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晨：一件麻烦的案子【关于62年大连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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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文学评论家陈丹晨先生自1978年始，不听上司的“招呼”，坚持不懈地为邵荃麟及其“中间人物论”这一历史冤案平反。现在正值《大连会议》五十周年的前夕，他又发表了这篇回忆文章，把当年中宣部、《文艺报》内部许多当事人在“平反”一事上的态度、言论都一一写出，让人了解为何“平反”在当时是一件很“麻烦”的事。[附录]中新披露出来的资料揭示了背后更深刻的原因。


陈丹晨：一件麻烦的案子 (2012年4月)

[附录] 林默涵文革前夕关于批判文艺界的讲话 (1966年4月)

[评注] 小鹰：“文化大革命”和鲁迅的“批判现实主义” (2012年10月)


一件麻烦的案子

丹晨

一

文艺作品落实政策座谈会开完后，影响所及，许多省市文艺界闻风而动，也开了类似的会议，把他们当地曾被批判或打成毒草的作品翻了案。虽然如此，积案太多，不是一次会议能全部解决的，何况有些案子牵涉的问题比较深，如“胡风反革命集团”、“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等等这些大案根本还没有人提及，可能连想都还没有来得及想呢。

《文艺报》和《文学评论》在1978年12月5日联合召开这个会的半个月后，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在12月18日至22日举行。会议公报中有一段话，说：“会议指出……只有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才能巩固党和人民的团结，维护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在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结束后，这个任务还要坚决抓紧完成。”[1]这说明大家想到一块儿去了。

那时，我写了一篇关于为陶铸翻案的文章《碧血哀痛总能消》，发表在1979年第1期，是编辑部交待的任务。“文革”发生第二年，陶铸突然从第四号人物位置倒下的信息，就是由姚文元写的《评陶铸的两本书》的发表而公开的。现在作为文艺刊物的《文艺报》，正好针锋相对，仍然从这两本书(《理想·情操·精神生活》、《思想·感情·文采》)谈起。姚文元满篇都是凭空编造的谎话和辱骂，没有半点儿事实和道理。不知这样丑恶的污言秽语，怎么会被领袖看中，当成中央文件似的向公众宣布一个高层人物的“政治死刑”，因此我在文中说：“这不令人深思吗？”

就在我们充满激情地开完平反会后，我想起了一个人，近在眼前，反倒没有人提及，颇感奇怪。他曾是本单位的第一把手，老资格的理论家、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书记邵荃麟，他在“文革”前被批判撤职，“文革”中屈死在狱中。他大概根本不认识我。我曾见到过他两次，一次是在1962年冬，因为讨论《中国文学》(英、法文版)的办刊方针任务，曾到大雅宝胡同他的住宅去开过会。作协的头头们几乎都到了。我记得他们家的暖气开得特别足，我敬陪末座，坐在角落里觉得热得很。因为人多，他对我这个小编辑可能就没注意。另一次，是在作协开会，又见过一次。我印象中他特别瘦弱，不停地抽烟，却又连着咳嗽。他说话很温和，慢声细语，与我还同是宁波老乡呢！听说他为人宽厚和善，过去作协在多次政治运动中，批判斗争了许多人，但他总是尽量保护下面的作家、编辑、干部，不像有的领导整人特别狠。曾与我多次共事的唐达成与邵遭难的大连会议就有关，我从他那里听说了其中的冤屈，很为之不平。

于是，我向冯牧提出邵荃麟的问题。冯牧迟疑了一下，笑着说：“当然该平反，不过这个问题有点麻烦，你先写吧！写出来再说。”

有什么麻烦呢？这要先从邵荃麟的情况说起。邵荃麟生于1906年。二十岁时，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期间，成了建党不久后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之一。1928年曾被选为去莫斯科出席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因大吐血而未去成，以后长期在浙江、桂林、香港等地从事地下秘密工作，同时创作了许多戏剧、小说、理论文章和翻译作品，成为一位有影响的“左翼”作家，也是党在文化界的一位重要领导人。解放后，他任政务院文委副秘书长，主持和参与了扫盲、创办工农速中、建立公费医疗制度、少数民族根治性病计划等等造福民众的开创性大事，1953年到中国作协任副主席、党组书记。

1962年，“大跃进”失败后，政治、经济等方面政策有所总结和调整，社会气氛开始有点宽松。8月，中国作协为了研究如何更好地创作反映农村生活的文学作品，在大连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邵荃麟主持会议，参加者都是有写农村生活丰富经验和成就的著名作家(很多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党员作家)，如赵树理、康濯、马烽、周立波、李准、西戎、李束为、李满天、马加、韶华、方冰、刘澍德，以及评论家胡采和《文艺报》两位副主编陈笑雨、候金镜等，连邵荃麟共十六人。周扬、茅盾先后到会作了长篇讲话，支持这个会议。会上很自然地议论了当时农村实际情况：“大跃进”后出现的饿殍遍野、惨不忍睹的可怕灾难，以及农村政策中的种种失误。面对严酷的现实，还要按一贯的宣传要求大唱赞歌，歌颂大好形势，歌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等“三面红旗”，作家们确实感到为难，有所深思和想不通。赵树理说：“1960年(正是批彭德怀后)简直是天聋地哑！”诗人方冰接着说：“是天怒人怨！”作家们的激愤是从实际生活中引发而来的。生活在底层的农民百姓正遭受如此深重的灾难和痛苦，能不触动作家们的同情心和良知？邵荃麟强调要看到社会主义道路的长期性、复杂性、艰苦性，“粉饰现实，回避矛盾，不可能是现实主义”，“强调写先进人物、英雄人物是应该的……广大的各阶层是中间的，描写他们是很重要的”。他肯定了人们在会上一致赞扬的赵树理的创作，因为在大刮浮夸造假之风时，只有赵树理的作品坚持说真话，表达了农民的真实呼声。所以邵荃麟说：“这说明老赵对农村的问题认识是比较深刻的。”会后，《文艺报》曾据此精神由编辑谢永旺用“沐阳”的笔名写了一篇文艺随笔《从梁生宝、梁三老汉所想起的……》，编辑部主任黄秋耘在审改稿件时又添了一句对“中间人物”界定性的话，即“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的芸芸众生”，成了一时传说的趣话。

当时分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听到有关传闻后，很快就在9月下旬与报刊开会时公开点名指控所谓“写中间人物论”是“错误理论主张”，并指示《文艺报》主编张光年组织文章批评沐阳的随笔以消除影响，张就把这个任务转请中宣部干事黎之写了发表。1963年年底，毛泽东连续对文化部门工作作了否定性的严厉批评，其中就有后来被称为的“第一个批示”。文艺界空气骤然紧张，开始整风。中宣部就文联和各协会在整风中揭发出来的问题给中央写了报告，林就把他编派的“写中间人物论”作为文艺界阶级斗争表现之一加在报告中央的材料里。6月，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又作了更为严厉的批示，后被称为“第二个批示”，指控文艺界“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于是，更大规模地反动了大批判，大整肃，大批撤换文化部门的官员。邵荃麟就在这时因被升级为“反对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而撤职。林默涵还把“写中间人物论”作为代表性的错误理论列入文艺界整风的五大重点问题之一，授意《文艺报》由张光年带着几位编辑搞了所谓《关于“写中间人物论”的材料》和一篇大批判长文《“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文学主张》，材料和长文用捕风捉影、断章取义、添油加醋、无限上纲等等手法拼凑、编造了许多所谓邵荃麟错误言论，大加挞伐，想借此坐实邵荃麟以写中间人物的主张来“取代写英雄人物”，“反对写英雄人物”，说这是“在文艺创作上，同革命英雄人物争地盘”。凡参加大连会议的作家几乎无一幸免挨整受批判，赵树理因此被调出北京回了山西。接着，江青搞的《纪要》据此称：“有些作品，不写英雄人物，专写中间人物，实际上是落后人物，丑化工农兵形象……这些都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东西，必须坚决反对。”从此，把它列为“黑八论”之一，成了文艺界一条代表性的大罪状、一根理论棍子，经常为大批判所引用，到处打击迫害作家。“文革”爆发，邵又被多加了一个罪名，被诬为“叛徒”，遭到更残酷地批斗，投入监狱，最后瘐死狱中。

上文的记述大致说明了邵荃麟、大连会议、写中间人物……这个冤案形成的过程。我自信是准确的。为了写这篇文章，我作了比较充分的调查研究，除了阅读有关报刊文章外，还从中国作协查阅了有关大连会议的档案资料，包括会议的全部原始记录，与1964年《文艺报》搞的《关于“写中间人物论”的材料》作了详细的比对，发现后者引述的邵荃麟的话几乎全部都是经过刻意加工编造而成的，根本就没有“要大量描写”、“要集中笔力写”、“要使路子宽广起来，就要写”中间人物等等这类话。我还从档案中看到由当时的党组书记刘白羽署名、成员们都画了圈的文件。那是“文革”前夕，周扬刚刚被上面点名倒了台，作协领导们就把周扬曾参加大连会议并讲话当作问题报告中央。在这之前，他们只整到邵荃麟为止，对茅盾也有指控，但表示作为内部掌握的问题，对周扬则避而不谈。周也因自己与此会有牵连，在邵的问题上就只画圈不表态。如今周倒台了，人们则又是另一番态度。

这期间，我还与邵荃麟的女儿邵小琴联系。她说，她正为父亲的冤案四处申告，已有两年了，还给中央写了信，但至今还没有消息。她也听说有人在很多场合反反复复地讲话，说批判“写中间人物论”是对的。她知道有阻力，但她坚信问题一定能够得到解决。我还去大雅宝胡同看望了她母亲葛琴。葛琴也是1920年代的老革命、老作家，原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在“文革”中被迫害得精神错乱。看到她家已远不是当年冬天我去开会的样子，可说是家徒四壁，空空荡荡。葛琴坐在小屋床沿，头发蓬乱，痴痴呆呆，已不认人。我心里百感交集，除了安慰几句外，一时无话可说。

我还从唐达成那里了解了一些情况。他是大连会议的亲历者，参加了全过程。唐达成原在1957年任《文艺报》总编室副主任，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60年代初，摘了“右派”帽子，中国作协想把他调回但又不敢，就安排到外文局下属的《中国文学》做编辑，与我同事。不到一年，形势松动了一些，《文艺报》副主编兼作协研究室主任侯金镜调他到研究室。大连会议召开时，唐达成被派去与涂光群一起做会议记录。批邵荃麟开始后，刘白羽称会议“竟然还有‘右派’参加”，即指唐达成，指控与会人员政治上也不纯，由此推论会议有政治性问题，于是，又把唐达成撵出作协回山西。其实，唐已摘“右派”帽子。且不是会议正式代表也没发言，不过是做会议记录的工作人员而已，但这时谁还与你论理呢？怪不得侯金镜曾愤愤不平而又不解地对中宣部文艺处李曙光说，像邵这样一个宽厚善良的人，“他得罪了谁？！”

这也使我联想起最近一些会议上，多次听到林默涵谈“文革”前十七年文艺战线斗争历史。他批判江青时说，江青指控文艺界搞“黑八论”(见之于江青搞的《纪要》)，而“这些黑论实际上都是我们揭露出来的，批判了的，根本不是江青发现的，现在她却无耻地把功劳都抢了过去”。他一一历数当年他们是如何批判这“黑八论”的经过，来证实此言不虚，也就是说直到“文革”后二年，他仍然认为那是“黑”的八论，包括与邵荃麟有关的“写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深化论”等等，不仅批得对，而且正是他们的功劳，所以会后被人们讥为与江青抢功劳。这样，我才慢慢恍悟到冯牧说的“麻烦”是怎么一回事了，因为造成这些冤案的始作俑者现已复出并在台上，要平反恢复本来面目就会牵涉到文艺界的某些官员。

二

我写的论文题目是《评大连会议和“中间人物论”》，写完后，送交主编冯牧审查。他很慎重，让打印后送编委会开会讨论审定。这是我到《文艺报》后仅有的一次为了一篇文章召开的编委会，可见其严重性。

在这个会上，最值得注意的是当事人林默涵的发言。他说：“对荃麟、大连会议平反是完全必要的。文章总的说写得不错，但也有点乱。邵曾是我的老上级、老朋友，一生忠心耿耿为党工作，有目共睹。我们相处中也有分歧，就当面争论，不掩盖，也不影响我们的关系。”

“‘四人帮’对这些问题的污蔑、造谣，容易讲清楚。问题是‘文革’前对荃麟的批评，应该实事求是地来看待。可能有两种情况：一、邵荃麟没有讲过这样的话，是别人强加曲解的。二、邵的论点是对的，批判的人错了。”

“……”

“当时我们批评‘写中间人物论’是针对两个主要论点：一、‘文艺主要任务是写中间人物’，如果大连会议没有这一说法，那就是批错了。但这个论点是错误的，当时批判就是针对这个论点。二、‘中间人物对广大读者更有教育作用’，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我们应该以先进人物为榜样。我们还是受了《毁灭》、《铁流》这些作品的影响走上革命道路的。《第四十一》就起不到这个作用。喜旺在群众中的作用总不如李双双”。

“在这两点上，我们的批评没有错。如荃麟没有这论点。就应平反。第一个论点，我是听周立波说的。立波从大连会议回来对我说，‘这下好了，会议明确以后主要任务就是写中间人物’。总不能说‘主要任务是写中间人物’是对的吧！大连会议说赵树理是最好的标兵，赵树理在文学上有不可抹杀的成绩，但在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他跟不上了，他不再是最好的标兵了，《三里湾》中写了很多落后人物，但写先进人物就苍白无力，这正是他的缺点，为什么大连会议要以他为榜样呢……”[2]

林默涵还就写英雄人物问题反复讲了许多，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的中心任务，不能因为‘四人帮’提倡写英雄人物是无产阶级文艺的根本任务就否定这个理论原则”。他的意思很明白，就是邵明明讲过这样的话，周立波是证明，因此当年批邵没错。

周巍峙在会上证明1964年批邵荃麟很厉害，指控他的言论是“歪曲农民的积极性……当时批判的气氛很紧张，是作协整风的主要内容。现在这篇文章对过去左的东西好像说得还不清楚”。周巍峙、赵寻都认为文章不要谈中间人物、英雄人物问题，说：“这些理论问题另作讨论，不是一篇文章说得清楚的。”

冯牧最后就说，根据大家意见再改改。散会后，我问他：“怎么改？默涵说明明听周立波说的，邵说过就不能平反。这件案子本来就是从理论问题引起，并据此定案的，现在不谈理论问题，又怎么能说清楚呢？”

冯牧笑了，却换了一个问题对我说：“(刘)白羽同志叮嘱我说‘文章要集中火力批判’四人帮‘，不要牵扯1964年《文艺报》的批判文章。’”

我说：“不说1964年，这事就说不清了。周巍峙同志不就说到1964年的事了吗？”

冯牧说：“你就尽量淡化一点吧！”

我对论文作了修改，1964年是无法回避的，但只对大连会议的来龙去脉和遭受批判作了客观的介绍和评述，不涉及人和内情。辩驳性的话都是针对《文艺报》两篇代表性的批判文章，因为“文革”时期大批判都是照抄旧文，多了一些高调辱骂而已。关于写“中间人物”和英雄人物的问题，后来我另写一篇论述自己看法的文字发表在《新文学论丛》(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与中国作协无关)上，不在此纠缠了。翻案文章改完后，送交罗荪、冯牧审定，在《文艺报》1979年第3期刊出。刚好那时《文艺报》正在崇文门向阳招待所召开理论批评座谈会，新出的刊物就送给每位代表一册。那时条件差，每个房间住三个人，还不带卫生间。黄秋耘已调广东工作，这次特地来参加会，虽是老同志，也是这种待遇。有一天，我去看望他，只有他一个人正襟危坐地在看这篇文章，见到我去就悠悠地说：“这文章你也敢写？”

我说：“您也是当事人，当年那句名言‘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的芸芸众生’的作者，请您批评指教。”就这样，我们就这个问题作了一次长谈。

秋耘把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又说了一遍。他说的时候很气愤很激动。他谈了对文艺创作中塑造英雄人物、中间人物的看法，然后说：“理论问题谁都可以发表意见，但只能一家之言。在理论研究上大家是平等的。不仅对马恩列，对长官也是如此，不能搞越过这条线就是异端，就要挨整。

“大批判的手法不正当。煽动群众，搞人多势众，一下子剥夺人家的发言权，堵人家的嘴，歪曲人家的原意。批荃麟的时候，说他是‘资产阶级在文学团体的代理人’，把他和胡风联系起来，说什么‘照照镜子’与胡风一样，上纲到两条道路斗争，把他一下子撤了职。这是一大冤案。荃麟不服气，群众也苦恼。创作上带来极恶劣的影响。理论上谁还敢有独立思考，只能鹦鹉学舌才能存在……

“荃麟的问题至今没有解决，死在狱中，遗骨不知所终。我在牛棚时与他有过一次交谈，也是最后一次谈话。他那时已经重病在身，吃力地问我，‘你给我想想，我参加革命这几十年以来，有没有干过什么对不起党的事？’葛琴一直不知道他早已去世，直到上个月我去看她时才知道。一个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为革命奋斗了四十年，因为理论上的一些问题，竟是这样的结果……

“到现在(有人)还在说批得对。你让荃麟讲话了吗？让群众讲话了吗？是‘资产阶级代理人’吗？对在哪里？了解事情不实，就搞大规模批判，对吗？我们现在不是指责哪个同志，也不是追究责任，而是不希望像六四年那样还在施压……

“不能搞句句是真理，对领袖不能这样搞，对长官也不能这样搞。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平等讨论，争鸣，摆事实，讲道理……”

黄秋耘还举了19世纪俄国几位大批评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例子，举了哥白尼、伽利略……的例子，说：“哪怕流放，火烧，也要坚持自己的看法……我自己很软弱，就不行，所以要学习。整个文艺理论批评都要好好学习，发扬他们的精神，才会出现优秀的文艺理论批评家。”[3]

黄秋耘曾与邵荃麟在地下秘密工作时期共过事，解放前后都曾是邵荃麟的部下。荃麟对秋耘很了解和爱护。1957年“反右”时，作协要揪秋耘的“右派”，有人甚至说：“黄秋耘不算‘右派’，作协就没有‘右派’了！”但荃麟还是力排众议保他过关。现在秋耘已经作古多年，他的这段充满激情的话，发自肺腑、带着血泪的话，记录在我的笔记本上，温故而知新，对于今天仍然有多么新鲜的意义！我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将它记述在此，也是表示对这位前辈作家批评家的怀念和敬意。

“文革”十年中，我耳闻目睹以及亲身经历和感受，常常纠结在一个问题上，反复思考不得要领。这就是：1940年代末我参加共产党后，党不断教育我们说，从此，我们是阶级弟兄了，阶级弟兄的友爱比什么亲情爱情都要纯洁可贵，走到哪儿我们都是同志，这个称呼最值得我们骄傲。然而，我们看到的现实却常常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用对付敌人的手段来对付自己的阶级弟兄和同志。我在了解和写作有关邵荃麟文章的过程中，这个困惑已久的问题又一次深深地困扰着我。秋耘的谈话也印证了我的疑问。退一步说，当初荃麟的理论、讲话错了，作为同志、领导发现了，为什么不能找他谈谈，听听他的想法，也可以批评教育他，又为什么不能再作些调查，到底大连会议是怎么开的，说了些什么？仅仅凭片言只语、道听途说就定人家的罪，就搞大批判，就报告上面取得令箭把人家打下去，阶级弟兄的友爱何在？同志的阶级感情何在？为什么要用这种对付敌人的办法？这已远远越过做人的底线，在那时不仅盛行而且还标榜为革命行动！《毛泽东选集》和他的语录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3]说得多好！现在恰恰是把同志、人民当敌人，岂非把自己摆在了人民的敌人的位置了！这就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紧接着拙文之后，《文艺报》第4期又发表了老作家艾芜写的《悼邵荃麟同志》，他深情地回顾了抗战期间与邵荃麟在桂林、重庆以及后来在北京时期的交往、友情和受过邵多方面的照顾和帮助。他亲历桂林撤退，邵在最困难危险的时候，仍然尽力帮助作家朋友先期撤离，自己一家老小却坚持到最后。那么多年，他从未见过邵“发过脾气，或者怒形于色。每次和他相见，总觉得是个朋友或者同志，而不觉得是个领导，顶头上司”。他说：“邵荃麟的惨死，是向我们提供了历史上法西斯残酷统治的一个重要的见证。”

半年后，邵荃麟的冤案正式平反，1979年9月20日举行了追悼会，由胡乔木主持，周扬致悼词。周扬把对邵的批判完全说成是“四人帮”的诬陷，有关1964年的批判、撤职等真事隐去，避而不谈。可能他也有苦衷，不便多说吧！因为在这之前的3月23日，他在一次会议上讲话中曾说：“那时批我保护荃麟，但事实上我没有保护他。批他的时候，我也很难过。我也去参加了这个会(大连会议)，荃麟怎么没有跟我说呢？”他承认1964年对邵“批错了”！

就在拙文刊出后半年多，《文学评论》第5期发表了老作家康濯的长文《再谈革命的现实主义》，专门就大连会议和“写中间人物论”，以及1964年大批判作了详细的回顾和澄清。康濯是大连会议的参加者，也是受株连者，当然最有发言权。他不指明地批评我的文章“只是澄清文艺观点上的是非之争。其实六四年的批判……已不止于思想观点范畴而是视为政治错误，进行政治批判……进行了组织处理”。我想他应该知道不是我不说(其实也说了，不过没有特别强调)，而是有人不让说。于是，我写了一篇说明事实原委的短文，寄给了《文学评论》。主编之一的许觉民找我解释说：“你们两个看法是一样的，没有矛盾。我把你的文章转给康濯看看，就不再发了。这事就到此为止吧！你看怎样？”看着觉民笑眯眯的老好人的真诚样子，我也没有兴趣再说什么了，但我静下来再细看细想康濯的文章，更明白了这件冤案伤了多少人的心。不弄清历史真相，不作诚实的历史反思，未来能走上康庄大道吗？人们心里能过得去吗？

(原载《上海文学》2012年第4期)

[1] 参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9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 据《文艺报》会议记录摘要。

[3] 据笔者笔记本。

[4]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3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附录说明]1966年4月分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在中国文联礼堂，对文联系统干部作报告，这是陈丹晨在会上记录的部分讲话内容，其中林默涵讲到了“错误与教训”。2012年9月2日陈丹晨在致小鹰信中讲，“无意中在我的资料卷宗中找到一段林默涵在文革前夕讲话中有关的内容……我写《一件麻烦的案子》时，忘了这个资料，否则加上去，可以证明林对此不让翻案的原因。供参考吧！”在10月6日的信里，陈又补充道：“但有一个背景想说明：林在讲话前曾去上海见江青，表面上是为请示‘毛泽东诗词’定稿，其实他从那里探听到一些江青正在搞的《纪要》[注]内容，回京后作此报告，借此表示紧跟。所以大批三十年代文艺，几乎全部否定，源出于此。”

[注]《纪要》的全名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它是正式开始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文件，由毛泽东于1966年4月批发全党。


[附录]林默涵文革前夕关于批判文艺界的一段讲话

1961─1962文艺领域破坏和削弱社会主义的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厚古薄今，宣扬帝王将相，宣传封建道德。这反映了当时农村的封建复辟活动。假借历史人物，影射攻击现实，诽谤现实。这不仅在历史学上有，在戏剧、小说方面也都有。谢瑶环就是田汉，海瑞就是吴晗。

二、是直接丑化攻击现实。这方面不可能做的很露骨，于是提出来要写“中间人物”。这种主张反映了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不满和怀疑，认为大多数农民是不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这是很反动的思想。否定了社会主义的群众基础，也是不相信人民群众中有先进人物的。不写先进人物就是不要无产阶级。所谓先进人物、英雄人物就是有先进思想的人们。这样一来，我们舞台上将是过去的帝王将相，现在的中间人物，动摇人物，再加上风花雪月、轻歌曼舞，这怎麽为社会主义服务呢？夏衍、齐燕铭、田汉利用文艺、团体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是被他们重视的。夏衍公开宣传离经叛道。这些主张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特别是三十年代的那些作者夏衍、邵荃麟、田汉、吕骥、蔡若虹……情况特别复杂……

一种所谓批判现实主义，受俄国影响，如鲁迅。

再一种资产阶级自然主义，受左拉影响，如茅盾，没有什麽理想，写些色情的东西。

再一种资产阶级浪漫主义，受歌德影响，如郭老。

再一种受唯美主义王尔德的莎乐美的影响，如田汉。

还有一种受苏联教条主义拉普的影响，如冯乃超……

五花八门，但都是资产阶级……队伍很复杂，思想很乱……要批判他们，否则后患无穷……有些人认为批判太厉害了，妨碍积极性。妨碍了什麽积极性了？！妨碍了你的资产阶级积极性了？！……你写不了了！？不写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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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小鹰：“文化大革命”和鲁迅的“批判现实主义”

林默涵的这段讲话把文革前夕的主导思想和霸蛮的气势表达得淋漓尽致，它可以进博物馆，让后人了解 “文化大革命”是怎样开始的？

不过，林只是个忠实的传声筒而已，他所讲的显然都是从当时正在搞《纪要》的江青那里批发而来，连口气都像是她的。看来，江青在那时就已“肆无忌惮”地点了全部卅年代名人的名：鲁迅、茅盾、郭沫若、田汉、冯乃超等，这和后来文革中她的所作所为一模一样。

值得注意的是，林提到文艺界中要批判的几种所谓资产阶级“主义”中，第一条竟是：“一种所谓批判现实主义，受俄国影响，如鲁迅。”这种原始设定的靶标次序表达了“文革派”对“批判现实主义”的痛恨。其它的几条，如自然主义、浪漫主义、唯美主义、以及苏联教条主义，也许还都可以容忍，或可作为胁从“陪绑”，唯独这“批判现实主义”最可恶，因它鼓励“写小说反党”，写“中间人物”更“是直接丑化攻击现实”，属首恶必办！而“受俄国影响”的鲁迅，也因此直接被点了名，甚至把他列在各位“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之首。

这一点倒是印证了反右之后毛泽东关于鲁迅现在“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的说法了(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显然，毛当权后是极不喜欢暴露现实真实关系的革命现实主义文艺的。这才是要狠命扼杀主张写社会主义内部矛盾及其转化的“中间人物”论的最根本的原因。

后来正式发表的《纪要》，经过毛本人和毛指派的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来精心修改之后，要“老到”许多，没有那么露骨了。其中，不再简单地骂鲁迅的“批判现实主义”是受了俄国的影响，否则，岂不就是把自己放到帝俄沙皇的位置上了吗？因此，正相反，毛还亲自加上了肯定鲁迅的话，但《纪要》仍然是强调“无产阶级”文艺要四个“歌颂”，并给“批判现实主义”戴上了“资产阶级”的帽子。这样一来，活着的“鲁迅”便是“走资派”，而死去的鲁迅却可被毛用来作为一块能打人的石头了。

《纪要》最终精心筛选定下的靶子是所谓的修正主义文艺“黑八论”，其中，涉及荃麟的就有三论：“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和“反题材决定”论。它们都与现实主义有关联，批它们的核心目的就是：文艺不许讲真话！只能歌颂而不许批评现政权！不歌颂，便坐牢，毛泽东关于鲁迅命运的这个“估计”，实际上也是讲给其他要坚持现实主义文学的人听的。而这倒是应验了鲁迅先生自己的预见：

“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一到了大国，内部情形就复杂得多，夹着许多不同的思想，许多不同的问题。这时，文艺也起来了，和政治不断地冲突；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文艺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钉，那就不免被挤出去。外国许多文学家，在本国站不住脚，相率亡命到别个国度去；这个方法，就是‘逃’。要是逃不掉，那就被杀掉，割掉他的头；割掉头那是最好的方法，既不会开口，又不会想了。俄国许多文学家，受到这个结果，还有许多充军到冰雪的西伯利亚去。”

“但是，文艺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他不过感觉灵敏，早感到早说出来。……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可平安。殊不知杀了文学家，社会还是要革命；俄国的文学家被杀掉的充军的不在少数，革命的火焰不是到处燃着吗？”

“革命成功以后，闲空了一点；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这已不是革命文学。他们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

“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1927年12月26日)

“倘当崩溃之际，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鲁迅致曹聚仁的信，1934年4月30日)

“你们来到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掉的恐怕是我。”(李霁野，《忆鲁迅先生》，《文季月刊》第二卷第一期，1936年12月1日)

一点没错，鲁迅果然是深“受俄国影响”，他所说的，正是为什么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而“政治革命家”所要做的那些事情，便也就是“现实主义”和坚持“现实主义”的人在“社会主义”中国的下场！

林默涵的那个“直白”的讲话，可以说是剥去画皮后的《纪要》的纪要。“四人帮”垮台了，但他们的思想在那时还有相当的市场，因此，陈丹晨当年插手的为邵荃麟及其“中间人物”论平反一事，的确是一件非常“麻烦”的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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