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龙实录：两种启蒙与现代中国革命的再理解（上、下）

tuffy05

沙龙实录|两种启蒙与现代中国革命的再理解（上篇）

?2016年05月24日 16:49:16

【破土编者按】4月22号，破土主题沙龙《两种启蒙与现代中国革命的再理解》在清华大学凯风人文社科图书馆凯风公益基金会会议室举行，本次沙龙邀请了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贺照田老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助理研究员李志毓老师，中国传媒大学张志华老师，共同讨论在后革命时代，如何重新探索20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记忆与思想资源，在解构主义的知识范式下，如何再度面对启蒙主义这一未完成的现代性工程？应读者要求，破土将沙龙实录整理，分上下篇发表，本篇为贺照田老师的演讲，欢迎关注与讨论。破土主张开放视野、多元视角，欢迎观点争鸣，投稿邮箱：groundbreaking@126.com。


一

确实，如果我们不是从马克思和对他某些观点有所介绍出发，而从实际所导致的中国共产革命发生的历史过程看，我们就可以清楚看到：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是从新文化运动这一历史母体中脱胎出的，是众声喧哗的新文化运动诸思想脉流中的一支，并分享着新文化运动诸思潮都分享的一些观念与感觉。比如，对中国传统政教理解弃如敝屣；认为中国要成功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文化方面进行巨大变革；在这一变革的启动和展开过程中，自认已经率先现代了的新知识分子的作用不仅重要，而且不能被替代，等等，便都是最初作为新文化运动一支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中其它思潮共享的感觉与理解。

不过，相比共同，非常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多数思潮的如下差别：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由于其所依据的马克思主义特别预设了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对整个世界史的关键性意义，认定他们身上负有确保这一世界史蓝图一定能实现的革命坚定性与彻底性，使得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的知识分子们，在面对工人阶级时，当然就不会有一般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在面对中国社会时的那种特别优越感。这种面对中国社会时的特别优越感，是新文化运动中以启蒙者自命的多数知识分子们非常突出的特点。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的多数知识分子的共同点之一，便是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对中国所具有的建设性意义，和他们所要启蒙的中国社会的不理想都进一步绝对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虽是鲁迅1907年写《摩罗诗力说》时所创造的表达，却很能传达新文化运动多数知识分子的中国社会感。在这些新知识分子，特别是其中的激烈者们看来，其时中国社会、中国人深陷“不幸”，不仅深陷“不幸”，太多人且麻木到对这些不幸无感，或有感但懦弱到不敢去抗争。是以在这些知识分子眼中，其时中国社会、中国人的问题不只是缺少现代眼光、现代知识的问题，而还在精神、心理、人格、行为习惯等方面也都极为不足、不堪。否则，没有这样一些感觉与理解为背景，我们很难想象本是鲁迅为传达拜伦对奴隶强烈情绪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为什么却可成为这一时期很多新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中国民众的突出感受。

与之相比，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意义的明确认定，则使其时出自新文化运动却又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信仰的知识分子，不能把自己的优势位置绝对化，把中国社会的不理想绝对化，而必须直面如下张力-挑战：一方面其时的中国工人阶级确实有对自己阶级的历史意义、历史责任从自发到自觉的问题要解决，而这保证着信仰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革命运动，特别是兴起阶段时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马克思从无产阶级阶级位置、阶级经验出发的关于无产阶级才具有最坚决、彻底革命性的明确认定，和无产阶级这种坚决彻底革命性对世界史具有的关键意义的明确认定，使得中国真诚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又不得不细思——既然对共产主义运动至为关键的革命坚决性和彻底性主要由无产阶级的阶级位置阶级经验来保证，而并不由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上的信仰与掌握来保证，那么，这些当时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们由于自己并不出身无产阶级，因此自己要想真的拥有坚决彻底的革命性，成为一个理想的共产主义者，就必须在情感、经验、心理上努力向工人阶级看齐。而这也便意味着一个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他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理想关系，一定不是一种单向的启蒙关系，而应该是彼此双向辩证的启蒙关系。一方面，就帮助、教育工人阶级掌握马克思主义以获得充分的阶级自觉来说，知识分子可说是一个启蒙者；另一方面，知识分子若想成为一个足够理想的共产主义者，知识分子便需要认真对照工人阶级的阶级情感、阶级经验、阶级心理来自我反省、自我改造，以把自己不仅在思想上，也在身心情感上锻造为一个彻底的革命者。即知识分子在自觉作一个启蒙者的同时，还要自觉地把自己作为一个被教育者、被启蒙者。而如此也就意味着：在知识分子和社会相互关系的感觉与理解上，信仰马克思主义并试图身体力行的知识分子们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轫时，便和新文化运动的一般有关状态，有着后果深远的构造差异。

上述因马克思主义经典革命理论带动所带来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轫时就与新文化运动主流的社会感不同，随着192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对中国社会看法的进一步突破，差异愈发扩大。此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除顺承新文化运动，继续关注对青年知识分子的争取与影响外，主要着重对工人阶级的召唤、组织，到这时对可成为革命骨干力量或革命助益力量的社会范围的认定则大为扩展，认为工人阶级之外的中国大部分社会阶级也都具有或强或弱的革命性，有结构进中国共产革命，成为中国共产革命有机部分、或至少成为革命助力的可能。（此中非常有代表性也最为此后大家所知的文本便是毛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该文发表于1926年2月。）不仅占当时社会人口最大比重的农民的革命性被高度评价，认为可以成为中国共产革命的基本力量，而且各式各样的小资产阶级中的大多部分也被认定为有很强的革命动力，甚至断言民族资产阶级有时也会赞助革命，至少很多时候不会反对革命。

而这一相对现代中国一般启蒙思潮的社会理解走得更远的——关于工人阶级之外的广大阶级也都具有革命潜能、革命动力的——理解和判断，之所以对此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至为关键，是因为以这些判断为起点，中国共产革命才会把自己的社会关注视野真切扩及工人阶级和青年知识分子之外的广大中国社会，并在面对这些社会阶级时，不再只是一般性地宣传、灌输、启蒙，而更着眼在他们身上挖掘革命动力，更着力寻找最能使他们被打动、调动的互动形式，以有针对、有实效地召唤这些阶级的革命性，引导这些阶级的革命性，组织这些阶级的革命性，并在召唤、引导、组织这些阶级革命性的同时，致力发现、发明更具有说服力、吸引力的制度形式、组织形式、社会生活形式，和可有效支撑、护持这些制度存在、组织生活、社会生活存在的文化形式，从而在更具实效地把这些社会阶级的革命潜能或可为革命所用的行动潜能、心理潜能充分调动出来的过程中，同样有效地把这些调动起来的能量充分稳固、有机地组织结构进中国共产革命。

而这些所以会对中国共产革命的现代历史命运至为关键，是因为在现代中国，不仅被认为是共产革命理想社会基础的现代工人阶级在中国数量本就有限，而且从二十年代末开始革命便主要在没有现代工业的农村地区进行，使这为数不多的现代工人也被和革命根据地分隔。在这种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将无所措手足，而世界性无产阶级革命又没有很快爆发可能的情况下，中国共产革命仍能存活下来，并发展壮大，所依赖的正是——1920年代中期对中国社会的这些新认定，和以这些认定为前提所开展出的丰富思想探索与实践创造，所得以综合实现的——如何把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解对此革命需要不现成的社会现实，不断转变成此革命有机力量的创造：努力从中锻造出革命的坚定认同者、积极投入者，以不断补充进领导这革命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努力从中大量陶铸出此革命可有效依赖的基本队伍，以构成这一革命所关键依托的武装力量和群众运动骨干；对那些不能成为革命核心与基本力量的社会部分，也努力寻找方法使其成为革命的助力，不能成为革命的直接助力也至少乐观其成，确实在观念、价值上不赞成革命的也至少不去积极地反革命。

而现代中国共产革命所以比较好地实现了这些目标，前提固然在它对所脱胎的现代中国启蒙运动的主导社会感、社会理解的大尺度突破，但更重要的则在突破之后，逐渐学会认清这些社会阶级在时代现实中所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与困扰；逐渐学会捕捉、领会、把握在特定困境中、面对具体课题时这些社会阶级的心理情感状态与价值感受状态；逐渐学会在动员和组织中准确诉诸这些社会阶级具体、真切的问题困扰、经验感受、价值感受、心理感受。

也就是，在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缺少必要阶级条件，共产革命又没有成为世界与中国主导潮流，中国共产革命自身可支配资源、力量又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准确的社会感，和基于这准确社会感之上的灵活准确的政治感，便不得不成为中国共产革命若想在现代中国取得胜利则必须加以解决的课题。也就是，二十年代中期中国共产革命的中国社会感突破，虽极为关键，仍只是一个起点，仅有这一起点是远远不足以撑起此后中国共产革命强韧存活并不断走向壮大的历史的。

这么说，是因为二十年代中叶中国共产革命的中国社会理解突破、认识上，过于依凭从直观的社会经济理解角度出发的阶级分析，和由这一直观的社会经济理解出发对人们社会心理的过于直接的推定。而只凭这过于直观、过于逻辑推想的社会理解与认识，并不足以让中共建立起能充分有效扎根其时中国社会的政治感、实践感。也就是，从二十年代中期中国共产革命的社会理解突破，到后来这一革命得以发展为根本改变现代中国史面貌的力量，还需要中国共产革命者的中国社会认识不断深化、向前，从而学会不只从单一社会经济，而还同时从动态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心理现实去准确认识、理解、把握这些中国社会阶级。不只对被认为容易狂热也容易动摇的小资产阶级，对被认为政治上软弱并经常存在反革命可能的民族资产阶级，时时需要根据不同的历史-社会条件不断地对他们作出新的政治-社会-心理分析。就是对那些在这一新的社会感、社会理解中被认为有着极强革命动力，被认为是革命中坚社会基础的贫农、下中农、雇农、工人，也必须清楚他们的革命动力同样不仅仅被他们的社会经济阶级位置决定，而还和他们又流动又稳定的价值感受状态、心理感受状态紧密相关，和他们所遭遇的种种具体问题困境紧密相关。


（《人间正道是沧桑》，图片来源：网络）

是以要深入理解1927年国共分裂后中国共产革命的发展，在看到二十年代中期中国共产革命的社会感变化对它政治感、实践感的关键影响后，离不开进一步对此后中国共产革命中丰富认识-实践探索的切实把握、探究：包括革命对中国社会认识的变化，包括与革命的社会认识变化紧密相关的各种政治感探索，社会实践感探索，及相应的政治能力、实践能力的变化、成长，等等，并切实细致地思考何以这些变化、探索对一时一地中国人、中国社会会有历史所见的那些效果。通过这些方面的认真探究我们便会切实懂得，中国共产革命在其渐入佳境、富于灵感时，虽然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看起来仍是这时政治感和相应实践行动设计的基本构成骨架，特别仍然是革命者正式标准言论表述的逻辑、观念构成骨架，但这时的阶级认识、阶级斗争认识实已大大超出单纯的社会经济视野，而相当融进从具体的历史、社会、政治、心理、文化多维角度来感觉、把握阶级问题、阶级斗争问题。也即，中国共产革命最富思想、实践灵感时的阶级认识、阶级斗争实践，在充分虑及各社会阶级的社会经济状况的同时，还大量虑及历史、社会、政治、心理、文化、组织诸方面问题，从而把本来主要着眼社会经济不公问题的阶级斗争实践，同时变为对时代历史、社会、政治、心理、文化、组织情势的积极回应。现代中国共产革命三十年代后期开始的——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等口号下凝结的一系列实践与意识调整，所以对此革命的历史命运极为关键，一个根本原因便在这些调整，所核心解决的正是——如何把此前过从直观社会经济理解出发的阶级认识、阶级斗争实践，发展为同时是对历史、社会、政治、心理、文化、组织等多方面问题的有机认识，同时是对历史、社会、政治、心理、文化、组织等多方面责任与挑战的有效承担。而此后相当一段时期，中国共产革命所以能对自己的政治感、行动策略不断作出既核心原则连贯又灵活有效的调整与安排，实根本得益于这些认识凝结、实践感凝结的成功运用。

从主要着眼社会经济地位的阶级分析社会认识、阶级斗争社会实践起步，但不停留于此起步，而把自己的认识、实践理解富于成效地扩展至历史、社会、政治、心理、文化诸方面，从而进至多角度综合、立体地认识把握阶级问题、阶级斗争问题，进至把这些认识进展有效落实为具体实践能力等，对中国共产革命现代史命运的特别重要性，可以从此革命抗日战争时期的经验看得更加清楚。如此说，是指抗战时期的统一战线格局，使此革命在实践上不方便再直接运用它此前已相当熟门熟路的诸多阶级斗争手段，在论述上也不方便再直截运用尖锐的阶级分析、阶级斗争论述。这些它过去相当就手的武器既受限，抗战时它的实力又非常有限，加上它又不想过于牺牲自己的阶级立场，那它要如何行为，才能使它既有效落实配合自己阶级关怀的减租减息等实践努力，而又不引发统一战线危机，反在它主控的地区建立起越来越稳固，并具相当社会广泛性的社会支持基础来呢？

做到这些当然和民族危亡的时代局面所唤起的民族意识、民族共同感，和共产革命此时更为开放、自觉的统一战线意识、策略等都高度相关，但不能就此忽视的是，做到这一切还和它这时有能力——对阶级不只从经济财产地位，还从具体的历史-社会-文化-价值-心理状态等去把握、理解的认识自觉、认识积累，及有能力积极去获致、运用有关认识密切相关。而抗日统一战线对此共产革命——已经相当程度变成路径依赖的先前习用的阶级斗争动员、组织方式，和习惯用来为自己的正义性、合理性提供解释支持的阶级斗争理论——在公开运用上的限制，恰给这些意识观念指向、实践经验积累，以更多、更正面发挥作用的空间。很大意义上，正是对这些意识、经验的更为倚重，运用时的更为自觉，加速着现代中国共产革命的政治成熟。而这一政治成熟，对它实践方面既一以贯之又左右逢源，对它抗战结束后短短时间内便决定性地跃升为当时中国舞台的根本要角等，当然都至为关键。

比如，为了使减租减息等得到有效落实，却又不引起统一战线危机，且最好反有助于统一战线巩固，这时的中国共产革命除要在民族责任、民族一体的氛围下强调“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还努力让那些在社会经济、文化教育上更具优势位置的阶层，对那些在社会经济、文化教育方面处于劣势位置阶层的苦难、困境，有更多更强烈更感同身受的了解；对那些在社会经济、文化教育方面处于劣势位置阶层令人敬重的道德精神品质、认识能力品质、行为责任品质，有更多更清楚的了解。以一方面更充分调动这些更具社会经济、文化教育优位位置人们的恻隐心、同情心，和基于恻隐心、同情心之上的良心发动、正义感发动，另一方面也同时调动人们对这些社会经济、教育上居劣势阶层的敬重、理解之心，和对他们被积极组织进中国的历史进程的接受之心、期待之心。与此相对，这时期对那些就共产革命立场最同情的在社会经济、文化教育方面处于劣势位置的阶层，中国共产革命也由于抗日战争时期统一战线要求，和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政治感过于聚焦——从社会经济地位理解出发的阶级斗争所带来的经验教训的检讨，这时虽仍注意他们阶级意识的培养，但亦注意让他们相当了解——抗战若想长期坚持，并在坚持的前提下社会各方面状况尽量有所改善，在当时的那样一种历史-社会-经济条件下——所需要的社会相互理解、所需要的社会分工与合作是什么等等。从而使他们在获得阶级意识的同时，亦对民族、社会、时代有相当开阔的感受与理解，对底层阶级之外的广泛社会存在中积极的部分，亦能比较积极地去理解、接受。（开明士绅、民主人士等用语这时期在根据地的广泛使用，其背后实质便是这本来着眼阶级斗争的革命，对时代广阔、丰富现实认识上的更为打开，实践上对这广阔、丰富现实更积极去适应、容受。）


（图为1944年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减租减息大会，图片来源：人民网）

因为这样一些努力，抗战时代所要求的——中国共产革命此前已相当驾轻就熟的行动与言论方式的退隐，就不仅没成为对这革命消极的束缚与羁绊，反成为使此革命更深更广泛扎根中国社会，社会感更准确、饱满，政治感更有效、成熟的催化剂。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这既明确内含原阶级视角所特别重视的社会经济不公、社会经济苦难问题，又充分面对其时中国社会、中国人同情心、理解力、价值感蕴藏的努力，还成功推动出其时中国社会一种新的情感-意识-心理-价值感觉状态的生成。而这一新的情感-意识-心理-价值感觉状态的生成，既和中国社会下层阶级开始苏醒、正视自己的阶级经验、阶级情感、阶级价值感受相关，又和包括下层阶级在内的社会众多阶级实际又在超越自己原本经验理解视野、情感价值轨道，形成着新的情感意识、价值感受意识状态有关。也就是，这一新的情感-意识-心理-价值感觉状态的生成，既为革命尖锐直面社会苦难与不义的关怀提供着更展开、稳定的社会情感-意识基础，又因其形成实际和时代中国社会、中国人多方面的积极情感、价值感蕴藏的唤醒、昂扬高度相关，从而在有助于革命更广泛有效扎根其时中国社会、中国人情感心理意识的同时，还很有助于当时中国社会情感、价值感脉络的发舒、畅达。这些加上这一新的情感-意识-心理-价值状态诞生于民族危难、民族渴望新生（“抗战建国”）的时代现实，更使得这一新生成的情感-意识-心理-价值状态，更能承重，更有含纳、消化当时时代课题的能量，当然也更能为民族、国家的更生提供精神、心理的支持。

对照一下当时才过去不久和紧接着要到来的历史，我们便能更切实体会、了解——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革命的这些进展对中国共产革命的现代史命运的重要了。二十年代中叶的大革命，阶级斗争问题是导致大革命决定性分裂的重要原因。相比，抗日战争结束后的几年则比当年大革命中的阶级斗争规模大得多也深入得多，要知道这时被斗争的，仅仅以土改中地主富农两大群体论，他们本身的人数已经相当可观，牵涉到的人群更为广大。而由于此前的历史，特别是抗战的历史，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解放军中有一定位置的人，出身地主、富农，或和地主、富农有亲缘关系的人相当多，况且这时的大规模阶级斗争同样难免过度、过激暴力，乃至不少错斗、错杀。在二十年代大革命，同样这些问题，使国民党、北伐军中许多本来观念上同情工农，至少不反对工农者，转向了同意清共、同意镇压当时的工农运动。而解放战争时期更大规模、更彻底，常常也更残酷的阶级斗争发生，却没有引发革命阵营、包括同情革命阵营的较大动荡，仅仅解释为这时革命阵营力量更加强大，革命阵营已更充分接受了革命思想，而被杀被斗的也早已被革命更充分污名等，无疑是不够的，而还必须认识到——这和抗战时期新的情感-意识-心理-价值感状态生成提供的心理支援，及与这一新的情感-意识-心理-价值感状态生成紧密相关的，指向未来又具体可感的新政治、文化、组织生活本身所具有的说服力、吸引力所提供的感受支援——都紧密相关。

当然，导致这一新且重要的情感-意识-心理-价值感觉状态生成的探索、实践，所带给此革命、带给现代中国的最重要也最让人珍视的成就，集中表征于抗战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人们使用“人民”一词时的语用感觉。就是被中国共产革命这些探索、努力所碰触、召唤到的很多社会阶层，即使没有直接投身革命，大多也不再是原来的状态，不再是过去意义上自己所在阶级、所在轨道上的一份子，而还是彼此同中有异，但异中又有相当强认同与连带感的“人民”一员。“人民”一词之前就有，但让“它”被频繁使用，并在使用中被赋予着如此饱满的历史-心情-感觉承载，则必需特别归功抗战时期中国共产革命与新的情感-意识-心理-价值感觉状态生成有关的那些认识与实践进展。大量的例子表明，1949年前后，乃至五十年代大部分时段，不是“阶级”（哪怕是当时被认为最高的“工人阶级”），而是“人民”，更能表达人们的时代积极感受，也更能唤起一种与踏实感、温暖感、认同感、责任感和国家民族自豪感相伴随的，对现实工作、生活的承担热情，和对未来中国的乐观信任、积极憧憬。

在很大意义上，作为现代中国共产革命标志性成果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其政权首先被界定为“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当中的四个阶级正和二十年代中期中国共产革命认为中国社会哪些阶级具有或强或弱革命性的社会理解相一致，绝不是偶然的。当然，仅仅注意到这一点还不够，而还必需同时注意：这个实质是现代中国共产革命结果的国家叫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也绝不是偶然的；并且还要知道——这句表述中看似边缘的“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为何不能用“阶级分析”给出的阶级来命名，但却要在四大阶级之外，在此给予它实际和四个阶级并列的位置——这一现象背后的历史，不仅对深入认识现代中国革命史非常重要，而且对理解当时为什么是“人民共和”（而不是“工农民主”等）占据这个国家之名的核心位置，也非常重要。也就是，在看到阶级意识、阶级斗争对中国共产革命的中国现代史命运非常重要后，还必需进一步看到这个革命后来胜利得这么快速、这么彻底，它所召唤起社会的精神、心情那么广泛、那么深切，实又恰恰和这革命后来所催生出的“人民”很大程度相对化了“阶级”有关。

是以，现代中国共产革命1949年建国时正面参与的四大阶级，和毛泽东等二十年代中叶所认为具有或强或弱革命性的阶级断定范围相合，固然印证着毛等当年突出的社会洞察力、判断力，但仅仅认识至此是非常不够的。因为一方面如之前所强调，这一革命所以能在二十余年时间内发展至1949年主导建国，实和中国共产革命成功找到切实有效的方式来召唤、调动这些阶级，结构、组织这些阶级核心相关；另一方面，中国共产革命在召唤调动、结构组织这些阶级最为成功时，它所召唤调动出的并不只是这些阶级作为自己所属阶级的阶级性，而还包括召唤调动让这些阶级超越本阶级，认同“人民”。就是，不是阶级，而是从阶级扎实走出但又超越阶级的“人民”，让1949年前后中国人精神、身心感觉更为笃定、发舒，生活、工作感觉更为昂扬、充实，同时对自身之外的更广大中国和世界有着更为自然、深切的连带感与责任心。就是，中国共产革命的建国胜利固然源于从阶级、阶级斗争认定出发的革命认识与革命实践，又源于对阶级、阶级斗争的某种超越。在这一意义上，革命的胜利当然不应该过被视作“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的胜利，而应被视作既“阶级”又超越“阶级”的“人民”的胜利，或“阶级-人民”的胜利。

二


（贺照田：一个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理想关系一定不是一种单向的启蒙关系 图片来源：破土网）

而所以从自我感、社会感的角度对中国现代启蒙做一个划分，是因为如此才方便展开对如下这些问题的理解：

就是，以启蒙责任自认的多数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由于不认为其时中国社会蕴有相当可在中国现代历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品质与能量，导致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把现实中国社会不能跟他们理解的现代配合绝对化，从而把现实中国社会单纯当成他们批判、灌输、改造的对象，而这一感觉、看法，又反过来影响他们对自己的社会意义位置作过度评估，对自己所拥有的现代认识理解对中国所具有的意义作过度评估。相比新文化运动主流启蒙观的这一自我感、社会感构造，也是从新文化运动脱胎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则因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解，和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运用于中国社会，得以充分突破新文化运动主流启蒙观的这一自我感和社会感构造。就是在看到自己在中国共产革命运动中确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位置、责任位置的同时，由于认为这一社会中的众多部分现成蕴有把中国带向他们所希望现代的革命潜能、革命品质，就中在主流启蒙观中最被认定需要启蒙改造的工农反最有推动历史往理想方向迈进的力量，并且他们身上的诸多经验、品质，对把阶级出身非工农的知识分子锻造成一个理想的共产主义者反最有参照、学习意义。

而正是现代中国启蒙知识分子主流和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两者间的这一自我感、社会感差异，极关键地决定着两者实践感、实践指向努力的不同。就是虽然这两类现代知识分子都有很强的中国责任感，但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最有效落实责任感的理解上则距离甚远。在前者，当然是尽可能的用自己所具有的现代知识、现代观念启蒙社会、结构社会，以尽可能地把更多中国人改造成自己所认为是的现代人；在后者，则非常不同，就是虽然也积极运用自己所拥有的现代知识、革命思想影响社会，但其影响关注重点则不完全在自上而下模塑社会，而在把（革命知识分子）认为社会中本来存在的革命潜能召唤出来，组织起来，同时通过专注从这些社会阶级、阶层（特别是其中的工农）发现优点（哪怕只是在其中极小部分人身上表现出的），以不断自我反观、自我批评、自我改善、自我重构。

相比前者，后者这种在现代知识分子和中国社会间不是单向输出，而是积极寻求两者间良性辩证互动的意识与努力之所以非常重要，不仅仅在中国共产革命根据这一意识所开展出的努力，得以成功发展出一个有效互动-召唤机制，从而真的把革命对社会各阶级的革命认定很大程度上变成了这些阶级的表现现实，最后使这些被认定的阶级变成了它建国的实在参与者，还在这一历史努力过程所连带出的诸多意识经验、实践经验本身也都极具意味。

比如，为了把这社会中被认为有革命性的阶级、阶层的革命性召唤出来，常常需要革命知识分子不仅要把握住不同阶级、阶层通常都会分享的那些社会经验、情感经验、心理意识、价值感，还需深入去掌握只在一阶级、阶层内在才有有效共通性的社会经验、情感经验、心理意识、价值感，并每每要深入到一阶级、阶层内部不同人群，乃至其中很多具体个体的社会经验、情感经验、心理际遇中去认识理解他们。而正是这样的努力，才最能让知识分子有效突破知识分子经常犯有的对社会的观念式理解、直观印象式理解毛病，真的深入社会内在去理解社会，并对社会诸阶级、阶层的多方面际遇感同身受。而一旦至此，在对象身上所发现的当然也不只是革命可能，而还一定会遭遇、认识中国社会、中国人身上多样丰富而又生动、切实、向上的品质与能力部分，并更深入准确了解他们身上所存在的问题、所际遇的困境与他们实际处身的历史脉络、时代情境状况的关系。而也只有通过这些对现实、对现实中活生生人的深入了解与多方面的情感共通、感受共鸣，才能使真诚投入历史-现实的知识分子在构想自己的介入实践、革命组织时，能真的充分根据在地资源来行动作为，并同时更多消化、吸纳、解决多方面在地问题，同时又更充分畅发本有的在地生机与活力。而且也正由于能切实知晓这些介入和在地者情绪感受、价值感抑扬、问题际遇的切实关系，这些知识分子也才更能在介入行动中，在情感、心理上有更结实的意义感、身心充实感，当然也更容易使自己的情感和心智受到切实淘洗。

也就是，通过坚信中国社会当中原本存在对当下和此后中国历史、对自己的理想成长都有决定性意义的能量与品质，所导致的现代共产革命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这社会诸多阶层、这诸多阶层中众多个体现实生命经验的认知与情感投入，使这些现代知识分子中相当部分人首先获致的，便是通过对这些具体而实在经验的进入和掌握，得以不断调校、扩展、充实自己的中国、中国社会、中国人的认识与理解；并以这些认识、理解进展为前提，得以不断调校、修正、充实自己的现实感、实践感、政治感；并因和这些调校、修正、充实相伴随的实践探索开展，而更容易和自己所关怀的对象建立起真实、有效的身心感通、情意感通，从而使得这些实践中知识分子也更容易克服因浮在社会真实之上而常不免的虚无感、孤独感，而在介入实践中收获身心的结实、饱满。

而也只有从这样一些既实在、具体，又结构性支撑革命的角度出发，我们才能真切懂得这个最早作为新文化运动一支的中国共产革命，为什么在它最富活力、灵感时，对自己大量认识经验、实践经验的为数不多的强调，便包括理论联系实际、群众路线、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和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等。因为，所有这些实际都根本相关：起点在思想观念信仰的中国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要通过一种什么样的认识意识、认识努力、实践意识、实践努力，才能在——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解认为的，共产主义革命要顺利发生、发展所需要的比较理想社会条件相去甚远的——中国社会，对这一社会相当数量的人们进行成功召唤、动员；并在有效召唤、动员的同时，把他们成功结构组织到中国共产革命中去；且能敏锐地跟随时代现实各种显性、隐性变化，灵活有力地调整自己的现实感、政治感。与此密切相关，这一革命对自己经验、努力中最核心强调的另外几点，包括党的建设、武装斗争、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等，如果我们把它们也放在——如何把起点在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们，起点在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想无产阶级理解的中国社会各阶级，有效锻造成能把中国共产革命真正承担起来的骨干力量——这一理解视野中，也才更能对这些核心强调有真切落实、经验展开的把握与理解。


（《青春之歌》，来源：网络）

当然，中国共产革命中这一知识分子和社会的深刻互动，所有力改变的不仅是此中的知识分子，而还包括革命对其内含能量与品质有充分信心的中国社会。因为正是通过革命知识分子对它所坚信的中国社会的情感与认知投入，和与这些投入紧密相伴的认知进展，与根据这些认知进展而不断调整的实践进展，这一社会才在更多时候真的焕发出了过去社会自己恐怕也没有自信的能量与品质。而没有对社会这些品质和能量的焕发与组织，我们很难想象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在华北敌后的长久坚持，和在短短的三年内竟然得以打败战争开始时各方面实力均远远在它之上的国民党。（不要说别的，没有群众的积极参与，仅战争中的运输问题就足以致共产党死命。）

在相当的意义上，作为现代中国共产革命努力奋斗结果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参与其成立的四大阶级，正好和20年代中后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对新文化运动主流社会感、社会理解的突破所扩及到的范围——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正相吻合不是偶然的，并且这时这四个阶级中都有太多人对其时的“人民”一词有强烈认同（这表明这四个阶级内里都有相当超越本阶级社会经济地位规定的能量），也不是偶然的。这些固得益于中国共产革命一系列有关认识与实践创造，也得益于这一社会本身便蕴有的可能性与能量。也就是，新文化运动主流启蒙观所痛心疾首的中国社会，所看到的只是在特定的历史-现实条件下这个社会的表现，并不应就此判定这个社会的本质便如此，而只有依赖现代知识分子从上面去启蒙和改造一条路。如此，现代中国共产革命的有关经验已向我们清楚表明，现代中国社会相比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它的期待即使不够理想，也并不意味着它就没有一些重要的品质和能量可以组织到现代中国所需要的历史进程中去；而这个社会是会更往现代知识分子期待的方向走，还是会表现为对现代知识分子的呼吁、祈求无动于衷，其实和现代知识分子是否找到了与这一社会有效互动的方式根本相关。

三

而理解如上那些问题，则是为了回答如下中国现代史基本问题，就是：

为什么最早作为新文化运动一支的中国共产革命在中国现代史中会发挥这么大的作用？成为根本改变现代史面貌的力量？是仅得益于“救亡”情势的存在吗？其它力量，特别是相比共产党一直占据力量上风的国民党，不也同样在自觉大力借助“救亡”情势在自我合法化、自我壮大吗？何况，正如早有学者清楚指出的，新文化运动（包括五四运动）的活跃分子加入中共的数量，远远不如加入国民党的数量（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那为什么这些没那么悖离中国新文化运动主流启蒙观的知识分子却没在中国现代史上发挥出足够大的政治能量？反是背离着此启蒙观的共产革命知识分子却发挥出了改变中国现代史基本面貌的政治能量？仅仅是国民党这个平台不理想吗？还是也和这些加入国民党的现代知识分子未能真正脱离新文化运动主流启蒙观的束缚相关？这一启蒙观的束缚使他们不会去积极致力发现其时中国社会表象之下的复杂现实？并在深入认识社会的基础上认真重构自己的现实感、政治感、实践感，以积极地掌握这复杂现实，以充分有效地把社会组织进自己期望的历史进程？

而只有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才能突入如下这些在中国共产革命的认识、理解中本有着既基础又核心地位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到底凭借了一套什么样的意识、方法、实践，成功做到了有效动员中国社会，并在成功动员的同时，把它们有效地组织结构为中国共产革命的有机部分等。才会认识到中国新文化运动主流的那种启蒙，即把有一定现代观念、现代理解、现代知识的启蒙者的优位绝对化，把所要启蒙社会的不理想绝对化的启蒙，本身便应该被深切质疑、反省。因为这样一种启蒙状态，不仅影响启蒙者对其所欲启蒙社会的认识深化，还决定性的影响着它对这个社会的介入改造能力，并且这种看待自我、看待社会的方式，还常常违背启蒙者初衷的无建设性代偿的伤害社会，伤害启蒙者自己，却不被启蒙者自知。就是说，这种中国现代的主流启蒙观，由于它在自我感、社会感上的结构性缺陷，一方面使社会本该得到支持、转化的很多能量与品质，却因这种启蒙观的意识、理解状态，而被这些有真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无视，乃至敌视，从而使得现代中国社会很多该宝贵的能量、生机内蕴，既得不到这些有真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的充分正视，更谈不上被他们积极思考——如何把这些生机、能量有效结构、转化进他们期望的中国现代，如何在有效结构、转化这些生机与能量时，进一步畅发这些生机、能量，反而常常因这启蒙观对这社会先入为主的隔膜、否定，使这些该宝贵的生机、活力被这些有真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所营构出的观念氛围与实践设计伤害；另一方面，这启蒙观结构性内含却不被此启蒙观正面意识的矛盾——真诚为了中国，但实际又与中国现实非常隔膜，不能不导致使拥有这一启蒙观的现代中国启蒙者常常陷入如下困境：真诚、努力行动，但社会现实介入结果却和自己期待非常落差。而这样的经验、遭遇久而久之又不能不使这些启蒙者相当程度上被虚无感所侵袭。是以这种中国现代主流启蒙观，便不仅会影响拥有这种启蒙观的启蒙者的中国现实认识深度，影响他们建立恰当的自我意识，影响他们实践方案、实践介入的现实效力，还会伤及他们的精神安顿，影响他们的身心发舒。

当然，检讨、思考这一切，也为了检讨中国八十年代。这是因为蔚为大观的中国大陆八十年代新启蒙思潮，同样落入与中国新文化运动主流启蒙观相似的自我感和社会感认识状态，虽然八十年代新启蒙思潮陷入和当年新文化运动主流相似的陷阱，有文革后中国特有的原因。

即，八十年代新启蒙思潮历史感-现实感的核心成型，和文革后如下时代状况紧密相关。在文革后最初几年的文革检讨思潮中，一个越来越占据压倒性地位的看法是把文革看作是一场反现代的运动，而这一判定又引出下面这一问题：为什么会在自认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的中国大陆，却发生了这么一场主导了中国大陆十年历史的反现代运动？正是对这一设问的时代回答，关键性地确立着——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大陆知识界占据着压倒性主潮地位的——新启蒙思潮的历史感、现实感、社会感。

文革后对这一问题的核心解答是：中国大陆虽然看起来在1956年就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由于封建主义在中国的长期存在，由于可有力改造此封建社会体质的现代社会生产、现代经济在中国不发达，使得中国的封建主义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表现在社会实质状态上，就是其时的中国社会主体，无论是农民、工人还是干部、解放军，看起来各异，但多数都因受现代荡涤不够，骨子里实质还是前现代的小生产者。而这种革命其表、小生产者体质其里的社会状况，又有着看似冲突、实际共构的两面性，平时是封闭的、保守的、目光短浅的、缺乏民主意识的，狂热起来则会趋向以平均主义为核心特征的反现代“农业社会主义”乌托邦。

正是通过这样一些理解和认定，新启蒙思潮的推动者们就为——为什么看起来已经迈进社会主义阶段的中国大陆，却发生了一场在他们看起来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在思想文化方面都反现代，但却长达十年的全国性运动——这一深为困扰他们的问题，提供了历史-社会-文化-心理的解释。就是，一方面中国是这样一种历史-社会-文化-心理体质，另一方面其时的国家主导者却过度去关注资产阶级、资本主义问题而不注意封建主义问题，从而给——骨子里是前现代的“农业社会主义”乌托邦，但表现上是打着更激进反资本主义、更激进社会主义旗号的——反现代文革思潮以可乘之机。

而当然，这样一些有关文革发生的理解与认定，一定影响着这些理解和认定者——关于什么是接下来时代最核心且迫切任务的理解与认定。就是既然中国封建主义的问题没有真正解决，中国现实仍然存在着封建主义发生强烈危害的危险，那时代最核心且迫切的问题就应该是反封建，不应该是毛时代的批判资本主义。

而为了有效地反封建，在他们看来，在经济上当然就应该大大增强——他们认为可最有效破坏小生产者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样态的——商品经济（后来是市场经济）的地位与作用；在思想文化上则不仅要大批封建主义，更重要的是要接续当年新文化运动未完成的启蒙，对中国社会进行一场彻底、全面的现代启蒙；相比经济、思想文化方面态度和看法上的清朗，政治方面新启蒙思潮对民主的强调则强烈中又有某种暧昧。如此是因为新启蒙思潮当然强调民主，但这强调由于它对中国社会主要由小生产者构成而产生的对广大中国社会阶层的深刻不信任，使得它对什么人适合民主实际上有很强的设定。就是在八十年代新启蒙思潮的推动者和领受者意识深处，只有那些受过启蒙深刻洗礼而成为了“现代人”的民主，才是真正理想的、可信任的民主。

而正是这样一些理解和认定，才会使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知识界很多人对国家推动的任何——他们认为有助于破坏、改造产生小生产者社会经济样态的改革，特别是他们认为可最有效破坏、改造产生小生产者社会经济样态，最有助于把中国带入现代社会经济样态的加强商品经济（后来是市场经济）的地位与作用的改革，常常不作认真具体分析便加以热烈拥护。因为在他们的感觉里，这些经济改革所关系的不仅仅是经济，还正面关系他们认为和中国现实-未来命运核心相关方面的根本改善。

而也正是这样一些理解和认定，才会推动中国大陆八十年代的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界不仅致力于批判封建主义，而且越来越弥漫着唯恐自己不能充分摆脱封建影响，不能真正跨入“现代”、成为“现代”货真价实一员的焦虑。特别是其中的年轻激进者，越来越强烈认为：只有使自己彻底摆脱封建的影响，成为真正的“现代”人，自己对封建主义的批判，自己对社会的启蒙，对社会的国民性改造，才可能是充分正确和彻底的；且只有一大批人于此决绝行动，才可能使中国彻底祛除封建主义体质，彻底摆脱封建主义梦魇，彻底现代。

当然，也正是这样一些理解和认定，才使八十年代那些认为自己已率先“现代”的知识分子，即使完全没有从政的经验，也极其自信自己知道什么是当时中国应有的政治感、应该走的政治方向。而正是这种自信，在平时会让他们按照自己的理解，热烈投入地呼唤改革、宣传改革、支持改革，并在他们认为中国改革受阻或偏离了他们认定的航道时，自认自己有责任行动起来，以让中国航船重回他们选定的航道。

当然，在这样一些感觉、理解中，中国社会便由于其主要构成者被认定为骨子里是小生产者，而被视为实际是使封建主义在中国存活不灭的社会载体；以上这些预设，加上已经认定小生产者无论是其理想性冲动，还是其日常性格，都是非现代，乃至反现代的，因此当然也不会被新启蒙思潮的推动者、拥戴者认为有向其社会实践，特别是向其文化生活、精神生活实践寻求资源的可能。这些合起来，自然使中国社会被那些自认已经有了现代眼光、现代意识的激进者们，当成了必需自上而下彻底接受启蒙和改造的对象。就是当新启蒙思潮于八十年代中后期成为中国大陆知识界决定性主潮时，在被此思潮笼罩的激进中青年知识分子那里，有关中国社会的理解与感受已和社会事实的认真分析、把握无关，便被直接认定：只有当中国社会被充分纳进“现代者”所规划的社会经济道路，被这种社会经济道路所深刻改造；只有当中国社会充分被“现代者”所提供的“启蒙”深刻洗礼，这个社会所附着的封建主义病毒才能被真正祛除，它也才不需要被照看和监管，它也才真正应该被尊重，被平等对待。


（《开火》，来源：艺术中国）

也就是说，在很多人心中充满着朝气、冲力、理想主义、脱俗气质的八十年代知识思想文化艺术界，其另一面却由于其时代主导思潮——新启蒙思潮事实上堕入了现代中国启蒙运动主流曾堕入的——自认拥有现代观念、现代知识的启蒙者对自己的中国意义过度评估，把认做启蒙对象的社会在特定状况下的不好表现，过急判定为这社会的根本规定性的本质等——陷阱，事实上使得现代中国主流启蒙运动曾出现过的那些特别问题，在八十年代一一重演：真诚但虚妄的自我意识；浅尝辄止的现实-社会认识；对自己置身其中的正在发生的历史进程中的太多部分不能有及时、准确的把握；有关时代现实介入的理解狭隘且概念化；在和社会互动时，缺少必要的理解努力，更谈不上向社会积极学习，并通过深入社会来自我反观。

而所有这些一起，不能不导致：这么多聪明、热情、充满责任感的投入，不仅不能把现实有效推至他们热烈期待的方向、目标，还会因他们的热烈介入，造出很多和他们主观意愿背驰的思想、文化、现实问题来。就是，他们所以未能如他们预期的改变中国、改变中国社会，固然和他们所处身时代的一些条件不够理想有关，还由于、常常更由于他们自身所存在的结构性缺失；并且这些结构性缺失所影响的不只是他们的历史介入效力，还影响到他们知识思想工作品质与深度，影响到他们的精神和身心安顿。

惜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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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ffy05

张志华： 谢谢贺老师，他把共产党没有总结的事给总结了。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李志毓老师，时间是15分钟。

李志毓： 各位同学大家好！很高兴有这样一个学习的机会。贺老师我们都很熟悉了，可能大家也都知道，他在近二十年以来，在中国当代的知识界、思想界扎实工作，对20世纪中国革命——包括文革以及新时期开始直到今天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都提出过很多深入的、独特的思考。我作为中国现代史的研究者，长期拜读他的文章，这对我思考20世纪中国革命，探寻真正内在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重大问题，以及反思自己的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都有着某种指导性的意义。
贺老师今天讲座的相关论文，就是《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我想，有同学应该已经读过了。读过这一篇文章的同学大概跟我有着相同的感觉：这是一篇切入历史深处的大文章。它对20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有着一种真实深入的呈现，并由这样的对于历史经验的揭示，反观某种广泛流行的知识思想和历史认识，反观它们所存在的问题。同时，由这样的反观深入地揭示一种偏差的历史认识如何反过来引导着人们的思想实践。这个部分比较集中地体现在贺老师文章的第三部分，他今天没有时间展开来，但是我觉得也非常有意思，大家可以去读。我想，这种研究路径在当代中国思想界是非常独特的。它真正地打通了历史和现实，打通了思想和实践，呈现出了知识和思想的力量。因此，无论对于一个历史研究者，还是对于一个象破土这样渴望行动、渴望投身社会运动的实践者，都可以从中得到丰富的启发。
我个人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20世纪前半期的国民党，特别是大革命和国民党左派。我就结合自己的研究谈一点我听了贺老师刚才的演讲之后的心得、体会。首先， 我想谈一点阶级的问题，阶级的问题是中国革命当中很根本的问题。在20世纪初，这个概念深入到中国。特别是20世纪共产国际进入到中国革命之后，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现实的政治力量在中国政治当中崛起，又经历了国民革命到20年代末。对于阶级的讨论，已经是任何一个试图参与政治的党派都不能回避的问题。 只是说，对于“你是否承认中国是一个阶级社会，或者你是否用阶级分析就可以准确地把握中国的现实”这点，不同的党派是有分歧的。国民党和当时许多中国知识分子都认为，中国不是一个阶级分化的社会，至少不是一个阶级分化非常明显的社会。他们认为，阶级话语是中国共产党挑动出来的一种意识，是为了动员斗争的目的。这方面的讨论非常多，一直到我们今天。今天我们一讲到阶级的概念，首先想到的是阶级斗争，而这个又与我们今天对共产革命的理解是很一致的。那么，贺老师用他的研究，我觉得是极大地突破了我们理解中的局限性，拓宽和深化了我们对中国革命有关阶级问题的理解。他非常有说服力地指出，中国共产革命在它最成功、最有创造力的时候，第一，它突破了直观的从社会经济分析出发的阶级认识。如果大家比较熟悉当时20、30年代关于阶级的讨论，就会意识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对比当时中国社会性质分析，以及国民党左派还有一些中间派对于阶级的讨论。大家会看到，从直观的社会经济理解出发的阶级认识实际上非常普遍。但是，中国的共产革命没有停留在这个地方，而是从这样的阶级认识出发，发展出一种——用贺老师的话说——对于历史、社会、文化、心理组织等多方面问题的有机认识，同时又对多方面的挑战有一种有效的承担。这一部分在贺老师的文章中有非常清楚的揭示。这是第一个关于阶级的问题。

第二个，在关于阶级的部分，贺老师认为，中共在召唤出中国人民的阶级性的同时，还调动出了一种超越阶级的人民性。不论我读文章还是刚才听讲座，这个都让我感到非常感动。它让我意识到， 中国革命，不是一种在追认现实阶级矛盾基础上，基于单纯破坏或者仇恨，为了自身利益的斗争而发展出来的运动，它是一种真正的创造和生成 。每一个人，每一个阶层，都在革命过程中改变了自己，在获得自身阶级意识的同时，亦对民族、社会和时代有一种更深的、更开阔的理解。尤其是贺老师还讲到， 底层的阶级在阶级性被调动的过程当中，它对于外在于自己阶级的更广泛的社会国家和历史能有一种更积极的认识、感受和自觉的承担。我想，这是一种真正的革命。有了这样一种东西之后，底层民众的尊严感才能焕发出来，这是我理解的民众的觉醒，也是我理解的人民的当家作主。 在中国革命的过程当中，被革命碰撞到的每一个阶层都不再是自己原来的状态，也不再是过去意义上自己所在阶级当中的一部分，而是彼此有着相当的认同与连带感的人民。 这一部分的探讨我认为是非常重要、非常精彩的。

另外我想谈一个感受，今天贺老师没有完全展开，我在这里想稍微补充一点，即贺老师正面地、充分地探讨了中国共产革命与新文化运动与启蒙的关系。他没有像以往一样，在救亡的轨道，而是在启蒙的轨道上讨论中国的共产革命。这个，我认为非常重要，它可以让我们对革命、对启蒙、对历史上的中共都有一个全新的理解。因为我们今天最有影响力的一种观点仍然认为，共产革命是农民革命，中共唤起的是最底层农民起来的斗争。的确，土地革命等等实践解放了农民，这是中国共产革命很重要的特征，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贺老师更深入地推进了这个问题。比如，农民是怎么被调动起来的，这本身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还有，这些被调动起来的农民，他们怎么能够被组织到先觉者或者说革命者所规定的方向上，而没有爆发出20年代大革命当中四处泛滥的破坏性？我想，这些都是中国共产革命根本性的问题。
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再多讲贺老师的文章，我只是想对贺老师再提一个问题。中国共产革命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创造力，特别是实践上的创造力，应该说，离不开一个特别能够深入理解和把握中国的社会现实，特别有理想有能力，既忠诚又勇义又灵活的一批优秀革命者。那么，这些革命者在历史过程当中是怎么生成，怎么被培养出来？这个也是我比较关心的问题，我就先说这么多，谢谢！
张志华： 谢谢李老师，我们下面进入互动的环节，看看有没有人有什么问题向贺老师或者李老师请教。您是马上回应李老师的问题，还是说合并同类项这样做？
贺照田： 李老师的问题太难了。
张志华： 那么，把李老师的问题往后延一下，看看同学们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或者评价、感受？
提问1： 今天咱们的主题是《两种启蒙与现代中国革命的再理解》，我想问贺老师一个问题。谈到整个现代中国，离不开改革开放前三十前和改革开放后三十年这两个断裂性的时段。一个是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建党以来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塑造的以阶级分析为话语，以人民主体性为政治合法性的时代；一个是改革开放以后开展的新启蒙运动。后者其实在相当程度上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政治分析的思路，而后来社会上的自由化思想，实质上又是一波新的启蒙。我想问下您，您怎么看待这两个时代？这两个时代好像有一种巨大的启蒙上的反差和张力，包括他们在塑造民众现实经验、政治情感上的影响。
提问2： 贺老师的演讲非常精彩，对咱们共产党几十年斗争的思路分析得非常透彻，给我们耳目一新的感觉。我的问题是两个。一个就是，在中国革命中，你主要讲的是一种启蒙，就是共产党的共产革命的启蒙。那么，它另外的一种启蒙，象你说的，就是新文化运动出来的其他的一些知识分子，象胡适他们这些人。那么，在后来的中国革命中，他们是怎么表现的？他们是国民党这一派，还是说有其他的体验形式？第二个问题是，您讲的两种革命，一种我们知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产革命；另外一种可能是更偏向于保守的启蒙，象西方那样的启蒙。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这两种启蒙各自还有没有意义？我们需要更偏重于哪些，或者说，我们两种都要肯定？

贺照田： 我今天始终有点进入不了状态，你第一个问题麻烦再说一次。
提问2： 您演讲的两种启蒙，一种是共产革命，另外一种启蒙，它在整个国家当中是怎么表现的？谁来代表这种观点？
贺照田： 你的问题下来可以向李志毓老师进一步请教，相关的研究是非常多的。我现在做的回应是想把你的思考再往深里推一下。比如说胡适，他可以说现代中国主流启蒙观的一个代表。他到了晚年，很大的精力就花在对《水经注》的研究上。他在《水经注》研究里说，我要教人一种态度和方法，让人不受权威的左右和引导，等于你自己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胡适当年的影响是太大了，但后来他的影响就越来越小了。胡适影响为什么有这种变化，我们从他这样的一个作法当中就能看出来。为什么？因为你即使有一种求真的意愿，想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实际上，你通过《水经注》给大家带来的一种示范，能让大家真的有能力来思考这个社会吗？第一，如果这样的示范不能给别人在重要且迫切的问题上帮助的话，他设想的这个点，实际的历史效用便有限。故胡适们所以未能在现代史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不只是他的机会问题，而还和他这种思考理解方式有关。第二，在这个社会里有一些人，他会很认真思考，然后跟从他的理性认为非常对的价值与思想。但是还有更多人，他在整个生活当中会碰到非常多的问题。这些问题你必须要给他解答、解决，给他指出道路，他才会特别积极地投入。也就是，你会发现，第一，胡适在认识论上的想法就有点奇怪；第二，他对这个社会构成上的复杂性也没有认识。而我们通过胡适这么一个典范的人物来看，自由主义为何在中国没有发生那么大的影响，其实跟他们整个的思考和认识上的缺陷有关系。是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可以说，我今天的检讨，同时也是在对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为什么没有发挥那么大的作用提供思考上的参照。你第二个问题是？
提问2： 您今天谈到的这两种启蒙，像主持人说的，放在我们当下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所选择？或者说，怎么去推进？
贺照田： 一个文章能解决的问题其实是有限的，我这个文章解决的问题也是有限的。我刚才说了，不止左派，自由派、保守派的人读了这篇文章，他们也都应该参照这篇文章来自我反省。共产党的经验，从我说的两种启蒙的角度推下去的话，我觉得，它对每一个对中国社会有责任心的人——尽管责任心因不同的立场、不同的价值观而不一样——都是有意义的。
提问2： 谢谢您。

贺照田： 刚才小伙子的那个问题我还是回答一下。你讲的都是对的，但是你讲得太笼统了。

提问1： 我具体说一下。我的问题是，怎样看待80年代以来的新启蒙运动与共产党之前在革命时代的启蒙运动及其社会影响？

贺照田： 你刚才讲的其实很清楚。但你把有关历史分成两段的概述方式有问题。因为50年代中国共产党更核心的政治感觉不是特别强调阶级，他虽然有很多政治运动，但那些政治运动要解决的是很多具体问题。相比阶级斗争，共产党50年代政治感中更核心的是为人民服务，到60年代才转向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这个转变，要讲清楚的话，相当复杂，我讲一学期的课也可以。那么，它跟我今天讲的有什么关联关系呢？共产党从40年代开始到1957年之前一段是非常成功的。比如，衡量建国是否成功，是有一些可讨论指标的，根据这些指标，一个人即使不是左翼，也会承认，共产党建国前后在一些指标方面表现是非常突出的。但是，共产党为什么后来要走一条不同于苏联的道路？本来，第一个五年计划参照苏联的道路是很成功的，那为什么要走不同的路？有一个就是，共产党跟人民的互动太成功了。它认为，我们跟苏联有一个特别大的差异，因为苏联跟农民的关系是非常紧张的，但是我们不光跟农村，我们跟社会其他阶层的关系也是非常顺的，所以，我们能更好地调动社会。 中国的特点是什么？中国缺少资源，但中国的人力是非常丰富的。那么，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启发，我们找到一种让中国人多优势积极发挥作用的方式，我们就能大大地加快生产力的发展。 所以，大跃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实际上源自共产党在之前历史的这方面突出成功。成功有时候要是用不好的话，反而可能是巨大的失败。同时，也是因为共产党太成功了，所以在它犯错误的时候，很多力量还是跟着它走，因为共产党在社会扎根太深。深到什么程度？三年人口灾难死了多少人，多少人挨饿，换了任何一个政权你说垮不垮？但当时的共产党能垮吗，可说仍然坚如磐石。它怎么达到的，就是和我们今天讲的这些东西有关。我在台湾上课就跟台湾的同学说，你们老说蒋介石反攻大陆不可能。怎么不可能？三年死了那么多人，有一半中国人都在挨饿，通常的政权这时会怎样？什么样的国家在这样的时候不垮呢？如大陆也是这样的政权，蒋介石带着军队来，当然就可以。那么，当时为什么没有垮，这是历史学应该回答的一个问题。可惜当时的共产党发现出了很大问题后，去调查，却给总结成，是阶级坏人在作祟，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现在还不彻底，也就是阶级斗争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而正是觉得这个任务没有完成，是共产党重新转向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契机。故六十年代的重点就变成了社会主义教育，比如四清什么的。后来，又加上它对苏联变成修正主义的判定，使它开始思考，它当初没觉得有问题的一些状态实际是可能使中国通向修正主义的，这些，共同构成着六十年代中国走向文革的认识背景。也就是，共产党的错误最后能犯成那样，一个前提就是因为它前面做的太成功了。
我自己最近要在上海讲群众路线的重构问题。新时期对文革的结束、对以阶级斗争为纲论述的终结来自于什么呢？当时最主要的潮流是拨乱反正，而拨乱反正是什么意思，就要回到共产党和中国社会很大部分人都感觉很好的1957年之前的时期。在1957年之前的这个时期，八大正好被认为是总结了之前又要开始历史新时期的会议。但 八大实际有两个核心，一个是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是这么做的 ；八大还有一个中心就是群众路线。 我们看到，从1979往后开始，群众路线也在被强调。在毛泽东思想三个活的灵魂里边，第二个就是群众路线。八大的群众路线，在场的阐述人是邓小平，而文革后他又掌权了。但是，1979年之后对群众路线的理解和八大的理解却完全不一样。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文革后的“拨乱反正”为什么没有真的回到八大路线？我自己在另外的地方讲过，他们是怎么总结的。这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在邓小平他们看来，中国有两次特别大的灾难，一个是所谓的大跃进，还有一个是文革。在这两个灾难里面，都非常强调给群众和人民以特别的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的建立，你们可以从如下两句话来作一个维度的把握。就是，如果其时中国社会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理想无产阶级，那么，应该像《国际歌》唱的，“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也就是，如果整个社会的构成是非常理想的，即都是理想的无产阶级，那么，革命胜利建国就应该是最后的斗争，接下来就不需要那么多大的社会-政治后续。但中国1949实际的情况是，一方面，人民被召唤起来，但是另一面确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么，这种实际和理想的想象间的差异意味着什么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当然不能把人民理想化。但是， 过度地否定人民，相信人民里边没有一种根本性的东西对中国特别重要，这也是错误的。人民里边一定有特别重要的东西，但是你不能直接把它理想化。人民在有些时候是非常好的，只要你跟他互动出一种情境结构，他身上的那些理想的品质、状态才能被充分焕发出来。 这里涉及的是，我们对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过分地去歌颂，那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你要过分地去否定，那个也是有问题的。而且我们现在受的教育，说到底，基本都是从西方来的，就是从产生于西方的现代性里边出来的东西。中国今天的教育，使我们在相当程度上，包括认识储备和经验感受都是脱中国的，也即我们对中国的认识是不够的。所以，在我们投入社会这个过程里边，它不光是一个所谓“为社会”的过程，同时也是我们的自救。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通过投入社会达到一个对中国特别深刻的认识。同时，只有自己被“中国”所深刻浸洗，你才能对自我有一个特别深刻的认识。你对自我有深刻的认识，你自己身上的有些问题，才能真正地被照亮，你的这部分自我才能得到改善。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要想真正使充分而有光辉的话，就要投入社会。也就是今天要想成为一个真正充实、脚踏实地的中国人，在中国现在这种情况下，一定是要这样子，但过去倒不见得。过去，士大夫直接按照某种文化的道路，按照文化的指引，积极按照圣贤的教导去作就行。但是中国今天是不一样的，因为社会还没有处在稳定的、我们都能接受的社会结构中，文化、教育如何才能充分有效回应这一状况发展得都不够。加上我们的知识、教育状态是被外在产生的理论和智慧所主要塑造成的，它跟自我的相关性、跟中国的相关性都要经过一个转化的过程。是以，中国传统的“士”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榜样，但是你要在中国做一个真正贯彻那种精神的士，你整个的生活轨迹和智识努力反要非常的不一样。


这个也就涉及到我对李老师问题的回答。我在座的一个工作是，如何深刻理解中国共产革命在中国胜利这一历史课题。这个课题之所以难，是因为从很多角度来讲，共产党都不应该在中国胜利。你可以提一个现有的关于共产党应该在中国胜利的论述，那我马上可以提一些很容易反驳你的事实来反驳你。所以，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在某种意义上是特别需要被解释的事情，而且它胜利得如此深刻。我今天解释的是它的政治感：国民党比共产党更有可能性，但是国民党却为什么没有足够能力来利用它的机会；而共产党却有能力充分地把可能性为它所用。但共产党即使是政治感突出，也还是要有相当的社会基础。这里边就涉及到我另外一些工作，我曾对毛泽东早期的一篇文章进行特别详细的分析。我们知道，中国改革以后这三十多年，其实慢慢偏离了毛时代关于中国史的叙述。毛时代对中国史的叙述特别强调阶级斗争、阶级社会，但这些年，大家逐渐接受了梁漱溟、费孝通或者美国中国学对中国历史、社会的解释。然而，过度接受现在通行的这些也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根据现在的主流理解，其实等于在说，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历史-社会认识完全是一个假的意识形态的东西。但问题是，如果它用的完全是一个假的东西，它怎么能够达到如此深刻的胜利，使得它五十年代末犯了那么巨大的错误，当时它的政权也还是非常地稳固？我自己的分析是，整个现代中国的社会构成，你可以从一种双元的关系来看。光从阶级分析，是能把握住很多真实的东西，但是不够，由士和农工商构成的立体的中国传统社会也还是存在。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这是毛泽东很有名的话。但是，在这里边，“我们”为什么那么重要？“我们”如果这么重要，如果没有一个历史跟文化的基础可能吗？所以，这时候请你仔细地看下去，共产党一个核心的方面其实是对“士”的转化。这里边就出现了我今天要解释的问题，即新文化运动里的核心骨干人物，既然都是“士”传统的一个现代表现， 为什么新文化运动里更多的人在中国现代史上没有发挥特别大的作用；而少数加入共产党的新文化运动的骨干，他们就能发挥特别大的作用？ 我今天实际上在讨论这个问题。到了中国现代，仅仅用阶级分析不能全部看清楚问题，而是要采用士农工商的一个构造。为什么共产党的胜利让很多人特别高兴？你们还记得老舍《龙须沟》里边的一句台词吗，程疯子讲，共产党来了，是让颠倒的世界颠倒回来。就是过去是一个颠倒的世界，现在又被颠倒回来，回到了正常的世界。也就是，共产党在被中国社会认为做的最好的时候，其实配合了中国扎根很深的价值。所以。如果说，共产党在后来的发展中出了特别大问题，那是因为它从特别窄的阶级理解出发，对一个人做一个认定。最后就出现了后来我们很多人都在批判的“出身论”。为什么“出身论”会出现，它跟特别机械、特别教条、特别直观、特别窄的一种阶级理解有关。但是，共产党最成功的时候完全不是这样，它恰恰是特别历史、特别社会、特别针对实际情感和价值状况地去对待一个人。

张志华： 谢谢贺老师的回应，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因为我们还有一些时间。

提问3： 贺老师，您刚才是从追溯中国革命历史谈到了超越阶级的概念。但是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他更强调一个理想化的阶级，是因为马克思在幻想着世界革命的图景。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只有那些区别于流氓无产者，有自己革命能动性的人才能实现世界无产者联合，实现整个阶级的解放。您刚才谈到，中国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出于更加现实的考虑或者面对中国本身面临的问题，选择了超越阶级之外的人民，那是不是说这两者之间构成一种张力？因为我们知道，毛泽东本人是有世界革命理想的，他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赞同切格瓦拉的革命，他会声援美国的黑人解放运动。那他在强调人民的时候，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世界革命的面向呢？
贺照田： 大家提的问题，有的答起来超过了我的能力，有的也超出了今天这个场合给我的时间，但是我想从一个侧面回应你，这是我之前在另外一个地方专门讲过的。就是。每次经过天安门都让我很感慨，在天安门毛泽东像相两边，一边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一边挂着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使“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当年自然地被写在上面的，跟我今天讲的那时的人民有一种对世界的连带相关。但是我们看，今天中国跟世界的一种连带情怀，在这个社会里边即使不是完全消散，也瓦解到让人觉得不可思议。那这里边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当年那么真实、那么广泛的东西存在，却在中国当代历史-社会中扎根不够深？我自己的分析是，一方面当年的中国讲世界革命，讲亚非拉；一方面我们对对方进入得非常不够。是以，当年那种“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心情没有转化成特别深刻的连带感与理解。我觉得，如果想要把马克思主义发扬光大，而且让中国再度有一种真正世界的情怀，对世界被压迫和困难者的一种情怀，我们就挺应该检讨，为什么当年我们那样的心情和氛围没有扎根得特别深？今天，我们在建立世界革命的想象、热情和信仰的同时，我们可能也要把当年缺的那些东西补回来。

张志华： 我插一句，运用我的特权，可以吗？因为我是门外汉，我不懂，可能有冒犯李老师或者在座各位同仁的地方。前面有人问到，自由派知识分子为什么没有发挥他们的作用？我想更进一步地问，他们能发挥作用吗？我们历史地去看，就会说，他们是不是有50%和1：1的可能性？那这是不是没有考虑到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比如说，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它不是世界霸权，它不是英国，不是美国。那么，处在一个不公平的全球体系之下，自由派的理念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维度下，它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这个可能跟您的研究没有太直接的联系，我是发散出来想的。

还有一个，您这里边会讲到知识分子和群众、和人民的关系。那么，我想说，知识分子和什么群体结合的一个问题。自由派会跟怎样的群体结合，非自由派又会跟怎样的群体结合？可能他们之间不会有太大的交集，我可能会这样去看。此外，您在讲的时候，说到超越阶级的人民的概念。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人民这个词还是有它的政治意涵的。比如说，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我今天上午的课上，我也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意味着什么，我没有把它共和地去进行比较。因为我们是PRC，我们的前身是RC，我们都是一个P，P是什么？是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Republic of China的主体是people，我是以这样的维度去看“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意味着什么的。

还有一个，我们看20世纪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共产革命，一方面它有社会革命这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它还有一个民族独立运动的诉求。如果说，我们20世纪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资反殖的运动或者社会过程，对您来说，是不是必须把它们结合起来？所以，它会有民族资产阶级，但是不会有买办资产阶级。同样是资产阶级，但是买办的关系和反帝反殖是对立的，我们不可以把它联合起来。如果反帝反殖都在里边，那么，民族资产阶级自然在民族主义大的框架之下，你是把它纳入到一个民族独立的过程当中的。我们国家复杂的地方在于，在民族独立的同时，它又是社会革命，又是反资的革命。也就是说， 我们的革命，一方面要在民族国家内部层面进行，另外一方面又要在不公正的以民族国家为行为主体的国际体系内部争取独立层面展开。另外，讲到“错误”，还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过程，它确实是发生的，那怎么来看这个东西？是不是需要一个全球的国际体系的视野，而不完全将之归为一个国内本身的问题？比如，我们跟苏联的关系以及跟其他国家的关系。 我的特权用到这儿。

贺照田： 我自己思考的问题特别得益于读毛泽东的东西，毛泽东的想法跟你有些时候不完全一样。你说出来的东西，我想毛泽东应该都同意。但毛泽东有一种位置和你不同，毛泽东是共产党的领导人，又是军事斗争的领导人。而他自己的经验，让他讨论红色根据地为什么能存在于中国，一个他认为非常重要的结构性原因就是因为反动力量统一不起来。大家想，反动力量为什么就统一不起来？你看蒋介石，他后来跟丘吉尔那些人特别不愉快，他对丘吉尔反感，不就是反帝反殖吗？因为印度的问题，当时丘吉尔他们特别避讳地谈。他的三民主义要干什么？当然就是要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的方式。所以，不止在于他的想法，不在于他观念上有没有反帝反殖意识，而还相关他为什么做不到？我举一个例子，毛泽东的军队构成，最理想的是工人阶级，实在不行的话，贫下中农、雇农也很好。在毛泽东最早起义的骨干里边，确实有很多是安源的工人，但是这些很快越打越少。所以，最后的补充很大程度上来自游民、二流子，因为那样的人容易当兵。再一个就是从军阀军队里边俘虏过来的人，这些人实际上都会受那时军队习气影响的。而且跟着红军很艰苦，牺牲率又高，平常吃饭也吃得特别差，生了病经常没办法治。你再看蒋介石的军队，大家都知道，跟黄埔有关。黄埔由特别有民族责任感、有热血的青年构成，蒋介石掌握的物质条件也非毛泽东所能比。但是你看这些游民和俘虏，为什么在红军这么艰苦的条件下，仍然能够被组织、控制？你看毛泽东的书，它仅仅依赖政治工作吗？它跟毛泽东叙述的平等、民主作风是相当有关系的。同样的东西，你说国民党如果也这样做呢？如果这样做，他能不能改造、影响其他的军阀军队？他有那么多有利条件，他应该更能改造这些军阀军队吧？只有这样仔细把握，你才能把共产党层层实践上的创造和对中国人有效的东西充分接续过来。

至于你说的那个问题，就是自由派在当年的中国，能不能真的发挥作用问题？这个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今天的报告和这一问题实际有关。因为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很多骨干都加入了国民党，而且在国民党里边做到了非常高的位置，其中有人都做到行政院长。如果这些人在政治上有创造性的话，他在国民党里发挥作用的机会当然是有的。也就是，若把你的问题仔细分解，它当然有结构性限制的的一面，但同时还应该追问的，是那个结构对它的规定到底有多大？比如，如果他们不是为我今天所讨论的主流启蒙观的自我感、社会感所限制，而是有着更积极的社会感，更反思的自我意识，那他们在政治感方面的创造性便会不同，当然，这样他们便也更能在现代中国政治史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尤其到了今天，我们若还太依赖过于笼统的结构性解释，其实会妨碍我们更充分看到前人创造的经验。是以，我一方面同意你，一方面也不完全同意你。
张志华： 谢谢。

提问4： 刚才大家都谈了好多结构性的问题，我想稍微谈一点感受。我迟到了，但是我大概听了各位老师的演讲。我想说，我作为一个九零后对这个时代的感受。这是一个特别个体化和中产阶级化的社会，所有人解决时代的压力、焦虑和方法，其实是通过消费。我们已经没有形而上的理想了，我们跟自己的父母辈完全生活在两个国家。他们50、60年代经历的那些东西，完全与我们无法达成交流。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观察到了，就是阶层的矛盾在被激化，尤其在文化层面。比如说，我们所谓的底层出生的知识分子，他们很大程度上在否认自己过去的身份，他们在成为中产阶级，他们在遮蔽本来应该被看到的底层的人民。他们会觉得那是他糟糕的过去，他们要成为一个现代的所谓看起来很好的人。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其实是起到了很负面的作用。我觉得大多数人是这样，文化的层面也都是这样。我很有感触的是，共产党在当时是为了革命，为了国家，为了人民，这些都是有血有肉有历史有社会的概念，但是它在现今已经消失殆尽。这个断裂，我觉得我自己作为一个研究者，我连不起来，因为我的生活经验里完全没有这个东西。因此，它给予我的个体感受其实是伤痛，因为我们等于是两代之间完全无法沟通。而且，他造成了可能的一种阶层的更替，如果我们家在50年代，可能是地主，被打压，被贴大字报，还上不了学，然后到我这一代就变成了贫穷的知识分子，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能感受到的是，现在共产党和人民完全脱节了，人民的概念已经没有了。比如说，《人民日报》的官微，所有都是骂声，每天都在删评论；现在新媒体很火，但是大家都在自我审查，而且那个审查的力度根植在心里，变成自己心里的另外一个抵抗部分，那就很痛苦了。我们跟这个国家的政体完全是靠关系，而且处于敌视的过程。我现在想做中产阶级的消费研究，然后往上捋。但是捋完之后，我不知道，作为现在的知识分子，我们能做什么行之有效、影响深远的行动？并且使以前的力量、以前的经验在现代社会中发生作用？因为现在这个社会他们已经不关注这些问题了，甚至他们会觉得知识分子是很奇怪的一种形象。这种妖魔化、整个社会的虚无感，我不知道要通过一种什么路径或者方法才能有效地去把握。

贺照田： 早知道你提这个问题，我就建议你去听我前天的演讲。那次他们倒是给了我很充分的时间，这次把我吓倒了，因为给我的有限。我觉得你讲得非常好，但是你讲的现实是中国改革以后三十多年演化的一个结果，现在可以说是四十年演化的一个结果。我自己做的这些研究，你说到底将来有没有什么意义？逻辑上是有意义的，但实际上能不能发挥作用，我不知道。但是，确实有一些现实的东西触动了我。你刚才讲到90后的人的状态，过去有很多人很否定地说到80后，但是你看2008年80后表现出来的状态，实际上你会发现，80后不是这么简单。如果中国还处在一些特别的事件和情景当中，我相信90后也会是这样。

我自己的研究，现实上跟两个经验有关。一个是，我们身边有很多年轻朋友会去做志愿者，这跟汶川地震一种常态的情况有关。因为有些人太苦难了，小孩甚至都没有老师，所以他们要去支教。但是这些人中的一部分也常受到打击，且原因常常是，活动的组织者不象他想的那样是一个特别理想的组织者，而是身上也有一些毛病，而这让他感觉幻灭。这样的人如果今天来听我的演讲，我希望他因此会想，他再碰到这样的问题，他就不急着去幻灭了。而是会想，他只要找到合适的互动方式，看起来不现成的中国社会，中间仍然是有很多理想性可以调动出来的，端看我们是否找到了合适的互动方式。就是我研究这些现代史经验的动力之一，是想为今天仍然有意义感追求、有理想主义精神，对这个社会有关怀的人，提供一个参照。第二个是，它对国家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我希望它有影响，但是实际上很难。你会看到，近年很强调群众路线，但现在强调的群众路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文革之后重构的群众路线的影响。就是一些人强调群众路线，是因为群众路线曾经在中国发挥的重要作用，但他们的理解却实际上是和群众路线充分发挥作用的有关历史是隔膜的。因此我也幻想，如果我们把相关的东西讲得比较清楚，也许他们会因之了解，历史曾经那么重要的经验其实应该这么来理解，也许就有人按这种更准确地理解去思考，去做。

你讲的中国社会状况，跟我演讲稿最后讨论的部分有关。就是文革后，人们又发展出一种对社会否定的理解，也就是80年代启蒙的自我感、社会感陷入了和我所批评的现代主流启蒙观自我感、社会感相似的问题中去了。也就是我演讲稿中所谈的：

八十年代新启蒙思潮历史感-现实感的核心成型，和文革以后的时代状况有特别紧密的关系。在文革后最初几年对文革的检讨思潮中，一个越来越占据压倒性地位的看法是，把文革看成一场反现代的运动。这个，你们要是熟悉文革以后那几年关键状况的演变就知道。而这一个判定引出下面的问题，即为什么在自认为已经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的中国大陆，却发生了这么一场主导中国大陆十年历史的反现代运动？而正是对这一设问的时代回答，关键性地确立了80年代新启蒙思潮的历史感、现实感和社会感。文革以后，对这个问题的核心解答是什么呢？中国大陆虽然看起来在1956年就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由于封建主义在中国的长期存在，由于可有力改造此封建社会体质的现代社会生产、现代经济在中国不发达，在在都使得中国的封建主义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表现在社会实质状态上，就是其时的中国社会主体，无论是农民、工人还是干部、解放军，看起来各异，但多数都因受现代荡涤不够，骨子里实质还是前现代的小生产者。而这种革命其表、小生产者体质其里的社会状况，又有着看似冲突、实际共构的两面性，平时是封闭的、保守的、目光短浅的、缺乏民主意识的，狂热起来则会趋向以平均主义为核心特征的反现代“农业社会主义”乌托邦。正是通过这样一些理解和认定，新启蒙的思潮推动者就为“为什么看起来已经迈进社会主义阶段的中国大陆，却发生了一场在他们看起来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在思想文化方面都反现代，但却长达十年的全国性运动”提供了这样一个解释。一方面，中国是这样一种历史-社会-文化-心理体质；另一方面，其时的国家主导者却过度去关注资产阶级、资本主义问题而不注意封建主义问题，从而给——骨子里是前现代的“农业社会主义”乌托邦，但表现上是打着更激进反资本主义、更激进社会主义旗号的——反现代文革思潮以可乘之机。这样的解释逻辑，它带来一个对中国社会的判定，即这个社会主要是由一些小生产者构成的。小生产者构成意味着什么？你平常的状况是目光短浅的、不民主的、保守的、封闭的；而狂热起来也是反现代的，它是以平民主义为核心特征的反现代的农业社会主义乌托邦。

而这样的理解带来的一个后果是：进入现代化建设阶段的中国，绝对不要对这个社会的所谓理想面有幻想，因为它实质和农业社会主义乌托邦冲动有关，而这是反现代的很危险的。而这样一种看法又在1979年影响了国家的中国社会感。而这又影响到整个中国国家新时期对社会经济的重新规划，和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方式。

是以你讲的社会状况，实际上是知识分子和国家几十年与社会互动所影响出的社会。象万里那些人会觉得，不能对这个社会寄托期望；而邓小平也觉得，这种想法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自己的经验。【做一个广告，对这些问题有兴趣的朋友，请密切关注我的有关研究与演讲，我在其它的研究与演讲中对这些问题有很展开的讨论。】

当然，我上面说的也是有关方面的主流状况。也有不太相同的思考经验。比如文学的李准和张承志。你们看李准的小说，象《黄河东流去》。它其实和当代中国史的挫折有关。就是过去李准相信共产党会提供正确。但是文革结束以后，他们认为共产党也可能犯很大的错误，那我们社会的支点应该在什么地方？他觉得应该在人民。张承志他们在当时也都是这么想的，但是他们从这个方向没有开发出足够启发人的东西。因为实际上，在二十世纪中国比较理想的时段，最后构成支点的不是直接的人民，而是人民和精英某种辩证、互动的状态。也就是说，现代支点要在那种互动中产生，这个大家一定要了解。我们最后的目标是什么？支点要真正地回到人民。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以人民共和作为支点，你这个国家就不配叫这个名字。但是，人们要真正地共和的话，我觉得，需要大家有意识地互动、努力，最后产生出一个结果。我们在看这些经验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它会使我们重新思考人民共和这个问题，它是可能的。

张志华： 谢谢贺老师的回答和补充。我听过一个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说法：社会主义就是“社会至上”而不是“国家至上”。
贺照田： 咱俩这一点比较一致。

张志华： 今天，贺老师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生动的关于共产党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经验的演讲。对为什么共产党能够取得胜利，为什么能够赢得民心作了经验性的总结和理论的概括。如果我们关照当下，今年又很有意思，正好是文革发动的第五十周年，我们可以借这样的机会回望这场奠定改革开放合法性十年的运动。而怎么审视它，又可以呼应被重新纳入到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当下中国，以及由此而来的各种表现，因为历史是非常重要的资源和参照系。

非常感谢李志毓老师以及主讲嘉宾贺照田老师。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破土工作室”。今天的沙龙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整理校对：潘炜旻、吴景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