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中堂 也说“亲历者的回忆也未必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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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亲历者的回忆也未必可靠”

梁中堂


         这本来是朱正先生发表在《南方周末》上的一篇文章的题目，刚读到它的时候就有共鸣，因为最近在网上阅读过两位哲学家的一篇题为《批判马寅初怎么成了“神话”？》的文章（见澎湃新闻：http://www.thepaper.cn/）。也许读者知道，笔者在30多年前开始研究人和计划生育问题的时候，所接受的就是一个比党和毛泽东还早地提出计划生育思想的“高大上”的马寅初形象。但是，经过最近10多年的艰苦研究，发现这都是1979年为了推行以“一胎化”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政策而编造的神话。但是，2位哲学家却以当年北京大学学生身份“亲历”过一次批判马寅初的活动，就要否认这个命题。他们是这样说的：

读到前不久的一篇文章《“马寅初神话”的真相：党和政府从来就没有批判过他》感到十分惊讶。之所以惊讶，首先是因为，这篇自称为“书摘”的文章用了这样一个不顾历史事实的惊人的标题，然而我和朱老两人却都是批判马寅初的亲历者。
1960 年初，我俩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上学，我们都参加了对马寅初的批判会。那次批判会的地点是在哲学楼的阶梯教室，哲学系和经济系的高年级学生都被组织安排参加。会上哲学系总支书记王庆淑亲自登台作批判发言，还有几位青年教师和学生发言，批判的内容从“人口论”到“团团转”的经济均衡理论。马寅初的秘书也登台揭发马寅初在杭州视察的时候，如何喝了鸡汤说鸡太老要求退餐等生活琐事，以说明马寅初人品不佳，近乎人身攻击。王庆淑的发言还说马寅初在抗战时期反对蒋介石其实也是“小骂大帮忙”（事实是马寅初被蒋介石逮捕，后经周恩来出面才被营救出狱）。
而马寅初在听完批判之后的表态，至今还令人难以忘怀。他站起身徒步于台上，神闲气定，从容地对发言批判他的学生和青年教师说：“你们还年轻，有许多事你们不了解，我是人大常委，我看到的材料你们看不到，你们将来会明白的，我不怪你们。”他还说：“我最好的朋友，也是对我有救命之恩的朋友（指周恩来）劝告我，你只要认个错，就没事了。我以前一直很听他的话，但这次我想了很久，还是决定不能认错，因为没有错。我是慎重研究得出的看法，有事实根据的，追求的是真理，是为国家好。我年事已高（当时已经八十岁了），很多事都已经无所谓了，但是，我得给青年人树一个榜样，坚持真理的榜样，独立思考的榜样。”此情此境都历历在目，当时朱贻庭还做了速写。
在会议之前，组织上就让一些教师学生写批判马寅初的文章，我们同班的就有批判“团团转”的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此时的《光明日报》已经是官方报刊了）。会后，学生还被授意去燕南园马寅初办公的地方贴大字报，要求罢免他的校长职务。不久马寅初就被免去校长职务，由时任党委书记的陆平继任。没过多久马寅初的人大常委的职务也被免去，保留了一个政协常委。
   
作者为了加强亲历者真实性，还又加强说：

这些都是我们亲身经历的事实。尽管，我和朱老现已年届八旬，但仍记忆犹新。况且我们还有许多见证这次批判会的同学健在，他们都可以作证。这是抹不去的历史事实。
堂堂北京大学校长（当时校长是由国务院总理任命的），一位年届八旬的老人，被拉到台上，不得不在台上接受了一个晚上的批判，这难道还不算是批判吗？

两位哲学家似乎在以亲历者的身份叙述历史，但明显犯有以下许多错误。
第一，哲学家偷换了概念。笔者是把社会制造的一个比党和毛泽东还早地提出计划生育思想的马寅初却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批判，称之为“马寅初神话”，而哲学家却是说“摘引者”将历史上马寅初曾经受到过批判说成了“神话”。
第二，历史上马寅初确曾受到过批评，两位哲学家作为学生也还亲自参加过一次批判马寅初的会议。但是，马寅初在历史上曾经被批判，却不等于是党和毛泽东批判了马寅初，不等于党和毛泽东曾经接受过马寅初的建议，也不等于马寅初因为主张计划生育而受到了批判。事实上，在新中国的那样一种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即崇尚群众运动而毁灭法制的制度下，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下至一般的知识分子，有几个在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没有受到过批判？但是，显然不能说每个基层单位召开过的批判会都是受到了毛泽东，以及党和政府的批判。
第三，两位哲学家把他们所“亲历”的那次活动描述成仅只是在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带领下仅有青年教师和学生的一次批判会，这是不准确的。发生在哲学系阶梯教室的批判会，应该是1960年1月11日由北京大学毛泽东哲学思想学习会、毛泽东经济思想学习会和人口问题研究会等3个学会应马寅初的要求召开的“马寅初经济理论哲学思想政治立场讨论会”。因为此前3个学会各次所召开“报告会”，由一位报告人主讲马寅初的思想错误，全校师生参加。马寅初提出这样的效果不好，不能讨论、答辩和辩论，要求举行小型会，“认为这样便于讨论，本人亦将出席”。这是一次大约有200人规模的批判会。参加会议的除了哲学系和经济系师生中的3个学会的会员以外，还有历史系、中文系和法律系的部分教授。仅从那次会议报道中所列举的发言人看，还有哲学系主任郑昕教授，经济系主任陈岱孙教授，以及马列主义教研室的老师，说明参加会议的人不仅仅是青年师生。
第四，哲学家说“事实是马寅初被蒋介石逮捕，后经周恩来出面才被营救出狱”。实际上并不是这样。1940年，马寅初被宪兵带走，重庆大学校长给学生做工作说：“马先生是国民党党员，蒋委员长是国民党总裁，这次事件是国民党的内部问题。”所以，马寅初并不是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坐牢。1979年制造马寅初神话的时候，哲学家现在所说的马寅初坐过国民党政府的牢房和集中营。马寅初曾经对人说过他的“牢狱”生活：

……最早是在贵州息烽，住了8个月，以后到江西上饶去了一年，都是一个人住一套平房里，但看守警卫倒有一排人之多。吃饭是四菜一汤，一个人吃，也可以看些书，与家人通信只谈家事，不谈其他。生活还可以，只是与社会完全隔绝往来。

另外，马寅初也不是周恩来营救而被蒋介石释放的。事实上，根据许涤新的叙述，在此之前，马寅初与共产党还真没有任何联系。想一想蒋介石将国民党自己的党员软禁起来要其反省和检查其不利于“党国”的言行，共产党的领导人周恩来四处奔走营救，是什么意思？会带来什么效果？
第五，两位哲学家说马寅初在批判后的那段讲话，都是1979年制造马寅初神话的过程中编排出来的，放在这里显然不符合那次批判会的语境和氛围，不是马寅初那个时候能讲出来的话。首先，那不是年轻人组织和主持的一次会议，那是北京大学哲学学会、经济学学会和人口学学会共同组织的一次活动，参加的人员不只有年轻人，特别发言批判他的人都是几位老教授，他不可能用那个对年轻人才可以说的口气说话。其次，那是一次针对他的著作《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组织的批判会，现在看批判者和批判者所争论的内容都不过是一场口水仗，但当时大家却都是在认真讨论政治和学术中的大问题的，哲学家让马寅初去讲几句与批判问题无关的话，实在是让马寅初丢份的。另外，马寅初其实是很圆滑的人，特别是解放后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里工作，担任大学校长，在体制内学得很快，完全懂得官场的关系学，也能预料到在那样的场合搬出周恩来会产生怎样的效果。所以，马寅初不会讲出那样一席话来。
第六，哲学家说“此时的《光明日报》已经是官方报刊了”，实际上，《光明日报》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因为各民主党派都当作反党性质的党派停止了活动，主管的报纸也才划归到中宣部直接管理的。尽管我们知道，共和国一直有着极为严格的新闻管理制度，所有的报纸杂志都是按照政府的要求运作的，但至少从形式上来说，截止文化大革命以前，光明日报一直是民主党派主管和主办的一张报纸。
第七，哲学家说“会后，学生还被授意去燕南园马寅初办公的地方贴大字报”，事实上，一方面因为这次会后马寅初血压升高住进医院，北京大学的批判活动也就结束了。另一方面，1959年后半年的国民经济已经相当的困难，城乡人民首先都不得温饱，政府和学校早已经供应不了人们写大字报的纸墨和浆糊所用的白面了。
第八，哲学家说“没过多久马寅初的人大常委的职务也被免去，保留了一个政协常委”，事实上马寅初的二届人大常委一直当到1965年1月3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三届人大常委之前。因为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都是由选举担任的具有一定任期的职务，马寅初的二届人大常委担任到了该届期满，所以并没有人罢免了他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职务。另外，常有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换届的时候将原来担任人大的职务调整为政协，或者将政协的职务调整为人大的职务。因为马寅初并没有在1959年至1965年期间既担任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同时又兼任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所以在不担任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的同时被调整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不叫“保留”而是新任。在共和国党和政府的干部政策中，干部免职及其职务调整，都不是处分。如果没有特别的决定和说明，职务或级别提升并不是奖励，有的时候的甚至连职务降级使用也不是受处分。
第九，哲学家说“一位年届八旬的老人，被拉到台上，不得不在台上接受了一个晚上的批判”，马寅初参加这次批判会，不是被拉到台上，而是早在大约一周前3个学会负责人应马寅初的约请拜访马寅初一块约定召开的一次有马寅初参加的“讨论会”。那次会议不是在晚上，而是在1960年1月11日下午召开的。
可见，即使是名校的两位大哲学家的所谓亲自经历的回忆，也未必都可靠。
但是，朱正先生文章所要否定的事情，我却持相反的观点。这是一段有关邓小平在1956年苏联共产党处理波匈事件中的故事。根据师哲的回忆，刘少奇率领的由邓小平、王稼祥和胡乔木等组成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后，赫鲁晓夫如丧考妣般地急于得到中方的支持。朱正先生引用师哲的话说：

到了招待处，他们既不让我们洗一把脸，也不让我们喝一口水，赫鲁晓夫就把代表团成员拉到桌子周围坐下，他把在车上对刘少奇说的话重复了一遍。完全是一副六神无主的样子。当他说到在匈牙利的全部苏军家属和部分苏军已经撤出布达佩斯，撤向边境时，似乎是一种“安慰”我们的口气。
邓小平未等赫鲁晓夫把话说完，就斩钉截铁地说：“不能撤退！撤走了帝国主义就进来了。要站稳脚跟，坚守岗位！红军这么大的力量，还对付不了那么几个反动派？！”他的具体意见是：第一，苏军不能撤出匈牙利，不应把革命阵地拱手送给敌人；第二，全力扶持匈牙利共产党内坚定可靠的党员，协助他们掌握住政权，把党员、革命力量、积极分子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形成坚强的堡垒；第三，掌握住军队和警察的力量，让他们守住阵地，保护政权、维持秩序，坚决保卫党和政府机关不受破坏！在这方面，苏联军队应该起模范作用，这才是真正的国际主义。……
赫鲁晓夫一听，摸着了中国的态度，腰杆子一下就硬起来了，而且马上就要离开，想回去向他们正在开着会的政治局报告好消息。

朱正先生从苏联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达的那个白天已经决定出兵匈牙利和《刘少奇传》、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的有关章节，提出否定师哲这段回忆的真实性。我以为是不恰当的。因为在对待苏联出兵匈牙利的问题，苏中两党都曾有过多次的和反复不同的意见，朱正先生列举《刘少奇传》和吴冷西回忆中的材料，都是26号以后的情况，说明不了10月23日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到达莫斯科后的那个晚上都和赫鲁晓夫说了些什么。
我以为师哲回忆邓小平对赫鲁晓夫所说的那些话，是可信的。首先，师哲作为代表团的翻译人员，对刚到达莫斯科的活动印象深刻。其次，代表团的团长是刘少奇，但从机场的路上到代表团的住处，刘少奇始终没有表示明确的意见，邓小平快人快语、直截了当的表态即使几十年过去了也会令人记忆犹新。还有，也是特别重要的一点，这几句话的内容极其符合邓小平的一贯思想。
另外，我的观点还是对照师哲的许多个版本的回忆录得出的结论。不算重印与加印，师哲主要有7个版本的回忆录，其中标记为“师哲回忆、师秋朗整理或笔录”的书2本，即1992年红旗出版社《峰与谷——师哲回忆录》和2001年人民出版社《我的一生——师哲自述》。标记为“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的书计有5种，其中包括1991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以及1995年《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本）；1998年中央党校出版社《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增订本）；2005年当代出版社《师哲口述：中苏关系见证录》；2015年九州出版社《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最新增订本）。师哲在1992年《峰与谷》的序言里说：“时至今日，仍有部分史实上不宜公开，只好等待未来吧。” 其时，《在历史巨人身边》已经在1991年经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对照师秋朗和李海文的几本书的主要内容，师哲的女儿师秋朗记录或整理的2本书里都记录了邓小平的这短话。先后任职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李海文整理的几本书，主要差别就在于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2个版本中没有收入“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而1998年以后的3个版本则增加了这个部分，表明师哲所说的“时至今日，仍有部分史实上不宜公开”至少包括这个部分。但是，阅读李海文整理的这一个章节，并没有敏感的内容值得审查机关扣押不予出版。不过，如果对照师秋朗的记录和整理文稿的同一个时点的故事，增加李海文缺少的代表团到达莫斯科的当天晚上邓小平对赫鲁晓夫所说的那段话，放在1991年前后让有关部门审查因为距离刚刚过去的那次政治风波时间还不太远就成了极为敏感的内容了。时至今日，虽然一般常人认为它已经不属敏感问题了，可作为一直属于体制内的李海文来说仍需要保持高度的自制率要将其继续当作“不宜公开”的内容。
基于以上的原因，我还是认知师哲这段话的。
当然，不只是朱正先生，事实上国内研究中苏关系和1956年波匈问题的史学家们，大多数也都不采信师哲的这段回忆。譬如沈志华2013年出版的《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757年的中国）》也是不理睬师秋朗的“记录”而使用1997年以后李海文“整理”增补的文章。去年一次饭局上，我当面与韩刚先生交谈，他也极力否定师哲这段回忆的可靠性。我以为国内的史学家们大都犯了一个错误，即用中苏关系破裂和中国日益强大后的思维分析这个特定时段的具体问题，加重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的份量。其实，如果把问题放在特定的环境中去研究，因为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才是华沙条约的缔约者，波匈国境内驻扎着苏联红军，在那次波匈事件中，匈牙利人民要比波兰走得更远，不仅提出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实行多党制和自由选举，而且还要求苏军撤出匈牙利和脱离华沙条约。这样，要不要用苏联红军镇压波匈人民，那显然都是苏联共产党的事情，赫鲁晓夫等苏共中央才是唯一的决定者。即使苏联党邀请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赴莫斯科协商，那也是寻求中国党对他们的理解和支持，而不是如后来的研究者所定位的苏联党束手无策需要中国共产党帮他们拿主意和做决策。即使当时的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国党在当时或多或少也有这方面的认识，那都不过是误解和误会。但苏共中央作为决策者，是没有任何动摇和怀疑的。关于这一点，赫鲁晓夫在其后来的回忆录里就说的很明白：

不管我们采取哪一步骤，我们都不是为了民族主义的目的，而是为了无产阶级的兄弟团记的国际主义目的。为了使所有国家在这一点上都能正确地理解我们，我们决定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协商——首先是同兄弟的中国共产党协商。

所以，苏联党邀请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是为了“正确理解我们”，而不是让他们来帮助决策和指挥的。苏联红军在波匈究竟该了什么，那是苏联党的实情，其实与中国共产党没有多大的关系。也就是说，根据苏联解体后首任俄罗斯档案馆馆长皮霍亚的《苏联政权史》，1956年11月4日苏联红军12个师入侵匈牙利，造成匈牙利人死亡2502人伤19226人，苏联方面死亡和失踪720人，伤1540人，以及20多万匈牙利人逃离国家，概与中国共产党无关，当然也与邓小平是否讲了师哲所回忆的这段话无关。
但是，我还是同意朱正先生从师哲回忆录里提炼出的这个命题，因为师哲确曾犯了一般会议者常常会犯的一个错误，致使回忆中确实存在一些不可靠的内容。亲历者的回忆贵在符合亲历者当时身份的亲历回忆。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那个曾经任职中央保健局的医生李志绥曾写过一本回忆录，不仅当时轰动海外，至今还有做研究的人不时采用其中的文字。这本书出版后不久，我的朋友曾从国外带回来一本送我，但我没有读完就将它扔到一边去了。李志绥能长期在中央保健局工作，那一定有较高的医疗保健水平，能得到中央领导的信赖。如果他站在医生的角度，从医生和病人这个关系上回忆毛泽东，揭示政治领袖人物以外的毛泽东，是很有价值的。但是，他竟然写了不少涉及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之间关系的事情，写了中国共产党譬如“八大”以及其他重要会议方面的许多大事件。现在的中国共产党有时还讲党内民主和公开、透明，但那个时代的特征是保密，有着极为严明的纪律，有关党和党的领导人的所有问题都是党和国家的最大机密，不该自己知道的事情不打听，不该看的文件不看，不该说的话不对任何人说。所以，即使是在中央秘书局工作的干部，也仅只是做首长交办的具体事情，自己所完成的工作以外的事情都很少有了解的。李志绥在他的书里写了很多医生以外的毛泽东的私生活和国家政治大事，他如何能知道？那还不是重复海外已有的道听途说。作者用这样的态度写作，所以连他所说的一些可能真实的事情也令人不敢相信了。
师哲的这个回忆也有不少不可靠的内容，这都发生在他偏离了当时“亲历”的身份。师哲是一位俄语翻译，属于中央代表团的工作人员。所以，即使代表团要持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人民出版社2001年的版本是“脉搏”），他不可能知道。更何况，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和胡乔木这个代表团是应苏联共产党的邀请来莫斯科协商的。即使这一个历史事件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现在认识它仍很复杂和艰难，在当时究竟应如何认识就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事实上，苏联和中共两党在这一个时期的认识反反复复有过许多次的变化。所以，中共代表团在去莫斯科以前并没有一个成熟的意见。另外，尽管毛泽东在这个时机向苏共公开了斯大林时期所收到的一些委屈，但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还是蜜月时期，甚至是比斯大林时期还要密切得一段时间。师哲回忆录中已经用中苏分歧和决裂的基调描述这一阶段的历史，譬如他回忆第二天刘少奇参加苏共政治局会议，说刘少奇在会议上“讲了几个小时，主要是批评他们的沙文主义、对兄弟党的不正确态度和恶劣作风”。师哲回忆起他的翻译：“我也没有逐句翻译，而是按他的意思，丢开讲稿，站立起来，加上手势，就像我自己发表演说一样。”前一天晚上即23日23时，苏共已经命令驻扎在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喀尔巴阡军区的5个步兵师拉响了战斗警报，两个歼击航空师和2个轰炸航空师进入战斗准备状态。24日凌晨，一个特种步兵军已经进入布达佩斯，苏军开始和起义者发生冲突，苏共政治局竟会耐心用几个小时的时间听取刘少奇控诉和批评！另外，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工作人员，竟敢在外交场合趾高气扬、忘乎所以，那都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师哲在向一个年轻女孩子回忆、倾述的时候，忘记了当时在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面前应该保持的严肃、认真与拘谨，无意间增加了不少夸张和渲染的成分，以至不真实了。
再论及我们的两位哲学家。如果他们仅仅以当时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所参加的一次批判马寅初的会议的亲历者身份，回忆出那次会议的情况，那不仅可靠，而且对于人们正确认识1959年和1960年的那个时代的中国社会背景也都是有价值的。但是，他们要用经过新中国不断的政治运动培养起来的哲学家的素养和1979年以后那几年所接受的马寅初神话故事的情节改造记忆，不仅使得“亲历者的回忆也未必可靠”，甚至都有可能成为哲学家李志绥了。

                                                 ——2015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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