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征路小说：民主课——不一样的文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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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按：最近乌有之乡网刊收到曹征路老师的几篇稿件，前几天发布了《学工学农二三事》、《也谈文革的结束》，作者对文革有自己读到的见解，几年前曹征路老师在乌有之乡网上发表小说《民主课》，主流媒体却将之予以封杀，今天重发这篇小说，前面引述曹征路老师2015年11月28日在韩国圣公会大学的罗莎·卢森堡研讨会上的演讲，方便读者更好地理解小说，用曹征路老师的话讲，《民主课》讲述了不一样的文革故事。

　　尊敬的主持人、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我是来自中国的曹征路，是小说《民主课》的作者。今天很有幸和大家分享我的一点体会。谢谢大会的组织者。
　　前些日子我看了一部韩国的电影《辩护人》，这样一部为穷人辩护、为弱势者说话的影片能够在韩国公开放映，并且获得好评，令我非常感慨。这样的影片在中国是不可能拍摄，这样的情感倾向更是不可能被赞许的。得出这样的结论，老实说，令我尴尬。
　　我的小说《民主课》，就是这样一部在台湾出版，在韩国再版的小说。在中国不能出版，有点奇怪吗?确实有一点。中国是个在宪法中规定的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与韩国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可是为工人阶级说话在今天却非常困难。
　　为什么要写《民主课》?因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场发生在50年前的群众性运动，是目前中国知识界最敏感也是最热门的话题，因为中国已经来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当下中国的很多思想争论都和文革史、甚至革命史有关。能不能科学地认识历史，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不但关系到中国走什么道路，甚至已经关系到政权的合法性和中国的主权独立了。中国为什么会发生革命?中国的文革有没有合理性必然性?红卫兵运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研究的人很多，结论也五花八门。作为亲身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我要把自己的看法说出来，告诉世人真相是什么。简单的一句话：“文革”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句话是写在中共中央文件中的，也是发生在中国“文革”中的实际情况，是贯穿文革的一条基本线索。现在很多的“文革”研究者回避或者故意隐瞒这个核心问题，离开这条主线，把文革的历史过程碎片化，怎么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中国有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有没有“走资派”?了解当今中国情况的人是不难做出判断的。贫富分化，资本横行，精神糜烂，环境破坏，社会溃败，这是任何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无法否认的客观现实。
　　《民主课》说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它是一个普通女中学生成长的故事，不普通的地方是这个女孩子经历了文革，参加了造反，认识了社会，成为一个女红卫兵。对韩国的读者而言，我相信很少有人知道那段历史。现在很多中国年轻人也不清楚，以为红卫兵就是身穿军装腰扎皮带抬手就打人张口就骂人的野蛮人，而且那个时代的年轻人都是野蛮人。这个形象是被中国的主流媒体反复营造出来的。我告诉大家一个基本事实：那些打人抄家，动用私刑，宣扬“血统论”的人，大都是高级干部的子女，而且发生在文革的初期。普通家庭出身的孩子很少这么做。这个道理很容易理解，只有社会地位优越、自视高人一等的人才敢目无法纪横行霸道，蔑视别人的人格。去年韩国一家航空公司董事长的女儿在飞机上胡闹，也是这个道理。相反普通家庭的孩子，谁敢这么张狂?这些贵族红卫兵随便打人，即使在文革的当时也是受谴责的。有趣的是，这样一批人如今正是反对文革的人，他们摇身一变成了资本家大老板，或者是资本家的代言人。今天谁害怕文化大革命?就是他们这些人，不是普通老百姓。而主流媒体却把他们的恶行栽赃给了全体年轻人，把文革妖魔化。我要说的故事就是这一段有趣的历史，一个改变了很多青年人生道路的群众运动。
　　我想告诉大家什么?历史是复杂的，很多时候并不像你们听说的那样。你是相信自己的眼睛还是相信自己的耳朵?我觉得还是眼睛比较可靠。那些无权无势的，没有话语权的，受侮辱受损害的普通劳动者，没有机会说出历史真相。其实他们心里最清楚谁为他们说话，谁最彻底地实践了为人民服务的承诺，谁背叛了工人农民。
　　我在思考什么?为什么第一代革命者拼了命要打倒的那些社会丑恶现象，很容易在第二代第三代身上死灰复燃?当年杜勒斯预言的“和平演变”为什么很容易实现?由此我想到，共产主义运动在理论设计上是不是有着先天性的缺陷?遗产问题在私有制条件下很容易解决，直接继承就可以了。但公有制条件下怎么样才能解决革命后的遗产问题?怎么样才能预防革命者的第二代第三代蜕化变质?也许文化大革命只是一次试验，也许要等到下一次共产主义运动兴起时，这些困惑才能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理论回答。民主是什么?在小说中我借助主人公的口气说：“民主是一种指点江山敢怒敢骂的自信，一点平等参与说了管用的日常气氛，一份当家做主人的责任感。老百姓如果得不到这个，只能画圈打勾选主子，他们只会感到被捉弄。”这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民主要求，说到底是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如何实现，人民群众管理监督国家的政治权力如何落实。所以革命的遗产不是换一批人来当老爷，而是如何让人民在精神上站立起来，这是共产主义运动真正的历史使命。当然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处于争取民主权利的阶段不同，面对的实际问题也不一样，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民主课》跟韩国的年轻朋友有什么关系?每一个青年都要成长，都要认识这个世界。所有国家的青年都一样，天然地希望了解真相、渴求真理，规划自己的人生道路。在座的大学生有不少是学中文的，你们将来或许都要和中国发生联系，也许还会去中国工作，了解一些中国的现当代历史，读一些中国的文学作品，肯定会有帮助。我相信不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不论持有什么样的立场观念，青年人都会对真实的事物感兴趣，都会对不公平不合理的秩序反感，都会对美好的情感充满敬意，并且不懈追求。如同我在电影《辩护人》中看到的那样。
　　谢谢大家。

　　小说正文：民主课

　　第一章
　　1
　　六十支蜡烛，六十个举着火把的精灵。它们在舞蹈，在歌唱，雀跃……它们欢呼并咏叹我即将安全降落的那一刻辉煌。
　　一时失措，无言。
　　不知是谁的提议，同事们下班后都留了下来，总之大家都认为这还有点意思，挺好玩的。老曹人不错，他们说。
　　只是他们没料到我的反应会这么迟钝。
　　屋里黑着，屏住呼吸，我们的身影陡然高大起来，在墙壁上扭着晃着。这好比是阿尔卑斯山的众神，在观赏特洛依城里的杀戮，等待最后的那一刻，然后才慢条斯理地宣布先知们早已做好的决定。
　　我在琢磨这隐喻生命刻度的辉煌。它们舞着唱着，欢呼着，间或还唱出噼剥的花腔。我看见烛泪是那样晶莹地溢出，慢慢膨胀，变圆，拉长，然后，顺着罗纹烛身扑嗒一声落下。火苗抖动着抽搐着，似乎很伤心地扭了扭身体，又好像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谁都没吭声。大家在等待。等我开口许个愿，说句话，或者吹一口气。然后就可以开灯欢呼切蛋糕了。可我嘴角抽了半天也说不出一句得体的吉庆话，特窝囊。我六十岁了，转眼已经六十岁了!忽然间满脑子装的都是这个。
　　伶仃洋里叹伶仃，惶恐滩头说惶恐，千古绝唱啊诗人不朽。现在我就住在诗人吟哦过的这片土地上，可我的感觉怎么就跟一个倒在沙滩上醉汉差不多，斜着眼去数清楚那些脚印，海浪轻轻一推就把这些脚印抹平了。六十年我是怎么混过来的?我是怎么工作怎么生活的?为什么脑子里一片空白?
　　前两天我还接到一个故人，准确说是初恋情人的快递，向我祝贺生日。当时我还暗暗窃喜，挺暧昧挺得意，可是现在，我竟是这样虚空。
　　我满眼都是那些跃动的光影，好像挺欢势，实际很脆弱，打个喷嚏就能灭一片。我能说什么?已经来到耳顺之年?我也想来一句哲理，来一句经典，或者来一句可乐的段子，来什么都行。愣是没有!
　　其实我这人挺乐观的，有回住院，同事们来看我，神色无比凝重，告别仪式似的。我说你们怎么不带副扑克来?多好的机会呀，一下就哄堂大笑了。可现在，愣是什么话没有!
　　说吧，随便说一句吧，说什么都行!
　　我环视着这些好心的同事，猛然间，就噎住了。
　　不想说，就随便编一句瞎话呗，您又不是外行!
　　有人预先笑出声来。人人都希望，这是个欢乐的小节目小插曲，有预谋无厘头，总之正闹金融危机呢，谁也不想把日子过得太沉重。
　　可我还是编不出来。而且那一刻，居然眼睛都憋红了。
　　漫漫六十载，惶惶一甲子，子在川上曰，可真他妈的!
　　我们曾经那样刻毒地嘲笑过历史的荒唐，叉着腰，端着肩，一根手指长长地伸出去，摆出一只茶壶的造型。可我们又是那样认真地继续着荒唐的历史，依旧叉着腰端着肩，一根手指长长地伸出去。似乎历史这东西与我们谁都无关，我们是局外的宇宙尘埃，是初来乍到的外星人，是天生的批评家。
　　到终了我也没能说出一句得体的话来。好在大家都能谅解，该吃就吃该笑还笑，一个部门待久了，谁还不知道谁呀。这年头说真话难，地球人都明白。
　　所以，我只能把想到的说不好的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
　　这年头已经没有真相。有人说天气预报是真的，可立马就有人举出实例证明天气预报也可以说谎。在一个谎言充斥的空气里，你说自己的呼吸是真实的，有意思吗?从纯粹个人的角度估计，我的话现在也不会得到太多的认同。因为人都生活在现实中，谁都不承认自己有选择性失忆的本能，这会减少他们的自信，并由此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压力和颠覆。这个家伙，居然敢说皇帝没穿裤子，把我们当傻子玩!为了自己内心的安宁，他们会不假思索地把眼睛闭上，并且一再重复说皇帝不可能不穿裤子。皇帝……怎么可能?
　　我不是那种经常宣称自己精神独立心灵自由的人，我的很多看法也会受到影响，这些影响在报纸书本上，在电视机里，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在无时不在的空气中。但我已经六十岁了，不是六十斤。面对人生的黄昏，那些曾经灿烂过的曾经黯淡过的曾经血腥过的曾经困惑过的经验，怎么会轻易舍弃?眼睛和耳朵，你究竟相信谁?比较而言我还是相信眼睛。我也确信，也许，未来，当这一切都不对任何人构成伤害的时候，真相才会浮出水面。人们在提到这部书时会如释重负，会说这样一句话：哦，那个时代确实是这个样子的，它确实说出了那个时代的秘密，可那又能怎么样呢?总之，他们依然可以骄傲。
　　现在就是说了也没人信。
　　那年冬天，我从内蒙回来，在火车上遇上一个死去多年的老战友。你信吗?
　　我和老战友一直聊到半夜，谈到很多往事，还有很多故人。你信吗?
　　火车在华北平原上疾驶，巨大的轰鸣伴随着沸腾的热血，呼啸着的来自嘉峪关的冷风敲打着窗玻璃，每一个细节都很实在。我们俩喝掉一瓶高度五粮液，居然毫无醉意。最后是他付的账，我亲眼看见他从黑皮箱里抽出一叠青黄色大钞，五十元一张的那种，放进胸前的皮夹里，皮夹里还插着花花绿绿好几张卡。那箱里的数目我估摸该有几十万，有好几大捆。
　　我回来就跟人说了，没人信。
　　老婆说，想钱想疯了，神经。
　　那时我确实需要钱，两个孩子正上大学，可我没有疯。
　　公司里的小年轻就那么回事，他们绝不对我表示怀疑，他们一直保持必要的微笑，但他们显然更关心那几十万的去向。他们说，一波大行情就要来了，让他借给你去抄底该多棒!你真傻，他们诡谲地笑着，真的，你真傻!
　　只有财务部返聘的老郭头表示了理解，他说，这年头我什么不信?上回推广部那小子拿回来一个合同，他说他把昆仑山给卖了我都相信。这年头什么人间奇迹都能策划出来。
　　怨谁呢?他们已经把怀疑当作一种职业风度。我只能苦笑，只有闭嘴。
　　但后来那感觉就不对劲了。那张可疑的面孔总在你跟前晃悠，抓不住甩不脱，还喘出吃吃的笑声。我心里叫着要坏事，可脸上分明做出的是一个笑。我想索性笑吧笑吧，大声笑吧，心里却涌起莫名的辛酸与悲凉。于是我不停地深刻反省，证明自己工作得不赖，每年能为公司带来几百万利润，我没拿过回扣没坑害过同事，也没玩过女人。可这家伙还是没完没了跟你纠缠，海潮一样把你拥着托着抚摸着，搞得你精疲力竭。
　　这感觉从别人的眼神中也能发现，眼珠子都支楞在外头，像葡萄溢出皮外时那种鲜活的恐怖。他们笑起来也怪怪的，声音是自动步枪点射那样从腔子里朝外蹦。他们说老曹你这么严肃干吗?看上哪个妞儿了?你扮酷啊?
　　后来我照旧上班回家吃饭穿衣跟老婆亲热，我照旧泡茶读报跟人家大声抬杠，照旧出差开会联系业务，谁也没说你好也没说你不好，可心里却明白要坏事了。那年我都五十出头了我怎么会跟小伙子一样还是喜欢出差?我早该知天命了可我什么也无法回答;我外出不再脚踏实地，光想飞;我有时宁肯多耽误时间，宁肯搭车到另一个城市，也要飞;我迷上了飞机里那种云里雾里或者一览无余的感觉。其实我也挺能替公家着想，住最疵的旅店睡澡堂子，拿省下的钱买飞机票。
　　老郭头翻着那些票据，小声问：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我能有什么事?
　　老郭说没事就好。
　　我琢磨自己，究竟是怎么啦?真的没事吗?
　　我能有什么事?其实完全是因为一张死去的脸。杏核眼，半截眉，勾鼻梁，尖下巴。那张脸起初只是在月台上一闪而过，汹涌人浪中翻起的一个泡沫，没留下太多的印像。后来月台向后滑去，喧嚣和恶臭开始稀释、乐曲变得欢快的时候，他的面孔才越来越近，变得真实具体，尖锐且深刻。
　　然后我们就铆在过道上了。
　　是我，是我啊，叶三虎!你把老战友忘了吗?
　　我把拳头砸过去，次次落在实处，绝对真实。
　　没死，哪能说死就死呢?人来世上走一遭不便宜，你说是不是?
　　我说是啊，是啊。然后，我们就在过道上搂起来。我们的亲热拥抱惹起身后旅客的一片叫骂。我们确实妨碍了人家。
　　坐吧?
　　坐，坐!你先坐!
　　他谦让时手掌平摊，四指并拢微微下垂，像叉子指向餐盘，肘弯里有根弹簧似的拽着，斜斜地一伸一缩，是请的姿势，标准的英国绅士派头。这是那个时代一部电影片里我军侦察连长的一个动作，叫什么名忘了，好像是奇袭白虎团一类的故事，是说侦察分队和美军遭遇时请美国人吃罐头。这动作特洋派特潇洒，那时部队里上上下下都在模仿。这动作这声音，熟悉透了，味道正极了，刚出教导队似的。这是那个时代特有的兵味儿，一眼就能认出来。这就是叶三虎啊，任何人模仿不出的，一看就知道他是从那个时代来。
　　当然，细看面孔，倒也是轮辙遍野满目疮痍。
　　还好吗?
　　还好还好。
　　出差吗?
　　出差，也算出差吧。
　　老啦，老苍苍啦。
　　是啊，顶都秃完了。他掀起瘪蹋蹋的风衣帽，头顶鸡蛋壳似的一闪，杏核眼上头，短眉明显地被修理窄了，可那勾鼻梁那尖下巴，简直……简直他妈的比以前更像啦。
　　这张脸，哈哈，这张脸!
　　这张脸千真万确。当年为这张脸有过多少议论?闹过多少笑话?当然他也为此付出太大代价。这事在今天屁都不算，叶三虎算是倒了大霉的倒霉人之一。
　　我一遍遍回忆过这些细节，确凿无疑。
　　我这个人缺少想像力，看电视剧从不抹眼泪，我老婆早就宣布，我没有艺术细胞。我不可能瞎编，更不可能去编一个三十多年前的人物。
　　更早一些时候，我在南方某省会城市，碰见过原军区组织部的一个处长，他还提到过叶三虎。这是我得到的最官方的消息。他当时正在公园湖边小路上“摸鱼”，一把就把我揪住了。他说，我认识你。
　　这位处长见到熟人就抓住不放，一遍一遍说啊说啊总也说不完。那些陈芝麻烂谷子我早就不愿去想了，但是我满足了他。我们挺热乎地聊了半天。他曾经负责处理过支左人员的“善后”工作，当然他自己也免不了被“善后”了。
　　他说，你们那个叶三虎最倒霉了!
　　他喜欢用你们的什么什么人来表示他曾经手握大权，他也曾经辉煌过。他说：你们那个叶三虎最倒霉了，惨得很!落了个遣送回乡，一个子儿也拿不着!还到处拉去做反面教员!林彪一类骗子嘛，活教材!怎么能这样对人家呢?早知这样我就不放他回去，留在军区屁事没有!
　　他就这样对我大喊大叫，完全不顾别人的白眼。听口气他好像与冤假错案无关，他是一贯正确的，只是叶三虎所在的野战部队太没水平，生生把人毁了。叶三虎，多优秀的军人啊。
　　他说：听说他先头想破相，炒了一锅黄豆，想烫成麻子，可惜没烫成就叫人发现了，那还了得?想蒙混过关啊?开头还给他几只牛放放，后来牛也不给了，专门去做活靶子。生产队还收钱，给粮食也行。生意好得很!他一边说一边摇头，痛心疾首的样子。都是他妈的文化大革命闹的!
　　我说，要是熬到今天，他可以去电影厂当特型演员。
　　能熬到今天当然可以。熬不下去啊!处长冲我大声吼叫，每一句话都在强调重点。他说，孩子一死，老婆又叫人搞了，疯了，叫他还怎么熬?他熬不下去!其实死对他是最便当不过的。他好像当过作训参谋?
　　他是个当兵的料，生来就是做军人的。
　　所以他死得很从容!
　　从容?
　　从容。他把窝棚烧了，把疯子老婆砸死，然后挖一个坑，很宽，够躺两个人的。然后把老婆裹了，用军被。然后给自己的位置铺上雨衣，也是咱们发的那种。然后他就爬上山崖往下栽。为了防止意外，他事先割断了腕静脉。
　　然而既为自己留下位置，还铺了雨衣，干吗不直接躺进去割断静脉?还费老大的劲儿去爬山崖?
　　经过讨论，我们认为他肯定是躺过了，然后觉得还是应该去跳崖。也许他觉着躺着死太平凡了一点，不像军人的做派。看着生命一点一点流失不够味道，不够壮烈，不够军人，不够本色。
　　他放弃雨衣攀上山崖，最后看了一眼这片被称作老区故土的褐红色的群山，在十一月生硬阴冷的过山风里他喘着，竭力想像他最后一个战术动作。这是一条抛物线的黑弧，沥沥拉拉飘洒着红颜色的飘带，大写在老区贫瘠的蓝天下。他眼中肯定没有泪水，他甚至异常平静地总结了自己。
　　当然也许这些全是瞎猜，他选择跳崖并无特别实在的意义。这样做仅仅出于认真仔细的惯性，一如他过去无数次重复的工作，他没有特别要说的话。这才是叶三虎的作风，他崇拜那种心定气闲默默无闻的英雄。
　　我同意上述的分析，满足了我们对过程的好奇。处长对此也表示满意。
　　回来后我把这话跟老婆透过，悄悄地。老婆认为支左算不上光荣历史，以后和别人千万少提这一段。支左也好支右也好，都不是光彩的事，你要蹲过猫耳洞还能吹一把，老婆说。
　　我还试图和她争辩，她就跟我吼：好人我见多了，有什么用?
　　是的，好人太多了。好人也意味着低能，低能的人有什么用?
　　我只有把嘴巴夹紧。我当然不能去跟别人吹。我调动过好几次，填写过无数次简历，职务从排长副连长到干事我都填，就是不填支左，不填也不能证明我隐瞒了四年历史，谁也没说过支左是一段历史。我相信其他人也都是这么干的。至于公司里那些小年轻，他们只知有文革，肯定不知有支左。你要跟他们提起这个词，他们只能把嘴巴张着，像一个喷嚏憋死了，永远打不出来。
　　再后来，叶三虎就和所有的真实历史一样，被湮没了，被改写了，被遗弃了。
　　没想到站在20世纪的后门槛上，他又钻出来。而且，而且是这样地从脑门上蹦出来，缠着你不放。
　　那天车厢里很压抑，我们把当年支左指挥部里的故人故事过完筛子了，好像也就没有更新的话题。我居然都没问问他在哪里工作，怎么联系，尽管我兜里插着烫金的名片。后来他提议喝酒，我就一杯接一杯喝，一直喝到他下车。
　　记得我们讨论过人这个东西。他的结论是，人，硬碰硬是头怪物。
　　我说正确!我竖起一个手指头大声宣布，毫不顾忌餐车里文明高尚的吃派。我看见有人侧目表示过不满，也看见两个白种人把排骨裹在口中撕咬而犬齿不露，我甚至要把一口痰吐在过道当中。我莫名其妙地亢奋，我发现我好些年甚至是一辈子也没有这样放肆畅快过。
　　我问，人什么时候最聪明?
　　他答，临死的那一刻刻。
　　我说不正确，就现在这样晕晕乎乎最聪明。
　　他说你没有死过。
　　我当时好像有点警惕，努力撑开瞳仁，我看他笑得实在可靠，眼底里很有内容。依稀记得他是死过，死讯确凿。不过他就坐在我对面，我不可能认为他是个死人。我们坐在餐车第三排座位，窗外是冬季萧瑟的华北大平原，积雪还在一些屋顶上色彩斑驳，北风肯定是有的，但车内很暖和。上的全是大菜，喝五粮液加啤酒。账是他付的，我清清楚楚看到了他的钱和卡。他风衣里面是花呢西服，雪白的衬领，大花领带，明明白白是个大款，黑皮包藏着几十万。讨论的问题也很实在，关于人，关于生和死。
　　他说，临死的那一刻刻，没有环境人事牵缠，没有利害关系，没有私心杂念，没有信仰偏见。
　　他说，你没死过，你理解不了。
　　他说，你还早得很咧。
　　他说，为什么不去T市看看?他说，一个人有两次生命，都是女人给的，第一次是母亲给的，还一次是初恋的那个女人给的。回去看看嘛，你怕什么怕?
　　这家伙居然成了诗人!说得我跟充了电似的。我说那是当然，我说我怕个鸟!我说我都五十了我怕谁呀我。
　　我分明记得，天快亮时，他把我叫醒，他说，他要下车了。我送他到车门口，道了再见，就是忘记留下名片。车动了，他立在那里没有走开。车远了，他仍在那儿。他的背有些驼，弓着腰，拎个黑皮箱。
　　月台灯光斜着，将他的影子拖得很长，活像一个写在地上的问号。箱子正是问号下的那个点儿。
　　假的?
　　我不可能编得这么完整，我没有这个才能。再说我干吗自己骗自己?
　　2
　　接下来我专门去了一趟湖北英山，他的籍贯地。我不能总是被纠缠。
　　在县民政局，那个老头的目光从镜框外头射出来，帐房先生似的把我打量一遍，说你这个同志怎么不相信人呢?死了就是死了，我骗你做么事啊?
　　我说，两个月前我还见过他……
　　他说你不要搞封建迷信好不好?这个人我有印像的，受过林彪迫害，我们复查过的，不会弄错的。
　　我说，这就说明有差错嘛。他不是受林彪迫害，是林彪迫害他。不对不对，他是林彪一类骗子。也不对，他也不是骗子。怎么说呢?他就是长得和林彪有一点像……
　　反正和林彪有关系嘛。
　　我说不对，他和林彪没有关系!我无法解释下去，越解释越说不清楚，我只能用红塔山烟在他桌上堆起一座小红塔山。
　　你莫是见鬼喽。老头终于被我感动，抄给我一个地址。
　　是啊是战友!我也是部队下来的，战友我懂，他嘟嘟囔囔说。
　　然而，我见不着战友。
　　碎石连着一片荒草，荒草连着一片碎石，有主的坟还馒头一般凸着，无主的坟只剩下碎石和荒草。群山环抱，白云悠闲，几只瘦羊旁若无人地舔着草皮。山风冷峻而且凄厉，抽打着这条峡谷。
　　就在这搭，村长指着一堆乱石：是队里给他收的尸。
　　你亲眼看见的吗?
　　没有，郎个我还小得很。
　　收尸的是谁?
　　死了，你再走几步，就能望到他的坟。
　　我抬头，看着数十丈高的崖壁上有一根枯藤随风摆动，一抹残阳在那上头挣扎一下就跌落不见，我体会不出他的最后一个战术动作是个什么样子。不管是个什么姿势，我确信那种高度足以让他消灭。他曾经在第一中学为大家表演过双杠，那种上下翻飞的矫健至今还在眼前。只是那种动作不适合这里。
　　我点了几支烟，夹在那堆乱石中间。我知道叶三虎不抽烟的，但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些。我希望他能明白我此刻的心情，当初我真的想不到他降落得这么惨。如果他能宽容一些，马虎一些，或者胆小一些，他都不会选择这种方式。如果他聪明一些，有远见一些，或者干脆嬉皮一些，他就能明白那一切不过是场游戏，做游戏是认不得真的。我看过一部电影，电影中的犹太父亲总是在哄儿子：他们和你闹着玩儿呢，于是那孩子就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继续玩下去。可惜当时没有人对叶三虎这么说。叶三虎也不是一个孩子，他是个军人，一个严肃的、认真的、渴望献身渴望立功的军人。
　　传说中的事情只是听听而已，远不如身临其境更有冲击力。
　　烟是好烟，在山风中居然挺立不倒，燃得很旺。烟并没有凝聚起来，甚至留不下一点痕迹，连一个旋也没有。然而在这燃烧中我分明听见了忽忽拉拉的声响，一如战旗的抖动。仿佛听见他在诉说什么。我明白他其实也是有很多话可以说的，只是因为职业的要求他不能说。
　　你是一个真正具备军人素质的兵。在优秀军人这一点上，我所见识的人中没有谁可以比得上。可是你没有机会倒在战场上，甚至你没有参加过一次真正的战斗，更没有用武器发过言。这能怨谁呢?这只是一个运气问题。现在大家都认为我见了鬼，如果真的可以见鬼的话，我倒情愿再见见你!
　　我向这堆乱石鞠躬。
　　我给了村长一些钱，希望他能把坟修一修。
　　……我的心情好了很多，尽管整个事情还是是有疑点有破绽的。比如我并没有找到当事人，我无法抹去心中的疑惑。我甚至设想过，在最后的一刻他改主意了，他消灭的仅仅是符号的叶三虎，而真正的叶三虎却活了下来，从此换了一种活法。这在贫困的老区很容易做到。人们可以把这当作狭义之举，那位埋尸的当事人已经故去，叶三虎也就成为永远的秘密。如今他当然没有必要恢复身份，因为他毕竟砸死过自己的疯子老婆。
　　但如果不是这样呢?我只当作鬼魂附体好了，如果他愿意，他可以待在我的背上。我想开了，只要他不去动我的儿女。见鬼这个词汇，在我们支左的那个地方，老百姓叫做蹚鬼。蹚了鬼哟——意思是倒了霉了，飞来横祸了。毕竟，他蹚过鬼，我也蹚过鬼，我们大家都蹚过鬼。
　　现在，六十支蜡烛点过了，六十支火苗如同六十把钥匙，帮我打开尘封已久的记忆匣子，许多往事如烟如梦，在我心底活泛生动。我发现自己并没有想像的那么衰老，我发现在我刻板僵硬的生命中居然还有很多柔软湿润的地方。
　　叶三虎说的好，人有两次生命，第一次是母亲给的，另一次是初恋给的。母亲给的是生命，而初恋给的是心灵。那是一片心灵的再生之地。我在一本小册子上看到，性格夸张的人对初恋的刻骨铭心会导致把初恋之地当作故乡。我猜我骨子里很难说没有这个毛病。我毕竟把青春年华中最重要的一段留在了那里，我宁愿承认自己也是喜欢夸张的那一类。
　　我要把这一切都记下来。
　　在想象中我一次次飞过长江，这些念头一次比一次更加强烈。
　　每回，那烟黄色的江水豁然横立，那黑丝缎带般的拖驳，那白蝶般的孤帆和那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就要出现之前我就开始窒息，去迎接一种刺激，一种令人忘乎所以的沉醉。现在，我无需依靠眼睛，仅凭眼底的感觉就知道江水在这儿分叉，让位给长满苇草的江心洲。从前，那密密麻麻盘根错节的苇草里，会突然蹿出一条条银白色的尖嘴黪和大腹便便的草混子，乐得你哇哇大叫。野鸭和鹭鸶在这儿悠闲地度蜜月，根本不理会你们的到来。野荷永远那么消瘦，茭白永远那么肥嫩，这里的一切都是绝对的苍凉和绝对的肥美，让你简直透不过气来。洲上是无法住人的，江水时时可以漫过它的大部分。然而奇怪的是，即便是汛期，这洲也不会淹没，总像两片荷叶飘浮在那儿，所以叫荷叶洲。各种神奇故事的渊薮都在这里产生。其中有一个说，早年这洲分为两爿，中间一条窄河与江水相通，后来日本人的巡逻艇开进那里，一夜之间泥沙淤满河道，那巡逻艇就永远停止了巡逻，至今还埋在洲底。
　　现在我俯瞰这片故土山河，如同看自己的掌纹一样清晰。飞机一到这儿速度也慢下来，想照顾我似的。凤凰岭一带的林场蜿蜒蛇行，沿着山脊一层层铺开。而号称七港八湖十六河的圩区正是这些绿色线条的衬底。水田，烟村，小路，还有甲壳虫一样扭动的手扶拖拉机都让人怦然心动。
　　我们第一次下乡就坐这种拖拉机。记得是二月二，龙抬头，农村里接新娘的日子。公路上一会儿就能碰见一辆拖拉机，当然，是手扶的。新娘子坐在陪嫁的红木箱上颠得十分陶醉，好像要把一辈子的委曲和快乐都在一天里颠尽。新郎官把整包的东海牌香烟抛过来，解放军同喜呀。我们赶劲抱拳大喊，同喜同喜!在村里，响器吹打着，孩子们欢呼着，新娘子出来了，伏在舅老爷的背上，眼睛哭成个大红桃，嘴上却是挂着笑，手上抓着一把竹筷子——人们喊：摔呀，摔呀——于是新娘子回眸一笑，筷子便在身后落了一地。
　　新娘子见了我们，一把抢过新郎官的黄挎包，大把大把地给我们掏糖果，嘴里甜甜地说：没有好东西呀，难为人呀。我们看见新娘子的红罩褂子里露出一节露棉花的袄袖，显然她家境并不宽裕，连一件新棉袄都做不起。她的手指肚又粗又壮，手背上尽是冻疮……
　　不由分说，我们被主人拉去坐席，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是那种地瓜干子酒。他们豪爽得每一位都像财主，人人家里埋着十缸好酒。尽管我们知道这里每一粒粮食都是那么艰难，可我们不能拒绝。
　　喝啊喝啊，吃啊吃啊，不要作客，乡里人不兴作客，噫唏，还这么斯文法子!
　　于是我们不敢作客，一个个钻进桌肚里呵呵傻笑，一点也不敢斯文啊。人世间最奢华的酒筵在哪里?在露天里。人世间最淳朴最珍贵的情感在哪里?在农村里。这些年我走南闯北，见到的最为公道的市场就在那里。鸡蛋三分钱一个，螃蟹一毛钱两只，活蹦乱跳的鲫鱼三毛钱一斤，那做买卖的简直在向你行善布施：贵了?两毛钱一斤全归你了，然后就拿柳条把鱼穿起来。然后你不得不扔下钱像今天的大款一样连声说，不用找了不用找了。
　　永安河，当年耗费了三个冬春组织五十万劳力的永安河，静静地躺在那儿无声无息，河水清澈水牛慵懒，平滑的水面上只有机帆船能留下一点点痕迹……当年，不论军队还是地方，不管新当权派还是老当权派，不管专政队员还是牛鬼蛇神，不论“好派”还是“屁派”，不管民工还是家属，全在这长达三十里的的河道上挥洒过血汗，在一口锅里抡过马勺，在一起渡过三个春节。是什么把大家拧在了一起，成就了好几十对夫妻?是什么让人们相亲相爱彼此帮助?是劳动呵。真的是劳动。
　　这话今天听起来十分陌生，不大真实。可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贫瘠土地上的共同劳动可以带来平等，带来公正，忘记不幸。我认为那也是一种幸福。老实说我不认为资本能给老百姓带来幸福，在这方面我仍然坚信主义。
　　在这儿我一顿能吃二斤米饭，干活能干十六小时，在这儿我腿上缝了七针可当天下午就挑起簸箕，在这儿我从轮下救起两个妇女可听一声谢的时间也没有。这就是我吗?我有这么好吗?听起来我就像一个什么先进事迹报告团。
　　我真想跳起来对邻座抹指甲油的小姐说：你知道这条河为什么这么直吗?它是一条人工河，它是我修的河!
　　历史的烟尘把一切都埋葬了，连细想一下都来不及。生活在逝去，它的标志物也渐渐模糊，就像机翼下飞掠而去的浮云。
　　3
　　我要解释一下什么叫支左，今天的人也许根本就不知道，也许是故意不说清楚。那是因为1966年的文革，各地的党委政府都瘫痪了，乱套了，所以才有1967年1月23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不久，毛泽东又赋予军队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等项任务。到了8月19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直到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三支两军”人员撤回部队，这段历史正式结束，前后也就四五年时间。这是官方资料，我去档案馆查来的。事实上在很多地方，1969年“九大”以后革委会成立，“全国山河一片红”，文化大革命就基本结束了。所以支左是党中央的决定，是国家行为，并不像我老婆说的那么不光彩。
　　T城支左指挥部设在市武装部里，当时叫人民武装部，是个两进的四合院。由于当地驻军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就必须有一批外来的和尚来念这本经。其实他们也没法不犯错误，市委书记兼着政委，他们不听政委的更要犯错误，所以他们就分配到其他地方去支左了，到了那儿他们就自然代表着毛主席革命路线。事实上我们这个指挥部就有很多从别处调来的武装部、军分区干部。野战部队的干部介入是随着斗争的升级才逐渐多起来的，都是这样。
　　叶三虎来报到稍晚一些，是1967年的夏天。记得是一个下午，指挥部例会刚开始，敬祝完毕准备念语录了，门外就喊报告，有相当的响亮度。那时开会的程序是这样，不管说什么事，首先是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然后念一段毛主席语录，才正式说事儿。这样的仪式也有一个好处，正规庄严，你不得不集中注意力。
　　就是这时，报告!陆军第××军××师军务科参谋叶三虎奉命报到。
　　正是七月心，酷日当头，墙犄角的苔藓都起了皮，刺目的院当间儿标杆一般插着一个兵，一脸油汗欢快地成串地砸在青砖上，转眼又变成了白烟。
　　指挥部领导小组组长叫姜尧，是个很有水平的抗日干部。当时姜尧政委竟忘记先让叶三虎进来，只顾把大姆哥一翘，摇头晃脑地道：好一个兵嗷。
　　叶三虎进来了，被让到会议室唯一的旧电扇跟前坐下，仍严肃着，挺着腰端着帽屁股挂在凳沿上，不擦汗不卸装楞是干等领导发话。
　　那一刻，长眼睛的一律瞪圆，长嘴巴的一律撑开，个个大惊失色：他是谁?他前庭微秃，鹰鼻杏眼，浓眉像是不小心给多刮了一刀，短了一截。特别是，是那下巴，干脆就是一个等边三角形架在菱形的红领章上。他?叶?三虎?这是什么意思?那时林副主席学毛选的照片正在流行，给人的印象太深了。
　　等了十分钟，叶三虎被瞧得不好意思了，才把头低下来。还是姜政委带头，七手八脚替他把背包腰带挎包水壶卸了，把上衣扒了，直到现出胸大肌和浑圆黝黑的胳膊，这才轰然一笑。小会议室里充满了恍然大悟的愉快。那次会议的内容当时说得挺重要，事实上早就没影儿了，只有姜政委最后牵着他的手走进他办公室的那个姿势令人无法忘怀。那种谦恭那种自豪，那种威严那种亲热，那种惶恐那种随和，绝了。
　　军分区的宋干事后来不止一次地加以模仿，成了我们这些小兵拉子私下里的保留节目。当然宋干事后来也为自己的小聪明付出了代价。其实没有他的夸张性表演，岁月也不能把最精彩的淘洗干净。
　　工作当晚就宣布了，叶三虎任指挥部机要秘书。这本来也没什么稀奇，各小组差不多都已配齐，只有机要是个空缺。只是这样一来，机要工作陡然就显得重要，好像非他不行似的。而背地里，空闲时，各种猜测蜂起，很是热闹了几天。武装部中队有个兵甚至要跟我打睹：绝对不出五服……一条大前门，敢不敢?
　　不是不敢，是不敬。倒不是大前门不可爱。谁也不好去问，你是谁谁的什么人吧?不好。也不应该。既然首长将亲属隐姓埋名送到部队里来，就是下来锻炼的，就是不希望人们因为这层关系而另眼相待，这谁还不明白?那时这种故事很多。首长那么严格要求自己，那么简朴高尚，那么平易近人，那么谦虚伟大，天天辛苦操劳却总拿咸菜辣椒酱打发自己就够让人心酸的了，你还去添乱，实在也亵渎很了，想都不该想的。
　　后来就不想了。工作，只有拚命工作。
　　不到一个月，我们秘书小组的几个同志商量，鉴于目前还没有组长，是不是请叶三虎同志牵个头?结果一提就批准了。副组长。按理说，他的表现也确实没得挑，都服气的。每天清晨，他都抢火一样跑步到对面街上冲来一担开水，将所有的暖瓶灌满，弄得警卫班的兵们也紧张起来，要跟他抢活儿干。扒完早饭，所有送阅文件都已分门别类作上记号，特别是那种庞杂的造反派组织的情况动态宣言传单一类，谁见了谁头疼，他却能以军务参谋的精细给予甄别编排，既有重点又不遗漏，这是他的独到功夫。每天晚间，不论政委工作到几时，陪伴的总是他，实在被催逼不过，就在椅上打个盹，第二天早上政委休息了，他又能以温和的微笑挡住任何来访者。他的耐心和严谨足以抵御一切死缠滥磨和大哭大闹，一切严正要求和紧急呼吁，即便被扯碎了衣服揍出了血。他不发火，似乎他根本就没那根神经，他永远是和气的不慌不忙的，对一切人谦恭有礼，陪着笑脸。
　　不用说，由于他的到来和带动，这个小院里的气氛已经出现了某种微妙的变化。在那样一种混乱的紧张的每天都有武斗可能的情况下，竟然还有人把内务条例搬出来，我们怎么保持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指挥部要不要坚持出早操?每周是否搞一次讲用会?总之人人都想表现一番。
　　连姜政委也开始注意起平时不太讲究的军容风纪了，有事无事还爱用毛笔临摹两张《再版前言》。姜政委的水平还可以的，我们后面还要谈到。问题当然不在这里，问题在于那是一种精神面貌，一种集体意识。每次例会，政委照例总要最后提醒大家几句，遵纪爱民注意安全什么的，现在就特别强调要像叶参谋那样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好像他的本色才够上劳动人民，才具有说服力，那时。
　　然而叶三虎对于这种抬举却表现得不怎么样。宣布当副组长的那天，脸通红，嘴唇直哆嗦，在我们跟前不住唠叨。这可怎么了得?我是个属算盘珠的，这可怎么了得?了得?
　　谦虚多了，大伙就觉着不够意思了，觉着有点过。让你干就干是了，谁还能不支持?心想你大市面也不知见过多少，何必作这份小样儿?按当兵的惯例，提升了总要起哄买点香烟糖果表示表示，可他那么诚惶诚恐着，大伙也就没劲了。兴许他自己还有想头，可一个个都庄严肃穆到了不自在，也就难于启齿了吧。
　　从此便更加谨慎。一块儿待着，天天见面，每回进领导办公室，还必定立正喊报告;送交文件还必定双手呈上;在走廊食堂里碰见人还侧身侧目，让别人先过，从不僭越;对上级必称职衔，对下级必称老李老张，从不称“小”，如此等等。即便像我这号的比他小头十岁的，也成了“大曹”。
　　只要没有紧急情况，或者重要人物参加的会议，支左指挥部也还是有轻松时光的，这便是每晚的纳凉。那时地方上情况复杂，大家只有把自己封闭起来。其中最高级的节目便是讲故事，来自各部队的人都有一些不同版本的荤故事，这时天南海北地大会餐，也就算作精神生活了。有时连姜政委也参加进来，来上一段。
　　记得有个故事是说孝顺的，儿子为了方便母亲与和尚通奸，主动在河上搭了一座桥，后来母亲死了，儿子便杀掉那和尚以血父亲的耻辱。姜政委总结说，这叫架桥随母意，杀僧报父仇，是革命的阶段论，每个阶段任务不同总目标还是一致的。这也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孝顺是原则，而策略是灵活掌握的。姜政委的水平就表现在这里。老实说，我转业以后还没见到哪位领导能把一个深奥的道理说的那么深入浅出生动有趣，能像他那样。总之支左初期日子还算好过，大家来自不同单位，晚间纳凉等于精神会餐相当宽松。大伙笑累了便各自散去入梦，使没有女人的日子也有了女人的色彩。
　　自从来了个叶三虎，笑话便不再可笑。院子里他早早就泼上水了，青砖刷得纤尘不染，地方倒更像个地方了，只是气氛大不如前。其实他也爱扎堆闲聊，没事儿就坐在角落里，冷丁也会对很一般的事情爆出炒栗样的笑声，弄得大伙一楞一楞的，心里发毛。
　　于是话题更单调了，不是谈武斗，就是谈林彪的“一号通令”，谈林立果的“第四个里程碑”。起腻时姜政委会突然来一段感慨：哎呀呀，就是武斗这件事，哪个有林总说得透彻?越学越觉得了不起啊。好人打好人，坏人打好人，好人打坏人，各种各样的打法林总普普通通一句话全部概括了，啧啧。他摇晃着身子，芭蕉扇拍打着下肢，像是反复咀嚼着一首高深莫测的诗。起初大伙也跟着说是啊是啊，说多了便暗中交换眼神打着哈欠回去睡觉。
　　对于这种不合拍其实叶三虎也挺苦恼的，他人是老实，可并不傻。有一天他突然要求给大家说个笑话，他说好笑得要死。也许为了打破这种僵局他准备了很久，他已经不能忍受这种孤独。他说——军区文工团有回来演红色娘子军，演到吴清华逃跑假装跳河，舞台监督忘记留下一只鞋，结果那个狗腿子到处找鞋找不着。乐队不停地吹打，多多少多来少多，多多少多来少多，狗腿子不停地转圈，观众急了，一起喊：鞋!鞋!台上也喊：鞋!导演没得办法，慌忙脱下自己一只鞋丢过去。那狗腿子举起来，妈耶，起码四十三码!完了他嘎嘎大笑，笑毕又问：好不好笑?
　　大家都说好笑，只是干笑。
　　事后想来，并不是这件事不可笑，也不是他讲得不好，只是大家太严肃了，以为还有更深的含义，笑不出来。那时的他，真像一只大电阻，硬是串连在我们曾经挺和谐的回路里。回想起来，这其实是支左时期最好过的一段短暂日子，尽管那时叶三虎头上顶着光环，无法和大家打成一片。
　　叶三虎的僵局是被一次武斗打开的。
　　“联造总”有一次把“敢死兵团”围在码头一座办公楼里，限他们天黑以前缴械投降。而“敢死兵团”早就视死如归了，宣布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三十几个人把遗书都写好了绑在楼顶的旗杆上，人人身上别着土制手榴弹。“敢死兵团”是市搬运公司的工人造反组织，属于工总司，特别骁勇善战，所以这一次联造总从邻县借来土装甲车和迫击炮，是下决心要拔掉这颗“反革命毒钉子”的。
　　这本来没叶三虎什么事儿，他也是听说姜政委被他们被困在楼里，就跟着机关的几个人赶过来。他赶到的时候天已黑了，进攻实际上已经开始。支左干部早已无法控制局面，只是因为搬运公司的家属们哭天号地一字并排地躺在大路上，使装甲车行动缓慢而已。就在这时，叶三虎突然出现在探照灯的光柱下，嘎嘎叫着的机关枪哑了。叶三虎喊：我是解放军，停止射击!
　　静了一会儿，这边的扩音器喊：解放军同志让开，这里在镇压反革命，革命群众不打解放军!
　　叶三虎喊：再打你就是反革命!
　　又静了一会儿，像是下了大的决心，几十杆枪同时响了起来。光柱下，路面扬起尘土，只看见叶三虎作了个后滚翻，然后就没影儿了。装甲车显然受到鼓舞，再次发动起来。
　　这时叶三虎也不知怎么就上了车顶，转眼间那挺烧红的轻机枪就到了他手上，枪口一掉，全都哑了。后边的干部也跟上来，一场闹剧这才收了场。
　　叶三虎成了真正的英雄。这不仅是因为他阻止了这场流血事件，也不仅是因为他那种于千军万马中取上将首级的勇气。那是个狂热的年代，献身并不困难，每个人分分钟都有准备。
　　对于当兵的，打心眼儿里五体投地佩服的是他那几个干净利落一气呵成的动作。那种漂亮，那种潇洒，那种威武，没有几年单兵训练的底子门都摸不着。那两下子，多数人一辈子都学不了。
　　他被老太爷似的捧回武装部，大伙说，不管上边给你记什么功，咱们自己先喝个一醉方休。姜政委捧着那双给烫烂的手说，我也破个例，一个泡我喝一杯。后来想到这话有些不妥，又解释说他并不是学孙权，只是为我们这个集体有这么一个战友而骄傲，这是完完全全的心里话。
　　将门虎子啊，大家都这么想。
　　又过了些日子，到底是我年轻些，憋不住话。其实这也是迟早的事，我不过挑个头罢了。纳凉的时候，看着叶三虎又打瞌睡了，我喊：叶参谋?叶参谋!
　　他猛一激灵，出膛炮弹似的啪地立正站好：有情况?
　　我说，怎么没见你家里有信来?这么些天了。这句试探我琢磨半天才想到的，我总不能太露骨，你和林副主席是什么关系?没水平。我认为这句话问得绝对敲在缝上，你总不能不开口啊。当兵在外，家书抵万金，这滋味儿局外人是没法体会的。任你是个钢铸的汉子，合金的内脏，三个月没家信，齐步走能出右腿。小院里一时空气都稀薄了，都闭住气，较着劲儿，等着那个激动人心的秘密的公开。
　　好半天，他才吱吱嘎嘎老大不情愿地挤出一句：我家里……没得人罗。
　　不信。一千个不相信，一万个不相信。没得人?这简直更可疑!还在保守机密慎之又慎呐?你不说，我们心里也明白，明白着呐。
　　他急眼了，呼吸也急促起来，分辨道，我二老早就入土了，不信，查档案嘛。
　　亲戚呢?总该有亲戚吧?我也跳起来。
　　他头靠在廊柱上，眼翻白了，瞪着星空，轻轻吁一口气：一把大火，一寨人都烧完罗。
　　接下来是一片咽唾沫声。憋的。政委屁股下的藤椅也呻吟起来。“死”，是不好随便咒的，他没有说瞎话，他不是说瞎话的人。可毕竟还是失望。好像一个气球突然撒了气，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被他三言两语就否掉了。那是一个渴望欢呼、沉醉于奇迹的年头。好像叶三虎很不够意思对大家很不负责任，甚至是捉弄了大家。叫了这么一个名，长了这么一张脸，又有这么突出的表现，结果却是大头兵一个，失望。
　　空气压抑得很。其实他没有那种高级背景又有什么关系?他为什么不能是个普通人?可当时愣是想不开，没劲。有人为空气潮湿开始报怨，还抬杠夜里会不会下雨。
　　而叶三虎却也被挑动了心思，神色黯伤，口中喃喃，很是凄凉的样子。他生在山区，五岁时寨子被土匪抢了，就剩下他这么一根独苗。是个私塾老先生收他做了书童，五五年参军时还不到十八岁。那老先生早就过世了——部队就是我的家，我有么子家信哟。
　　我尴着说，那老婆呢，老婆也没有?你有三十了吧?他吭吃着，不答。我紧追不舍：彻底坦白，老实点儿，还不好意思呢。
　　他说，哪个要我哟，丑得猪八戒小舅子一样。
　　猪八戒也进过高老庄呢。
　　悄悄地进庄，打枪地不要。
　　不能泄气嘛……大家终于快活起来，七嘴八舌开起了玩笑。
　　这时，姜政委突然绷着脸，跳起来跨了两三步，立在他面前，不动了。叶三虎惶惶恐恐不知所措地挺直身子，整个儿傻了。总算还好，姜政委什么也没说，只是把扇子背在身后，颟颟跚跚回屋去。
　　这前后共五六分钟，大伙儿也干愣了五六分钟。
　　几乎是同时，都明白过来，这玩笑是有那么点儿不严肃。不知哪个咕噜一句，不早了，睡吧。于是立刻全部走散。只撇下叶三虎一个，铆在月亮地里。
　　今天的年轻人永远无法理解那时的很多忌讳，很多不便联想的事物。政委就经常提醒大家：当兵的，在外头不能乱放炮，开玩笑要注意政治，说话要注意原则，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们要是不注意，出了问题谁也帮不了你!
　　俗话说得好，姑娘经老不经老看她妈就行了，不想得罪秃子别说电灯亮就行了。
　　叶三虎，你长得也太离谱了呀。

　　第二章

　　4
　　现在，该说说我那位小司令了。
　　她并不是真的司令，只是一个中学生造反组织“东方红公社”管宣传的小头头。小司令是我们姜政委给叫出来的。
　　当时是一次万人大会，为欢迎支左部队还是庆祝毛主席一段语录的发表记不清了，总之会议的高潮是呼口号。一般呼口号的节奏是这样：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由小节奏而大节奏而最后归于异口同声，完毕。但这一天在这个节骨眼上却陡然闪过一个霹雳般尖啸着的毛主席万岁——，就像一个炸雷突然盖住了暴风雨，本来准备散去的群众再次高亢激越，掀起又一个高潮。它是一个不谐和音，却如此和谐地改造并推动了原有的旋律，使整个乐曲波澜壮阔高潮迭起。呼口号也有个领导艺术，这一声绝对棒。
　　所以第二天的各派组织负责人会议上，姜政委一见她就乐了：啊，小司令小司令，不错不错，真的不错!在发表讲话时又夸她一遍，说这是红卫兵小将对伟大领袖特别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真令人感动云云。也许正因为姜政委的重视，她成了那个“东方红公社”与支左指挥部的联系人。
　　那时大家都挺喜欢她，她每回到来都能为指挥部枯燥的生活增添色彩，革命群众的最新动态啊，同学们给支左干部起的外号啊，小嘴巴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她本来就引人注目，当然不只是漂亮，她身上还有一种东西，一种书卷气样的东西，还有那个时代女孩子特有的英武开朗。
　　干脆说吧，那时我简直一下子就迷上了，心里总在模仿她的神态动作，高兴是什么样的，生气是什么样的，还有跺脚——我特别喜欢她的跺脚，那种想表现得果决一点坚毅一点的，却永远也无法摆脱的小女儿姿态。她总是穿一件旧军衣，洗得发白的那种，没有更多的打扮。后来才知道，那不是真正的军装，真正的军装只有干部子弟才能得到，那是用白布染的模仿色，属于一种平民阶层的时尚，但穿在她身上的确还有那么点意思。我也注意到她小辫子上的橡皮筋在不断地变化色彩，这大约是那个时代女孩子仅有的一点微妙心理满足。她辫子是向上扎的，又不在头顶上，两只羊角刷拖下来，加上她的步幅很快，总像是两只小松鼠不安分地蹿来蹿去……
　　我心里也清楚这是有问题了。支左是有纪律的，可就是没法子遏制自己，总想多看她一眼，再看一眼，看个没完。喜欢就是喜欢，没办法。很快我就把能了解到的全了解了。
　　她叫肖明，过去叫刘敏，名字是才改的，跟了母亲姓。大概是趁着文化大革命风潮，彻底跟父亲划清了界线，也是为了去掉一些女儿气。她是市一中的高二学生，父亲曾是有色金属公司的总工程师，是T市仅有的几位高级知识分子之一，58年被划为右派，后来虽然摘帽但与她母亲已经离异了。所以肖明一直在强调她是和父亲划清了界线的，她不愿意谈父亲，但实际上她一直未能走出父亲的阴影，我后面还会提到。
　　这些年经常听人谈文革，说起文革的形象就是一个穿军装抡皮带的女红卫兵。说红卫兵贪婪，还打人，还吃人，还说一个女红卫兵一口气打死了七个人。有一天我们公司的小青年拿来一本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书让我看，说真惨啊真惨啊。我看了，是描写一个女红卫兵的，说她是个神枪手，打死过很多人，后来她被抓住了，就被乱枪从下身里打进去，身体打得稀巴烂……我不知道诺贝尔奖是怎么回事，我说，诺贝尔奖就这水平吗?这水平要是能解释文革解释红卫兵，那老母猪真能爬树了。
　　文革中红卫兵打人的传闻确实有，大都发生在大城市，那是红卫兵中的贵族，穿着将校呢军服登着马靴，但这批人很快就销声匿迹了。在中小城市，作为军队支左干部，至少我没见到过，也没听说过。至于武斗，是两派大联合破裂以后的事，进入了争权夺利，各种丑恶才会现身。而这时候以中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已经退出了舞台，准备“上山下乡”了。把个别现象说成普遍事实本身就是脑子进水。一个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是不会了解被压抑的平等要求在那个年代是怎样表现的，也不知道长期积累的干群矛盾是怎样冲突的。否则你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群众白天上班，夜里到大街上去抄大字报去参加大辩论。你也无法理解，不为任何私利只为一个政治观点就能闹到朋友反目夫妻分手。你也更不会承认，那些争斗最冷酷最荒唐的单位，往往是知识分子较多的地方。
　　肖明从小跟着母亲过，母亲当时只是一所民办小学的老师，故而家庭经济条件相当不好。这也是所有令人不解的事情之一：她妈妈并没有被划成右派，但却是那场反右运动以后真正尝到苦果的人。要知道，在苏联专家时期，T城能坐上有色金属公司小轿车的女人没有几个，她妈妈就是其中的俄文翻译，一个风度绝对优雅的美人。而她的爸爸，即使是被打了右派，每个月还有120多元的工资。所以肖明恨死了爸爸。
　　肖明本人在运动初期被市委工作组打成小反革命，因而是个坚定的老造反，又因为她出身不好容易被抓辫子，所以她并不是造反组织的核心成员。但实际上她又在红卫兵中有一定威望，因为她真正是被“资反路线”迫害过的。这说起来有点绕口，只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才会明白：红卫兵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有造反派和保守派之分，保守派被瓦解之后又有“好得很”派和“好个屁”派之分。相对而言，参加造反比较早的那批学生，一般被认为较有思想。事实上文化大革命对于中学生，不过就是唱歌跳舞造造舆论，并没有多少实质意义。他们对权力普遍不感兴趣，而办报纸搞宣传正是他们的强项。T城没有大专院校，中学生也就人五人六的成了一股力量。
　　上述情况并不难了解，问题在于我感兴趣。她那个“东方红公社”有一份油印刊物，叫《战地黄花》，就是她主编的。有不少精彩的句子我相信就是她的手笔，全都被我抄了下来。比如：
　　五月的玫瑰啊十月的枫，比不上毛主席革命路线红彤彤!
　　八角楼的灯啊启明的星，革命造反派日夜想念您!
　　还有：
　　我宁愿做一颗流星
　　即使燃成灰烬
　　也要划破资反路线漆黑的夜空
　　我宁愿是一只飞蛾
　　纵然扑进火海
　　也曾含笑追求过光明
　　因为我，毛主席的忠诚卫士
　　要活得大义凛然铁骨铮铮!
　　这些诗句，和以后我见到的那些词语，也许今天看起来太过夸张，不那么可信。可在当时我一点都不怀疑这就是真诚，而且在了解了她的经历之后百分之百被感动了。我坚信那就是一个被打成反革命的青年学生后来成为造反派的心路历程。今天受到攻击的不能被容忍的也恰恰是这一批人。
　　她要自救，也想救人。
　　今天有不少人喜欢嘲笑红卫兵“奉命造反”，好像那一代人全是傻瓜，只有他们才是“思想者”。我愿意相信这些人并不了解文化大革命的真实过程，省略了关键的历史过程，只能带来思想短路，只能剩下默写的谎言。
　　5
　　人一着迷就无所不能，不久连她的活动规律我也掌握了。每天清晨她都去爬山，只要不下雨就没有间断过。那山就在武装部后面，我们经常能看见那光秃秃的山顶上有一个女孩子在晨练。每天傍晚她都去井边挑水，两担三担不等，有时更多一些。我早晚散步的习惯就是那时养成的，我只是远远地看，碰上了也就点点头，并不多话。她那时的热情全是造反，说不定还警惕着我，这个人怎么总在这儿转悠?不过我不在乎。
　　那时我多棒啊，我才二十二岁，是个不知珍惜岁月的年龄。我二十岁就当上了连级干事，而且是那样一种最可爱的角色。那时我肯定不知有多么得意多么张狂，我肯定比上帝还要神气，还要不可思议得一塌糊涂。我有好几件四个兜的上衣，每件我都拿茶缸装开水仔细烫过，我每条裤子都保持着鲜明的裤缝，我的皮鞋始终锃亮，我的军容风纪保持最佳。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我很清楚自己的价值。我喜欢下基层热爱深入群众，到学校去解答任何一个复杂问题。我几乎无所不知一贯正确，到哪儿我都是理所当然的良师益友，是裁判是法官是楷模是标准件。记得我对两派背后搞小动作作过一个比喻，我说他们都像浮在水面的鸭子，身子不动底下乱动。结果这比喻成了经典武器，全市的造反组织都说对方是鸭子。我身高一米八，我胸脯挺得像块砧板，脸上带着适度微笑，我阔气得像个王子，每月工资五十四元。我不知痛苦为何物，那时我真年轻啊。
　　我们真正的开始是一次筹备各派群众组织大联合的会议。会议吃包伙，每人每天交四毛钱一斤粮票。我发现吃中午饭没她，吃晚餐也没她，这令我悲喜交加。灵感告诉我她没钱买餐券。她母亲早就被批斗了，而且那所民办小学也早就闹到一分钱也发不出。这样我就有了献殷勤的理由，问题是怎么做才能让她接受。
　　那时红卫兵小将都牛得很，别说一顿饭钱，她想要学校的保险柜也不是难事。我就亲眼看见她们的教室里堆着各种各样的“四旧”，金银首饰古玩字画，全用大字报废纸盖着，好东西多着呢。有时候露出来了，就一脚踢回去，谁也没当回事儿。特别是肖明这样的“老造反”，运动初期受压制受迫害，现在又成了众人眼里的明星，对自己要求还是挺高的。
　　果然，高傲的肖明还留在会议室里，她是在等晚上的会。革命高于一切，没说的。饭可以不吃，辩论不可以不参加。
　　我问，为什么不去吃饭?
　　我不想吃，她说，开会还吃饭?这些人真是的。她趴在桌上写写画画，很不屑的样子。
　　那时还没有学生开会享受财政补贴的规定，于是我乐得替她买了餐券。故意在会议开始时进屋高叫：肖明同志请出来一下。
　　她跟我进了餐厅。看着她全身的红细胞列队向面颊涌来，看着她把下唇咬得雪白，我心里好一阵狂跳!好像不是我请她吃饭，而是等着她的施舍。
　　饥饿是不讲面子的。终于，她把头一扬，你出去，我就吃。
　　后来我给她家送过一些钱，当然是说借给她们的。起初我想换了便衣，捂上口罩，也不留姓名。但想想也不妥，就直说自己是支左部队的，知道她家暂时有些困难。她家就在武装部后面，是一座老宅。她妈妈犹豫了好大一会儿，还是接受了，不过坚持要给我写一张借条。她妈妈说，不能坏了规矩。我明白，不是困难到一定程度她也不可能说这样的话。我这么做也不尽然是献殷勤，那时我母亲也给揪斗了。我太懂饿饭的滋味儿了，1960年我正长个儿。
　　又过了些日子，清晨，在山上，她叫住我说：喂。
　　我说，是叫我吗?
　　这可是你自讨没趣。跟你说一声，我不想对任何人感恩戴德。
　　我说，什么意思?
　　她居然头一扭，小跑着下山了。把我懊丧的，真想把山顶那标桩石踹断。那时还真不懂，一个青涩的姑娘有跟人保持距离的本能。我才二十来岁，还是个新手。
　　谢天谢地，她又回来了，微微喘着，定定地瞧着我。自制的黄军装裹着她的胸，平时好像并不显眼，而此刻因为放松便海涛似的一起一伏。
　　我妈妈有事情做了，叫我跟你说一声，就在码头上收篚子，能挣20多块呢。谢谢啦?说罢她歪头做了个鬼脸，又飘去了。
　　我愣怔着。那一瞬间天色陡然大亮，启明星只跳了一下就不见了，一天的朝霞全都披在身上，胸中涌动着泄洪似的大笑。我冲下山去，进屋就胡诌了一首长诗。那时我十分惊讶自己的才华，后来才明白，大凡这种情形小伙子全都能来几句。感情正在冒泡，它找不着出路，吐出来的全是诗。
　　当然，这只是些花絮。真正的心灵冲击，是得到了她参加造反的背景消息。这件事，是我认识那个时代的开始，也是我人生迷惘的原因。
　　军分区的宋干事是支左指挥部留用的干部，因为运动初期站错了队，所以也得不到重用，总是牢骚怪话不断。他那时被安排去市一中筹备军训，开始是叫联络员。他首先被要求解决的便是立场感情问题，要从资反路线那边转过来，同情理解造反派，这当然就有点让他抬不起头的感觉。因为我对肖明感兴趣，所以对肖明周围的人和事也都感了兴趣。只有我，有事没事愿意听他发发牢骚。可是有一天回来宋干事突然变了，突然大谈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好像他是一开始就同情造反派的。他告诉我，这个资反路线确实是个混蛋路线，把人都变成鬼了。
　　原来，在清理市委工作组的“黑材料”过程中，他们发现给肖明定为小右派的原因，居然是市委运动办转来的一份交待材料，交待人就是肖明的亲生父亲刘查理。这个刘查理交待他一家子都是国民党员，其中就包括他的前妻和未出生的女儿刘敏。经查实，刘敏就是肖明。
　　宋干事，对我摊开双手，说这个刘查理是个混蛋也就罢了，熬不住就瞎鸡巴扯也能理解，你工作组党支部怎么也是混蛋呢?你那么多干部怎么就相信了呢?她还没出生怎么就参加国民党了呢?你说这些小孩子怎么能不造反?她头天还是工作组的积极分子，第二天就成了反革命，就全校批斗。批斗还不说明理由，还要人家自己交待罪行，她怎么能想得通?是要造反，搁我我也造反，不造反还得了?这水平也太低了!
　　我的震惊自不待言，头皮发麻，触电一样，头毛也竖起来。这是怎么个逻辑?是什么地方搭错了线?父亲造女儿的谣?把亲生女儿往火坑里推?以我当时的社会经验，自然是无法理解这里面的思路。
　　这一晚思想斗争很久，说?还是不说?显然这是一个重大问题。支左是有纪律的，说，就意味着我丧失原则。不说，就意味着我没有良心。但肖明如果知道了这一切又会怎么反应?会不会精神崩溃?她亲生父亲揭发了她，使她从天上掉到地下，而这一切竟都是莫须有的!事实上我整整想了一夜，怎么开头，怎么疏导，怎么安慰。总之我决定不顾一切，纪律已然抛在脑后，让我煎熬不住的，是我不确定肖明能不能承受打击。
　　然而肖明的反应是那样冷淡，只是脸红了一阵，嘴角翘了一下，很快就平静了。
　　我早就知道了。她说。
　　你是怎么知道的?我有点失望，这么内部的情况应该组织上掌握才对。
　　他们自己交待的呗。他们，指的是工作组组长和校党支部书记。
　　你就一点都不激动吗?你真行。
　　行个屁，她说，我当时就晕倒了，会场全是喊口号的，我一句也听不见。可事后想想也就那么回事。
　　我说，虎毒还不食子呢，你父亲怎么就这么狠呢?再说这工作组怎么就信了呢?真是奇怪。我真是想不通!
　　所有的人都想不通，没有人能想得通。肖明说，市委书记到学校来作检查，说要给我们十个同学平反昭雪，全场哄堂大笑。谁还信他们啊?可是接触社会多了，了解的事情多了，我现在还真想通了。
　　想通什么了?
　　就是他们的思路呗。其实运动一开始，大家都认为这是又一次反右派运动。大人们也都是这样理解的。只有我们这些中学生，才傻了八叽以为是讨论海瑞罢官三家村夜话呢。
　　肖明说，现在才搞清楚，各个单位都定了方案，都是先打死老虎，再挖活老虎。学校里就是先斗那些有历史问题的、有生活作风问题的老师，单位里就是先斗老右派。我爸爸呢，就是那么个东西，还没斗呢就先尿裤子了，满嘴胡说八道。他以为只要胡说八道一交待就能过关了。结果就上了市委简报，结果他们就抓住鸡毛当令箭。运动要深入啊，他们要扩大战果啊他们要立功啊，我们学校一次就定了十个反革命。我还不算什么，本来出身就不好，连团员都不是。那几个，可都是学生会干部，还有一个是党员呢。后来大家想想，也许是因为这几个人比一般同学发育得早，思想成熟一些，别的找不出任何理由。因为从根本上说，他们需要的是应声虫，是马屁精，根本不是什么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资反路线被批判以后，工作组还觉得委屈得很，觉得是市委出卖了他们。其实连市委自己也搞不清，这次根本不是抓什么右派，而是要抓走资派，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他们算什么呀，小爬虫，小市民，捞稻草罢了!
　　肖明越说调门越高，而我越听，情绪越低。在我看来，肖明谈起她爸爸时跟谈那些工作组走资派没什么两样，似乎这些都是不值一提的。小爬虫，小市民，捞稻草，如此而已，这令我多少有些失落。
　　沉默一阵，她眼皮颤起来，忽然尖尖笑了一下。
　　笑什么?
　　我奇怪，你为什么对这些感兴趣?
　　我告诉她，昨天听到这些事，我心里很疼，真的很疼，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昨天一夜都没合眼。我语无伦次，接着又说了几句什么，记不住了。
　　我看见她肩头轻轻抽了一下，也没吭气就自顾自下山去了。
　　接下来便是不自在，浑身不自在，而愈是不自在愈觉着有味道，就好比一个秘密揣得久了，便有了惊心动魄的甘冽。那些日子我们几乎天天都能见面，又天天说不出话。我手脚冰凉，她脸色苍白。有回她说，你明天别来了。可第二天她又说：你来了?武装部后面那荒凉的小山包因此变得神秘而有趣。
　　而在办公室如果碰见了就仿佛不认识，她和别人有说有笑，总是把我晾在一边。好像是，我们之间有了某种默契，守着一个共同的秘密，越是亲密的关系越是不能让别人发现。起码在我这一方是这样理解的，这有利于真正的友情。如果让别人看见，那就死定了，全部完蛋。
　　有一次，我们在一中的校门口偶然碰上了，她触电似的一颤，抱着的一捆小报传单全都散落下来。她的呼吸是那样急促，脸上突然失血，又灰又白，好半天才缓过劲儿来。
　　我们什么话也没说过，任何海誓山盟都没发生，甚至都没拉过一次手，却好像要死要活。我不知道初恋为什么是这样，不过这样似乎更像是那么回事，我好像有一点明白，但又说不出来。
　　直到很多年以后我才懂得，真正的爱情其实是不需要语言的。它就是一个气场，就是一个眼神一个手势，甚至是一缕气息。
　　6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两派大联合的破产，某些街头垒起工事，全面武斗就要开始。她绷着脸提出来，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她脸色冷漠十分难看，她已经对支左部队刀切豆腐两面光的做法表示了失望。而此刻，她更加认识到自己罪孽深重，简直比汉奸叛徒还要可恨。她说，我要死了，我要能战死就好了!
　　我逗她说，哟哟，还想毁我长城呢。
　　她肩头一颤，好半天才抬起头来狠狠剜了我一眼，仄着肩跑下山去。那满脸泪光满腹委屈的可怜样儿，内疚，自责，却又无法自拔，那种神态至今仍在眼前，我一辈子恐怕也忘不了了。
　　那时我已大体知道她的心思，她最看重的事，一是对市里几个当权派的处置，二是想上一所好大学。可是这两样是我们这样的小不拉子能决定的吗?本来我不过是连核心会议都参加不上的小干事，这时却也能突发奇想，带着不容置疑的陶醉劲头为她演起了荒诞剧。
　　我带着几个空档案袋上山，宣布这个“强劳”，那个“无期徒刑”，那个呢，干脆枪毙。我宣布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了，无产阶级终于占领了上层建筑，斗批改进展顺利，三大差别很快就会消灭，革命之花结出了胜利之果。而她呢，该回学校读书了，清华、北大、复旦，请随便挑好了。
　　她痴愣愣地听着，并不当真，但这个游戏毕竟博得了她的欢心，她又出现了。每天清晨我们都来讨论这些档案袋，从各方面进行缺席审判。对其中一个她特别恨的人，据她说是一个特别阴险的家伙，是把她爸爸打成右派的原市委副书记杨良才，枪毙了三次。有时意见不够一致，难免争论几句，但争论完了却有种异样的宁馨在心头荡漾，十万分地快活。
　　那个山包叫螺丝山，座落在几座大山的怀抱里，这几座山都有好听的名字，叫天官山，叫天鹅抱蛋山、叫笔架山。我在档案袋上画出了这个地方的地形图，标明了她家和武装部的位置，还有我们现在的立足点。
　　她扬起眉毛惊叹我的方位感，我得意地告诉她，这就是军人和老百姓的区别，而且还顺手标出了这几座山的等高线。于是她的脸就慢慢靠在了我肩上。
　　秋季的朝阳是浅灰色的，从这些山峰间缓缓探出脸来，阳光是那样温柔地一丝一丝散射在我们身上，是被我们肩并肩地一点一点地吸吮过来似的，让巨大的温暖在心头弥漫荡漾。一切都是那样轻柔那样迷离，只有呼吸是粗重的，而且越来越急促，长江就在我们的正北，江风徐徐，带着点渔腥气和阳光下的稻草香呼呼拂过脸庞。那种感觉真的是……很好。
　　我曾经提议去借个照相机来，想留下这些美好的早晨。但是被她严词拒绝了，她绝对不能同意和我单独拍照。后来我留下她唯一一张照片，就是她和几个女同学来武装部时，轮流穿着军装背着手枪套的那张，几个假女兵绷着脸撅着嘴，琢磨英姿飒爽应该是个什么样儿。
　　那半个月当中，我们把她将要就读的大学挪过好几个城市。我也真能瞎掰，竟认为自己也能考上大学，而且就跟她学同一个专业，在一个班上。这样我们就能天天在一起了，我总能看见她，看个没完。
　　她没有反驳我，只是眼神里有种显然不太相信的迷茫。她当然不会怀疑自己能考上大学，她本来就成绩好，考试对她不是问题。现在资反路线也打倒了，血统论也被批判了，她还有什么问题呢?什么问题也没有了。她当然不会想到，她这一生都将与大学无缘。
　　为了能天天上山，我说完一个题目，又想出一个题目，永远说不完。所以当她声称绝对不能再来的时候，我感到非常委屈。
　　兜了一个圈子又一个圈子，她还是说：真的不能再来了。她要住到学校去。市一中成了她那一派的据点，已经有人对她的忠诚表示怀疑。这是她绝对不能容忍的。头可断血可流，革命原则不可丢。她为自己的私心杂念感到羞愧。
　　闹!闹!你妈妈都没饭吃了!我终于向她发了火，这是第一次，我的样子一定很难看。
　　她怔了好一会儿，说再坐坐吧。她让我们背靠背坐下，她不愿我看着她。不过这样更好，终于有了身体的接触，脊背成了导体，彼此都能听见心跳。
　　你心疼我妈妈呀，她说，其实我一点也不心疼，她活该。她扬着脸，长发撩着我的脖子，我嗅到了女人的气息，让人心醉。她说——妈妈要是不揭发爸爸，不闹离婚，爸爸也不会那么颓废，后来不还是都甄别平反了?那样爸爸也就不存在揭发我们的动机，我自己也不会遭这么大罪。工作组也不会拿我开刀了。我不就成绩好一点吗?我又没得罪他们。不过那样也许我就不会造反了，说不定我还成了大字兵(保守派红卫兵)。当然那样，我也就不会认识你了，也就不会有这些烦人的事，这都是……蹚了鬼!
　　她叹着气诉说因果，一副曾经沧海的模样。
　　认识我有什么不好?
　　反正……蹚了鬼哟。她嗤嗤笑，身子在抖。
　　算啦，过去就算啦，她是你妈妈呀。我已经听不进去，我只想去搂她，我感到她浑圆的肩头在呼唤，在颤栗，我只是没把握，她会不会发脾气?我真怕她发脾气呀。我伸手偷袭她的发辫。她没有反应。而我已差点憋死过去。
　　其实我爸爸不是坏人，你不知道。他就是一个胆小鬼，一个可怜的臭知识分子，这话我只跟你一个人讲，在外我都说划清了界限的……你在听吗?
　　我已经不是外人了，我是她的“一个人”了，我当然在听，完完全全听懂了!我认为这就是明白无误的鼓励。我转过身去，我感到她的水嫩的酮体在胸前欢笑，笑声汩汩地向四肢流去。
　　尽管她嘴上还在不停地说，可她自己已不知在说些什么，只是不能停止而已。她好像提到了俄罗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那意思是她妈妈没可能做到这一点，而她自己则一定可以做到的，她可以跟着心上人去经受苦难。
　　我的另一只手也进入情况，这时她已彻底倒在怀里，完全放弃抵抗。可惜当时并不懂接吻这一说，只是脸贴脸地互相摩挲，大口吸进从未体验过的那种气味……也就那么几分钟，她像是刚醒过来，挣扎了两下，猛然在我鼻子上狠狠咬了一口。
　　她叫：你鸭子!
　　我傻了。她也傻了。
　　是啊，毕竟是妈妈呀……她张惶无措地呻吟着，接着哇哇大哭。
　　我勇气顿失，揉着鼻子不知如何是好。我怕极了。
　　哭够了，她折一枝打骨朵的牙刷草，把红玛瑙一样的骨朵一颗颗掐去。我好像解释过什么来着，又好像什么也说不清。
　　算了，这一页永远翻过去了!她跳起来作报告一般大声喊：什么问题都要看主流看本质，要是没有毛主席革命路线，我一辈子还有什么希望?不把那些家伙打倒我还想上大学吗?做梦!现在我想报哪个大学就报哪个大学，你不相信?她气吞斗牛目光炯炯，嗓门真是不小。
　　我说，信呐。
　　信呐，她学嘴，又作个紧崩崩的鬼脸儿算是和解。
　　下山时她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一丝柔情又游丝一样游了回来，我期待着。
　　为你老娘担心呗，揪斗啦，武斗啦。你家的情况我也一清二楚。
　　没戏了。我想那些干吗?
　　算啦，个人受点委曲算什么?她开导我：凡事要从大的方面去想!
　　零度了，没法子了。到底是红卫兵小将啊。连个握手的机会也没给，只是歪歪脑袋一吐舌头给个鬼脸儿：再见啦?永别啦?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然后挥挥拳头，羊角刷辫儿一弹一弹地远去。

　　第三章

　　7
　　不久我就收到她寄来的一个包裹，还有40元汇款。包裹里是一本用练习薄装订的日记，这是正面信息，是那个时代一个女孩子能表达的全部私密——对我敞开了。汇款则是负面的，还钱，表明她不希望我们的关系与物质有关。也许还暗示着，君子之交，到此为止，请自重，等等。
　　以下是日记里的主要内容，我全都全都抄了下来，我太需要了解这一切。
　　×月×日
　　今天高中部停课了。听说以后全校都要停课，要搞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要批《海瑞罢官》，要批《三家村夜话》。大家都处在莫名其妙的亢奋中，因为可以不上课。而且，可以揭发老师。从前老师都是严厉的矜持的微笑的，今天碰见的几个老师都不对劲，行色匆匆，目光游移，好像突然矮了一截。
　　下午是班上讨论《海瑞罢官》，念一段报纸，然后然大家发言。就那几个班干部在说车轱辘话。后来学校领导来了，曲书记给大家作动员，也是车轱辘话。伟大意义，正确态度，清官不一定是好官。清官不好难道贪官好?奇怪。
　　后来曲书记点名让我发言，我说这个剧本还没看过，不好说。不过我知道海瑞和我们T城还有点关系，大家就兴奋起来。海瑞在南京做官时，曾经负责过漕运，为了节省打通了东至县到景德镇的道路，再经过T城把景德镇的瓷器运到南京，这样一来就不需要经过徽州府了。在修路过程中他也很节省，每天的伙食标准是“油二钱，蔬四两”，在当时还是有表率作用的。这个话我是在晚报上看到的，县志上有记载。
　　上完厕所回来，郭卉悄悄说，曲书记刚才表扬你了，夸你肯动脑子。我当然高兴。他要我要积极表现，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争取今年加入团组织。
　　放学时大家都没回家，大食堂里贴出了第一批大字报，看得大家心里怦怦乱跳。女同学胆小不吱声，但脸色通红。被点名的老师虽然不多，也都是平时熟知的那些历史老问题，还是热血沸腾。那个离过三次婚的许文欣老师，还被人画了漫画，一只苍蝇从他的头发上滑了下来，意思是油头粉面风流才子。可我觉得这很无聊，真的很无聊。
　　×月×日
　　我被选为联络员了，这是同学选举，校党支部和工作组研究决定的。全校停课，老师们全部转入大批判大揭发阶段，这样就需要有人到低年级去做联络工作。全校一共才20个人，说明党支部对我还是信任的。曲书记还特意对我说，好好干争取早日解决入团问题。
　　我初二就写申请书了，以后年年也都写，可总是不行，除了家庭出身不好以外，他们说我有骄娇二气。谁也说不明白什么叫骄娇二气，看不起人?轻浮?爱表现自己?怕吃苦?好像都不对，大概是一种气味吧，一种小资产阶级气味。现在我还说不太清楚。不过我确实应该在运动中锻炼自己，向党组织靠拢。
　　×月×日
　　我联络的初三(1)班是个很活跃的集体，干部子女多，文娱骨干多。但关于海瑞罢官的讨论，大家却说不出多少意见，只是对贴大字报感兴趣。他们揭发音乐老师在课堂上说流氓话，说女孩子大了就要嫁人，懂音乐的女孩好嫁人。这不是流氓话是什么?要给他贴大字报。被我拦住了。
　　既然是政治运动，就不该往无聊小事上引。
　　工作组的意思是，希望我们联络员提高政治觉悟，要引导同学们讨论姚文元同志的重要文章。可惜我自己也学得不够，我也说不出重要在哪里，我只能介绍海瑞罢官这个戏的故事情节。至于观点，我认为笼统说海瑞和徐阶都是封建官吏，都是封建制度的维护者当然没有错。说清官把穷人的乞食袋当作旗帜，说他们的臀部带着封建主义纹章也没错。但具体而言，两个人的历史作用还是不一样的，一个反对土地兼并，一个贪得无厌。吴晗写海瑞罢官在这一点上还是有道理的，它揭示了封建王朝由盛而衰的制度原因。当然我声明是瞎说的，我自己也没学好。
　　放学时，有一个男生高叫，海瑞罢官的关键是罢官两个字!搞得我一愣。我问为什么?他说你懂个屁!掉头就走。
　　我也没说我懂啊?莫名其妙。
　　他们告诉我，他叫杨志远，他爸爸是大干部，是市委副书记。
　　晚上是汇报会，我简单汇报了班上的讨论情况。工作组的佟组长要求我们提高警惕，擦亮眼睛，注意新动向。
　　×月×日
　　这个日子也许我永远不会忘记，1966年6月30晚八点。在学校大操场上，两千多人的全校大会上，我突然变成了右派学生，是混进学生队伍里的小反革命。是曲书记宣布的，他还说什么我已经听不见，反正我的名字在里面。
　　后来就是工作组的佟组长指示，他的意思是，我们要回到班里去，老老实实接受揭发批判，不要心存侥幸，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他拿着一把大折扇，哗一下抖开，然后一折一折地叠起来，每叠一折就说半句话。鸦雀无声，全场。只听见扇子哗地一下，哗地一下，心惊胆战。好多人在回头看我，我觉得脸肿起来，而且放着光芒。这光让同学们也不敢看，或者看一眼赶紧躲开，生怕被刺疼了眼睛。我听到了蚊子的哼哼，满耳朵都是，后来觉得自己也变成了蚊子，令人讨厌，恨不得人人都想拍死你。
　　宣布散会后，我们被点名的十个同学全都站在原地，不知是害怕还是失去了思维，反正都没走。空荡荡的大操场，我们像十根木桩，谁也不动。佟组长过来问，你们怎么还不回家?问了好几遍，有人才哭出来，然后他们几个也都哭得昏天黑地。奇怪的是，我居然没哭，尽管只有我一个是女生。我想哭，可眼角干干的，哭不出来。我想嚎，大大地嚎叫一声，可是又不敢。
　　曲书记过来说，你们先回家吧，不要怕，怕也没用，有什么问题以后再说。有一个高三同学突然破口大骂，全是粗话脏话，曲书记过去拉他，他就满地打滚。曲书记站在一边看着，也傻了。
　　佟组长过来宣布，留校监管。他说，想回家也不能让他回。然后曲书记就趁机走开，匆匆去布置腾宿舍，安排陪住的同学，理也不理我们。
　　我们这些人，这才明白哭闹是没用的，交待问题才是出路。
　　可是我们首先就没法向家长交待。大家的心思都差不多，回家怎么说?别人我不清楚，就我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或者说错了什么?没有人告诉我，需要我自己交待。
　　我清楚右派是多大分量，自小我就顶着磨盘生长。现在这棵豆芽菜长大了，自己也成了右派，只是“小”一号而已。
　　我不知怎么回的家，我没有跟妈妈说。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
　　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
　　现在却常是忧郁
　　一切都是瞬息
　　一切都将会过去
　　而那过去了的
　　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
　　——普希金
　　这也许是场误会?也许过几天就没事了?我不知道。
　　×月×日
　　早晨妈妈瞟了我好几次，好像是发觉我有点异常。
　　我在躲闪，准备她看多一眼时，我就告诉她。水缸我挑满了，换洗衣服我晾出去了——她没有再看我。
　　一碗油炒饭，是她留给我的，还特意放了小葱，让我特别温暖。她自己也许只带了几块锅巴，她们学校在搬到乡下去了，早出晚归，经常要靠锅巴撑着。现在我也会炕锅巴，先把米饭打出来、刮平整，然后加一把温火，等成形了再把整张锅巴反过来烘脆，这样能保存很长时间。
　　很多时候我回家妈妈已经睡了，我醒来她已经走了，我们经常通过留纸条对话。而面对面时，她除了埋怨似乎就再也没有别的可说。她也知道我不爱听，久而久之，连我也不想说话，生怕一开口就启动了她的唠叨。
　　家，只是个经济单位，是个饲养场。郭卉就说我们家奇怪，太安静了。这样的日子越是安静，我越是无法开口。
　　真的，我无法开口。自从我们搬回老宅，妈妈就明显老了。消瘦，使她小了一号，整天摇摇晃晃。皱纹，堆满眼角嘴角和其它的角，像是一个发套突然间落在脸上。怨毒，使她脸色越来越阴晦，好像永远晒不到阳光。只有那天我看见她洗澡，看见她白皙的后背，妈妈的现在才能和那个高雅的美丽的“伊琳娜”联系起来。她已经再也经受不住一丁点打击了。可是我该怎么办?
　　这碗油炒饭，我实在咽不下去，好像永远扒不完。泪水还是不争气地流了出来，汹涌澎湃。但我没大声哭，哭也没有用。我必须把饭吃下去，吃下去才有力气去接受批斗。
　　路过郭卉家，我没有去叫她。她好睡懒觉，让我每天叫她，可是我远远看见了，她的身子一闪，门就砰地关上了。
　　我心里一抖，觉得好疼好疼，好似那门板夹住了我的心。也许我太敏感，她是无意的，这算不上背叛，是我多疑了。
　　×月×日
　　郭卉不是无意的，而是划清界线。这样也好，反而没有负担了。本来我还想跟她打招呼，想跟她解释，可是她先躲开了。她的家庭跟我差不多，地主兼工商业，能比我强多少?比我强一点的就是她爸爸还在。
　　我也不想株连她。如果因为我的原因，让她成了第十一个，我也得不着好死。
　　现在最为难的还是没法开口跟妈妈说。
　　×月×日
　　今天是批斗我的专场。他们两个男生比我还严重，每人批两天。他们家在农村，说过四清工作队的怪话。而我，只安排了一天，幸运。
　　主要是等我交待罪行，说是视我的态度而定。
　　我的问题主要有三个。一、我说海瑞有表率作用，是影射攻击党的领导干部不如海瑞;二、阻拦低年级同学写大字报，是对运动有抵触;三、我说低年级同学不懂事，不应该停课搞运动，是对工作组不满。工作组是党派来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
　　有些话我是说过的，但不是那个意思。有些话在汇报会上说的，并不是我自己的意思，是同学的反映。至于说我反对谁，我挨得上吗?我为什么要反对?就因为我有个摘帽右派的爸爸?我们已经划清界线了啊。当然我不能辩解，否则我的态度就不好了。要接受他们两个前面的教训。他们两个多次被喝令“站起来”，“把头低下来”，就是因为态度不好。
　　站起来!
　　把头低下来!
　　这样的喝叱我当然害怕。所以没等他们喊我就站起来了，头也低下来了，但他们又说这是故意的，太主动了，反而暴露了抵触情绪。本来我是想在这些态度上争取主动，但被他们一眼就看穿了动机。
　　我心里确实不服气，我说我没有那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他们就说难道工作组在诬赖你吗?我说我对党没有意见，我不反党，他们就说那你为什么要反对工作组?我说我不反对工作组，我反对工作组干吗?他们就说刚才你还认为工作组诬赖你。面对这绕口令似的盘问，我只好不吭声，我无法回答任何一个问题。
　　食堂卖饭票的赵老师，现在是工作组的联络员，这些反问句就是她的发明，看似雄辩实则统统是些假设，是同义反复。
　　以前大家都认为赵老师是个工友师傅，挺尊敬她的。她爱人是学校的化学老师，60年挨饿的时候听说那个老师去食堂打饭，一钵子大麦糊，他一边走一边喝，穿过大操场就把一钵子大麦糊全都喝完了。等他意识到这是全家人的晚饭时已经迟了，老婆孩子哭闹，自己羞愧难当，当晚就在篮球架上吊死了。学校为了照顾她生活，就请她到食堂当了工友，同学们说起来也都挺同情她的。真没想到，她还有这个能力，把“莫须有”用的这样娴熟。
　　最让我难过的是郭卉，轮到她发言，居然指责我没有触及灵魂，说我平时挺爱哭的，这次一滴泪也没流，这不是对抗是什么?还揭发我看不起人，说某某是马屁精，自己本来就出身不好，还不注意思想改造等等。
　　平时我们那么同病相怜，看来，只是未到大难临头时。
　　×月×日
　　今天到初三(1)班接受批判。他们倒是没揭发我什么，连我不让他们贴大字报的事也轻描淡写，怪了。
　　那个杨志远说，早就看出我不是好东西。立马就有女同学问，那你为什么不早说?
　　这个班干部子弟多，似乎学校也对他们松一些，赵老师匆匆忙忙就宣布大家发言很好，结束了。
　　×月×日
　　妈妈还是知道了，一进门就看到脸色不对。
　　我把学校的情况说了以后，她就破口大骂，骂我是贼骨头，跟我老子一个样，不把她整死不罢休，我们全都“死过头七”了。有些脏话不知是从哪儿来的，既不是本地话也不是外国语，好像根本不是从她嘴里冒出来的。
　　她把锅都摔烂了。一碗咸菜戽了一地，我没去扫。
　　我们早早上了床，可谁也睡不着。我知道她没睡着。
　　妈妈的恶毒龃咒提醒了我，我不能坐以待毙，我必须在一切定论之前争取到申辩的机会。否则妈妈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我要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一封信，反映这里的情况。
　　我的问题是，我不反党，我是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我是拥护党支部工作组的。即使我说过什么错话，也谈不上反党，何况我根本没说过。
　　这里面有一个逻辑错误：不赞成某一个具体观点，就叫反对吗?反对某个具体的人就叫反对党支部工作组吗?反对党支部工作组就叫反党吗?这样一来谁还敢说话?谁能保证党支部工作组的每一个人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正确的?
　　我一定要把这封信写出来。
　　×月×日
　　妈妈终于冷静下来。
　　夜里，我不知做了什么恶梦，哇哇乱叫。一睁眼，妈妈就坐在我床头，吓我一大跳。借着月光，我看清了她内心的挣扎，那是汹涌无声的泪水，还有无助无奈和慌乱。她平日里的牢骚怨言和对我的严厉苛责，此刻统统消退了。
　　她摁着我，说：小敏你听着，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你千万不要想到自杀!你还年轻还有希望，人一死就什么希望都没有了!妈妈那天是气糊涂了，你千万不要以为妈妈是恨你是怨你，不是的。妈妈怎么能恨自己的孩子呢?
　　她说，实在不行咱们就离开这里，哪怕去乡下种地，也总是有咱们娘俩儿的活路。她甚至还夸我，夸我比她坚强，比她能干。
　　妈妈颠颠倒倒翻来覆去说着这些，真是让我特别感动特别温暖，这两年她她跟我说的话加一块儿也没这么多。她真的是害怕了，她怕我寻死。
　　奇怪的是，寻死的念头我从来就没有动过，我还琢磨着要给毛主席写信呢，怎么会去死?也许在她看来，我的事情已经相当严重了，她是过来人，懂得什么叫绝望。
　　妈妈解放前就参加学生运动，大学没毕业就参加工作，也算是个积极分子。她是在冶金部认识的爸爸，那时他也刚从国外回来。这里组建有色金属公司时，他们还是部里派来的专家。本来爸爸是要去银川的，因为妈妈是本地人，就来到家乡。爸爸搞采矿，妈妈坐机关，我们一家人那时大概都特别神气，神气过头了。妈妈在有色公司交际处工作，因为公司是苏联援建的第一批大项目，她和苏联专家联系特别多，偶尔也做做翻译，其实她的俄文水平比我强不了多少。但那时，苏联专家和爸爸的意见不合，经常吵架，弄得妈妈左右为难。爸爸是从英国回来的，很容易被领导认为是资产阶级的那一套，加上他脾气古怪，平时谁也不爱搭理，反右时组织上就动员妈妈揭发了爸爸。其实她也没揭发什么，都是些采矿技术上的观点不同，但在当时就成了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后来又演变成感情问题。
　　妈妈要是不离婚就好了，不离婚就没有后面的事。可他们都是高傲的人，谁也不服气谁。世事难料就在这儿，谁知苏联就和中国翻脸了呢?谁也不能预知苏联专家会突然撤走，更不知道支持苏联专家就意味着和修正主义沾上了关系。妈妈因为还经常参加苏联专家的舞会，还被人怀疑生活作风有了问题。这样一到60年甄别平反的时候，爸爸的右派帽子是被摘掉了，妈妈却被带上无形的帽子。爸爸工资虽然降了一点，还有120多元。妈妈呢，62年机构精简，她就莫名其妙被精简到了民办的子弟学校，干部身份还在，工资却朝不保夕。这些年来，她一直在申诉，也一直在绝望，在绝望中申诉，在申诉中绝望。她说她都怀疑，是不是自己把信寄给了自己?
　　没用的，小敏，你给谁写信都没用的。
　　为什么?难道给毛主席写信也没用?
　　妈妈说，不管你的问题是真是假是大是小，也不管你给谁写信，最后处理你的还是那几个人。只要那几个人还在，你就永远有问题。现实一点吧孩子!
　　既然如此，那你为什么还要申诉?
　　我不管，我一定要写。对我，现实就是天大的冤屈。
　　8
　　×月×日
　　毛主席接见了首都红卫兵。毛主席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给毛主席写的信才写了一半，就写不下去了。我一次次用钢笔扎手心，看着血一点一点渗出来，好像才舒服。我真想不出怎么才能把事情说的又清楚又简短，让人一眼就看明白。书倒用时方恨少，只怪自己平常不努力，写得太少了。我想到一个办法，把这些血手印做成信笺，梅花朵朵，字字血泪。
　　本来还想补充一些材料，多找一些根据，可是隐隐约约感觉到学校有了微妙变化。我也说不太清楚，反正是有变化。
　　首先是对我们几个人的态度。班上的批判会已经推迟了好几次，不说不开，也不说什么时候再开。我也不便去问，人家还以为你想挨批呢，骨头贱。
　　听说高三那个被留校的同学，也放他回家了，工作组说主要是为了防止他自杀，才强行留校的。他回家以后再也没回校，也不再有人追问。
　　其次是学校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好多人都领到了红袖章。我当然是没份的，连郭卉也没份。能参加红卫兵的，都是工作组信任的。但和以前的团组织也不同，入团一般被认为是比较优秀的同学，起码学习成绩不能太差，这次的标准似乎是以家庭出身画线，活跃的都是干部子弟，还有一些根正苗红的。
　　再有就是同学们对我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不是那种故意避开的样子，目光不再躲闪。也许他们认为我并不是青面獠牙，跟他们没什么两样。郭卉在操场上居然还和我笑了一下。这种笑别人看不出，可我能感觉到。虽然有些不自然，毕竟像解冻的的春风。我多么渴望春风啊。
　　×月×日
　　下午看见出去破四旧的回来了，扛着搬着，有不少战利品。自从报道北京红卫兵破四旧以来，学校里每天都有红卫兵出去破，我看见郭卉也跟在后面。
　　战利品有佛像神龛，有古董字画，也有旗袍高跟鞋。这些东西拿回来也没人管，学校也不收，就堆在教室里。
　　郭卉本来是个被排除在外的人，现在也想积极表现。她碰碰我说，今天逮住一个大案，是电台!我抬头看了一眼，是有一个人急匆匆地往办公楼去，手上捧着一个方匣子。这是这些天来她头一次跟我搭话，所以有点意味深长。
　　可是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吗?我是个等待判决的人。
　　×月×日
　　是的，这些跟我有关系。阳光、空气、水份，跟每一株小草都有关系。
　　这些变化是怎么发生的?从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意味着什么?它仅仅是报纸上的提法不同吗?还是意味着运动的方向发生了改变?
　　也许自己太敏感，可是我多么渴望转机出现。
　　下过一场雨，明显更热了，太阳毒得很。我注意到，最先被揪出来示众的许老师今天没有光头，而是戴上了一顶草帽。工作组在办公楼进进出出，谁也不去管他，倒是比平日悠闲了。
　　春江水暖鸭先知?
　　×月×日
　　今天学校里有北京来的大学生来串连，有北大清华的，还有北航北外和地质学院的，其中有两个还是我们校友。他们根本不理睬工作组，而是直接分头到各个班发表演讲。他们的话更是吓人：现在就是要打倒工作组、踢开党委闹革命!要大串连大辩论大揭露大批判!
　　这些话是我想都不敢想的。全都傻了，目瞪口呆，热血沸腾。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太刺激了!
　　他们的袖章也好看，上面一排小字毛泽东思想，下面是毛主席的手书体红卫兵，秀气又贴切。不像学校发的那种硬邦邦的大字，还散发着一股油漆味道。
　　他们演讲完了很多同学都围着问这问那，一直围着来到操场。他们就表演了一个集体舞算是结束。“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最后一句是：谁要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大家都拼命鼓掌。
　　清华的同学是个女的，我一直等着她想和她请教。我问：我们学校一直有个说法，就是我不赞成某一个人的具体观点，就叫反对他吗?反对某个具体的人就叫反对党支部工作组吗?反对党支部工作组就叫反党吗?
　　她把眉毛挑起来说，你们这儿还这么落后啊?这一套早就臭不可闻啦。原先清华也有这个论调，现在谁还敢提?这是天底下最反动的逻辑!
　　一下子，这些天来积攒的眼泪全都喷射出来，抓着她哇哇大哭。也不知是怎么了，觉得她就是世界上最亲的人，我抱着她再也不想撒手。
　　她听说我被学校定为小右派的事情，眼睛也红了一下。她拍着我说，小妹妹我告诉你，这是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个别现象。像你这样的情况全国到处都有，我们出来串连，就是要把全国的同学都发动起来，造他娘的反!
　　北京的大学生真是了不起，短短一个下午，工作组经营了两个多月的阵线就完全崩溃了。大操场上围成了一个一个小圈子，都不愿他们走，他们每说一段话，同学们都报以热烈掌声。我看见周围还有好多老师也在鼓掌，而工作组的那几个人只是在路边走来走去，干瞪眼毫无办法。他们也懵了。
　　×月×日
　　昨天，高三班两个“小右”张宇和王兴元找到了我，说有几个人想去北京串联，问我敢不敢去。我问是哪几个，他们不愿说，说只有你一个是女的。我犹豫了一下，他们就说算了。看来他们是信不过我，不仅仅因为“女的”。
　　可是我真的想去啊。我去串连，当然不是去发动别人，而是去北京受启发，看看北京发生了什么事，究竟什么是文化大革命。如果可能，我还要上访，我不能坐以待毙，我要想法子摘掉这顶大帽子。既然我不是个别现象，全国到处都有，那么总是得有个说法。
　　可是我没有钱。我没办法开口向妈妈要钱，家里的情况是那么艰难，能吃饱饭就已经不错了。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她绝对不会同意。她的经验明摆着，多一次申诉，就多一重苦头。
　　×月×日
　　人，只要有决心，就不会缺少办法。前几天还在为走不走发愁，现在，我们已经坐在开往北京的13次列车里了。
　　上海接待站给我们开的车票是到南京的，我们从哪里来还要回到哪里去。理由是，你们不是来华东局上访吗?上访结束了你们就该回家了。但火车在南京掉头的时候，谁也不下车，都明白这车是开往北京的。
　　我们没用语言讨论，只把脑袋伸出车窗比画了几下，就统一了意见，所有的手都指向前方。现在，火车已经在轮渡上，再有几分钟就到浦口啦。没有人来查票，悬着的心基本可以放下来，只要熬过这一夜就到北京啦。
　　可是，还是有人吓哭了，是高一(2)班的周永根。这样的胆大妄为对谁都是第一次，我们没办法安慰他，自己不也是心里狂跳不已吗?他已经很不容易了，他不是小右派，可他愿意跟我们出来上访。在关键时刻有两个人打了退堂鼓，可他没有。这不是一句够义气可以解释的，也不仅仅是出于对我们的同情，而是对我们的遭遇想不通，他想求证一个道理。仅凭这一点，我就佩服他，放在自己身上，肯定做不到。哭一下有什么了不起?哭，说明他有勇气面对良心。看着那些眼泪是那样顽强那样汹涌，我也哭了。不过我们谁都没有擦，我们就是那样面对面地看着对方，听任热泪奔涌。
　　这一次还要感谢郭卉，她主动借给我十元钱，支持我出走。她不知从哪听说了，就把钱握成一团塞在我手心里，什么话也没说。其实她家也不富裕，这十元还不知省了多少日子呢。我猜很多同学都是这样想的，我们的遭遇激起的不是同情，是愤怒，是正义感。如果我们能扳回来，他们也会有安全感，如果我们失败了，他们也会兔死狐悲。
　　十元，我只用了两元不到。我买的是五等舱小轮票，分散遛进码头。他们说，我们已经暴露了，为了避开监视阻挠，我们只能像地下工作者。到了外面才知道，大城市早就开始串连了，而且各地都有接待站，不要钱就能签票，就看你敢不敢。天高任鸟飞，海阔凭渔跃，北京，我们来了!
　　×月×日
　　其实一出北京站，就已经感到气氛不一样。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同学!欢迎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到处都是这样的口号。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我们天天都在看大字报抄大字报，手都写软了。后来才发现，收集传单和小报可能更高效。张宇嘲笑我，说我是笨蛋，所有的大字报内容都能在传单上找到。
　　我们到北京的目的已经模糊了，几乎所有的消息都在印证，我们没有错，错的是工作组党支部，是他们在执行了一条资反路线。那么，告状上访的意义已经不大了，我们需要谁来给一个答复?不，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既然这是一条全国范围的资反路线，就需要全国范围的深揭狠批。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我们只能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了，我们要在游泳中学会游泳。
　　天安门去过了，长城登过了，本来就可以回去了，可是又得到消息，毛主席可能要在最近再接见红卫兵，这样的机会当然不能错过。
　　这期间我们也写过大字报，是一封倡议书。北京的馒头很好吃，但浪费严重，很多学校都是这样。有些人明明吃不了也要多拿，吃剩的馒头随便扔，床铺上暖气片上到处都是。所以就写了大字报，几个人还一本正经签上名，总算在北京也留下了小地方人的声音。
　　北京的红卫兵也有不好的，特别是那些穿着马靴和毛料军装的红卫兵，他们好像有一点天之骄子的自负，往往几个人结成一伙，故意在人堆里招摇、说粗话，或者骑着摩托车自行车呼啸而过，给我印象不好。
　　×月×日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傍晚我们听见了广播通知，明天早晨5点集合，毛主席接见!
　　我要记下这个光荣的日子：1966年8月31日。毛主席万岁!
　　×月×日
　　我们重新出现在学校，自然引起一些骚动。同学们大多以一种异样的目光在注视着，并不是注视我们这几个人，而是注视工作组的态度。气氛是紧张而又微妙，大家就好像屏住呼吸，等待炒爆米花的那个爆裂，在揭开盖子的那一声响亮。
　　我们很平静，如果说有什么不一样的话，就是我们的胸膛挺起来了。下午去贴了第一张大字报：《我们见到了毛主席》，最后的一句话是，我们不需要任何人批准，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落款是东方红公社。我们七个人，并没有怎么商量，就组成了一个公社。从此，我们就要造他娘的反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做文章，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
　　无疑这是挑战，也是我们的真实心情。
　　这张大字报，不过是起义的第一声枪响。
　　×月×日
　　我们出走的这几天，学校里气氛空前紧张，据说连公安局都有人来勘察过。但工作组并没有对这件事发表看法，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说是外松内紧，不受干扰，大概是不愿意被我们牵着鼻子走。想秋后算帐呢，到时候再来收拾我们。
　　另一方面，工作组抓紧在各个班级选举红卫兵代表，说是要组织全市的红卫兵代表进北京。这件事的真正含义，谁都心知肚明，他们才是权威是秩序，而我们不过是小小泥鳅。而且，他们是很认真地经过民主程序的，统计人数，推举监票人，计算选票数，划了很多正字。其实这样的民主，自然是打引号的，清一色是那些干部子弟当选，谁都不傻，知道工作组要的是什么。也许后来觉得太清一色也不好，工作组又决定增加了一些名额。我们学校共有60名代表，全市120名，组织三辆大客车，要在市中心广场举行欢送大会。这样做再一次证明了，他们这些大字兵才是正统的红卫兵，是有群众基础的经过民主选举的是组织上信任的。我们这几个不过是冒牌货，我们的袖章连公章都没盖，不合规矩。已经有人这样说了。
　　讨论的结果是这样：一、他们不发表看法不等于没有看法，外松内紧是真的很紧;二、没让公安局把我们抓起来，是因为他们也吃不准，不清楚外面的形势，如果在一个月前我们早就进了班房;三、组织大字兵代表是转移视线，蒙蔽群众，目的是继续推行资反路线，维护越来越虚弱的旧秩序。
　　我们要采取行动，要揭露他们，这也是我们打出旗号的极佳机会。但究竟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还是有分歧。温和一些还是激烈一些?是贴大字报还是呼口号?呼什么口号?要不要考虑大字兵同学的正当要求?毕竟他们想去北京见毛主席没有错。争到半夜，没有结果。最后统一在拉横幅上，写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八个大字。不管怎么说，我们首先要表达自己。
　　×月×日
　　惊心动魄的一夜!
　　这次欢送大会是他们精心组织的，在十字路口用一辆大卡车搭了临时主席台，三辆大客车围成一个会场，还拉了电线架了大喇叭。一切都表明他们是有充分准备的，布置了一个正式场合，这形式本身就很有意味，四方四正。他们不相信我们有勇气来挑战正统。
　　我们当然都很紧张，尽管在外面见过听过，还是紧张，毕竟是第一次。加上没吃晚饭，九月天居然觉得冷，小腿都有些发抖，肌肉里像有一只老鼠在拱。有人说，深呼吸吧，于是我们就深深地吸了几口气。我们互相对视了几眼，确认了，就举着横幅冲进去。这是商量过的，我们必须在他们开始之前进去，否则很难占据有利位置。然后，就在主席台前一字排开，坐在地下。我们的横幅很小，和他们的没法比，但我们的更显眼，因为这是白纸上的最新画图。
　　会议还没开始，他们就已经乱成一团。本来他们打算是，学校领导讲话市委领导讲话大字兵代表讲话，然后上车敲锣打鼓放鞭炮，但现在如意算盘打不成了。有一个市委的干部来跟我们商量，如果同意撤下横幅，欢迎我们参加大会。如果对学校有意见，欢迎向市委反映。如果想去北京，市委会考虑安排。你们现在这样搞——要考虑后果啊。
　　我们的回答是，除非现在就把我们几个抓起来。我们也清楚，他们不是不想抓，他们早就想过，牙根早就痒了，只是不敢。他们表面强大，内心却很虚。
　　然后就呼口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学生运动没有好下场!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呼口号的过程中，我们的声音逐渐响亮，又有些同学参加进来，已经扩大到几十个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谁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谁在镇压革命学生，谁在防范人民群众，看得清清楚楚。
　　不管他们打着什么旗号，言辞多么华丽诱人，可那双手一伸，就是血淋淋的。
　　台上经过一阵慌乱，大喇叭里就喊话，让各校的红卫兵代表回到客车上去，清点人数。可能是他们决定不开会了，直接上车出发。出现了始料不及的情况，会场一乱，我们也乱了，谁在喊什么都听不清楚。
　　当那三辆大客车发动的时候，几个男生突然醒悟过来，他们真是好样的，似乎也没商量，举着横幅就冲了上去。汽车仍在缓缓滑动，人群逐渐退到两旁。可他们几个一下子就贴到车身上，汽车哼哼两声，刹住了。然后横幅就拦在第一辆的车头，然后，几乎是所有围观的群众都涌上来，车龙瘫痪了。
　　然后我们就唱歌——
　　抬头望见北斗星
　　心中想念毛泽东
　　迷路时想您有方向
　　黑夜里想您照路程
　　……
　　困难时想您有力量
　　胜利时想您心里明!
　　唱啊唱啊，眼看到了后半夜，他们想赶上轮船已经没有可能。车上的大字兵有的熬不住了，主动要求下车回家。每下来一个我们就报以热烈掌声，欢迎他们的革命行动。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围观群众也在鼓掌。
　　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
　　1点20分，市委来人宣布，取消这次集体进京，今后也不再组织类似活动，支持同学们自发组织革命大串连。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撤出，谁都不希望看见市中心交通瘫痪。
　　×月×日
　　今天是市委副书记杨良才来学校宣布给我们十个同学平反。他宣布校党支部和市委工作组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市委正式向我们十位同学赔礼道歉，并表示支持红卫兵小将的一切革命行动，欢迎对市委的错误继续揭发批判。
　　从6月30号到9月30号，整整三个月，我亲生经历了从地狱到天堂的浴血过程。我很难用语言表达这种扬眉吐气的心情，昨夜入城市，归来泪满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我们的一些同志一再要求杨良才对东方红公社表态，承认我们是革命行动，支持造反派造他们的反，还有什么刻公章给办公室之类的事，也许他们认为这很重要。但我觉得没意思，你既然决定造他的反了，又何必让他来表态支持?而且对细枝末节的纠缠很容易丢失大方向。
　　幸亏有几个老师站了出来，以提问题的方式把揭盖子引向了深入，让他们垮得心服口服。老师们说想不通，最想不通的是要把同学打成小右派的道理，这些同学最大的20岁最小的16岁，凭什么说人家反党?希望工作组能解释清楚，究竟是为什么?根据是什么?
　　工作组的佟组长避重就轻，老是强调市委指示，好像他倒是个受害者，他被市委出卖了。倒是曲书记一直在流泪，他似乎是有苦衷的，他后悔莫及。
　　曲书记说宣布了十个问题学生，当时倒也不是正式给他们定性，但有一个目的，就是要造声势，形成压力。根据四清运动的经验，运动要深入就要有突破口，突破口就是找到新对象，不能老是地富反坏右。既然大家都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新的抓右派运动，就先暂时定为小右派。至于为什么是这几个同学不是其它的同学，或多或少都有些缘由。他以我为例子：市委简报上有一个老右派刘查理的交待材料。他交待他在英国念书时参加过国民党，他的老婆孩子也都同时参加了国民党。我们知道刘敏同学是刘查理的女儿，我们也知道刘敏周岁才17，她不可能出生前就参加了国民党。可研究的时候，大家还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因为觉得定性是运动后期的事，反正还早，先把声势造起来再说，就先这么定下了。
　　说到这里，大礼堂里一片惊呼。
　　我听到了啊——的一片轰响，人人都在交头接耳，像蜜蜂炸了棚。世界上有这样的父亲?天底下有这么混蛋的人?大家都不再关心他的交待，他们只奇怪刘敏为什么有这样一个爸爸!好像一阵龙卷风把汽水瓶盖子旋开那样，砰的一声屋顶眨眼就飞了。会场乱了，眼前白光乱闪，我闻到一股刺鼻的气味，然后一阵恶心，不知怎么就就晕死过去。
　　我出了一身大汗，躺在几个同学怀里，听见大会还在继续。我听见我们老校长在发言，老先生痛心疾首，好多人在唏嘘。他说，他们还是小孩子啊，你们于心何忍啊?戴上这个帽子你让他们将来怎么办?这么随随便便就决定人家的政治生命，放在你自己孩子身上你会怎么想?我们学校有两千多学生，他们的人格会受到什么影响?将来会不会留下心理疾病?你们考虑过吗?
　　他们才不会考虑这些问题。他们只会为自己的乌纱考虑，多捞几根稻草。这就是反动派和一切走狗的逻辑。
　　这次批判会名副其实，没有挥拳头，也没有喊多少口号，甚至都没有什么过激的言辞。但很多人流了泪，我相信是触及了灵魂，特别是曲书记。那个佟组长嘴上还硬，可我相信他以后再也没有胆气直视我们的眼睛。
　　这样的无耻不仅是组织程序，更是他们自身的人格。
　　×月×日
　　妈妈听到这些也失声痛哭，大骂刘查理禽兽不如，虎毒还不食子呢，他居然把亲生女儿往火坑里推。
　　妈妈对我的态度有了很大转变，不但不责备我离家出走，而且也不再管我了，随便多晚回家她都不问。她天天都出去看大字报，眼睛比以前亮了很多。现在她完全相信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了我，也完全相信造反有理。事实胜于雄辩，如果我们不反抗今天会是什么样子?当然如果没有毛主席革命路线，我可能至今仍在作无望的辨白，而且看不到哪儿是头。
　　那天，她把两个月的肉票豆腐票全都买了，烧了一大锅。看我吃得那么香，她爬在桌上哭啊哭啊，哭得也那么香。其实她不是一个坚强的女人，只是因为无望，才把眼泪化作了阴郁和怨毒。她说多吃一点，女孩子到了这个时候，不能把身体亏了。
　　我到什么时候了?好笑。
　　对于爸爸，她的评价是：他就是那样的人，从来都只顾自己，自私透顶!他以为把我们娘俩儿交待出去，人家就放过他了，做梦!
　　可实事求是说，当初是她先揭发爸爸的啊。即使她当初是对的，是组织决定，也让我心里怪怪的。毕竟这是我们全家悲剧的开场。撇开政治问题不谈，我始终认为妈妈不该离婚，如果是因为政治，离婚就更加不应该。
　　×月×日
　　上一辈的感情我理解不了。不过和妈妈有同样遭遇的与苏联有关系的一段历史是俄罗斯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尼古拉一世命令他们的妻子与罪犯丈夫断绝关系，为此他还专门修改不准贵族离婚的法律，只要哪一位贵妇提出离婚，法院立即给予批准。出人意料的是，绝大多数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坚决要求随同丈夫一起流放西伯利亚。迫于情势，尼古拉一世又颁布了一项紧急法令，对她们作出了限制，凡愿意跟随丈夫流放西伯利亚的妻子，将不得携带子女，不得再返回家乡城市，并永久取消贵族特权。当她们前往西伯利亚的路上途经莫斯科时，人们为她举行了盛大的送行宴会，当时普希金也在场。在著名的《致西伯利亚的囚徒》中，普希金饱含深情地歌颂了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
　　在西伯利亚矿坑的深处，
　　望你们保持高傲的容忍，
　　你们悲惨的劳动，
　　崇高的志向不会消泯。
　　不幸的忠实姐妹——希望
　　在阴暗的地窟之中，
　　会唤起锐气和欢欣，
　　憧憬的时辰即将来临。
　　穿过阴暗的牢门，
　　爱情和友谊会达到你们身边，
　　正像我那自由的声音，
　　来到你们苦役的洞穴一般。
　　沉重的镣铐会掉下，
　　牢狱会覆亡——而自由，
　　会愉快地在门口迎接你们，
　　弟兄们会把利剑交到你们手。
　　我不认为她们血统高贵才这样风流倜傥。她们为理想而抗争、为政治而流放，政治使爱情升华了，爱情才使生命高贵。最先到达西伯利亚监狱里与丈夫相会的是：叶尤杰琳娜、伊万诺夫娜、特鲁别茨卡娅。
　　明天，是全校的选举日。早点睡。
　　×月×日
　　一夜之间，我们东方红公社就成为全校性红卫兵组织，这样一来就要选举公社的领导机构。因为在《16条》中有两处提到了巴黎公社原则，所以我们决定从班级开始普选，没有任何框框。投票的结果是我们七个人全部高票当选，这和前几天选大字兵代表的结果正好相反。
　　我们也经过民主程序，统计人数，推举监票人，计算选票数，划了很多正字。还请政治课的李明博老师来解释民主选举的三原则，多数人原则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原则就是尊重和保护不同意见，一人一票原则就是任何人没有特权。
　　其实人还是那些人，原则还是那些原则，为什么才隔几天时间结果就不同了?我相信人人心中都有疑惑，会觉得挺滑稽。这也许从反面证明了，选举只是个形式，实质是谁占了舆论上风，谁的意志占统治地位。民主，谁都想要，谁都是以民主的名义，那么谁是民，谁是主?
　　勤务组由十一个人组成，有两个是老师，我和高三的王兴元自愿退出。原因是我们两个人家庭出身不好，我们不希望这个新生事物受到攻击，特别在斗争尖锐的时刻。家庭出身好比是海丝特额上刻下的红字，尽管这个看法很荒谬，但还是容易被利用。我们当然还要努力为东方红公社战斗，我被分到宣传组，我很高兴。我愿意当民。
　　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马克思
　　×月×日
　　我们预感到的问题果然出现了，从北京传来一股风，是那些大字兵们从北京带回来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从来如此”，这副对联出现在许多地方，还有传单。
　　这个时候出现这样的舆论当然不是查户口那么简单，而是意在维护一种统治秩序，造成一种假相，似乎是地富反坏右在造反。因为斗争的大方向已经越来越明确了，就是斗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方向越是明确，他们就越是恐惧，越是要煽阴风点鬼火，老子是英雄，是老虎屁股，是摸不得的。
　　有人来安慰我，说不要背思想包袱。我说我根本没有包袱，我自己做的是什么自己很清楚。阶级阵线从来不是那么简单，否则查户口翻档案就解决了，何必要搞文化大革命?共产党的领袖们哪个出身贫下中农?毛主席革命路线也从来都是在斗争中形成的，谁也不是天生的革命派。
　　我说要开一个辩论会才好呢，真正平等的大辩论。
　　他们认为这个主意很好，可以扩大影响，只是担心对方不敢公开辩论，因为谁都明白这个话在逻辑上狗屁不通。马上有同学建议：找几个人站出来冒充血统派也行，借着这个话题就可以引向深入。大家又建议，辩论要到市中心广场去辩，规规矩矩地辩，允许双方充分发表意见。不怕他们反对就怕他们不公开亮出观点，辩它三天三夜。当所有的人都可以公开平等地说出看法，而不是一部分人发声一部分人恐惧，真理总是越辩越明，这才是真正的民主。
　　看来，大家都开窍了。
　　×月×日
　　说打就打，说干就干。他们真的到中心广场摆了擂台。横幅上挂着“革命群众辩论会”，辩论题是：谁有资格造反?背景材料就是那副对联。
　　一开始很冷清，问题抛出去并没有多少响应。只是几个冒充分子在跳上跳下，因为是假扮的，所以一辩就哑口无言，反而像一场闹剧。一直到九点多，递条子的主动上台的才开始多起来。主持人是张宇，他也是有意识地让双方发言对等，一对一地辩，充分发言，并且声明只要有不同意见就一直开下去，今天辩不完明天接着辩，大家觉得没有新意见了才结束。
　　真理从来是不怕辩论的，只有装神弄鬼的人才会以势压人。事实上放开了辩论，鬼魅也就没有了市场。从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到革命不分先后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些道理都不难明白。血统派的伎俩不过是造势，是经不起分析的。可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形式，它好就好在人人平等，有理说理，不搞人身攻击，谁都可以上台。谁要是开口骂人，说话带脏字，立刻被嘘声请下台去。至于说得对不对，群众拥护不拥护，自有掌声来检验。后来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自然就分出了对错高下。有个社会人士上台说了一段政治笑话还很有水平：
　　说赫鲁晓夫有一次和周总理辩论。亲爱的周恩来同志，你口口声声说无产阶级革命，可是据我所知你的出身正是资产阶级，而我却是正宗的工人阶级家庭出身。周总理说，亲爱的赫鲁晓夫同志，您说的完全正确，我们还有一个相同的地方，就是我们都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全场大笑，鼓掌。
　　×月×日
　　在校门口碰到几个穿黄呢军装的同学，其中就有初三(1)班的杨志远，就是市委副书记杨良才的儿子。当初我在他们班做联络员时就觉得他不一般。他是那么阴冷地对我一瞥，把头扭开，让我一下子就明白那些传单来自哪里。我在心里好笑，故意也把脖子拧起来，心想你们不就是剩下这件军装可以炫耀了吗?尽管我们的军装是平布染的自己缝的，可我们的心是真的。
　　郭卉的手真巧，我们俩的军装是套裁的，一共才化了三元钱。军装的胸下还打了改，和真的女装没有两样。郭卉本来还想在肩头抠两个肩章眼，哪简直就乱真了。现在几乎所有女生都来找她裁剪，特红火。
　　×月×日
　　学校掀起改名热潮，破四旧以后派出所也放开了，拿着户口本就可以去改名。郭卉想把名字改成郭朝晖，问我好不好，我说不好，男不男女不女的。有些名字带明显的封资修色彩可以改，赶时髦就太傻了，大家都叫要武、红雨、英姿，有什么意思?郭卉问我改不改，回来后想想，我还真的想改。
　　我跟妈妈说了，妈妈看着我半天问，你想叫什么?我说叫肖明，我跟妈妈姓，小敏，肖明，你叫着也顺口。然后她说，你真的要跟他一刀两断?我点头。她说我家庭出身也不好啊。我说跟家庭没关系，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可以选择。她也就不再说什么。
　　我看得出来，她目光里带着雾，是一种忧伤，一种不安。我不知道他们生下我时是怎么起名字的，也许那时是欢乐的是自信的。
　　我不愿意带着受伤一颗的心、一种耻辱过一辈子。划清界限也不在于名字，而是我真的渴望新生。肖明，挺好。
　　明天我就去改名字。从此刘敏就死了，一个新人诞生了。
　　9
　　×月×日
　　解放军是个革命大学校
　　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
　　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
　　敢把重担肩上挑
　　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
　　文武双全干劲高
　　军训军农军工军民
　　军队和人民打成一片
　　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新功
　　革命红旗满天飘
　　这几天学校里到处都是这个歌，支左解放军一来，学校里又掀起一个新的热潮。这个热潮可以理解为希望正常化，希望结束混乱，毕竟我们还是学生。
　　造反不可能永远造下去，该冲击的冲击了，该揭盖子的揭了，该促生产的促了，该夺权的夺了，工人造反组织也登上舞台了，我们怎么办?
　　学校出现了很多组织，各有各的主张，教室不够用，一个教室里就出现了两个司令部三个兵团。最好玩的是，有个初三的同学腰里吊着一个布袋，他拿给我看，里面竟然装着十几个公章。我说这有什么用啊，他说这不就是夺权了吗?你看，我把轻工局的权都夺了!
　　夺权就是夺公章吗?这些看似荒唐的举动，隐隐约约也透出了大家内心的迷惘。造反有理，造反派并非总是有理。
　　我说过我没见着毛主席，我被安排在后排，太远了，真的没见着。但被毛主席接见的心情是一样的，这话错了吗?他们几个都说看见了，我的确没看见。可他们说我不顾大局，往自己脸上抹黑。因为在有的人看来，我们被毛主席接见过才是最重要的，我们是不是追求真理反而不重要了。见到毛主席了似乎就多了一道光环，没见着就等于理不直气不壮。这不是搞封建迷信吗?
　　尤其让人不安的是我们的头儿，他现在也开始摆谱了。那天我临时出去了一下，张宇就大光其火，脸拉一尺长。昨天通知大家开会，可左等不来右等不来，他来后发觉没给他留座位，竟然掉头就走。开头我们还傻乎乎跟后头撵，跟后头劝，后来发现他要的就是这个威风劲。舍我其谁啊?
　　还有，就是高三班的王兴元，当初和我一样是自愿退出勤务组的，可现在也不愿当光头老百姓了，居然成立了一个“老造反战斗队”。也许在他看来，摆老资格，只是安慰安慰自己。可他根本忘了，那种以红五类黑五类画线，曾经给我们带来多少伤痛?现在他刻意分出老造反新造反不是又一种画线?人为地制造三六九等不好，本身就是封建意识，应是革命扫除的对象。
　　按照《16条》，应该大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但真正的难题恐怕就在这里，我们学校还好一点，东方红公社力量大，但也存在好几十个组织。社会上可能更麻烦，所有的组织恐怕都认为自己应该进革委会，否则就是镇压造反派。特别是那种腰里吊着公章的人。
　　还有人说，群众这才刚刚发动起来，天下大乱这才刚刚开始，解放军就来整顿秩序了，夺了权又不算数，这本身就是对造反派的讽刺。支左是假，夺权是真。
　　我的疑惑也在这里：现在大家都认为造反就是夺权，是各种人重新站队，这恐怕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本意。权力是大家的，不是任何特定的人，人民随时可以撤换不合格的领导，这才是巴黎公社令人着迷的精神所在。天下大乱应该乱敌人，不要乱自己。
　　种种迹象表明，解放军是该进场了。
　　×月×日
　　支左指挥部指定我当东方红公社的联络员，我当然很高兴，这没什么可隐瞒的。再说联络员又不是头儿，上传下达而已。但他们叫我小司令不好，我再三说我不是司令，我们的头儿是张宇刘国庆他们，可他们还是这么叫。昨天听说是姜政委这么叫的，解放军也都跟着叫开了。
　　这事我跟张宇解释过，他说他也听说了，没什么不好，挺好的。可我看得出，他还是有点那个。当然这些都是小事，计较就没意思了，亲不亲路线分。
　　姜政委亲自到学校来开座谈会，他是个很和善的老头，他鼓励我们到社会上去。他说，你们去参加社会实践，就能全面了解这座城市，知道这台大机器是怎么运转的。你真了解了一座城市，你也就了解了整个中国。我是多么想了解这一切啊。
　　我发言说，红卫兵名头很响亮，造反派好像很威风，其实我们都是普通的中学生。做错事做傻事是经常有的，希望以后解放军能多帮帮我们。
　　姜政委说，年轻人哪个不犯错误?我年轻时候还参加过三青团呢，你们有犯错误的特权!说得真好。
　　上次当联络员是工作组指定的，结果倒了大霉。再次当上联络员却是解放军指定的，一年不到，换了人间。感慨。
　　×月×日
　　参加大联合筹备会，我也发了言。中心意思是，造反有理是对的，造反派总是有理就不对了。我说了我的困惑，和学校里社会上出现的一些现象，还有对破和立的认识。对文化大革命，我们确实理解都不够，别说什么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小革命遇到的同样是新问题。姜政委表扬了我，说是小将在挑战。
　　可我最想挑战的是饥饿。晚上开会时，曹干事把我喊出去吃了一顿饭，我确实顾不了那么多，饿了一整天。
　　没想到去交际处开个会还有这个麻烦。我不仅兜里羞涩，家里恐怕也早就挤不出一丝体面。早知道这样就不去开会，这样的场合有我没我无关紧要。交际处的饭真好吃。
　　妈妈还没回家，她可能又去学校要钱了，可她那个学校找谁去要钱?
　　革命与面包，这是个问题。
　　×月×日
　　他的目光太奇特。有好几次，我发现他在盯着我，让我心里一颤。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一种不祥的感觉，我不应该有这样可耻的念头，必须闪开他。
　　每次去支左指挥部，大家对我都很热情。我是去送我们的《战地黄花》的，他们表扬我的文笔我也很高兴。谁都愿意听表扬不爱听批评，我也有这毛病。
　　这一期是我写的社评《落花流水春去也——评杨良才的第三次检查》。中心意思是杨良才避重就轻，他总是在“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很不积极”上做文章，似乎他是个被动执行资反路线的人物，而没有个人原因。现在已经有大量市委内部的揭发材料证明，他是本市最有实权的人物，每次运动都是他在背后摇羽毛扇，把一批一批说真话的干部搞倒。由于他始终没当上一把手，在中央企业与地方干部的矛盾中就变得特别阴险特别狠毒，他总是在利用政治运动达到个人目的，以为整倒别人自己就可以爬上去。这样的人参加革命不过是投机，以为打天下就应该坐天下，坐天下的人就是他这样的能人，他是个无所不能的“师爷”。为人民服务不过是句说来听听的口号，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实事求是?这样的人一旦掌了权必然走上反人民的道路，害怕群众，防范群众，把群众的意见当做反对他个人，把个人的统治权威放在第一位。这样的思想逻辑，也可以解释他为什么一定要在中学生中抓小右派。他不能允许学生思想活跃，更不能联系本地本校的实际，他必须让工作组一言九鼎，谁见了他们都害怕。说他是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那是高抬了他。
　　最近一份《钱江红卫兵报》很耐人寻味：揭发浙江省委常委开会时，有个地委书记想不通党内最大走资派为什么会反对毛主席，说他都是那么大的官了为什么要反对毛主席?当时省委书记回答，你还没上过天安门呢，你要是上了天安门，你就会想，我为什么不能站在中间?
　　我认为这才是文化大革命真正要解决的问题。他们究竟为什么要参加革命?难道仅仅是要站在台上?站在中间?把国民党打跑就是为了换上自己?那人们群众为什么要跟着你们抛头颅洒热血?换上你们来当老爷?
　　×月×日
　　我无法形容我此刻的心情。他居然把脸伸到我家里来，皮真厚。妈妈说，人家挺诚恳的。可这就是别有用心!除此还能有什么解释?
　　上次在交际处吃饭的事，我已经再三表示了感谢。事实上也证明自己意志不坚强，才饿了一天就顶不住了。当年方志敏是怎么熬过来的?
　　妈妈接受了他40元钱，她说是借，她会还的。可我还是不能忍受，因为她的眼神实在太诡异!如果我不是发了一通火的话，也许她后面的话就要说出来了。我看得出来。
　　当然，我没有办法挣到钱，我解决不了吃饭问题。妈妈说，咱们总得活啊。这话是不错，可问题是怎么才能活?我还是个学生啊。
　　也许真的需要依靠组织了，我明天就去外联组问问，如果有打零工的地方我就去打零工。这也算半工半读、学工学农吧。
　　×月×日
　　搬运公司的《敢死兵团》今天来找我，他们问，你妈妈愿不愿意去码头上做点事?我一口就答应下来。可回到家，我还真不知怎么开口。
　　码头上是一堆光膀子黑皮肤的汉子，妈妈也许吓都吓死了。我不是嫌他们大老粗，瞧不起他们，而是说妈妈那样一个人，不管怎么说她是一个知识分子，而且那么瘦弱，去搬运公司能做什么事?她会怎么想?她去还不如我去呢。
　　谁知搬运公司已经到家里来过了，是让她收榧子，而且她也是一口就答应下来。妈妈说，人家不嫌弃我就不错了。她说收榧子比站讲台轻松多了。
　　亲不亲路线分，穷帮穷一家亲，人家可是根本就不认识我。
　　我一下就把妈妈抱起来!以前，对妈妈有过很多误解，总认为她过于阴暗，其实她对我的关怀一点不比别的母亲少!她不愿说出来，是因为她已经绝望。而现在，一切都是那么奇怪，连她都变乐观了。
　　×月×日
　　尽管我对这个人没有恶感，我也不认为他的动机有多少奇怪，可毕竟让人喘不过气来。我还远没有到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
　　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确实比较严重，我为什么会在意这些?在女同学中间我还算比较阳刚的一个，但也免不了俗气。她们给支左干部取外号时，我不也在其中?我不也跟着笑了吗?觉得挺开心吗?我明知他在注意我，为什么还要去爬山?难道不能改成跑步吗?
　　明天坚决不去爬山。我要批判自己，时时检讨自己，我要做时代的新人。
　　×月×日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莲舟。
　　云中谁寄锦书来，燕子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李清照《一剪梅》
　　×月×日
　　妈妈今天又在暗示我，真是烦人。
　　她说码头上是计时给工资的，站一天给八毛钱，加班另外还有钱，所以，还有节余。我问是什么意思?她就说，借了钱总该还上，不然人家会误会的。我说那就还呗，越早越好。可她又说让我去还，说人家是借给我的。真是烦死了，没想到我会掉到这个陷阱里。她居然说，我看这个小伙子不错!
　　我只有哇啦哇啦吼一通。
　　×月×日
　　这绝对是一个陷阱。绝对。
　　现在我就像飘零的蒲公英，软绵绵，空荡荡，无意识地向深渊里坠落。四周是滑腻的，温暖的，还有微弱星光，就是没有可以攀援的抓手。我想挣脱，可是越挣扎越是深深纠缠，仿佛被蛛网粘住，不能摆脱。
　　我早早就醒了，我知道还早，天还黑着，星还亮着。衣已穿好，鞋已扣好，却只能静静躺着，等待天亮，等待武装部的起床号。我不想惊动妈妈，让她看出什么异常，我必须像平时一样出去挑水。可是我怀疑她已经看出什么了。
　　我怎么像做贼一样?我怎么把自己弄成了这样?
　　这是没有好结果的。我一万次对自己说过。不能这样下去，不能。
　　可是天没亮，我又醒了，又在等待那种令人窒息的会见!那时一种什么感觉?其实什么也没有，太奇怪了，话没有几句，目不能对视，只是想见。
　　我在追求刺激吗?好像也不对。我是那种轻浮浅薄的人吗?好像更不对。他们都说我不像十几岁的人，因为磨难比别人多，所以特别沉稳。连老校长都摇头叹气说我不该这样早熟，目光过于深邃不好，他宁愿我是个天真的无忧无虑的目光清澈的小女孩。可我不是，这令他叹息。但老先生绝对不会想到我也有如此幼稚的简单的困扰!
　　现在我还能怎么样?只能以自由落体的速度往陷阱里跳!
　　×月×日
　　完了，连郭卉都看出来了。早晨我们出去送这一期的报纸，刚出校门就迎面碰上了。我是下了决心再也不去爬山的，可这个决心连五个小时考验都不能经受!当时可能惊呆了，报纸全部掉在地上，郭卉说我脸色都变了，煞白，鬼一样。
　　我自己的感觉是不能呼吸，踩上了电门。
　　我很奇怪那一刻竟想到了一段小说里看来的情节。安娜·卡列宁娜在赛马场看见渥伦斯基从马上摔下来，惊呼并且站立，顷刻暴露了自己的恋情，从此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塌糊涂。我当然不是那个贵夫人，但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怪是赖不掉的。此刻我对小说里描写的那些东西好像全都能明白，太阳柔和的光影，等待楼梯上的皮靴声，还有带着温热的喘息。
　　郭卉说，你眼圈都是黑的，肯定没睡好。然后定定地盯着我，等待招供。
　　我能招什么呢?只能告诉她真实情况，事实上也没什么情况，也许只是我自己自作多情，因为我们从来没说过什么过分的话。
　　郭卉搂着我，头抵头地帮我分析，好像很老手的样子不住点着头。她说，你有没有闻到他身上有一股气味?我说有股香烟味。她说不是那个，是一种男人的气味，非常非常非常特别的。
　　她听她姐姐说过，一个女人要是闻到了这种气味，那一定就是喜欢上了。
　　听她吹得神乎其神，我也晕了。仔细想想，我还真是闻到过他身上的某种气味，那不是烟味，不是汗酸，而是一种身体上的味道。很奇怪，我确实是被这种东西吸引的。总是想接近，接近，再去一次，最后一次，然后自己一点力气都没有，然后就融化在那种气息里，每个骨节都发出快乐的笑声，像是吃了迷魂药。
　　我明知他的那些话是瞎编的，是哄我开心，可我还是爱听，听个没完，顺着他的思路幻想下去，一路幻想至死。
　　我确实疯了。
　　×月×日
　　螺丝山记
　　山名螺丝，盖苍宇之下一泥丸耳。高不盈三百尺阔不足数十顷，微微乎竟何得名焉?仆少时顽劣，每每游匿于此，登则四肢辅，落则泥沙卧，今思之甚无趣。且满目烟尘简楼草舍，路人皆蓬头垢面谋食匆匆，有神话假说亦拾人牙慧者众，怅天公造化独遗此山而厚他乡焉?初九日，有从军者引之重游，恍惚间竟作桃花源中旅。依稀绿团锦簇琼楼叠阁，松杉槐柏愤而怒向，时有薄雾缭绕云翼飞扬，疑似又一洞天：针松俯地，叶秀拂面，花肥藤壮，更兼潺潺流水，野趣盎然。道有伴亭鹊桥情侣依依，浓荫密布悄语呢喃，远处莺鸣雀啭风唱林和，一何幽也。想神话人物抑可羡焉?如此，山名螺丝，竟有可观之处：枕天官之肘腋而显其媚，系天鹅项下而见其巧，面笔架伫立而示其内秀矣。值苍黄旭日，天际江流，波澜伟壮，雄风乍起，热血奔涌，一何醉也。可叹人生易逝，沧海桑田，改天斗地，竟在我辈。是所谓山不在高物不在大，有气则灵。气不在远，在乎时也势也数也，众人之心也。天理人欲，皆此道乎?
　　×月×日
　　得到一首外地流传的毛主席爱情诗《贺新郎·别友》：
　　挥手从兹去。更哪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虚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今宵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恁割断愁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革命和爱情，孰重孰轻?答案已明。
　　×月×日
　　今天是快刀斩乱麻的日子。我绝不能这样沉沦下去，否则一切都会毁掉的。我咬疼了他，更是咬醒了我自己。尽管我不是故意伤他，可心里明白，如果不那样做，一切都将无法控制。自由落体，速度太快。我要做一个心口如一的革命者。
　　切·格瓦拉的事迹给我以极大震撼，他才是一个纯粹的人，高尚的人，抛弃了一切世俗利害的人，视死如归的人。
　　我们是天生的叛逆者，
　　我们要把这颠倒的乾坤扭转!
　　我们要把不合理的一切打翻!
　　今天，我们坐牢了，
　　坐牢又有什么稀罕?
　　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
　　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

　　第四章

　　10
　　其实说是武斗，并非天天打仗。而是两派各自占据一片地盘，修起工事，架起喇叭，摆出一副对方即将进攻、而自己必定血战到底的姿态。那时经常收到一些传单，×××大血案!血洗××城!有的地方还要为革命烈士修建纪念碑，悲壮无比。后来一了解，基本上是夸大其词，两派之间的宣传攻势而已。
　　回想起来那个时代的武斗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谁也不去触动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的单位，供水供电通信交通样样正常，商店照常营业，矿山照常生产。在一个单位里，哪一派占上风掌了权，哪一派就负责既抓革命又促生产。也就是说，谁抓了革命权，谁就有了生产调度权，那种两派打仗破坏生产的情况是很少发生的，并不像后来宣传的那样。即使在最混乱的几个月里，我们姜政委担心的那些严重事态也没发生过。其中的道理也很简单，谁破坏了生产谁就失去了道义上的合法性，也就失去了群众支持，那时的群众舆论是很厉害的。所以造反派头头一般都是身穿工作服，随时要去生产第一线表现一番的。
　　到了1968年夏天，以中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运动事实上已经进入尾声。除了像肖明那样的少数头头介入了社会上的两派斗争，大多数学生基本上都在参加军训，他们对T市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历史没有多少兴趣。再过几个月他们就上山下乡当知青去了。而大专院校的学生1968年就开始陆续分配工作，他们的注意力就更多的转向了个人前途。所以今天的人们把红卫兵说成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角，说起文革就是跳忠字舞的红卫兵，她们穿着军装抡着皮鞭到处打人，而且一说就成十年动乱，基本是牛头不对马嘴。把历史妖魔化就能说明自己清白?历史是多数人的足迹，这些说辞只是蒙骗后代麻醉自己而已。
　　文革真正的主角在共产党内，在领导干部队伍中。
　　社会上的所谓两派，也并非根本理念的对立，他们都宣布自己是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战，都是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但问题是，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甚至是根本不了解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情况下在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T市的历史不算长，五十年代才建市，到今天才半个世纪多一点。那时，这儿是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苏联援建的156个大型项目中的一个。所谓的市，其实就是一家大型联合企业，二十几万建设大军使它突然成为了一座城市。那时T市的经济地位和鞍钢差不多，公司总经理是冶金部副部长兼的。它的知名度不高是因为当时有色金属还被认为是战略物资，还处于半公开状态。所以有一度它还是个行政特区，是一个政企合一的领导体制。当然，和今天沿海的那种经济特区是不一样的。
　　市委大院座落在一片树林中间。冬青和白杨连成了排，把这个院子自然地分割出来，成为一个闹中取静的地段。院子里是那种一栋一栋的旧式平房，每座平房外还有一圈树，小叶榕或者三角梅。间或，还长着几株广玉兰，春天的时候这一带的广玉兰开花特别招人爱。早年，五十年代，这个大院是苏联专家的招待所，是本市最好的建筑群。那时每年都有上百名苏联专家来来去去。苏联专家走了以后，这儿是市委交际处，当宾馆用，再后来才成了领导机关的办公场所。能成为这里的主人，本身就是一种象征。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尽管建市历史不长，可也在腥风血雨愁云惨雾中过了十几年。每一次“阶级斗争”，每一次“路线斗争”，每一场政治运动，都有一批人倒下。北京有什么“集团”这儿就有什么分支，北京有什么分子这儿就有什么分子，连北京有“三家村”，这儿也有“三家店”，北京有“军事俱乐部”，这儿也有“反党俱乐部”。被判刑的，被劳教的，被人暗杀的，被迫自杀的，甚至还有被集体枪毙的，全都有。
　　真正了解T市的历史就可以明白，几乎所有的争斗所有的相互绞杀都不像结论说的那么严肃。它们既不阶级，也不路线，甚至连政治斗争都上不了档次。所有的争斗就是为了一个字：权。谁在这个地面上说话?谁嘴巴大谁说话。谁嘴巴大谁就有了真理的解释权，谁就能在严酷的环境中生存下来。于是他们都会借助每一次政治运动每一句时髦口号，把对手打倒。而且仇恨升级，日积月累，你死我活。
　　所以，市委阶级斗争盖子底下并没有多少新鲜事，两派看似斗得你死我活，对革命委员会的筹备委员会高叫着“好得很”或者“好个屁”，其实都是围绕着历史上的恩怨纠葛在展开。好派和屁派的背后都站着一批干部，我们把他们叫做“长胡子的”，他们才是左右T市路线斗争的内在力量。在历史上挨过整的，自然就说(革委会)“好得很”，曾经整过人的自然就说“好个屁”。尽管造反派都不承认背后有黑手，都认为自己是精神独立的，但内里的思想逻辑却是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一脉相承。
　　在今天60岁的我看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根源就在于经济活动的单一。当时T市说起来也有市委和政府，但政府真正能获得财政支持的只有有色公司一家企业，而这唯一的一家企业却是中央部属的。企业大，干部级别就高，根本不把地方党委放在眼里。他们嘴巴上说，你们不要把有色公司看成什么了不起的公司，只要把我们和百货公司盐业公司同等对待就心满意足了。实际上心里总是认为没有有色公司也就没有这座城市，是他们在养活市委市政府。
　　问题是地方党委既然存在了，地方官就希望有所建树，希望地方民生有所发展。有建树就要有钱，要钱就要有权。党管干部是个原则，党没有钱，但党能管干部。这样每一届市委书记都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改造企业党委上，安插自己的人，以实现市政利益诉求(不是个人利益)。这种由体制带来的天然矛盾被掩盖在历次政治风浪中，演出了一幕幕人间悲剧。在这种状况下进入了文化大革命，清算历史旧账，纠缠人事脉络，其结果可想而知。
　　我们支左干部是外来户，没有历史瓜葛，干吗要往这个烂泥塘里跳?而且理清历史上的恩怨纠葛，非但没有可能，也绝对没有必要。当然，这样的认识是不便说出来的。他们谁都不会承认自己是为了利益在战斗，他们都是捍卫毛主席的，都高尚得很，纯洁得很，只有主义没有功利。复杂就复杂在这儿。
　　现在要成立革委会了，要巴黎公社了，要三结合了，三结合的革委会就意味着三股力量要平分权力了，谁的分额多谁的力量就大，所以两派之争说白了就是在筹委会中的份额之争。
　　我们姜政委用一个小故事来教育支左干部，不要偏袒任何一方，但又要注意政策和策略。这个故事说，几个秀才看见一群狗争抢肉骨头，苦于无法用文学语言来描绘这件事，既能道出这个事物的本质又不直接说出这个词。结果是，秀才想不出的文学语言被村妇一语道破：黄将军黑将军(狗)，为国(骨)母争得气啉啉。这话后来不知怎么就传出去被造反派知道了，因此受到了两派的共同批判。
　　姜政委一生气，你两派不是闹吗?没完没了了吗?好，他一个报告打上去，T市实行军事管制，他自任军管会主任。两派头头全部进学习班学习，让你们互相揭发互相批判，什么时候没脾气了，什么时候再来谈成立革委会的事。
　　我们姜政委说，这好比两个醉汉在打架，拉架的人是分不清哪一拳正确哪一脚错误的，我当然要一碗水端平啦。
　　一碗水端平，就是当时支左部队应付两派的内部政策。后来这个经验被省支左指挥部的首长广泛推广，全省都实行一碗水端平。据说这句话还受到了毛主席的表扬。这位首长开十大的时候选上了中央副主席。
　　姜政委，确实有水平。
　　还是说正题吧。
　　11
　　那时，最令人无法理解的就是姜政委，后来大家怨言最多的也是姜政委。如果不是他，我们绝无可能在T市一拖四年就是多。初期，支左干部回部队还是挺受欢迎的，有的还提拔重用了。四年，半个抗日战争，能混个团长。
　　我转业时找我谈话的直工科科长，就是从前我手下的放映员。这小子见我黑个脸不吭声不表态，说首长，要不你煽我一巴掌出出气得了。
　　但姜政委不想走。他不走，我们都走不了。
　　过去，我们搞了三反，五反，搞了反右，四清运动，为什么还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一种形式，自下而上地揭露我们的阴暗面。现在我们找到了，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同志们，毛主席为什么要这样说?毛主席为什么要把解放军派到地方上来?难道仅仅是让我们支持一下造反派?不，毛主席的远见卓识我们领会得还很不够啊同志们。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知道大家想回部队，关心部队建设没有错，可我们更应该关心政权建设，关心党的建设——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你不能不承认，这家伙是有两把刷子。把你坑了，你还觉着挺光荣。那时他的大局面还没到焦头烂额的时候，他说这番话也挺煽人的。三支两军正红火着，军管会众望归心，革委会成立在即，当权派的命运全捏在姜政委手里，他想结合谁就结合谁，想排斥谁就排斥谁。如果那时他有归意，想及早抽身的话，一个报告就能解决问题。可他不。
　　说穿了，走资派的帽子并不容易戴上。
　　市委揭盖子会议开了好几个月，让一帮市委头头互相扣屎盆子，扣来扣去也就是多吃多占拉帮结派称王称霸乱搞女人这些芝麻事儿，够纲够线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材料一件没有。这些破烂事儿搁今天哪个干部没有?搞臭他们容易，不用搞他们就已经臭了。让他们这帮人走资本主义道路?那也太小瞧资本主义了。连造反派们也都承认，资本主义道路还真不是那么好走的。
　　可这样一来，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理论怎么体现?军队一撤，谁来支撑局面?姜政委的隐忧是，毛主席派军队介入地方绝不是权宜之计，肯定有着更深的考虑，和老人家关于世界革命的战略思想都是有联系的，要不怎么说文化大革命完全必要非常及时呢?他经常琢磨的就是这个。如果他只是一介武夫，他也就依葫芦画瓢把革委会捏咕成了，可他偏偏还是个文化人。他认为三支两军的目标远远没有达到。他一直在等待着毛主席更加激动人心的召唤。他常说，犯错误谁都难免，但不要犯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我敢说，能像他那么既能坚决贯彻党的路线，又能独立思考认真负责的干部全中国都没几个。
　　原市委第一书记是个红军干部，没什么文化，可资格老，因为女人的问题从省委一直降到市委。也活该他倒霉，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如果留在省委机关，混个革命群众也不一定。运动初期他就被折腾到半死，揭盖子以后实际上是被部队保护起来，只是他那个玩意儿差不多已经残了。就这么一个人，让他思谋什么修正主义资本主义道路，显然是胡扯蛋。所以“三结合”的口子一开，姜政委立即打报告把他送到另一个地区去了，当上了革委会副主任。头天下午的群众大会上，姜政委还把他批得狗血淋头，说他是资产阶级在T 市的总代理，晚上就悄悄请他吃饭。姜政委把文件一宣布，他就趴地上起不来了。
　　他哭着喊着，“黄、六起义”的老兵就剩我一个人了啊，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姜政委哽着答，我就是看到这一点，才拚命把你保下来。说这话时姜政委还真的红了眼睛，他说，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谁也难保没有这一天啊。
　　那么老谋深算的姜政委为什么会突发悲音?也许他那时就已经预感到自己的下场?他在演戏还是真的动了感情?完了又是握手又是拥抱的，他们那一代人的情感我还真理解不了。
　　第二天早上，姜政委让我送他到长途汽车站，目的是不让群众纠缠。当然姜政委自己是不出面的，他在T 市还得把大局维持下去。我看着这位市委书记挤上破烂的长途客车，怀里抱着一个竹壳暖瓶，挤出一脸谄媚的笑容向我频频招手，心里说不上是个什么滋味。
　　许多年以后，我看到过一个副县长为父亲送葬时动用的庞大车队和仪仗，眼前突然跳出来一个形像，就是这个怀抱着竹壳暖瓶的老头，这个追随过革命又被革命改造成竹壳暖瓶一样脆弱的老红军战士。
　　筹组革委会的前夕，政局表面上轰轰烈烈有条不紊，其实我能看出来姜政委内心的焦虑和不满。所谓“三结合”的班子不过是个大杂烩，能干事的比较正直的干部往往解放不了，能结合的不是老奸巨猾就是窝囊废。其中一个就是肖明最恨的原市委副书记杨良才。我那时在秘书组，肖明关心的事我不可能不留心。所谓八条人命全是反右四清时期自杀的知识分子，跟他并没有多少直接关系。他只是一个利用了中央企业与地方党委矛盾的得益者，弄点小权谋而已。
　　部队干部迟早是要撤走的，那么T 市的文化大革命岂不白搞了?为此，姜政委对支左指挥部其他几位领导的麻木不仁十分不满。
　　他老是在问，我们在历史上究竟留下了什么?
　　12
　　姜政委个子矮小，眉毛却奇浓奇长，像洗不干净的毛笔贴在额头上，如果他不穿军装，你一定会以为他是个游荡民间的异术奇士。搁今天，他换一件对襟褂子，天天能上电视里忽悠。作为支左指挥部的首长，那时他已经对各种情况汇编、小报传单完全失去了兴趣，更愿意看的是《李白诗选》，闲聊中也多以李白晚年如何在此地落魄为题。比如李白如何暮宿五松山，饿得没办法，一个老太太给点野茭白煮的稀饭喝，他还拿架子发牢骚。当然，正式会议上的发言也往往引几句比较积极一些的李白：
　　炉火照天地
　　红星乱紫烟
　　赧郎明月夜
　　歌曲动寒川
　　还有一首是宋代梅尧臣的：
　　碧矿不出土
　　青山凿不休
　　青山凿不休
　　坐令鬼神愁
　　这些诗篇也不算太离谱，都和T市的采矿冶炼工作有关，但和支左已经风马牛不相及了。所以搞得指挥部其它首长们摸不着头脑，很有意见。他们说，咱们姜尧同志是到古书里捉阶级虫子呢。他确实是潜入到历史长河中去了。
　　那时经我手找来的明清两种版本的县志有四十多卷，我知道他差不多夜夜在啃那些毛边纸。有一次他半夜里兴奋得大叫，把我们几个叫去，花白长眉毛颤抖着，脸上的折子里放着红光，中了彩一样：你们看看!你们看看!
　　原来他发现T县的永安镇曾经是明代漕运的一个中转站。当年海瑞为了降低运送瓷器的费用，打通了一条景德镇至南京的山区通道。在永安镇，这位海大人明确规定了地方上招待自己的伙食标准：蔬四两，油二钱，结果被县志记载下来。姜政委痛心疾首，说一个封建官吏做了一点好事，都能在历史上留下来，我们共产党人难道还不如他们吗?
　　他不能容忍支左走过场。他要搞一个大动作，他要让T 市的历史永远刻上支左的印记。于是姜政委领着我们几个几乎爬遍了T 市的每一座山头，访遍了境内的每一个自然村。在一个叫茅公山的地方，他一手叉腰一手扇着草帽对我们气壮山河地说：当一任父母官能有多大作为?他伸出四个指头：兴利除弊，就四个字!那时还不知他想干什么，但分明都已经热血奔涌，觉着残阳如血群峰失色，他的身影陡然高大而且雄伟，遮住了半个山头。
　　T市的版图像个葫芦，整个地形也像半个葫芦瓢，汛期一到长江水就倒灌进来。历代当权者都没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才有“水往山里流，代代出诸侯”的民谚。这也是老祖宗的惯用手法，精神胜利而已。姜政委的才干魄力正是这么体现出来的：他在这版图上划了一条粗粗的红线，一端连着山区水库的泄洪口，一端连着长江叉支河的排灌站，箭一般射出去，勺形的土地就裂开一道豁口，实现人工调控。他说，就这么定了!
　　年年防汛年年汛，岁岁救灾岁岁灾，这种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他在动员大会上说，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证明毛主席革命路线战胜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支左干部就问心有愧!
　　这就是后来利用三个冬春义务劳动挖出来的永安河。
　　然而他的豪言壮语在支左干部中反应并不那么热烈。一方面大家承认他说的有道理，佩服他的雄心壮志;可另一方面军人也是有私心杂念的人。当时军内盛传，凡是参加三结合的军队干部都要就地转业。这样，大家就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归宿，大家都希望能尽快结束支左。当时军管会里团级干部有好几位，副师级的也有三位，而且都是抗日干部，按说他应该考虑回部队才合情理，不为自己考虑也应该为别人着想。而偏偏是他下决心要大干一场的，根本不考虑其他领导的意见。这就为自己断掉了后路。
　　所以后来他出问题的时候，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他说话。他耗费三个冬春组织全市的人力财力完成的浩大工程，实际上就是他自己的精神墓穴。
　　他想的还不止这些，兴修水利不过是农业上的小打小闹，T市还是个重工业城市，他要不在工业上搞出点响动也是不会罢休的。这话我在后面说。
　　记得我曾经找他谈过一次话，主要是为了反映绝大多数支左干部的意见，当然也包括我自己的想法——那时我跟肖明搅得七荤八素，总觉得回部队就能挽回我们的关系，所以也有假公济私的念头。
　　我说：姜尧同志，现在我以指挥部第一党小组长的身份找你谈话。
　　他说你搞什么搞?
　　我说我什么也不搞，谁让你分在我这个小组的?
　　他说好好好，我承认我是你手下的普通党员行了吧。
　　我说你首先得把态度端正一点。接着我指出，大家都对他有意见，认为他的权力欲望太强烈，这在本质上是个思想意识问题，把个人欲望强加于全市人民是很危险的。
　　他把老花镜扔在桌上，揉了半天太阳穴说，曹干事你那点花花肠子以为我不清楚?你懂什么?这是政治!想跟我玩游戏我就陪你玩儿，不相信你把全体干部集中起来投票，如果多数人同意撤，我没有二话!
　　当真?
　　那当然!哪天开会时候你就试试，非正式的嘛，民主民主嘛，少数服从多数嘛。他嘴角挂着阴笑说，你不接受点教训也确实不知水有多深。
　　赌什么?
　　一条大中华。
　　令人懊丧的是，尽管事先我再三声明这是无记名投票，只是为了摸摸“活思想”，只是给领导决策提供参考，甚至我还做过一点小手脚，可结果仍然是他赢了。几乎没有人选择“撤”，百分之百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当然不能认为这是大家的真实思想，可我不能不承认这是真实的现实。为什么平时说的话一落在行动上就走样了?为什么人人都想把自己隐藏起来?为什么都希望别人出头露面而自己坐享其成?还解放军呢，还共产党员呢，这他妈的是什么思想境界?那时我差不多一下子就对人性悲观失望了，感到彻骨冰凉。直到后来，我又经历过无数次无记名投票和民意测验，才明白这种游戏的真正规则，和它玄而又妙的玩法。
　　姜政委安慰我说：我不会计较你的，你跟我大儿子一般大，基本上属于不懂事。这就好比抱在怀里的小孩子打我一个嘴巴，我能当回事吗?
　　他得意地拆开大中华，扔给我一支。
　　我说，这是虚伪!
　　他说，这是政治。
　　他阴阴地冲我夹着眼，额上的两支毛笔嘲弄似的翘起来。于是政治这个东西在我心里结成了化不开的疙瘩，沉重而又诡秘。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政治化的事实是，他很早就对两派组织不屑一顾了，不论好派屁派在他看来都是乌合之众。表面上也说些支持革命群众之类的话，内心里根本不把他们当回事儿。在T 市，两派一闹，他就把派头头关起来办学习班，好吃好喝地让他们互相揭发，闹得没劲了就组织他们到工地上劳动，和当权派的待遇一样。似乎他早就预见到这些革命群众迟早是要完蛋的，他早就把他们的结果看清楚了。对两派之争基本上不表态，都支持也都不支持。这种做法在支左指挥部内部就很难统一，因为毛主席说的是支左，并不是要你和稀泥。一般人都是从研究两派的是非入手来决定支持谁的，这才叫实事求是。这个问题他也研究，但他绝不明确表态。对革委会结合谁不结合谁，他也模棱两可，在他看来谁都一样。为这个，指挥部的梁参谋长还骂他是墙头草两面派。我那时因为受肖明的影响，自然对此也是有看法的。结果到了1968年底，省支左指挥部充分肯定了他的做法，并且在全省推广。姜尧同志成了《内部通报》上的明星。
　　可姜尧同志为什么又那样痴迷于文化大革命?这实在是个历史之迷。
　　1969年，党的九大召开，姜尧当上了九大代表。这家伙不是个天才，就是个十足的傻瓜。
　　13
　　有一天，我在大街上拦住了肖明，像拦着一个逃犯。她仄过肩躲闪几下，见逃不脱便不再动作。
　　我感到非常委曲，眼皮跳鼻子酸嗓音都在变。这下逃不了啦，我竭力挤出笑容，装作一副马大哈的样子。
　　干什么呀，她跺脚，一脸的不情愿。
　　跟我走，有几个问题要核对一下。当着她同学的面，我只能这样说。
　　走就走。她也装作什么都不在乎。
　　上那儿去呢?转半天也找不着一个僻静的场所，那时还找不到一个温馨浪漫的场所，哪怕是个拐角。只好把她带进武装部。那时军管会已经搬进了市委大院，白天武装部没什么人。我暗暗好笑，睫毛低下最安全都不知道。而她的神情也满像那么一会事儿，确实是被带回去审查的。那时正是在抓坏头头的时候，瞧，又带进去一个，这个还是个女的，是自己走进去的。
　　很幸运，没碰上什么人就进了宿舍。她背靠门不进屋，渐渐地脸开始发白，胸脯好看地一起一伏，一会儿瞥一眼一会儿又把眼闭上。她眼里有种光，暗红暗红，光束很短，刺得人眼皮直跳……我控制不住自己啦，我一步一步挪过去，我要告诉她这个发现。你知道你的目光和别人有什么不同吗?你知道你有多磨人吗?你知道这些天我有多难受吗?你不知道，你一定不知道。有半年啦，你一直不给人机会，你为什么不让我说话?我一直在找，你一直在躲，我给你写了那么多信也不回，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你一定不知道!
　　为什么，你说。
　　不为什么，反正不行。
　　现在不行将来行，咱们还有将来。
　　将来也不行，反正……不行。
　　我忍不住啦，我扑过去。
　　开头她还想挣扎，挣了两下，就瘫软了。我们互相吸住，要把对方吸空，化掉。天黑了，地陷了，满世界变成一个大黑洞，黑洞里布满海绵状的乳头，乳头间拥挤着我们粉碎了的魂魄。渐渐地，我觉着脸庞热了，有粘粘的东西在爬，她居然流了泪。
　　你是我最亲最亲的。那时还不好意思说爱字。我在她耳边哈气，我看见她细细黄黄的鬓发在跳动，眼角里有清泪一直在流。我迷醉在自己的爱抚中。
　　她躲闪着，说，亲不亲，要路线分的。
　　你敢说解放军不亲?
　　她摇摇头，不再吭了。她坐在我腿上，玩着我胸前的钮扣，眼睛又红了。她说：我真不……坚强!我真是没用!
　　怎么啦?好好的……
　　她又不再吭，然后又吻。昏天黑地，死去活来。
　　傍晚，她要走，我求她再等一会儿，我们接着吻，老不够。后来她肚子疼起来，蹲在地上，脸色惨白，额头渗出大颗粒的汗。她说要上厕所问有纸没有。我说纸还能没有，当秘书的就是纸多。可她怔着，说不是这个，接着脸颊潮红。后来她问叶参谋爱人在不在家。她说，你到对面老虎灶等我吧，我就来。
　　我就到街上去等，仔细一想也就明白过来，便觉着好笑也放了心。那一次，是我们关系的真正突破，也是我们之间唯一的一座高峰。
　　正是梅黄鲥肥，江南雨细，空气里弥漫着好闻的奶香。几星渔火在江面滚动，春将归去，江水已经蓝啦。多好。
　　我托着一大荷叶包小吃，有春卷、有臭豆腐干、还有鸭爪子。我们在江堤上信步，听着江水的欢呼，一面大嚼一面莫名其妙地大笑，笑声和着江涛一浪一浪拱着我们，浑身骨头都酥啦。
　　她说，叶参谋爱人真有意思。
　　怎么?
　　不说了，她瞥我一眼，又嘻嘻哈哈地笑。
　　嘻嘻哈哈，我说，你以为我不懂?她漂亮是漂亮，可那不能算是美。
　　谁跟你说美不美啦?男的就知道这个。
　　那是什么?
　　她从后面抱住我的腰，脸贴在脊背上，轻轻说：刚才……她唠叨半天。她说她身上一来就滴滴答答不能干净，时间一长叶参谋就对她不好，后来干净了，叶参谋才又对她好。
　　我似懂非懂又装做很懂的样子说，这个叶参谋，不干净就不好啦?
　　去你的，不跟你讲了，她把我猛地一推。荷叶包扣进泥地里，看着我沮丧的样子，又拍手大笑。
　　这么好的东西喂鱼太浪费了。该罚。
　　罚吧。她仰起脸。
　　又是一阵令人窒息的幸福啊。
　　衣服都湿了，回吧?啊?她央告。
　　出门时我是带了伞的，可又把它扔了。太影响战术动作啦，一个手举伞一个手搂着亲嘴，那是什么形像?太倒胃口啦。而现在，又暴露出这算计的不全面之处，缺乏全局战略眼光。
　　她好像看出我的沮丧，依偎过来，也不再提回家。真够乖巧的。我们顶着一件上衣，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说一直说，最后来到市一中的大操场上。
　　我告诉她我的计划我的设想，我向她保证这种地下活动很快就会结束。我们用不着提心吊胆，担心别人的看法。文化大革命很快就会结束，支左部队很快就会撤出，而他们这些学生也将上山下乡，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啦。我们要向全世界公布我们的关系，让人们吓一大跳：原来他们一直没闲着啊?革命生产两不误啊?哈哈，灿烂的文化大革命之花结出幸福的无产阶级爱情之果。而她呢?下乡也可不下乡亦可，上大学暂时是没机会了，不过很快就会有好消息的，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总之请随便挑好了，反正有我呢。就是这样。
　　她只是静静地听，并不插话。她的脸贴在我胸上，嘴角挂着微笑，眼睛半开半合，那种陶醉的样子真是动人。
　　不过我还是告诫她，眼下我们稍微克制一些，只要稍微留点儿神就可以啦，顶多再熬几个月，几个月以后一切都会改变。为了咱们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难道不能牺牲一丁点儿眼前利益吗?总之我老到得一塌糊涂，设想了一切可能出现的细节，我把她当成了什么也不懂的只会撒娇的小丫头，根本忘记了这位小丫头正是专门和军管会捣蛋的造反派骨干人物。
　　那时的肖明在T 市可不简单，差不多就是一个风云人物。T市没有大专院校，所以中学生也挺像回事儿似的成了一股力量。随着造反组织的大分化大改组，肖明逐渐浮出水面。
　　她是个没有职务的重要人物，她不要职务，只是写文章，是好派最著名的笔杆子，那些大喇叭里广播的文章差不多都是她的手笔。办两派头头的学习班，她不是头头，办不着她。抓坏头头，她从来不参加武斗，也抓不着她。照说她也是老造反了，应该“好得很”，拥护筹委会才对，而事实上她却经常发表屁派言论。一般而言，派性的最大特征就是双重标准，对人对事都不能客观评价，好事都是花大姐坏事都是秃丫头，只说对自己一方有利的话。但她似乎又不是这样，对好派屁派都有批评，似乎她只是抽象地拥护文化大革命，具体地反对筹委会，这个逻辑我很难理解。
　　用今天的话说，她属于那种原教旨主义的好派，批判现实主义的屁派，追求绝对纯粹的真理。她把姜政委在不同时期对造反派的讲话罗列在一起，这些前后矛盾的言论被编成小册子四处散发，令姜政委脸色十分难看。她编的本地历史《大事记》差不多成了两派头头学习班上经常引用的材料。所以她的名字在军管会里也会经常出现，只不过因为她是个学生，已经面临上山下乡，对她的审查忽略不计而已。用姜政委的话说，小毛孩子爬我脸上打一巴掌，你能计较吗?
　　夜深人静，细雨霏霏，学校的操场上居然长出半人高的蒿草，在雨中招摇。校舍凋敝，武斗的遗迹和新刷的标语同样触目，这座学校已经看不见一块完整的玻璃了。战地黄花分外香啊，这正是她办的一份刊物的刊名。
　　他妈的--!她陡然大吼一声，吓我一激灵。这超级大嗓门儿是她的绝活，骂声在空旷破败的教室间血淋淋地传递开，穿过操场又撞在对面的山坡上发出悲愤恐怖的回响。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
　　他妈的!
　　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
　　她叉腰怒目，一头湿发披在脸上，这模样配着这声响，绝对威猛。
　　她说，你也叫声试试?
　　他……喂!我叫了，没那么壮。这游戏让人不太舒服，太英姿飒爽了一点，也不适合我的身份。
　　她拍着手大笑，说：武斗那会儿，我们几个女生没事天天都来这儿叫，比谁的嗓子粗。有时一起叫，叫得那些男生都毛骨悚然。
　　有意思。我说。
　　记得刚开始造反的时候，大家都学跳一种舞，谁要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那时候还觉得女生唱这个词，太粗俗了，太过分了。可现在想想，就该这么骂骂才过瘾，不然总觉得憋屈。他妈的他妈的!
　　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
　　我说，你何必这么想呢?你能写一手漂亮的文章，我们好多人都夸你呢。你还能写文言文，这多棒啊，当然这只有我知道。我的意思是，骂骂他妈的这种话谁都会，可文章不是随便什么人想写就写的。
　　她哼一声说，我还会填词作赋呢，模仿谁不会呀。熟读三百首，不写也能诌，可这有用吗?屁用不管!
　　那可不一定，我说，文化大革命迟早会结束，秩序迟早要恢复，将来大学也还是要办的。
　　办个屁!你看看现在，颓废的颓废了，背叛的背叛了，逃避下乡的已经在准备嫁衣了，人去楼空啊。她尖笑一声，接下来竟是吸起鼻子来了。
　　完了，谈这些干吗?我试图另找一个话题，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那时，我并不清楚她的现实处境，更不了解她的真实心情。革命已经失去了目标，只剩下革命的形式，为了维护这个形式的空转她们才陷入盲目和焦虑。这是我后来才悟出来的，当时只是因为难得见上一面，觉得她应该开心才是。
　　然而她不开心，短暂的缠绵竟使她受骗上当似的反弹了，她怒火万丈了。
　　她说，都是你们干得好事!
　　我?我们?开什么玩笑。
　　你，你们!她嚷道，是你们把走资派请回来的吧?是你们来镇压造反派的吧?你们终于露出真面目了。
　　我说，T市不能总军管着呀，再说上面有政策，三结合啊。
　　可是巴黎公社的原则呢?革命群众的意志呢?毛主席的教导呢?
　　我想去搂她，可那肩已经铁似的冰冷了。我只好叹了口气，毛主席也说，现在是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啦。
　　她眼中有了一种冰冷的光芒，在暗中飘忽不定。我终于明白，她仍无法放过那个市委的副书记杨良才。事实上这个人的滑头窝囊是公认的，每次批斗会他都能往自己脸上扣屎盆子，你吐他一口痰他能伸出舌条自己舔干净，属于脸皮特别厚的那一类，就这么一个人。然而惟其滑头，左右逢源，他才最有可能三结合进班子。
　　这情况肖明不是不清楚，她看得清清楚楚，也看得无可奈何。她吸着冷气冒着热火，说没有八条人命作铺垫，这个师爷爬得上去吗?他回来了，就是复辟!八条人命啊，两只手血淋淋的啊，你们还把他当革命干部啊。
　　不知不觉，我掌心里的小手已变成冷冰冰的铁拳头。她拚命往回抽，我死活不愿给，我们就这样拉扯着。我劝她，求她，吓唬她，告诉她我们只是小人物，固执己见毫无用处，那样只能带来危险。
　　我发誓说，这些人与我们毫无关系，我们不能为他们活着，有他没他都不能影响我们的幸福。我们只属于我们自己。
　　可怜，真是可怜!她冷笑着，说原来你是这样一个自私的人。这我过去倒是没看出来，你是一个穿着军装的小市民!
　　她宣布：我告诉你，革命不会死，革命不怕死，正义一定要战胜邪恶，这是革命的逻辑。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正是你们这些人的逻辑。你们的末日就要来临了!

　　第五章

　　14
　　×月×日
　　灵与肉的战争。这一切过早地来到我身上，这是谁的错?
　　人家喜欢你，不是他的错。你喜欢人家，又是谁的错?
　　如果听从自然，我就背叛了同志，背弃了正义。如果听从真理，我又背弃了自己真实感受。我看到了自己的真面目。
　　我是真的喜欢他。倒不是那身军装，更不是他背后那个貌似强大的军管会，而是他身上的那股……气息。是气息，活泼，敏捷，充满阳光。我不能看见他，特别是那双眼睛。更不能被他触碰，一碰我就瘫了，化了，再也无力反抗。他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的软弱。他是一束强光一个秘密，吸引我亦步亦趋。我知道这是小资情调在作怪，可我本来就是小资产阶级，我不可能一夜间就改造成无产阶级。这有什么办法?
　　他就是他，他只是一个人，不能代表军管会，更不代表那个虚伪的姜政委。何况我们反对的是一条新的资反路线，不是任何个人，甚至不是姜尧本人。
　　本来是想告诉他，我们的宣传车被袭击了，我的一些私人材料被抢走了，对立面有可能利用这个东西，他也可能会遇上麻烦。可不知为什么，一回到校园里，我的情绪突然就坏了，变得那么激动，那么不近人情。
　　我故意表现出粗野的样子。我告诉他，我们经常喊叫，他妈的，他妈的。其实我们只喊过一次，而且那一次的记忆并不好。我不喜欢那个歌词，谁要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这不合逻辑。可是那一刻，我为什么要那样说?我似乎要和真实的自己打架。我想证明什么?难道我平时没有柔情?没有思念?没有孤苦无助?可是我偏要这样说，故意说给他听。
　　现在明白，那就是灵与肉的搏斗。一个说，我是多么喜欢现在的样子，轻松，浪漫，温暖，窃窃私语，无忧无虑，永远这样才好。另一个却说，你忘记了自己誓言，背叛了自己的立场，你在堕落!
　　他当然不会理解这一切，但愿他以后能理解这一切。
　　现在不是解释的时候。将来也无需解释。我不会背叛他的。
　　也许，一切都没那么严重?是我自己把一切都夸大了?我宁愿这是又一次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自我暴露。暴露了，才能清醒。我可不愿成为一个自恋的女人，将来老了，我也不当怨妇。
　　×月×日
　　他们知道我弄丢了那些“私人材料”是他给我的情书以后，还专门开了会。研究什么不清楚。其实如果我不说，谁也不知道。但我说了，我不想隐瞒什么。
　　他们开始警惕我，怀疑我，甚至时刻准备抛弃我。这当然是我不能容忍的，我要继续革命，革命到底，绝不为儿女私情所累。
　　事实上，早就有人怀疑我的立场了，有人说我的文章是温吞水，软不拉叽不过瘾。可我总觉得摆事实讲道理比恐吓辱骂好，把对手污名化能证明什么?言辞激烈就过瘾了?那叫不自信。现在他们更可以把我说成叛徒。无所谓。
　　×月×日
　　今天在总工会大楼前发生武斗，两人重伤住院。不可思议的是，双方都是工总司的铁杆组织，起因是争总工会的一间办公室。荒唐成这样，让人无话可说。
　　武斗是怎么发生的?两派是怎么形成的?怎么走到这一步的?什么叫亲者痛仇者快?这就是。表面看，剑拔弩张，硝烟弥漫，你死我活。其实所有的武斗都起源于一些小事，贴大字报覆盖了别人的，刷标语刷到了人家的地方，到人家家门口游行示威。这是什么不可调和的大是大非问题?和路线斗争挨得上吗?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时候毛主席的话怎么不管用了?
　　两大派真正的内核都是老造反，都是过去受资反路线压制的那一批人，现在都在指责对方。现在回过头去看，无论是矿机厂，老鸦岭矿，无论是“7·5惨案”，还是“11·06”事件，都是缘于无聊小事。我在《我们为什么要坚持文斗》里表达的也是这个担忧，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我用自己的切身体会说明，给我最大震动的一次批判就是学校老师们对工作组党支部的追问，只有那样的追问才能真正教育犯错误的人。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曲书记对人民群众是有真感情的。这篇文章影响还是挺大的，据说军管会姜政委还经常拿它说事。
　　说走资派永不改悔，造反派是否也有永不改悔的毛病呢?我看也有。最大的毛病就是唯我独革，老子天下第一，老虎屁股摸不得。总有一天，大家都要为此付出代价。
　　我的观点是，革委会怎么组成都不重要，关键是有没有是非，原市委的主要错误有没有得到清算。这个观点显然是包括本派领袖在内的头头们都不满意的。他们嘴上不说，心里肯定觉得，如果自己没进革委会，那革命就没有成功。这是最令人失望的地方。
　　我们当初造反究竟是为了什么?为谋一官半职?
　　联想到，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忽然明白一点道理，也许是个真理。那些早期的领袖们当初参加革命肯定都是真诚的，都是在寻找救国道路的，但到了一定阶段，手上掌握一定权力的时候他们就变了，开始谋划个人利益了。这个时候他们就要争夺谁更革命谁更正确了。你革命我比你还革命，你正确我比你更正确，说服不了就打，就杀。于是大家争当左派，比赛谁更左，比赛谁越来越左，左到了反革命。所以鲁迅说，左派是很容易变成右派的。
　　所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就是这样发生的。否则怎么能理解大别山的英雄许继慎，一个红军的军长居然随随便便被张国焘“肃反”了?怎么能理解中央苏区打了那么多“AB团”? 好像苏联也是这样“肃反”的。好像太平天国也是这么内讧的。
　　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规律什么逻辑在起作用。把革命队伍绝对化纯粹化，谁都知道是有害的，是不可能的，但谁都避免不了。想到这里，不禁四肢发凉，好像枪口也顶在自己的后脊上。
　　也许这是革命者的宿命，他只能剖开胸膛，高举着燃烧的心，走向毁灭。他创造着美，却身陷于丑。
　　×月×日
　　徐老师悄悄告诉我，独生子女根据筹委会知青办的政策，可以照顾的。这个政策我早就知道，我拒绝照顾，否则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岂不是骗人?接下来我可以有三种选择：一、兵团农场;二、郊区;三、老区。我选择了第三。
　　徐老师瞪着我，不吭声。作为学校图书室的管理员，她不好再说什么。现在军代表安排她做这个工作，也许最后一次对我的照顾了。徐老师从前对我有很多照顾，我借书从来不受限制。这个一辈子坚持独身的女人是把我当女儿一样爱护着，我知道她是好意，可她并不真正理解我。我要去老区，走得越远越好，生活越艰苦越好。很多同学在打听插队的地方是山区还是圩区，工分值是多少，是七毛还是六毛?真是奇怪，七毛钱和六毛钱有区别吗?那你还去插队干吗?去分红?
　　我对学校充满失望，对造反派充满失望，对支左指挥部充满失望，对这座城市充满失望。文化大革命，好像在一夜间失去了方向。一场失去革命对象的革命，形式还在，内容全无。
　　争名额，争席位，争地盘，除了争权夺利，他们还对什么事情有兴趣?当初参加造反的激情，追求正义的理想，统统变成了交易，化作了污水。
　　张宇居然对我说，市革委会很快就要成立了，如果能安排一个委员，也许就不用上山下乡。他的意思是我不用着急报名，先看看风头再说。真是没想到人堕落起来会这样快。他当初造反就是为了混个委员吗?如果革命不过是换一批人当老爷，那么革命还有什么意义?我们还批判杨良才干什么?不正是这样的思想逻辑在推行一条新资反路线吗?
　　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不仅因为巴黎公社的领导是选举产生，而是因为它的领导随时会被撤换!
　　我也有私心杂念，我也有小资情调，可在大的人生关口，我要把持自己。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不是大有作为，还有待观察，但去不去却是一道简单问答题。老区偏远，老区贫困，不正是我们去老区的理由吗?
　　妈妈反对。妈妈当然是反对的。但反对无效，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我了。
　　唯一要感谢的是郭卉。她也选择了老区，她要和我在一起，这样妈妈也就放心了一些。郭卉说，她要永远和我作朋友，真让我感动。
　　郭卉在赶制布鞋，她说要做六双，每人三双。武斗的时候她就给我送过鞋，是那种最时兴的带松紧带的鞋，嫌我的鞋太老土。她说你要逃跑的话，鞋都不跟脚。这家伙!
　　×月×日
　　张宇要我读“列宁论左派幼稚病”，我读了。我明白他是讽刺我的极端化思想，他要让我相信，参加“资产阶级议会”是他的成熟老练。如果他有实际行动证明他不是逃避上山下乡，那么我就承认自己确实幼稚。如果没有，那么我宁愿自己是幼稚的。
　　幼稚的人才会成长，才有希望。而他，已经老去。
　　×月×日
　　这里是关里大队。还有一个关外大队。公社的人说，关里阶级成分复杂，也贫困一些，据说关里已经和外县交界，当年就是新四军和日伪的拉锯地带。他们建议我们落户到关外大队，这样好联系。结果，我们当然就选择了关里。
　　我们三男两女，五个人以上才组成一个知青点。女的住队屋，相对干净。他们住在一个堆放棺材的偏房里。每个人的铺上都有两捆稻草，第一晚都累了，倒头便睡，早上才发现稻草里还有好多结没打开。
　　我们五队位于关里的中间地带，整个关里大队是沿着山沟分布的十四个小村落，山坡地多水田少。五队因为祠堂所在，相对规整一些，大队部也在五队。五队队长姓倪，叫倪永昌，是个中年人。他告诉我们，这一带大多数人家姓倪，从前关外叫大倪村，关里叫小倪村。所谓关里关外，就是由一个石门关分开的，大练钢铁时石门被炸掉了一半，现在看不大出来了。听这么一说，大家都来了兴致，要回头去看看那个石门，进来时我们都没注意。
　　领我们参观的青年叫大荣子，很活跃，他说他初中毕业就回乡种地了，念书没意思。他告诉我们，这里的好风景多了去了。再往山里走，有瀑布有怪石，有溪流有暗河。还有一棵相思树，树身是两棵，树冠却只有一个。公社来人宣布叫团结树，没人理他，老乡还叫相思树。最奇特的是，十一队那边有棵老白果树，是棵母树，每年还开花，就是不坐果，原因是关外的公树被砍掉了……他说了一路，兴奋得不得了。我们的到来让他一展歌喉。
　　天公造化果然神奇。这一带号称山区，实际仍是丘陵，但这个石门却像横空飞来的一座巨闸，将山地和丘陵截然分开，关里的泥土明显偏红一些。从前人们进山只有一条通道，就是穿过石门。那石门又是两扇，虚掩着似的，据说挑担都不能横着进去。这倒有点像陶渊明描写过的，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
　　只是石门不能阻挡改朝换代，不知有汉的遗民如今已经不存在了，现在他们都会背毛主席语录。58年大炼钢铁，因为砍伐队怕麻烦，硬把这扇门给炸了，现在还能看见门的上半截。巨崖的顶部是山体，横亘着碎石杂树，还有荒草。
　　我猜当初抗日武装能在这一带拉锯，恐怕这扇门的功劳不小，炸了可惜了。
　　×月×日
　　十一月了，山里的风已经又尖又冷，明显和外面不同。
　　我们的劳动主要是开荒，每天都上山。好像也没有明确计划目标，挖多少算多少。队长说看看吧，看看开春能种点什么。他心中无数，我们也就不那么卖力拼命往前赶了。到十点样子，队长说歇一番吧，大家就休息一次。然后再挖，一直挖到中午。这样的劳作需要耐力，不需要蛮力，队长说日子还长呢。我看那些社员，不论男女，也都是这样，既不拼命也不闲着。
　　我们现在是吃派饭，全队轮流。轮到哪家了，女人就不出工，专门为我们准备。当然是准备晚饭，他们每天只吃一顿干饭，正经炒菜。所谓炒菜，也就是炒土豆炒豆角鸡蛋汤，很少有绿叶菜，他们把这统称为熟菜。哪家吃熟菜了，肯定是来客人了。家家都有自留地，但家家都不种时鲜菜，他们更愿意种芥菜、高梗白，那些可以腌咸菜，吃得长久。早晨是熬粥，粥很稠，好吃。中午他们就把剩下的粥加热吃，灶膛里加一把火，翻一翻。他们叫炒粥。给我们吃的是盐开水泡锅巴，头几天就把锅巴烘脆储存，等我们五个人来吃一顿，条件好的还有猪油。可是那些孩子眼巴巴地望着我们吃锅巴，家里大人还像撵小鸡一样把他们轰走，实在难为情。我试着要求吃过两次炒粥，那种感觉不是在吃饭，而是在填食。但长久如此也不是办法，社员负担重，我们也不好意思。毕竟，我们不是客人。
　　三个男的主张我们单独开伙，那意思是我们俩轮流给他们做饭，想得真美。
　　烧锅的，是此地人对老婆的称呼，一般称呼女人都说谁谁家烧锅的。烧锅我从小就会，难不住我，让我反感的是，我们不是来烧锅的。待定吧。
　　×月×日
　　吃派饭有个不好，太不自由。干了半天活，累得够戗，还不知人家准备好没有，傻傻地等着人家来喊我们开饭。到了还不能马上就吃，还得先敬祝。在城里很少看见这样的，不知为什么农村反而更加注重仪式?
　　下午上山我问了大荣子。他眼睛眨半天，笑了，说不是你们要这样的吗?奇怪，我们从来没有提过这种要求。三忠于四无限你出自内心我没意见，可把它仪式化有什么意思?我们又不是教徒。他告诉我，各家都要做宝书台呢，队里还要做个大的。理由还是知识青年的要求!
　　收工时我找了倪永昌，明确告诉他，我们没有这个要求。我们在家吃饭也没搞过敬祝。
　　倪永昌愣了，一口长气半天才吐完。
　　×月×日
　　今天一上山倪来福就宣布，今晚上要请我们吃鱼。他说他烧锅的昨晚就回娘家去了，她娘家正在车塘。没东西吃啊，难为人啊，赊条鱼来吃吃!
　　来福子对大家吆喝。这令全体对他投去羡慕，也令我们肚子咕咕作响。我们知道来福子烧锅的娘家在60里外的圩区，一来一去120里就为赊一条鱼。
　　来福子烧锅的名叫小兰，头两天就到别人家探望，看看都给我们吃些什么，可见她心里一直在打鼓。其实她是对我们最为热情的一个女人，我们进村第一天就拉着我和郭卉的手，左看右看，夸个不停。后来知道，她解放初还当过乡团支部书记，还演过白毛女，想来那是她最荣耀的青春年华了。可现在她已经是六个孩子的妈妈了，脸上又干又硬，皱纹从眼角爬到嘴角。
　　中午一收工就直奔来福子家，多远就看见他家的伢子们又跳又蹦。我们还特意洗了脸，三个男生也少有地洗了手。刚坐下，一洗脸盆鱼肉就端上来，看来小兰一分钟也没停，才赶上我们这顿饭。鱼是新鲜的鲢子鱼，肉雪白，葱碧绿，腾腾冒着热气。
　　吃啊吃啊，别作客啊，来福子喊道。我们当然不会作客，但才吃一口，全都不吭声。腥，腥气逼人，郭卉查点吐出来。这才觉着，满屋子的热气也全都是腥的。按理我们早就饥肠辘辘，下乡半个多月了，烧得再不好这也是新鲜鱼啊，不应该是这种反应。可真的是腥，土腥逼人。来福子也愣了，尝一口也喊腥，他说还有苦胆味。小兰看看我们，傻傻地愣了一会儿，把大腿一拍，冲了出去。等她回来，手上托着一大勺猪油。奇怪的是，那猪油一放进汤里，还没全化开，腥气就变了，变成淳厚的鱼香。
　　吃啊，吃啊，屋里这才活过来。我们悄悄议论，可能是水土的原因，也可能是饲料不足，鱼太瘦。谁也没把话说出来，仅仅是缺少一点点猪油。
　　我注意到，小兰一直躲在灶后，再也没露面。
　　临睡前郭卉凄凄哀哀告诉我，小兰今年才35岁!一脸恐怖。
　　此地民谚：女过三十三，倒了半边山。可能正是这个原因，才让这个六个孩子的母亲跑120里找来这几条鱼。她是慰劳我们，也是祭奠自己。
　　×月×日
　　我找倪永昌说了，这是我们几个商量后的意见。我们是来落户的，不能总像作客，给社员增加负担。倪永昌当时眼都一亮，看得出，他是多么期待。他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解决我们几个吃饭确实让他为难了。上次说的敬祝、宝书台是个误会，他以为城里都是这样的，怕我们不满意。吃派饭是上面压下来的任务，他也没办法拒绝，哪里是什么待客啊。
　　再说居家过日子，各家各户都有自己的私人习惯，我们一出现把人家都搞乱了。他本来的想法是，过完年以后就把我们分散到各户去搭伙，这样就不用那么紧张。
　　我们商量的结果是，我和郭卉只负责做饭，其它的杂活三个男生轮流值日。我们照常出工，我们不是烧锅的。三个男生年龄比我们小，也都没意见。这样，安家费也都放在一起用，集体户就开伙了。队屋有现成的锅灶，我们又添了些日用品，买了油盐酱醋，至于将来，再说吧。
　　小兰端来一大碗咸菜，她真是个有心人。
　　×月×日
　　开荒的时候，各人都把刨出的树根敲打干净，单独放在一旁，收工时再把这些树根背回家。开头我们不理解，他们也不解释，看见他们讨好似的把我们挖的树根要去，以为这就是农民的自私，还嘲笑过他们。等到我们自己开伙了，才明白柴禾居然是个问题。虽然是在山里，但已是秃山，可供砍伐的杂树已经不多，而茅草是要集体割来平分的。杂树每年队里也要砍一些，主要用于烧炭，这是生产队收入的一部分。各家老人孩子过冬时，火桶里用的就是这种树根烧剩下的炭灰，木炭他们舍不得用。他们说，烧木炭?那还不如烧钱。刚来时我们在大锅里灌开水，随便舀热水洗脸洗脚，还不定人家怎么想呢。
　　我们的厕所是队里帮助挖的，一口大缸埋在地下，上面搭两块木板就成了。四周有栅栏但没有封顶，解手时需要搭一个裤带或者围巾，来人你就咳嗽一声。为了不让粪便溅到屁股，木板间我们也插上了木棍。
　　好玩的是，三个小伙子是寄住在社员家的，这几天他们居然也过来上厕所。问他为什么，回答一律是肥水不流外人田。这些小说里的细节如今就在我们身上发生。因为开春我们就要自己种菜了，这又令大家有了许多关于物质不灭的期待。
　　×月×日
　　今天跟男劳力们去镇上掏粪，感受又有升华。
　　我们几个分工去掏农机站厕所，原因是农机站离马路近，怕我们太辛苦。谁知农机站厕所粪坑前有一个弹簧门，粪坑上还有一个大铁盖子，每掏出一小桶都被弹簧门挡一下。我们试图用砖撑住门，但农机站的弹簧实在厉害，几块砖都压不住。没办法只好用一个人顶门一个人掀盖，自然影响速度。结果路远的都完成了，我们几个连一半都没装满。倪永昌跑过来说，你们快点，天亮了人家就来上厕所了，要骂人了!我说主要是那个弹簧门耽误事。倪永昌看看，找一块碎砖垫在底下，又拿一块整砖斜插在门下，这样弹簧门就被稳稳地卡在那儿，而且越压越紧。
　　我们看得发呆，不得不五体投地。郭卉惊呼，这不就是阿基米德的支点吗?想想，并不是什么深奥的知识，可人家就是随手一支，阿基米德!
　　回来我问他们几个有什么感受，他们大喊大叫说，他妈的他们城里人!他妈的他们拉的屎都臭一些!
　　×月×日
　　1968年的冬季就是这样来到了我们生活里，脚步扎实，幅度超大，对比强烈。没有游行示威没有标语口号，更没有武斗和高音喇叭。那些曾经让我们激动不已的事件，和那些高谈阔论一样离我们远去。这里有取之不尽的甘洌的山泉，冰心散文式的寂静的优美，难以想象的贫困，还有锥子一般坚硬的山风。
　　寒冷，也是我们接受再教育的一课。
　　我和郭卉决定把棉被合在一起，一人睡一头。昨夜，我冻得浑身格格响，而她居然哭出了声。问为什么哭，她说那不是哭，是一种感觉，寒风穿胸而过的感觉，好像人身上没有肉，风是直接从骨架上钻过去一样。
　　另外就是老鼠，这些小动物成群结队雷鸣般地跑过实在吓人。郭卉坚持说她看见一只老鼠在我枕头边跳舞，大概因为我的呼吸让它特别暖和。它爱上我了。
　　因为我要看书，她把电灯让给了我，脚暖了身上也就不冷，这样才渡过奇冷的一宿。早晨问他们是怎么解决的，原来他们早就这么干了，社员家都有小孩，早就建议他们合睡。原来农民从来就是这么对付冬季的，他们的哲理不是来自书本，而是来自生命本身的忍耐极限。
　　×月×日
　　接到了第一批来信，大家都很兴奋。我们大队还从来都没有这么多的信件，邮递员表示他只能一周上来一次。
　　张宇也下乡了，就在酉水公社，是我们的近邻。他还是没能抗住潮流，不过从信上的口气看，他的兴趣始终在T市。人各有志，他能下来就不错。
　　妈妈倒是在鼓励我，说了些当初她单身出门的经验，还有注意事项。现在她又回学校了，工资也补发了，说如果需要她可以寄钱。可是我怎么开口呢?
　　徐老师最明白我，寄来两本书，《哥达纲领批判》和《马丁·伊登》。其中一本是小说，用斯大林文选的外皮包着。看着书皮我就能想像徐老师忧心忡忡的眼神，找着好书她就愿意和我分享，可是又担惊受怕，难为她了。
　　当然，没有他的信。因为我根本没给他写信。人就是这么奇怪，本来是自己决心远离，可真的没有音讯，却隐隐约约有种失望。我要坚定，要坚持。
　　郭卉很愤怒，接到家信唰唰两下就把信扯烂，然后一个人上了山，到现在都没回。她家也是烦人，起初老是想把她嫁出去，现在不知又有什么新花样。我说你搂点柴禾回来，她大喊大叫：我死啦!
　　×月×日
　　偷湖草。这是我们插队以来最为惊心动魄的事，值得一记。
　　队长倪永昌决定下午休息，晚上男劳力由大荣子带队去割湖草。他不说去偷，他说是割。可是从大荣子的无比神秘的眼神中，我们还是看出了严重性。这样我们当然不答应啦，这么刺激的战斗怎么可以缺席?三个男的还支派我们好好做饭，让他们回来有口热的，这更不能忍受。我说我们俩都是从小劳动惯的，不是娇小姐，这么多天了难道还看不出来?倪永昌想想，答应了。大荣子说，去可以，不要贪多，要跑好几里地呢。于是就磨镰刀，找扁担绳索，临出发大荣子还亲自帮我们几个扎了裤脚。
　　说白了就是没柴禾烧。而湖湾公社有好几百亩芦苇，他们富得流油，捕鱼捞虾，我们这边却连水都舍不得烧热。不患寡而患不均啊。
　　走了十几里，还没到湖边，就嗅到那股腐湿的腥气。月很亮，也圆，是一轮极大的光源，有几丝薄云轻纱似地绕在那下面。远处丘陵朦胧可现，湖面上闪着亮斑，身边是一人高的芦草，草上是轻薄的白霜。纹风没有。我们钻进苇子深处去割，大荣子交待，兔子不吃窝边草，别让人家看出来。这当然是自欺欺人，人家被剃了瘌痢头，少了一块也心疼，怎么能看不出?尽管苇草不值几个钱，但毕竟是人家的地界。这气氛于是就剌激起来，像一群饿狼扑向猎物，摆出了一个温柔的造型求爱的姿态，绝对浪漫。身边只有沙沙的镰声和粗重的喘息，谁也不吭声，转眼就把能源掳掠到手。
　　大荣子说，差不多就行了，快走!于是一人一担，鱼贯而出，飞快奔上小道。按他的说法，只要我们跨过公路，战斗就结束了，就是被人家追上也白追，他还能把苇子喊答应了?
　　可问题就出在这三里多的小道，出在我们两个女的身上。我们的担子轻，可也有百八十斤。苇草是竖起挑的，用那种兜底的绳扣，扁担直接插进草里，挑起来不晃悠。这些都没错，看样学样，起初也像那么回事。但我们到底是力气小，草捆扎得不结实，半道就露馅了。特别是被发现以后，有人在后头撵，铜锣咣咣响，火把手电筒晃得心都跳出来，眼看上公路了，担子散了。大荣子让我们把担子扔下，人跟上就行了。我让郭卉扔下，两个人合挑，郭卉又舍不得。就这样连拉带扯磨磨蹭蹭，大家都过公路了，就我们俩成了俘虏。
　　开头还好，听说我们是插队知青，加上郭卉哇哇大哭，对方也没动手，只是吼叫着要把我们带回去。可是大荣子回来了。大荣子说他是队长，要他们把知青放了，要杀要剐他一个人顶着。
　　好大个事哎，不就割几担草么?他说。
　　人家想想也对。这样，我们顺利脱险了，一人怀里抱着一把草，凄凄惨惨往回走。我们刚上公路，背后大荣子的惨叫就传过来。啊哟啊哟!你们真打啊!妈哎妈妈哎，打死人噢，啊哟!他的哭叫在深夜里分外嘹亮，每叫一声郭卉的肩头就抽一下。等我们灰溜溜回到石门关已经后半夜了。
　　直到今天下午，大荣子还没回来。倪永昌从公社回来说，没事了，人家听说是知青，也不想闹大。只是大荣子吃了点亏，还躺在卫生院。
　　×月×日
　　湖草偷回来有几天了，堆在稻场上谁也没去动。本来挺刺激的一场战斗，落了个不圆满的结局，好像都有点不好意思，羞于提起它。尤其是我们两个，拖累了大家，就更觉得那是个耻辱的标志。下了一场小雪，那几十担草陡然长高不少，一个个白头老翁似的立在那里，森森地注视着我们。
　　郭卉听人家说，队长是因为分配犯难，并没把我俩当回事。他本想年底给各家添点柴禾，可他到公社担保说是为了给知青解决困难的，湖湾公社才不追究了，可现在又不好改口，他难的是这个。人家本来就没把你当英雄，所以也不在乎你是不是狗熊。
　　郭卉这一点比我强，到哪都能和人家打成一片，都能拉上话。而我，被妇女们认为架子大。天晓得!
　　我们几个商量以后，由我出面建议平分。我的理由是，我们几个知青过年都要回家的，用不了那么多柴禾。倪永昌听我说完，想了半天，猛一抬头，笑了。这个老农笑起来特别好玩，一只漏风的门牙看上去特别天真，看来过去他真是对我们心存疑虑的，生怕得罪了我们，又生怕亏待了社员。其实我说的都是心里话，我们的到来确实给人家添了麻烦，他够照顾我们了。
　　下午开仓，碾米，一片节日气氛。小孩子们都活跃起来，麻雀似的蹿来蹿去。碾的是秋晚稻，还没下锅，村里就飘荡起一股清香。学到一点知识：秋晚好吃但产量低，不经吃，所以此地农民都以种植籼稻为主。
　　米是按人口分，我们每人100斤，和整劳力相同，妇女80斤，小孩子50斤。这些米说是要吃到开春，加上以前公社拨的安家口粮，根本不够。好在我们都要回城过年的，所以也都不在乎，有好米就放开吃吧。
　　接下来是分碎米糠，我们明确表示不要，大家都从60年过来的，肚子里本来就没油水，谁还吃那个。这样就决定按户平分，每户都拿来箩筐筛子。
　　他们说，碎米糠做粑粑，好吃!好吃我们也不吃。那些偷来的湖草我们还是要的，队长决定一半给我们，剩下的也按户平分。
　　于是，一个戏剧性的仪式出现了。米糠和湖草被分成十七份，排成一长溜。队长问，好了没有?都说好了。队长就用一根细麻绳飞快的在手上揪出一个个绳环，然后让每户出一个人来勾那个绳扣。见我们几个有点发呆，队长又现出那种经典的童子笑，说要不然让学生子来做吧。我们这才明白是拈阄，而且是一种最便捷的方式。郭卉大叫说，我来我来!然后她就把那根纳鞋底的麻绳揪出十七个环来，然后两手一搓把次序打乱，然后每户上来一个人伸出手指勾住扣子，然后绳头一拉，顺序就出来了，各家也就按序拿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
　　也许这算不上一种知识。在他们是经常要采用的法则，但的确耐人寻味。平等和正义不是人类最高的理想境界吗?为此人类不是付出几千年惨烈的代价吗?可在这样一个贫瘠偏远的小山沟里人们嘻嘻哈哈间就完成了。这是仪式，也是日常生活。和贫困有关，更和人类最原始最朴素的愿望有关。而粮食的分配就不能绝对平均，这和需要有关，也和主义有关。
　　×月×日
　　生产队给我们每人备了一份回家过年的礼物：两斤花生、两斤黄豆，还有一小包山芋干，每个包上还都贴了红纸。倪永昌说，拿不出手啊，难为人啊。可我们清楚，这些都是已经分到各家的副产品，现在又重新吐出来，礼轻仁义重。礼也不轻，这些东西他们平时都舍不得吃，到过年了才能奢侈一回。一个生产队也是一个小社会，各家各户平时矛盾不少，吵嘴打架的事也经常发生，但对我们似乎又是一致的慷慨一致的谨慎。
　　郭卉说，小倪村大倪村自古讲义气，穷成这样了还架子不倒，太爱面子了，太简直了。
　　讲义气，爱面子，有什么不好?人活得就是一口气。问题是我们在他们眼里始终是外人是客人，插队落户在他们看来根本就是假的。
　　×月×日
　　忽然有消息传来，酉水公社某知青点发出倡议书，号召知识青年要过革命化春节，不要回城过年，下午倪永昌开会回来手上就拿着这个倡议书。闭眼一猜就知道是张宇在那边闹腾，一看，果然是。
　　倪永昌问我们怎么办，我说大家都准备动身了，车票都买了，还能怎么办?可他立刻就是紧张的表情，把我拉到一边说，公社的主任都下到各个大队来了，真都走了怕是要出事哎。可是能出什么事呢?鬼都不知道。
　　我好笑，也许在公社干部的心目中，还是把这些来自T市的红卫兵看作洪水猛兽的。后来我说，你要是为难，我就不走了，让他们回家。倪永昌便将门牙漏出更多风来，说那好那好，有你在我就不担心了。
　　晚上全体社员集中，评工分，这也是上面布置下来的。一同布置下来的指示精神是不能把知青评得太低，倪永昌说这话时特别小心，再三表扬我们。
　　评工分是自报公议，最高十分，最低六分，小孩子不参加。于是我们这三个男生就有点忘乎所以，都给自己报了十分，气氛一下就僵硬起来。他们也有理由，他们认为自己无论是挖地开荒，还是积肥挑担，比体力都和其它农民差不多，当然应该算是“整劳力”。可他们根本忘记了，干农活也是有技术的，不但要比体力，更要比耐力，比经验。我给自己报了七分，郭卉更低，只报了六分。这样气氛又缓和了一些，因为妇女们都报了八分。至少大家看到了，我们知青没有和社员争红利的意思，顶多是不知天高地厚想证明自己能干，胡说八道一通。
　　最后评议的结果：三个男生都定了九分，我和郭卉是八分。实际上这也是定高了，大家心里都有数，队里真正定十分的老农也就是那么几个人。所以最后大家也都服气了，几乎没有争议。好在时间长得很，以后每年都要评一次。你真的比别人能干，有的是机会证明。
　　开完会倪永昌似乎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走到大门外把两只胳膊向天上一伸，然后背着手自顾自地回家去。郭卉看看我，笑了，说老倪今晚要喝一盅。
　　×月×日
　　王兴元突然来串连，带来不少外面的信息。他说你们还真干啊?原来外面的知青们已经对参加劳动不感冒了，他们蠢蠢欲动，特别是张宇那边。看来酉水公社要出事。王兴元是湖湾公社的，较富庶，似乎还算安稳。
　　他从黄挎包里掏出一只鹅来，还温热的，说赶紧褪毛放血。我们许久没见荤腥了，都准备要回家了，见了老鹅也特别兴奋。郭卉麻利地收拾，很快屋里就飘起肉香。吃完他才告诉我们，这只鹅就是你们公社的“土特产”。他说，这有什么奇怪?我见它冲我嘎嘎叫，甩手就给它一闷棍，正中脑门，然后把脖子一拧塞进包里，三秒钟都不用!本想谴责他，可肉已吃进肚里，再说我们也去湖湾偷过湖草，嘴硬不起来。倒是哈哈一笑，银货两讫了。
　　×月×日
　　年夜饭到倪永昌家吃的。初一是来福子家，然后是大荣子家，看来我一直可以吃到正月十五他们回来。不烧锅是省了不少事，可也无聊。
　　给妈妈的信是郭卉带去的，诉说了想念和担心。其实也没那么多的牵挂，妈妈是个要强的人，我帮不上她，她也帮不上我。
　　行前郭卉再三斜眼瞟我，我知道那意思，也装看不见。到底是她没忍住，问，你真的不给他写封信啊?我推她出门，不回答。有什么可写的?既然已经下了决心，就要坚持到底。
　　其实他要是想找我，真的找不到?打听地址太容易了，何况他有那样的身份。他没来信，说明他也在犹豫。如果曾经的一切都是真的，那么就让时间来检验吧。如果是一时冲动，那么就烟消云散吧。两片云彩也能擦出火花，能不能下成雨得看造化。
　　我得抓紧时间把这批书看完。不干活光吃饭不行。王兴元算是了解我的一个人，背来了一捆。有一本《晚清野史》还是手抄的，纪录了十几种笔记资料，也包括孟森、辜鸿铭、梁启超等人的。这些史料证明，李鸿章所谓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也就是洋务运动，根本没有制到夷，反倒是制了国人。对人们普遍认为慈禧太后动用海军军费修颐和园的说法也有质疑，理由是清廷到了晚期已经没有国家军队可言，都是地方官僚和军阀，不然就不会出现“东南互保”这种怪事。这钱扔到哪儿也是白扔，还不如留一座颐和园。特有味道，耳目一新。
　　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饥。
　　×月×日
　　今天上山了。眼睛看得发胀，决计休息。
　　十四队只有七户人家，是关里大队的最顶头，也是本县的西伯利亚，他们的方言已经有了大别山的地瓜干子味。
　　所谓相思树，就是两棵老槐，枝干跨溪抱在一起，扭做一团，不仔细看还真以为是一个树冠。溪水长流，主要是源头的一座断崖上有水。现在是枯水期，据说春天就是瀑布。两棵老槐抱在一起的成因，我猜很简单，就是溪流的冲刷使地貌变化树身倾斜了。民间传说固然荒诞，但毕竟寄托了人的情思。爱情当然是美好而又浪漫，生活却有其自身规律。
　　那棵“母树”是一棵老银杏。就在滴水崖上。那是一株绿亭样老树，枝条还在寒风中抖擞，而嫩黄的小叶芽已然钻出肢体。蓝天如洗，有白云在树冠间隙飘忽，还有叶片撞击的沙响。朝关口方向的两个枝丫特别茂盛，长疯掉了，果然奇特。原本伞盖样的树冠分部分，两枝特别粗壮的树丫，横着扭过来，像是伸过去的两只手臂，陡然把腰身带斜了，而背靠大山的一面却很稀疏。树身远远地向山口边倾出去，倾出去。她身子粗壮，婀娜婆娑，顶着一头尚未化尽的雪霜。二十多年了，她要什么似的，等什么似的，哭喊什么似的，就这么把手臂伸出去。“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古人描绘的可能是已经孕育的银杏。可怜这一位，二十多年没坐果了，每年还能开一树花。从前每年都坐果的，从前隔着十几里，雄性花粉还能按期而至。所以她永远是一副织女等待牛郎的造型，等待那一年一度的交配。这是何等顽强的生命渴望，又是何等荒诞的性别隐喻。
　　回到相思树，我以为还是老槐们实在，流溪本无意，爱情却永恒。终生抱头哭，清水亦动容。
　　草木关情，人何以堪?我又犯毛病了。
　　×月×日
　　大荣子这几天总爱到我这转悠，闪烁其辞，我又不好意思撵他走。
　　我和郭卉都对大荣子印象不错，能干，热情，思想也不保守。我说队屋里老鼠闹得厉害，他立即去砍了几根金刚刺替我绑在蚊帐顶上。但他老是到这来，而且目光也那个样，总是令人不安。
　　又读了一遍《马丁·伊登》，思考大写的人。但究竟怎么才叫“大写”?自尊、自立、自强、奋斗这些品质固然都是，从小说看，杰克·伦敦的答案似乎还应该包括成功、和得到上流社会的承认。用露丝·莫尔斯的庸俗来衬托他“大写”，其实恰恰暴露了个人奋斗道路之狭隘，至多是司汤达尔式的人道主义。他同于连一样，进入上流社会以后看到了更多的虚伪和丑恶，只能绝望。可是他又感到自己“回不去了”，他已经是上等人了，只好一死了之。“回不去”恰恰暴露了知识分子的首鼠两端，真想回，没有回不去的。
　　别了，1968的记忆。你好，1969的期盼!
　　15
　　×月×日
　　开春以后，干活很累，懒得写了。
　　腰酸背也酸，奇怪。都说女人腰肢柔韧，插秧看上去也不那么繁重，开秧门唱秧歌啊什么的还挺快活，其实不然。女人的腰肌也是锻炼出来的，那是年复一年的艰苦磨炼。
　　对我们来说，还有一层考验：蚂蝗。这小东西好像专门拣细皮嫩肉的欺负，当地妇女很少有被叮上的，叮上了拍几下也就掉下来，可我们拿鞋底抽都不管用。实在没办法只好眼睁睁看着它把血喝饱，自己慢慢退缩到皮肤外面，变成一个肉球。当然我们也不会饶过吸血鬼，大荣子教了一个办法，用一根草棍把它内囊翻过来，活啦啦晒死。最高纪录是郭卉创造的，一天27个。
　　郭卉回来以后变化很大，笑声少了，不爱说话。这种沉默令我害怕。
　　×月×日
　　这里的春天美得惊人，三月的杜鹃，四月的牡丹，五月的油菜，红了白，白了黄，几天就换一次装养一回眼。有了这些花，还有满山高涨的春水，溪流欢快地歌唱，所有的辛苦都带着诗意。
　　牡丹花期短，四五天就掉瓣了，我们如果采多了，每每还遭白眼，说我们糟蹋钱。此地的丹皮很有名气，能卖到很远的上海。但奇怪的是，生产队不愿意扩大生产，宁愿保持这种自然野生状态。我问了好几回，倪永昌才点着我鼻子说，你们这些学生子啊，学生子啊，不晓得……
　　原来是药材公司收购是分等级的，只有野生丹皮才能卖上好价钱，物以稀为贵。大荣子学嘴说：你们晓得虾子从哪头放屁啊?
　　被他骂了，我反而高兴。这说明他们不再客套，开始把我们当自家人了。
　　×月×日
　　不痛快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酉水公社几十个知青砸了公社办公室，说是公社头头贯彻落实九大精神出了什么差错。消息很快传到这边，我们公社的头头脑脑有的跑回县城住医院，有的躲在家里不上班，连大队干部也好像大难临头的样子，一个个缩头乌龟似的。王兴元也被他们煽动起来，到我们队串联，说是又一场伟大的揭批查运动开始了，兴奋地挥动膀子，两眼金光四射，嗓子里发出古怪的撕碎纸的声音。不过是有了几天不干活白记工分的好日子，至于吗?
　　这种老掉牙的煽动，让我从心底里厌恶。我只有两个字：无聊。
　　正是春耕大忙季节，大概县里也吃不消他们，到T市搬兵。结果是，姜尧政委亲自跑来我们县慰问这批来自T市的红卫兵小将。姜尧来能怎么样?无非是凌空蹈虚表演一番，称张宇是红卫兵领袖，革命事业接班人，然后搂着张宇的肩膀拍了好几张照片。也许张宇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他怕T市忘记他，他还惦着T市革委会一把交椅呢。而姜尧似乎也很清楚张宇的所思所想，适时给了他暗示。如此而已。
　　张宇怎么变成这样?当初的光彩到哪去了?我们当初愿意跟着他干，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更勇敢更左派，而是他代表了方向代表了潮流。历史上的王明张国焘不都曾经左得可爱吗?张宇其实是个很有政治头脑的人，可惜把个人利益看得太重，在学校时就流露过。当初我们参加造反，确实有洗清不白之冤的个人动机，但更多的是追求正义追求理想，我们在北京的誓言就是一辈子追求革命理想。现在看来，这两种成分互有交叉，时高时低，不可能永远重合，甚至肯定会分道扬镳的。
　　这就好比当年去延安的热血青年，尽管都乐意穿草鞋吃粗粮，有人从中看到的是中国的希望，有人从中看到的却是进身阶梯。像杨良才那样的人，我一点都不怀疑他投身革命队伍的热忱，可他的热忱是投资付出，一旦掌了权他就要兑现利润。我相信张宇也是这样的人，他也会成为地地道道的官僚，有一整套操作上的精打细算，如果他真能进入革委会的话。至于革命的誓言，对劳动人民的承诺，不过是他们擦嘴的抹布。
　　精神陷落了。理想退潮了。惟有劳动。
　　伏尔加河船夫曲
　　哎唷杭，哎唷杭，齐心合力把纤拉
　　哎唷杭，哎唷杭，拉完一把再拉一把
　　解开卷叶的白桦树，踏开世界的不平路
　　爱达达爱达，爱达达爱达
　　解开卷叶的白桦树，踏开世界的不平路
　　哎唷杭，哎唷杭，拉完一把再拉一把
　　我们沿着伏尔加河，对着太阳我们歌唱
　　可爱的伏尔加母亲河，河水滔滔深又阔
　　爱达达爱达，爱达达爱达
　　伏尔加，伏尔加母亲河
　　哎唷杭哎唷杭，拉完一把再拉一把
　　哎唷杭，哎唷杭，齐心合力把纤拉
　　×月×日
　　读《反杜林论》。
　　这个杜林曾经骗了很多无知的人，很多青年纷纷追随他，拥护他的“体系”，尊他为新起的“大师”。这个大师一是胆子大，摆出通晓所有科学的架势，对整个科学界发起挑战。二是言辞狠，要以全新的姿态君临世界。三是脸皮厚，种种宏大的立论原来都是建立在假想上，经过恩格斯的缜密辨析反驳，即顷刻崩塌。连柏林大学都因为杜林太臭而解除了他的教职。为此，恩格斯还提出了异议，认为不能因此剥夺一个人的教学自由。
　　杜林当然不止是可笑，在中国，这种人不多，但也眼熟。
　　其实，历史早已证明，自称大师者往往半瓶子水晃荡，自称领袖者也绝没有什么好下场，领袖从来都是在斗争中自然而然产生的。像杜林之流，如果不是恩格斯的给他记下一笔，谁还知道世上曾经有过一个人叫杜林呢?
　　×月×日
　　读《哥达纲领批判》
　　哥达纲领批判是马克思革命纲领同机会主义的尖锐对立。我看那时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两派跟红卫兵也差不多，幼稚得很，拉萨尔派那么明显的形左实右纲领居然也通过了。马克思对这个党纲草案作了批判。当时没有公开发表。1891年恩格斯为反对德国党内的机会主义思潮而发表的。它从理论上清算了拉萨尔主义，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第一次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预见到社会主义社会只能“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到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国家。”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无产阶级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使自己成为政治上、经济上的主人，才能铲除剥削和压迫的根源，获得彻底的解放。因此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我们这一代人可能都看不到这一天。可笑某些人以为进入革委会革命就成功了。
　　踏踏实实干吧。
　　×月×日
　　我们的自留地有四分左右，这是块熟地，是队里照顾我们的，就在队屋的后面。种子是自己从镇上买回来的，有白菜，苋菜，还有辣椒。看着那些菜苗钻出土层，一点一点吐出新绿，再一寸一寸地长大，实在是喜人。我们每天都要去转转，把粪缸掏得干干净净，甚至说过，它们真长大了，怎么忍心去吃?
　　可错误还是犯下了，谁谁都嫌它们长得慢，于是就来了新主意。郭卉把队屋里的一袋化肥拆开，说这能长快一些。他们几个还嫌少，又多抓了几把，用洗脸盆搅拌成水，偷偷地给菜们加营养。结果是白菜死了，辣椒蔫了，苋菜不长叶子光打籽。
　　有一天在割油菜时，大荣子忽然大笑，说你们能啊?你们能很了!你们的苋菜没长毛都抱儿子了!这才明白是我们把化肥弄错了，于是欢乐一片。我们的尴尬与懊恼只好在笑声中敷衍。其实早就有人发觉了，只是没好意思说。队里也没责怪我们，倪永昌是永远的童子笑。他的秃脑门硕大而且平坦，被我们封为阿基米德脑门。
　　回来把那个化肥袋子找出来一看，原来我们用的是钾肥。氮磷钾肥各有作用，本来是初中就学到的知识，可惜呀，临到用时还是一头糨糊。说什么平戌策，说什么种树书，老老实实向贫下中农学习。
　　×月×日
　　难怪秋天被说成金色被反复咏叹，还没到秋收季节呢，欢乐就已经开始。割麦子，就炕粑粑，收芝麻，就磨香油，割油菜，就唱歌打连秸。菜籽割完了，菜籽秸密密麻麻排了一稻场，晒过一半天，荚壳都咧开了嘴。平日里不作声不吭气的妇女们忽然换了个人似的，一个个喜笑颜开。
　　打连秸是这样的：姑娘们站一排，嫂子们站一排，脸对脸脚对脚。腰肢一扭，连秸就举过了头，连秸拍子在空中画个圈，齐刷刷地落下来，这边落那边举，这边唱那边和，快活死掉了，山歌野调开了场，身后淌了一地的黑珠子。
　　昨晚哪，妹子哎，树下等你到三更。
　　哥哥哎，昨晚哪，一晚想你到天明。
　　刚开始我们打不好，连秸老是碰杆，跟不上节拍，小兰子手把手地教。几场下来也就渐渐合群，身体的角度速度和用力的程度结合到最佳，竟然不觉着累，劳作变成了舞蹈。
　　昨晚哪，妹子哎，你拿走花布就变心。
　　哥哥哎，昨晚哪，只怪姆妈她看得紧!
　　这旋律很土，歌词却率性而且奔放，充满了野狂。这些山野民间的歌声大概才是她们的本真，那种被压抑很久的渴望只有在这种场合才被随意释放。她们平时不是这样生活的，所以才会在打连秸的时候如此忘情。一代又一代，她们只能在歌声里享受永远得不到的快乐。
　　歌声带回了家里，郭卉烧锅时都在哼。她已经很久没唱歌了。
　　×月×日
　　自从我们偷用化肥出了丑，大荣子就越发“泡皮”起来。“泡皮”是此地人形容那种轻浮夸张的俗语，意思是不稳当，爱出风头。他摆出一副教育者的架势，要我们接受他的再教育。他越这样，我们越骂他“泡皮”样子，揭他的短成为我们集体户的一个保留节目。大荣子，你今天又干什么了?老实交待!
　　事实上大荣子给我们带来很多笑声，和在书本上永远学不到的知识。你们哪晓得啊?你们晓得虾子从哪头放屁啊?这是他的口头禅。还有，就是他永远的骄傲：谁也不能把他的农民开除掉。
　　你们晓得大门是几块板做的?方桌又是几块板做的?
　　这些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还真到各家去数过，甚至还悄悄数过棺材板。
　　七块!为什么这些木器都是七块板，不用六不用八?是碰巧吗?这里头没有一点点学问吗?你们哪晓得啊?问到这里他的脑袋就昂起来，晃起来，两肩耸起，两手摊开，鼻子也皱成一个核桃，等着我们低三下四去讨教。
　　他抓着我的手，你数数——有的吃(七)，没的吃，有的吃，没的吃，有的吃，没的吃，有的吃!哈哈，有的吃!他说，农村苦嘛，所有的想头都跟吃有关嘛，所以七是个大吉大利的数。
　　吃在他们的生活里如此重要，数字本身也就成为口彩，七确实是这么来的，我口服心服。大荣子确实爱动脑子，不然他也不会在年轻人中显得特别突出。他善于在日常生活里发现规律，由此探询生命的意义，想像那些祖辈相传的生存哲理。相信他如果生在城市，能成为一个学者，或者专家。
　　还有，你们注意没有?石门关的瓦屋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晓得怎么盖瓦的吗?外头圩区人盖瓦都把瓦背落在椽槽里，只有我们石门关才把瓦背立在椽条上。这不光是一种手艺，屋子里透光透气，这里头也有学问，也有想头!单片瓦在椽条上是站不住的，只有一片挨一片，上面再扣一片，连成了一气，那些单片瓦才能得上力。这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家训，行得正方能立得稳，肩靠肩才能活得久，石门关人穷归穷，可自古都是仁义之乡!
　　还有，荠菜蕨菜灰灰菜，清水咸盐也是个爱。这是连秸歌中的一句词，大荣子的解释是：苦她不怕，就怕苦得没个滋味儿，苦得没有尽头。说起这些连秸歌词里的男欢女爱，大荣子一点都不掩饰，好像那都是他经历过的，眼泡里有一层薄雾，淡淡地散出去。我相信，他爱表现大约是因为他没地方可表现。
　　我相信在漫长的岁月里，贫困的劳作中，人的尊严也一直在慢慢生长。他们的祖先也有着和城里人同样大的精神世界。劳动创造了人，创造了文明，也创造着他们的情感方式。
　　×月×日
　　双抢过后，公社里布置下来，今年一定要搞清理阶级队伍。原本是去年的运动，公社没搞，所以要“补课”。公社知青办还特意把我们叫到公社开了动员会，念了县革委会的文件，然后聚餐。知青办主任是个大胖子，多次提到关里大队的“复杂”，问究竟是什么地方“复杂”，他又不正面回答，只是要求我们要提高警惕。
　　直到大队开批斗会，我们才看出来，这里竟然是贫下中农占少数，一半以上的农民在土改中定的都是中农成分。我们小队十七户人家，户户都是中农。整个大队只有一户是地主，而且解放前就死了。这样批斗对象只剩下一个地主婆和一个自首变节分子。这两个人很自觉地挂着大牌子报到，低首等待批判，要喊口号他们也喊，要举手他们也跟着举手。这样自然辛苦了大队干部和我们几个傻知青。好在他们也有应对办法，把上面的文件念一遍，把发下来的口号喊一遍，然后就布置生产，最后就问我们有没有意见。我们能有什么意见?看上去倒像是为我们开的这个揭批大会，是表演给我们看的。
　　回来后郭卉打听到，这几天我们都记了双工分。莫名其妙。
　　×月×日
　　真相是什么?究竟复杂在哪里?今天我终于搞明白了。真相是28年前的一场屠杀，是石门关的永远的心灵之痛。我们能插队在这里真是我们的幸运。
　　那个自首变节分子不是别人，正是大荣子的亲叔叔，叫倪永茂。这个倪永茂是3队的，我们以前都见过，成年带个马虎帽，不吭不哈。他的两个女儿绝顶漂亮，特别是眼睛，清澈明亮，像是汪着一团水。我们多次想约她们来玩，她们只是还以美丽的笑。大的26了，说是嫁不出去，要嫁也要嫁到外县去。现在看来不那么简单。
　　1941年春，皖南事变后的顾祝同部为了巩固胜利成果，在这一带发起了一场“清党运动”，目的是彻底摧毁共产党在这里的基础。当时关里和关外两个大队统称石门乡，乡支书就是倪永茂。当年的石门乡是整个天门山区最红的红区，倪永茂还是中心县委的委员。抗日武装能在这一带拉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这里有一个共产党的基层组织。
　　顾祝同的做法是：所有参加过共产党的人必须向政府自首，也就是向驻扎军队自首，超过期限不自首，石门乡的青壮男丁每天就地枪决两名，自首并悔过者由全乡具保可以回家。军队包围，刺刀出鞘，期限三天。到了第五天，石门关前已经挂了四具尸体，这一天倪永茂带领三名党员集体自首，简单说就是这样。
　　解放后，倪永茂多次向县委申诉，当年如何思考的，如何商议的，如何为全乡老百姓考虑的，结果只能是一次又一次的被批判。已经胜利的当了领导的县委干部们根本不承认倪永茂有什么思考，政府承认石门乡是老区，却不承认老区有一个领导人。当然，他们更不愿意理解这几个党员的艰难选择。一个简单的判断是，他丢了共产党的脸。如果宽恕倪永茂岂不是宽容了叛徒，谁来承担责任?
　　这里的疑问是，共产党的敌人、杀人的刽子手都可以宽大，为什么对自己同志不可以宽大?共产党不是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的吗?石门乡的老百姓不是人民吗?
　　这件事的后果就是全乡的集体沉默。土改时，连家中赤贫的人家也自报了中农成分，在历次运动中都以软抗令工作组束手无策，而人心以最大的包容接纳了倪永茂。他们不和政府对抗，政府说什么他们就做什么，然而人心恒定，冷暖自知。所谓不是肥肉不巴皮，不是筋肉不巴骨，巴心巴骨的爱与恨他们都有自己的标准。这大概就是公社说的“复杂”。
　　震撼!这是我的基本感受。我好像看到了，倪永茂人在山上，心在山下，四肢麻木，五内俱焚。下山，是叛变革命。上山，是叛变人民。是下?还是上?比哈姆雷特还要难。死很容易，活下去，比死更难。倪永茂是读过私塾的人，清楚义利之辩，也清楚舍生取义，可不清楚的是，将来别人会怎么想?
　　假设一下，如果他选择上山逃跑，结果会怎么样?他混得好，今天可能是省委一级的干部，活得相当滋润。可他不敢回家，他不敢面对一批寡妇的脸，如果他还有良知的话。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我渴望自由
　　但我深深地知道——
　　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
　　那天批判会后，我还不理解，现在全明白了。那天大荣子胳肢窝里夹着那块自首变节分子的牌子，几个青年沉默不语搀扶倪永茂回家的样子，在我眼里庄严起来。
　　那是一种崇拜，也是一种传承。他们不用语言，用肢体。难怪大荣子总是说，你再狠，你还能把老子农民开除了?
　　这简直是一首诗，一支低沉的大提琴曲。凝重，舒缓，流畅而且隽永。暮色苍茫，步履悲壮，灵魂飞升。
　　什么叫革命?这就是。什么叫牺牲?这就是。
　　由此想到了，究竟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农村?
　　×月×日
　　由此进一步想到了，究竟为什么要革命?人民在革命中得到了什么?文化大革命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
　　早在全国解放前，毛主席就预见到，武装斗争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他提出了两个“务必”。然而也许谁都没有意识到，实现这个“务必”是何其困难。很多人，也许是一大批人，根本就认为自己是个胜利者，打天下者不能坐天下，他们的苦岂不白吃了?他们负过伤，流过血，牺牲过自己的亲人和同志，好不容易熬到自己掌权的这一天，他们不享受谁享受?他们已经蜕变为人民的老爷，换妻，荫子，拉帮，结派，欺压群众，打击报复，指望他们为人民服务?
　　所以毛主席才会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找不到一种形式，自下而上地揭露我们的阴暗面。现在找到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个形式就是文化大革命。大意如此。
　　他要让全体人民认识到，革命不是改朝换代的工具，革命不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舞台，革命要的是，彻底改变中国社会的基本制度，让人民在精神上真正站立起来，成为国家的主人。这才是共产党人真正的历史使命。
　　经历了苏联党的变化，经历了四清运动的反反复复，毛主席看到了蜕化变质的危险性。这个危险不在于外部，而在于党内存在着一个“官僚主义阶级”，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记得看到过一份传单，是关于毛主席和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的一次谈话。大意也是：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在外部封锁的条件下实现工业化，我们没有资本，只有靠革命精神，走集体化道路。他还说，如果搞单干，三自一包，三和一少，依靠资本，中国只能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重新成为人家的经济殖民地。
　　可见，他思考的是中国的前途问题道路问题。所以才要继续革命，才会有两条路线的斗争，才需要在文化精神上来一次革命。这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痛定思痛，流血牺牲，几经沉浮，在苦难中摸索出来的基本道理。这也是“文化”革命的意义所在，人民的历史要求所在。
　　不能让革命成果得而复失，不能换一批人来当老爷，这才是文化大革命真正要解决的大问题。可惜我们的造反派们，还没掌上权呢，就在准备当老爷了，就已经摆出老爷的架势了。共产党的领袖们大多出身豪门富宅，不然他们也念不起书。要想个人过上好日子，他们本来就有，又何必绕这么一个大弯流这么多血?大革命时期的安徽省委书记王步文，家里是芜湖的大粮商，他把家里的四家米行全部变卖来支持暴动。还有方志敏，在山上挖野菜吃树皮，可他腰间的皮带扣就是黄金打做的，他不能动一厘一毫，因为那是全省的党费。还有杨靖宇，赵一曼，刘志丹……还有那个在刑场上宣布婚礼的陈铁军，家里是华侨巨商，家里给她安排的对婚姻也是当地富商，可她偏偏爱上了穷学生周文雍。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婚礼的礼炮吧——是他们这些共产党人把“人”字写大了，使人脱离了低级趣味，把人性之美推上了极至，让革命理想绽放出高贵绚烂的光华。也让我们这些后来人仰之弥高，恨不早生30年。
　　×月×日
　　接着昨天的思路继续思考，我也需要反省自己。为什么大家都有一个感觉：文化大革命在突然间失去了革命目标?我们游行，我们呼口号，我们白天黑夜不睡觉，可我们究竟要革谁的命?我自己在写文章，一直强调坚持斗争大方向，反对新的资反路线，反对支左部队和稀泥。可在大多数同学看来，那都是在瞎起哄。
　　郭卉就说，当权派到什么时候都是当权派，你把谁打倒了?我是你的铁杆，因为我是你的朋友!王兴元说的更绝，忙来忙去，不就是替他们几个头头忙吗?
　　当时我还跟他们争，仔细想想，他们是有理由这么看的。
　　走资派是不容易打倒的。因为我们谁也不清楚什么叫资本主义，也说不清谁在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杨良才吗?恐怕连他本人也不知道资本主义是什么样子。你可以说他搞迫害，搞阴谋，搞浮夸，草菅人命，拉帮结派，欺上瞒下，搞特殊化，材料多得很，就是套不上走资派。所以三结合还得考虑他，也许现在还很臭，过几年他就香了，最终还得结合他。
　　毛主席发动了群众，群众起来了，怎么办?毛主席思考的是整个中国的前途问题道路问题，可在基层，并没有那么大的问题。怎么办?毛主席打乱了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旧秩序，可支左部队无法还给他一个新秩序。怎么办?毛主席痛恨的“官僚主义阶级”就在新生的革委会里，而且新官僚还在不断产生、分蘖。怎么办?
　　想想，我们迷惘的真正原因就在这里。
　　×月×日
　　找到了毛主席的那段话，是1965年对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说的话：
　　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具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看来毛主席也是焦虑的，他也想不出好办法。
　　×月×日
　　收黄豆，收芝麻，收花生，收山芋，收获的季节简直太美了。生产队的小副业都是那些边边角角的小地块出产，看上去不起眼，收回来也分不到许多，却也能让我们的嘴巴每天香喷喷。
　　收什么就吃什么，这种自产自销太好玩了。大队请了一个熬糖的师傅，专门指导各家熬糖，稀了还是稠了，老了还是嫩了，弄得满山沟都是山芋味。这些山芋糖要等到过年吃的，到时候可以做炒米糖花生糖。倪永昌要我们注意熬糖师傅，小心他把大姑娘拐走，说是以前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我们去看看，那个熬糖师傅老得像秋丝瓜一样了，他能拐谁?
　　不过这个季节确实值得赞美。来打秋风的王兴元每次都要装一兜盐水煮黄豆走，弄得郭卉连连大叫，多乎哉不多也!郭卉是当家的，她说不多那就真的不多了。
　　大概这就是马克思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生产不是为了销售，而是为了满足口腹。我们的工分值据说连五毛钱都不到，加上公社划给知青的两亩半水田，倪永昌说也肯定到不了五毛。但我们还是能吃得这么舒服，因为这些是“打夹子”的。
　　“打夹子”就是打埋伏，那些边角地块是不算土地面积的，所以对上级而言其实就是瞒产私分。这也是心知肚明的事，队队都是这样。小队打大队的“夹子”，大队打公社的“夹子”，公社打县里的“夹子”。不然你们的水田从哪里来?倪永昌说，那就是公社多年的“夹子”。
　　石门关这一带，水寒，产量低。58年大跃进，连最高产的湖边地，早籼也不过470斤，乡里非要我们报570，县里规定不超600就拔白旗。所谓拔白旗，大概就是要整人，谁都怕挨整。
　　倪永昌说，不“打夹子”，60年早死掉过了!
　　这里从前因为贫困，它成了老区。现在因为是老区，它更加贫困。原因就在于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官僚主义者阶级，革命可以夺取政权，但打不倒官僚。所谓上有好之，下必甚焉。
　　张养浩有一首《山坡羊·潼关怀古》，写得痛彻入骨。
　　峰峦如聚，
　　波涛如怒，
　　山河表里潼关路。
　　望西都，意踟蹰，
　　伤心秦汉经行处，
　　宫阙万间都作了土。
　　兴，百姓苦;
　　亡，百姓苦。
　　×月×日
　　一个生产队长，就是一个大家长，社员过得好不好，气顺不顺，全看队长。
　　我观察倪永昌，他的理念就是，对上要“打夹子”，对下要克服私心杂念。我们分的农副产品，都是不进会计帐的，分配方法还是扯麻绳勾扣子，绝对平均。只是照顾我们知青集体户给了双份，话讲在明处，社员好像也都心平气和。
　　我问过倪永昌，你觉不觉得当队长亏了?他说那当然!比人家起得早，比人家睡得晚，你要吃不起亏，整个队就乱了。哪个是傻子?哪个都不傻，一个个眼睛子比狗卵子都大!
　　我刚当队长那年下大雪，有些边坡树压倒了，有的人就把树砍回家当柴禾烧，其中就有我老婆。这事也没哪个吱声，就是家家都有人上山砍树，等我搞清楚了，边坡树已经砍了一大片。
　　后来呢?
　　后来就退赔嘛，带头退。你不退哪个服你啊?人都有私心，哪个没有?但人都要脸，正气上来了偷奸耍滑的自然就改了。改了就好嘛，大家还是一家子。他说。
　　我问，你跟我说句实话，为什么土改时大多数人家都定了中农?难道真的土地都一样多吗?
　　他答：心里不服嘛。他瞟了我一眼，又叹一口气，好像下了很大决心。他说十个手指头还不一般齐，哪能家家日子一样呢?因为倪永茂定了中农，所以大家都报了中农。当初他是为保护老百姓倒的霉，老百姓就要用这种方法报答他。三队的永旺子家穷得一屁股搭两胯子，听讲自己定的贫农，跑县城吵死吵活要改成中农，他是傻子啊?农民的交易，文化浅，心思重，人不傻!我们这些人，讲话不用嘴，是用手脚的!
　　农村，太有意思了。农民，太复杂了。
　　勤劳，节俭，隐忍，自私，短视，怯弱，爱家爱乡爱国，统统都有缘由。不能埋怨他们“打夹子”，那都是生存智慧。
　　×月×日
　　决定回家过中秋。妈妈来信说身体不好，想我了。
　　本以为郭卉也要回的，可她居然说不想回。我是知道她想家的，她对下田劳动越来越害怕，整天无精打采的。农田劳作单调乏味，辛苦不说，收入太少。如果一年能收四季，就会开心很多。
　　这也不能怨她，在插队的人群中，她已经够坚定的了。我们的三位小伙子，刘广勤和徐辉已经表示一定要参加冬季征兵，另一个胡小泉在本地有亲戚，他想到县酱油厂去做临时工。
　　激情已消退，失望在弥漫。
　　有一首南京知青的《知青之歌》在到处传唱：
　　跟着太阳走
　　伴着月亮归
　　沉重地修理地球
　　我用双手绣红地球
　　绣红了宇宙
　　幸福的明天
　　相信吧
　　一定到来
　　这歌声低沉忧郁，很适合思乡的人。只是歌词太差，发牢骚也要发得俏皮刻薄有智慧才好。
　　郭卉偏偏说不想回家。
　　大荣子送来一包花生，说是给我们回家的“薄礼”，我自然笑纳了。可是我发现郭卉在瞬间的眼光一闪，是那样的别扭。她没说话，但那奇怪的一瞥真是让我不舒服。难道我有什么做得过分的地方吗?
　　×月×日
　　妈妈比以前更瘦了。她瘦骨嶙嶙的手叉在我的头发里，一遍遍的说我，比从前黑了，比从前结实了，比从前更像大姑娘了。泪水欢快而且汹涌，爬满了脸上的沟沟壑壑。
　　在我的记忆中，妈妈好像不是这样的。她比过去温柔，也脆弱了。从前的妈妈是刚毅的，寡言的，虽然阴郁，却很少流泪，绝没有这样的举动。我知道她吃了不少苦，孤独寂寞，世态炎凉，委屈和艰难。我突然想到，如果把妈妈带到农村去会怎么样?可是我没有勇气说出来。我清楚，她真正的心思还在历史的纠葛中，她不可能真正死心。还是给她留点希望的好。
　　我把带回来的土产分了一半，要给郭卉家送去。妈妈说，她妈妈都恨死你了，你不知道?找啐呢。郭卉没说吗?
　　原来郭卉妈妈认为是我把郭卉带坏了，郭卉不听话都是因为我。难怪郭卉不愿回家，也难怪郭卉总是回避某些话题，真是难为她了。她是真朋友。
　　原来不知从哪刮来一股风，要把所谓的无业人员赶出城市。先是大字报，后来又是报纸广播，说是有人倡议“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通过造舆论，压迫一部分所谓的无业人员自愿回农村。可是郭卉的父母从来都是城市户口，他们没有农村可去。不是企业职工不假，可人家是靠自己修钟表摆小摊子生活的，人家也在劳动，并没有吃闲饭。问题出在一个居委会主任身上，这老太太的傻儿子找不着对象，就打起郭卉的算盘。郭卉如果同意处对象，不但她家没事，而且郭卉也可以回城里来“吃闲饭”。如此可笑的逻辑，居然对郭卉父母形成了巨大压力，多次写信让郭卉回家。另一个原因是，她家的邻居看上了她家的三间房子，想趁机捞一把。而她爸爸穷困潦倒都这样了，自然把房子看得比女儿的幸福还要重。郭卉当然不答应，这样她妈妈就冲我来了。
　　妈妈说，你不是认识解放军吗?能帮就帮人家一把。
　　我当然愿意帮郭卉一把，可妈妈是那样奇怪地看着我自然还有别的意思。
　　不，我们之间是纯洁的，我不希望和“解放军”之间有这样一种依赖关系。如果这也算是爱情的话，我希望这爱是平等的，独立的，自然的，不夹杂任何交换的，我就是我，和其它的事无关。
　　明天就出去找朋友帮忙。郭卉家的问题不难，因为这逻辑荒唐。
　　×月×日
　　敢死兵团的老夏一口就答应下来。他说这算什么?我找几个弟兄过问一下，不就是那个居委会主任吗?还有卖菜的黄麻子吗?放心，他们以后屁都不敢放。
　　想想，又觉得老夏太粗鲁，又找了商业局的一个头头。他从前算是我们的对立面，现在也很客气。他也答应帮忙，他说，那一条街道都归他们生产组管，让我放心。见我还在迟疑，便说你后天就去打听打听，他们要是还没转变态度，你就回来往我脸上啐吐沫。这样，我自然就放心了，也笑起来。
　　我再三表示了感谢。临出门他突然低声说，这算是给你赔礼道歉了，我们以前对你干过坏事。他说你记不记得我们砸宣传车的事?你有一些私人材料给抄了，听说后来都交到了军管会了，都是闹派性闹的，派性!
　　恍恍然。这些事情早就远去了，听他这么一说，才又依稀清晰起来。他说他们其实都是挺佩服我这支笔的，说得我轻飘飘的。
　　可是回忆起那些事，又勾起从前那些金戈铁马慷慨激扬来。我的私人材料，当然就是他的那些信件了，还有我的一个日记本。交到军管会?什么意思?会有什么后果?难道他在暗示什么?
　　这样一想，又揪起心来。所谓的“私人材料”，当然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东西，可他毕竟是个军人，军队有军队的纪律。难道他一直不联系我，是因为这个原因?为了洗刷自己的名誉?为了证明自己立场坚定?
　　路过人武部，看着那个熟悉的角门，我的心狂跳不已。那些曾经熟悉的，令人窒息的，让我魂飞魄散的，欲罢不能的身体感觉又涌上来，潮水泛滥似的一波接着一波。
　　我没有进去。
　　×月×日
　　我不能去见他。真的不能。
　　如果他因为这点波折就远离“是非”，他不值得见。
　　如果他为此受到处分就害怕了，逃跑了，他不配见。
　　如果是有误会，他仍爱着，我愿意将来给他一个道歉。
　　但如果，曾经的一切不过是梦幻，我宁愿今天就醒来。
　　本来的想法是，自己还年轻，不想早早就来决定这些事。所以想离开一段日子，也算是一点小小考验。现在看，是对的。当初自己确实是经不起诱惑，确实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病，确实糊涂。
　　我渴望爱情，就像我渴望真理。我当然希望有一个男人可靠的胸膛。从小，家里就没有男人，我不喜欢家里阴郁的气氛。所以当他用那样的眼神看着我时，就像被电击了一样。是快乐，也是负担。当时有组织里的同志批评我丢三落四心不在焉，是有道理的。当时我确实疯了，回想一下真是不该。
　　现在还来得及，我过年才20岁，未来的路还长着呢。本来就不该过早考虑这些事，他只是一个偶然的闯入者。但愿所有的似是而非从此远去，也但愿他不会因此背上包袱。我们都还年轻，有理由犯错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我猜，如果将来的某一天，他来找我的话，我也许会投降的。
　　妈妈暗示我好几次，我装没听见。
　　×月×日
　　郭卉的爸妈果然得到了保护，没事了。我也不打算告诉郭卉，谁让她瞒着我的?小心眼。
　　我对妈妈说，如果不开心，就到农村来住一段日子，农村空气好。
　　妈妈说，好啊，将来咱们也有农村可去了。
　　走前去看了徐老师，她还和从前一样。她说有了好书还和我一起分享。再见，T城!再见，所有发生的和没有发生的，所有愉快的和不愉快的!
　　×月×日
　　车到沙河镇，车站门口有一帮妇女正在说笑，说那个老疯婆子今天又发疯了，把一个外地来的女人吓得不轻，她们指着街口。我好奇，就跟过去看。
　　老疯婆子原来就听到过，是关里吓唬小孩子的话，再哭就把你送给老疯婆子去，小孩就不敢哭了。
　　我看见她时还在发疯，撩开衣服，露出瘪塌塌的乳房，追着小孩要给人家喂奶。当地孩子不怕，外地人不明就里，自然就吓哭了。她穿着并不破烂，不像贫困人家，也不打人不骂人，反而是一脸谄媚似的笑，见着谁都说，囡囡不哭，妈妈给你喂奶，囡囡乖啊。
　　可怜。她都那么老了，哪里还有奶水?想来总是因为什么事故精神失常了，可女人的天性还在，她的脑子还停留在某一个时刻。由此想到女人和男人的不同，想到妇女解放肯定要比男人更难。
　　郭卉见到我，好像并不特别兴奋，只是问怎么不多住几天?
　　我也没把她家的事说出来，她当然希望知道最新消息。她不问，我也不说。看谁熬过谁。这丫头片子跟我玩心眼。
　　女人啊。什么时候能和男人一样豁达?
　　可男人就真的豁达吗?不知道。
　　×月×日
　　昨天夜里，郭卉哭起来。开头我以为她睡不着，后来才知道她是在哭。我立马后悔不该跟她闹。其实我也没什么别扭，只是好玩。
　　我爬到她床上，搂着她哄，又坦白了处理她家事情的经过。
　　但郭卉的情绪变化显然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
　　郭卉的真正压力是看不到前途。家里的问题能摆平当然少了一块心思，但不等于问题解决。她说她害怕，想想将来她就害怕。
　　说到前途，我也不知道在哪里。插队了，就能落户吗?当初我们都这么想，现在我们都怀疑了。所以才会有知青群体的骚动，失望和忧郁。但起码我现在是充实的，觉得自己学到不少东西。至于将来，想那么多干吗?我们才20岁，谁知道将来会怎么样?
　　我希望来一场战斗，那时我一定会上前线。
　　郭卉问，你那个解放军怎么样了?我说我没去见他，爱解放谁就去解放谁吧。郭卉看看我就没再说话。
　　我们一直搂着坐到天亮。
　　×月×日
　　冬季征兵结束，徐辉如愿以偿，而刘广勤被刷下来。有人欢喜就有人愁，一气之下刘广勤跑回家去了。胡小泉趁着混乱去了县酱油厂，连招呼都没打。好像是突然一下，冷清了，锣鼓还没开打，就谢幕了。
　　我们的集体户少了三个男人，猛地坍塌下来，连吃饭都没味道了。平日郭卉总骂他们懒，把锅铲得嘎吱嘎吱响，咋咋呼呼让他们干这干那，现在她自己也懒得干活，吃完就把碗往锅里一泡，衣服也是往盆里一塞，一切从简。我们的菜园子只剩下几棵辣椒秧子，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有两个未摘的瘪壳，小蜡烛火苗似地苟延残喘。
　　×月×日
　　昨天夜里，郭卉突然说要和我谈谈，一本正经。
　　她问，你是不是还在等那个解放军?是不是真的不想现在考虑这个问题?是不是真以为还有什么前途?我们是不是真的好朋友?
　　我说当然。干吗不?
　　她说，那你就把大荣子让给我吧。
　　我愣了半天才回过神来。想想，我回来这些天，大荣子的确没来过。我说大荣子又不是我的，什么让不让的?你疯啦?
　　郭卉说，可是大荣子总盯着你。然后，她又哭了。
　　真是说不上来这是什么感受，郭卉变得这么脆弱，婆婆妈妈，好像就在突然之间。我都不知该怎么安慰她，她哭得那么纵情，那么可怜。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让她变成了这样?
　　郭卉摇头说，什么事也没发生，只是她心里很苦，像苦胆破了。整天没着没落的，走路轻飘飘，总也踩不到地面似的。
　　她说，人和人不一样。我什么都不能和你比。你们都喊我当家的，其实谁不明白真正当家的是你!你坚强，你远大，你不像女孩子，你愿意吃苦，你有吸引力，至少你还有日记可写!
　　我说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写日记不过是个习惯，没有什么目的，你不喜欢我就不写就是了。
　　可她说，这正是我们不能比的地方。你满脑子都是国事，我满脑子都是家事。你吃什么苦都无所谓，给你个洋钉你能当豆角吃，可我呢，空虚着呢!
　　我说，你是不是喜欢上大荣子了?喜欢，就跟他好，我没意见。
　　她却说，什么喜欢不喜欢啊?我没有资格谈喜欢，只想有个依靠。
　　我说，那你就依靠我吧，不是说我不像女孩子吗?就当我是男人好了。
　　可她还是开心不起来。笑都不笑一下。
　　×月×日
　　冬天来了。冬天的脚步是凶悍的不讲理的，穿山风瞿瞿叫，路面冰沙沙响，夜里，我们还能能听见树皮开裂的咔咔声。才几天时间关里就封冻了，是霜冻，满眼皆白，窗玻璃包上了一幅蜡刻画似的外壳。今天不出工。
　　我们又合床睡了。脚不冷，身上就不冷。
　　郭卉这几天安静了，不过也看不出有多少振奋。
　　从她身上，还有众多的知青传闻消息看来，寒冬还没有真正到来，对我们的考验这才刚刚开始。插队容易落户难。心不定则万事难定。
　　我们人在农村，可离真正的农民还差着十万八千里。我们自认为自己是“下来”了，是吃苦了，可人家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人家从来都是这么过日子。他们一定会很奇怪我们的感受。这些人，吃饱了撑的。
　　记得李明博老师说过，每个人的成长都是在向自己性格的相反方向发展。小时候我们有很多地方相似，我们都爱哭，都是多愁善感的女孩，为了一本书一部电影能哭半小时，为这个也不知挨了妈妈多少次骂，她说是贫贱人家小姐脾气。奇怪的是，哭完了总是郭卉在安慰我，哄我开心。她是我的小妈妈是我的保护神，在很多方面是我的启蒙老师。连第一次来例假，也是她给的纸，让我别害怕。她还带我去过学校的自来水龙头冲脚，她说冷水一冲就不流血了。尽管兴趣也有差别，她偏理我偏文，她爱手工我爱看书，但在总体上我们的性格，和对学校对同学的看法几乎完全一样，一个手势一个眼神就知道对方在想什么。我们的家庭背景、经济条件、还有都入不了团的政治压力，都决定了我们才是朋友。只不过从前她像男的我像女的，是她在影响我。现在是完全倒过来了。
　　转折是发生在什么时候?现在想来，就是从被打成反革命，宣布为小右派的那一刻。从那一刻开始，我真的是很少流泪了，很少花花草草了，我长大了。是的，就是从那一刻我突然长大的。我开始寻根究底，探本求源，关心事物的本质，任何表面现象都令我兴趣不大。是文化大革命让我突然长大的，进入社会以后，更是看到了各种政治力量和上层社会的运作，眼界一下子开阔了。记得姜政委到学校来和我们座谈，说如果你们真的了解了一个城市，就等于你们了解了整个中国。他是鼓励年轻人参加社会实践，经风雨见世面，说得真好。尽管我谈不上了解了什么，看问题还幼稚得很。从这个意思上说，我得感谢他们把我打成反革命、当了一回小右派。
　　从这个意思上说，我宁愿成为一个男人，或者是中性人，我永远不会去做一个自哀自怜的怨妇，永远不。

　　第六章

　　16
　　还是回过头来说我们自己。对于政治，其实我们一窍不通，只是回首往事的时候迷惘多于感慨，感慨多于痛楚罢了。
　　1969年，北国的珍宝岛一打响，叶三虎突然来了一封血书。部队里写血书表示决心的事经常有，一般都是都是用针在指尖上挑开一个口子，一滴一滴地挤出来，有时没写两划血就凝住了。叶三虎不这么干，他到伙房里拿菜刀呼啦一下就割开一排口子，然后没事似的回到办公室，一页纸一个字，啪啪啪，贴在姜政委门上：我要求归队参战!
　　对着血书，姜政委把眉皱了足足十分钟，一声不吭把那些血字揭下来，然后就没下文了，连表扬两句的意思都没有。大家心里都明白，他是憋着火，没发作而已。也许在姜政委心里，总觉着叶三虎的模样太特别，做事也太特别，好像被他骗过似的，总是让人不自在。
　　叶三虎骗过谁吗?没有。但大家都觉得上过他一个当，说又说不出来，只是吃过亏总是要长记性的。叶三虎制止武斗有突出表现，支左指挥部已经通令嘉奖了，也给叶三虎的原部队发过请功函，还要怎么样?不顾大局。姜政委说。
　　其实叶三虎有什么错?写血书是夸张了一点，但那时的部队就是这么培养他的。他渴望参战立功来改变眼下尴尬处境也是合情合理的。姜政委愣是装看不见，这事也让旁观者觉着心里别扭，好像合谋在欺负他。
　　那时，叶三虎的处境的确有点微妙。大伙原先对他的猜测其实也不是什么原则问题，只是感觉上确实有点不对劲罢了，谁也没想给他施加什么压力。
　　鬼晓得哦，鬼晓得哦，揭穿谜底的那天夜里，他就这么折腾一夜。
　　我说，这又不是你的错，睡觉吧你。
　　他说，是我不好罗，我早该坦白的。你看，我说自己长得丑，确实没得其他意思，哪晓得旁人有啥子看法呢?
　　一个大宿舍被他搅得不安生，有人就出点子：叶参谋，隔壁就是万岁室，有心里话就对毛主席他老人家说吧。
　　他说，我请罪，我是要请罪的哦。
　　万岁室是流行过一阵的必备场所，一般正中是毛主席石膏像，石膏像前放着雄文四卷，墙上挂满红旗，红旗上缀满毛主席纪念章。因为是部队的万岁室，毛主席像的对面还挂着一幅林副主席学毛选的巨幅照片。又因为武装部的房间太少，只好把我们的大宿舍用丝绒幕布隔去一半，贴着毛主席的正面画像。这边一动弹，那边就哗啦哗啦响。万岁室是不能关灯的，必须永放光芒，正好供叶三虎请罪。
　　大约天快亮的时候，叶三虎唱了起来：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有多少知心的话儿我要对您讲!过去一看，叶三虎正学西藏翻身农奴跳忠字舞呢，脸上脖上全是蚊子留下的红疙瘩。别看叶三虎的军事动作准确到位，跳舞硬是比李逵绣花还困难。看着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那些难看的动作，谁也没想到笑，几乎人人都有了感动的意思。特别是，他胸前血糊拉稀的一片，他把碗口大的一枚毛主席像章别在胸大肌上了。
　　叶三虎泪光闪闪地说，毛主席原谅我了，真的，毛主席原谅我了!
　　我们说，是啊是啊，是原谅你了!
　　他说，真的，毛主席眼睛一直看着我呢，不管我站在哪个角角，他老人家都看着我!不信你们自己去看!
　　我们走过去，发现毛主席的正面像真是有这个特点：不论你站在哪个角度，他的目光都是对着你的。这一点，过去谁也不知道，是叶三虎的虔诚使我们大家有了这个激动人心的发现，豁然开朗似的，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谁会怀疑叶三虎不是一个忠诚的战士呢?谁也没有那样说过。只是他喝稀饭时牙齿敲在瓷盆上发出电报似的排音，让人觉得他确实有一点点迂……
　　果然，看法是不同了。首先在大家眼里他就不再是个没有缺点的国王，比如处理工作虽是仔细，但又过于呆板琐碎;安排工作虽是周到，却又十分的罗嗦;对同志虽是一样的尊重，但又好像有点做作，太过分了。在领导看来，他虽是勤勉，却又显得不够灵活，在指挥部例会上也再听不到叶参谋如何如何的赞扬了。在我们这些学生兵看来，他干脆就是一个巴巴结结的老农民。好像他所有的长处一下子全部变成真正的不足为奇的劳动人民本色了。大家在他跟前谈话再也不那么谨慎顾忌，发牢骚开玩笑骂粗话也不会考虑他的脸色。指挥部又恢复过去的繁忙与无聊，对两派的争斗似乎也麻木了，不大吊得起胃口。倒是姜政委性情愈来愈烦躁，动不动就拿他来出气。
　　后来我们才知道，姜政委曾经打报告要提拔他当秘书长的。他差点上了小鬼子的当。
　　有回我们几个在院子里议论这个小小的误会，惊叹天下竟有这样相像的两张面孔，姜政委不知怎么就听见了，突然冲出来喊：不许胡说，开玩笑没有一点政治!那时正是军管会成立不久，支左指挥部也有了反对派，而部队干部犯错误的通报不断传来，压力是很大的。可过了一会儿政委想想又跑出来补充道：你们也不想想，随便什么人都跟林总比，这是能比的吗?我看叶参谋就根本不像。林总，他们都是……不是我跟你们讲迷信，天才总是有的嘛，发现天才的人也是天才嘛，哪个像天才?你们讲——他伸出食指对大家一扫。
　　那以后，大家果真不敢乱说了。再看叶三虎，也好像不那么像了，脸色红润得多，脸颊丰满得多，顶秃得也有限。只是他再也没得到过表扬，甚至都没有单独给他派过任务。
　　九大以后，形势稳定了很多。珍宝岛打了一仗的孙玉国听说也当上了军长，大家偶尔也拿叶三虎开开玩笑，说叶三虎要是去了珍宝岛不提军长提个团长还是有可能的。不过这时的他已平淡了很多，灰灰地说，打仗哪个不想哟，我这种人，属算盘珠的，机关里坐不来。
　　他顶上那圈灵光消失了，虽不如以前神气，反倒更容易为大家接受。连武装部中队那些新兵拉子也敢拿他开涮。有一次叶三虎刚把衣服晾上，几个休假的兵就把他堵上了，说叶参谋叶参谋我们我们有个问题不明白，你说非洲大陆在哪儿?
　　在南半球呗。
　　兵说，那你把它画错地方了，叶参谋!
　　叶三虎认真地想了一下说，不可能，我给你们上过地理课?
　　兵说，是啊，我们也觉着奇怪，可你真的把非洲画错地方了，你看——
　　他们把叶三虎的裤衩一掀，掉头就跑。
　　那时部队发的衬衣都是那种染色布的，漏一点枪油都洗不掉，谁跑过马第二天就能被抓住。一帮子家属大嫂看见了，一边骂这些兵痞子，一边笑得直不起腰来。把个叶三虎窘得，多少天没缓过色来。
　　形势好了一点，小院里家属也多了起来，后院的铁丝上多了很多花花绿绿。为什么允许家属随队?据说是姜政委有一天早晨在厕所外面排队等着拉屎，听到了里面一段对话，回来后才决定的。这也是个经典的段子：
　　问：怎么垂头丧气的?
　　答：昨晚没睡好。
　　问：想什么呢?
　　答：想孩子了。
　　问：想孩子——了?
　　答：想……孩子他妈了。
　　问：想孩子他妈——了?
　　答：好好好，想孩子他妈的那个了，行了吧?
　　姜政委在外头骂：像什么话?这才几天就熬不住了?
　　骂归骂，问题还是解决了。姜政委是决心要在T市打持久战的，可他不能保证这些干部不犯错误。
　　那时几乎人人都知道了一个秘密：姜政委的爱人在家跟卫生队一个医生胡搞叫人家摁住了屁股。支左指挥部几个领导曾经作过决议，一致同意姜政委每周回家一次。姜政委愣是不回，把脖子红了三天就不红了。应该说，他是为支左作出巨大牺牲的。可他没法子要求别人也作这种牺牲。所以支左指挥部搬走以后，武装部的后院就开辟成了新的家属院。
　　这样，叶三虎的个人问题也就成为一个话题。
　　都说，叶参谋三十好几啦，还在熬光棍呐，那眼珠子都熬直啦。叶参谋是个老实人，个人问题也该解决啦。都这么说。家属们一闹腾，前面也热闹起来。于是家属们开始在城内张罗，下乡的同志也免不了留心一下合适的大姑娘。运动归运动，人们操办这类事还是有没完没了的热情。再说，叶三虎真的是个老实疙瘩，同志们不帮忙，他还真没招。
　　所以那个女孩被领进小院的时候，都跑去给他当了参谋。一个小俏俏的极腼腆的姑娘，低头揪着衣角，脸颊很红，睫毛搭着，惊恐不安的样儿。家属们还拉起她手掌搓搓，悄悄说上两句。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农民，文化程度初小，现在职业农民。结论是：和叶参谋一样本色。
　　叶三虎被人们从厕所里揪出来，你高低表个态嘛，你小子!都吼他。
　　那年头，当兵的吃香，别说农村姑娘，找一个自带饭票的，也不是难事。只是对于叶参谋，大家认为还是农村姑娘好。本份一点嘛，往后还要过日子嘛，人老实第一重要嘛。一致通过。
　　我……没意见，大家讲行就行。莫要委曲了人家哟。说罢又去钻厕所。
　　说定就定了，一个月准备，国庆节结婚，大伙替他作主了。
　　事情也没那么简单，报告打了十来天，没反应。
　　看着叶三虎整天失魂落魄的样，大伙也都有点抱不平，说你就这么点出息呀，喊声报告直接进去问一声都不敢?
　　叶三虎愣是不敢。天天见面开不了口，他觉着个人的事情不好问。
　　我们几个看不过去，就跟梁参谋长发牢骚。
　　老梁说，妈的逼，我去!
　　政委这才露出话来：你们都想当好人啊?恶人我让一个人当。
　　老梁说，你他妈的就当一回好人，当一回，都不行吗?
　　政委说，斗争这么复杂，临阵招亲总不大好吧?这在古代是犯忌讳的。支左就跟打仗一样嘛，总要考虑大局吧?
　　一提他那个神秘莫测的大局，连梁参谋长都没脾气了。
　　17
　　幸亏几天后发生一个小小的事件，这段姻缘才如期成就。
　　是这样，姜政委的小三子，小混世魔王上老头这儿来度假。这孩子不过十来岁，却够上一级导弹，白天满城乱逛，晚黑就往女浴室窗台上一坐，叫人家逮住过好几回。那天早晨我正在外屋值班室擦枪，刚组装完，小狗日的不知从哪钻出来，抓枪就冲进里间。他也不知怎么藏着一个梭子，就听喀啦一响，顶上火了。
　　要坏事!我大叫。
　　小家伙也大叫：都别动!枪口正顶在他老子的后脑瓜上。
　　姜政委脸都黄了，连声说，别动别动。三子，枪不能玩儿，啊?三子?
　　小家伙将他衣服领子一提遛，学扬子荣模样连喊带唱，我代表人民代表党……政委果真抖起来，比栾平还栾平。
　　当时叶三虎正在对面走廊上灌开水，听见动静他一蹿就过来了，竟然越过一米多的窗台和一张大办公桌，一下就横在小鬼跟政委中间。叶三虎指着肚子说，朝这打，三子，朝这打。
　　小家伙一愣，退了两步，枪被我从后头下掉了。
　　政委躺了一整天，小家伙第二天就给送走了。也就是当天晚上，政委传出话来：国庆节快到了，叶参谋的事办掉算啦，注意点革命化……
　　这样，叶三虎用自己的军事素质挽回了这个革命化的婚礼。
　　由于招待所的几间房早就占满了，新房只好临时设在值班室里。值班室和政委那间卧房的墙壁上是个没玻璃的传话口，只好临时拿红纸糊了，写上一个大大的喜字。
　　新婚之夜也够革命化的，四菜一汤，热闹半夜。大伙凑了份子，姜政委特别出了大头，以示感激。总之能想到的日用品都买到了，能注意的事项全注意到了。
　　后半夜，政委不知是多贪了几杯，还是心里有事，格外兴奋，居然隔着窗大叫起来：嗨!叶参谋啊叶参谋，你不会谈恋爱咋个连结婚也不会哟?学语录啥时候不好学?……哈哈哈……学语录!
　　原来叶三虎面对娇妻不得要领，坐也不是睡也不是，就和新娘子念开语录了，从我们来自五湖四海念到天涯若比邻。
　　第二天小院就乐翻了个儿。
　　叶参谋，有啥子心得体会哟，讲用讲用!
　　你军事技术不过硬哟，目标前方，下沿中央，瞄准了就开火嘛。
　　一帮子大嫂居然闯进去向新娘子面授机宜……新娘子三天没露脸儿，大伙也乐了三天。
　　那乐，是真乐啊。
　　18
　　……现在，这些陈年旧事还是那么鲜明活泛，似乎它们就在昨天。
　　灯光散落在下面，像一个旋转着的生日蛋糕。我也在上面旋着，转着，优雅得很，浪漫得很。我发现这很符合我年轻时的口味：有时一片璀璨，有时亮色稀疏，有时是突然投近的一束强光，有时又让你混混噩噩，看不清你想找什么。
　　我究竟要找什么?我到底要怎么样?我很像小时候玩过的竹蜻蜓，被人旋着，转着，傻乎乎地拍着巴掌。
　　叶三虎，他想对我说什么?他为什么要盯上我?我什么也不要听。我不嫉恨，也不想听到解释。因为相比之下，我比他幸运得多。
　　我似乎又看见他俊俏乖巧的妻，那低眉顺眼的微笑。每回在走廊上碰见她都给这么一个笑。然后她含首侧身让你先过。她从没和你说过话，可你知道她声音很甜。我留意过她一乍粗的后腰，还有单军裤里若隐若现滑动着的圆臀。当然我只是羡慕，绝对没有伤害的意思。可我不明白为什么她也要出来刺伤我?我想不出那样美丽娇小的躯体里也能裹藏着狠毒。我没有防碍她。她生儿子我还凑过份子。我吃过红鸡蛋抱过胖儿子，还帮他们晾过万国旗。我们大家都儿子儿子地叫，并没有轻薄她的意思，只是拿叶三虎逗个乐儿。
　　胖儿子要活到今天也该是条大汉了，一定比他老子更矫健更灵活更孔武有力，也一定是块当兵的好材料。
　　我不愿意深想，我无意去揭这块隐秘的伤疤。因为事情已经过去了，因为我已知道故事的结尾。这结尾太惨，惨得让人不好意思再追究为什么。
　　19
　　如肖明所言，当我的末日来临的时候，我甚至没有惊讶。
　　那时我差不多已经麻木了。在市一中分手后的一段日子，我不停地去找肖明，她家，她学校，哪儿哪儿都有她生活的影子，她留下的气息，哪儿哪儿都见不到她的人。她不愿意见我，听到我的消息就躲，当然，她并没有从我的生活中消失。
　　直到有一天领导找我谈话，要我交待与她的不正当关系时，我才傻了眼。姜政委甚至认为，支左指挥部的许多工作被动和失误都和我有关系。我差不多已经是内奸了，起码是钻进军管会里的异己分子。边审查边工作，没说的。负责审查我的是全世界第一认真的叶三虎。
　　肖明，你岂止是无私，你简直是无心无肝。
　　那时还不知有正义冲动这一说，我只是觉得奇怪，为了搞臭支左干部，连自己的纯洁清白也可以牺牲。这么疯狂出卖自己值得吗?许多年以后，有一次偶然在字典上看到，牺牲一词原来不是动词，而是名词，是放在祭坛上的贡品。
　　叶三虎一再出示他的那些证据，逼我承认“实质问题”。我自作多情写给肖明的信件，传递给肖明的几份关于上山下乡的筹委会文件，还有包括他老婆在内的几份旁证材料，都是事实。可还有什么实质问题?还要怎么深刻?
　　他启发我：明摆着嘛。
　　我知道他要的实质是什么。怎么脱裤子怎么上床怎么干那个。那时很多男女关系方面的案件都是这么审理的，挖出了细节就等于挖到了实质。我只要承认了这个实质，估计检查也就通过了。可我们确实没有，怎么承认?
　　军分区的徐干事原先也是在指挥部工作，跟一个文艺宣传队的女演员搞上了，内部批判时他交待是在舞台后面天幕的夹缝里搞上的。梁参谋长跳起来敲他脑壳：你……你他妈的站着干啊?结果哄堂一笑，大家反倒认为徐干事检查挺深刻，遣送原单位处理，了事了。
　　我看着叶三虎面无表情又无比认真的劲头，连骂人的兴趣都没有了。两年多了，他一直耗在指挥部里，他没有办过一件独立的事情，现在总算有这么一个案子让他“负责”。
　　两年多，他的枪拴还没有拉开过，孙玉国都当军长了。一个军人，一个苦练了十几年的老兵，他没有机会证明自己。我知道他的苦恼，他不止一次把拳头砸在墙上。跟老婆呕了气，他也不敢发作，怕影响不好。他又不会“来事儿”，不懂得在领导之间周旋。现在机会来了，我能想像他的亢奋。他肯定周密研究了作战方案，实现目标，他甚至不惜把老婆拖进来当证人。只要我肯合作，承认那个实质，他就满足了，他也不是想把我怎么样。但我必须合作，不合作他就绝不罢休。
　　隔三个星期，他就会找我一次。曹干事，你这个月的思想汇报还没交呢。恶心不恶心?看见我几乎要爆炸的脸，他一点表情没有。他不生气，但绝不罢休。他一定要等我把实质交待出来。那时也许别人早就忘记这一茬，他还定期让我恶心一回。我偏不交待，我跟他耗到底。
　　我说，那几封信总可以还给我吧?
　　他答，等结案了，我们研究一下。
　　我说，研究一下，口气不小。
　　他说，你态度端正一点，现在是组织上在审查你。
　　我说叶参谋，你怎么把老婆也用上了?
　　他脸一红，是……是她主动揭发的。
　　我说，是在床上主动吧?
　　他说，什么?
　　我说，狗屎!
　　直到又过了一年多，连他也出事了。携家带口离开T市的前两个小时，他还没忘记这是一个“案子”。他把那些信件还给了我，我知道他并没有和谁研究过，也没有请示过谁。人们差不多已经忘记了这个事。他只是以军人特有的沉着冷静在料理善后。他甚至没有忘记将信折好装进原信封。
　　你点点，一共十七封。军管会文件我上交了。他说。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大难临头而正衣冠，这家伙是个真正的军人。那时我们谁都清楚，他这一去肯定凶多吉少。他的问题比我大得多，大到足以毁灭一百次。
　　那时我已经知道了原委，我的“案子”并不是来自肖明的揭发，而是来自一次造反派争斗。肖明的对立面砸了她们的宣传车，得到了这些材料。在两派争斗中，桃色事件无疑最能吸引眼球，证明对方卑劣，于是这些材料便作为拉拢腐蚀支左干部的证据捅给了支左指挥部。而领导们早就对两派洞若观火了，包括姜政委在内谁也不认为这有多大个事，又不能说不处理，就交给了机关支部书记叶三虎。意思是教育教育拉倒了。只有叶三虎是个傻帽，还真把它当成了“案子”。
　　知道了原委，我也就不再怨恨，无论对肖明还是对叶三虎。肖明也许是无辜，而叶三虎，就那么个人。我不能指望木鱼能敲出人脑子来。
　　甚至我还暗暗琢磨，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那就再拖久一点。这个“案子”拖得越久，我受的委屈越大，肖明越有可能回头。
　　叶三虎，我不敢祈求你的原谅，确实是我阴了你。
　　20
　　有一天，指挥部里唯一的女性陈医生来找我：走，陪我出去买蟹。陈医生来自八五医院，上海人，把蟹念成“哈”。她说这里的“哈”全世界第一便宜，不吃多少可惜?我说我没胃口。她说阴阳怪气。
　　我只好跟她走，我明白她特意来找我并不是为了吃“哈”。她比我们迟来两年，却比我们谁都更加清醒。
　　她说，好来，有啥了不起?垂头丧气。
　　我说是没啥了不起，是他们把这种事看得了不起。
　　她说：为了爱情上帝也会原谅。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语言，顿时平和了很多。我说，你真的这样想吗?
　　她说，人还没有坏到这种程度吧，何必如此失望?
　　我们买了一串大螃蟹，看着这东西张牙舞爪，我又发泄一通对姜政委和叶三虎的不满，我认为他们是拿我当替罪羊，太不够意思了。从支左一开始我就跟着他，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她说姜政委现在也不灵了，不是当初的军管会了。
　　我认为如果这样他更应该保护我们才对。
　　她说那又何必?你又不是真的有什么大事。即使真的有事，这种风花雪月的事在这里也无所谓，大家彼此彼此。她笑了起来：只是叶参谋认真得太可爱了一点，把老婆拖进来干吗?
　　我说，我不是无所谓的，我是认真的。
　　她说，那你刚好上当。
　　我说，你的意思是有人想让当兵的出洋相?肖明不过是发炮弹?那他们的真正目标是谁呢?
　　她说，我啥意思也没有。吃“哈”吃“哈”。
　　细细的姜末拌上糖和醋，蘸螃蟹吃堪称一绝，女人到哪都能把日子过得舒舒服服。她说，你有没有想过，当初对人家地方干部也过份了一点?革命革得来，私生活也革掉。结果怎么样?把谁打倒了?一个一个又把人家请回来。明知打他不到，当初何必揭盖子揭了个一塌糊涂?
　　这种看法，是当时支左干部的普遍困惑。只不过她说得更透，她有个高干家庭的背景，知道的比我们都多。
　　她说，什么“好派”“屁派”，表面上是群众组织，都在拥护毛主席，实际上是党内斗争的公开化，斗起来了就无所不用其极。57年、59年挨整的当然希望把整人的人打倒，所以他们说“好得很”。那些整人的当然认为整得很对，只是整到自己不对，他们就说“好个屁”。老百姓从来都是跟在后头瞎起哄的，哄啥?替人家哄呀。
　　我说T市的情况确实如此，没想到上层也是这样。
　　她说，上上下下还不都是一个病根?从大跃进以后党内矛盾就公开化了。
　　我说难怪姜政委早就对两派不感冒，他倒是真有战略眼光。
　　屁的战略她说，他讲起来是个老资格，实际上他这个副师级只是××仓库的一只冷板凳，一解放就坐到现在。他是把文化大革命当做改变命运的一次机会。所以他赖在这里不想走，又是抓农业又是抓工业，连老婆跑了都不顾，想为自己树碑立传呀。树个铜像都没有用，你看了好了……哎呀呀，我们这些小不拉子讲这些做啥?
　　那时我听到这些，无异于醍醐贯顶。我保证说不把这些告诉别人。她还告诉我一副流行对联：
　　你上台我上台大家都上过台
　　你整人我整人我们都整过人
　　横披：本是同根生。
　　后来她眼圈也红了，她说，讲来讲去，支左支得忒长了呀。
　　我忘不了这顿“哈”。陈医生，简直是位哲学家。这位大姐给我的温情安慰，给我的精神滋养，让我在以后的很长时期都受益无穷。与世无争成了我的座右铭，这是进步还是退步?我说不清。人生沉浮进退得失是个常态啊，真能看透的，不多。
　　陈医生，她如今在哪里?能看见我的这段文字吗?
　　所以，当叶三虎一本正经没完没了找我谈话的时候，我本不该对他反感的，他也是个小不拉子瞎起哄啊。
　　可是我还是阴了他。
　　21
　　1971年9月26号上午，是个无法忘记的时刻。一点不错，就是这一天，在市东方红影剧院，是武装部中队担任的警戒，三十六支冲锋枪和两挺机枪全上了，对着外也对着内，鬼也不知为什么要这样。是姜政委在省里打电话安排的。后来发生的很多重要时刻也都是这样。1976年毛主席逝世的追悼大会上，我转业的那座城市也有很多枪口对着悲痛的群众。也可能是为了营造某种气氛吧。总之听传达报告的是科以上的党员干部，三级干部大会，是一个生疏了很久的传达规格。
　　诺大一个剧场，呼吸居然艰难。没有彩旗，没有锣鼓，没有横幅，没有标语口号，没有开电扇，甚至没有开电灯，更没有人说话。只有一只八瓦日光台灯在高高的讲台上惨若萤火。秩序好极了，安静极了，是属于坟墓的那种，让人只知用呵气来掩饰颤栗的那种。
　　没有人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连军管会的大多数干部也搞不清。姜政委是连夜赶回来的，党的核心小组是连夜开会的。
　　九点整，姜政委步伐雄壮地登台。先是在台口，冷峻的目光从左至右慢慢扫过。随着他的如电目光扫射，场内乌呀呀的人头从左至右一排排地垂下去，再一排排地抬起来，就像一阵强风从麦田上碾过。他凝重地走近讲台，把藤椅拉开，咔咔，手指弹了两记。
　　现在，我宣布中共T市军管会党的核心小组决定!
　　内容是，鉴于军分区干事宋××于凌晨四时左右泄露党和国家重要机密之严重错误，给予开除党籍之处分。
　　全场悚然。
　　接下来又宣布会议纪律，不许记录不许外传不许议论等等若干条。
　　那场重大事变就这样来到这座城市，空气压缩，时间凝固，地球大有停止转动之势。中央通知念过一遍，冷了十分钟。又念过一遍，又冷了十分钟。
　　起初是两个两个地，继而是一片一片地互相打听：刚才念的是谁?我怎么没听清?是他吗?有人在手心里比划。
　　我的毛病就从那一刻开始，我不再相信自己的耳朵。而我要说的还不是这个。
　　当姜政委开始宣讲文件，慷慨激昂地指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光辉著作就是批判林彪，而林彪又是怎样阻挠文章发表的时候，后台出了岔子。那个被开除了党籍的宋干事突然冲进来大吵大闹，声称一定要当场把姜尧的牛黄狗宝掏出来。于是大家一涌而上，将他强行制伏。
　　在舞台的小休息室里，宋干事泪水鼻涕喷了一脸一身，狗一样四蹄倒攒被捆在拐角。那时正落魄的我，出于何种阴暗心理敌对意识不清楚——也许是天意，反正我过去了，把一颗点燃的大前门插进他歪扭着的尽是白沫的两片唇中。
　　他渐渐安静，翻着白眼斜睨着我说，你猜，要是林彪现在从飞机里爬出来，你们那个狗屁政委会怎么样?然后他嘎嘎地笑。又说，也不用林彪亲自来，就叶参谋就能把他屎吓出来。
　　我想了想，也忍不住吃吃地好笑，他想象力太丰富了。
　　这一插曲尽管处理及时，影响可就太大。本来舞台就不宽敞，他这儿一搅，姜政委怎么都免不了受干扰。他总是回头往背后瞧，平时顺溜的嘴巴也颠三倒四起来。坏事就坏在这里，这一切本来都不碍叶三虎的事，也活该他倒了霉。
　　实际情况是，叶三虎跟我们一样，听了文件也正惊魂未定呢，就发生了台后宋干事的骚扰。这边骚扰刚刚平定，抬眼就看见政委回头张望。按照惯例，这是报告人要开水或要问话的表示。
　　我那时鬼使神差般地来到他身旁，我说，瞧，政委叫你呢叶参谋。说完这话我嘴角的阴笑就一直留在那儿。
　　我转业以后好几年谈不成对象，直到结婚以后老婆才说出我的面像有点特别，总觉着有点不对劲。我再三追问，她就指了指我的嘴角，她说我的嘴角让人不踏实。天理良心，我当时顶多也就是恶作剧，我跟叶三虎没有那么大仇恨。心理确实有些阴暗，但我并不想害他。
　　于是叶三虎就走过去了，像平时一样。
　　他是个训练有素的军人，行进时挺胸收腹双目平视，两臂垂下绕身体自然摆动，两拳曲起如握鸡卵，步幅不大不小七十五厘米，速度不快不慢每分钟一百一十六步，这些都没有问题。按内务条例规定，军人进室内应脱帽，军容风纪保持整洁，这些也没有问题。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他太军人了，太符合规范了。
　　但问题就出在没有问题。那么个环境，那么个气氛，正在义愤填膺地说着林彪早年投机革命的问题。当姜政委又一次将头扭过来时，颈部突然僵直，瞳孔突然放大了。
　　一个人，一个不戴军帽的军人向他走来，这人秃顶，重眉，杏核眼，鹰勾鼻，消瘦的面庞，三角形下巴。这人神色严肃，毫无笑意，一步一步向他逼近。
　　姜政委腰一软，浑身骨节脱榫似的整个儿散了，从藤椅上滑下来。他膝部着地，喉管里发出一种奇怪的咝咝声。最可怕的是那张脸，那是一张什么样的脸啊。恐怖?震怒?谄笑?哭泣?都不是。我看见他颧骨以下的每一条肌肉每一处褶皱每一个毛孔都在挤、在压、在抽动和冒泡，像一锅沸腾烂熟的稀粥。
　　叶三虎完了。也不过就十几秒时间，这十几秒也足以使他铆在台口表演充分。他整个儿傻了，完全不知所措，甚至不知向后转退回来。
　　也不知是谁急中生智，吊幕哗一下垂落下来，正好砸翻了讲台上的台灯。姜政委被救了起来……
　　22
　　姜政委不是中风。会议宣布暂停，解释是姜政委连日劳累。我们大家也都估计起码是中风。但他没有中风，只是血压升高过快，需要休息。第二天早上他就坐起来喝稀饭了，从医院传来好消息，政委说了，要打垮我还没那么容易。
　　只是苦了叶三虎，他整整两天没动窝，不吃饭，也不睡觉，就那么干坐着。这可怎么了得哟，这可怎么了得哟，偶尔一跺脚，就嚎上两句，唱似的，干嚎，却也没泪。
　　那声音破碎着，钻墙透壁，在小院里跌撞。
　　都想去劝，却又觉得没什么可劝似的，又都在院子外头转悠。他老婆又打听不出个所以然来，只能一次次陪着苦笑来回折腾。我本来是想过去解释安慰一番的，可那时他老婆见我就跟见了流氓似的，她早就看出我不是个好货，并且亲自参加了揭发批判。当然我也不知道他们会是那样一种结果，我只能冷眼看着这一切。谁知道呢?谁也无法预知命运啊。
　　第三天，叶三虎被召到医院去谈话。据说整整谈了一上午。据说两个人都流了泪。他回来时买了一大摞笔记本，大家这才看出事态严重，有点不安起来。
　　事后我们才听说，他向姜政委作出了保证：为了维护大局，为了支左部队的荣誉，为了捍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他个人愿意承担一切责任。怎么处理他都没有二话，哪怕是粉身碎骨。
　　这话他能说出来，他的确是那样一种人。他无时无刻不在等待着这样一个献身机会，在关键的时刻顶上去，像所有的英雄曾经做过的那样。
　　然后是他郑重其事归还我的信件。然后是他把机要室的钥匙分门别类装进小纸袋，注明标签。那种沉着，那种专注，那种义无反顾，我永生难忘。
　　他不止一次和我们谈起过他们的师参谋长，他最崇拜的一个人。那位参谋长有一次给教导队上榴弹课时，劣质的引信居然掉下来，起火了。在无法脱手的情况下，参谋长迅速发出全体卧倒的口令，然后一个后滚翻，把榴弹换到左手，身子钻到一张饭桌下面同时举起榴弹。这一系列动作都在两三秒内完成，这需要何等的准确何等的从容!后来那位参谋长失去一只左手，而在场的官兵无一人受伤……
　　他说，那才叫做军人!我们算个啥子哟。
　　晚饭过后，他举家迁徙。当时是说提前回部队。反正是要等待处分了，给什么处分随后寄去。送行是自发的，军分区派的篷布车，好在他也没什么行李。那时也没什么可送的，全是毛选和笔记本。他给我写的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给他写着：我们要相信群众我们要相信党。
　　一天星斗璀璨着，没云，也没月。小院整个儿黑着，都没开灯，秋风很紧，有点悲凉。大伙轮流握手，有力，却也没一个字。他仍是军容整洁风纪紧扣，水壶右肩左斜，挎包左肩右斜，一根腰带刹住。车发动了，还啪地立正，敬礼，那一刻只眼角有一点光亮。倒是他儿子，很乖巧很及时地尖尖地嚎了一声，像颗流星，辣辣地划过大家心底的暗空。
　　不久有消息传来，叶三虎原部队的处分是：开除党籍开除军籍遣送回乡，罪名是破坏批林整风。乍听都觉着可笑，仔细想想却都是为了当时那个大局。你总不能说他装神弄鬼。处分确实太狠了点儿，但他本人心服口服，别人还能说什么?
　　我无法知道叶三虎后来的真实境况。只是如果他还关心时政，或者他的灵魂天上有知，我希望他能明白，他有很多战友曾经为他鸣冤叫屈。

　　第七章

　　23
　　我的脑子已经乱了，我无法把一件事从头到尾一口气说明白说顺溜。事实上八十年代初，好像是1983年，我就去看过一次肖明。只是那次记忆不是太好，对叶三虎也难于启齿罢了。
　　那也是一次出差，路过。那天从汽车拐弯进站的时候，感觉就不是太好。我一看见那棵桃树，脸上陡然抽搐起来，就好像，冷丁被谁抽了一个耳光，腮帮就错位了。
　　那棵桃树居然还在!现在它也老了，搭拉着枝干，无精打采。从前这里是一大片桃树林，春天开花彩云铺地似的璀璨。现在单单剩下这几棵，像是为了给我作个历史见证。
　　我踱过去，摘尽那上头干茄似的树脂，那两个字就现出来：混蛋。只不过字已扭曲，张牙舞爪着，像个纹面的鬼。
　　这字是我留下的，当时离开车时间还早，我就随手留下了它。那时我偷偷在收缴的武器中挑了一把精致的匕首，我并不知道它有什么用处，只是想带上它。在T市我不可能再有什么想头。情缘已尽，无可挽回，心里太明白了。凄凉中猛然觉得总该留下点什么，一晃四年多了，战争年代早当上团长了。当时正下着雨，树身很滑，一刀一刀刻下去，每一笔都会打岔。不过这不成问题，我有的是力气。
　　唉，混蛋，混蛋，究竟谁是混蛋?我?肖明?
　　肖明，你现在好吗?和谁在一起?有几个孩子了?当初为什么那么绝情?现在后悔吗?还能想起我吗?认得出我吗?这些问题，还有另外一大堆与此相联系的其它问题，统统变成了刻不容缓的问题。
　　穿过十字街，往南拐，再穿一条小巷，武装部就到了。武装部鸟枪换炮了，门楼改成六层，挂玻璃幕墙。不过这更像一座商场。我一直走过去，我不想停留。我找到一家旅社，房间的窗户正对着武装部后面的小山。山上已经绿化，隐约还有人影晃动。我已经看见山下的小屋了，灰砖上似乎依然爬着青苔。大门洞开，深不见底，也不见有人走动。
　　心脏停止搏动了，热血直逼囱门了，一刻也不能停缓。
　　一个问号跳出来，我是在干傻事吗?这种年纪干傻事还像不像?我不知道，还有很多问题都不知道。但我还是走了过去。
　　一个小姑娘，约摸六七岁的样子，眼神极严肃，审视着我，然后嘴一撅，掉头大叫：妈，来了个人!
　　我一慌，也掉头就跑，躲进附近的商店去。忽然想到，怎么着也不该空着手见人家，水果啦，蛋糕啦，给孩子吃嘛，那样就不至于尴尬，师出有名啦。我吃不准她，实在是吃不准她。
　　是——你?肖明出现在门口。她突然长长吸了口气，脸一点一点白起来，并且久久堵着门，不请我进去。
　　你，好吗?小……肖?
　　终于，她记起该干什么了。进来吧。坐吧。丫头?玩去吧。我批准了。她大声嚷嚷着走进里屋。然后就不露面了。
　　那小姑娘踮着脚走过我身边，乌黑的眼珠转转，又把我审视一遍，然后一溜烟地跑了。
　　我坐下，打量这间实在变化极小的老屋子，侧耳听着里屋的每一点声响，许久，还不见她出来。她在干吗?换衣服?化妆?这又何必?
　　终于出来了，并没有换衣服，还是那件宽大的工装。她削瘦多了，皮肤黑多了，眼角已经留下很多岁月的印记。她甚至没有烫过头发，我发现。
　　没想到，真的没想到!她双手一拍。是出差?路过?专门来看我?真是的。然后又笑，尖笑，笑声像从脑门上蹦出来，瓶子似的炸裂。她嗓门还是那么大。
　　我反到没话了，摸出烟，又看看她。
　　抽吧，抽吧，男人不抽烟，简直不算男人。她一直在搓手，可惜我这儿没有。她又笑了一下，显得又老又难看。
　　我终于明白，她这儿没有的不止是香烟，这儿还没有男人的一切。很显然，她过得并不好。意识到这一点，反而有些不知所措，不知该说什么和不说什么，不知该做什么和不做什么。
　　我马上又想到自己，难道我自己过得就好吗?没有她的这些年我是怎么过的呢?怎么吃饭睡觉，怎么上班说笑，怎么打发日子的呢?这么一想，我家庭的安乐一下子就现出不幸福的地方来，顶多不过是幸福家庭的彩排演习罢了。我的脸又开始抽搐，牙关咬得酸疼。
　　你怎么不说话?我有什么不对劲吗?你说话呀，真是的。
　　我很想笑一笑，可却含糊得像是呻吟。
　　我的情况你一眼就能看到，家里就像从前一样，还是母女两个。这丫头的爸爸被我撵走了，我妈一过世他就走了。只不过现在是我在扮演妈妈，女儿在跟我闹别扭。她嘻嘻笑，似乎在嘲讽一个不相干的女人。
　　她说，你呢?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一个老实人。他现在的对象还是我介绍的呢。我是奉命结婚，奉命生孩子，不然我妈就不闭眼睛。她拿块破布给身上掸灰，完了又去捅炉子，然后回头一笑：还记得吗?毕竟是妈妈呀。
　　我哼哼着表示记得。心底里渐渐泛起悲哀，从前那些亲切热烈的场面开始浮现。一刹间我甚至有点遗憾：她看上去并不像有什么悲惨的故事，也没有什么迫不得已的冤屈，一切都很平淡，一切都没什么了不起。生活就是这样，没有我的生活照样是生活，难道非要人家痛不欲生或者欣喜若狂我才能满足吗?我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阴暗?
　　算啦，你也不必难过。她突然走到我跟前，把手搁在我头上：都怪我不好，行了吧?革命啦，正义啦，真相啦，真理啦，哈哈。
　　我抓住那只手慢慢移到脸上，让坚硬的茧皮划着，很夸张地闭上眼睛。她居然长着这么厚的老茧!生活已经把她改造了，她已经懂得主动承担责任，这很让我感激，让我在她面前找回了自尊。她知道我其实是很在乎面子的，只是从前她不珍惜，一次次地说自己蹚了鬼。我也只有她不在身边的时候才像个人，像个正了八经的解放军同志。
　　她哽咽了，背过身去说，我真是像前世欠你的。讨债鬼。
　　究竟谁欠谁的?天知道。
　　我发现这双手已经失去了昔日的小窝窝和宛如美玉的圆润，伤感再一次噎住了我。不过这手很结实，手心里有四粒钮扣似的茧子，很厚也很有弹力。这使我有了想象的资源，我感动得想吻它们。可眼神总往门口遛，大门还虚掩着，我可不敢冒失。这神态一定十分可笑。
　　过了一会儿，门外果然有黑影掠过，两手触电一样松开了。
　　她走过去，门口现出几颗脑袋，一律的年轻。
　　进来吧，这是我的老朋友，她介绍说。干吗鬼鬼祟祟的?那时候你们还在怀里咂妈妈呢。他就是我说过的解放军，这下你们满意了吧?
　　小伙子们推推搡搡，怪不好意思。
　　噫唏，不坐就算，下个礼拜吧。还有肉?那好，猪肉留下，人肉滚开。她嘻嘻哈哈就把他们打发了，真够可以的。
　　其中有一个小伙子阴阴地瞟我了一眼，让我有点不自在，立即想到她已经不是从前那个肖明了。
　　都是我一个队的工友，每礼拜都来喝酒。她解释说，挺不错的一帮小孩，是吗?
　　是不错。我说。
　　大老粗，就这样。她两手一拍，笑了。忘了告诉你，我现在在搬运公司，两百斤的麻包不在话下，我还能上过山跳呢，好玩吧?
　　过山跳是码头上最危险的活，有的轮船高，跳板是一截一截搭上去的，底下就靠竹架撑着，人走在上面就像表演高空杂技。我想象不出她背着麻包晃晃悠悠走过跳板是个什么样子，不知她摔下来过没有?她也是快四十的人了，为什么不能换一份轻一点的工作?
　　但很快，突然又联想到当年搬运公司有个外号叫团长的寡妇，当年也这么在家里接待那些有一身黑缎子似的好皮肤的码头工人。武斗时就是这个千人指万人嫌的寡妇，大叫一声你们还愣着干什么?你们都想变成我这个样子吗?于是，搬运公司的妇女们齐刷刷地卧在了土装甲车的轮下，延缓了一场屠杀。于是，私下里大家都觉得这个女人不再可怕，甚至都认为她还有那么一点点可亲可敬。她没有文化，却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有着比我们更多的直觉……
　　我不知此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联想，产生这种可耻的念头真让我羞愧。
　　我现在是名副其实的工人阶级了，怎么样?
　　没说的。我笑着，不过，毕竟到了年纪。
　　看你，忧心忡忡。其实我干得不多，当个鬼队长，事情古怪多，忙死了。
　　是吗?当官了?
　　屁的官，承包嘛。他们非要我干。工人的交易，讲义气，不爱动脑子。
　　这么说，还是个小司令。
　　本来我也可以出去的，办个公司，可他们不让我走。今天他们也是来捣鼓我办公司的，我想想，挣钱也没什么意思。东奔西跑挣来一堆花纸，有什么意思?她把头一扬，还是和工人在一起好。他们吃的是力气饭，挣的是血汗钱，只要有活干，大家就像亲兄弟，把日子打发得快快活活。干吗不快活呢?
　　他们……爱你吗?
　　爱!噫唏，醋劲还不小!
　　她淘米，洗菜，切肉，一刀一块斩下去，麻利得很。她大呼小叫地说话，通红的炉火在她脸颊跳动，热气渐渐弥漫了全屋，眉宇间也漾出我曾经熟悉的那种气息，果敢，伶俐，而且思路清晰，尖锐。她还是那个肖明啊。
　　她父母都平反了，她本人也回城了，而这间老屋很快就要拆了，这一片很快都要盖新楼房了，如果我再迟几个月来，也许就见不着了，这就是生活……我跟在她身后无所事事，却又好像忙得团团转，那种感觉却像回到家里，做不完的事，说不完的话，仔细想想，却又没做什么事没说什么话……
　　知道吗?那个姓杨的?副书记?死啦!她宣告说：食道癌，活活饿死的。我特意到医院看过他。他还能认出我，可说不出话。那样子真难看。他身边没有一个朋友，屋里摆满鲜花，床头堆满礼品，我心想，你算计了一辈子，还是没当上一把手，就守着这些东西活拉拉地饿死?那也太可怜啦!
　　我记起那个被我们枪毙过很多次的当权派，那个老滑头，那个使我们不能最终走到一起的家伙。我陪着笑脸说记得记得，不过多少有点尴尬。
　　想想也真傻，当年为了扳倒你们那个姜政委，我走了多少路，吃了多少苦。早知道结果会这样，在家等就是了。她诡秘地一笑，手在身上擦擦，说，你来。
　　在里屋的橱柜里，她掏出一叠马粪纸，竟是当年的档案袋。那档案上歪歪斜斜爬满了我的字迹，开列着我宣判过的各种判词，如烟往事，往事如烟啊。一阵心酸又接着一阵惆怅。这么多年过去，她居然还保存着这些。
　　当年为了讨她欢心，我居然还有如此之多的幽默。那小山顶上的游戏，今天看来居然仍是如此有趣。这档案袋实在太寒伧，不然我的字也可以写得更流利更潇洒一些的。
　　你看这个。再看这个。她像一位导游，领我参观T市梦境一般的故人旧事。念一个名字，就介绍此人以后的变迁、下场、时间地点和原因。然后再请听下一位。她如数家珍，条分缕析，说得脸上泛起红晕，嗓子也有点嘶哑。
　　我就像在看一部早期的无声电影，这部片子在地下室里存放了五分之一个世纪，故而有霉斑和剪接失当的地方，解说词也不那么高明，听上去尽是些老掉牙的词汇，双料啊，五类啊，三种人啊，似是而非。
　　你在听吗?
　　在听。我说，你喝口水吧，你都哑了。
　　好。她有点扫兴，喝完水便去炒菜，一边自言自语地说：你呀，还是那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公子哥派头。不过……当初我喜欢的也就是这个劲头。甜言蜜语啊，花花点子啊，指东道西啊，真够浪漫。
　　是吗?我笑了，你能这么评价我很满足了。
　　随你满足不满足，你骗骗女孩子还行。
　　她把菜碗端上桌，大喊：丫头，丫头?吃饭了。又疯到哪去了?喊着便去找，转一圈回来说：靠住是叫那帮孩子领走了。不管她，吃饭。然后将大门拢上，靠在身后，幽幽地瞧着我。
　　我咳嗽一声，说还是……找找吧，天黑了。
　　她咬着唇说，这帮孩子还怪懂事，是不是?
　　是……是啊。我大喜过望，陡然有了热度，声音也有些发干。
　　她脱去工作服，红颜色的毛衣紧绷在胸，两颊潮红着，显得年轻多了，也好看多了。到底是体力劳动者，腹部还保持坦平，身材比从前还棒，完全超出想像。可能由于灯光的原因，连眼角的鱼尾纹也消失了。
　　默默地端上菜来，默默地摆上酒盅和碗筷。一大沙锅猪肉炖豆腐突突地翻着油花，发出心跳一样的轰鸣。她从桌下掏出一瓶酒，咔地咬开瓶盖，斟酒，手在抖，沥沥洒洒淋了一桌。
　　酒杯端起了，心跳得更紧。
　　你呀，她叹息道，不用难过了，都是我不好。本该先答应你的，那样就不会犯错误了。我这一辈子都在犯错误，做傻事，我太追求完美追求纯粹了。
　　我笑，笑得很勉强。
　　她也笑得挺费力，说，可你后来并没有找我，我一直在等……你看不出来我一直在等你吗?然后她就哽住，笑就留在唇上。
　　我想辩解，想表白，但立刻明白自己的无力。事实是我没有等她。
　　一直到我把孩子生出来，妈妈才闭上眼睛，她一直在逼我啊……
　　我感动着，迟疑着，不知应该先拉手还是先搂腰，我居然忘记了这个动作。于是我的胳膊就悬在了空中。现在我们还有什么隔阂?没有了，完全没有了。我想说，我们或许还来得及改正错误，我们不能永远错下去。我们应该考虑在一起，再也不分开。这一天已经等得太久，难道还要等下去?至于其它的，都是些具体问题。难道我们被那些具体问题害得还不够吗?我还想告诉她，她生活得可不算好。没有我她的生活很不好。她应该重新作一个安排，由我来安排。不要这间老屋，不要这些家具，不要陈旧，不要阴影。她应该过一种阳光充足的生活，跟过去完全不同的生活。要说得话太多，一下子统统挤在喉管上，结果就卡住了。
　　这样一想，我就坚定起来，一把揽住她。她挪了一步，挨过来。我注意到她眼角飞快地向里屋一瞥，才慢慢靠在我身上。
　　真是的，兜了一个大圈。她吃吃地笑。
　　这一圈兜的太惨。
　　兜了快二十年。
　　二十年。
　　我都四十岁了。
　　四十岁，生活才开始嘛。
　　来，喝酒。她挣开我，跑过去拴门。
　　为什么干杯呢?
　　就为重逢，为这一个大圈子。
　　我们碰了杯。我喝不惯这种劣质酒，但她是一饮而尽的。
　　我说，谢谢你，肖明。
　　好像是因为刚刚叫出她的名字，她眼里一下子溢满泪水。我们再次碰了杯。我终于又看到了那种光，暗红暗红，一束一束，射得我眼皮直跳。
　　等等!她突然尖叫，端着酒杯跑进里屋。
　　我诧异着跟进去，看见她对着墙上的镜框，口中念念有词。我心里一紧，又一松，立刻明白那是她父亲和母亲。
　　他父亲的照片当年我是见过的，是在“有色公司技术干部名录”里，现在是放大了的铅笔画，有一点发黄了。那个时代的画像轮廓都过于鲜明，很夸张，眼神也极不自然。不过出于恭敬，我还是走过去，把镜框取下轻轻抚摸。
　　小心!她惊呼道，就这一张，都脆了!
　　放心吧，这我还不懂?我对她说，玩照相机我可是个老手。但就这一瞬间，我碰上了她陡然涨大的惊惶失措的眼神。起初还转不过弯来，笑仍在脸上漾着，慢慢地就感到不对劲，笑意迅速冷却，僵在下巴那儿，像是嘴角贴了块膏药。于是我也紧张慌乱起来，赶紧把镜框挂回原处，并提醒自己千万不能失手。而她的目光一直跟着我，直到镜框不再晃动，她的脸才开始松驰。
　　虚惊一场。
　　我把你的酒也拿来，咱俩在这儿喝一杯。她出去拿酒，一面却又回头看看墙上。墙上是她父亲和母亲并排挂着的镜框。
　　这些动作令我隐隐地感到不舒服，好像我是存心跟那镜框过不去。
　　来，为了重逢。现在她又高兴起来。
　　我昂首把酒扣进喉管，听见结实的一响。
　　她瞧着，嘻嘻笑着，慢慢将酒抿干，吸尽。
　　我开始咳嗽，眼前晃着一个影子。是她爸爸。于是我也回过头去，她爸爸仍在墙上，很严肃很冷漠瞧着我。顿时如芒在背。
　　吃口菜吧，看你呛的。要不要把菜端来?
　　不用了，我艰难地说，大肥肉，少吃一点好。
　　看你，还这么娇气。她又喝干一杯，对我亮亮杯底，说我们工人可不像你这样。我只好再扣一杯，我不愿示弱。
　　现在，我们已完全坐在床上，紧紧挨着。我想不出合适的话来说，她好像也一样。这样过了许久，她猛地捂上脸说，下回你别来了。
　　为什么?我惊慌地掰开她的手。
　　她别过脸去：讨债的，你是个讨债的啊。
　　我嘿然。我轻轻抚着浑圆的肩头，手却僵冷，好像摸在了沙发靠背上。
　　反正我欠你这笔债!她咬牙切齿，决心已定。她身子倒在我怀里，另一只却手撑着我的肩，然后回头去看看被子，又侧过脸去瞧镜子——那一刻在镜子里的我，竟然也在偷偷地窥视着她，刹那间我们都有点不好意思。
　　她突然问：你有几个孩子了?
　　我注意到，她的笑意停留在颧骨以下二分之一的地方，一动不动。
　　我尴着说：两个，一男一女，大的上中学了。
　　品种齐全。你就是这样的。什么事都要弄得很周到。跟我想象的一样。她一句一句给我下着结论，仰着脸尽量不看我。
　　你是说，我太……四平八稳?
　　她大声叹息：现在好啦，可以当老太爷啦。
　　哪儿啊?现在的小孩一个比一个难伺候，吃好的穿好的玩好的，都是来当老子的。上学是你替他们上，从一年级开始上!我陡然大声发起牢骚，也不知哪来的那么多委屈。
　　这倒也是。我丫头也开始烦了。
　　烦人的事太多啦!我吼道。我来回踱起方步，我饱经沧桑，忧患深重。
　　她怔怔地听着，长长地嘘了一口气。
　　后来我不止一次问过自己：为什么?为什么会突然变得这样没情绪?难道我对她的思念是假的?难道我的激情是装出来的?难道我真是那样一种四平八稳的人?难道我已经失去了年轻时不顾一切的热情?我有病?
　　你在想什么?
　　我想……这地方从前有一种面条，很细很细，很长很长，像线一样。
　　哦，那叫贡面。她瞥我一眼，低头冷冷一笑：你现在就想要吗?
　　那倒不急。明天，明天……我莫名其妙地做着鬼也不懂的手势，心想这机会倒是找得不错。
　　她咬咬唇，然后很老练地把头一扬：行，明天你就能拿到贡面了。她见我手在口袋上摸索，又说：钱就不必了吧?你不还带着水果呢吗?
　　那也好。就算你送我的。特产。
　　这主意不错。她说，明天你来拿面，然后我可以陪你去码头转转。她始终保持着微笑。她真行。
　　如果你还有兴趣的话，她面不改色说，我可以把这些年的日记借给你看，不过看完了你得还给我。
　　好啊好啊，我也如释重负。我说，说不定我们还来得及去爬爬山?
　　很好。她说，我丫头也吵吵我带她爬山呢，也许你还带着照相机吧，现在可都兴彩色的。
　　于是我就提上她的那包日记告辞了。我提醒自己明天一定买个彩色胶卷。我甚至还盘算着怎么能跟她留下合影，然后瞒着妻子给她邮回来。
　　24
　　……
　　×月×日
　　我找大荣子谈了。我说郭卉贤惠善良心灵手巧百里挑一，如果喜欢就大胆去追。大荣子的表情是错愕，结巴半天问，听说你有一个解放军对象是真的吗?怎么没见盖三角章的来信?我说这不关你的事。
　　我也和郭卉谈了。我认为婚姻毕竟是个大事，最好能想清楚再决定。郭卉的表情也是错愕，沉默了好几天。她说她是羡慕我，那天发火不是因为妒忌，我说我这么做不是因为你发了火，而是大荣子确实不错，有正义感有责任心，人也能干。
　　但愿我没做错。
　　做完这件事我好像才轻松了。我是在保媒吗?不是。我是在挑破一层纸吗?好像也不是。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对不对。只是觉得坦坦荡荡人才舒服。
　　20岁，是女人的一道槛，女人在石门关，20岁儿子都满地跑了。郭卉的女性意识太强了，像那棵只开花不坐果的树。性别是爹妈给的，躲不过啊。
　　可我真的不愿意做女人，太麻烦了。
　　×月×日
　　分红了，我分到127·5元，这是我第一次有了收入。
　　这个春节又不能回家，我得把郭卉嫁出去。郭卉是铁了心要结婚的。转眼插队一年多了，该发生的一定会发生。
　　妈妈来信说，你一定要阻止郭卉，她妈妈是绝不会去参加婚礼的，你们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
　　可是我有什么办法?我也不希望郭卉这么快就结婚，这是最直觉的内心感受，起码她走了我的生活就会艰难很多。
　　她作出这个决定也吓我一跳，她不说明理由我也不能强逼她。她说家里如何如何，显然是不充分的。家里无非是又给她介绍了一个，逼她嫁人，等等。
　　我劝不了也就不想猜，知青中的很多传闻有真有假，都是这么不负责任说出去的。郭卉是我最铁杆的朋友，她决定了，我只有支持。
　　明天就去沙河镇给她挑嫁妆。
　　×月×日
　　我到镇上才8点，供销社还没开门，就随处瞎逛，没料想被那个老疯婆子缠上了。老疯婆子居然要给我喂奶，说囡囡不哭，囡囡都这么高了，吃奶，吃奶!她举着干瘪的乳房，跳起来喂我。
　　我走不开，也不敢笑，只好替她把衣服拉上。四周全是嘻嘻哈哈看热闹的人，真是难为情。幸亏她男人赶到把她拉走。她走了几步，又回头对我做了个鬼脸。我浑身一抖，不知为什么心里特别难受。忽然联想到郭卉将来的样子。
　　供销社里没多少合适的东西。本想送郭卉一对粉红的枕头，带花边的那种，我见别人送过的，还有铁壳热水瓶。可是看来看去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倒是一架蜜蜂牌缝纫机吸引了我。其实一台缝纫机，对郭卉是最合适不过的，但122，差不多是我的全部所有了。正犹豫着，售货员过来说，那个是要票的，是春节前摆出来做样品的。这话反而让我觉得不买就对不起郭卉。
　　我就闯进后面办公室找主任，我说知青嫁给农民算不算新生事物?你支持不支持新生事物?那主任倒也好说话，问清楚情况，说缝纫机要票是不假，票已经发出去了也是不假，但如果你愿意多出一点钱，我可以说服那个人先让给你，这不就支持你们新生事物了吗?
　　将军将到这个份上，我也就没有退路了，我把口袋翻过来，把钱全部摊在桌上，也不足140元。那主任看看钱，又看看我，手一挥说，我作主了，开票!他收了130，还退了我几块钱。知道我是石门关的，还让人用自行车给我送。
　　我跟在后头当甩手掌柜，像押着一个俘虏，心里特得意。想像着郭卉以后能陪伴缝纫机哒哒哒哒地做她喜欢的手工活，我松了一口气。我为自己欢呼。
　　×月×日
　　今天是腊月二十八，郭卉今天过门。
　　胡小泉和刘广勤都留下来，我又喊来王兴元，我们四个算是郭卉的娘家人。我们都不想让郭卉感到孤单，所以郑重其事。
　　可郭卉还是哭成了泪人儿，早晨起来就收拾屋子，还把窗玻璃擦了又擦，一边擦一边流泪。等他们几个到了，更是哭到站不起来，我是抱着她出门的。我自然也陪着抹眼睛，这种心情他们男的体会不到，只会傻傻地搓手。
　　王兴元还说，你要觉得委屈，现在改主意还来得及。这傻叉声音都劈了，还真以为是郭卉不想嫁。
　　到了门外，郭卉突然想起开箱子，拿出一只新买的热水袋。她说，我真是想不出有什么东西能给你，以后天冷就记着灌点水，就当是我在给你焐脚了!
　　听到这话，想起那些冬夜，想到曾经对我的照顾，想到从前在一起的快乐，怎一个心酸了得。
　　大荣子那一方也是郑重其事的，整个家族都动起来，可以称得上隆重。新房是老屋的山墙接出来的两间披厦，全队都去帮忙了，也许在他们看来，讨一个城里的媳妇是惊天动地的喜。大荣子的爸爸再三说，这屋子是将就的，等有了钱，一定给他们翻三间大瓦屋!
　　婚礼上还请来一个公社的老领导，老领导不会说话，只会结结巴巴念语录。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无论到了哪里，都要生根、开花、结果。我们的队长倪永昌平时老成持重，阿基米德头脑这场合也有点慌乱，居然说郭卉是活的郉燕子，活的董加耕，引来哄堂大笑。
　　总之，气氛很好。吃得也不错，队里杀了一头猪。
　　我是目送着郭卉入了洞房，她也瞥了我一眼。大红的新衣，大红的蜡烛，大红的门帘，在一片欣喜中隐去。
　　郭卉，祝福你!
　　×月×日
　　他们都拿我开心，郭卉都“落户”了，你什么时候“落户”?我说我的心早就落户了，人嘛还得等一等。现在他们都知道我有个解放军对象，是个“军婚”。这个招牌在农村很管用，省去不少麻烦。但笑声散去以后，特别是收工回来，一个人烧锅的时候，看着火苗舔着锅底，听着锅里嗤嗤作响，心里还真是抓挠。晚上好办，晚上可以看书，看累了就睡着了。
　　孤独是一条虫子，慢慢噬咬着时光。劳作是单调的，重复的，乏味的，虫子便慢慢长大了。这种感觉不是难受，而是一种空空荡荡，好像身体被抽空了，变成了气球，飞又飞不起来，沉又沉不下去，只有虫子在里头咬。隐隐约约理解了郭卉，她为什么会那么坚定地选择结婚。
　　这种时候还真有点想他。不知他为什么一直不联系我?难道还要我主动吗?或许他已有了别人?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随便吧。
　　×月×日
　　郭卉告诉我不少石门关的掌故，当然是大荣子的嘴巴里的。关于倪永茂有几次自杀未遂的，关于土改和大跃进时期集体闹事的，关于生产队分红的，关于家长里短的。今天又来说沙河镇老疯婆子一家的故事。我知道她是怕我寂寞，用心良苦。
　　但今天的故事值得重视。
　　原来老疯婆子一家也是下放干部。她丈夫姓安，这一带人都叫他安老爹。他比倪永茂的资格还老，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得不到重用，听说还坐过劳改，是文化大革命前下放到沙河镇的。
　　难怪老疯婆子让我觉得不寻常，不像当地农民。这一带是老区，老革命多不奇怪，奇怪的是老革命也一直不得志。
　　×月×日
　　今天队里去卖丹皮，倪永昌安排我跟去结帐。他的意思是，供销社不敢欺负我，上次供销社还派自行车给我送缝纫机，说明我还有点马力。天晓得的事，人家根本不认识我。不过有人赏识我还是挺开心。
　　结过帐，在供销社门外，又见着老疯婆子在胡闹，要给人家喂奶。她身后跟着一个老者，估计就是安老爹，在装神弄鬼地又是哄又是吓。他说，公安局来了，公安局来了!老疯婆子愣了一下，转眼又笑了，说，骗人。然后又要把衣襟掀起来，去追一个抱小孩的妇女，说囡囡不怕公安局，囡囡要喝奶。那妇女倒也不怵，跟着围观的人们一起傻笑。老爹急了，扑在她身上喊，老娘哎，醒醒啊。
　　我上去帮了忙，帮老爹一起去拖她。老疯婆子力气还挺大，死活不愿回家，一直弄到快到中午了，没劲了，才弄回来。
　　安老爹的屋子在镇东头，红砖，大瓦，一看就不是当地居民房。屋子是三间，没有院子，但门前有一块空地，摆着几把小竹椅。家里门开着，可屋里没有人。老爹估计也有七十多了，头发花白，胡子拉喳，累得气直喘。
　　听我说是慕名来访，他愣了一会儿，说，我得把她安顿好才能跟你谈。原来是老伴这阵子又犯病了，总往外跑。
　　他服伺老伴吃了药，说了一堆哄小孩子的话，老太太才安静下来。安静以后倒也无事，眼睛直直吐了一个字，饿。听到这话安老爹笑了，扭头对我说，你会烧锅吧?来，我们做饭吃。
　　安老爹不把我当外人，让我一下子就觉得亲近。我坐在锅灶下，听他有一句没一句地絮叨，那意思分明是夸奖，说他老婆如果不是有疯病，早就死过了，撑不到今天。得亏有病，他说，有病才有盼头，有盼头才有抵抗力，这就叫精神变物质，你给她喝脏水都不拉肚子。
　　他下的挂面，打了七八个鸡蛋，还放了葱花和猪油。他让我别客气尽量吃，然后自己端个碗去喂老伴。我打量这间屋子，发现他们没什么家具，倒是地上床下堆着不少书，还有报纸。这是我喜欢的环境。
　　吃完饭我们才开始谈。原来他已经接待过好几批知青了，他说他们没有小孩，特别欢喜小孩。他说他老伴不犯病的时候，一来下放学生就跟过节一样高兴。
　　我说我们不是下放学生，我们是插队落户，是接受再教育。
　　他说就是“下放”，别不承认，别以为不拿工资就不叫下放。在农民眼里你们是上边来的，在你们心里是认为自己下来了。我说我们还有同学嫁给农民了，他说那也叫下嫁农民!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这么评论。他是一眼就看到了本质。他说你去打听打听，有哪个农民认为你们和他们一样?你们比他们高得多，真心来落户的有几个?
　　听说我是对老区革命历史感兴趣，他严肃起来，目光中还有几分警惕。他说过去的事情他不想再提了。我一再说明我没有什么目的，只是好奇。他还是不愿意谈。
　　后来我就说了石门关倪永茂的故事，并且说了我自己的看法。他一直在点头叹气。
　　道别时，他欢迎我再来玩，说老毛号召学生上山下乡是很高明的，确实很高明。他不说毛主席，他说老毛。
　　我问为什么。他说，不把自己变成农民怎么能理解农民?不理解农民怎么能理解革命?不理解革命怎么能理解中国?
　　我说，现在很多人都认为，上山下乡是因为城里没办法就业，就把学生骗下来了。
　　他冷笑道，燕雀安知鸿鹄!
　　他说，打从孙中山起，中国出了多少能人?共产党里出了多少理论家?为什么别人不行就老毛行?因为老毛身上集中了两千多年中国农民造反的智慧，跟马克思一结合，他就行了!
　　安老爹，确实是个高人。
　　×月×日
　　这几天一直沉浸在安老爹的身世中。
　　我去了好几次，看我是个老赖，安老爹就开口了。
　　先从我老婆说起吧，他说，为什么我怕老婆?为什么她一发病就要给人家喂奶?那都是我作的孽呀，是我对不起她呀。她是共产党员不假，可她也是个母亲。
　　安明远，1923年安庆师范肄业，1927年加入共产党，1928年到上海从事秘密工作。他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党筹集经费，公开身份是青红帮的“白相人”，利用英法租界巡捕房的边界空隙，他成为了“郑家木桥小瘪三”的一个头目。名义上给青红帮收保护费、商务费，实际上是给党组织筹集经费。
　　那个时代党的经费来源很少，共产国际给不了几个钱，开会要钱吃饭要钱，那些洋学生动不动还要包酒店，进百乐门，钱从哪来，还不是靠我们去搞?他这样说。
　　1931年的顾顺章叛变是个转折。中央机关被搞完了，来不及撤走的领导都要设法转移出去，那一次基本上把家底搞空了，几个公开经营的商铺也都典当出去。有一天他接到通知，无论如何要在当天晚上送40块大洋来，一位重要领导干部必须离开，等着这笔钱。而他已经到了山穷水尽，一家人是借住在别人的阁楼上，连吃饭都是靠邻居接济。这样的时刻他到哪去搞40大洋?就是去抢也来不及组织。
　　他说，我有什么办法呢?我没法子呀，要有一点法子我都不会这么干。那个时候天天都有人被捕，天天都有人叛变，多耽误一天就意味着一批人的生命危险。叛变随时都在发生，谁也不能担保谁不叛变。什么叫紧急?紧急是下一分钟你在哪，是活着还是死的，紧急是被巡捕房的哨子吹出来的。这样目光就落在了才六个月大的儿子身上。有一个浙江来的绸缎商因为夫妇两个不能生养，非常喜欢这个儿子，经常到我家门口来开玩笑，逗一逗乐，让我把儿子过继给他。我儿子确实好玩，能吃能睡，而且夜里从来不闹人，醒了就自己咬手指头，想尿就呀呀叫，见到生人就笑，就拍巴掌。人见人爱，没有人不喜欢的。
　　他骗妻子出去送信，其实没什么内容要送，只是想把她支走，然后抱上儿子去找那个绸缎商。他说赌钱赌输了，急等钱用，你们真想要儿子，现在就给钱。他们都知道他是个“白相人”，赌钱自不必说，说话不讲理翻脸不认人也是常有的事，就连夜抱着买来的儿子回了老家。
　　等他把40大洋送出去，领导人安全出境，才明白自己已经铸成终生大错。他妻子那时还在哺乳期，生理压力加精神刺激，一下就崩溃了。见人就说他把儿子卖了，当街扇他耳光，看见人家的小孩就掏乳房……他没有办法，他只能终生承受。
　　而她毕竟是个女人，是个做母亲的女人。她家过去家境还不错，生在大城市，女高毕业，没吃过多少苦头，脆弱一些也正常。他们也想过再养一个孩子就好了，再养一个她的心思就转移了。他们还看过名医，可终究也没能养出来，才30岁就闭经了。
　　他妻子也是共产党员，清醒的时候也能明白那些道理，知道革命是痛苦，斗争是残酷，牺牲是难免，不能从个人角度看问题。然而这些道理对一个精神病人是无效的。那时，他自己也快撑不住了，整天恍恍忽忽，压力实在太大了。他想从帮会中退出来，可是已经找不到上级，后来就自己去郊区做了教员。
　　没有想到的是，解放后有人认出了他是租界里的“白相人”，向政府检举他是个流氓头子。解放初期还很混乱，他自己一直从事秘密工作，他找不到上级，也没有人来为他作证。
　　他说，秘密工作就是这样，还比不得一般的地下工作，单线联系，没有档案，如果被捕就自动脱离了关系，一切责任都要独自承担。这些，都是自己当初向组织上保证过的。所以，法院宣判劳动教养时，他放弃了申诉。
　　他说，人就是这样啊，共患难容易，同安乐很难。那些年轻人根本不会理解，认为我在污蔑共产党。他们认为共产党怎么会进帮会当流氓，干这种下三烂的事只有国民党。他们根本忘了，上海几次工人武装起义，都有帮会里的穷苦弟兄。他们认为革命就是上马杀敌，妙手著文，是光明磊落气吞山河。他们根本不愿意相信，共产党是从血污里站起来的，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是从耻辱中煎熬出来的。他们认为我这种人如果是真的，那是给共产党丢人、抹黑，就是有也不能承认。我还有什么话说?
　　直到1961年全国大规模甄别平反，白茅岭农场来了一位将军，点名要见安明远夫妇，当场宣布为安明远同志平反。当然，此后又经历了一些波折，他才于1963年回到老家，定为17级干部退休。退休了也不认为他有什么光彩，没有过也不等于有功，省委对这件事一直讳莫如深。他从1922年离家出走，整整在外漂泊41年，家中已经没有一个亲人。
　　但对我，冲击是如此巨大，比倪用茂还要震撼。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真是沸腾。
　　×月×日
　　这几天，好像老是看见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在眼前晃，她身着旗袍，头发蓬乱，衣扣松垮，露出雪白的胸脯，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发了疯地乱蹿。她眼圈乌黑，目光已然散了，细看就像两只黑洞，只是见到人家怀里的小孩，才陡然一转眼白。嗓子早就哑了，只能咝咝地吐气，仔细听，方能辨出那里仍有含义。
　　囡囡，囡囡，妈妈给你喂奶!
　　她已经三四天粒米未进，可奶水已然汹涌，旗袍的前襟总是湿湿的一片。给她喝水，那水就像是从嘴巴直接通到乳房，眼睁睁喷到了外面，开头还是白的，后来就是水，喝多少流多少。
　　囡囡，囡囡，妈妈给你喂奶!
　　她不发烧，体温一直正常，医生也觉得惊讶。似乎她身体里有一个另外的控制系统，在控制着奶水，控制着蓬勃的生命欲望。直到打了针，睡死过去，睡了几天，她才慢慢苏醒。
　　她说，你不该骗我去送信。
　　年轻的安明远哭了，跪在地板上哭了。
　　她说，本来我蛮好可以给他喂最后一次奶，可你最后一次机会都不给我!你怕我没有觉悟，其实我觉悟比你高得多!
　　共产党员安明远只好给另一个共产党员磕头，把楼板磕得咚咚响，把上海弄堂那个亭子间磕成了一座钟楼。在那个深沉夜，用那个彻骨痛。
　　×月×日
　　继续和安老爹探讨。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大家明明知道革命是暴力，斗争残酷，充满血腥，但就是不愿意承认呢?
　　因为胜利了呀，安老爹说，胜利者就要打扮自己呀，哪个胜利者都不愿意让人看到血污看到泥巴呀。当初把我捉起来，上海没有人了解安明远吗?军管会里就有，至少他们知道安明远这个名字。但他们不愿出来作证，他们宁愿相信我是流氓小瘪三。就是承认了曾经有过这么一回事，也是革命在利用流氓小瘪三。
　　我说，这不是很奇怪吗?共产党没有胜利的时候，一直被人家讲成匪，讲成共产共妻，连骂人都是小赤佬。现在胜利了却要洗刷自己，洗刷的逻辑还是原来的逻辑，我们不是匪，我们不是小赤佬，我们不是流氓小瘪三。
　　这就是文化呀!安老爹说，这个文化太厉害了，它告诉人们，统治者就要像个统治者的样子，就是要制礼作乐，就是要为尊者讳，就是要上智下愚，劳心者治人，按老规矩来，不能容忍造反，只能鼓励顺从鼓励奴才。如果承认革命就是造反，那不是鼓励人家造自己的反吗?
　　我说，革命不是抽象的，是有具体内容的。
　　对呀，他们就是要把革命抽象化!说你是革命人，是说你是玻璃人，透明人。
　　安老爹说，老毛伟大就伟大在这个地方，他不认为夺权政权革命就完成了，共产党就胜利了，革命还早得很。他搞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文化的命，要把这个文化颠倒过来，这才是社会主义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办法。承认人民有造反的权力，承认统治者不是永远的天生的。人民当家作主，当权派为人民服务，不合格就撤掉你，这才叫民主呀。如果革来革去，不过是老爷又换一副面孔，不过是扑克又换一种玩法，那又何必闹革命呢?
　　他指着老伴说，她们家上几代人都是举人，早就是老爷了。
　　×月×日
　　这些日子，没见着郭卉，猛然一看她竟像企鹅一样走路了。她说怀孕以后，人懒得很，也没来看我。难怪我没见她下地。看着她颟顸古怪的样子，一时竟找不到开心的话说。
　　记得有一幅苏联的油画，几个青年手拿鲜花逗着婴儿，祝贺刚刚当母亲的产妇，画面明亮笑容灿烂，标题好像是《欢迎开垦区的第一代小公民》。要是能找到这幅画就好了。
　　其实我这段也忙，当了会计，忙着跟大队核帐。现在我们都是正经的石门关人了，拉的家常话也都是村里那些事。
　　她说就怪你送了一台缝纫机，害得我现在睡觉睡不安，快都要累死了。一问才知道，家家都有一些针线活要找她。推又推不掉，干又干不了，天天晚上都要熬到十一二点。
　　我说，家务事针线活什么时候都干不完，身体要紧。
　　她说她有个想法，生过孩子以后她就在家当裁缝算了，把村里人家的缝补都承担起来。
　　我说那怎么行?真成家庭妇女了。
　　可她说，能不能算工分?算工分我就干。
　　绕了一大圈，落脚在这儿。
　　我说这话得跟倪永昌讲。但想了一下，我认为是可行的，这也算是一个副业，因为逢年过节大家反正要花钱到外面做衣服，有的队还请裁缝。对郭卉的巧手我有百分百的信心，这也算亚细亚生产方式吧。
　　问题是，副业和主业，集体和个人，总是矛盾。
　　倪永昌也认为可行。他说，光一个生产队没有那么多活做，但如果把全大队的裁缝活都接过来，那就真成了一个副业。做衣服给钱也行，换工也行，换柴禾也行，别人也没什么话说。
　　我问，如果出现矛盾怎么办?
　　他说，关键是当家人，为公还是为私。外面养鸡养鸭还闹矛盾呢，闹大了就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弄得鸡飞狗跳。其实农村没有副业真是不行，靠地里刨粮食刨不到几个钱。
　　我问，为什么养鸡养鸭能扯上资本主义道路?
　　他说，还不是因为干部有私心吗?说白了就是公私不分，公权私用。农民最可怜老好，你自己清白谁敢闹腾啊?闹的地方一般都是因为私人家畜跟公家争饲料，有的人还故意把鸭子撵到田里吃稻谷，你占了便宜人家不就吃亏了吗?农民做事实打实的，一个村里住着，七大姑八大姨的，抬头不见低头见，他嘴巴不讲心里也没数吗?脚跟着走手照着做就是了，那能不打架吗?打到最后，大哥不讲二哥，大家都别干了，就戴个帽子叫资本主义，你叫他什么主义都是那点事。
　　别看倪永昌没什么文化，真是有头脑，做事也有魄力。
　　明天就回郭卉，让她挑旗子干。
　　×月×日
　　国庆节，这是我插队落户的第二个国庆节了。我以主人的身份把安老爹夫妇接来一起过的节。好在有小秋收，花生芝麻现成的，我买了一只鸡，用板栗红烧的，还算丰盛。
　　我带他们去看了滴水崖，相思树和老母树，老太太很开心，总是说有照相机就好了。可惜我没办法满足她。
　　下山时我们又专门探访了倪永茂。倪永茂好像脑子不太好用了，问什么都哼哼。他大女儿小燕还没嫁，妹妹嫁了，她说是决心不嫁了，要把老人送走。我听了心里发酸，无言以对。
　　回来时，安老爹突然回过身来看着山顶，肃立了半天。我见一抹夕阳从他身上散落下来，满头银发在光斑里跳跃，身后的影子拖得很长，一直拖到马路上。秋风乍起，落英满地，壮怀激烈，仰天长啸，可视作一副老骥风采图。
　　他回过身来，眼角竟是湿的。
　　他说，你那天问我觉不觉得委屈，我没答腔，现在我可以回答你了。我还真是觉得委屈了，我发过很多牢骚。
　　我说，那你现在怎么答腔了?
　　他说，今天看到了倪永茂的样子，真有收获，他比我觉悟高!你看，我不管怎么说，还是个17级干部，还过着比一般人好得多的日子，可他呢?他过什么日子?我还有什么不知足?跟他比，跟死去的人比，我已经活在天上了。
　　我说，你吃过那么多苦，还能这样说，真是高人。
　　他说，不对，我是个“矮人”。这里头有个道理，我也是刚刚才悟出来的。你拿什么来判别真英雄假英雄?受难!真正的大英雄，都是他那个时代的受难者。革命高潮时期风风光光不困难，水落石才出，上岸两脚泥啊，真正的英雄一定是把那个时代最疑难的问题抗在了肩上，他是心甘情愿去赴死受难，自觉自愿为大疑大难在煎熬。共产党为什么赢了国民党为什么输了?那是因为共产党吸引了一大批心甘情愿去受难的人。受难，是必须付的代价，总要有人去的。
　　那风风光光者就是不革命的吗?
　　他说，这个道理反过来对不对我不知道，正面说肯定对的。倪永茂是这样，许继慎也是这样。你知不知道许继慎?
　　许继慎是大别山的英雄，我在学校就听说过，他的事迹口口相传，只是政府一直没给他平反。但他活在老百姓的心里。
　　安老爹说，我俩个还认识，在安庆就认识。
　　真的啊!
　　他说，他长我两年，我读师范，他读工业学校。那时他就是青年团的活跃分子，经常演讲。1930年他离开上海回大别山，我们几个安徽老乡还摆酒为他壮行。他知道这一去就不能回来，必死无疑的。前不久他弟弟的人头刚被砍下来挂在城墙上，他是决心赴死的，喝得大醉，又号啕大哭。他老婆叫谭冠玉，冷静得出奇，抱着儿子不停地给他擦。谭冠玉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刚强，镇定，识大体。然后他又抱着儿子亲，把儿子也亲哭了，那个场面今天想起来我还心酸，肝肠寸断啊。
　　他说，谁能想得到?他确实死了，但没能死在敌人的枪口，却死在了自己同志的刀下?一个建立那么大功劳的人，打下一片根据地的人，一个红军军长，莫名其妙就被肃反肃掉了!
　　我说，这也是我们很多同学的疑惑，为什么革命队伍里总是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是个带兵的人，对付张国焘不是易如反掌吗?他如果有一点点戒心也不至于啊?
　　他说，这就是受难啊。张国焘王明这些洋学生，在上海我们就知道，不是个好鸟，我们早就在背后议论过。但他是代表中央的啊，谁也不知道他后来会叛变。中央要肃反，打改组派，打AB团，大家都同意的啊。为了节约子弹，听说还是用大刀砍的。也不光是许继慎被肃掉了，鄂豫皖被他们肃掉了一两千干部。连徐向前的老婆程训宣也被肃掉了，他还在前线指挥打仗，回来一看，老婆没了，他吭都没吭又上了前线!
　　为什么啊?
　　你还年轻，还没经历过那个时代，你理解不了。放在今天，我也理解不了，没有人会答应他们这么干。但在那个时代，斗争太残酷了，前途太渺茫了，叛徒太可恨了，谁都希望队伍更纯洁，谁都不能保证谁。许继慎有没有缺点错误?当然有。一个带兵打仗的人，没有个性能行吗?但他对革命，从来就赤胆忠心，不叫他当军长，他就当师长，不叫他当师长，他就当兵上前线。那时不少党员都出现过一个奇怪的想法，求死。好像死了，才能证明自己，当然最好能死在敌人手里。死，是一种境界。有一句话说，如果我们的民族是苦难，我没有理由不苦难。这就是受难啊。
　　好像是一种宗教情绪?
　　也差不多。那时谁也不相信张国焘要把地方干部搞掉，是要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谁也不知道他能叛变，屁股一扭就坐进国民党的轿车里。他们是一批理论家，能说会道，又有国际背景。这几方面因素加在一起，才造成这样的惨剧。老毛说损失了90%，我看差不多。可悲的是，到现在还不敢彻底纠正，还留着一个大尾巴。
　　为什么不纠正?不是已经总结过了吗?
　　这就是文化啊，不愿意露丑啊，不敢承认革命的阴暗面啊，不敢承认自己光过屁股讨过饭干过丑事啊。
　　你说的受难，是不是有这样的意思，因为看不清楚，又要去担当，所以才会把死也看成了一种境界?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他答，差不多吧。
　　他说，大别山有一个营长，当时也被打成改组派，审查时候把胳膊都打断了。他也怕疼，疼得嗷嗷叫。他也哭，也想妈妈，想回家。可部队转移时，为了吸引敌人，他愣是一个人向山头爬，最后还是拉响榴弹同归于尽的。他心里最明白，他不是为你张国焘干的，你张国焘算个屁呀。他不是为任何个人干的，他是为掩护革命事业，为穷苦人打天下的，他赴死受难，受尽委屈，他觉得值。没有这样的觉悟，谁都干不下去，一天都坚持不下去。
　　听了他的话，看到他的样子，突然感到自己是多么幸福!
　　我真想对他说，你就把我当孩子吧，收我做养女吧，我需要你这样一个父亲，一个精神上的父亲。可我知道他会不屑一顾的，这是封建意识，一个彻底的革命者是不需要回报的。
　　×月×日
　　关于文化大革命，安老爹是这样评价的：
　　为什么要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改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因为社会主义还没有自己的文化，现在的文化都还是人家的。无产阶级夺权政权容易，建设自己的文化很难，所以叫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是准确的。老毛在这一点上既清醒又迷惘，所以他亲手建立的组织系统又要亲手把它打乱，可真乱了他又怕，又想收。一收就死，一放就乱，加上国际环境复杂多变，难啊。
　　那什么时候才能胜利?
　　胜利?你怎么能想到胜利?没有几起几伏，没有正面反面的教训，没有全体党员的觉悟，怎么可能谈上胜利?武装斗争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有多少战死的?还有多少冤死的?最后才能谈胜利二字。我们这代人是看不到了。
　　安老爹说，老毛是个诗人，他已经把革命诗化了。
　　安老爹说，革命本来就是一本深奥的哲学诗。
　　安老爹说，你看着吧，老毛最后也要栽在写诗上。
　　这话怎么讲?
　　安老爹说，太浪漫了。
　　安老爹，真是高人。
　　×月×日
　　公社转来一份电报：你父亲刘查理出事故，盼速回。落款是T市革委会筹委会生产指挥组。
　　我拿给郭卉看了，我说，莫名其妙。
　　郭卉看看我，把缝纫机踩得咔咔响，没吭声。
　　我都准备睡了，郭卉领着大荣子来敲门。郭卉说，怕是死讯。过了一会倪永昌也来了，说，还是回去看看吧。他们没说理由，知道说了我也不信。但又过一会儿，来福子和小兰也来了，大家都来了，来了一屋子人。都看着我，不吭声。
　　我再也忍不住了，大哭了一场，痛痛快快。
　　这么多年了，我何尝有过父亲?这么多年了，我何尝不希望有父亲?现在他出事故了，死了，却突然告诉我，他是你父亲。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怎么这么关心我?
　　回就回，没什么了不起。
　　我得先去看看妈妈，她的心情估计和我差不多，虽是路人，毕竟连着血脉。
　　倪永昌说得也对，不管怎么讲，他是你爸爸。
　　×月×日
　　进了家，一眼就看到了憔悴。妈妈没说话就起身去弄饭。
　　看着我吃过饭，她才说，你回来也好。
　　我说，我明天先去看看怎么回事。
　　妈妈点点头，看来她已经疲惫不堪。她说，生产指挥组的人让我去处理，我没同意，我跟他已经没关系了，你不一样。
　　我问，处理什么?
　　妈妈说，是后事。要有亲属签字的。
　　这么说，真的是死了?
　　妈妈又点头。听说是拉去到处批斗，他受不了，就跳了大遛井，现在连尸骨也没有。
　　我浑身颤抖，不知该说什么。
　　第八章
　　25
　　1983年在肖明家里那次，我的狼狈表现令自己也不敢面对。
　　我不止一次反省，为什么相隔那么多年才见一面，情绪突然就变没了，使一桩美事变成了终生遗憾?早知这样，还不如远远地看她一眼，远远地想她一生。我猜她也会这样想的，既无勇气面对，又何必旧情重叙?倘无朝朝暮暮，不如两情久长。
　　后来我想，问题可能就出在那个镜框上，如果没有那个镜框，结果可能会两样的。
　　镜框里是她爸爸。她爸爸还不显老，还是我当年见到过的样子，轮廓鲜明，表情严肃，目光畏缩。
　　想的久了，这个表情木讷的工程师便从镜框里走了出来，眉眼活泛起来生动起来，他甚至轻轻发出声来，像一只老鼠在墙角里窸窸簌簌。
　　紧张，被动，落后……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紧张，被动，落后……
　　又过了二十年之后，这六个字像是一把钥匙，突然打开了那个时代的记忆，让我重新嗅到了那个时代的气味。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气味，当时我们并不完全懂得，经过历史的尘封、发酵，现在似乎有一点懂了。那是一种逝去的精神，当然也可以解释为一种时尚，那时的时尚是：把国家的事当成自家的事。
　　是的，时代的全貌这才徐徐展开，被刻意遗忘的历史这才重新清晰。是的，如果镜框里的刘查理不是那样一种表情，我怎么会如芒在背?怎么会突然间急速降温?是的，那是一种知识分子的经典表情，重压之下的怯懦，知其不可的犹豫，把握不住的内心冲突。是的，所有这一切都是组成那个大时代的一环，共同构成了历史。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太不习惯体制之外的思想冲击，要么革命要么一统，总是一种倾向压倒另一种倾向。个性的思想的拯救他人的经历是那么的稀缺，仅仅是文化大革命初期闪现一瞬大幕又重新闭合，所以他的声音才会那么刺耳。
　　这六个字是姜政委概括的，他说得没有这么清晰。事实上当时他是嗫嚅着，吞吞吐吐，犹犹豫豫，好像是自言自语说了一段话。但他的意思是不会错的，就是这六个字。
　　他说：井下开采不能超出矿山设计能力，像这样不顾一切地要产量，只能造成三级矿量紧张，长远发展被动，调度管理落后，总之没有任何好处。
　　就是这六个字，像六连发炮弹，把有色公司矿山生产调度会议炸翻了，把军管会炸翻了，把T市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炸翻了。它使T市的阶级斗争有了空前一致的新目标，也使好派屁派都觉得自己有必要继续存在下去。
　　当然，这六个字也把他自己，肖明的父亲，一个反动技术权威，一个新形势下的人民公敌刘查理，最终送进了老虎口。
　　老虎口是个形象的说法，实际上它是巨大的一个矿石破碎机械。矿山生产流程是这样的：开采出来的矿石不能直接变成矿砂，都要通过每一层巷道导入一个大溜井，在大溜井的下部有一个破碎装置，它就像一张嘴巴把矿石嚼烂，然后再通过一个竖井把碎矿提升到地表，进入选矿厂，再经过球磨、精选，最后形成精砂。这个破碎机的每一颗牙齿都有乒乓球桌那么大，你不难想像它的咀嚼是何等雄壮威猛，叫它老虎口是低估它的咬劲了。
　　肖明的父亲刘查理就是让这个大嘴巴咬死了自己。
　　十几年以后，这个事件已经不像当初那样惊心动魄了。是肖明又唤醒了这个梦魇，它是那样残酷地横亘在我们中间。
　　肖明是无意的，她强调小心镜框，是怕我碰坏，无意中也透露出镜框在她生活里的重要。似乎她是对父母亲有过承诺，而我的到来使她终于有了个交待。似乎她是在父母活着的时候一味反叛，却在父母死后要加倍地补偿。
　　而在我，却平添了别一番惆怅。好像刘查理严厉的目光，总是烙在后背上，让人不舒服。就好像一条鞭子在身边飞舞，虽没伤着皮肉，心惊肉跳的感觉却是一样。
　　刘查理的死当然和我没有关系，和任何人都没有直接关系。他是自己跳下去的，他有权力支配自己的生命。然而真的没有关系吗?好像也不是。是直觉提醒了我，他和我，我们，我们那个时代，都有关系，谁也推脱不了。
　　那是一个人，一个血淋淋灵魂，顽强地，横躺在那个时代的门槛上，横躺在我和肖明之间。我跨不过去。
　　直到四十年后，我才想明白。
　　26
　　我第一次见到刘查理，是在筹委会生产指挥组的会议上。那时把经济工作很粗糙也很有效地分为两个大口，工业和农业。工业大口是梁参谋长负责召集，他总爱拉上我开会，好让我给他写简报。因为我自己特殊的原因，对刘查理我当然也特别关注特别好奇，总想多知道一点，知道得越多越好。
　　刘查理也是梁参谋长挖出来的人才。他说，这个人除了名字不好听，其它的什么都不错，你说他爹怎么给他起个洋名呢?不过人家真是实干，真懂，真专家，天天在底下跑，五座矿山几千条巷道，他说起来就跟手掌纹似的。那家伙!
　　那时，资反路线已经批臭了，人人都明白文化大革命不是针对地富反坏右，而是针对党内当权派的，并不像今天有些人说的那样。运动初期把刘查理吓得屁滚尿流的那股浪潮已经过去了。而实际上有色公司真懂采矿的干部没有几个人，总调度室也一直是刘查理在撑着，他是总工程师，没有人比他更合适了。所以筹委会也就默认了这个刘查理，军管会又顺延了这个默认。他没有职务，都叫他刘工，但他的话却是有着相当的影响力，矿山生产的具体环节实际上等于他在指挥。
　　在这一点上，肖明倒是很像父亲。
　　那天的会好像是个分析季度生产形势的会。梁参谋长当然是个外行，说几句就要问一声，刘工你看怎么样?刘工这样行吗?
　　刘工点头说行了，梁参谋长的调门就响亮了。事实上刘工很少说话，他只是提供数据，有时候也在黑板上画图。
　　休息的时候，我就故意跟他开玩笑说，刘工你干脆直接布置任务就完了，省得我们老是开会，浪费时间。
　　刘查理却嚯地跳起来，连连摇手，不可以的，不可以的!他人比我还高，却因为瘦，两片腮凹进去，颧骨通红，说话声音又尖又细，所以反而显得弱不禁风，好像是身体不是太好，又好像是神经有点问题。
　　我解释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没有那个意思，只是觉得您确实是个专家，说话真是精辟。
　　他低头哈腰说，惭愧，惭愧!
　　看他那么惊惶失措的样，目光躲闪在镜片后面，生怕刺激了谁似的小心翼翼，我反倒惭愧起来。我想跟他接近，却总是隔了一层，只有无语。
　　我不方便提他的女儿。更不敢说有可能成他女婿。
　　后来我不止一次琢磨过这父女两个的个性，一个那么谨小慎微，一个那么激烈张扬，不能想像这是怎样的一种血脉联系。或许肖明的现在就是他的从前?或许肖明的将来就是他的现在?
　　后来我又见过几次刘查理，没再多说过话。我只是远远地瞧着，琢磨着，这个怪里怪气的采矿工程师，和他那个让我欲罢不能的进退两难的女儿。
　　他那次著名的发言是在一年以后，好像是1970年的秋季，是一次重大事故以后。他发了言，用他又尖又细的嗓子，嗫嚅着，呢喃着，犹豫着，很少见地主动发过一次言。发过了，他就后悔了，害怕了，崩溃了。从这个意思上说，他又是那样大声地，甚至是毅然决然地，拼尽全身力气发过一次言。
　　在这一点上，父女两个还真是有点像。固执，而且不顾一切。
　　27
　　九大胜利召开以后，摆在军管会面前的任务不再是什么两派平衡。好派屁派都是革命派，团结起来去争取更大的胜利，才是主旋律。什么叫更大的胜利?当然是成立革委会啦。支左该结束啦，老这么军管下去不是个事，老这么筹备下去也不是个事，全国山河早就一片红啦。人家两口子吵架，咱就别掺乎啦。
　　那时绝大多数当兵的都是这么估摸来着。
　　可姜政委不这么想。他总觉得文化大革命没这么简单，支左还没支出一朵花来。
　　农村工作好办一些，想政绩就修水利，看得见摸得着，说出来谁都懂，目标明确干起来也痛快。所以利用冬春季节整治永安河，谁都没意见。当权派造反派正愁着没机会表现，整天办学习班也把他们憋坏了，所以劳动和汗水成了那时最受欢迎的东西。
　　可城市工作就麻烦多多，想造桥修路，没钱，想发展生产，没钱，想按时给职工开工资都得厚着脸皮去要钱。1969年过春节，姜政委通过在内蒙军区的一个老战友搞到一批羊肉，如果把钱凑齐全市居民每户能摊上一斤多，可是财政上愣是拿不出钱来。拿不出来还惹一身闲气。
　　也是这一年，姜政委去北京参加军队干部学习班，期间有色公司财务告急，就想顺便去冶金部要点钱开工资。那时冶金部也夺权了，所以还领上了好派屁派的头头们，想跟人家“对上口”。谁知冶金部不管是新当权派还是老当权派，对T市的态度从来都是一致的。
　　他们说，你们搞什么名堂啊搞?从50年代开始你们就伸手向国家要钱，要到现在还不能给国家上缴一分钱，简直太过分了。你们没钱花了就想到冶金部，你们搞运动讨论干部怎么就没想到还有一个冶金部呢?你们那座城市从哪儿来的?没有有色公司地图上有你们那个城市吗?那个冶金部的新头头说得更绝：你们究竟还能不能养活自己?
　　能不能养活自己?这是确实是个问题。
　　姜政委觉着自己是带着一脸吐沫冲出冶金部的，没想到人家对支左解放军也是这么不客气，他的脸本来就红，是猪肝脸，这会儿就更像酱猪肝。一辆从京西宾馆借出来的红旗吉普就那么一路跟着，从地安门跟到公主坟。
　　怎么办?抓革命，促生产。这是他得出来的痛苦结论。
　　在动员大会上，姜政委没有痛说这一段北京蒙羞史，相反他是陶醉在一种胜利憧憬里了。长江滚滚翻喜浪，T城人民庆九大，拿什么庆?拿出让敌人目瞪口呆的好成绩!他左手伸出两根手指头，右手伸出三个手指头，我们要在九大胜利召开后就实现“双三万”!也就是要在70年代第一春，实现T市铜矿开采冶炼史上从未有过的铜精砂三万吨，和粗铜三万吨。不是有人说我们养不活自己吗?我们就要干给鬼子看看!我们不但要活得好好的，我们还要创造历史。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啊同志们，我们不可能去侵略别人剥削别人啊同志们，我们也不可能向别人乞讨看别人脸色啊同志们，我们只能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靠苦干巧干来过上好日子!赧郎明月夜啊歌曲动寒川啊同志们，想想那是怎样一副热火朝天的情景!有了钱我们就可以修路，就可以造楼，还可以建长江大桥，T城的好日子就要来了!他声情并茂。
　　姜政委也不是瞎说。那时有色公司在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中已经实现了五座矿山两个冶炼厂的基建目标，刚刚进入可以出大力气的青春期，特别是两座新矿和一家新厂的上马，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按照中央和地方的利润分成比例，如果完成“双三万”，T市财政的困难局面将会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因为中央下达的计划连两万吨都不到。
　　然而超计划的产量从哪里来呢?姜政委说，这就好比树上的果子，一般人伸手就够着了，摘摘不费劲。可你要想多摘就要费点劲，跳起来摘，蹲下去摘，烂果子也摘，它不就多了吗?
　　这话也不是姜政委自己凭空想像的。而是有人给他出点子。出点子的人叫杨良才。
　　九大以后，对将来革委会组成人员的猜测很多。有几个版本说的已经很具体，主任副主任，政工大组，生产大组。姜政委对此一直不表态。不表态不等于不思考，只是他的思考谁也摸不透。
　　那时有色公司这个层级是不存在的，二级厂矿直接对军管会负责，所以原有色公司的头头和原市委的头头要么参加学习班，要么就到生产大组去帮忙。
　　现在很多人以为文革期间领导干部都是关在牛棚里的，基本是胡扯。除了极端混乱的1966年下半年，出现过短暂的所谓“隔离审查”“群众专政”，1967年支左部队介入以后，这些头头只是被夺了权而已，工资照拿，日子照过，多数人还在积极工作。自然，职务是没有的，批判是少不了的，他们自己也参加造反派组织，也在思考也在观察，有时还提点建议。
　　那时最低调的一个人就是杨良才，叫他学习就参加学习，叫他帮忙就参加帮忙，印传单也干，拉横幅也干，随便一个小年轻都能支使他。只是有一条，他不发表意见，你说好他也说好得很，你说屁他也说好个屁。实际上他并不是一个没有看法的人，谁都知道他是个“师爷”。运动初期就有大字报指出，他是T市真正在背后摇羽毛扇的人，T市历史上很多重大事件都和他有关。不然很难想像一个省委办公厅秘书，只用十几年时间就当上了市委副书记。那个时代抗日干部当科长的多得是。
　　这个现象当然也引起过姜政委的注意，只是他头绪太多，顾不过来罢了。到了1969年底，姜政委在北京碰钉子出洋相的故事已经不径而走，光荣的九大代表也不管用。一些对军管会有意见的干部还把这件事夸大了，说成是中央的态度。那意思分明是不看好姜政委和军管会，九大都开过了，一切都定局了，有钱也不给他，得留给新班子花呀。有过议论。
　　就在这个当口上，据说从来不发一言的杨良才有一天突然仰天长啸：T城就是这个命，从来都是端着金碗讨饭，讨点饭还要乱撒胡椒面。
　　这就有点像怀才不遇的三国人物，良禽择木，泪常满襟，慨叹没有识货的好主公。话是在机关食堂里说的，说话时人也不多，但这个比喻却很快传到了姜政委的耳朵里。
　　当时姜政委正在开支左指挥部党的核心小组会，听到后眉头一皱，吸了一口长气，立马递条子出来，让人请杨良才。
　　两个人关在屋里谈了一整天，姜政委还留他吃了晚饭。谈什么内容不清楚，但随后军管会党的核心小组就开了三天扩大会，扩大到原市委和原有色公司党委的全体当权派，让他们畅所欲言。这个会后，就提出了一个口号“双三万”。
　　其实提什么口号不重要，重要的是想干什么。超出计划外的产量不仅意味着财政收入，更是意味着挑战中央权威。中央计划不是凭空想像的，也是根据生产能力一层一层计算出来的。而且在T市，这样干不是第一次，它还联系着一段惨痛历史。1953年的“三人小集团案”，1957年的“反苏联专家案”，实际上都是围绕着计划外收入展开的。多搞一点还是少搞一点，都不是进了私人腰包，而是进了地方财政。那时还没有腐败这一说，谁也不认为多搞一点就能进私人腰包。
　　但围绕着产量计划，前后确实死了八个老干部，打了几十名右派。姜政委不是不清楚这段历史，他是被钱逼急了。他决定这样干，也就意味着他完全站在了前市委领导的立场上，也意味着杨良才们彻底被解放了。
　　换句话说，搞“双三万”就是和冶金部对着干。
　　据说在餐桌上，姜政委为了缓解沉重气氛，提了个轻松有趣的问题：你们说说，等我们有了钱怎么花?
　　这问题显然特别新鲜特别刺激，T城人从来都是过讨饭和撒胡椒面的穷日子的，怎么花钱，而且大把花钱，确实很少有人考虑。餐桌上立马活跃了。
　　于是有提议建“万岁馆”的，有说盖革委会大楼的，有说要修马路建码头的，只有杨良才低个头，拨拉着眼前的一盘菜。
　　问到他了，他才说，要建一座冷藏库。他说，T市十几万产业工人，几十万常住人口，谁不吃肉?没有一座大型冷库怎么行?再往后说，还要建纺织厂毛巾厂，咱们有那么多矿工，要谈恋爱要结婚生孩子，没有女工怎么行?
　　后来，双三万还没有完全实现，T城的肉类联合加工厂就开工建设了。再后来，几乎所有的猜测都指向了杨良才。都认为将来T市革委会主任非他莫属。

　　第九章

　　28
　　岁月是一条逐渐干涸的河，水干了，河床的真相才裸露出来。可惜我们谁也不愿等到干涸的那一天来下结论，我们都是抢答者，我们都想得高分。但谁比谁更聪明?
　　时间过去了四十年，很多事情细节已经模糊，但生活逻辑是不会错的，大的关节不会错的。我曾经无数次瞎想，如果我早看到这些日记，我们也许不是现在的样子?但我又很快否定了自己，真是那样，我又能怎么样呢?我有勇气反抗时代吗?我有能力改变肖明吗?
　　生活不会重新来过，你错过了也就失去了。倘若我们有今天的见识，我们真的可以免除后悔吗?未必。作为个人，也许你可以少走一段弯路，但你必须在另一段上双倍补回。作为整体，该付出的代价必须付出，既是规律，就不能超越，既是历史，就不能假设。
　　日记是肖明让我看的，我看她自己并没有丝毫后悔的意思。她最终也没能如愿上大学，没进入一个像样的单位，个人生活在我看来也是一塌糊涂，她甚至错过了那个时代的每一趟列车。她是那样坦然地面对了自己，她说她永远不做自哀自怜的怨妇，她确实做到了。
　　今天，当我再一次整理这些日记的时候，当我以一个六十岁老人的目光回望这些历史碎片的时候，那些曾经模糊的，忽然清晰了，那些曾经被故意省略的，忽然显现了。我终于明白，那些珍珠一样的记忆其实并没有散落，它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的生命里，在我们民族伤痕累累的躯体上。而串起这些珠子的红线，是几代人心甘情愿的付出。
　　这些日记我没有全录，我删去了一些鸡毛蒜皮流水帐，突出了最重要的记忆。我想这不叫篡改，只是为了好读，为了节约时间。鲁迅说，浪费别人的时间，无异于谋财害命。
　　下面继续。
　　关于“双三万”，我在前面说过，它是T市在九大以后要实现的头等任务。三万吨铜精砂，三万吨粗铜冶炼，不仅是个生产目标，它更是政治。筹委会的失败，革委会的难产，军管会的尴尬，都需要一个漂亮的大动作来改变。我们对姜政委不愿撤出都很不满，但对打一个漂亮仗还都是充满渴望的。历史与小人物，就这样偶然地走到了一起。
　　为了埋葬帝修反，以血换铜也心甘!
　　这是当时工总司喊出来的口号。工总司是好派的造反组织，只要军管会的号召，他们都会加码响应。何况工总司本来就是以矿山为主体，他们的头头本来就是矿工。现在他们不但组织了这次大会战，而且头头们也身先士卒，天天都奋战在掘进采矿现场。有一个头头还经常有喜报传出，不断刷新单人单机掘进新纪录，十米，十一米，十二米!其他的工人自然也有不服气的，就跟他摽上劲干。这样，又创造出单人双机的新作业法。井下掘进作业劳动强度大，对身体健康有非常大的损害。一个迎头要打多少个炮眼，才能最快最有效地推进，这是个需要根据岩层结构不断摸索的过程。但为了抢进度，往往在放过炮后粉尘还没有散去的时候，有的工人就进去继续打眼，很多矽肺病患者并非必然的职业病，而是违反安全操作规程所致。按照规定，一个迎头放了多少炸药，响了几次炮，必须经过专人审查放行才可以继续操作，但为了速度有时也放松了，因此出过好几次事故。
　　奋战三百天，夺取双三万，苦干加巧干，旧貌换新颜!
　　这是联造总的响应口号。联造总是屁派的造反组织，以冶炼运输业为主体，对军管会的某些做法有所保留，然而在促生产方面他们并不落后。不但在会战过程中积极配合工总司，而且在提高效率方面有新创造。那时比较先进的井下凿岩装载设备大都来自瑞典，然而由于矿山设计的不同，这些设备并不好用。于是“改造洋设备”成为了他们的最大亮点，也经常有喜报传出。但是洋设备一旦被改造，原有的配件就不再适用，于是又带来巨大的浪费和混乱。
　　有一个小插曲：老鸦岭矿是个新矿，选矿厂需要用的尾砂库虽然征地手续已经完成，但由于对农民的赔偿还没有到位，当地农民就在这片凹地上重新复耕，所以产量增加后的尾砂排放就成了一个问题。工总司的头头们听说后就哇呀呀了，组织两辆32吨太拖拉推土机开上去，半天功夫就把那片菜地推成了尾砂坝。谁敢反对双三万，就砸烂谁的狗头!他们为凭什么阻挡双三万?谁在煽阴风点鬼火?是不是有阶级敌人破坏?好好查查!以后这一带的农民再也不敢吭声。
　　报纸，电台，红旗，锣鼓，整个T城都在亢奋。人们谈论的话题不再是派系争斗，文攻和武卫已经让位于矿石产量。抓革命促生产已经落实到每一天的生产进度。全市人民都相信，T城的好日子就要来了。好日子就意味着票子房子菜篮子，T市人民为这一天已经苦熬了十几年!人家姜政委在北京讨上饭啦，还让人啐一脸吐沫!这故事被编成段子，让全市人民感到羞耻。
　　家属们也都行动起来，成立了“五七大队”，她们去寻找以往废弃的低品味矿石，有些古代矿井的遗迹还被真她们发掘出来，又重新焕发了青春。
　　全城的中小学生们也都上山了，他们去拣那些在山上散落的“露头”，凡是长有牙刷草花的地皮，全都被挖开了，孩子们有权力为双三万做贡献。有一首儿歌唱道：
　　红小兵，眼睛亮，
　　红草花，指方向，
　　矿石小，雄心壮，
　　双三万，我不让!
　　今天的年轻人可能很难理解，一个没有加班费、甚至不供应午餐的群众运动究竟靠什么持续三百多天?他们困惑地把那个时代指认为激情燃烧，意思是燃烧过后必然是灰烬。其实激情并不都是非理性，当人人都认为某一个社会目标和自己有关系的时候，都认为自己在创造历史的时候，都把自己当成这座城市的主人的时候，他们会思考，他们不是傻瓜。
　　那时的姜政委经常要下楼迎接报喜的队伍，亲自为这些英雄们披红戴花。几乎每周他都要在电台发表一次讲话，提醒大家要注意劳逸结合，注意安全。女将们在挑战啊，小将们在挑战啊，遍地英雄下夕烟啊，他语词哽咽热泪盈眶。他的脸更红了，口气更深沉了，对未来更有信心了。
　　那时，T市的大街小巷有一个固定节目，就是每到周末听广播，跟今天我们看新闻联播一样。有条件的听收音机，没条件的人们端着碗去听大喇叭。当姜政委略带沙哑的声音出现时，全城都安静了很多，乘凉拉呱的骑车赶路的，都要听一听最新进度，听一听又有什么英雄事迹，特别是要听一听姜政委那种带贵州地方口音的夹杂着文言诗词的富有激情的演讲。
　　1970年8月，姜政委五十岁生日，几个当兵的悄悄为他摆了酒，算是祝寿。关起门来，姜政委也是性情中人，喜怒皆形于色，开玩笑骂人都是常有的事。当晚喝高兴了，还填词一首：
　　青玉案·五十岁戏仿贺铸
　　凌波秋塘弄影去，
　　悲戚慷慨绝尘处。
　　锦瑟年华谁虚度?
　　金甲未解，
　　革命继续，
　　重走长征路。
　　旧烟新旗丹血吐，
　　半纪风云天地覆。
　　赧郎笑问情几许?
　　一碗端平，
　　三万握定，
　　遍插英雄树。
　　这首词发表在当地的《东方红》报上，一时满城轰动，竞相传颂，各种解注蜂起。几十年后，我从故纸堆里读到它时，仍是激动不已感慨万千。这个姜尧为支左已经闹到了离婚，为工作已经耗干了心血，家国事儿女情，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新俗故典，尽在这68个字中。不说他的襟怀抱负，单就文化修养，今天的领导干部恐怕没有几个能达到的。
　　这个姜尧，是不是已经意满志得，踌躇颟顸起来了?实事求是地说，从支左部队介入，到提出对两派“一碗水端平”，再到整治永安河，再到实现“双三万”，他在50岁的那年确实已经到达了他事业的顶峰。
　　如果他及时退出，人生是否能圆满一些?我不知道。
　　那时，他已经很注意自己的形象了，在报纸上出现的照片，基本上都披着外衣。叉腰巡视永安河工程的，弯腰倾听老工人讲话的，还有站在山顶指点江山的，都披一件军装外衣。焦裕禄是地方干部，披外衣很自然，他是军人，披外衣就出格了。而他刻意这样做，自然别有意味。事实上这个形象在当地已然经典化了，很多地方干部有意无意都在学这个姿势。
　　然而可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在凤凰岭矿，井下一个采空区整体陷落，当时正在剥离矿柱的七名工人全部牺牲。
　　那个声音嘶哑的采矿工程师刘查理再一次被推上了前台。
　　29
　　客观一点地说，刘查理并没有反对过“双三万”，当然他反对也没有用，他的嗓音本来又尖又细，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在T市，每年报计划时都想压低一些，完成任务时都想多超一些，这已经是历史惯性，大家心照不宣，因为财政困难。刘查理也是人，也要吃饭，他不可能不理解。
　　在刘查理看来，“双三万”不过是个口号，调动积极性而已，完成完不成关系都不大，完不成三万能完成两万也很好。毕竟这五座矿山中的三座他都是亲自参加建设的，从设计到基建他都付出过心血，他怎么会反对“双三万”呢?这话都是他后来交待的，我认为基本可信。
　　矿山井下开采受到条件限制，是有自身规律的。即使是露天开采，也不是想挖多少就挖多少，但还可以拼设备搞人海战术。可这是在负200米以下的巷道里啊，怎么可以随便乱挖呢?今年挖了明年挖什么?按照设计，井下开采必须保持三级矿量的平衡，也就是掘进矿量、储备矿量、开采矿量要有个恰当比例，这样才会有均衡持续的生产能力，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产生效益，延长矿山寿命。这个道理并不复杂，有色公司人人都懂，所以才会每年定计划，按计划组织生产。现在想多搞一点，多搞一点问题也不大，但不能太过分，过分了就是寅吃卯粮杀鸡取卵了。
　　刘查理的岗位是在总调度室，这里每天都有各个矿汇总的数据，他人不在现场，但对采掘环节的每一个具体场面他都了如指掌。所以到了6月，时间快过半了任务还没过半，别人心急火燎，他却要求凤凰岭停止出矿。
　　他找到军代表说，这个地方不能再挖了，要赶紧回填尾砂。一般来说，只要尾砂回填及时，就不会顶层整体塌陷，矿山生产就不会停顿。军代表一听就傻了，赶紧汇报。
　　可那怎么行呢?别说指挥部不答应，连凤凰岭的工人都不答应。那个采空区的矿柱都是高品味的好铜啊，有那么多矿柱顶着，我们不怕你怕什么怕?人们总想多掏一点，再掏一点，把矿柱剥了一层又剥一层，看看没事还能再剥一层。那都是铜啊，铜就是“双三万”啊，“双三万”就是好日子啊。
　　这样到了7月，眼看着任务就过半了，有一天刘查理背着指挥部，以总调度室的名义给冶金部发了预警电报。这显然是摸了老虎屁股，姜政委暴跳如雷，拍桌子摔板凳要把刘查理撤下来。只是梁参谋长护着刘查理，事态没有扩大。姜政委说，阎王好过小鬼难缠，不是说危险吗?危险在哪?我们都是瞎子啊?
　　在伟大的目标面前，一切反对声音都是渺小的。
　　终于有一天，矿柱扛不住了，矿山扛不住了，一切都到了临界点，转折就开始了。
　　按说，事故证实了刘查理的预警，分析事故本来应该沿着总结分析经验教训的方向展开才对。领导们当初也许确实是有这个意思的，可是刘查理的声音实在太刺耳了。而且那时候让大家真正心急火燎的并不是事故，而是“双三万”，所以这意思就弄出别的意思来。
　　刘查理也上火了，见人就发牢骚。早就警告过你们，不听，不听，非要搞出人命来才相信!他又尖又细的声音显得特别刺耳，铁铲刮在锈锅上，每一声都让人不舒服。这让人觉得，这个改正右派又翘尾巴了。牺牲了七个工人兄弟他不心疼，没有一句贴心贴肺的话，反倒好像是非要争个输赢似的。你就赢了又怎么样?证明你正确又怎么样?死人能活过来吗?
　　这样到了9月，在讨论落实四季度任务和制订来年计划的大会上，刘查理终于“跳出来”。
　　他说，紧张，被动，落后……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他还说，紧张，被动，落后……
　　你不要再说了!再说就犯大错误了!
　　可他还是说，紧张，被动，落后……
　　其实用不着宣布刘查理停职检查，群众就已经贴大字报了。群众自然没好果子给他吃。你一个破工程师，读书时候就参加过国民党，有什么好神气的?党和人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你打右派还拿一百多块，比我们两个人拿的还多!出了事故死了人你就兴高采烈了?工人阶级的生命就这么不值钱?
　　你反对“双三万”就是反对军管会，反对军管会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
　　紧接着，工总司和联造总都发表严正声明，宣布刘查理从来都不是本组织的成员，刘查理事件是T市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资产阶级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攻倒算，绝不能让刘查理干扰夺取“双三万“的大方向!
　　再后来，又有大字报揭发出，刘查理不但大头有问题，小头也有问题。他和天官山矿一个家属工长期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足以证明这个假洋鬼子本来就是流氓。那女人是个矿工遗属，他利用人家生活困难拉拢腐蚀了工人阶级。
　　这些事回过头一点一滴去想，前因，后果，不同地角度，对立的思维，历史的碎片一点一点聚拢集合，我的心才隐隐作疼。
　　而在当时，我也认为刘查理是在玩火，在挑战。倒不是因为他的那些观点对与不对，也不是因为他是肖明的生父。事实上肖明也是以他为耻的，从来不愿提起他。而是我觉得这个人有点怪，好赖不分，阴阳怪气，和我们根本不是一路人，好像一个小媳妇熬成婆了就爱惹是生非。当初军管会提出搞“双三万”，是有点好大喜功，是有点超越规律，可姜政委不是为自己捞好处，没贪污一分钱，和今天的领导干部搞那些面子工程相比，简直一个天一个地。他拿着部队的工资，操着地方的心，还不是为了对T城人民有一个交待吗?
　　研究处理刘查理的时候，记得梁参谋长还为他说过情，他说知识分子，就那么个东西，好面子，小心眼。刘查理说要反思也不是反对，没有恶意，咱们不是也在反思吗?
　　可姜政委摇头了，他神情疲惫目光迷离，说西瓜葫芦归不到一根藤上去。咱们和他们，能是一路人吗?
　　姜政委认为刘查理不是要反思事故，而是要反思“双三万”。刘查理是要把经济问题政治化，要把事故当爆破筒，认为我们搞“双三万”是挑战客观规律，是破坏矿山平衡，是方向路线上出了问题，你不反击怎么行?
　　说这些话时姜政委有没有联想到肖明?那个经常爬到他脸上扇嘴巴子的红卫兵小将?我相信他是心里是想到过的，他曾经很欣赏肖明的文笔的。他认为这父女俩才是一根藤上的瓜。
　　这一年，终于实现了“双三万”。到了年底，冷库投产，每户都吃上了来自内蒙古的羊腿，全市欢腾。
　　姜政委却高兴不起来，那张脸一直侉着，更黑了。这是支左部队自介入T市始，唯一称得上正面应对的阶级斗争。在此前，尽管也有批评的声音，但部队始终是站在中间的，反对派性，主张理性，“一碗水端平”。可最后天平还是倾斜了，因为刘查理死了，因为又有一批干部重新站到了他的对立面。
　　第十章
　　30
　　×月×日
　　去生产指挥组居然没碰见一个熟人，我只是一个死者的家属。尽管我知道有熟人也帮不到我，可还是希望见到熟人。
　　某个熟人已经面目模糊，对面相逢不相识?可能。
　　等了半个小时，才让我到办公室。又等了半个小时，才出来一个干部，他说，你到车队去找张师傅，他送你去凤凰岭。至于其它的事项，会有专门的工作组跟你谈。我不知道其它的事项是什么，只是觉得那个熟悉的走廊变得空空荡荡，冷风嗖嗖。猛回头，发觉好几个门洞有脑袋探出来，又缩回去。
　　张师傅很健谈，他说，我经常送你爸爸。他说，我也认识你，你到市委来造过反，还呼口号，红卫兵小将。他告诉我，去凤凰岭矿是领遗物的，签上字就走，真正的谈判是跟工作组谈。
　　我问谈什么?我诧异“谈判”二字，让我回来居然是谈判。
　　他说谈条件啊，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你爸爸是总工，不会亏待你的。他飞快地瞥我一眼，话又缩回去。我明白那半句应该是，可惜他是自杀。
　　两只翻毛皮鞋，一串钥匙。这就是遗物了，沾满铁锈样的黄或许还有血迹样的红，它是我的爸爸的象征。这才明白，所谓处理后事，就是领这个，然后，还可以提要求，谈判。
　　我不会提什么要求的。这个人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些令人齿冷的记忆也已经离我远去。我不想活在阴影里。我长大了，很健康，有自己独立的人格。
　　才一天时间，就想回石门关了。
　　×月×日
　　我没提条件，但他们却提了条件。他们说，根据规定，自杀人员家属是不能享受抚恤金的，领导考虑到实际情况，还是决定发给你们。又说现在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每个人都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形势。又说你也是个读书明理的人，不要听信小道消息，不要无理取闹，等等。说话的人不像是干财务的，倒像是政治家。张师傅说的谈判工作组，果然厉害。
　　一头雾水听他讲完，我说，没什么事我就走了。
　　他这才慌了，让我领钱。
　　办完手续，我想透口气，就没有走大路，想直接翻山回家。没想到被两个老干部拦住了。他们见我疑惑，就掏工作证给我看，原来都是有色公司的。
　　他们说，你小时候叫刘敏，我们还抱过你!
　　这样说，固然可以释疑，但并不能让我觉得亲近。反而令我警惕，他们想干什么?
　　他们说，你们母女对老刘有意见他们知道，老刘这个人是有毛病他们也知道，但他是个好人!
　　他们说，我们一直在等你回来，我们希望你多了解一些真相!他们说我们没有其它意思，只是希望你能理解你的父亲。
　　老刘是个好人啊! 这声音，悲怆得很，古怪得很。
　　在山上，风大，他们两个一句接一句地喊，喊了半天我也没听明白。我想，大概是对刘查理之死，有色公司有不同看法吧。
　　×月×日
　　妈妈叫住我，问是不是有人找过我。我就说了昨天路上的事。妈妈说，这些天也一直有人在找她。问，你真的不想知道吗?
　　我说，不想知道是假的，但说想也不是真的，烦得很。
　　不管怎么说，他是你爸爸。
　　这话倪永昌也说过。我说，爸爸也分好坏。
　　然后她就叹气，流泪，眼看着脸色灰白，说着就出溜下去。我扶她躺下，喂了点红糖水，看着她冷汗一点一点冒出来。我知道这是低血糖，长期营养不良的结果，想想心里也酸。
　　我想把妈妈带到乡下去，至少她可以修养一段时间，石门关的空气好，山水好，人情也好，没有这么多烦人的事。
　　妈妈安静地听我说着这些，一声不吭。那一刻，她真美，完全不是我记忆中的神态。我想她年轻时候的样子一定很吸引人的。
　　妈妈说，你可能是受了我的影响，对他一点感情也没有。
　　我说，可能吧。
　　其实妈妈怎么能影响我?如果说没有感情，那是我瞧不起这个人，我从心底里以这个人为耻。我都不会喊爸爸这两个字了，我喊不出口，我会恶心。
　　妈妈说，其实你是应该知道的。我恨他，是他的绝情寡义，是他的自私，不是因为政治。你不一样。他还是爱女儿的。
　　哈，爱!我说，他交待我参加国民党是因为爱吗?
　　妈妈说，这正是你应该了解的地方。你不了解他。他是被斗怕了斗烦了，才会胡说八道。
　　我说我也被斗过，我怎么没有胡说八道?
　　妈妈说，那是因为斗得时间短，不是因为你特别坚强，你赶上造反了。斗时间长了你也一样，是人都一样。他为什么那样交待?因为他认为那不重要，他以为混过去就算了，人家就放过他了。他不傻，知道有色公司离不开他，这正是他狡猾自私的地方，他从来不考虑别人的。他不傻，但他没想到那些人傻，真的相信了，伤害到你了。说他成心要把女儿推到火坑里，还捏造一个罪名，那不真实。我也不会相信。
　　我说，妈妈你今天好像变了一个人!
　　她叹了一口气，慢慢说，现在他人反正已经没了，我就有责任了。这些天我想了很多事，有些明白了，有些还不明白。
　　我说，你不恨他了?
　　她摇头，那不一样。但你不应该恨他，他是你爸爸。而且，他曾经很优秀，否则我也不会嫁他。
　　这么说，我还是爱的结晶?
　　×月×日
　　妈妈说她想明白的事情主要有两条：一是当年她听信组织上的话，站出来揭发刘查理，是上当了。尽管她的揭发只是证明他们确实开过会，没有实际内容，但也足以把刘查理打成右派。二是现在看来，刘查理对妈妈的怨恨也是上当了。因为妈妈没有那么大的本事，能把五六十人打成右派。
　　想不明白的也有两条：一是离婚，明明是领导动员的，界线也划清了，可怎么就摆脱不了右派家属的帽子呢?右派都摘帽子了，可家属却比右派还惨，而且牵连到孩子。二是生活作风，因为工作需要确实和苏联专家接触的多，也经常参加他们的舞会，刘查理心里也清楚，她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但为什么拒绝为自己作证?只要他站出来说句实话，妈妈的工作是可以解决的，我们家里的条件也可以好一些，他就是不说，究竟是为什么?
　　其实妈妈说的这些事，明白的和不明白的，站在个人角度，永远想不清楚。两年前，我编《大事记》时，基本脉络就已经清楚了，那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那是档案馆里的文件，是众多受访的老人，正面反面都记载的客观事实。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没有各种揭密的战斗队，它们也许真的永远是个秘密。可幸的是，它被揭开了，被放到了阳光下。
　　但我不希望妈妈沉浸在这些伤痛里，所以没有多说，我只是劝她跟我到乡下去。青山处处有芳草，何必恹恹葬残花。
　　对于我，也许真的需要了解，刘查理究竟差在哪里?
　　×月×日
　　第一个形象是青年才俊。刘查理那年28岁，牛津大学采矿工程学博士，迷信工业救国，于1946年回国，在国民政府的资源委员会里效力。北大女生沈崇被美国兵强奸后，刘查理开始偏向左翼，多次参加反内战反饥饿的示威游行，也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了妈妈。结论是，他有正义感，并非怕事之徒。
　　第二个形象是技术权威。初期有色公司的规格很高，属于我国第一批大型骨干项目，总经理是冶金部副部长高扬文兼的，刘查理也是国务院指名的总工程师，待遇和副总经理一样。结论是，他意满志得，并非唯唯诺诺的受气包。
　　第三个形象是吃苦耐劳。那时家里不开伙，领导都是吃小食堂。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他是很自觉地要求自己，常年在井下跑，回来也经常去大食堂。吃红薯不剥皮，吃完饭也学人家用开水涮涮喝下去。结论是，他想进步想融入时代，并非拒绝改造。妈妈说，那时他甚至想入党。
　　第四个形象是变色龙胆小鬼。1953年有色公司“三人反党小集团”被揪出来后，他开始沉默寡言。那三个都是鞍钢调来的老干部，并没有牵连到他，但其中一个对他最关心的领导开枪自杀了，极大地刺激了他，他在家躺了几天。1958年因为“反苏联专家”被正式定为右派，这一事件把他彻底变成了一个胆小多疑、神经兮兮的人。结论是，他只能被人捧着哄着，做不了普通人，从天上降到地下是要他命了。妈妈说，那时他看人的眼睛都垂着，躲躲闪闪，也有过想死的心。他从来只考虑自己，根本不顾家的。
　　以上是妈妈的印象。
　　在我眼里，这样说并不全面，因为个人只能看到局部，看到表面现象。刘查理，只不过是那个时代浪花中的一朵，牺牲品中的一个。个人性格中的优点缺点是解释不了历史的。
　　细究起来，造成历史悲剧的原因有很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水。运动中贴了那么多大字报，分析了那么多原因，应该说都有道理，也都不准确。
　　如果我没有去农村插队，没有去理解农民，我也会这样想。大概这就是当初我失望的原因，对造反派，对军管会，对文化大革命，都失望。他们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达到什么目的?一片茫然。
　　可现在我不这样想了。如果我来概括T市历史悲剧的原因，用一个字：钱。用两个字：缺钱。用多一些字：为了抓钱，就要抓权;为了抓权，就要打击异己;为了打击异己，就要借助各种政治运动和政治力量。至于使用什么口号，那都无所谓。
　　事实上这些官僚也是没有理念的，左派上台，他就比谁都左;右派上台，他就比谁都右。比如当初刘查理他们，要“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反对照搬苏联”，就明显是左派言论，应该把他打成左派才对，怎么打成了右派呢?因为当时的政治气候是反右派。再比如后来为刘查理甄别了，亲苏联的人不吃香了，应该彻底平反才对，怎么还留一个尾巴呢?怎么把责任推到刘查理的妻子身上呢?因为要利用刘查理，要平衡刘查理。这是粗陋的实用主义，连掩饰都不要的。
　　这一切都和T市的生产方式有关。T市的经济是矿山经济，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铜矿是埋在地下的，开采是需要井下巷道的，而巷道的建设是需要一定专业知识的。这样巷道的走向就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经济利益问题。巷道沿着矿体走，铜资源就可以有序开采利用，但见效很慢。巷道直接从矿体走就可以迅速把铜变成钱，但损失太大。按照国家规定，井巷建设过程中产生的铜料收入可以作为副产品，不上缴利润。这样采矿工程师刘查理就无可逃脱地成为了政治工程师。也就是说，井巷建设成为一个争夺焦点，争夺的不是技术方案，而是经济利益，后来又演变为政治权力。
　　那时T市刚成立，地方财政没有来源，急需有色公司作出贡献，这样市委就必须加强对巷道走向的领导。有色公司是中央投资的，干部是冶金部派来的，他们要捍卫国家利益也必须加强对巷道走向的领导。在几场角逐中，地方党委都是最后胜出者，因为党委代表党，公司代表企业。1953年“三人反党集团案”争的是巷道，1957年“反苏联专家集团案”争的还是巷道，这些巷道口水战的背后统统都是一个钱字。
　　文化大革命把这些盖子都揭开了，揭开后造反派大失所望。因为这里面看不到阶级，看不到路线，也看不到走资派，只能看到幼稚和狂热，迫害和冷酷。
　　至于所谓的苏联专家，更是一个笑话。那时的专家团里居然没有一个是学过采矿的，有两个下过井的还是中专生。他们都是来搞规章制度的，编了一本又一本规章手册，连食堂疗养院都编了。另外，就是跳舞，搞女人。那时候给一个苏联专家的工资折合两万斤小米，而当时一个国家主席的工资才折合3000斤小米，部长级工资才折合2400斤小米。请一个苏联专家计算给苏联的债务折合六个国家主席工资。
　　这样的专家刘查理当然有理由看不起，所以经常会吵架。而市委要驾驭巷道的主导权，很自然地就要打苏联专家牌。苏联专家都说了，你们为什么要反对?你们反对苏联专家就是反党。
　　客观地说，地方党委想多搞点钱，也不是为个人，而是有那么多干部要开工资，那么多的事业口子要花钱。牛还没长大呢，就要挤它的奶。1955年实行工资制了，干部差别一下子拉开了，可没有钱怎么办?他们拿什么去体现功劳?
　　有一张大字报描绘的市委书记有点像土匪：光着膀子，拍着矿山剖面图，就给老子从这里挖!还有一张大字报是揭发省委书记曾希圣的，说中央要在南京建长江大桥，他就带了一个手枪班到国家计委去争，听说差不多就给他抢到手了，结果被周总理叫去，骂了个狗血淋头。
　　钱，已经让这些共产党员们彻底背叛了自己。他们为了争钱把眼睛都争红了，不惜打杀自己的同志来证明自己正确。
　　妈妈要的答案大体如此。没什么可想不通的。你能指望他们承认自己错了?即使刘查理能给你证明什么，他们的脸又往哪放?不管你的问题是真是假是大是小，也不管你给谁写信，最后处理你的还是那几个人。只要那几个人还在，你就永远有问题。——这话是妈妈自己说过的。那你还纠缠这些，不折磨自己吗?
　　×月×日
　　晚上那两个老干部又找到家里来。妈妈也认识他们，大家坐在一起除了叹气抹泪，也没什么更多的话可说，哽咽无语，最后互相勉励保重身体。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有松岗，尚可凭吊，而刘查理，只剩下一双翻毛皮鞋。松岗?还是免了吧。
　　×月×日
　　今天我去了武装部，想见见他，没见着。武装部如今多了岗亭，今非昔比，电话机摇来摇去，威风多了。传话的人说他出差了，可看那种神态，又令我疑惑。
　　毕竟两年多没联系了，很想跟他说说话。以前是我疏远了他，而现在，竟是相见亦难。
　　两年，人的变化会很大的，有变化也正常。即使没有那层关系，我也愿意和他谈一谈。毕竟，每个人都有过去。
　　但是……但是，是另有原因呢?
　　满大街都是关于“双三万”的标语口号，刘查理自杀，他不可能不知道。我是刘查理的女儿，他不可能忘记了。那么，他在避嫌吗?他不愿见到我?
　　如果这样的话，幸亏不见。我会呕吐至死。
　　他会是这样的人吗?他也是新时代的青年，从他的谈吐看，不像。从他的品味追求看，也不像。
　　但人是复杂的，知人知面不知心，古训如此。理论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多得是。
　　忽然明白了妈妈的纠缠不清。明白了那些折磨自己的，喋喋不休的，她并不需要的答案。她其实不需要想明白，她只是抚摸伤痛，是品尝悲哀。明白不明白，重要吗?伤痛还是伤痛，悲哀还是悲哀。
　　过去的，统统过去吧。对妈妈说，对我自己说。
　　31
　　现在，终于要面对自己了，难于启齿也好，羞于见人也好，总是绕不过去的。把责任轻轻地推给了叶三虎，把埋怨重重地留给了文化大革命，真的可以轻松了吗?你真能庄严宣告，那都是他们的错吗?
　　叶三虎确实过于认真，把鸡毛当了令箭。支左确实时间太长，让神经变得麻痹，让爱情长出白毛。可是你呢?你在冬眠吗?
　　肖明下乡插队以后，本来我应该去看她的，我也确实想到过。订过计划，甚至去汽车站看过时刻表。她那个县隔得并不是很远，长途汽车五六个小时路程。可最终没去成，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工作忙吗?是因为叶三虎拦在我们中间吗?是因为我对肖明没有把握吗?好像都有点，好像也都不是。
　　刘查理的问题出来以后，有一度我是真想给肖明写信的，把这里的情况告诉她，特别是把一直不跟她联系的原因告诉她。信写了几回又撕了几回，那个废纸篓里好像全是委屈，只是扔错了地方。跟她说这些有什么用?我是埋怨她吗?又不是她故意把信弄丢的。是埋怨叶三虎吗?叶三虎是执行任务。那封信始终没能写成，我始终未能跨出关键的那一步，究竟是为什么?
　　肖明的日记让我有一段日子很失落，经常发呆。坐在桌前，眼睁睁看着阳光从右手爬到左手，一天就过去了。我放弃了早晨出去爬山，一直坚持的习惯令我生厌，自以为很健康的生活方式忽然露出了其中的庸常和无聊。
　　放弃对这个问题的追踪，不是很容易吗?为什么不快一些逃避，快一些穿越?谁也没有要求我对历史负责任。但我无法摆脱，无法背叛自己的内心。我怀着希冀，邀请读者一道观察思考别一种人生。不错，我们是小人物，我们谁都不能选择历史，但做一个什么样的小人物真的不可以选择吗?退一步说，当满世界都在重复谎言时，多一种声音不是可以少一点寂寞吗?
　　当岁月冲刷掉浮尘，当人生进入到黄昏，那个卑琐的灵魂才战战兢兢走出躯壳，开口说话了：前途，你要的不就是这个吗?你追求的不正是这个吗?安全，安稳，安定，不是这些吗?难道你曾经反抗过一次吗?张扬过一次吗?哪怕挣扎一下也好，没有。你只配循规蹈矩地活着。你顶多只是偷偷地想像一下，偷偷摸摸而已。你只能跟在别人后头瞎嚷嚷：消灭了法西斯，自由也不属于人民!消灭法西斯有什么错?错的是你没去争，错的是你没长着一颗自由的心。自由会来乞求你，请你自由吧，请?
　　1970年冬天的那个下午，我正在给叶三虎写倒霉的思想汇报，有个执勤战士喊：曹干事曹干事，有大姑娘找!回想起来我想我的脸色一定是很难看的，失血，或者淤血，脑袋里乱轰轰的。那个兵说，你要不见就可惜了，挺漂亮的。我骂了句什么，去去去，挥了挥手，让他支走。
　　但很快就反应过来了，心里咯噔一下，我并不是没有感应。既然是历史，一定有着某种必然性，不可能误会。我伸头一看，就铆在窗前了，在楼上看得清清楚楚，是肖明!
　　那个兵对肖明说了几句，肖明舔舔嘴唇，转身走开。肖明比以前结实了，好像也长高了，还是用橡皮筋扎着两只短发髻，穿着一件暗红格子的短棉袄，脚上是一双布鞋。斜背着永远不离身的黄挎包……
　　她就那么走了，没有回头。
　　阳光难得那么强烈，从正面直射过来，刺得我不得不闭上眼睛，或者说我没有勇气睁开眼睛。那天好像也没刮什么大风，耳边却莫名其妙有了轰炸一样的爆破音，而且紧跟着一股焦糊味扑面而来。这是一场厮杀，横尸遍野，血溅如飞，残阳夕照，满目苍夷。我是想跑下去来着，可两条腿是那么的沉重!
　　她是迎着阳光去的，好像直接走进了太阳里，然后消失。她脚下还那么有弹力，两只发髻一翘一翘，像两个不甘寂寞的小松鼠跳来跳去，就这么走了。活力永远在她身上，这很奇怪。而我，似乎已经老了，只能像老人一般左思右想。我很清楚这是最后的机会，她这一去将再也不会回头。
　　如果她能回头，哪怕是回头再多看一眼呢?结果会怎么样?我能冲出去叫住她吗?我能向她道歉吗?告诉她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吗?向她宣告无论什么都不能把我们分开吗?从现在起直到永远吗?……恐怕不能。
　　如果我追出去，叫住她，一切都改变了吗?我就能坚持到最后吗?我们还能恢复从前的快乐吗?我们能应付可以想见的种种残酷和艰难吗?……恐怕不能。
　　是的，我违反了支左纪律。是的，我正在审查期间。是的，我担心给人抓住把柄。是的，我怕了叶三虎。
　　我鼻子有点酸，眼睛里却没有泪。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没有人强迫。是的，真正的原因，是我胆怯了。那个可笑的叫前途的东西，把我压垮了。在热恋的时候它还很小，在检讨的时候它就猛然强大起来。那是一堵墙，我没有勇气一头撞过去。说起来我还是个军人，其实血管里流着卑怯的血。
　　我在众声喧哗中徘徊，满脑子都是关于前途的说教。谈恋爱是一回事。真正确立关系是另一回事。喜欢是一回事，能够是另一回事。能应付叶三虎是一回事，能破釜沉舟是另一回事。有太多的前车之鉴摆在那儿，有太多的教训摆在那儿，父母有太多的叮咛响在耳边，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不要因小失大……
　　我17岁参军，19岁提排长，20岁当副连长，21岁就当上了直工科干事，找一个成分不好的老婆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你主动要求转业……
　　在部队里，也有领导给我介绍过对象，那是一个首长的女儿，在军区医院当护士，唧唧歪歪，令人生厌。肖明，也许真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刚健，纯洁，充满活力……
　　出来支左，明摆着是让你出来锻炼的，谁都知道这暗示着什么。刚刚不久，就有战友来信，提教导员了……
　　我的前途，前途……要紧。何况她还有一个刚刚自杀的反动技术权威的事实上的父亲……前途。
　　他妈的前途!
　　32
　　×月×日
　　我要把这一切都忘记，什么刘查理，什么解放军，统统忘记。我有这样一个父亲，只能自认倒霉，猪八戒投错了胎。而且，还路过了高老庄。
　　我没有必要生活在阴影里，更没有理由生活在过去里。那只是一个故事，一段插曲，尽管有些凄凉，有点哀惋。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郭卉生了个儿子，粉嘟嘟的一个大胖儿子。他整天呼呼大睡，醒来就要喝奶。而郭卉的奶水就像喷泉，奔流不息。我和妈妈都去帮忙了，给他洗澡，穿小衣服。我们笨手笨脚，大呼小叫，快活死了。但又生怕把他弄疼了，他是那么的软，那么的嫩，实在太可爱了呀。最后还是得大荣子妈来解决问题，她让孩子的头躺在肘弯里，一只手就完成了我们四只手的工作。
　　大荣子妈对郭卉照顾得很好，床头整天都有火桶，屋里还生着火盆，定时通风，换炭时要把烟吹得干干净净才端进来。队里给的木炭管够，家家都意思了一下。有鸡蛋，有红糖，还有米酒，说是补的。
　　郭卉说，还没起名呢，你给起个名吧。我脱口就来：光荣，叫倪光荣。我点着小萝卜头的鼻子，你——光——荣!
　　郭卉眼皮翻了一下，看着我，噙着泪，点点头。她知道我最近的心情，也明白我真实的想法。我们俩，从小到大都在所谓的家庭出身的压迫下，我们自己都觉着低人一等，干什么都要考虑别人的想法，难道我们的孩子还要这样吗?偏不。绝不。
　　欢迎你，倪光荣!欢迎你，上山下乡的新一代小公民!
　　妈妈过了春节就回去了，她说放暑假再来。看来石门关给她的印象不错，除了冷一点。但这儿人心是暖的，是她亲眼看见的，淳朴，真执，透明。所以，她完全放心地回去上班。
　　她问我，为什么我们在城里看见的乡下人不是这样的?难道因为水土?我想想，还真是这样的。他们在城市里，委琐，肮脏，有时还有点无赖。再想想，也就明白了。在城里，他们是异乡人，是漂泊者，是乞讨者，确实水土不服。在这里，他们是主人，这是他们的家。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人有没有自信，精神面貌是不同的。
　　×月×日
　　可是安老爹对我的想法不以为然。他说你起码要把事情搞清楚。你对父亲没有感情，我能理解。可你连想都不愿深想一下，总是说不过去。他打右派又不是今天，被批斗又不是一次两次，为什么以前不自杀，现在形势稳定了反而要自杀?
　　去供销社买化肥，又去了安老爹家。这段时间，还是憋闷，还是忍不住要说。说出来好像就轻松一些，关于刘查理，关于解放军，其实都跟安老爹无关。我把这些陈年旧账痛痛快快跟他发泄了一通，还流泪了。我所有的困惑都愿意和他说，好像他真是我的精神父亲。
　　你在骗自己啊，孩子!怎么可能忘记?
　　这些道理我不是不懂，我的憋闷也许正是这些道理。
　　×月×日
　　今天王兴元来，说了些情况令我警觉。前几天张宇也有信来，他们也知道了，还到家里去找过我。可见这事影响不小。
　　王兴元比我大两岁，他爸爸出事的时候，他14，又是家里的老大，好像比我成熟得早一些，也胆小一些。大概是我的锐气还没磨掉吧，不喜欢他那种畏畏缩缩的样子。吞吞吐吐了半天，还说不出个一二三来。不对吧，不是吧，不会吧，烦死。
　　我说你要不想讲，就向后转吧，我还忙着呢。
　　他这才开口，说刘查理不像你说的那个样。跟你以前讲的完全是两个人。矿上都在传，刘工就是因为嘴太硬，死不认错。
　　根据呢?
　　他说他也没什么根据，只是从常理分析。去年全城都在为“双三万”发疯，哪有时间对付他?不是因为他的影响太大，报纸电台能没完没了?不是因为嘴太硬，群众专政指挥部能往死里整?现在又不是两派在斗，大家都是一派，有那么大仇恨吗?
　　不能不承认，道理是有点道理。末了他说，是他妈让他来劝劝我的，希望我别记恨刘查理。说刘查理不是我想的那么没出息。
　　我谢了他，也谢谢他妈妈。
　　在T市，在有色公司，毕竟有那么些老人还活着。他们也许是同病相怜，也许是出于某种正义，总之有话要说。而在我，总是觉得别扭，是不是我太自私?总是不能忘记他对我的陷害?
　　×月×日
　　安老爹让人带信，让我去一趟。他也是有话要说吧。
　　昨天做了一个很荒唐的梦，在梦中的我已经意识到自己在做梦，却无法从梦中醒来。因为感到难受和无奈，想要挣扎，却发现能够醒来的梦，并不可怕，可怕是做梦做个没完。死亡，对于相信物质不灭的人意味着什么?对自己，自然是时间消失了，对别人呢?时间还在继续吗?生命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如果时间继续，物质不灭，生命的本质是什么呢?为什么死去的人会对活人产生影响，而活着的人却像生活在梦中呢?
　　我相信科学，才相信人类的渺小。其实我们不可能知道有关这个世界的全部。世界是如此破碎，我们永远生活在世界的一小部分，永远只能理解世界的一小部分。
　　用心想像辽阔的宇宙，抬头仰望浩瀚的星空，即便是尘埃，也想活得明白一些，所以才会在梦中游荡吧。
　　×月×日
　　安老爹一见我就说，事情没那么简单。他说他去查了那段时间T市的报纸，批评是逐步升级的，一开始火气也没那么大。
　　这能说明什么呢?我问。
　　说明你父亲不是胆小鬼，也不是见风使舵的人。他不服气。
　　我说，反正人也死过了。反正他也跟我没什么关系。
　　不是吧?安老爹盯着我看了半天说，你心里的疙瘩越结越大，孩子。你瘦了。
　　我不好意思，一个劲揉脸。我承认这些日子睡眠不好，老做梦。但我坚持认为这件事情无关紧要，而且出身不好在我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影响不了什么，我能正确对待。
　　不是吧?你是以有这样的父亲为耻的，而且包袱越来越重。
　　那他也死了，而且是自杀的!
　　安老爹叹气说，我是个饱经沧桑的人，知道耻辱感很伤人。我在劳改农场，干的活并不重，他们让我放鸭子，单独住湖边，自由得很，还有鸭蛋吃。可是心里不舒服。像有一条虫子，天天爬出来咬你的心。又像是一顶铁帽子，压得你眼珠子都要弹出来。我是过来人，我知道。
　　我忍不住哭出声来，他说的都对。
　　可我该怎么办?
　　至少你该搞搞清楚，他说，前因后果，有没有道理，道理在哪里?弄明白了心里也就顺了，否则老是憋着会憋坏的。
　　我怎么摊上这么个父亲?没有养育，没有亲情，没有哪怕一点点帮助，连死了都不能让人清净!
　　安老爹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老毛说的。
　　×月×日
　　回到了T城，带着那双翻毛皮鞋，和一串钥匙。
　　妈妈很奇怪，怎么又回来了?
　　还是石门关理解我。倪永昌听我讲了一半理由，就说去吧去吧，你不去就不能踏实。他说春忙也忙过了，耽误不了什么。可他的眼神里多少还是有点忧虑。
　　我问，你担心什么啊?
　　他说怕你干傻事啊。
　　我说怎么会?
　　他说从前倪永茂也是没完没了要搞清楚，搞清楚了吗?倒是把自己搞傻了。世上的事搞不清也没什么了不起，饭照吃觉照困，你年事还轻，天地大得很，非往牛角尖里钻啊?他说倪永茂当初可是这一片大山里响当当的英雄好汉?怎么样呢了?
　　郭卉抱着她的光荣子一直把我送到关前。她倒没说什么，她明白我不会干傻事的，从前明白现在也明白。我上了公路见她还在关前站着，便挥了挥手。那一刻，还真有点动情。当初我们出去串连，她也是没说什么，只是悄悄塞给我十块钱。
　　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都把这事看得严重?我有那么认真吗?
　　安老爹也陪我到汽车站，说，早点回来!
　　风萧萧兮易水寒，我自己没觉着什么他们倒是悲壮起来。
　　×月×日
　　这一串钥匙已经变形了，显然不能开锁的。但它在提示我，还是要先找到他的住所，了解他的生活。如果有死神的话，那么死神没带走这串钥匙，显然是一种安排。
　　在我的记忆里，小时候一直在搬家。最初的印象是，家里有一个院子，房间很多，因为不能随手关灯，经常在半夜里被罚，去一个一个房间关灯。后来才知道那是给苏联专家盖的别墅区。只到上中学我们才稳定下来，妈妈带着我回到了她的祖屋。祖屋里没有自来水，没有卫生间，所以一开始就学会了每天早晨到公共厕所去倒痰盂。后来，又学会了去井边洗衣，和挑水。
　　而这段日子，也是刘查理生命中的最后十年。
　　×月×日
　　我找到了工人新村刘查理的最后住所。这是在T市最常见的那种工人住宅，一排一排的瓦房，一栋房住着八户到十户人家。自然这里也是没有自来水和卫生间的。
　　我敲门，一个老工人很警惕地打量我，自我介绍以后他放我进了屋。他一再说明是房管科给他开的条子，不是他自己搬进来的。他说屋里的家具只有一张桌子一张床，如果我需要可以搬走。
　　我说我不是来要东西的，我是想了解父亲以前的生活。他这才松弛下来，说他家原来就住在7栋的披厦里，实在太挤了。我看了看，现在也很挤，一间屋里放着四张床。他说现在好多了。
　　他姓顾，顾师傅。他告诉我，这一带住户都认识刘工，说那是个老实人，说自己还跟刘工喝过酒。然后重重叹了口气。
　　我问都喝什么酒?他说地瓜干子酒。井下工人不喝这个酒还能喝什么酒?嗓门很大。
　　他告诉我，刘工跳了大遛井，大家心里都不好受，那么斯斯文文一个人，说没就没了。
　　我问，大家对这件事都怎么看?
　　他叹气说，主要是刘工犟嘴。批就批一下，斗就斗一下，过了站你不还是你?你犟什么犟?你犟得过他们啊?
　　他还说，到底知识分子脸皮薄啊，经不起啊。不像我们大老粗，早就没脸了。你把我脸皮撕下来搁地下踩三天，没事，拿刀剁都没事，我是滚刀肉!
　　忽然想到，如果当初他们离婚，自己是跟父亲生活的，会是个什么样子?那么我和父亲就是挤在这间卧室里的。家里只有一张桌子，那可能是我专用的，吃饭就在锅台边。那时的父亲也不需要写字台，他和工人新村的任何一个男人没有两样，只需要胶靴和雨衣，那是下井用的。另外，他还需要大量的劣质烧酒。他会说粗话吗?他打人吗?
　　这样的想像令我亢奋。主要是我以前对父亲的印象被推翻了，我很高兴被推翻。它证实了一个看法：刘查理不是胆小鬼。他们用的字是，犟。今天还算是有收获。
　　妈妈带回来一些报纸，她说都是那一阶段的。妈妈对我的调查不置可否，但明显是在配合我。
　　×月×日
　　我读了报上的批判文章，基本是同一个逻辑：反对“双三万”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对军管会，就是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就要砸烂他的狗头。
　　但究竟是怎么反对的?为什么要反对?不清楚。
　　今天我找到了那两个老干部。他们很意外，有些不知所措。他们虽然退休了，但很高兴我能回来。见我愿意调查了解刘查理，他们给我开了一串名单，说这些人了解老刘，也了解有色公司过去的恩恩怨怨。
　　他们说老刘是个好人，自杀归自杀，良心还是要讲的。他们认为自己不方便说话，说你不一样，你是家属。
　　其中一个说，他们绝对不是出于私心杂念，自己过去还和老刘干过仗，个人感情是谈不上的。但看到一个人这么忍辱负重，死了连亲人都不能原谅他，心里过不去，太难受了。
　　另一个有点迟疑地告诉我，老刘确实和一个女工有点关系，你和你妈妈可能接受不了。
　　我说，他和妈妈已经不是夫妻了，而且这只是个生活问题，我要了解的是自杀真相。
　　但他们也并不很清楚全部真相。他们已经退休了。我猜他们一定是过去有色公司那些恩怨的受害者，不是右派也是右倾，因此内心总是站在刘查理一边。但这毕竟是一面之词。
　　×月×日
　　访问了七八个那些名单上的人。他们有的是技术干部有的是领导干部，其中一个还名声显赫。他们都很谨慎，谈的也大都是过去的旧事。
　　这些旧事不说我也知道，文化大革命已经揭示得很清楚了。无非是中央企业与地方党委之争，巷道走向之争，财政困难之争。
　　但也有新的信息流露出来，那就是旧事和新事，道理是一样的。过去是巷道走向问题，现在是产量多少问题，都不能改变一个本质：要产量，要钱。只是他们没直接明说。他们怕我不懂，说了个比方：你下乡种过地你就明白，土地上长粮食还要让土地轮休呢，妇女生孩子还要坐月子呢，矿山怎么可能只出不进?
　　我明白这是指三级矿量平衡，也明白他们认为刘查理不是反对谁，他只是在尽一个采矿工程师的责任。
　　那些矿都在地下埋着，它能跑了吗?慢一点拿，有计划地拿，拿干净一点，不是更好?他们说，人都是有缺点的呀，刘查理怎么可能没有缺点?他话讲得重一点轻一点，态度好一点差一点，有那么重要吗?
　　但我的疑问是，巷道走向是一个技术问题，产量多少是一个计划问题，它们是怎么转化为政治问题的?是谁，为什么，怎么变成了政治?问到这个，他们都不愿回答了。他们摇头了，嘿嘿苦笑了，宁愿承认自己不懂，需要好好学习。
　　其实他们什么都懂，只是不愿说。谁也不是傻子，都在这片土地上吃干饭，都要看天气种庄稼。
　　我在想，现在我大概已经进入了一个古老的巷道。这巷道深不见底，年久失修，破败荒凉，不留神就会踩上一副尸骨。这巷道五十年代进去了一批人，六十年代进去了一批人，七十年代又进去了一批人，他们进去了就没再出来。刘查理进去了，现在我也要进去吗?
　　×月×日
　　妈妈说，他有一个女人，你知道吗?我还没吱声，妈妈又飞快地说，我不会在意的，那是个小脚女人。
　　我好笑，如果是大脚女人呢?知识分子女人呢?她就在意了吗?这是女人的天性，没什么不好意思，我自己也这样，刚听到心里也别扭，只是注意力不在这儿罢了。
　　她其实是要说，应该去见见这个小脚女人，可以了解得更多。但她在无意中透露出，对刘查理的这件事还是在意的。对刘查理这个人呢?那就另说了。
　　不过我还是要尽量去理解妈妈，理解他们那一代人。
　　关于1957年的反右派，妈妈是这样描述的：
　　其实那个时候两派已经形成了，有没有苏联专家团，两派都是对立的。高扬文走了以后，有色公司这一边一直受压，1953年揪出个反党集团，就更抬不起头来。只是那时这些斗争都在上层，严格保密，谁也搞不清。那时候年轻啊，什么也不懂，领导说批判大家都跟着批判。刘查理是知道内情的，但他回家也不说，从来都不告诉我。讲起来我还是交际处副主任，是机关团委书记，其实一直都蒙在鼓里。1957年省委来了工作组，动员大鸣大放，这样矛盾才公开化了。
　　那时的刘查理确实瞧不起苏联专家，他们经常吵架，我都夹在中间受气。大鸣大放时确实来过人在家开过会，反官僚反教条，个个都很激动的样子。结果一反右，都瘪了。后来领导就动员我出来揭发，要划清界线，我能不说实话吗?
　　是谁?谁动员你?
　　那还能是谁?机关党委书记杨良才啊?
　　后来呢?你就离婚了?划清界线了?
　　离婚是我自己提出来的，这个有一句说一句。领导没让我离婚，只让我划清界线。离婚是他不信任我，他也相信我和苏联专家有关系。当然也有为前途考虑的意思，为你，也为我自己。
　　和苏联专家究竟是怎么回事?
　　主要是吵架吵多了，双方都伤了感情。我又不懂技术，我怎么知道谁对谁错?但交际处就是做这个工作的，自然要去安慰苏联专家，跳舞，旅行，改善生活，就是这些。有个叫安德烈的，确实有这个意思，还动过手，可那又怎么样?开头他还动员我去跳舞呢。谁知到后来他还真信了，还骂我婊子。
　　后来就打右派了?
　　打右派也没把他怎么样。房子照住，工资照拿，只是苦了我们娘俩。我带着你搬到机关宿舍，又住过食堂仓库，最后才回到这间祖屋。他真正受苦是甄别平反以后，工资降了，房子收了，真成工农兵了，就那也比我们日子好过得多。苏联专家走了，反修防修了，所有的罪过都落到我头上了，好像是我把他打成了右派，好像有色公司的灾难都是我造成的。我有那么大本事吗?
　　妈妈越说越气，越说越离题，这些多年的委屈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我完全能想像她当年的痛苦，可这些并不能成为怨恨刘查理的理由，她自己心里也明白。
　　为什么当年打右派的原因消失了，刘查理反而落魄了?为什么右派帽子摘掉了，刘查理反而更加不自信了?为什么妈妈主动划清了界线，结果反而比右派还要惨?为什么苏联专家撤走了，妈妈却成为靶子供人们吐口水?这内里的逻辑究竟是什么，可能我比她看得还清楚些。
　　我问，你每次申诉都石沉大海是什么原因?
　　还不就是那帮人还在吗?只要他们在我就没有出头之日。杨良才最不是个东西，当初就他动员我的，后来又是他把我下放的，反过来又说我不能正确对待!他都正确的，我都错误的。他刚来时跟我差不多，都是科级干部，打了三人小集团他就成机关党委书记了，打了右派他就成常委了，打了四清他就成市委副书记了，我看打完文化大革命他还要当市委书记!
　　这就对了，妈妈!你能这样想就对了!
　　这不是一个你和刘查理的个人恩怨，也不是一个你和杨良才的小是小非，而是整整一个官僚统治阶级的文化。这个文化统治了中国几千年，只能在权力交替时出现一点空隙，然后又迅速缝合，变得无比强大。这个文化千年不变的公式是：你不同意我，你就是反对我;你反对我，你就是造我的反;你造反你就万劫不复。反帝或者反修，反左或者反右，都不过是一个借口，时代特色而已。这是一个鼓励向上爬的文化，这也是个培养小人和顺民的文化，只要能向上爬，只要能坐得稳，什么真相真理，什么人民利益，都可以牺牲，都可以利用。只要这个文化在，官僚主义阶级就在，一切善良和正直都被碾为齑粉。
　　因为妈妈没有经历过造反有理，没有经历过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她才会这样想。而我，早就不这样看问题了。
　　第十一章
　　33
　　批判是从机关开始的。
　　回过头，仔细想，群众贴大字报并没有那么大的力量，能让全市动员起来。那时的造反派也并不真正了解内情。
　　再往深处想，紧张、被动、落后六个字虽然震动很大，算得上有理论有纲领，但也只是个工作认识问题，不同意不理他就是了。就算刘查理向冶金部发预警电报有错误，事实也已经证明预警是有必要的，也扯不上阶级斗争新动向。而且开头几天，刘查理还在总调度室上班，还照样要车下矿井，并没有发生多少异常。
　　可悲剧究竟是怎么形成的?
　　仔细回想1970年10月，太阳照样升起，地球照样转动，除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能记住的大事不多。1970年，还有个“一打三反”运动，但在T市，喊几句口号就过去了，因为要抓革命促生产，要搞“双三万”。10月，还有一件大事，是“批陈整风”。好像就是因为批了陈伯达，引起了批刘查理?但刘查理跟陈伯达是怎么联系上的?为什么说刘查理和陈伯达是一个性质?我的记忆在哪儿卡壳了?
　　当时是姜政委去省里听了传达，回来后党的核心小组又开了扩大会传达……对了，就是在这个会上，有人重提了1953年和1957年的旧账。有人认为刘查理告黑状不是一次两次，他是一贯的。还有人讥讽说，人家是冶金部的专家，不倒翁。结论是，有色公司被刘查理专政的历史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而那时摆在军管会面前的最大现实是，1971年的生产计划报不上来，有的矿已经到了无米下锅的地步，如果一定要完成当年任务的话，来年肯定关门。也就是说，现实需要一个新的发动机，新的推动力。揪出刘查理是个现实抓手，抓革命才能促生产。
　　大概就是在这次会上，刘查理被宣布停职检查的。
　　那时大家都在运动中，革委会还没成立，刘查理有什么职务?他不过是有点实际影响力。所以就发明了一个新概念，不掌权的走资派比掌权的走资派更阴险。他们是通过控制人们的思想来反对“双三万”、反对解放军支左、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按姜政委的说法，陈伯达是通过设国家主席来反对毛主席的，他的纲领是“天才论”;刘查理是通过来反对双三万来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他的纲领是“紧张被动落后”那六个字。
　　这些绕口令似的说法谁也不懂，把人搞得稀里糊涂。能懂的就是要把刘查理揪出来批倒批臭，“双三万”就实现了。
　　开头还比较文雅，贴大字报，开辩论会，把陈伯达与刘查理结合起来，把设国家主席与紧张被动落后结合起来，把革命大批判与实现“双三万”结合起来。机关里组织了一批人天天下午开批判会，报纸电台跟踪报道，声势很大，各个矿还组织参观学习。只是题目很吓人，内容很空洞。
　　刘查理是老运动油子了，他也批判自己的反动家庭反动出身反动思想，也是帽子很大内容很小。刘查理不傻，他也知道对抗没好果子吃，开头还比较配合，把自己骂得狗屎不如。开完会他还跟着那帮人一起去食堂打饭，饭盒里装着勺子，一路叮当乱响。
　　也就是说，开头他还不想死。
　　但有一天他突然不干了，他一屁股坐下地说，我不反对双三万，我反对那个干吗呀?你搞双八万我都没意见。我也不反对解放军不反对文化大革命，我为什么要反对?这个突然举动把会场搞冷了，就好像他单方面宣布游戏结束，不玩了。
　　随后斗争才升级的，刘查理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那时我已经离开秘书组，但简报还可以看到的。有一份简报叫《看刘查理的猖狂反扑》：刘查理口口声声说他不反对双三万，请看他是怎么为自己辩护的：“夸大一点说，三座新矿上马简直就像自己的孩子长大一样。现在这三个孩子都长大了，能够出力干活了，我高兴还来不及，怎么会反对它们呢?”
　　还有一份简报叫《贪天功为己有》：“刘查理把人民的矿山居然当作他的个人财产。他甚至说，他一生可以引为骄傲的，可以支撑他活下去的理由就是这三座矿山。他一辈子屡遭挫折，迭经屈辱，妻离子散，谨小慎微，守护的也就是这三座矿山。是可忍，孰不可忍。”
　　当时报纸上有篇很有影响的评论员文章，《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文章写得诙谐刻薄，一看就知道出自姜政委的手笔。引用毛主席诗词，挖苦刘查理不自量力，很是潇洒。文章说，正当全市人民万众一心、克服万难，夺取双三万的关键时刻，刘查理跳了出来，确实耐人寻味。最后问，刘查理是要造反吗?他要造谁的反?
　　紧跟着，社论也出来了，《工人阶级不答应》。然后，工总司、联造总纷纷发表严正声明，强烈要求把刘查理揪出来示众，也就是要把刘查理带到各个厂矿进行巡回批斗。有色公司有五座矿山，十几家工厂，二十多个县级单位，一家批一天，一个月就过去了。这个要求显然出乎意外，为此梁参谋长还发了脾气。
　　梁参谋长一直认为姜政委在小题大做，揪不住耳朵捏鼻子。他说，你他妈逼姜尧你要干吗?你把人往死里整啊?他认为刘查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让一个踏踏实实干活的人受罪他看不下去。他说，不就说错了六个字吗?检讨检讨不就行了吗?我也说错话了，你他妈逼黒良心，七个字!梁参谋长是想保护刘查理的，可他也是当兵的，他不能不服从。
　　当时的情况是，军管会不可能直接出面批判刘查理，把刘查理交给造反派也不合适，于是让工筹会去统一安排。工筹会是筹备工人代表大会的临时机构，设在原总工会，由于两派造反组织大联合始终不成功，所以实际上是个空架子。T市的局势稳定以后，有人觉得工筹会闲着也是闲着，便从两派抽调文艺骨干组成一个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来配合中心工作，由军管会派一个军代表指导。“一打三反”以后各地都成立了群众专政指挥部，T市不能没有，这样又抽调了几个基干民兵造声势，只发棍子不发枪。于是工筹会就多了一文一武两条腿，成了一个四不像的群众组织。实事求是说，当初这样安排也有保护他的意思，怕群众乱来。所以特别交待要防止刘查理自杀，夜里都安排值班的。
　　但刘查理的到来使这支队伍更滑稽了，刘查理也成了一个节目。他们在各个厂矿巡回表演，开头是先批后演，后来觉得吸引力不强，群众都等开完会才来，这样就把批判会插在中间。唱了跳了一段报幕的便宣布：下面一个节目，批判反动技术权威刘查理，批完了再演，最后由民兵押回去看管。
　　那时的创作节目也不少，文艺骨干都是能人，刘查理也就很自然地被编进了快板相声数来宝。
　　有个人物真稀奇，他取个洋名叫刘查理……
　　如果有人喊，问问他，为什么取这个怪名?民兵就把他带回来站在台口，开始他还回答，后来他就干脆眼睛一斜。
　　树欲静而风不止，洋葱头它皮干肉烂心不死……
　　明里说三级矿量要平衡，实际是双三万要他的命……
　　说一千还道一万，他是要跟人民对着干……
　　那时的文艺生活单调，矿上放个电影二十里外都有农民跑来看。何况刘查理还是个活靶子，不仅对夺取“双三万”有利，还丰富了群众业余文化生活。一个反派角色就这么被各个厂矿争着抢着拉去巡回演出，刘查理开头还能辨白两句，到后来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彻底绝望了。
　　后来，刘查理自杀以后，我听说梁参谋长在核心小组会上还抡了椅子，他是要砸姜政委的。我想参谋长当时腰里没有枪，有枪他真能掏出来。
　　再后来，梁参谋长也回部队住进医院里去了，以后再也没露过面。他毕竟是个当兵的，除了服从他还能怎么样?
　　34
　　×月×日
　　我在接近另一个世界。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一个叫做父亲的世界。我的生命是经由他和妈妈的结合，才出现的。我没有理由怨恨，更没有理由拒绝了解。
　　从前我有理由，这个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的人，以莫须有的方式陷害了我。为了表示我对他的轻蔑，也为了表示我对不公的反抗，我多次宣布，我没有父亲。现在他已经死了，这个理由似乎就消失了。毕竟，他是你爸爸，大家都这么说。毕竟，我不是在窥探他的私人生活，而是在寻找他自杀的原因。
　　我们应当怜悯一切逝去的生命吗?上帝能做到，我做不到。我得知道为什么。
　　我已经远远地观察到了那个小脚女人，住89栋，一帮小孩子们打架，她过去拉，给一个小的擦鼻涕。他们叫她六号妈。我已经在工人新村转悠了两天，看到这样的场景反倒拿不定主意怎么接近她。
　　从山上看，她已经很老了，和我的想像相去甚远。她在公共水龙头洗衣服，盆在地下，她是站在那儿，撅着屁股一下一下拎着。年轻妇女不是这个姿势，她们一般是蹲着，我在井边洗过衣服，当然知道这是上了年纪的动作。岁月是雕刻师，更是大导演。
　　刘查理为什么会喜欢这样一个女人?令我好奇。也难怪妈妈说不在意。试想一个留过洋的博士，一个曾经辉煌过的总工程师，和一个并不年轻的小脚女人在一起，挨不上啊。
　　可是我怎么接近她呢?怎么才能让她开口呢?
　　×月×日
　　今天又去刘查理曾经住过的屋子。我直说想请顾师傅帮忙。顾师傅听了我的尴尬，叫起来。说这有什么难的?
　　我说主要是怕伤了六号妈的自尊心。
　　他说，嗨!
　　他告诉我，六号妈是个热心肠的山东大娘，这一带人都知道她。她也不光是照顾刘工，见着讨饭花子她也要给口热的呢。
　　他告诉我，刘工有一段日子，总想和她办一个手续，可她不愿意，说是不配。刘工也没办法，就凑合过了。谁知道后来就出事了呢?谁知道那就是他最后的日子呢?也许刘工心里明白?她要是知道，怎么着也不能让刘工带上憋屈上路。
　　我说，顾师傅了解得还挺多的，我算找对人了。
　　他说，都是家门口的人，谁不知道谁呀?都是一根藤上的苦瓜。他说我们这些人，死是不怕的，肚灯一挂就不知道还能不能上来，就怕留下牵挂呀。我猜刘工也差不多。他说，去吧去吧，我现在就带你去。
　　在路上我问，批判刘查理的时候，没人找她麻烦吗?
　　他说那还能不找吗?拉去站过台，还打过。
　　我说她没有揭发控诉吗?
　　顾师傅站住了，瞪着我，说那是人干的事吗?她是个苦命人，可不贱!你见了她千万别这么说。
　　几句话就把隔膜撕开了，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些大老粗。
　　见了面，介绍过了，我们两个都有点拘谨。顾师傅要回，她拉住不放，顾师傅说，女人拉呱我不爱听，她才松手。
　　从表面观察，她说自己不配是有道理的。我想想也认为不配的，一脸的皱纹，是个半小脚，没有文化，甚至没有名字。她只记得自己娘家姓张，嫁的丈夫姓余，在户口簿上就叫“余张氏”。可就是这样一个“余张氏”，让刘查理带着遗憾上了路。
　　她一直在流泪，总是说自己拖累了刘工受罪，也让我一直难受，谈话无法深入下去。她说她乱得很，其实我也乱得很。我答应她以后再来。认识了就好办了。
　　什么叫爱情?这是爱情吗?
　　经过了世态炎凉，这些年的成长，我还是不能够完全理解。一个采矿工程师，一个洋博士，也许那时真正的需求并不是什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仅仅是需要一个能够在身边关注他的女人。这个女人有没有文化，是不是小脚，甚至有没有姓名，是没有什么要紧的。这能解释得通吗?
　　×月×日
　　昨天一夜，我没回家，到了工人新村，然后在她的床上睡下了。我说晚上不想回了，陪你说说话，想跟你拉呱一夜。她就坐在锅台底下起不来了，一遍一遍洗脸。
　　她儿子叫余大庆，劝道：你不是天天嘀咕吗?现在人家来了你咋又这样了呢?她说，老了，没出息了。
　　我说我叫你张姨吧，你娘家不是姓张吗?叫六号妈不好听，叫余张氏更不好听，女人也是人。
　　她笑，说随你怎么叫。看得出，她也是乐意有自己的名字的。
　　其实她没有那么老，比妈妈还小两岁，但已白发丛生，一张脸比核桃仁还紧凑。见着我就踮着小脚跑进跑出，兴奋得不行。
　　人们都散去以后，我就在她的铺上躺下来，听任她用那只枯枝一样的手替我梳理头发。这个险些做了我继母的人，现在就坐在床头，给我亲娘一样的爱抚。我闭上眼，心里想着她和刘查理在一起的样子。不知是不是也有这个动作?
　　妈妈如果看到我这样，心里肯定不好受。她会觉得受了伤害，认为我背叛了她。其实不是。我想妈妈也会同意的，这是一个可以亲近的女人。
　　这些古怪的念头越多，我越不知怎么开头。
　　她说：遇上难心事了?
　　我点头，有点控制不住自己。
　　她叹了一口气，说想哭就哭吧，哭痛快就好了。女人啊，就是水做的骨肉。停一会儿又自言自语说：其实你小时候不爱哭，就跟男孩儿一样。你从小就是个想当英雄的人。
　　我问：你怎么会这么说?难道你从前就认识我?
　　她点头说，机关幼儿园失火你还记得不?当时小孩儿们都围在外头看救火，只有你，把人家都扒拉开，一猛子就跳进去了。那天是个礼拜天，你刚洗过头，把脸上烧起好几个大泡。
　　我尖笑起来。真的吗?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
　　原来张姨早就认识我们全家。她曾经是机关幼儿园的阿姨，1960年才下放的。她丈夫余师傅是1961年大塌方时去世的，那年，她才29岁。这么说起来，一切都不是偶然。
　　是的，我隐隐约约记起来了。那是一个很漂亮的幼儿园，像童话书里的古堡，有着很多木制的玩具，我是全托在幼儿园里的，一个礼拜才回家一次。失火的时候我不在现场，等我赶到，火已经灭了，我实际上是跳进了一堆灰烬里。那天，父亲赶到医院，抱着我回家去，问：你是不是很想当英雄?我说：想。父亲瞧着我只剩下两只眼睛的脸没有说话，只是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是的是的，我记起来了。那是刘查理，是爸爸。那是恍惚中第一个关于爸爸的记忆，他离我是这样近，呼吸是这样重……还有这样的场景吗?再多来几个，多几个就好了。
　　张姨说，你闭上眼，好好睡一觉就没事了。你是累的。可是我又坐起来，拉着她的手说，我想知道我爸爸妈妈的事。越多越好。她愣怔着半天，哑哑地说，我知道的也不多啊。
　　张姨的声音嘶哑着，仿佛从戈壁荒漠中飘过来的风。她说大跃进，说大食堂。你妈妈呀，老漂亮，比你还要漂亮。年轻时候喜欢穿背带裤，有时候也穿布拉吉。你妈妈爱笑，笑起来声音跟小铃铛似的。她也爱唱歌，唱苏联歌，还跳舞，那时候机关食堂一到礼拜六就有舞会。你妈妈作大报告也好听，一套一套的，大学生嘛。那时候我在幼儿园，她在交际处，我们早就认识她，只是她不认识我。那时候啊，人人也眼馋她，觉着仙女下凡一样。你刚来幼儿园时候才这么点点大，是装在一个大旅行包里拎过来的。你妈妈不会带孩子，干部都不会带孩子。你妈妈是知识分子，和一般人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她不也是女人吗?
　　女人和女人不一样啊。你妈妈是干部。和你爸离婚时候，你妈妈还上台宣布划清界线，是有色公司开大会宣布的，一般人能做到吗?
　　我心里像是轻轻被划过一刀，起初并不觉得什么，可那痛楚是一点一点扩散开来的。由心灵到四肢，渐渐手脚冰凉。
　　我不知小时候躺在旅行包里是个什么感觉，也许那时的我只能用哭泣来表示抗议，也许从那一刻就注定了，我此生必须四处漂泊、居无定所……我听得出，余张氏对妈妈并没有太多同情，她说一般人做不到，其实是说一般人是不会用离婚的方式来表示清白的。她其实是蔑视妈妈的做法。她是个工人，只能按通常的人伦来评判妈妈。
　　我冷静下来，她有没有背叛过我爸爸?
　　啥叫背叛?她犹豫着警惕着，眼睛瞪圆。
　　我是说，她有没有和别的男人有来往?
　　那不敢瞎说!她拍了我一下，你这孩子，怎么敢这么瞎想?
　　我说，我是不明白，既然已经划清了界线，怎么还不待见她?
　　她瞧着我，瞧了半天说，你是忘记了。
　　忘记什么?
　　你这孩子，划清界线有啥用?离过婚就没事了?你咋不懂事呢?她急了，可她又说不清楚。她只能说，你想想?你再想想!
　　其实我已经明白了。她想说的是，那是一种气氛，一种环境。一个女人带着孩子，白天批判别人，晚上谴责自己，人前人后被议论着，也许还有男性的骚扰，也许还有更无耻的诱惑。
　　妈妈年轻时候肯定是个爱虚荣爱表现的人，是个渴望走在众人前列的人，她生怕被时代抛弃。这种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摇摆性从自己身上也能体会出来，我不也是不服气，总在争强好胜吗?在压力面前，妈妈无所适从，看不到前途。她的自怨自艾、阴郁多疑是有理由的。我想想自己就应该理解。
　　你是忘记了。她又说一遍。
　　我完全靠在她怀里，呢喃，小时候的事，早就不记得了。
　　是啊，那时候你还太小。你爸的事，恐怕也都不记得了。你爸比你妈也好过不多少，只不过还用得着他，才给他一口饭吃，他心里清清朗朗。他刚搬来的时候，你顶多十来岁，你怎么记得?
　　从工人新村出来，我有些头晕。她让我睡一觉再走，我没听。我约了联造总的人见面。这种疲惫不是睡一觉就能弥补的。不过我还是吃了满满一大碗红糖水打鸡蛋，按她的说法，这是俺们山东人坐月子才吃的，老补。
　　既然感情拉近了，关键的问题可以慢慢问。
　　×月×日
　　我爸为什么要揭发我们娘儿俩参加了国民党?今天一见面，我就抛出了这个问题。
　　张姨没吱声，从床底下拖出一个木箱，说这是你爸的东西。你来了，我都交给你。
　　我说我不是要东西，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她说，为什么我也说不清，可我想着总有一天你会来的。我就替他收着，替他交给你。交给你，我也就没有心事了。她说的这样沉重，这样坦然，然后定定的瞧着我。
　　几件换洗衣服，几本技术书，一块矿石，还有一本报纸剪贴。我翻了翻，居然没有一点他本人的文字。这能说明什么?
　　这块矿石不是普通的黄铜矿，有一个剖面是半透明的，对着灯光能看见里面的像蜻蜓一样的昆虫。
　　她说，这叫孔雀石，老稀罕了。
　　她说以前余大庆拿出去给人家显摆过，都说是好东西。
　　她说你爸走了以后，她就收起来。她估摸着这是留给我的东西。因为刘工心里一直把你当成一个小女孩啊。
　　她哭出来了。
　　可是我怎么会喜欢这些东西?也许我小时候喜欢过这些小玩意?玻璃球啊洋娃娃什么的。我的心早已经粗糙起来了，坚硬地倔强地跳动着，我不会喜欢这些。
　　倒是那本报纸剪贴吸引了我。前面是几篇人民日报社论，后面竟然全部是我编的《战地黄花》!我编的刊物写过的文章自己都不记得了，早就飞到九霄云外，现在居然完完整整躺在这里。这些刊物上没有留下字迹，却在文章上画着框框，有的地方留下几个惊叹号和问号。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一直在关注我?说明他的目光一直在追随着女儿?他也许不赞成我的观点，不欣赏我的文字，可是他却像珍藏矿石一样珍藏着它们?
　　我的心狂跳不已。那些学刻钢板的日日夜夜，那些幼稚的仿宋字体，那些年轻人追求真理的渴望与激情，居然都和一个叫刘查理的改正右派联系着。他离我曾经是那么的远，又是那么的近!
　　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灵魂?既然想着我，为什么不来找我?他知道我怨恨着，为什么不来解释?他受不了我鄙视的目光?还是想保留一点点作为父亲的尊严?
　　眼泪还是不争气地流下来。
　　张姨替我不停擦脸，挨着我坐下，搂紧了我。有好长时间，就这么静静的坐着，想不起说话。她的窗子面对着高高的天轮，天轮早就不转了，可还灯火通明。那些灯光和月光斜斜地投在地下，和着早春的冷风，还有我们的呼吸。
　　看看天又晚了，我说今天不能再不回家。我说我今天也没有脑子再聊下去了，全乱了。我说明天再来。
　　她送我到路口，说，你可千万别再记恨，他是没办法呀。
　　×月×日
　　我说了这几天了解到的情况。妈妈好长时间没吱声，到吃饭时才冒一句：小脚女人的床干净吗?
　　我明白这是妒忌，还有歧视。我不想争论。
　　到了晚上，我回来妈妈还没有平静，说你又去啦?
　　我说是见了两个采矿方面的技术人员，我还没说完，她就叫起来，说不管到什么时候，这种关系都是不合法的!
　　见她那么激动，我只能安慰几句。这些道理她也不是不懂，只是她跳不出来。有怨恨，有妒忌。她渴望真相，又害怕真相。
　　妈妈，你是不幸，你很痛苦，但这不是全部。我们不能总是站在个人角度看问题。那样我们永远得不到解放。
　　×月×日
　　以下是张姨的解释。
　　你那天问，他为啥要揭发你们娘儿俩?我也不知道咋回答。可我知道，他把脑袋都磕破了，在墙上磕的。他悔呀，他要死的心都有，那时候他就想死。是这些老邻居发现了，守着他呀。
　　后来我问过他，为啥要那么说?他讲，不是我要说的，是那帮人要他这么说的。文化革命一来，他就知道不好了，怕是躲不过去了。谁不怕挨斗啊?他怕呀。他们问，你为啥参加国民党?他说年轻不懂事。他们就说不老实。他就点头是是是。又问还有谁?老实交待。你老婆参加没有?孩子参加没有?他又点头是是是。反正人家说什么他点头就老实了，不点头不答应就不老实。其实他心里明白，明摆着是鬼话，牛头不对马嘴。
　　这些事，工人新村这一片都当笑话讲，刘工今天又挨斗了?交待他老婆孩子在娘胎里参加国民党了?谁也没当个真。可谁知道真能祸害到孩子呢。知道他就不会点头了。可他不点头又能放过他了吗?
　　他们从来就没放过他。说是甄别平反摘帽子，其实还不如从前。后来才知道这叫把帽子抓在手里，不老实就给你戴上。其实还不如一直戴着，省得提心吊胆。那时他住专家园，屋里屋外都是大字报，苏联专家早走过两年了，也没人来扫一把。风把大字报吹得呼搭呼搭的，可不就跟招魂幡子一样?住那个坟墓里，还不如工人区。没想着他一提，立马就给他搬家。
　　他心想，搬到了工人新村，他就跟工人一样了。一年四季在井下跑，吃的穿的都一样，人家眼不见心不烦。
　　其实跟工人一样也没啥，工人能过他就不能过?他自己也说，这段日子最好过。他工资高，花不完，谁家有难事都找他借。说是借，也没还的，他也无所谓。不叫他写字了，他就学装收音机。那时这一片的收音机都是刘工给装的。谁知后来又成罪过了，说他不是修收音机，是修电台，说他是英国特务。谁知文化革命又来了呢?谁知借钱也成罪过了呢?
　　然后就造反了。那些整他的人也跟他一样了。然后军代表又来了，又让他去上班了，然后又搞“双三万”了……
　　这回不同了，这回他不装怂了，他说他装怂装够了。他说他也要造反了。他说反正三个矿山已经完成了，他也就没什么心事了。这一次，他是死都不认罪。在大会上人家说一句，他能说十句。这一片的人都替他急啊，你不要说了嘛，他偏说。
　　见他嘴硬，就打。后来把我也拉上去，他就更气了，骂他们畜生。群众专政那帮小子毒得很，刘工有糖尿病，还不给他解手，他只好把小便解在漱口杯子里。那帮畜生就逼他把小便喝了，不喝就吊，把两个手指头扣在一起，身子吊起来，只有脚尖够着地。你爸是个知识分子，哪受得了这个?见着他我也劝过，你少说两句不行吗?他说不行，反了就反了，没什么了不起。
　　张姨说起这些，已经不再激动。两眼白白地翻上去，想起一句就慢慢说一句，说完了就再接着想。像散落在地上的黄豆，她慢慢地拣，摸到一颗拣一颗，她不着急，也不顶真，拣不起来也就算了。那些关于守寡女人的传说里，多少有些轻薄，而现在，她是认真的。
　　那些尘封已久的往事，在她看来就和走路磕了碰了没什么两样，倒了霉而已。这些事如果不是我问起，也许永远就烂在肚子里了。这种漠然，很坚硬。
　　我问，他说以前是装怂?这是什么意思?
　　装疯卖傻呗，低头认罪呗。
　　我问，是不是他心里不服气，要装出服气的样子?
　　这话他跟我说过的，不装不行啊，不装他们就不叫你干了。他出国就是学这个的，他回国就是干这个的。他一辈子的梦想就是亲手建一座矿，现在他一下子干了三座矿，这在哪个国家的工程师都没这么好的运气。他说有得就有失啊。
　　你想想，死了那么多人，打了那么多右派，有哪个领导出来承担过责任?这能翻过来吗?好不容易等到苏联专家走了，这可不就把责任推给苏修了吗?这个道理连老百姓都看出来了，他能不明白?他是把牙打碎了往肚里咽啊。
　　1953年那次，差点就不叫他干了，井巷公司的领导一枪把自己崩了，他才拣了一条命。那时候领导都有枪。1958年那次，差点又干不成了，后来又死了几个，这才缓过来。这一回，怕是他想着，该轮到自己了吧?
　　揭发你们娘儿俩，他不是故意的，他都后悔死了。听说你在学校里挨整，他把脸都磕破了。但凡是个人，哪有不护犊子的?你们生活困难，他也知道，他也难受，可他不能出来帮你们啊。要怂就要怂到底，怂到天下人都把他当傻子。让全天下人都知道他恨的是你妈妈，不是别的人……
　　站在路口，我再次回头打量这座矿山，看着熟悉的天轮，两眼突然盈满了泪水。我看见天轮上隐约有弧光，弧光里隐约站着刘查理，和刘查理之前死去的冤魂。一代又一代，既有工农干部，也有知识分子，他们竟是为了捍卫常识而死。主张合理利用资源，反对破坏性开采，这不是最普通的常识吗?
　　这究竟是为什么?这是和平年代里的故事吗?
　　刘查理是死在另一座天轮底下的，刘查理连骨头渣子都没剩下，只剩下一双翻毛皮鞋。我呢?会死在哪儿呢?死的时候能想起什么?我闻到了硝烟的气味，它不是从坑口飘过来的，不是放炮，它是从胸中喷出来的。我想，这是一种感召。
　　我相信这是一个宿命，注定我要还要回到这儿来。我把名字都改了，我把户口都注销了，我想忘掉这一切，可还是不行。不然为什么绕了一大圈，我又站在天轮底下了?
　　35
　　反过来站在姜政委的立场想，他当时也确实到了没有退路。他和梁参谋长都是军人，明白狭路相逢勇者胜的道理。眼看到了年底，还剩两个月时间，如果不能一鼓作气，双三万肯定完不成。而在T城，在有色公司，已经有人在怀疑这是不是“穿新鞋走老路”了。所以这不是一个生产指标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方向路线，和整个支左的大局。起码姜政委自己是这么看的，跟六个字七个字的错误无关，甚至跟刘查理的造反也无关。
　　在姜政委眼里，梁参谋长不过是草包一个，了无全局，走了也就走了。说起这事他摆出的是一副懒得计较的姿态：老梁这个人哪——冲冲杀杀还可以!他的意思是，作为党政一把手，他是不可能靠冲冲杀杀过日子的，他有很多无奈很多远虑。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即使有牺牲他也要把这个家当下去，吃喝拉撒睡，他哪样能不管?
　　T城这个地方，从唐朝就开始设官建制。那时的官只有一个任务，就是为朝廷铸币。所以第一座矿山叫天官山，第一枚铜钱叫天官钱。从开采到铸造，工艺复杂涉及面很广，但所有的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都围绕铸铜钱这个单一目的。那时的老百姓自然也是要吃喝拉撒结婚生孩子的，但那时这个地方似乎连农业都不允许发展。所以大诗人李白流浪到此，地方上竟然拿不出一顿像样的饭菜，连一碗野茭白煮的稀饭糊糊，他都三谢不忍餐，道尽了当年的艰苦。
　　一千多年里，T城究竟为中央贡献了多少铜钱已经无处可考，然而一千多年过去T城竟然没有一家规模以上的地方企业却是事实。这里有马路有街道有学校有商店，却没有像模像样的市民生活。老百姓谈起矿石品位手一掂就能说个八九不离十，可论做买卖个个都满眼皆白，一脑子糨糊。
　　解放以后，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这里作为国家的大规模开发项目，战略地位是提高了，可经济发展模式依旧。由于国际封锁，铜资源被看作战备物资，地方经济就更加受到挤压，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围绕矿山展开的。于是一切政治斗争也很自然地围绕矿山，打得头破血流。
　　按姜政委的说法，旧社会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少，一个省政府才多少人?警水财文四个厅，加上省长秘书长，吃饭一桌都凑不齐!可你看看T市有多少干部?光正县级干部一个大礼堂都坐不下。我们当兵的是自带工资来支左的，可他们是要开工资的，开工资是要花钱的。我们是新社会，有那么多的事业要办，有那么多老百姓眼巴巴瞪着我们，没有钱怎么行?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政委没有钱只能干瞪眼。
　　说到底，是为钱。财政没有钱。
　　如果有钱，能发动“双三万”吗?能有后面的惨剧吗?也许会有别的故事，但一定不是这个样子的。
　　姜政委说刘查理是个蠢猪、糊涂虫、书呆子。他说刘查理也许至死都没想明白，为什么我们要批判他?为什么是他付出毕生心血的矿山背弃了他，为什么是那些他想维护的生命在作践他，为什么是那些矿难家属来扇他的嘴巴子?刘查理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自己!
　　说这些话自然是气急败坏，听到刘查理的死讯他差不多也是气疯了。在他想来，刘查理稍微有点脑子都应该明白，批判他不是目的，目的是“双三万”。他不过是借刘查理的面子用一下，就像曹操借粮草官的人头用一下。可是刘查理不给他面子，不但不给，还把姜政委的面子撕了下来。梁参谋长只是抡了椅子，如果梁参谋长掏枪，我相信姜政委也不会躲。他们都是战场上爬过来的人，死不足惧。
　　几十年后，经过的事情多了，我自己也到了他们那个年纪，有些道理才逐渐想明白。我想中国后来发生的沧桑巨变在那个时代就已经初现端倪了，我相信T城的故事不过是无数中国故事中的一个片断，不过是必然链条上的一系列偶然。其实我们也都是历史舞台上的过客，历史从来也没有穿衣戴帽那么简单。这个舞台上没有绝对的正面人物，任何正面人物都有可能走向自己的反面。姜政委对“双三万”付出了太多的感情，他不能容忍任何人质疑“双三万”，任何批评的声音都被他很方便地看作阶级斗争。由此他自己也失去了理智。
　　也许那时，他也预感到了，他正在为自己孵化掘墓人?
　　我不知道。
　　36
　　×月×日
　　今天见了工总司的几个人，请我吃饭，他们说老战友回来了。他们几个要跟我拼酒，一碗对一碗。我说要拼我就跟你们拼饭，也一碗对一碗，他们就怕了。
　　这些原来都是好派的头头，对“双三万”自然都是支持态度，但说着说着还是吵起来。我对这些不感兴趣，我只问他们对刘查理之死怎么看。普遍的看法是，批还是应该批的，不批“双三万”就完不成。但批过头了就不好了，出人命就更不好了。他们知道我是刘查理的女儿，也知道我是划清了界线的，多少还有些顾忌。但隔漠还是明显的，产量多总比产量少好，发展快总比发展慢好，头脑简单成这样。
　　看来他们并没有多少进步，仍在派性里打圈，凡是敌人反对的他就支持。他们和联造总的头头一样，对T城的历史，对历史的逻辑，基本还是一笔糊涂帐。他们关心的是左，还是右?然后对号入座。更现实的关注，是市革委会的名额。
　　当然对我还算客气，他们不在乎我是谁的女儿，和我想些什么。他们知道我是老造反，这就够了。亲不亲，路线分。
　　我当然也没必要跟他们辩论，我只是希望他们能安排我去凤凰岭的大遛井看一看，不要惊动上层。他们打官腔说，这要做点工作，女人下井还是会引起注意的。真是当上官了。
　　×月×日
　　我的频繁活动，引起了妈妈的警惕。经常有人来访，也经常夜不归宿。
　　你要干什么?妈妈问。
　　我搂她的脖子，跟她撒娇，现在我比从前会做多了。我说，你不也希望我能搞搞清楚吗?
　　妈妈忽然哭起来，眼泪一串一串。她说，搞搞清楚我不反对，可我怎么看都不像啊。我只有你一个女儿。
　　你担心什么呢?妈妈?
　　我怕你胡来，现在不是两年前了，造反派不吃香了。
　　你是怕我去造反吗?跟人家闹吗?不会。我不是小孩子了，我有那么傻吗?我只是好奇，我只是把他的想法搞清楚。至于干什么，为什么，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她说，把事情搞清楚就算了，他毕竟是你父亲，也算是有了一个交待。人死不能复生，是好是歹你对得起他，就行了。
　　她说，如果他活着，也不希望你胡来。你一个女孩子，要懂得自己的本分。
　　她说，到此为止。听见了吗?到此为止!
　　女孩子怎么啦?我最不爱听这个话。我也生气了。
　　她居然说，女孩子到这个年纪，就该找个合适的对象，生儿育女。如果刘查理他还是个人，他也会这么要求你。
　　我不想争下去，我无话可说。
　　妈妈，我不想让你生气，真的不想让你生气。你是个知识分子，刘查理也是知识分子，如果你们对女儿的要求，不过是生儿育女，不过是生命的简单延续，我宁愿不要来到这个世界。那是一头动物，那不是人。
　　我既然来到这个世上，就要对得起自己。我固然不需要用什么远大的不切实际的理想来蒙蔽自己，但至少应该有一点正义感。我从哪里来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到哪里去。我能做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做什么。
　　现在我明白她是怕什么了。政治，她是被政治搞怕了，搞糊涂了。刘查理被搞怕了，可他毕竟还有自己的目标，最终没有逃避。妈妈被搞怕了，连逃都没方向逃了，只能逮到谁就咬谁。
　　×月×日
　　我问张姨：你们在一起，就没有幸福时光吗?
　　啥叫幸福啊。她笑，都是苦命的坯子。
　　我搂她脖子，你跟我说说，你们快乐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你们不会总在哭吧，总有高兴的时候吧?
　　她愣了，脸颊渐渐红了，低低说，你这孩子。
　　从啥时候开始的?记不清了，反正是洗衣服呗。他这个人生活上差的很，洗衣服也笨。我就帮他。时间长了也做做饭。他常年在矿上跑，时间不固定，有时候回来有时候不回，后来就到我这来搭伙。日子久了，就那回事了。这一片人也都知道。都是老邻居，也没人笑话就是了。
　　第一次是他拉我的手，我躲开了，心里突突跳。过些日子，他又倒霉了，好像是为修收音机的事。再回来的时候，他拉我手，我就愿意了。大庆这孩子懂事，还老劝我把事办了。家里屋子小，他一来大庆就去加班。
　　人啊，怎么活也叫一辈子。非要领一张纸才叫正经?
　　当然也有快活的时候。他这个人，高兴起来就像小孩一样。也闹，也叫，还做鬼脸。啥样?把腮帮子吸到嘴巴里，还能动，像兔子嘴一样。快活起来就两个手指头翘起来竖在脑袋上，有时候两个手都竖，一摇一晃在家转圈。就这样——
　　我知道，这是英文V字。他在扮演一只快乐的小兔子，他想逗张姨笑一下。我没吭声。我终于看到了一个生动的父亲。我相信那是他性格真切的童心未泯的自然流露，这个姿势以前在妈妈面前也一定是出现过的。可惜妈妈的记忆过于沉重过于黑白，竟把一切色彩都挤得无影无踪。
　　她说，他是跟我提过，要办个手续，我没答应。为啥?说心里话，我也想啊，我怎么不想?大庆也劝过我，可我不能。
　　我跟他不配，真的不配。他说的话，有的我懂，有的我都听不懂。能配上他的，还是你妈妈呀。
　　有没有手续，不过是一张纸，有它是这样，没它我还是这样。有时候我瞎想，过一阵子也许就好了，他还能像从前一样，他还会去找你们娘儿俩。
　　他跟我不一样，国家需要他这样的人啊。早知道他这个坎儿没能跨过去，我怎么的也不能让他带着念想上路，怎么的也让他心满意足走啊!
　　听到这些撕心裂肺的话，心想着，正是这个小脚女人，一个没有文化甚至没有姓名的女人最懂爱情。她给了父亲最后的快乐，他应该心满意足了，她已经为他在这个简陋的小屋里搭建了一座真正的宫殿。
　　张姨幸福吗?至少这段日子是幸福的。她已经反复品味过这些，琢磨过这些，不然她不会如此平静地说。她脸上的折子都撑开了，眼睛里放着光芒，我相信这些苦难结出的花朵，早已经在她心里蓬蓬勃勃，长成了一棵大树。
　　记下这些话，我替妈妈羞愧。
　　妈妈，我一定会给你解释清楚的，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待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假如历史待你不公，请你清醒一些，不要迁怒于同样无辜的人。
　　37
　　反过来去想刘查理，假设他不造反，假设他能保持一如既往的怯懦，逆来顺受继续装怂，结果会怎么样?
　　他一定能活下来，而且活得不赖。
　　1970年“双三万”实现了，姜政委需要他扮演的角色他完成了，他的苦难也就结束了。他会回到总调度室，继续行使他没有职务的权力。
　　1980年他肯定是有色公司的领导了，他也落实政策搬回专家园了，但他还会比较谨慎，经常说惭愧惭愧。
　　1990年他肯定是省政协的领导了，他会经常出国，偶尔也做做学术报告，出有车，食有鱼。
　　2000年他已经是社会名流了，一般不接受采访，只是在特别重要的时刻出现在电视上，控诉文化大革命。
　　然而历史不能假设，刘查理没能活到今天，他选择了造反。
　　造反的内容，起初还围绕大是大非，关于沉重的历史和急切的现实，关于三级矿量和客观规律，关于“双三万”和方向路线。但造着造着这些问题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的态度，他似乎是要故意激怒别人，人家说一句他能顶十句。
　　他是为造反而造反，已经进入化境，形而且上。后来转入文艺批判以后他的态度也不重要了，文艺宣传队不需要态度，只需要他配合，押上来就上来，押下去就下去，他的角色就完成了。但他连这点任务也完不成，他还要说两句。说两句之前他还要背一段毛主席语录，当然是拣那些有利于他的。在公开场合，不让他说话也不行，这样群专队员就要拿棍子捅他两下，有时还把棍子举起来吓唬他。于是他就大喊大叫，要文斗，不要武斗!
　　据军代表介绍，这个人头太难剃了，你在底下做工作他就翻个眼不吭声，一到台上他就花样百出。只有一次他是老实的，就是在凤凰岭矿几个矿难家属上台来扇他嘴巴，他没有抗议，打了也就打了。他居然把自己当成英雄，他是为祖国在承受苦难的。但你又不能让家属工老打他啊?刘干事说。
　　后来他还提出了人格问题，他认为宣传队这样搞是污辱他的人格，他说不让他讲话是不公平。这话汇报上来，姜政委还笑了，说他有什么人格?他有人格他能揭发老婆孩子参加国民党?
　　这样斗争就一步一步升级了，工筹会贴出了一批新的大字报，扯出了运动初期的事，还扯出了生活腐化问题，决心把他的嚣张气焰打下去。刘查理的造反也进入了新阶段，他还问军代表，我能不能写大字报?
　　1970年的冬天特别冷，11月就飘起了大雪，站在空旷的台上，嘴里喷的是白雾，眉毛上挂的是白霜。就这，要演出要批判还要吸引人注意，不容易。可据说宣传队在天官山矿的一次演出获得了空前成功。
　　那天是把刘查理拉拢腐蚀的家属工带来的，原本的意思当然是要打击刘查理的嚣张气焰，揭开他道貌岸然的画皮。那年头最能把人搞臭的武器莫过于男女关系，跟今天人们关心腐败分子有多少情妇的道理是一样的。
　　那个小脚女人被带上台时，是低着脑袋不敢看人的，一头乱发披散下来，谁也看不清她的脸。最显眼的是这个女人是小脚，穿着一双白布袜子，两只棉鞋被绳子拴着挂在脖子上。
　　她踉踉跄跄被推到台口，和刘查理站在一起。有人喊，抬起头来，她不抬。有人呼口号，刘查理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刘查理举手她也不举手。然而全场忽然静了下来，眼睛全都直了。
　　人们看见，刘查理突然跪下来，扶着她也坐下来。刘查理把那双棉鞋拿着，要给她穿鞋。可能是觉得她脚太冷，便把那双小脚揣进自己怀里。静了很长时间，人们才有反应。零零星星的，有人鼓掌。然后接着，有人唏嘘，有人尖叫，随后便是电闪雷鸣般的掌声。这时，小脚女人也抬起脸来，有人看见她在笑，还说她漂亮，脸上挂着泪花花都跟一般人不一样。
　　那天的演出，观众一律给予掌声，每个节目都拍巴掌。见过批斗的，没见过这么斗的。见过造反的，没见过这么反的。见过表演的，没见过这么演的。在那个年代，两个人公开拉手都很少见，谁见过舞台上有这么亲的?谁见过造反姿势是这么优美的?
　　这件事影响很坏，机关里议论纷纷。我那个小组有个女同事整天嘀嘀咕咕，问她怎么了，她说，我老头子要能这么对我，哪怕一次，天天挨批我都陪着。
　　这年年底，又下了一场大雪，整个T城一片缟素。实现了“双三万”，文艺宣传队还在演出，只是没有了那个特别节目。
　　省里来了贺电，部里来了贺电，只是姜政委没有特别兴奋，连电台里的演讲也取消了。
　　后来，听说群众专政指挥部撤销了，那几个民兵都受到了处分，理由是他们违反纪律，私自对刘查理进行体罚。
　　38
　　×月×日
　　工总司的老李亲自领我下的井。没有碰见什么人，他们都事先安排好了，头盔、工作服、胶靴，连肚灯都替我领好了。然后乘罐笼，然后坐电车，然后吞吐着铜矿井下特有的硫磺水的气息，站到了震耳欲聋的老虎口前，这一路几乎没碰见人。
　　老李话不多，本来也许还准备解释点什么，见我一脸沉重，也不愿多嘴了。我告诉他，我学工的时候下过井，只是没来过凤凰岭。他哦哦地点头。
　　老虎口是俗称，其实就是矿石汇总的大溜井。这是一个巨大的嘴巴，吞吃着每天采出来的矿石。在这里，体积较小的矿石块直接掉进喉咙，而体积巨大的则要被两只三吨重的铁牙嚼碎后才吞进去。被咀嚼过的矿石在下一层巷道里通过漏斗放进矿车，再通过罐笼一车一车提升上去，粉碎，进入选矿流程。
　　我站在护栏边，看着下面那两只棺材一样的铁牙上下错动，看着那些矿石在刺耳的轰鸣声中一块块滚下去，粉碎。我竭力想像刘查理的样子，穿没穿着工作服?戴没戴着矿帽?或者还留下几句豪言壮语?但无论如何，他脸上应该没有恐惧。我相信他是这么决然这么从容这么干净地走向溜井的，甚至脸上还带着一丝绝决的微笑。
　　两截矿车隆隆地过来了，老李拉了我一把。我看见电车头把那两截矿车猛地顶进了翻矿笼。然后翻矿笼抖了一下，连着下面的轨道一起开始旋转，然后矿车就底朝上地翻转过来，那些矿石就呼呼啦啦倒进遛井。这个过程持续了一两分钟，翻矿笼才又重新翻转回来，空矿车又被电车拉走。
　　我有点发呆。老李突然说，刘工那天就是趁人不注意，跳上翻矿笼的。
　　你说什么?我反应过来，这里明显还隐藏着细节。
　　老李看着我，说你不要害怕。刘工是主动爬上电车进入翻矿笼的。他确实是自杀。
　　你刚才说趁人不注意是什么意思?
　　他说，本来有市群众专政指挥部的民兵看着，他没有机会。是电车过来了，民兵走神了，他才爬上去的。
　　为什么要用民兵看着?
　　那段日子不是正批判他吗?他是关在那边的。当时好像副井那边有个什么问题要他来解决，所以才到我们矿来……
　　明白了!
　　我似乎已经亲眼看见了这个场面——刘查理被人从昏黄的巷道里带过来，他身后跟着两个拿棍的民兵。他是到井下来处理一个技术问题的，现在问题处理完了，民兵也放松了警惕。突然，他飞快地迎着矿车奔过去，他趴在矿车上进入了翻矿笼。这个动作快得惊人，快得连民兵都反应不过来。他们也许喊叫过，但那点音量在老虎口边算不得什么。
　　最后一刹间，他是什么表情?他或许扬起胳膊喊了一句什么，他得意的脸上沾满泥土，在锈红和青灰的矿石间踢蹬翻滚。他一定是很得意自己的身手，这个动作跟铁道游击队一样潇洒。他又一次按照自己意愿完成了这个动作，任何人都没有想到，这是一种崭新的特别有意味的殉道形式。这个懦弱的，木讷的，一直被人当作傻瓜玩弄的，用作践自己的方式来获得工作权力的知识分子，最后一定是得意的笑了。他有没有摆出那个姿势?竖起两个手指头翘在脑袋上晃来晃去?一定有的!
　　撞击和碾压让他来不及后悔，他迅速地然而痛快地肢解了，消失了，只把脑浆和血液溅湿了一小片岩土。在这最后一刹间他眼前没有光亮，他或许看见了什么或许什么也不去看，他已经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他也许是大叫了一声，这是他一辈子都没发出过的最强音，然后听着这声音淹没在惊心动魄的轰响之中。
　　我掏出那本报纸剪贴，那些曾经令他欣慰过的《战地黄花》，把它们一条一条撕碎，慢慢丢进大遛井。我希望这些小花能追随着一个受难的灵魂，尽可能去贴近他的心跳，去理解那些我曾经无法理解的苦衷，然后，进入天国。
　　我记起一个可笑的童话：那个姑娘为了铸成一口铜钟和救大家性命，奋不顾身跳进熔炉。可为了讨回她丢下的一只鞋，竟会在世世代代的钟声里发出哀鸣，鞋——鞋——
　　父亲的翻毛皮鞋是他自己送回来的，是在选矿厂的矿砂里，父亲是要告诉大家，他已经不需要鞋了，他已经把自己完全化在了他热爱的矿山里。
　　上来后，我问老李，今年产量还跟去年一样吗?
　　他脸色一沉，半天不吭声。不过他还是承认，能有去年一半就不错了。他解释说，矿山就跟人一样，伤了元气，没有几年恢复不过来。
　　我问，你以前认识刘查理吗?
　　认识，怎么不认识?他还跟我打过“通腿”呢，从前矿上没有招待所，他下来就跟工人“打通腿”。
　　刘工，人是个好人，就是有点迂，不识时务——他说。
　　×月×日
　　我发现自己完全沉浸在一段谁都不愿提起的历史中，他们都知道，可谁也不愿说。或者是轻描淡写，或者是粗枝大叶，哦，知道，是那么回事，过去了就算了。仔细想想也不能怨他们，因为他们见得太多，因为说了也没用，因为已经有了现成的结论。
　　现在的我，与其说是想了解刘查理这个灵魂，不如说是借着与每个历史人物相遇，去寻找一种的真切的方法，进入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历史。如果我不能认识历史，我也就不能理解刘查理。
　　我想每一个人，如果诚实地面对他的时代、面对他自己，就不可能循着既有的思路和结论，总要多问几个为什么。我没有预设什么思路和结论，不管是哪一种。尽管我也有情感也有立场，但总要实事求是。我想在我漫长的一生中，产生困惑总是难免，发现思路不对或者结论虚伪总是难免，如果我连说出来的勇气都没有，那该是多么痛苦!假如我是错的，那么请说服我，假如连说都有罪，那么我只有把牢底坐穿!人类是在不安和焦虑中探索进步的，不安于任何一套成规，才是进步的前提，恰似进入丛林迷途之中，从无路中踏出一条道来。
　　鲁迅说，走的人多了，便也成了路。
　　×月×日
　　这样写，这样写，
　　我们的日记要这样写。
　　这样写，这样写，
　　我们的人生要这样写。
　　人，应该怎样生?
　　路，应该怎样行?
　　——贺敬之《雷锋之歌》
　　水落石才出，上岸两脚泥。革命高潮时候风风光光不困难，真英雄是那些在低潮时期能把时代的疑难扛在肩上，心甘情愿去赴死受难的人。受难，是革命必须付出的代价，总要有人去的。
　　——革命老人安明远
　　39
　　肖明的日记给我看的只有三本，一直写到最后一页的底边。显然后面还有，但她没给我。大概她认为后面的事情已经和我关系不大了，也许她以为我不感兴趣了。怎么回城，怎么结婚，怎么生孩子，毕竟，那是她私人的生活。
　　直到今天，我也不认为肖明的做法是聪明的。如果她能沉住气，静待时局的变化，或者尽量减少自己的损失，岂不更好?当然，谁也无法预知未来。
　　1971年11月，已经下乡插队三年的肖明突然出现在全省坏头头学习班上。那个学习班本来没她什么事儿，不过是为了稳定局面，把造反派头头集中起来。也没人说她是个重要人物，她是通过造反派关系揣着炸弹进去的。她利用了这个可以接触上层的机会，揭发姜政委是个隐藏很深的历史反革命。
　　肖明，这个魔女，在这半年时间里一天也没闲着。她没有回去，而是带着自己的猜想，一路做工，卖血，远走贵州，终于把姜政委给挖了出来。
　　与此同时，一封肖明致姜政委的公开信，通过大字报、传单和口头议论，像病毒一样迅速在全城四处传播。
　　尊敬的姜政委：
　　当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到了省城。我不是来学习班学习的，我还没有这个资格，而是来揭发您的。我揭发您曾经担任过三青团区分部书记这一事实。我相信您也不会抵赖，我已经拿到了足够的旁证材料，以及顺义中学的《校务纪事》。我必须制止您，您必须离开T市。
　　凭心而论，我并不认为您是个坏人。作为个人，您值得尊敬。您的博学与口才，您的智慧与幽默，您的激情与魄力，都曾经令很多女同学为之倾倒，如痴如醉。但现在，对不起了。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没有别的选择。
　　作为晚辈，我自认学疏才浅，无论是社会经验还是书本知识，我都很幼稚，我是用孩童的眼光来辨别一个人是否穿着衣服。作为革命的后来人，我的斗争经验几乎为零，我是以笨拙然而坚定的方式举起抗议之手。作为一个下乡知识青年，与您这样身居高位的首长对抗，力量对比是如此悬殊，然而经过文化大革命我懂得了小人物也有权造反，懂得了巴黎公社原则的精髓不在于选举，而在于罢免。
　　经过文化大革命揭盖子，任何一个关心T城历史的人都看明白了，为了地下的宝贵资源，有多少老革命和技术干部付出了沉重的政治代价，甚至生命。金银铜铁锡，件件好东西，遥看长河红，赧郎大不易!这是您自己说的，在支左初期批判资反路线的大会上，您有过立场鲜明的表达。您为什么背叛了自己?是什么力量让您把批倒批臭的东西又重新拣了回来?您问过自己吗?
　　是野心。别不好意思承认。建功立业青史留名并没有错，问题在于为公还是为私。为公则襟怀坦荡实事求是，勇于进取也勇于纠错。为私则遮遮掩掩首鼠两端，装腔作势拒绝批评。您已经不满足于“一碗水端平”了，您需要更多的辉煌来铺平道路。为什么一定是“双三万”?少五千行不行?少两千行不行?不行!因为您已经一言九鼎了，您已经把自己的脸面看得比工人的生命更重要，把眼下的利益看得比子孙后代的幸福更重要。特别是到了去年下半年，眼看着事故频出，面临今后更加困难，还要硬着头皮，不惜以残酷斗争的方式来保证产量。很多老工人都知道要出大问题，您不知道?很多技术干部都指出了违背客观规律的危害，您听不见?您的个人野心已经膨胀到失去了理智，已经给T城造成了严重后果。据初步测算，设计寿命为90年的凤凰岭矿可开采能力已经不足60年，这是一座刚刚投产的新矿啊，您不心疼吗?老鸦岭矿设计寿命为70年，现在它活不过50岁了，这还不叫杀鸡取蛋吗?
　　至于您的个人野心具体是什么，本来我不关心。可在省城意外得知您已经在省军区活动过一段日子了，大概是想谋一个副军级待遇吧。如果您还算个襟怀坦白的共产党员，您总该有所交待，山城人民有权知道，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
　　本来我也没有打算调查您的历史，我只是出于一时激愤想四处走走，在省城听说了您的钻营，才记起您曾经参加过三青团。我远走贵州，登了娄山关，看了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我才明白我应该干点什么。我在您的家乡小镇住了一个月，在码头上打过零工，在医院里卖过血，遭遇过各种危险，终于感动了那些乡亲。
　　我猜您一定会觉得委屈，T市财政困难啊，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财政收入增加了并没有装进姜某人的腰包里啊。不错，这些都是事实。而且，过春节您还让T城人吃上了来自内蒙古的羊肉，这些报纸上都有过广泛的宣传。喝水不忘掘井人，吃肉别忘了姜某人，并且要特别警惕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然而您想过没有，发这种牢骚时您已经把自己当成救世主了，您已经不认为自己是人民群众的一员了。您已经习惯于听到颂扬，害怕听到骂娘了。
　　说起来财政困难也是T市老问题，是T市历次政治迫害的根源之一。旧当权派正是这样发牢骚的，新当权派也一定会这样想问题的。然而这样的思维是摆不到桌面上去的，矿产是国家资源，属于全体人民，更属于子孙后代，任何乱采乱挖都是犯罪。如果说这是大道理的话，我还特别钦佩您的小道理，您在动员大会上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能去侵略别人剥削别人，要过上好日子只能靠辛勤劳动。这话说得何等好啊，如果您愿意和人民群众一起辛勤劳动，您就不会不明白，劳动是个艰苦过程，财富是个积累过程，富足的好日子也许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这才是社会主义的本意，全体人民共同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共同享有社会财富，可你们等得及吗?你们自认为有那么大的功劳，早就应该率先过上好日子了，你们等不及了。你们早就摆上谱登上轿，吆三喝四等着万人抬了。你们已经听不得一点点批评，见不得一点点真实，哪怕是卑微的建议了。
　　但是你们永远摆脱不了内心的困惑，如果仅仅为个人过上好日子，那你们参加革命干吗?比如您，尊敬的姜政委，您的家庭本来就有好日子。如果革命仅仅是换一批人来当老爷，革命的意义又在哪里?人民群众为什么要跟着你们流血牺牲?
　　下面谈谈我的父亲刘查理。
　　首先我不否认，以下看法有个人情感因素。但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否认情感，社会主义也不排斥个人性，由于刘查理之死在T市已经成为了公共事件，所以我有权利把这件事追问清楚。
　　不记得是哪位哲人说过，父亲是女儿前世的情人。可是了解我的很多同学都知道，我是一直在怨恨着自己有这样一个父亲的。倒不是因为他曾经被打成过右派，造成了家境困难。也不尽然是他在运动初期揭发过我和母亲，我被打成过反革命。根本的原因是，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我居然没有体验过哪怕一丁点父爱，我不知道父亲的胸膛里有没有常人的温暖，我不清楚父亲的任何一种表情，我甚至不记得他的长相!
　　然而今天，我要为父亲讨回公道，恢复一个父亲的尊严。
　　在仔细调查过父亲一生的轨迹之后，我松了一口气，我为T城曾经有过这样一个采矿工程师感到自豪。因为他，是在极度艰难的环境下，以一种壮士断腕的方式，把自己融进了他所热爱的事业，把自己的全部身心献给了祖国。
　　一位老革命告诉我，真正的英雄不是那种表面风光的人，而是自觉把时代的闸门扛在肩上的人，是心甘情愿担当起大疑大难的人。本来刘查理也可以风光，假如他能顺从的话。至少他不会落魄，因为T市需要他的知识，因为他有利用价值。然而他没有选择一条“聪明”的道路，在众人都风光的时候他发出了刺耳的声音。他不知道这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后果吗?他真的傻到了不知鸡蛋碰不过石头吗?不，他意识到了T市的大疑大难，意识到了自己肩头的责任，意识到了没有流血牺牲就不会有真正的觉醒。正如刘查理在批判会上所言：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爱自己的国家，如果我们的国家还有苦难，我有什么理由逃避?当时回答他的是劈头盖脸一顿暴打，人们都认为他在诬蔑大好形势，在攻击社会主义国家有苦难。请您冷静地想一想，这话说错了吗?
　　1953年，刘查理逃避过一次。因为巷道走向不符合当时市委领导的意图，井巷公司经理梁霄同志以开枪自杀的方式，承担了全部责任。刘查理躲过一劫，为此他深深自责。
　　1957年，刘查理也想逃避。还是因为巷道走向，还是因为巷道的副产品，还是因为地方财政困难，有五十多人被打成右派。他未能幸免，也未能摆脱自责。
　　1960年，虽然甄别平反摘掉了帽子，因为家庭破裂，因为苏联专家团的是非，他不得不以指责妻子的方式吞下苦果，以保全工作权力。从此他陷入了更加痛苦的自责。
　　1966年，他已经麻木了，也已经无法逃避。但他是摘帽右派，他再一次被当作死老虎揪出来做靶子。因为他的一次敷衍，也因为工作组的愚蠢，致使自己的女儿也被打成反革命小右派，此时您能想像是怎样一种自责吗?
　　1970年，他不想逃避了，他不愿意永远自责下去。因为他亲手设计了参与了三座矿山的建设，因为他心目中的理想已经完成，因为他已经意识到，无论怎样辨白都没有作用。他只能以极端的的方式去提醒人们，客观规律是不可违背的。他没有对抗谁，他只是心甘情愿用自己的血肉作一次献祭，这是他唯一能做的事，他的灵魂已经随着高高的天轮升华了。
　　刘查理有没有缺点错误?当然有。他是一个凡人，怎么可能每一句话都正确，每一件事都完美?然而他是个彻底与工农相结合的知识分子，他已经完全融入了工人阶级的生活逻辑中。他工资很高，而他没有积蓄，他一生都在帮助周围有困难的人。他学会了喝酒，学会了工人语言，每到一地都和工人“打通腿”，除了上班在机关，他就是一个真正的矿工。他还有爱情，他爱上了一个淳朴善良的劳动妇女。请问，您见过几个这样的工程师?
　　刘查理有没有权利表达不同意见?有没有权利造你们的反?当然有。刘查理和任何一个公民一样，享有宪法赋予他的四大自由，他有权犟嘴有权反驳，即使是在所谓的批判大会上。那些不准阿Q革命的赵老太爷们肯定看不惯他，因为这个人已经唯唯诺诺忍气吞声了一辈子，居然要造反了!
　　刘查理是不是个爱国者?当然是。他深爱着自己的祖国，爱壮丽的高山大川，爱悠久的历史文化，爱富饶的物产资源，爱勤劳善良的劳动人民，惟独不爱官僚。这有错吗?有些人总想把爱国与爱领导干部混为一谈，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浑水摸鱼、坐享太平了。然而孙中山那个时代就已经宣示清楚的爱国主义，为什么时至今日还不能理直气壮?经过文化大革命，那种“反对工作组党支部就是反对党中央”的资反路线不是已经被您亲自批判过了吗?您不是宣布这个逻辑臭不可闻了吗?
　　尊敬的姜政委，您扪心自问，时至今日您真认为刘查理是反对“双三万”、反对文化大革命吗?您真的相信那些把技术问题、产量问题、财政问题政治化的人是在拥护您吗?您真的以为这些官僚会一直支持您吗?他们不过是利用一切政治口号在保护自己，在利用一切政治风浪获取利益。我可以断言，最终批判您、把罪过推给您、赶走您的，还是他们!
　　尊敬的姜政委，我知道这封公开信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后果，我更深知自己在将来会遭到怎样的记恨，因为我拆穿了T市一个隐藏了十几年的秘密，一个众人心知肚明的“夹子”。老实说我犹豫过，害怕过，挣扎过。写这封信时我还浑身颤抖，寒流一阵一阵在心头掠过，但我无法回避，我是刘查理的女儿。
　　一位回乡知识青年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你再狠，你还能把老子农民开除掉了?对我而言，也许真有可能“开除农民”。我已经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批斗?逮捕?杀头?我都等着。
　　我的地址是：××县××公社××大队。
　　爱国工程师刘查理的女儿肖明
　　40
　　三天之后，1971年11月20日，T市支左指挥部接到命令，就地解散，支左干部全部撤离归队。自姜政委带队“介入”始，T市支左共历四年五个月零六天。
　　刘查理事件之后，有色公司已经暗流涌动了。“双三万”之后，T市的狂热已经迅速降温了。“9·13”林彪事件以后，部队已经人心浮动了。如果没有这一系列事变，肖明的公开信也许没这么大的力量，也许不过是又一场斗争的开始。但这一切都来得如此迅速，使我们这些天天想归队的人都觉得恍如隔世。多米诺骨牌是近年才听到的新名词，肖明也许并不是第一个推倒骨牌的人。
　　事实上，姜政委并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形势，别看他把别人玩得团团转，很时尚很理论。不过他内心也许一直在挣扎，他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为了苦苦地撑住那个局面。
　　承认不承认，结果都一样。
　　事实上，连军管会主任都没免，就通知他离开了。归队隔离审查，脸色一个灰。
　　事实上，就算我良心好一点，还去看他。
　　我说出去走走?他点点头，不知多听话。
　　出来碰上熟人他连眼皮都不敢抬。穿过市中队的菜地，我们直插江边，江边好骂娘。
　　这片菜地有十来亩，原是一片滩涂，市中队能够蔬菜自给有余，确实是姜政委的功劳。很远就听见二排长领着几个兵在说荤故事，谁谁玩老二叫人逮住了。正快活着，二排长啪地立正敬礼。
　　谈什么呐?姜政委硬挤笑脸。
　　报告政委，正说着：一个人无产阶级政治不挂帅，就短不了犯错误!
　　狗日的二排长。这个兵是姜政委亲自提拔起来的活学活用积极分子，有点文化，又善于应变，我相信他就是未来的指导员、政委。我也相信，姜政委提拔的，也只能是这种货色。
　　想到这个，我不能不为叶三虎悲哀。假如县中队有一个叶三虎这样出色的兵，他也绝无出头之日。
　　好好，接着批接着批。姜政委脸一惨，忙不迭地走开。
　　我对这些兵们摆手，示意他们不要跟着。好戏不能叫他们搅黄了，我还没登场呢。
　　我知道你有点看法。他说。
　　看法嘛是有几毛钱看法，我很优雅地吹吹烟头。不过眼下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自己的看法。谈谈吧，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呀。
　　曹干事……
　　行啦，我不是干事，你也不是首长。现在平等啦，都是夹尾巴狼。不对，你连平等也够不上。历史反革命，隐藏得这么深，你给我提鞋都不够!
　　他明白躲开已经不能，他完全暴露在我的有效射程之内，哆嗦求饶也无济于事。我要亲眼看着他散了，化了，变成一摊脓水。为自己，为叶参谋，为所有憋着一口气的人。我这人，顶他妈的善良。
　　他偷窥我，和我脚下的礁石，他想坐下，可他已不敢，他叫我一榔头铆下地啦。真是老天有眼，下午一听到消息，我就莫名其妙地亢奋。两年多了，我一直在为莫名其妙的生活作风问题抬不起头来，我早就想发作了，我不像那些人一个个灰头土脸，没脸见人似的。我不，我认为看清底牌总比输得糊里糊涂好。从那一刻起，我就琢磨怎么充分享受这最后一顿晚宴。没想到，没想到啊，三青团区分部书记?过杠啦?过杠就好，我还以为你是个打不死的吴清华。
　　谈谈吧，不谈可不行。我抽出一颗烟，学阿尔巴尼亚游击队员的姿势，舌尖横着一舔，慢慢擦着火柴。
　　我是入过三青团，那时三青团也讲抗日，也讲救中国。
　　你放毒!讲啊，往深处讲，别怕疼。
　　他冷笑说，你根本不了解历史，那时所谓的区分部就在学校里，书记就是学校的老师，后来老师撤走了，就让我代理，前后一共四个月。
　　就这些?你太谦虚了。
　　这段历史我早就向组织上交待过，我参军时还不到十七岁，这些都可以查到的嘛。当然我是有不少错误不少问题，我接受组织审查。
　　你太客气了吧?你对别人好像没这么客气嘛。
　　我相信组织……
　　我不相信你!
　　我知道你不相信我……
　　我们不相信你!我们无产阶级不相信你!你的组织是三青团，三青团才相信你!你表演得够充分了，你终于现出原形，现在你该站到你应该站的位置上去了!
　　他被我奇袭珍珠港般的轰炸弄得目瞪口呆。一张脸赛过黄梅天里的腌猪肉，白喳喳的毛孔上缀满了浓度极高的水珠珠，动也不动。这不过是早操，凭我这些年学来的本领我可以把他操练成傻子。我能让他一层层地蜕皮，一根根地炸筋，然后自己把灵魂血淋淋地捧出来，搁在我的餐桌上。我可以让他记住这一回，恶心一辈子。
　　他怔着，两眼陡然撑了根棍子似的一弹，呵呵地傻笑起来，笑得两头勾到一头去，卷成一团，肥肉直颤。这家伙还真经打。
　　我自作自受，自作自受!哈哈，自作自受。他笑着，我没话说，无话可说啊。
　　你当然没有话说!玩火者必自焚，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是啊是啊，砸自己的脚。
　　认罪速度过快，反倒乱了节奏，我大喝，你住口!
　　他不住口，他坐下来了：跟你说实话，你怎么折腾我我都无所谓，你不就那点小事吗?
　　放屁。我说，无产阶级最大公无私最彻底革命……
　　叫我难过的是我自己。
　　当然是你自己，这是一切反革命的共同逻辑。
　　本来我早该撒手的，可就是鬼迷心窍，死活不撒手，上瘾了!此地话怎么讲?蹚了鬼?对，硬是蹚了鬼。
　　你跟我演戏?
　　他古怪地瞥我，两片厚嘴唇错开，眉眼鼻嘴可笑地挤作一团，像只干透的老葫芦。这一瞬间，我泄气了，突然觉着腻歪。我能把他怎么样?把他怎么样我又能怎么样?没意思透了。
　　江水开始混浊，一团团地扑上岸来。
　　他说，其实你也该早撒手的。女学生，在哪没有?那个丫头是个疯子啊，你搂着一个炸弹睡觉，你不害怕?
　　叫当官的说人话，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他打倒，我发现。
　　肖明那封公开信确实让我害怕。她的疯狂劲头比她的陶醉劲头更加迅猛强烈。可是这么多天我哪一刻不想撒手啊，我做不到。不离开这鬼地方我就无法做到。可你们不放我走。现在哪儿哪儿茅坑都占满了，你又让我上哪儿去?我噢地大叫一声，把带着体温的卵石片抛了出去，那东西在暮霭低垂的江面上划出一条漂亮的黑弧，又跳了几下才沉下去。我躺下，嘴角里渐渐感到苦涩。
　　你笑什么?
　　我笑了吗?
　　笑了。他爬上来和我并排。起风了，江风湿湿的腥腥的，并不觉着冷。我们这样躺了很久。
　　说实话，这地方是个好地方。他说，有山有水，沿江靠公路，是个好地方啊。就是人阴得很，太阴。
　　我反驳道，其实这儿老百姓都老实得可怜。
　　他噎住了。是啊，要是不搞派性就好了。
　　什么派性?不都是人造出来的吗?你完了。
　　他怔着：谁造的呢?
　　我发现他这几年绞尽了脑汁，熬白了胡子，也怪可怜。他得到了什么?其实他什么也得不到。还把老婆搞丢了。隔离审查，恐怕没他想的那么简单。
　　他说，其实我早就想回老家看看了，那儿的山才叫个山。
　　云贵高原嘛，是有点味道。
　　他说，你知道我们家乡逮猴子怎么逮吗?钉个木头柜，柜上掏几个洞，墨水瓶那么大的洞。柜子里放几根木棒，撒上熟芝麻，爆米花，弄得香香的。猴儿来了，伸手就掏，抓住木棒就不撒手，死也不撒手。人来了，轻巧巧就捉了去，很少能逃脱的。
　　为什么它不抓爆米花专抓木棒?
　　说不上啊。他呐呐着，不再回答。过一会儿又支起身子问：听说毛主席原来只想搞三个月的，至多半年，有这话吧?
　　你们的毛病就出在这儿，总以为后边还有什么。后边有什么?毛主席都不知道，我们就能知道了?毛主席自己也说过，他的话左派可以用右派也可以用。
　　他把眼睛瞪圆，不要瞎说!是我们理解有问题，执行有问题。
　　我说，这些日子我天天把最高指示翻来覆去地看，我发现毛主席谈文化大革命的每一句话都可以用另外一句话来反驳。不信你自己试试。
　　你怎么敢这样想?
　　我说，你试试就知道了。我觉得这还真是我的一点学习心得。叶三虎发现了毛主席画像的奥秘，我发现的是毛主席语录的奥秘。
　　他想了一下说，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
　　我说，左派不是自封的。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
　　他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
　　我说，毛主席还教导我们，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他说，可是毛主席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我说，但毛主席还说了，谁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
　　他说，毛主席又说，成千上万的善良的人们是不清楚的。
　　我说，所以毛主席才讲，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
　　他说，毛主席强调，团结不是无原则的，要在斗争中求团结!
　　我说，斗争是为了治病救人!是从团结的目的出发!
　　他说，党内政府内军队内混进了一大批!赫鲁晓夫似的人物就睡在我们身边!
　　我说，说来说去，你没学懂，断章取义。
　　他说，你才断章取义!
　　毛主席说!毛主席说!毛主席还说!我们义正词严地驳斥对方，都觉着自己掌握了真理。然后突然地，都闭了嘴不再吭声。
　　几十年以后，当我再次记忆起这段插曲，心中五味杂陈百感交集。那个真诚的年代里，我们有过多少这样的辩论?它究竟意味着什么?目的的合理，过程的艰难，道路的逼窄，情感的沉重，还有种种的不得已，都是不必要的吗?不，也许这恰恰是一堂民主课，黑板上写着：自己教育自己。
　　我们静静地躺了很久。这个游戏使我们贴近了不少。当我们重新平静下来，心里舒畅了很多。一枚朗月，几颗疏星，也变得妩媚起来。
　　他说，到此为止，绝对不能扩大了。
　　我瞧他一头雪白的疏毛，一脸大寨田似的沟坎，两只风铃般的眼瘤，忽然明白这才是他收获的全部。他的学问他的智慧他的魄力他的苦斗，连同他的阴暗他的脆弱他的好大喜功在今天上午都已经化作笑料。过若干年以后，人们只会说，当年这儿出过一个能干的小丑……
　　肖明的公开信里说他一直想在省军区挂个职，哪怕挂个副职，似乎已经有了一点眉目。现在，这个副军级也变成猴子的木棒了。珍宝岛的孙玉国只打了一仗，我们可倒好，比美国兵陷在越南沼泽地还狼狈十分。现在，这个气贯长虹目光如电的人物终于倒下。对于将来，他会比普通老百姓抱有更多的宿命念头，他见得太多。现在，让他重新站起来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爆发战争。他是个军人，知道该怎么做。
　　回来时，夜已深了，深秋的月色真是不错，清澈而且纯净。
　　他说，喜欢女学生，就再找一个。
　　那当然。我说，你也多保重。我们拍了手，没有说再见。
　　穿过菜地时他大声嚷：唱个歌吧，当兵的别蔫了巴叽的。
　　于是我就起个头，两人一起唱——
　　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
　　哪里需要到哪里去，
　　哪儿需要哪儿安家!
　　后来很长一个时期，每当忧郁烦躁，我心底就会吹口哨似的响起这支歌。歌词已经记不全了，可那透着西域葡萄酒香裹挟着大漠风雪的旋律却始终萦绕于内，不曾忘怀。
　　拉多少米拉多少米啦啦啦少拉稀啦!
　　1995年夏天，姜政委的小三子自己开了家公司，不知在哪儿打听到我，让我给他找点洋捞。我照办了。
　　问到他爸爸，这神气活现的小子立马蔫了。现在的姜政委孤身一人在干休所里整天唱戏，而且只会唱一句：
　　我坐在城楼观山景，
　　耳听得城外乱纷纷……
　　城外确实乱纷纷，城外确实说不清。可这一切，跟他们这一代人，跟我们这一代人，难道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第十二章
　　41
　　我承认自己已经老了，失去了激情。干什么事都考虑得过于周全，对任何人都保持着警觉，故而也使一切都失去了美感。
　　这种心情叶三虎肯定可以理解。在一切游戏中，在一切圈套中，他应该有着比任何人更加深刻的理解。不然他自己为什么不回去看看?他那么煽情地鼓动着我，自己肯定躲在哪个角落里偷偷地好笑!
　　叶三虎，你究竟是个人，还是个鬼?我该相信眼睛?还是相信耳朵?或者我什么也别信?
　　我们总是宽慰自己，过去的都已过去，过去的事宜粗不宜细，就算是……蹚了鬼!我们一次又一次大气磅礴地宣布：明天总比今天好!
　　可我为什么还是疑虑重重?叶三虎已经修炼成了诗人，变成了精怪，可我怎么还是傻逼一个?
　　于是我对叶三虎说，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只是千万别去动我的孩子。还有，肖明的丫头。
　　我的儿女们总是嘲笑我落伍了，他们感觉良好，被传媒炒作成“新新人类”。前不久，我的儿子伙同一帮年轻人振振有词地砸了家乐福;而我的女儿呢?不知为什么会崇拜贝克汉姆，把头发染得焦黄，装出一副营养不良的模样在大街上晃来晃去……
　　这都是我们玩剩下的游戏呀。假如历史真的重演，我相信他们一定比谁都疯狂。而且我相信，他们绝对不会比叶三虎、肖明更加优秀。我真的很担心啊。
　　……明知早已远离，还是要一遍遍回过头去，那小城早已看不清了，只有江岸那片铁青色的巨崖还兀自忧郁地伫立，像一本我永远读不懂的天书。是的，我无法忘却这片土地，如同我无数次诅咒过自己的青春。我明白远没到总结自己的时候，可还是一回回似乎是无意中与它错过。我无法躲避自己吗?我一定要回头去数清自己的脚印吗?我不知道。
　　我还是喜欢坐飞机，我只能在九天之上翱翔，让这些故人往事或者云里雾里或者一览无余。我承认自己是个小人物，我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把过去的事情全部搞清楚，只是不想背着这个包袱走进自己的黄昏。也许这是江岸那片巨崖的幻影吧?我想多了就占据了头脑吧?它那样忧郁地存在着，做着奇形怪状的动作，不断把你带进它黑黝黝的无法解释的混沌中去。我反复对自己说，这不过是一块岩石，它毫无生命它绝对伤害不了谁，它说不出名堂，它就是它。但没有用处，它还是顽强地填满我的双眼，蚕食我的大脑，让我不得安宁。
　　有意思的是，想得多了，竟然变成了现实。
　　2002年有一天，公司楼下说有人找我，问是谁，答说是一个老大爷，还有一位小姐。
　　我的心狂跳不已，一眼就认出了是叶三虎。
　　是啊是啊，是叶三虎啊，只不过现在改叫胡治国了。怎么能是鬼呢?鬼有影子吗?怎么叫这个名?胡乱起一个呗，要上户口要领身份证，没有名怎么行?反正从前那个名你们也是不相信，你不也认为是假的吗?他说。
　　一句笑话，又勾起从前武装部小院的那些误会和猜测，那些让人心酸的快乐和伤痛。我搂着他的肩，摇了又摇，捶了又捶。
　　他说，其实我们早就知道你，我们还买过你们公司的潜水灯!不跟你联系是有原因的，我们不想干扰你。你的情况我们一清二楚!他一口一声“我们”，好像我早就被监控起来了。
　　他说，这次是因为她，这丫头一定要见见你!
　　我这才留心到他旁边的小姐，一个漂亮的颀长的姑娘。我猜这是叶三虎的女儿，不然他不会是这个口气。我说你闺女也这么大了，跟我的那个一样。
　　可是那丫头居然歪着脑袋叫道：哈，你差点成了我爸爸!
　　晕了。胡治国，叶三虎，还有差一点就叫我爸爸的丫头。
　　叶三虎说，你看仔细了，她是谁?
　　再一看，我的天!这就是一个穿牛仔裤的肖明啊。这身材，这脸庞，这两只眼睛，这眉宇间的英武之气……只不过当年肖明是梳羊角刷的，她现在扎着马尾巴。
　　叶三虎说，当年，是我搅黄了你们。我对不起你们啊。
　　怎么能这么说呢?我连连摆手。说到底是缘分没到，说到底是我自己混帐，是我自己没长脑子呀。
　　生命，是这样奇妙地在两代人中间传递。记忆，是这样不可思议地让我仿佛回到了过去。我不是个脆弱的人，可那一刻竟是不住地抹眼睛，这是个光荣的瞬间。我太幸福了，真的，我太幸福了。这丫头居然一定要见见我!
　　她解释说，她正在做一个重大决定，在决定行动之前她特别想见我一面，所以她求了胡叔叔。她说她读过妈妈的全部日记，她说她一定要见到曾经让妈妈刻骨铭心的那个人。
　　我问是什么重大决定，是不是关于爱情?她嚷嚷道，跟你们说不清楚!这口气，真的和我女儿一模一样啊。
　　原来，叶三虎并没有死。他是打算死的，又被一个老人拉回来了。那老人对他说，死有什么难的?活着才难。活着，活着，都活着，他老婆也活着，换一个活法而已。他说，冷尿饿屁穷扯谎啊，所有的故事都是为听众编的!所以叶三虎死了，胡治国活了，从此浪迹天涯。1983年他去探望丈母娘，见过肖明。1985年，他加入了肖明的互助搬运公司，现在是这家公司的监事长。他说那次在火车上的相遇确实是偶然，但他们的互助搬运成为一个响当当的大公司却是必然。他说肖明，了不得啊。他说肖明的公司现在发展成了运输行业的庞然大物，手下有几十个车队和船队。他们的朋友遍天下。
　　很明显，他不死是对的，他没有白活。现在他一个电话，全国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响起他的声音。所以他成了诗人，看上去他很豪迈，比当军长还过瘾。
　　原来，肖明的丫头，王娅娅同志，还真是有一个重大决定。她说，中华民族不可能向外扩张，中国已经错过了侵略别国的历史时期，殖民主义那一套已经行不通了。那么，只有向内发展。向内的最大困难是什么?是水，缺水，中华民族不解决水资源问题最后有可能渴死!所以她的志向是，利用中华地貌的三级落差，把青藏高原之水引入中原，再造几条黄河长江。她的重大决定，简单说就是参加一个“西水东调”的民间考察队，为此她辞掉了工作，跟妈妈大吵一架。她是学历史的，现在却要去搞水利了。看上去比她妈妈当年还要疯。
　　我说，吵架总不是办法，你得说服她。
　　这丫头说，她神经病!
　　我说，怎么能这么讲呢?你妈妈她也不容易。
　　她叫起来，她想参加我们考察队，那怎么行?
　　原来是这样。我又弄错了。
　　我叹息，你们母女俩，都是坐在中南海看世界的人啊。
　　这丫头把眼睛瞪圆说，不可以吗?老百姓就不能谈论国家大事吗?那些尸位素餐的人才够资格吗?只有人人都对国家负责，人人都起来监督政府，这个国家才会有希望。
　　叶三虎拍桌子说，看看，厉害吧?
　　看着他们高谈阔论豪情万丈，我能说什么呢?我只能学着电视小品中的人物暗自叹谓：人和人的差距怎么那么大呢?
　　我好像看见，又一个肖明在欢蹦乱跳，大喊大叫，指点江山，毫无顾忌。她不梳羊角刷梳马尾巴，不穿黄军装穿牛仔裤，脚下永远踩着弹簧，挺胸快步，活力四射……
　　临了，这丫头还塞给我一叠复印纸，说是妈妈当年写的，永远也不打算寄出的两封信。她冲我夹眼睛。意思是，机密。
　　她晃着高脚杯吟诵道，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啊。啊哈，你知道诗中描写的是什么地方吗?就是今天的黄河流域啊。
　　42
　　亲爱的朋友：
　　对不起，我实在不知该怎么称呼你，因为曾经亲爱过，也曾经朋友过，就姑且这么着吧。因为我就要背叛自己了，我要对你有一个交待。
　　明天，我这间屋子，准确地说是队屋，就要成为洞房了。是的，我要结婚了。对方叫王兴元，你可能没印象，他是我们的高三同学。他在另一个公社，明天就正式来我们石门关落户。我们生产队要为我办一个别出心裁的婚礼，既不是迎新娘，也不是倒插门，而是双生根。他们还要放电影呢。
　　婚礼是一个男女结合的仪式。别人需要这个仪式，是为了让婚姻更隆重更美满。而我，是把婚礼当作了仪式本身，我需要这个仪式来证明自己落户生根的决心。在别人都把上山下乡当作灾难的时候，在乡亲们都用那种眼光看着我的时候，在一些知青宁愿回城受歧视也不愿当农民的时候，我必须这么做。
　　理由有三：
　　首先是来自妈妈的压力。在你们支左部队撤离之前，我曾经因为父亲刘查理的原因，给姜政委写过一封公开信，这件事在T市闹得很大，估计你也是清楚的。过程就不说了。
　　这件事过去以后，我妈妈的身体垮了，去年医院还发了病危通知。很难说是因为我的原因还是父亲的原因，总之她一直在逼我结婚、生孩子，她希望能看到生命在延续，否则她就不能闭眼睛。我明白这是一种绝望，对自己对女儿都没有信心，只有生命的简单繁衍才是最实在的安慰。她甚至在医院里当众对我下跪磕头，我真不知她怎么会变成这样。事情是因我而起，由于我的固执使她经受打击，她认为我是个不孝女。
　　可是我又没有办法说服她。她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和冤屈，看不到希望看不到尽头。我知道她这是把自己还原成一头动物。然而舔犊之情，同样感天动地。如今她快要撒手人寰了，我必须让她亲眼看见，我顺从了她，然后合法交配，然后细胞分蘖。
　　其次是郭卉的出走。郭卉是我的同学，最知心的朋友，她是全县知青中第一个嫁给农民的。她的突然逃离，不仅令亲人痛苦，令生产队错愕，也令我抬不起头。毕竟，我们曾经都信誓旦旦过，要在这里扎下根来。而且，由于我们的家庭出身，一直遭受歧视的经历，也都让我们在这里找到了宁静和快乐。
　　现在，听着她儿子的哭闹声，我觉得那就是对自己谴责。那些乡亲嘴上不说，眼睛里已经流露出愤怒和不屑。也许他们认为这些城里人都是不值得信任的。他们不清楚外面发生了什么，但他们清楚最基本的人伦准则。尽管他们的婚姻谈不上幸福，她的丈夫倪大荣也有缺点有过失，但一个抛弃了亲生儿子的母亲，说上天去也得不到同情。
　　1974年的中美关系改善，给郭卉带来一个从天而降的姑妈。这位姑妈好像还有点地位，一下子就能把郭卉弄走。在她看来，郭卉嫁给农民就是嫁到了地狱，她要拯救郭卉。我猜郭卉一开始也是不愿意的，也是有过内心痛苦的，我了解郭卉，她不是那种心狠手辣无情无义的人。但最终，她是以不露面的方式，通过县政府结束了这段婚姻。而且无论我们怎样联系她，均不回答。
　　我还能说什么?我只能以自己的行为，告诉这里的乡亲，我不走，我要在这里安家。尽管我们最初下乡时，乡亲们仅仅是看热闹，他们认为我们是“下放”学生，甚至还害怕着提防着我们。而现在，他们又是在我们身上测量信任，理解世道人心。他们已经麻木了，不知道上面又会变出什么花样来。你可以责怪他们狭隘保守自私，但你不能不承认，也是他们在坚守着人的底线。
　　再其次，是我不清楚你的现状。亲爱的朋友，你现在究竟在哪儿?你找到爱人了吗?为什么不愿意说哪怕只言片语?
　　当然这件事我承认自己有错。我一直认为自己还小，不应该过早掉进爱情陷阱里，我甚至还认为这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虽然激动过，窒息过，刻骨铭心过，但自己始终不敢面对。然而岁月催人韶华易逝，转眼我也27周岁了。按照这里的说法，女过三十三，倒了半边山，我也倒了四分之一的山了。
　　过多的猜测没有意义，我不相信你是个见异思迁的人，你肯定有你的苦衷。在我写这封信的现在，往事还鲜活着，记忆还湿润着，那些美好的瞬间我永远不会舍弃。那些骤然的心跳，那些灼热的目光，那些不知所指的暗示，那些莫名其妙的笑声，还有那些令人烦恼的小冲突，值得回味的小计谋。这是你我生命中的一次散步，是你支左生涯的一部分，也是我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分，是个秘密，也是个戏剧。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我只能把它写下来，并且不打算寄出去。
　　妈妈已经睡着了，呼吸正常，她已经放心了。也请你放心，说了这么多，并不意味着我有多么委屈。毕竟婚姻不是人生的全部，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会活得很充实。王兴元人挺老实，对我也一直有意思，只是我对他没有那种激情罢了。妈妈对我说，找不到你爱的人，就找一个爱你的人。从他们湖湾公社到我们沙河镇，有三十里地，如果坐摆渡船可以省十几里，船票一毛钱。王兴元这几年每次来看我，都是绕路走山道，他舍不得花那一毛钱。可是为我买书，他从来没有吝啬过。这算是一种证明吗?如果爱情有价，这一毛钱胜过千万。
　　我们石门关有一景，叫相思树，是两棵跨河相拥的榆树，人们用这个比喻来证明爱情。我是用这个比喻来说明婚姻：扎了根才能相爱，这是王兴元答应我的先决条件。我们要在这里一直坚守下去，尽管心中还有很多迷惘很多苦涩，但总比回城看人家白眼强多了。农村自然比城市艰苦，但农民会打趣说，在城里你看的多得的少，在这里你能看到多少就能得到多少。农民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他们也有自己的尊严和快乐，我们凭什么不行?
　　祝福我吧，亲爱的朋友!我也祝福你和你的爱人!
　　肖明写于1975年劳动节前夜
　　亲爱的朋友：
　　谢谢你来看我!谢谢你对我的牵挂!到了这个年纪，又经历了沧桑剧变，已经知道了语言的贫乏，懂得了情感的复杂，明白了道路的狭窄和青春的短暂。其实说什么都是苍白的，你来看我就说明了一切。舍此，我不应该也不可能要求更多，我们都是为人父母的人了。我已经非常满足。
　　这么激动，大概是因为来到了人生的又一个关口。
　　你走后，我想了又想，觉得还有好多话没有说完。我已经够饶舌的了，不能让你讨厌。现在把它记下来，只是倾诉而已。当然不会寄给你的，不会给你增加负担。
　　首先是回城。我曾经下定决心要在农村扎根一辈子，远离T市这个伤心之地。结婚，生孩子，甚至父母亲的平反昭雪，招工上大学等等诱惑都不曾令我动摇。可最终，我还是回来了，原因是我已经失去了在农村坚持的现实基础。
　　我曾经那么坚定地相信，社会主义农村需要知识青年，而知识青年可以大有作为的前提是集体化道路，扶弱济困共克时艰。离开了集体经济，科学文化知识是什么?现代文明是什么?不过是个人牟利的工具。当这个前提不存在的时候，当我也有可能成为个体农民的时候，那么坚守就变成了滑稽戏。一个孤独的歌者可以忍受没有掌声，却不能唱得毫无内容。
　　我们的县委书记屈尊找我谈过话，他很坦白，说如果他不分田单干，他就要下台，换上别人来也还是一样。他出身淮北农村，了解农民的说话方式，知道凤阳是个把讨饭当作艺术的地方，明白用集体摁血手印的办法闹单干是表演是笑话。但当笑话成为行政命令的时候，他劝我顺应潮流。
　　我知道潮流是强大的。1971年如果不是林彪事件，凭我那封公开信是撵不走姜政委的，那时候我也赶上了潮流。
　　我们的队长说，散就散吧，别人能行我不行?谁怕谁啊?其实要论能力，他木工瓦工都在行，早就发大财了。他说的是气话，这些年他为队里操了不少心，我们队的集体经济也确实看到了前景，添了不少机械，山林经济正在恢复，我们移植的银杏也让滴水崖上的老母树坐了果。看着这些年的心血付之东流，他心痛。他对我说，你们也回城吧，你们上哪找不到这几个口粮钱?分一两亩地对你们屁用不管!他说的对。
　　行前，我们上山给倪永茂和安明远夫妇上了坟。这几个革命老人是我心中的偶像，是我自作主张把他们的坟修在了我们天门山的主峰上，让他们永远朝着日出，永远向着光明。墓碑是大队出钱刻的，碑文是我写的。这是他们一生忍辱负重、追随革命、无私奉献理应得到的待遇。尽管理想正在蒙羞，主义遭遇低潮，可在我心中他们就是大写的人。
　　接下来就是离婚了。那天我不愿跟你谈这件事，是因为实在没什么可说的。王兴元是个好人，只是不适合我。他也认为我这个人可以当好朋友，却不能当好老婆。共同生活了这几年，他的体会是真切的。我确实是这样的人，我想的太大，而生活又太小。由此我也想到，假如我们俩成了，结果可能也同样。没有激情，我是无法去爱的。
　　回城后通过插友的介绍，他进了一家食品厂。因为劳动局有规定，两口子只能安排一个，这样我只有去码头打零工。艰苦对我来说不是问题，何况我们还有自己家的房子。平庸也不是太大的问题，我本来就是普通劳动者。老实说我还不大看得起那些依靠祖荫趾高气扬的人。真正的考验是昏昏噩噩，看不到目标。
　　有一天我买了好些吃的喝的慰劳了他，然后提出离婚。我答应一定替他找一个好妻子，一定替他安顿好生活，请他把女儿留给我。他自然是要发几天脾气的，要死要活，但最终还是同意了，他明白这样是一种理智。他更明白，这样对我对他都是解脱。我们都需要重新思考，重新开始。现在他生活得很好，又养了儿子，像个老太爷了。每逢过年我们还有来往，女儿偶尔也会去看看他。当年他为我省下的每“一毛钱”，都见证着爱情，我不会忘记。
　　这两年在搬运公司，我和工友们处得很好，又学到了不少东西。你来的这几天，正是他们鼓捣我出头办公司的当口。在农村当过会计的经历，也许让我在这个“承包”的时代有一点优势，所以这帮小年轻希望我来领头。可我顾虑的是，公司里的老弱病残怎么办?规模小，养不活这么多人。规模大，又没有本钱。你的到来，让我忽然又有了一种充了电的感觉。当初那种藐视权威挑战成规的劲头似乎又回来了。这一代青年，比我们当年少了许多束缚，也少了许多责任，不变的永远是不安于现状。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眼看就快到40了，也许一切都还来得及?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其实我是个真正的无产者，失去不了什么。
　　亲爱的朋友，请给我力量!
　　亲爱的朋友，该逝去的已经逝去了，该珍惜的当永远珍惜。在我看来，爱情之可贵，蒹葭之美丽，是可望而不可得。于是它幻化了，变成了一个传说，一种象征。这没什么不好，也许胜过婚姻许多倍呢。
　　亲爱的朋友，愿我们永葆青春。
　　肖明写于1983年夏
　　43
　　亲爱的朋友：你好!
　　首先给寿星佬拜寿!没记错的话，今天就是你60岁的生日。祝你健康快乐，长命百岁!日子真是很快，眨眼我也55岁了，这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
　　你接到这封信时，我已经驾鹤西游了。别担心，我是说乘飞机，去青藏高原。我身体还可以。
　　上次王娅娅和老胡去看你，我并不知情，所幸没给你带来尴尬。这丫头比我年轻时还要疯，我没给她立过规矩，不过看上去还不错，是吧?一代新人已经长成，世界也转移到他们手上，我很有信心，尽管他们做事想问题和我们不一样。她偷偷复印了我的信件，想必你已经看过，我这里索性就彻底谈一次，如果你不爱听，就只当我自说自话。
　　这是我再一次净身出门，彻底了断身后事。这样做是向王娅娅和她的同事们证明，我是要决心参加考察队的，想拒绝老妈，是不可能的。我做不了专业工作，烧烧饭总可以吧?整理资料总可以吧?高原我去过几次，没那么可怕，5000米以上困难一些，我尽可能注意一点就是了。反正我是要去了，如果把命丢在那里，我甘之如饴。他们的工作，太令我神往。不要说这一代人垮掉了，希望正在他们身上。当我们抱怨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些青年人仍在为祖国的未来寻找出路。他们是哼着爱情歌曲出门的，他们会继承我们的灵魂，刷新我们的时代。
　　我说的“净身”，包括以下内容：1、辞去一切职务，公司的业务我永远不管;2、我名下的股份悉数变现，有多少算多少，全部捐给石门关村集体;3、这些资金属于全体村民，用于开发石门山的旅游项目，产生的利润平均分配。
　　我委托了律师在办这些事。如果不采用这样的断然措施，他们永远不会放我走的，总能找出这样那样的借口，包括你的战友在内。他们甚至想出一个点子，想以公司投资的方式来参股石门山的旅游。当然这也不是恶意，他们是想拴住我。但我总觉得，这对倪光荣他们是一种不信任，也不是最上策。
　　倪光荣就是郭卉和倪大荣的儿子，如今长成一条汉子了，出息了。他大学毕业以后就回了石门山，现在是石门关村的村长。这孩子有志气，有良心，一直跟着他爸爸过。郭卉几次三番要接他去美国，都被他拒绝了。这期间我还做过劝解，毕竟郭卉是他妈。但这孩子犟得很，说去玩玩可以，让我离开石门山，做梦。郭卉很无奈，可怜巴巴，说他倒是像你的儿子。
　　事实上我也一直是把他当儿子呵护的，无论在乡下还是在城里。他是我们那个时代的理想结晶，我当然要支持他。这次也是他来向我求救的，我也正好就汤下面，借机会了断自己的事。
　　如今石门关是个行政村，把过去的关里大队和关外大队合并，统归沙河镇管。这些年农村凋敝，人心都散了，沙河镇也是日不敷出，把中小学校舍都抵押出去。这次是引来一个投资公司，打起石门山美丽风景的主意。我自己是干企业的，当然知道其中奥妙，他一说我就明白了。所谓公司加农户，说白了就是要土地不要农民，所谓城市化说白了就是要劳动力不要市民。这些年哪一个漂亮口号不是为资本设计的?当年毛泽东的忧虑正在一一应验。
　　光荣子对我说，如果你能来，我们信得过，因为你就是石门山的亲人。如果你们不能来，这次我们要抗争到底。
　　可是我们公司又何尝不是资本呢?是资本就不能逃脱资本的嗜血属性，在最短时间内、最大程度上实现增值。他这样说，还是把希望建立在对个人的信任上。即使我把钱捐给集体，又怎么能保证你倪光荣、和你倪光荣的后代不去公权私用呢?还是不能从制度上解决问题啊。我真正的困惑是在这里。
　　经过商议，我们共同请律师去起草一个协议，怎么使用，怎么公开，怎么分配，怎么监督，怎么罢免。看来也只能这样了，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将来的事只有等将来更聪明的人去完成，我们做自己能够做到的。
　　做完这件事，我一身轻松。那个马丁·伊登，一辈子都想成为大写的人，他以为自尊、自立、奋斗、成功，和得到上流社会的承认就叫“大写”了。所以当他进入上流社会以后看到了更多的虚伪和腐臭便绝望。可是他又感到自己“回不去了”，他已经是上等人了，只好一死了之。“回不去”，是个人奋斗者的无望。而我能回去，是因为我从来就没有脱离过劳动，我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他们。将来我死了，如能长眠在那片土地，是我莫大的幸福。建议你读读《马丁·伊登》，作者杰克·伦敦。
　　其实毛泽东很早就预见到了这些问题，只是他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不对。依靠内部斗争只能克服暂时困难和内心焦虑，解决不了长远问题。生产力的问题只能靠发展生产、慢慢积累。生产关系的问题也只能循序渐进，不争一朝一夕。民主的问题只有等待民众的精神自主，拔苗不能助长。看来谁都走不出历史的局限，他那一代人也只能完成那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中国农民追求平等已经几千年了，人类的大同理想也几千年了，地球上的工人运动几百年了，民主福利制度也一百多年了，都没有找到这条道路。着急又有什么用呢?
　　不可否认，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在世界范围陷入了低潮，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以失败告终。然而这不是放弃理想的理由，作为一个历史运动有高潮自然就会有低潮，有高潮才会有投机者，有低潮才会有真英雄，这才是波澜壮阔的历史。即使失败了又有什么了不起?我一点都不怀疑，只要这个世界上存在着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阶级对立，马克思揭示的那些规律就一定会各种形式表现出来。我更不怀疑劳动人民是真正的历史主体，只要劳动人民有这个要求，他们就一定会组织起来掌握知识，推动历史进步，最终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尽管过程痛苦，方向不会改变。
　　不好意思，我不是共产党员，谈论这些，你是不是觉得可笑?但我却是个共产主义者，不折不扣。在我看来，今天能解释这个时代的，还是马克思。在众多的主义学说中，能描绘人类合理生存方式的，还是共产主义。之所以没有加入，是因为贵党权势在握小人糜集，并不缺少追随者。
　　我总是在瞎想，革命是究竟为什么?改革又是为什么?如果革命不过是换一批人来当老爷，革命的意义何在?如果改革不过是再换另一批人来当老爷，改革的意义又在哪里?为什么代价总是由人民付出，而成果总是被少数人窃取?
　　罗罗嗦嗦写这么多，是因为最近受了点刺激。
　　一段时间以来，总是听到争论，连你那个沉稳口呐的战友也经常参加辩论了，相信你们那里也是同样。
　　前些日子郭卉回来，我们大吵了一架。
　　郭卉这些年常在国内跑，她办了好几家服装公司，每次来也都住在我家里。她现在浑身珠光宝气，俨然贵妇，回回也都带些小礼物，什么lv，什么omega，只是我用不上，转手就给了别人。她听说儿子和我达成了协议，心里有点不舒服是自然的，也能理解，想参加进来也应该欢迎。可她居然说，生活就像被强奸，不能反抗就闭着眼享受。当时听到这话我还笑了，觉得很俏皮很新鲜，确实道出了某些事情的无奈。可是细细一琢磨，就品出那里的奴才哲学来。一问，果然又是美国进口的麻醉剂。
　　郭卉和很多怨妇一样，总是要把个人的不幸推给客观环境，好像没有文化大革命她就如何如何了，没有上山下乡她就如何如何了，过去只是碍于情面不好意思说她。
　　假如真的没有文革发生，也就没有苏美争霸格局中的中国，也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中国，因和果都不存在，你的今天又在哪里?你连这个逻辑关系都没弄明白还充什么大头鬼?今天的郭卉，已然成了一个民主人士自由战士，开口人性大爱，闭口专制独裁，似乎她才是个热爱自由的人。而我，不过是个可怜的斯德格尔摩综合症患者，她给我扣了个帽子，叫新左派。不用问，又是一顶美国帽子。她现在，已然是某地的政协常委了，她才懂什么叫政治。
　　我们家丫头说我，早该嗤她了。但说实话我们从上小学就在一起，相似的家庭背景共同的人生体验，使我们整个青春岁月都同病相怜同气相求，我特别珍视这段友情。没想到到了知天命的年龄，竟会为价值观人生观的争论分道扬镳，心里还是痛的。
　　我们的争论在外人看来也许很可笑，好像是文化大革命中为了某一个观点，闹得夫妻反目。然而在我们自己，却是与历史的伤痛、难言的苦衷、复杂的爱憎紧密相连。
　　对那种以个人浮沉荣辱得失来评判历史的人，以领导人的隐私密闻功过是非来决定个人立场的人，我素来瞧不起。一个没有公心的人，一个没有独立人格的人，谈什么自由?可是这样人，据说现在很时髦。你对强奸都不敢反抗了，你何来自由?你都把强奸当享受了，你反对什么专制?
　　我说：当初的倪大荣是强奸你吗?现在的倪光荣是强奸你吗?你在什么时候反抗过?你在什么地方自由过?你是在最艰难的地方自由?还是在最安全的时候反抗?别以为换件马甲别人就不认识你，占了便宜还不敢承认。如果你向往自由是真实的，为什么不向往工人农民的自由?如果你赞成民主是真实的，为什么不赞成多数人的民主?如果你反对暴力是真实的，为什么不反对殖民和侵略?如果你反对专制是真实的，为什么不反对剥削和压迫?
　　我说，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可以有毛病可以有弱点，可以害怕可以逃跑，但不可以颠倒黑白，信口雌黄，把丑字当五字写。我见到过太多美丽言辞下的险恶用心，所以我特别警惕这种愚弄人的把戏。要求别人包容的时候，首先得问问自己，你包容过别人吗?你连自己的儿子都包容不了啊。
　　我说，我不反对民主也不反对自由，我不反对文明更不反对进步，但我们的讨论争论得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希望国家好。所谓好，就是主权独立民族团结人民生活安定。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当亡国奴也无所谓，当汉奸也无所谓，民族分裂也无所谓，战争离乱也无所谓，那还讨论民主自由干吗?
　　我说，其实我这个人，挺愿意讨论这些问题，也喜欢琢磨那些抽象的概念，只是这些年没有时间学习。我从来不认为思想有什么禁区，任何人任何事都可以拿出来讨论。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更要让全体人民都来参与，把利弊都摆到桌面上，大家一起来讨论，而不是少数人的“代议”。真理是不怕争论的，真理也必须是旗帜鲜明的。你既然认为自己是思想者，那么你就要允许别人思想，要经受别人的质疑。你不是发誓要捍卫说话的自由吗?凭什么我一自由你就翻脸呢?
　　就这么着，这位民主人士提上包就走，发誓再也不想见到我。其实我能明白郭卉的心思，她认为自己现在也是有钱人了，上等人了，也应该有政治地位了，要把这些年的发展成果巩固下来。她属于“人一阔脸就变”的那一类，也不是真的想搞什么民主，她也搞不了。说到底，她还不知民主为何物。
　　民主是什么?民主是一种指点江山敢怒敢骂的自信，一点平等参与说了管用的日常气氛，一份当家做主人的责任感。老百姓如果得不到这个，只能画圈打叉选主子，他们只会感到被捉弄。我自己如果没有为父亲讨回公道的那次经历，我也体会不到。
　　拉拉杂杂写到这里，时间已是凌晨一点，我还是这么兴奋。
　　亲爱的朋友，今天就要出发了，今天就要开始新的生活。青藏高原我去过几次，每一次都令我着迷。那种圣洁那种阔大，那种荒凉那种天籁，那种纯净那种野性，还有那些白雪那些冻土，那些羚羊那些牦牛，都太让我喜欢了。也许在我的天性中，更多保留了自然?也许在本质上我是排斥城市文明的?我不知道。
　　希望我的灵魂能在高原找到归宿。那将是一个年轻的、充满活力的精灵，无拘无束，自由飘荡。我相信我们的工作有意义的，王娅娅他们已经拿出了第一批报告。我找了一些地质水利方面的书籍，我觉得有道理，至少梯级开发渐次开发是可行的。即使是失败了，那又怎么样呢?至少我们为祖国的未来做过探索。
　　如果真的有灵魂，我相信灵魂不会衰老，灵魂也没有年龄。那些真诚的灵魂，那些为祖国焦虑，奋斗，奉献，流血牺牲的灵魂，日日夜夜都和我们在一起。过去在一起，今天依然在一起。这是理想的灵魂，这些灵魂深爱着这片故土山河，深爱着血脉相连的历史文化，深爱着在这片土地上辛苦劳作的迭经苦难的人民。他们不会计较个人恩怨，或者纠缠领导人的功过是非，因为他们不是为任何个人在工作，他们做一切事情都是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他们就在历史中并且创造着历史，困难、挫折、失败、幼稚、误解、委屈和打击都是经常要发生的，他们不会因此怨天尤人放弃担当，所以才如此真实地和我们感同身受。他们才是大写的人，由于他们的存在，人性才被重新度量，推上了极至，动物性和低级趣味才越来越少，高傲奇崛浪漫美丽的花朵才越来越多。这样的人性从来都不是抽象的，这样的大爱从来都是具体的真切的：它就在方志敏的清贫里，在赵一曼的坚贞中，在渣滓洞的皮鞭下，在刑场上的婚礼时。有这样的人性在前，使我们这些后来人每每自惭形秽。但他们永远活着，我们活着，他们就活着。因为他们活在我们心里，和我们的心脏一起跳动，热血奔流。
　　亲爱的朋友，在你已经活满一个甲子的时刻，我愿意轻轻为你唱一首老歌，送去我的祝福：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他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
　　他不怕风吹雨打，
　　他不怕天寒地冻，
　　他不摇，也不动，
　　永远挺立在山颠……
　　我已经听见大街上扫地的声音，晨曦就要出现，小鸟开始啁啾，我要收拾行装了。再见!
　　肖明于2004年秋

　　曹征路完稿于201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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