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式：给俞小平的一封公开信

tuffy05

俞小平学友：

     你在《记忆》152期上刊登的《做人的底线——我所经历的北大文革大武斗》一文，我非常认真的读了多遍。从你的字里行间里，我深切地感到：你想好好地总结北大文革的愿望是真诚的。尤其你在文中关于3.29武斗的亲历，给我们揭示了如下一个事实：“不仅31楼，40楼也打起来了，幸亏10纵的老井预作准备，在其他纵队的支援下，竟然打败了准备不足的红10团，俘获大约30名新北大公社成员，连红10团团长都被俘。‘战俘’被押送到28楼，关押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真的很谢谢你，因为这是我至今看到的唯一的一篇井冈山人说自己对武斗有准备的文章。
     我非常同意你的看法：“如今，由于一些公众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文革史了解的匮乏，竟然开始呼唤文革了。因此我赞成经历过文革的人们，写下自己经历的文革事件，共同还原文革的真相。”
     我和你一样，都是1963年考入北大的，经历了北大文革的风风雨雨。我的经历和你不大一样，看问题的角度也许会和你有很大差别，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那就是给历史留下我们所知道的真相。
（一）我的文革经历
    1966年6月上旬，我从四清工作队回到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批示公布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陆平党委立即被打倒了。中央文革赶走了张承先工作组后，北大经过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成立了领导北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校文革。不久，我和班上的一些同学结伴，两次坐火车外出串联。先后到过韶山、萍乡、南昌、重庆等地，都是有革命传统的地方。我们还去过大庆，参观了大庆油田，向王进喜等先进人物学习。12月9日，我和周玉琢、黄世强等八人组成了长征小分队，进行了一个月的徒步串联。我们沿途访贫问苦，向群众宣传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在白洋淀等革命根据地接受革命传统的教育。虽然脚上都打了不少的泡，但我们仍然斗志昂扬。记得1966年12月26日那天，为了纪念毛主席的诞辰，我们天不亮就出发了，走了一百多里路，我们就以这样的实际行动向毛主席的生日献礼。我们经常唱的歌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和“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后来接到通知要我们回校参加军训，我们就从邯郸坐火车回来，那时已是1967年1月上旬了。

    回校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到了新北大公社动态组，负责了解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和学部的文化革命动态。在动态组期间，我了解或经历了“1.15抢档案事件”、“高教部2.2夺权事件”、“4.8民族宫事件”、“4.11事件”等等。对4.12孙蓬一在大饭厅讲话公开向吴传启们宣战，我是衷心拥护的。陈伯达6.5讲话后，北大大乱。尤其67年的6、7、8三个月，那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场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因为我了解一些事情的前因后果，所以陈伯达的6.5讲话没有改变我看问题的观点，毫不动摇地留在了新北大公社。我厌恶那种打、砸、抢和冲会场的行径。1968年4月25日，井冈山进攻36楼时，我也被赶出36楼，除了被褥外，我失去了所有的书籍、笔记等。在北大读了几年书，竟然连一个字都没有留下，实在是件憾事。
对于1968年3月下旬的北大武斗，我至今仍然认为是有深刻背景的，不是“聂孙挑起武斗”这么简单的事情。随着历史档案的揭秘，我想，真相终会大白天下。
另外，我根据自己在文革中的个人经历和对孙蓬一的了解，写了《我所了解的孙蓬一》一文，刊登在《记忆》139期上，我认为你肯定看过了，很想听到你的指教。顺便提一下，你刊登在《记忆》上的“家书”，我都认真看过。我好羡慕你：你妈妈把你的一切都保留得那么好，而且你还能悄悄溜回在南京的家。而那时，我的母亲正随同兄嫂所在的煤田地质勘探队住在南京栖霞寺内。我虽然不参加武斗，但没有条件回南京看望母亲，只能滞留在武斗的环境中。

（二）  和你商榷几个问题
1、关于北大校文革
    你在文中说：“1967年8月17日井冈山兵团成立以后，井冈山兵团成员不承认校文革是领导全校的权力机构。”众所周知， 1966年7月底至8月初，中央文革赶走张承先工作组以后（请注意：北大工作组不是被北大“造反派”赶走的），在中央文革的直接领导下，经过全校选民一人一票民主选举，1966年9月9日，校文化革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由42个正式委员、10个候补委员组成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它是领导北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
    校文革成立后，反对的声音一直没有断过。从1966年10月6日路远、周闯的大字报《搬开聂元梓，北大才能乱》到反对校文革的“井”、“红”等等，他们都认为聂元梓“太右了”。历史事实证明，1966年的聂元梓是紧跟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极左路线的。而反对校文革的人则站在更“左”的立场上，反对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
1967年2月，按照当时人民日报有关文章的精神，许多高校开始整风。与此同时，在北大军训解放军的帮助下，红旗兵团、东风兵团、北京公社等组织联合成立了按系统组建的新北大公社。在我的记忆中，除了牛辉林为首的北京大学红卫兵红旗飘战斗队及其他一些人没有参加新北大公社外，当时的北大，基本是支持校文革的一统天下。
    1967年3月3日，哲学系教师郭罗基（北大社教左派）贴出了《北大要整风，聂元梓第一个要整风》的大字报，在校内引起强烈反响。大家对聂元梓和校文革的工作提了不少意见，有些意见甚至很尖锐，但总的出发点还是帮助校文革、爱护校文革，并没有人提出要夺校文革的权。
    1967年4月11日下午，地质、农大等六所院校开了六辆广播车到北大闹事。他们高呼“聂元梓无权进入市革委会！”“揪出聂元梓当红代会核心组长的后台！”“聂元梓从红代会滚出去！”等口号。因为是打到自己家里来了，北大绝大多数同学都很气愤，大家齐心合力，将他们的广播车推出了南校门。
    1967年4月12日晚上，全校召开誓师大会，孙蓬一代表校文革在大会上讲话，这次讲话的重点就是向吴传启一伙公开宣战，得到了与会人员的热烈拥护。
1967年4月13日，谢富治在人民大会堂召集红代会核心组开会，解决北大和地质的矛盾。对谢富治偏袒地质的做法，聂元梓、孙蓬一等人很有意见。当晚，石油学院“大庆公社”来北大，就“4·11”事件对北大表示声援。在大饭厅，自发地聚集了不少北大同学，孙蓬一登台即席讲话，引发了炮打谢富治事件。
     对于1967年4月11日至13日这三天所发生的事情，我想：包括你我在内的广大北大师生，都不可能忘记，因为这对以后北大文革的进程有着重要影响。尤其孙蓬一在4月12日公开向吴传启、洪涛等人宣战，直接触动了中央文革。自此以后，聂元梓、孙蓬一就受到来自中央文革的各种批评。社会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抓住北大“炮打谢富治”大做文章，不断掀起反对以聂元梓为代表的新北大的浪潮。但在陈伯达6.5讲话以前，北大校内反对校文革的势力并不占据主导地位，就连人数较多的北京公社，也只是提出帮助校文革整风，没有夺权的企图。
现在看来，聂元梓为代表的北大人，向吴传启们公开宣战，向中央文革告关锋、王力等人的状，早已偏离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正如扬子浪在他1967年8月15日的日记（刊登在《记忆》132期）中写的那样： “ 最近北大气氛又有变化，沉闷得很。中央首长批评北大、限制北大。北京市这两大派究竟是怎么回事，令人费解。我总预感到某种不幸和危险，总觉得聂元梓、新北大公社离中央文革越来越远。”
1967年陈伯达6.5讲话以后，北大开始大分裂。反对校文革的井冈山兵团总部，其宗旨就是要“砸烂校文革的资产阶级专政，摧毁臭名昭著的新北大公社”（参见北大井冈山兵团编辑出版的《新北大报》1967年8月30日的社论），一句话，就是要进行“二次革命”，夺校文革的权。在67年8月30日的这期《新北大报》上，还刊有斗争谢甲林的消息。不知你认真想过没有，井冈山兵团的这些做法，合理合法吗？
1967年的6、7、8月是北大反聂派最活跃的时候，校外反对聂元梓和孙蓬一的呼声也甚嚣尘上。1967年7月10日凌晨，陈伯达离开北大不久，就发生了砸、抄学校保卫组（简称二组）的事件。我将蓝绍江写的一篇文章录在下面，请你参阅（此文由扬子浪从美国发来）。

        我亲身经历的北大文革中的保卫组和“７·１０”事件
                                  蓝绍江
     最近在网上偶尔看到一篇文章，名曰《文革中的周培源与聂元梓》，注明来源是《华夏文摘》增刊第７６２期，发布时间２０１０年８月１１日，作者“薄亚达”（估计是化名，取北大“博雅塔”谐音）（见本刊ｚｋ１００８ｂ——编注），该文中提到了北大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０日的群众“造反派”组织查抄北京大学保卫组事件，原文摘录如下：
    反聂派一旦派生，便虎虎有生气，团、零、飘、井、红各自为战，又互相呼应。他们对聂元梓镇压“井冈山”、“红联军”进行了清算，为许多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进行平反。７月１０日，北京公社查抄了新北大公社第二战斗队（又称二组），抄出了两批构陷学生、教员为反革命的“黑材料”。此事震动了全校，周培源闻讯赶到了现场，见状十分激动，情不自禁地挥起拳头，高呼道：“毛主席万岁！”、“毛主席革命路线万岁！”……
看完这段文字叙述后，我突然意识到：几十年过去了，还有些人带着根深蒂固的“文革”烙印和派性发表些貌似公允的史料，若都如此，再历经若干年，后人只能依据一些偏颇、失真的史料审视和评价那段特殊的历史，岂不要误入歧途？为此，我把自己亲身经历“文革”使得北大保卫组和北大“７·１０”事件公诸于世，以纠正因情绪偏颇而失真的一点点史料。   
首先简介一下当时的北大保卫组和我是怎么到的保卫组：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北京大学开始沸腾。当时我们法律系６３级学生还在郊区参加“社教工作队”，被连夜召回北大。一进学校就懵了！到处是大标语、大字报，到处揪斗老师、揪斗领导，而且伴随着侮辱、打骂，学生也因不同的看法而互相“辩论”，校园里从早到晚一片混乱！不久，中央派了工作组进驻北大。有个人总是出现在揪斗干部、教师的现场，制止武斗、宣传“文斗”，我很佩服那人的胆量，敢在那种极端无政府状态下挺身而出，可以说是冒着生命危险。后来听说那人叫“张承先”，是工作组组长。可是到了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５／２６日，“中央文革小组”在东操场主持了两次“大辩论”，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等等等等那些重量级人物全来了，最后他们在大会上宣布工作组是“镇压革命”,宣布张承先，还有张文秋是“坏人”，宣布撤销工作组。
  工作组撤销了，但是工作组时组建的“保卫组”（当时称“二组”）因保卫工作的特殊需要被批准保留下来——当时“二组”是由海军保卫部、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人组成，不参加学校“文革”运动，专门负责学校安全保卫工作（维护校内治安、配合公安机关侦查刑事案件、承担重点专家、要害部位及来校首长、外宾的警卫）。就在１９６６年８月初，我接到系里通知，到二组参加保卫工作。我记得当时抽调校内人员一共３个人，有２名原来的学校保卫干部，学生当时只有我一个（因为我从未写过大字报、从未揭发批斗过老师）。从此我就同安全保卫工作结下不解之缘，整个“文革”期间循规蹈矩地工作，没有参加过一次批斗会，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没有出去到各地“大串联”；但是我却在踏踏实实的工作中从部队、公安、老保卫干部那里学到了勘验、照相、文检等业务知识，（１９６８年１２毕业离校）毕业后因此进入了公安刑警队伍。
    １９６６年底，北大保卫组的军队干部按照中央批示撤出北大，学校又陆续抽调了部分教师、干部充实保卫组，正式取消二组称谓。保卫组名义上隶属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是当时经中央批准成立的学校领导机构），但实际上延续了原二组的工作性质和任务，接受市公安局和公安部的业务指导，独立工作，不参加校内群众运动。保卫组从来没隶属于任何群众组织，包括“新北大公社”，前面摘引的文章中提到“新北大公社第二战斗队（又称二组）”的称谓纯属编造。   
    １９６７年７月９日是星期天，保卫组长谢甲林回家了（在市内），我和董希成等二、三个住校人值班。７月１０日凌晨约３点钟，我听到保卫组（燕南园６３号）院外人声嘈杂，又看到不少学生宿舍开着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就出来到校园巡查。（巡查校园是我们的职责）我顺着声音方向来到了“大饭厅”（学一食堂），里面灯火通明，饭厅中间一大群人席地而坐，陈伯达就在中间（陈伯达何时来北大，我们事先一无所知）。我扫视一圈，发现许多群众造反组织负责人都在现场，七嘴八舌地争相向陈伯达汇报和互相争论。我只顾注意巡视周围，害怕出现安全问题，对他们具体争论什么没太上心。就在将要结束时，忽听在场的一个叫“雷振孝”的人（据说是“井冈山”的宣传部长）对陈伯达说：“我们北大有个二组，专整群众黑材料！”陈伯达立刻不假思索地回答：“那就让他们停止工作！”当场有人鼓掌。听后，我为之一惊，因为在当时形势下，就是陈伯达这一句话，意味着新的打砸抢和揪斗就要开始了！！
   在他们还没有散去之际，我匆匆回到保卫组，叫醒值班的其他人，向他们简要通报了情况，大家都明白，马上就会有大批人蜂拥来封门、“抄家”。我们担心保卫组的档案资料被盗抢丢失，里面有“文革”开始以来校内发生的各种刑事案件案卷、“文革”开始以来校内自杀人员现场勘验资料、警卫工作记录、中央及北京市公安局有关保卫工作的通报、文件、批示等重要材料；还有一部分为侦破校内刑事案件开展笔迹筛查、鉴定而从有关系部门借来的档案、大字报底稿等文字资料（作为笔迹样本）。我们对最后这部分资料的具体内容不清楚，而且必须用后归还各部门，不能丢失、扩散。当时我们估计到已经被包围或监视，资料已经没有时间妥善转移。于是，我们二个年青人商定，把这部分搞不清内容、又必须归还的文字样本资料包裹严实，暂藏到院内和卫生间等处，打算过了风头再起出归还。
  果然，天刚亮就来了大批学生涌进保卫组，宣布：“根据伯达同志指示，保卫组停止工作，我们代表革命群众查封保卫组！”尽管我们一再解释，保卫组不介入群众组织派性活动、保卫工作资料的重要性和保密性等，但是毫无效果。等谢甲林同志来了以后，我们就被全部被“净身”赶出保卫组，保卫工作业务档案、勘验与摄影器材及个人物品全部被扣留。（北大的保卫工作被迫停止了一段时间，后来因工作需要而被批准恢复——此是后话）
  事隔半个多月之后，突然有大字报贴出报料：在“黑二组”查出被隐藏的“大批黑材料”！我知道是我们暂时隐藏的借阅资料被发现了，遂向谢甲林同志作了汇报。我们保卫组当时的工作纪律是：每个人思想上可以有“观点”，但工作中不能有派性，保卫工作不能受所谓“运动”的影响。正因为我们不搞什么“黑材料”，自己心里有底，所以我们向全校告示：保卫组从来没有搞过构陷学生、教师的“黑材料”，并强烈要求有关群众组织公布这些所谓“黑材料”的内容。这一告示发出，铺天盖地的所谓“黑材料”风波戛然而止了。直到今天，也从来没有任何组织能拿出保卫组构陷群众的“黑材料”公布于众。至于周培源当时是否激动得挥起拳头，并高呼道：“毛主席革命路线万岁！”我不知道，当然这也绝不是什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因为这是陈伯达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恶果。
  我早就丢弃了派性（1967年７月１０日以后曾有过），我觉得当时的“派性”实在幼稚、无聊，我和我的同学（无论当时何派、何组织）相处得一直都很融洽。我也希望现在还有些当年派性痕迹的同学、学者，摈弃幼稚可笑的“派性”思维，用严谨的态度和理性的语言文字客观地记录那段特殊岁月的史实，以利于客观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不让悲剧重演，共同构建社会的和谐、推动祖国的发展，绝不要再让陈伯达们的幽灵继续游荡了！
                                                (2014年元旦）
     在校内反对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呼声很高的同时，社会上反对聂元梓的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据聂树人所著《北京天、地两派的争斗》（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2013）一书披露：
1967年7月某日晚饭后，周景芳来到了地院。他谈到，全国解放后至今，我党曾出现过“五个反对毛主席的圈子”：
  第一个圈子是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
  第二个圈子是以彭德怀为首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
  第三个圈子是彭、罗、陆、杨“反党集团”；
  第四个圈子是以刘少奇为首的“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
  以上这些反党集团都形成了反党的圈子，他们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都集结了相当的势力。但是，在毛主席的英明决策下，他们都失败了。
  现在，又有一个反毛主席的圈子正在形成和发展中，这个圈子就是以北大聂元梓为首的有金子招牌的人，他们与刘邓司令部的人暗中勾结，听命于他们，到处伸手，网罗势力，准备有朝一日与毛主席摊牌。这个圈子现在人们还没有认识清楚，有很大的欺骗性。但是，终有一天，他们会图穷匕首现的，我们要时刻提高警惕。

    周景芳的这段讲话，真是太耐人寻味了。现在看来，到了1967年7月左右，中央上层已有了打倒聂元梓的意图，只是因为聂元梓还有一块“金字招牌”，便把孙蓬一当作替罪羊狠狠地打了。北大校内的反聂夺权活动，绝不是孤立的行动。我们这些平头百姓被蒙在鼓里，傻傻地在那里“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当年的我们，怎么就那么幼稚可笑又可悲呢？！

2、北大武斗谁之过？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看当时都发生了什么？ 1967年8月底，王力、关锋、林杰等人倒台了，当时新北大公社人人喜上眉梢；但井冈山兵团的人却不知所措，正如王大宾在其回忆录中所写的那样：“事态发展到1967年8月底，毛主席果断地隔离了王力、关锋、林杰等人。对当时的错误浪潮我没有认识，对毛主席处置纠正错误的斗争方向，我不能理解，还在部分群众组织召开的会上发出抱怨。”（王大宾回忆录第165页）
     但是，中央对王力、关锋等人的罪行一直没有进行公开揭发批判，报纸上只是号召大联合。当时北京日报的通栏标题是：旧话不再提、旧账不再算、责任不再追、共同朝前看。我不清楚这个口号是谢富治提的还是更高一级的领导提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句口号，从来就没有实行过。
    1968年春，北京市革委会和北京卫戍区联合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想解决高校的联合问题。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一致认为：北京市高校两派的分裂，是由于王、关、戚造成的。当时各高校的头头都在学习班，是解决高校共性问题的好时机。如果能对这些共性的问题基本达成共识，那么各个学校自己的问题回去就好解决了。但是，学习班的领导不让批判王、关、戚，认为谁批判王、关、戚，谁就是派性发作。而聂元梓等人则认为：压制对王、关、戚的批判，搞无原则的联合是右倾的表现。于是，由魏杞文（历史系教员）执笔，写了一份《对派性也要进行分析》的材料，并以“独立寒秋”、“傲霜雪”两个战斗队的名义上报。68年3月7日开会时，江青想要这份材料，因手头没有，就让谢富治派人到北大拿一份。谢富治将这件事交给傅崇碧去办，傅派了一名叫哈斯的军官来北大。北大接待他的工作人员说材料都已上报，没有了。当时哈斯态度很强硬，质问把材料都上报给谁了，随后拿走了写有毛主席名字的名单。聂元梓认为哈斯这样做是犯规的，性质很严重，遂打电话给江青，说“有要事报告”。3月8日江青和陈伯达接见了她（这就是所谓的“哈斯事件”）。在接见时，江青说：“你们为什么老是抓住王关戚不放呢，王关戚的后面还有大的嘛。”江青没有说后面大的是谁，但肯定不是她说的“刘少奇嘛！”根据江青的这次讲话精神，聂元梓制定了“打死的，看活的方针”，打破学习班不许串联的禁令，公开在学习班活动，搞了两次大的串联会。
    学习班的领导李钟奇在学习班大会上发言：“你们不要老是讲阶级斗争吗？”小辫子一下子被抓住了。学习班是市革委会和卫戍区联合主办的，火自然烧到谢富治身上。反谢时表现最突出的单位，一是师大造反团，二是清华4·14。清华4·14在67年9月前属于“地派”，但是他们对谢富治、戚本禹的意见很大。后来高校学习班的领导对反谢的事件进行反击，把批判王、关、戚，说成为“二月逆流”翻案，批判谢富治是动摇北京市革委会。
1968年3月24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有一万余人参加的大会上，正式宣布杨、余、傅倒台。会上，林彪还莫名其妙地讲了一段杨成武和聂元梓的关系。
    据北航韩爱晶2015年1月20日给我们的来信相告：“1968年3月20～29日，市革委会批判聂元梓，是属实的，谢富治没出面，是吴德组织的，就是开会，他也不直说，看样子是会前有布置，有人准备好的发言，冲着聂元梓。我是慢慢才听出味来。李东民发表了不满的言论，保护聂元梓。我没讲话，因为在市委学习班聂元梓倒谢，我不赞成也不参与。”
    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批判聂元梓的同时，全市掀起了一场反聂元梓的行动。68年3月25日前后，除了一些高校，还有机关、工厂、农民等组织举行游行示威，并发表《声明》：“打倒聂元梓、孙蓬一”，“聂元梓从市革委会滚出去”。就连北京卫戍区也出动了。胡宗式亲眼看到一条大标语：“打倒聂元梓！北京卫戍区”，它贴在颐和园铜牛出口外一户人家的院墙上（当时是平房）。对这条标语，我们的印象太深刻了，因为这条标语的落款是“北京卫戍区”。当时部队机关介入文革，写的标语、传单，落款都是群众组织，如军艺“星火燎原”，高等军事学院“红联”，直接署名北京卫戍区的标语，这是绝无仅有的。这种空前反对聂元梓的阵势，真是来头不小，够吓人的！
   1968年3月27日下午，首都军民十万人，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江青在会上作了主要发言。她在发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北京大学有两个战斗组织给毛主席、林副主席以及我们一封信，这封信当时我们在开会，我没有收到，我委托谢富治同志去再找一份来，但是又出现了怪事情了，傅崇碧派了一个叫什么哈斯的人到北京大学去要底稿，要名单，要后台。这是不正常的，他们剥夺革命群众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反映材料（的权利）。当天晚上还是第二天晚上聂元梓同志打电话告急，说是有紧急情况，我们已经很累了，到了拂晓，还是接见了她，她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陈伯达同志和我。我们给她解释了，是我要的，但是底下我们不知道。同时我们也很坦率地向她交了底，就是王、关、戚是爪牙，不值得这样大惊小怪，这样搞会不会干扰大方向呀？可是她还是搞了一阵子。聂元梓是有缺点错误的，要批评她，但要保她！（总理：一批二保！）为二月逆流翻案是错误的，谭震林是叛徒。我保过他，现在我要喊，打倒谭震林！他是刘邓陶的黑干将，现在有确凿的证据他是叛徒。
    对比江青在3月27日的讲话和3月8日的接见，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事，前后有不同的解释。3月8日接见聂元梓时，江青几次说：“你们为什么老是抓住王关戚不放呢，王关戚的后面还有大的嘛。”这是鼓励聂元梓在学习班兴风作浪。在十万人大会上江青却说：“同时我们也很坦率地向她交了底，就是王、关、戚是爪牙，不值得这样大惊小怪，这样搞会不会干扰大方向呀？可是她还是搞了一阵子。”这是指责聂元梓：谁让你闹的？！“一批二保”，首先是批。这就是北大武斗的背景。
《北京大学纪事》关于1968年3月下旬外校来北大游行示威和武斗的情况的记载，想必你都有所了解，此处不再赘述。
    新北大公社负责人孙月才所著《悲歌一曲：文革十年日记》（2012年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有以下记载：
3月18日  星期一
    昨夜12点到今晨4点，双方发生武斗，〔井〕与公社战士都有受伤的。应尽量避免武斗，我们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3月22日  星期五
    1点多，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向大家传达会议上的发言（注：指在市革委会扩大会议，吴德说，有人企图搞学习班，把矛头针对谢副总理，为二月逆流翻案），〔井〕在此前已传达并敲锣打鼓地进行游行。高呼〔打倒现行反革命孙蓬一〕，〔井〕大搞打、砸、抢，把我们十多个喇叭都搞掉了。晚上团长会议，成立武卫指挥部。
3月25日  星期一
    下午形势紧张，井冈山联合外校，农大东方红、新人大公社准备对我新北大公社搞大规模的打、砸、抢。新人大、农大都进校了，并打伤我们不少人。新北大公社为了自卫，大运石头，筑工事，空气紧张异常。
3月29日  星期五
    晚发生大规模武斗，李钟奇副司令员、聂元梓被井冈山暴徒行刺。谢副总理、温玉成司令员来校制止武斗。并责令井冈山交出行刺暴徒。
3月30日  星期六
     今晨2点左右，李副司令员来我总部，听取对学校武斗的意见。孙蓬一同志详细地谈了自己的看法。李表示〔井〕要交出谋刺的凶手，如果不交，那么他要抓人。我们还对驻校解放军提出意见，他们实际上是支派不支左，这样下去将会犯极大的错误。
    3、4点钟，交换双方俘虏。〔井〕被我俘虏者受到宽大待遇，不打一棍，均笑逐颜开，并写了认罪书，自觉地要求发表声明，造〔井〕的反。我被〔井〕俘的，都被打得不能走动。几乎人人被打破头脑，真是法西斯暴行。我们许多战士见了自己的战友都哭了。

陈焕仁所著《红卫兵日记》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6年出版 ）记载：
3月28日晴
    我从食堂回来，公社和井冈山的高音喇叭一齐响了起来。井冈山的广播说，新北大公社是典型的“二月逆流派”，是一股“右倾保守势力”，杨、余、傅是聂元梓和新北大公社炮打谢副总理，反对北京市革委会的黑后台，必须摧毁这股“右倾保守势力”，才能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公社的广播说，井冈山是典型的“右倾分裂”和“右倾投降”产物，他们反对校文革，反对聂元梓同志顺应了杨、余、傅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向资产阶级司令部投降的翻案逆流。
    今天上午，双方趁势按照中央文革关于在思想上反对右倾分裂、右倾保守、右倾投降，在组织上抓黑手、抓坏人的号召，公社和井冈山一齐动手，互相抓伸向对方背后的黑手，抓钻进对方队伍中的坏人，和解救被抓走的“黑手”和“坏人”，终于重新爆发大规模武斗，双方趁势拼命抢占战略要地，武斗从上午持续到晚上8点多，公社和井冈山各自占据一些楼层，将对方人员赶走。

    综上所述，北大3月下旬发生的武斗，是各种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是和中央上层的斗争紧密联系的。1971年3月4日工军宣队在北大办公楼礼堂召开全校坦白大会，在这个会上，牛辉林说了一句令人深思的话：“我在5.16反革命集团的指示下，在北大策划武斗。”其实，北大的武斗就是中央文革挑起的。作为校文革主任，聂元梓到武斗现场去制止武斗，这是她的职责所在。怎么会“装着没事人的样子，快意地观赏她的部下造成的后果”呢？

3 、 我对“工宣队的检讨”的分析
    1968年8月19日，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大。9月，工、军宣队领导的全校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全校干部、教师被命令集中食宿，不得自由回家。在宣传队提出的“北大王八多得腿碰腿”的思想指导下，全校相继有900多人被重点审查。11月21日，宣传队组织600人会议，对聂元梓进行“再教育”，对她的“资产阶级立场”和“腐朽的两面派作风”作了“严肃批评”。  12月11日下午，宣传队在东操场召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大会，揪斗了“牛辉林反革命小集团”，并在会议进行中将侯汉清拉上台，当场宣布隔离侯汉清。
      宣传队在清理阶级队伍中的这些做法，显然是打击了一大片，对井冈山兵团中所谓“反革命小集团”的打击，更是造成了很坏的结果。但这与“支一派（新北大公社）打一派（井冈山兵团）”挂不上钩。无论是63军为首、还是以迟群、谢静宜为首的“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都是按毛泽东的旨意办事的，两个宣传队没有伯仲之分。
   《王大宾回忆录》（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  2015年10月）第167页有如下文字：
谢静宜回忆书中披露：
1969年3月，毛主席对聂元梓的批评与评价：“你‘老佛爷’伸手到石家庄，伸手到华北局，不知道羞耻！”
“你们自称是红色政权，你红在哪里？你就没有黑的吗？”
“你们是大学，是有知识的人哪，才没知识呢！”
“你们是文明单位呀，才不文明呢！穿着盔甲，拿着长矛搞武斗，不知道羞耻！”
“你们说你们是听我的话，你们听了吗？我叫你们文斗，你们就搞武斗。我叫你们大联合，你们就搞分裂。我叫你们严禁逼供信，你们就把人往死里打。你们打的是好人还是坏人啊？你们打的是好人，而不是坏人；你们打的是阶级兄弟，而不是阶级敌人。”
“你们今天，又翻起过去的小本子来压人。人家一批评，你们就翻开小本子说，谁谁讲话肯定过你们，这个人承认过你们，那个人承认过你们，我就没承认过。翻那个小本子干什么？若是你们有理，得人心，不翻小本子人们自然会承认你的。现在又翻起过去的小本子来，说明群众对你们不满，对你们干的事不满意，不得人心，翻本子也没用。”
“即使过去谁谁肯定过你们，那是肯定你们以前做得对的地方，没有肯定你们的错误。”
“你‘老佛爷’是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
“‘文革’、‘文革’，一不文化，二不革命，还革什么命啊？我看你们是一派的‘文革’，，逼供信的‘文革’，！武斗的‘文革’！”
不难看出，到了1969年3月，毛泽东已经对聂元梓充满了厌恶之情。1969年3月24日，他派出自己的御林军8341进北大，就是为了贯彻他的旨意。后来通过一个清查“5·16”运动，把所谓的“五大领袖”全部清查出去。在北大，聂元梓和孙蓬一都被戴上了“5·16”分子的帽子，被无产阶级专政了。这一切，都是贯彻毛泽东旨意的结果。
    可悲的是，当年的聂元梓还一直以为自己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七·二八”接见时，还向毛泽东告了侯汉清等人的状。想起这些，我都替她汗颜。

4、  关于对聂元梓判刑的问题
    你在“做人的底线”一文中写道：虽然法院对她的罪行定性不准确，但是判她17年刑期并不冤枉。如果聂元梓不忏悔她所犯的罪行，她就没有资格为法院对她罪行的某些错误定性喊冤。因为还有你列举的六大罪状：
    诬陷新北大井冈山兵团这个革命群众组织为“反革命集团把持的保守组织”——诬陷革命群众组织罪；
    策划并指挥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挑起武斗围攻井冈山兵团——策划并指挥武斗罪；
    在北大、北京市以至全国范围内抓捕井冈山兵团成员——非法逮捕公民罪；
    设立非法私刑监狱（牛棚）监禁北大师生员工——非法监禁公民罪；
    在校文革设立的监狱里以残酷私刑拷问折磨井冈山兵团成员——酷刑罪；
    在校文革控制的区域纵容残酷的私刑迫害，致使三人死亡——纵容杀人罪。
   对文化大革命中聂元梓自己干的事情，她当然要负起政治责任，但要把当时北大所有的坏事都归为聂元梓的错误和罪行，显然有失公允。如果按此推理，文革的始作俑者又该承担什么罪行呢？
文革到今年已经是五十年了，群众专政的时代早就过去。你从1989年移居美国，在美国生活了那么多年，不知你是根据美国的法律还是根据中国的法律给聂元梓定了这六大罪状呢？要知道，现在是讲法制的时代，给人定罪必须拿出确凿的证据，要依法办事。如果你真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聂元梓犯了上述六大罪状，也应该先向司法部门起诉她，由司法部门按相关法律和程序来处置。
   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兵团从成立起到工军宣队进校倒旗止，也就存在了一年多的时间。这期间各自组织都干了什么，早已留下了历史的痕迹。这些痕迹，是任何人想抹也抹不掉的。但是，无论是新北大公社还是井冈山兵团，都只是一个群众组织，都是被毛泽东利用的工具，这确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也都是要负责任的。尤其在我们还原文革真相时，更要认真谨慎地对待每一个史实，做到文责自负。一旦发现错误，就要及时纠正。我想，这也是我们做人的一个底线。
应该指出的是：对聂元梓等人的判刑，是发生在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陈云等人掌权的时代。通过对“五大领袖”判刑和清理“三种人”，文革中的所有造反派几乎被一网打尽。这不是冤枉不冤枉的事情。这就是政治！

5、 高云鹏问题
    你在文中写到：高云鹏是校文革文攻武卫指挥部的总指挥。他不但在北大指挥武斗，在此之前还在陕西汉中北大分校指挥武斗，真正的机枪步枪冲锋枪手榴弹炸药的战争。他参与指挥围攻、爆炸汉中运输公司大楼，造成29人死亡。他被判刑十年是理所当然的。
校文革是领导北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从来没有什么文攻武卫指挥部。新北大公社武卫指挥部是1968年3月22日成立的，负责人是你们年级的宫香政。如前所述，那时全市都在批判聂元梓，形势十分紧张，新北大公社此时成立武卫指挥部，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你所写的关于高云鹏的上述文字，可能受到《北京大学纪事》和《聂元梓回忆录》的某些误导。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北京大学纪事》虽然是我们研究北大历史不可多得的一份重要参考资料，但它关于文革部分的记载，存在不少硬伤，不能作为信史；同样，对于《聂元梓回忆录》，也只能作为我们研究文革的一种参考资料，不能当作信史。对高云鹏的相关记载就是一例。
    据我了解所知，1966年9月，高云鹏经群众选举当选为哲学系文革主任。1968年3·29武斗后，北大的局面十分紧张，聂元梓找高云鹏个别谈话，她对高云鹏说：“学校近来发生不少事，公社都是年轻人，做事比较莽撞。你到44楼去把把关，别让年轻人太莽撞做出出格的事情来。”这样，高云鹏在4月份到了44楼。高云鹏到44楼不久，就发生了地院附中的学生温家驹被打致死事件，时间是1968年4月19日。1968年4月25日，井冈山强行占据了36楼。4月26日，孙蓬一主张攻打36楼。高云鹏认为：硬冲是要伤人的，不能让公社的同志们豁出命来达到目的，不能下这个决心。但孙蓬一已经直接组织人员上了阵，结果公社伤了不少人。后来孙蓬一还是接受了高云鹏的意见，将攻楼的队伍撤了下来。
    1967年5月，校文革应周培源和戴新民的要求，派高云鹏去汉中协助他们工作。去汉中以前，聂元梓交待高云鹏的任务是：“动员技术物理系、无线电系、数力系参加汉中文革的同学返回北京，脱离当地的文革。”高云鹏于1967年5月下旬到达汉中，很快便动员了大多数同学回京了。高云鹏到汉中是周培源接待的，但是，相处才一个星期，周培源就对他说：“我和杨成武很熟，我要到北京找杨成武，让杨成武采取措施，解决分校存放的放射性物质的问题。我一个星期，最多两个星期就能回来，你在这个期间把分校的工作管好。”高云鹏对周培源是信任的，所以就答应了。但是周培源离开汉中后却没有回来，而且一再联系都联系不到他，派人到学校找也没找到。后来才知道，周培源参加了“井冈山”，并当了“井冈山”的头头。直到校文革派唐春景（校文革常委）来接替高云鹏的工作，他才于1967年底回到北京。
   1968年工军宣队进校后不久，宣传队派高云鹏到汉中主持分校工作，任汉中分校领导小组组长。1969年底，他从汉中回到北京，休息一段时间后回到哲学系。宣传队对高云鹏在汉中的工作比较肯定和重视，想安排他到学校工作，但高云鹏没有答应，遂让他负责哲学系老教授们的学习。
    1970年1月27日，孙蓬一等人写了一张大字报，希望高云鹏签名。在大字报贴出来之前高云鹏在上面签了名。不几天，迟群等人就把大字报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工人阶级”。宣传队企图通过高云鹏揭出校文革、聂元梓幕后的秘密，为彻底打倒聂元梓、孙蓬一提供炮弹。于是，宣传队派人到汉中收集高云鹏的材料，并采取诱供的手段，编造了“高云鹏是汉中8·19炸楼事件主犯”的谎言。1970年7月27日，全校召开批斗高云鹏大会，会上，宣传队领导小组、校革委会负责人宣布了把高云鹏交由汉中地区人民批斗处理的决定。在汉中关押期间，宣传队的副总指挥魏银秋多次找高云鹏谈话，以要不要活命相威胁，让他作假证：证明1968年7月20日刘玮被打死是聂元梓亲自策划的。但高云鹏宁死不作假证。为此，高云鹏受到残酷迫害和无情打击。
     四人帮倒台后，一切真相大白。1980年，高云鹏从汉中回到北京。他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了一段时间，1989年4月回到北大心理学系。从90年代起，高云鹏做了心理自学考试工作，在宣传心理学、普及心理学上有很大贡献。
    高云鹏不对人落井下石，真正坚持了做人的底线。我敬佩他！
   你在《记忆》152期上关于高云鹏的文字，都是不实之词。究其原因，一是高云鹏事件发生的时间基本在我们离校以后，很多情况不了解；二是由于派性的惯性思维，很容易受到某些误导。我根据个人的经历，对《北京大学纪事》上关于高云鹏的记载早有疑问。近几年来，我通过多方了解查证，才知道了一些真相。但无论怎么说，你在客观上已经给高云鹏造成了伤害。所以我认为：你应该公开向他道歉。当然，这也给了我们一个沉痛的教训：对任何传言，任何资料，都要认真对待，要努力去伪存真，不能把什么都当作“信史”。我和你一样，很赞成清华陆小宝说的：“史识可以不同，史实只有一个。真实与否，不能任人雕刻；正确与否，听凭后人评说。真实比正确更重要。”
    我更赞成文研先生在《王大宾回忆录》序（一）中的一段话：“反思这场文革运动，不只要研究毛泽东为何发动文革运动，为何能够发动这场文革运动，还要研究毛泽东怎样审时度势，发动和领导这场文革运动的，他的战略目标、战略部署，大势的掌控，主动进攻，被动应对，策略转换等等。总之，你不把毛泽东的想法、做法搞懂、搞清楚、搞明白，你对文革运动的反思，你对文革运动的回忆，往往就容易失实，失之于偏。”
愿我们都能脚踏实地做一些收集、整理、考证、分析的工作，努力为我们的后代留下真实的记录。
不妥之处，请指教。

生物系63级 章铎

2016-05-12 定稿

yangharrylg

俞小平学友：
     你在《记忆》152期上刊登的《做人的底线——我所经历的北大文革大武斗》一文，我非常认真的读了多遍。从你的字里行间里，我深切地感到：你想好好地总结北大文革的愿望是真诚的。尤其你在文中关于3.29武斗的亲历，给我们揭示了如下一个事实：“不仅31楼，40楼也打起来了，幸亏10纵的老井预作准备，在其他纵队的支援下，竟然打败了准备不足的红10团，俘获大约30名新北大公社成员，连红10团团长都被俘。‘战俘’被押送到28楼，关押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真的很谢谢你，因为这是我至今看到的唯一的一篇井冈山人说自己对武斗有准备的文章。
     我非常同意你的看法：“如今，由于一些公众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文革史了解的匮乏，竟然开始呼唤文革了。因此我赞成经历过文革的人们，写下自己经历的文革事件，共同还原文革的真相。”
     我和你一样，都是1963年考入北大的，经历了北大文革的风风雨雨。我的经历和你不大一样，看问题的角度也许会和你有很大差别，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那就是给历史留下我们所知道的真相。
（一）我的文革经历
    1966年6月上旬，我从四清工作队回到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批示公布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陆平党委立即被打倒了。中央文革赶走了张承先工作组后，北大经过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成立了领导北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校文革。不久，我和班上的一些同学结伴，两次坐火车外出串联。先后到过韶山、萍乡、南昌、重庆等地，都是有革命传统的地方。我们还去过大庆，参观了大庆油田，向王进喜等先进人物学习。12月9日，我和周玉琢、黄世强等八人组成了长征小分队，进行了一个月的徒步串联。我们沿途访贫问苦，向群众宣传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在白洋淀等革命根据地接受革命传统的教育。虽然脚上都打了不少的泡，但我们仍然斗志昂扬。记得1966年12月26日那天，为了纪念毛主席的诞辰，我们天不亮就出发了，走了一百多里路，我们就以这样的实际行动向毛主席的生日献礼。我们经常唱的歌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和“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后来接到通知要我们回校参加军训，我们就从邯郸坐火车回来，那时已是1967年1月上旬了。

    回校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到了新北大公社动态组，负责了解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和学部的文化革命动态。在动态组期间，我了解或经历了“1.15抢档案事件”、“高教部2.2夺权事件”、“4.8民族宫事件”、“4.11事件”等等。对4.12孙蓬一在大饭厅讲话公开向吴传启们宣战，我是衷心拥护的。陈伯达6.5讲话后，北大大乱。尤其67年的6、7、8三个月，那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场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因为我了解一些事情的前因后果，所以陈伯达的6.5讲话没有改变我看问题的观点，毫不动摇地留在了新北大公社。我厌恶那种打、砸、抢和冲会场的行径。1968年4月25日，井冈山进攻36楼时，我也被赶出36楼，除了被褥外，我失去了所有的书籍、笔记等。在北大读了几年书，竟然连一个字都没有留下，实在是件憾事。
对于1968年3月下旬的北大武斗，我至今仍然认为是有深刻背景的，不是“聂孙挑起武斗”这么简单的事情。随着历史档案的揭秘，我想，真相终会大白天下。
另外，我根据自己在文革中的个人经历和对孙蓬一的了解，写了《我所了解的孙蓬一》一文，刊登在《记忆》139期上，我认为你肯定看过了，很想听到你的指教。顺便提一下，你刊登在《记忆》上的“家书”，我都认真看过。我好羡慕你：你妈妈把你的一切都保留得那么好，而且你还能悄悄溜回在南京的家。而那时，我的母亲正随同兄嫂所在的煤田地质勘探队住在南京栖霞寺内。我虽然不参加武斗，但没有条件回南京看望母亲，只能滞留在武斗的环境中。

（二）  和你商榷几个问题
1、关于北大校文革
    你在文中说：“1967年8月17日井冈山兵团成立以后，井冈山兵团成员不承认校文革是领导全校的权力机构。”众所周知， 1966年7月底至8月初，中央文革赶走张承先工作组以后（请注意：北大工作组不是被北大“造反派”赶走的），在中央文革的直接领导下，经过全校选民一人一票民主选举，1966年9月9日，校文化革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由42个正式委员、10个候补委员组成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它是领导北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
    校文革成立后，反对的声音一直没有断过。从1966年10月6日路远、周闯的大字报《搬开聂元梓，北大才能乱》到反对校文革的“井”、“红”等等，他们都认为聂元梓“太右了”。历史事实证明，1966年的聂元梓是紧跟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极左路线的。而反对校文革的人则站在更“左”的立场上，反对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
1967年2月，按照当时人民日报有关文章的精神，许多高校开始整风。与此同时，在北大军训解放军的帮助下，红旗兵团、东风兵团、北京公社等组织联合成立了按系统组建的新北大公社。在我的记忆中，除了牛辉林为首的北京大学红卫兵红旗飘战斗队及其他一些人没有参加新北大公社外，当时的北大，基本是支持校文革的一统天下。
    1967年3月3日，哲学系教师郭罗基（北大社教左派）贴出了《北大要整风，聂元梓第一个要整风》的大字报，在校内引起强烈反响。大家对聂元梓和校文革的工作提了不少意见，有些意见甚至很尖锐，但总的出发点还是帮助校文革、爱护校文革，并没有人提出要夺校文革的权。
    1967年4月11日下午，地质、农大等六所院校开了六辆广播车到北大闹事。他们高呼“聂元梓无权进入市革委会！”“揪出聂元梓当红代会核心组长的后台！”“聂元梓从红代会滚出去！”等口号。因为是打到自己家里来了，北大绝大多数同学都很气愤，大家齐心合力，将他们的广播车推出了南校门。
    1967年4月12日晚上，全校召开誓师大会，孙蓬一代表校文革在大会上讲话，这次讲话的重点就是向吴传启一伙公开宣战，得到了与会人员的热烈拥护。
1967年4月13日，谢富治在人民大会堂召集红代会核心组开会，解决北大和地质的矛盾。对谢富治偏袒地质的做法，聂元梓、孙蓬一等人很有意见。当晚，石油学院“大庆公社”来北大，就“4·11”事件对北大表示声援。在大饭厅，自发地聚集了不少北大同学，孙蓬一登台即席讲话，引发了炮打谢富治事件。
     对于1967年4月11日至13日这三天所发生的事情，我想：包括你我在内的广大北大师生，都不可能忘记，因为这对以后北大文革的进程有着重要影响。尤其孙蓬一在4月12日公开向吴传启、洪涛等人宣战，直接触动了中央文革。自此以后，聂元梓、孙蓬一就受到来自中央文革的各种批评。社会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抓住北大“炮打谢富治”大做文章，不断掀起反对以聂元梓为代表的新北大的浪潮。但在陈伯达6.5讲话以前，北大校内反对校文革的势力并不占据主导地位，就连人数较多的北京公社，也只是提出帮助校文革整风，没有夺权的企图。
现在看来，聂元梓为代表的北大人，向吴传启们公开宣战，向中央文革告关锋、王力等人的状，早已偏离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正如扬子浪在他1967年8月15日的日记（刊登在《记忆》132期）中写的那样： “ 最近北大气氛又有变化，沉闷得很。中央首长批评北大、限制北大。北京市这两大派究竟是怎么回事，令人费解。我总预感到某种不幸和危险，总觉得聂元梓、新北大公社离中央文革越来越远。”
1967年陈伯达6.5讲话以后，北大开始大分裂。反对校文革的井冈山兵团总部，其宗旨就是要“砸烂校文革的资产阶级专政，摧毁臭名昭著的新北大公社”（参见北大井冈山兵团编辑出版的《新北大报》1967年8月30日的社论），一句话，就是要进行“二次革命”，夺校文革的权。在67年8月30日的这期《新北大报》上，还刊有斗争谢甲林的消息。不知你认真想过没有，井冈山兵团的这些做法，合理合法吗？
1967年的6、7、8月是北大反聂派最活跃的时候，校外反对聂元梓和孙蓬一的呼声也甚嚣尘上。1967年7月10日凌晨，陈伯达离开北大不久，就发生了砸、抄学校保卫组（简称二组）的事件。我将蓝绍江写的一篇文章录在下面，请你参阅（此文由扬子浪从美国发来）。

        我亲身经历的北大文革中的保卫组和“７·１０”事件
                                  蓝绍江
     最近在网上偶尔看到一篇文章，名曰《文革中的周培源与聂元梓》，注明来源是《华夏文摘》增刊第７６２期，发布时间２０１０年８月１１日，作者“薄亚达”（估计是化名，取北大“博雅塔”谐音）（见本刊ｚｋ１００８ｂ——编注），该文中提到了北大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０日的群众“造反派”组织查抄北京大学保卫组事件，原文摘录如下：
    反聂派一旦派生，便虎虎有生气，团、零、飘、井、红各自为战，又互相呼应。他们对聂元梓镇压“井冈山”、“红联军”进行了清算，为许多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进行平反。７月１０日，北京公社查抄了新北大公社第二战斗队（又称二组），抄出了两批构陷学生、教员为反革命的“黑材料”。此事震动了全校，周培源闻讯赶到了现场，见状十分激动，情不自禁地挥起拳头，高呼道：“毛主席万岁！”、“毛主席革命路线万岁！”……
看完这段文字叙述后，我突然意识到：几十年过去了，还有些人带着根深蒂固的“文革”烙印和派性发表些貌似公允的史料，若都如此，再历经若干年，后人只能依据一些偏颇、失真的史料审视和评价那段特殊的历史，岂不要误入歧途？为此，我把自己亲身经历“文革”使得北大保卫组和北大“７·１０”事件公诸于世，以纠正因情绪偏颇而失真的一点点史料。   
首先简介一下当时的北大保卫组和我是怎么到的保卫组：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北京大学开始沸腾。当时我们法律系６３级学生还在郊区参加“社教工作队”，被连夜召回北大。一进学校就懵了！到处是大标语、大字报，到处揪斗老师、揪斗领导，而且伴随着侮辱、打骂，学生也因不同的看法而互相“辩论”，校园里从早到晚一片混乱！不久，中央派了工作组进驻北大。有个人总是出现在揪斗干部、教师的现场，制止武斗、宣传“文斗”，我很佩服那人的胆量，敢在那种极端无政府状态下挺身而出，可以说是冒着生命危险。后来听说那人叫“张承先”，是工作组组长。可是到了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５／２６日，“中央文革小组”在东操场主持了两次“大辩论”，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等等等等那些重量级人物全来了，最后他们在大会上宣布工作组是“镇压革命”,宣布张承先，还有张文秋是“坏人”，宣布撤销工作组。
  工作组撤销了，但是工作组时组建的“保卫组”（当时称“二组”）因保卫工作的特殊需要被批准保留下来——当时“二组”是由海军保卫部、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人组成，不参加学校“文革”运动，专门负责学校安全保卫工作（维护校内治安、配合公安机关侦查刑事案件、承担重点专家、要害部位及来校首长、外宾的警卫）。就在１９６６年８月初，我接到系里通知，到二组参加保卫工作。我记得当时抽调校内人员一共３个人，有２名原来的学校保卫干部，学生当时只有我一个（因为我从未写过大字报、从未揭发批斗过老师）。从此我就同安全保卫工作结下不解之缘，整个“文革”期间循规蹈矩地工作，没有参加过一次批斗会，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没有出去到各地“大串联”；但是我却在踏踏实实的工作中从部队、公安、老保卫干部那里学到了勘验、照相、文检等业务知识，（１９６８年１２毕业离校）毕业后因此进入了公安刑警队伍。
    １９６６年底，北大保卫组的军队干部按照中央批示撤出北大，学校又陆续抽调了部分教师、干部充实保卫组，正式取消二组称谓。保卫组名义上隶属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是当时经中央批准成立的学校领导机构），但实际上延续了原二组的工作性质和任务，接受市公安局和公安部的业务指导，独立工作，不参加校内群众运动。保卫组从来没隶属于任何群众组织，包括“新北大公社”，前面摘引的文章中提到“新北大公社第二战斗队（又称二组）”的称谓纯属编造。   
    １９６７年７月９日是星期天，保卫组长谢甲林回家了（在市内），我和董希成等二、三个住校人值班。７月１０日凌晨约３点钟，我听到保卫组（燕南园６３号）院外人声嘈杂，又看到不少学生宿舍开着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就出来到校园巡查。（巡查校园是我们的职责）我顺着声音方向来到了“大饭厅”（学一食堂），里面灯火通明，饭厅中间一大群人席地而坐，陈伯达就在中间（陈伯达何时来北大，我们事先一无所知）。我扫视一圈，发现许多群众造反组织负责人都在现场，七嘴八舌地争相向陈伯达汇报和互相争论。我只顾注意巡视周围，害怕出现安全问题，对他们具体争论什么没太上心。就在将要结束时，忽听在场的一个叫“雷振孝”的人（据说是“井冈山”的宣传部长）对陈伯达说：“我们北大有个二组，专整群众黑材料！”陈伯达立刻不假思索地回答：“那就让他们停止工作！”当场有人鼓掌。听后，我为之一惊，因为在当时形势下，就是陈伯达这一句话，意味着新的打砸抢和揪斗就要开始了！！
   在他们还没有散去之际，我匆匆回到保卫组，叫醒值班的其他人，向他们简要通报了情况，大家都明白，马上就会有大批人蜂拥来封门、“抄家”。我们担心保卫组的档案资料被盗抢丢失，里面有“文革”开始以来校内发生的各种刑事案件案卷、“文革”开始以来校内自杀人员现场勘验资料、警卫工作记录、中央及北京市公安局有关保卫工作的通报、文件、批示等重要材料；还有一部分为侦破校内刑事案件开展笔迹筛查、鉴定而从有关系部门借来的档案、大字报底稿等文字资料（作为笔迹样本）。我们对最后这部分资料的具体内容不清楚，而且必须用后归还各部门，不能丢失、扩散。当时我们估计到已经被包围或监视，资料已经没有时间妥善转移。于是，我们二个年青人商定，把这部分搞不清内容、又必须归还的文字样本资料包裹严实，暂藏到院内和卫生间等处，打算过了风头再起出归还。
  果然，天刚亮就来了大批学生涌进保卫组，宣布：“根据伯达同志指示，保卫组停止工作，我们代表革命群众查封保卫组！”尽管我们一再解释，保卫组不介入群众组织派性活动、保卫工作资料的重要性和保密性等，但是毫无效果。等谢甲林同志来了以后，我们就被全部被“净身”赶出保卫组，保卫工作业务档案、勘验与摄影器材及个人物品全部被扣留。（北大的保卫工作被迫停止了一段时间，后来因工作需要而被批准恢复——此是后话）
  事隔半个多月之后，突然有大字报贴出报料：在“黑二组”查出被隐藏的“大批黑材料”！我知道是我们暂时隐藏的借阅资料被发现了，遂向谢甲林同志作了汇报。我们保卫组当时的工作纪律是：每个人思想上可以有“观点”，但工作中不能有派性，保卫工作不能受所谓“运动”的影响。正因为我们不搞什么“黑材料”，自己心里有底，所以我们向全校告示：保卫组从来没有搞过构陷学生、教师的“黑材料”，并强烈要求有关群众组织公布这些所谓“黑材料”的内容。这一告示发出，铺天盖地的所谓“黑材料”风波戛然而止了。直到今天，也从来没有任何组织能拿出保卫组构陷群众的“黑材料”公布于众。至于周培源当时是否激动得挥起拳头，并高呼道：“毛主席革命路线万岁！”我不知道，当然这也绝不是什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因为这是陈伯达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恶果。
  我早就丢弃了派性（1967年７月１０日以后曾有过），我觉得当时的“派性”实在幼稚、无聊，我和我的同学（无论当时何派、何组织）相处得一直都很融洽。我也希望现在还有些当年派性痕迹的同学、学者，摈弃幼稚可笑的“派性”思维，用严谨的态度和理性的语言文字客观地记录那段特殊岁月的史实，以利于客观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不让悲剧重演，共同构建社会的和谐、推动祖国的发展，绝不要再让陈伯达们的幽灵继续游荡了！
                                                (2014年元旦）
     在校内反对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呼声很高的同时，社会上反对聂元梓的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据聂树人所著《北京天、地两派的争斗》（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2013）一书披露：
1967年7月某日晚饭后，周景芳来到了地院。他谈到，全国解放后至今，我党曾出现过“五个反对毛主席的圈子”：
  第一个圈子是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
  第二个圈子是以彭德怀为首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
  第三个圈子是彭、罗、陆、杨“反党集团”；
  第四个圈子是以刘少奇为首的“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
  以上这些反党集团都形成了反党的圈子，他们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都集结了相当的势力。但是，在毛主席的英明决策下，他们都失败了。
  现在，又有一个反毛主席的圈子正在形成和发展中，这个圈子就是以北大聂元梓为首的有金子招牌的人，他们与刘邓司令部的人暗中勾结，听命于他们，到处伸手，网罗势力，准备有朝一日与毛主席摊牌。这个圈子现在人们还没有认识清楚，有很大的欺骗性。但是，终有一天，他们会图穷匕首现的，我们要时刻提高警惕。

    周景芳的这段讲话，真是太耐人寻味了。现在看来，到了1967年7月左右，中央上层已有了打倒聂元梓的意图，只是因为聂元梓还有一块“金字招牌”，便把孙蓬一当作替罪羊狠狠地打了。北大校内的反聂夺权活动，绝不是孤立的行动。我们这些平头百姓被蒙在鼓里，傻傻地在那里“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当年的我们，怎么就那么幼稚可笑又可悲呢？！

2、北大武斗谁之过？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看当时都发生了什么？ 1967年8月底，王力、关锋、林杰等人倒台了，当时新北大公社人人喜上眉梢；但井冈山兵团的人却不知所措，正如王大宾在其回忆录中所写的那样：“事态发展到1967年8月底，毛主席果断地隔离了王力、关锋、林杰等人。对当时的错误浪潮我没有认识，对毛主席处置纠正错误的斗争方向，我不能理解，还在部分群众组织召开的会上发出抱怨。”（王大宾回忆录第165页）
     但是，中央对王力、关锋等人的罪行一直没有进行公开揭发批判，报纸上只是号召大联合。当时北京日报的通栏标题是：旧话不再提、旧账不再算、责任不再追、共同朝前看。我不清楚这个口号是谢富治提的还是更高一级的领导提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句口号，从来就没有实行过。
    1968年春，北京市革委会和北京卫戍区联合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想解决高校的联合问题。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一致认为：北京市高校两派的分裂，是由于王、关、戚造成的。当时各高校的头头都在学习班，是解决高校共性问题的好时机。如果能对这些共性的问题基本达成共识，那么各个学校自己的问题回去就好解决了。但是，学习班的领导不让批判王、关、戚，认为谁批判王、关、戚，谁就是派性发作。而聂元梓等人则认为：压制对王、关、戚的批判，搞无原则的联合是右倾的表现。于是，由魏杞文（历史系教员）执笔，写了一份《对派性也要进行分析》的材料，并以“独立寒秋”、“傲霜雪”两个战斗队的名义上报。68年3月7日开会时，江青想要这份材料，因手头没有，就让谢富治派人到北大拿一份。谢富治将这件事交给傅崇碧去办，傅派了一名叫哈斯的军官来北大。北大接待他的工作人员说材料都已上报，没有了。当时哈斯态度很强硬，质问把材料都上报给谁了，随后拿走了写有毛主席名字的名单。聂元梓认为哈斯这样做是犯规的，性质很严重，遂打电话给江青，说“有要事报告”。3月8日江青和陈伯达接见了她（这就是所谓的“哈斯事件”）。在接见时，江青说：“你们为什么老是抓住王关戚不放呢，王关戚的后面还有大的嘛。”江青没有说后面大的是谁，但肯定不是她说的“刘少奇嘛！”根据江青的这次讲话精神，聂元梓制定了“打死的，看活的方针”，打破学习班不许串联的禁令，公开在学习班活动，搞了两次大的串联会。
    学习班的领导李钟奇在学习班大会上发言：“你们不要老是讲阶级斗争吗？”小辫子一下子被抓住了。学习班是市革委会和卫戍区联合主办的，火自然烧到谢富治身上。反谢时表现最突出的单位，一是师大造反团，二是清华4·14。清华4·14在67年9月前属于“地派”，但是他们对谢富治、戚本禹的意见很大。后来高校学习班的领导对反谢的事件进行反击，把批判王、关、戚，说成为“二月逆流”翻案，批判谢富治是动摇北京市革委会。
1968年3月24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有一万余人参加的大会上，正式宣布杨、余、傅倒台。会上，林彪还莫名其妙地讲了一段杨成武和聂元梓的关系。
    据北航韩爱晶2015年1月20日给我们的来信相告：“1968年3月20～29日，市革委会批判聂元梓，是属实的，谢富治没出面，是吴德组织的，就是开会，他也不直说，看样子是会前有布置，有人准备好的发言，冲着聂元梓。我是慢慢才听出味来。李东民发表了不满的言论，保护聂元梓。我没讲话，因为在市委学习班聂元梓倒谢，我不赞成也不参与。”
    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批判聂元梓的同时，全市掀起了一场反聂元梓的行动。68年3月25日前后，除了一些高校，还有机关、工厂、农民等组织举行游行示威，并发表《声明》：“打倒聂元梓、孙蓬一”，“聂元梓从市革委会滚出去”。就连北京卫戍区也出动了。胡宗式亲眼看到一条大标语：“打倒聂元梓！北京卫戍区”，它贴在颐和园铜牛出口外一户人家的院墙上（当时是平房）。对这条标语，我们的印象太深刻了，因为这条标语的落款是“北京卫戍区”。当时部队机关介入文革，写的标语、传单，落款都是群众组织，如军艺“星火燎原”，高等军事学院“红联”，直接署名北京卫戍区的标语，这是绝无仅有的。这种空前反对聂元梓的阵势，真是来头不小，够吓人的！
   1968年3月27日下午，首都军民十万人，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江青在会上作了主要发言。她在发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北京大学有两个战斗组织给毛主席、林副主席以及我们一封信，这封信当时我们在开会，我没有收到，我委托谢富治同志去再找一份来，但是又出现了怪事情了，傅崇碧派了一个叫什么哈斯的人到北京大学去要底稿，要名单，要后台。这是不正常的，他们剥夺革命群众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反映材料（的权利）。当天晚上还是第二天晚上聂元梓同志打电话告急，说是有紧急情况，我们已经很累了，到了拂晓，还是接见了她，她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陈伯达同志和我。我们给她解释了，是我要的，但是底下我们不知道。同时我们也很坦率地向她交了底，就是王、关、戚是爪牙，不值得这样大惊小怪，这样搞会不会干扰大方向呀？可是她还是搞了一阵子。聂元梓是有缺点错误的，要批评她，但要保她！（总理：一批二保！）为二月逆流翻案是错误的，谭震林是叛徒。我保过他，现在我要喊，打倒谭震林！他是刘邓陶的黑干将，现在有确凿的证据他是叛徒。
    对比江青在3月27日的讲话和3月8日的接见，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事，前后有不同的解释。3月8日接见聂元梓时，江青几次说：“你们为什么老是抓住王关戚不放呢，王关戚的后面还有大的嘛。”这是鼓励聂元梓在学习班兴风作浪。在十万人大会上江青却说：“同时我们也很坦率地向她交了底，就是王、关、戚是爪牙，不值得这样大惊小怪，这样搞会不会干扰大方向呀？可是她还是搞了一阵子。”这是指责聂元梓：谁让你闹的？！“一批二保”，首先是批。这就是北大武斗的背景。
《北京大学纪事》关于1968年3月下旬外校来北大游行示威和武斗的情况的记载，想必你都有所了解，此处不再赘述。
    新北大公社负责人孙月才所著《悲歌一曲：文革十年日记》（2012年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有以下记载：
3月18日  星期一
    昨夜12点到今晨4点，双方发生武斗，〔井〕与公社战士都有受伤的。应尽量避免武斗，我们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3月22日  星期五
    1点多，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向大家传达会议上的发言（注：指在市革委会扩大会议，吴德说，有人企图搞学习班，把矛头针对谢副总理，为二月逆流翻案），〔井〕在此前已传达并敲锣打鼓地进行游行。高呼〔打倒现行反革命孙蓬一〕，〔井〕大搞打、砸、抢，把我们十多个喇叭都搞掉了。晚上团长会议，成立武卫指挥部。
3月25日  星期一
    下午形势紧张，井冈山联合外校，农大东方红、新人大公社准备对我新北大公社搞大规模的打、砸、抢。新人大、农大都进校了，并打伤我们不少人。新北大公社为了自卫，大运石头，筑工事，空气紧张异常。
3月29日  星期五
    晚发生大规模武斗，李钟奇副司令员、聂元梓被井冈山暴徒行刺。谢副总理、温玉成司令员来校制止武斗。并责令井冈山交出行刺暴徒。
3月30日  星期六
     今晨2点左右，李副司令员来我总部，听取对学校武斗的意见。孙蓬一同志详细地谈了自己的看法。李表示〔井〕要交出谋刺的凶手，如果不交，那么他要抓人。我们还对驻校解放军提出意见，他们实际上是支派不支左，这样下去将会犯极大的错误。
    3、4点钟，交换双方俘虏。〔井〕被我俘虏者受到宽大待遇，不打一棍，均笑逐颜开，并写了认罪书，自觉地要求发表声明，造〔井〕的反。我被〔井〕俘的，都被打得不能走动。几乎人人被打破头脑，真是法西斯暴行。我们许多战士见了自己的战友都哭了。

陈焕仁所著《红卫兵日记》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6年出版 ）记载：
3月28日晴
    我从食堂回来，公社和井冈山的高音喇叭一齐响了起来。井冈山的广播说，新北大公社是典型的“二月逆流派”，是一股“右倾保守势力”，杨、余、傅是聂元梓和新北大公社炮打谢副总理，反对北京市革委会的黑后台，必须摧毁这股“右倾保守势力”，才能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公社的广播说，井冈山是典型的“右倾分裂”和“右倾投降”产物，他们反对校文革，反对聂元梓同志顺应了杨、余、傅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向资产阶级司令部投降的翻案逆流。
    今天上午，双方趁势按照中央文革关于在思想上反对右倾分裂、右倾保守、右倾投降，在组织上抓黑手、抓坏人的号召，公社和井冈山一齐动手，互相抓伸向对方背后的黑手，抓钻进对方队伍中的坏人，和解救被抓走的“黑手”和“坏人”，终于重新爆发大规模武斗，双方趁势拼命抢占战略要地，武斗从上午持续到晚上8点多，公社和井冈山各自占据一些楼层，将对方人员赶走。

    综上所述，北大3月下旬发生的武斗，是各种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是和中央上层的斗争紧密联系的。1971年3月4日工军宣队在北大办公楼礼堂召开全校坦白大会，在这个会上，牛辉林说了一句令人深思的话：“我在5.16反革命集团的指示下，在北大策划武斗。”其实，北大的武斗就是中央文革挑起的。作为校文革主任，聂元梓到武斗现场去制止武斗，这是她的职责所在。怎么会“装着没事人的样子，快意地观赏她的部下造成的后果”呢？

3 、 我对“工宣队的检讨”的分析
    1968年8月19日，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大。9月，工、军宣队领导的全校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全校干部、教师被命令集中食宿，不得自由回家。在宣传队提出的“北大王八多得腿碰腿”的思想指导下，全校相继有900多人被重点审查。11月21日，宣传队组织600人会议，对聂元梓进行“再教育”，对她的“资产阶级立场”和“腐朽的两面派作风”作了“严肃批评”。  12月11日下午，宣传队在东操场召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大会，揪斗了“牛辉林反革命小集团”，并在会议进行中将侯汉清拉上台，当场宣布隔离侯汉清。
      宣传队在清理阶级队伍中的这些做法，显然是打击了一大片，对井冈山兵团中所谓“反革命小集团”的打击，更是造成了很坏的结果。但这与“支一派（新北大公社）打一派（井冈山兵团）”挂不上钩。无论是63军为首、还是以迟群、谢静宜为首的“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都是按毛泽东的旨意办事的，两个宣传队没有伯仲之分。
   《王大宾回忆录》（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  2015年10月）第167页有如下文字：
谢静宜回忆书中披露：
1969年3月，毛主席对聂元梓的批评与评价：“你‘老佛爷’伸手到石家庄，伸手到华北局，不知道羞耻！”
“你们自称是红色政权，你红在哪里？你就没有黑的吗？”
“你们是大学，是有知识的人哪，才没知识呢！”
“你们是文明单位呀，才不文明呢！穿着盔甲，拿着长矛搞武斗，不知道羞耻！”
“你们说你们是听我的话，你们听了吗？我叫你们文斗，你们就搞武斗。我叫你们大联合，你们就搞分裂。我叫你们严禁逼供信，你们就把人往死里打。你们打的是好人还是坏人啊？你们打的是好人，而不是坏人；你们打的是阶级兄弟，而不是阶级敌人。”
“你们今天，又翻起过去的小本子来压人。人家一批评，你们就翻开小本子说，谁谁讲话肯定过你们，这个人承认过你们，那个人承认过你们，我就没承认过。翻那个小本子干什么？若是你们有理，得人心，不翻小本子人们自然会承认你的。现在又翻起过去的小本子来，说明群众对你们不满，对你们干的事不满意，不得人心，翻本子也没用。”
“即使过去谁谁肯定过你们，那是肯定你们以前做得对的地方，没有肯定你们的错误。”
“你‘老佛爷’是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
“‘文革’、‘文革’，一不文化，二不革命，还革什么命啊？我看你们是一派的‘文革’，，逼供信的‘文革’，！武斗的‘文革’！”
不难看出，到了1969年3月，毛泽东已经对聂元梓充满了厌恶之情。1969年3月24日，他派出自己的御林军8341进北大，就是为了贯彻他的旨意。后来通过一个清查“5·16”运动，把所谓的“五大领袖”全部清查出去。在北大，聂元梓和孙蓬一都被戴上了“5·16”分子的帽子，被无产阶级专政了。这一切，都是贯彻毛泽东旨意的结果。
    可悲的是，当年的聂元梓还一直以为自己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七·二八”接见时，还向毛泽东告了侯汉清等人的状。想起这些，我都替她汗颜。

4、  关于对聂元梓判刑的问题
    你在“做人的底线”一文中写道：虽然法院对她的罪行定性不准确，但是判她17年刑期并不冤枉。如果聂元梓不忏悔她所犯的罪行，她就没有资格为法院对她罪行的某些错误定性喊冤。因为还有你列举的六大罪状：
    诬陷新北大井冈山兵团这个革命群众组织为“反革命集团把持的保守组织”——诬陷革命群众组织罪；
    策划并指挥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挑起武斗围攻井冈山兵团——策划并指挥武斗罪；
    在北大、北京市以至全国范围内抓捕井冈山兵团成员——非法逮捕公民罪；
    设立非法私刑监狱（牛棚）监禁北大师生员工——非法监禁公民罪；
    在校文革设立的监狱里以残酷私刑拷问折磨井冈山兵团成员——酷刑罪；
    在校文革控制的区域纵容残酷的私刑迫害，致使三人死亡——纵容杀人罪。
   对文化大革命中聂元梓自己干的事情，她当然要负起政治责任，但要把当时北大所有的坏事都归为聂元梓的错误和罪行，显然有失公允。如果按此推理，文革的始作俑者又该承担什么罪行呢？
文革到今年已经是五十年了，群众专政的时代早就过去。你从1989年移居美国，在美国生活了那么多年，不知你是根据美国的法律还是根据中国的法律给聂元梓定了这六大罪状呢？要知道，现在是讲法制的时代，给人定罪必须拿出确凿的证据，要依法办事。如果你真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聂元梓犯了上述六大罪状，也应该先向司法部门起诉她，由司法部门按相关法律和程序来处置。
   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兵团从成立起到工军宣队进校倒旗止，也就存在了一年多的时间。这期间各自组织都干了什么，早已留下了历史的痕迹。这些痕迹，是任何人想抹也抹不掉的。但是，无论是新北大公社还是井冈山兵团，都只是一个群众组织，都是被毛泽东利用的工具，这确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也都是要负责任的。尤其在我们还原文革真相时，更要认真谨慎地对待每一个史实，做到文责自负。一旦发现错误，就要及时纠正。我想，这也是我们做人的一个底线。
应该指出的是：对聂元梓等人的判刑，是发生在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陈云等人掌权的时代。通过对“五大领袖”判刑和清理“三种人”，文革中的所有造反派几乎被一网打尽。这不是冤枉不冤枉的事情。这就是政治！

5、 高云鹏问题
    你在文中写到：高云鹏是校文革文攻武卫指挥部的总指挥。他不但在北大指挥武斗，在此之前还在陕西汉中北大分校指挥武斗，真正的机枪步枪冲锋枪手榴弹炸药的战争。他参与指挥围攻、爆炸汉中运输公司大楼，造成29人死亡。他被判刑十年是理所当然的。
校文革是领导北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从来没有什么文攻武卫指挥部。新北大公社武卫指挥部是1968年3月22日成立的，负责人是你们年级的宫香政。如前所述，那时全市都在批判聂元梓，形势十分紧张，新北大公社此时成立武卫指挥部，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你所写的关于高云鹏的上述文字，可能受到《北京大学纪事》和《聂元梓回忆录》的某些误导。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北京大学纪事》虽然是我们研究北大历史不可多得的一份重要参考资料，但它关于文革部分的记载，存在不少硬伤，不能作为信史；同样，对于《聂元梓回忆录》，也只能作为我们研究文革的一种参考资料，不能当作信史。对高云鹏的相关记载就是一例。
    据我了解所知，1966年9月，高云鹏经群众选举当选为哲学系文革主任。1968年3·29武斗后，北大的局面十分紧张，聂元梓找高云鹏个别谈话，她对高云鹏说：“学校近来发生不少事，公社都是年轻人，做事比较莽撞。你到44楼去把把关，别让年轻人太莽撞做出出格的事情来。”这样，高云鹏在4月份到了44楼。高云鹏到44楼不久，就发生了地院附中的学生温家驹被打致死事件，时间是1968年4月19日。1968年4月25日，井冈山强行占据了36楼。4月26日，孙蓬一主张攻打36楼。高云鹏认为：硬冲是要伤人的，不能让公社的同志们豁出命来达到目的，不能下这个决心。但孙蓬一已经直接组织人员上了阵，结果公社伤了不少人。后来孙蓬一还是接受了高云鹏的意见，将攻楼的队伍撤了下来。
    1967年5月，校文革应周培源和戴新民的要求，派高云鹏去汉中协助他们工作。去汉中以前，聂元梓交待高云鹏的任务是：“动员技术物理系、无线电系、数力系参加汉中文革的同学返回北京，脱离当地的文革。”高云鹏于1967年5月下旬到达汉中，很快便动员了大多数同学回京了。高云鹏到汉中是周培源接待的，但是，相处才一个星期，周培源就对他说：“我和杨成武很熟，我要到北京找杨成武，让杨成武采取措施，解决分校存放的放射性物质的问题。我一个星期，最多两个星期就能回来，你在这个期间把分校的工作管好。”高云鹏对周培源是信任的，所以就答应了。但是周培源离开汉中后却没有回来，而且一再联系都联系不到他，派人到学校找也没找到。后来才知道，周培源参加了“井冈山”，并当了“井冈山”的头头。直到校文革派唐春景（校文革常委）来接替高云鹏的工作，他才于1967年底回到北京。
   1968年工军宣队进校后不久，宣传队派高云鹏到汉中主持分校工作，任汉中分校领导小组组长。1969年底，他从汉中回到北京，休息一段时间后回到哲学系。宣传队对高云鹏在汉中的工作比较肯定和重视，想安排他到学校工作，但高云鹏没有答应，遂让他负责哲学系老教授们的学习。
    1970年1月27日，孙蓬一等人写了一张大字报，希望高云鹏签名。在大字报贴出来之前高云鹏在上面签了名。不几天，迟群等人就把大字报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工人阶级”。宣传队企图通过高云鹏揭出校文革、聂元梓幕后的秘密，为彻底打倒聂元梓、孙蓬一提供炮弹。于是，宣传队派人到汉中收集高云鹏的材料，并采取诱供的手段，编造了“高云鹏是汉中8·19炸楼事件主犯”的谎言。1970年7月27日，全校召开批斗高云鹏大会，会上，宣传队领导小组、校革委会负责人宣布了把高云鹏交由汉中地区人民批斗处理的决定。在汉中关押期间，宣传队的副总指挥魏银秋多次找高云鹏谈话，以要不要活命相威胁，让他作假证：证明1968年7月20日刘玮被打死是聂元梓亲自策划的。但高云鹏宁死不作假证。为此，高云鹏受到残酷迫害和无情打击。
     四人帮倒台后，一切真相大白。1980年，高云鹏从汉中回到北京。他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了一段时间，1989年4月回到北大心理学系。从90年代起，高云鹏做了心理自学考试工作，在宣传心理学、普及心理学上有很大贡献。
    高云鹏不对人落井下石，真正坚持了做人的底线。我敬佩他！
   你在《记忆》152期上关于高云鹏的文字，都是不实之词。究其原因，一是高云鹏事件发生的时间基本在我们离校以后，很多情况不了解；二是由于派性的惯性思维，很容易受到某些误导。我根据个人的经历，对《北京大学纪事》上关于高云鹏的记载早有疑问。近几年来，我通过多方了解查证，才知道了一些真相。但无论怎么说，你在客观上已经给高云鹏造成了伤害。所以我认为：你应该公开向他道歉。当然，这也给了我们一个沉痛的教训：对任何传言，任何资料，都要认真对待，要努力去伪存真，不能把什么都当作“信史”。我和你一样，很赞成清华陆小宝说的：“史识可以不同，史实只有一个。真实与否，不能任人雕刻；正确与否，听凭后人评说。真实比正确更重要。”
    我更赞成文研先生在《王大宾回忆录》序（一）中的一段话：“反思这场文革运动，不只要研究毛泽东为何发动文革运动，为何能够发动这场文革运动，还要研究毛泽东怎样审时度势，发动和领导这场文革运动的，他的战略目标、战略部署，大势的掌控，主动进攻，被动应对，策略转换等等。总之，你不把毛泽东的想法、做法搞懂、搞清楚、搞明白，你对文革运动的反思，你对文革运动的回忆，往往就容易失实，失之于偏。”
愿我们都能脚踏实地做一些收集、整理、考证、分析的工作，努力为我们的后代留下真实的记录。
不妥之处，请指教。
                                                生物系63级 章铎
         2016-05-12 定稿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ef67570102x0kn.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