一个雄鸡型的中国地图！别人此刻什么感觉我不知道，我只觉得难以置信：原来我也可以画出这么酷似真品的地图啊！能不感念萧老师的地理课吗？

　　小学里学的都是中国地理，对世界地理几乎还是全然不知。是在萧老师的课上，我了解到其他国家的位置，知道了世界第一大的河流是亚马逊；第一长的是尼罗河；我们的长江是世界第四；世界大河中还有美国的密西西比河……

　　萧老师些微有点口音，“同学们，现在我们开始上地理阔（课），今天讲密西西比活（河）。”当年我也属于促狭之辈，经常在背后犯坏，模仿各个老师讲话，因为学得象，总是把同学逗得大乐。不过也因此，我永远记住了萧老师的声音。

　　第一次站在密西西比河边那次，看着眼前一条大河波浪宽，我嘴里喊着“好看哪”，心里在说，“终于见到萧老师的密西西比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