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瑾 1962年开封戏剧界名、老艺人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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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苦水”：1962年开封戏剧界名、老艺人座谈会

傅瑾


一、背景

1956-57上半年中国戏剧的创作与演出出现过短暂的繁盛景象，然而反右以及1958年的大跃进，使中国戏剧又一次陷入困难局面。一方面是遭遇到全国性的大饥荒，剧团无从逃避生活上的极度困苦，另一方面更受到反右的政治气氛影响，上演剧目贫乏的问题又一次出现。1961年以后，国家从大跃进的疯狂中渐渐回复，戏剧领域继承、整理传统剧目这一与剧团生存密切相关的问题又一次被提了出来，文化部几度下发有关文件，要求各地召集名、老艺人，动员他们把那些50年代没有得到发掘整理，仍然存留在艺人记忆中的剧目，尤其是他们多年保存的那些传统剧目抄本献出来，当时人形象地称之为“翻箱底”。这是1949年以后，中央政府主导的第二次大规模发掘与继承传统戏剧的工作。     

如同所有表演艺术一样，戏剧传统以艺人为载体，既然要解决戏剧传统的继承问题，就必须解决如何对待那些艺术上有突出成就和有较大社会影响的名、老艺人这个1949年以来戏剧领域一直没有很好解决的突出问题。在“戏改”过程中，由于分配制度的彻底改变，这些原先收入较高的艺人的经济利益受到直接损害；所有制改变之后的剧团格局里，名、老艺人不仅不再像在以前的戏班里那样有地位，而且，他们还常常被视为阻碍戏剧艺术发展的负面因素；这样的格局也直接影响到艺术的传承，当老、中、青几代艺人之间出现关系紧张的现象时，那些本该向他们虚心学艺的青年人总是掌握有更多政治化的理论手段，这就使名、老艺人更常常有挫折感，反右斗争中他们又往往成为斗争的对象；加上1958年剧团纷纷放“文艺卫星”时，北京、上海的著名演员李少春、袁雪芬等人公开“主动”地要求降低高薪或者取消在剧团改制过程中给予少数名演员的特殊的“保留工资”，各地纷纷跟进，取消少数名角的保留工资，降低他们的工资级别，使名、老艺人工资再次大幅下降。他们积年累月受到歧视甚至伤害，而且，在大饥荒时期实行剧团整顿时有相当一部分已经被下放回农村，现在政府需要他们主动将多年积累的传统剧目吐录出来，显然不是件易事。  

  因此，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各地纷纷召开了名、老艺人座谈会，检讨前些年戏剧工作与政策，这些会议与中央召开的请戏剧界人士“出气”的“广州会议”相似，其意主要在让名老艺人“吐苦水”。     

1962年6月16日，开封专区、市联合召开豫剧名、老艺人座谈会开幕。共到会84人，根据会议报道，与会者包括专业名、老艺人44人，农村业余老艺人6人，这里所说的“专业”，指的是20世纪50年代初“戏改”之后进入官方认可的国营或集体所有制剧团的艺人。在座谈会举办期间，大会秘书处以“内部文件”的开幕式，编发了10期简报，比较翔实地记录了座谈会上艺人们的发言，尤其是名、老艺人所吐的“苦水”。     

以下是简报原文，限于篇幅，对那些与老艺人的“苦水”无关的部分，做了技术性删节，均以省略号标明。     

二、材料     

简报第1期：      ……在开幕式上，中共开封地委宣传部长秦一飞同志作了讲话，秦一飞同志首先指出……解放以来，我区的戏曲艺术事业，是沿着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正确方向前进的，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秦一飞同志接着指出，建国初期，我区广大戏曲工作者参加了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运动，在群众斗争中受到了锻炼。在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的基础上，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进一步调动了戏曲工作者的积极性，接着，戏曲界又坚决粉碎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为我国社会主义戏曲艺术的发展扫清了道路……接着秦一飞同志指出了我们工作中存在的主要缺点和错误是瞎指挥和文艺工作领导上的简单粗暴的作风等。近年来，某些文艺文化艺术领导部门、文艺工作者和文艺工作的党员干部，没有正确理解和认真执行党的“双百”方针，对一些艺术活动进行了简单粗暴的批评、限制和不适当的干涉，妨害了生动活泼的艺术创造，在党内外的思想斗争中，发生过一些不恰当的做法，对豫剧界老前辈的意见尊重不够；政治上关心不够；生活上照顾不够。因而，影响了一部分人的积极性，对艺术事业的发展也提出了一些错误的要求，片面地追求数量。领导文艺工作的党员干部，遇事不同老艺人商量，独断专行，自以为是，使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害。由于上述问题，造成了剧团的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党与非党之间、老艺人和青年演员和学员之间、老艺人和老艺人之间的关系，都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这次座谈会上我们要很好的解决一下。     

简报第2期：      座谈会在16日下午和17日上午分组讨论了开幕词和秦一飞同志的讲话。     

(一)在座谈会座谈讨论中不少名老艺人认为我区戏曲工作有很大发展和提高……有些老艺人，谈到解放后党和政府对他们在政治上的关怀、在生活上的照顾时，十分感激。通许县于万顺老师说：旧社会演员在政治上没有地位，生活也没有保障，艺人连房子都不能住，都是住庙，十冬腊月在野地里唱戏，冻得像啥一样，还得唱到后半夜。碰不巧连饭都吃不上。现在艺人政治上有了地位，生活也有了保障，政府从多方面照顾咱，真是没啥可说。自己会点东西，只要青年人愿意学，我一定全力教给他们。朱静芝说：过去咱给官僚地主们唱戏，让他们取乐，他还不把咱当人看待，铺草睡庙、挨打受气，谁管咱呀。现在下乡演出时，干部群众都是热情招待。如果不是党的领导，咱咋会有今天。专豫剧团周海水老师说：俺团里的人都叫我周老伯，对我各方面照顾得都很好。现在我年老退休了，每月还发给我退休养老金。     

(二)在讨论中，对我们工作的缺点和错误提出了很多尖锐的批评和意见。其中很多意见是属于58年以来反倾向斗争中的问题。虽然有些已经平反，但工作作的还不够，思想疙瘩还没有解开，此次座谈中他们很气愤地又提出批评。东明县杨振先老师说，58年交心运动时，说我同情潘复生(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1958年5月被撤职，同时河南省委在全省掀起批潘和抓“小潘复生”运动，1962年平反――引者注)，把我斗了好几次。斗争时，四个青年小伙子抬着我把我抛多么高，打我的夯。我66岁个老头了怎能顶得住。小学员们又是掐又是拧，把我身上拧得青一块紫一块。斗争完了又罚我去劳动，每天拉大粪翻地，活又重还吃不好，劳动了一年多，弄得我腿肿得多么粗。【这样对待一个66岁的老人，是人干出来的事么？】

巩县栗妮说：58年大辩论时，俺团老艺人都受了辩论。我是比较好的一个，还受了一次辩论。
巩县韦玉庆老师说：前几年老师们都是脊梁上背个碾盘过日子的，动不动就拉出来斗一通。俗语说“牲口下套后叫吃草不叫吃草不要紧，别再打它。”可是在58年剧团在孝义镇演出时，刚演完戏还没有下装，指导员就问我“今天夜里你为什么不卖劲”，自己想想也想不起来那些地方没有卖劲。领导一吹哨，小青年、积极分子到一边一叽咕，回来后你一句他一句就斗开啦，像这样的斗争会我挨了三次。那时候我觉得这日子真难过，想跑吧又没地方可跑。

巩县赵中林说：58年以来，我思想上别扭得很，成天不是挨整就是挨批评，批评得简直抬不起头来。
密县张全贵老师说：领导有好有坏。党和政府对我的好处真是说不完，我有一点东西都要贡献出来；可是对俺团的领导来说，我就是把东西沤烂到肚里也不愿说。我在县戏校时，教了个《唐知县审诰命》的戏，领导上不让演，又给我个《天波楼》叫我排，这个戏我一点也不会，我也不识字，还得让学员一句一句先教会我词，我再配上调门，然后再教学员，急得我连觉也睡不着。我一连排了几个戏，结果把我累病了(脱肛)，我住医院一个多月，剧团领导一次也没有去看过我。61年剧团在郑州演出，我老伴去郑州看病，她到团里去，领导上不但不让她吃饭，也不让她在团里住，她没有办法，十冬腊月天在车站冻了一夜。回来后她和我闹了一场，不准我再到剧团去。(说到这时张全贵老师哭了)

巩县李银成说：党的政策是好的，都让歪嘴和尚念歪了，对政府下放政策执行的有偏差，下放的都是老艺人，认为他们是老而无用。我听说许多老艺人都被下放了，我就问郭大孬师父下放不下放(郭师父原是巩县人，在偃师县剧团)，他团里的人说：“现在他还有两个剧本，等挖出来了也要下放。”这些对我影响很大，我觉得我在剧团也不会长久了，也要被下放。

巩县栗妮说：我身体不太好，有一种病一饿就会犯，59年我们团下乡又劳动又演出，有一天下午在公社吃罢了晚饭后，我又买了二两红薯，被学生看见了，说我这样做对剧团影响不好。我想我吃自己的口粮有什么不可以呢？我思想上很不通，可是又怕受批评，不得已把二两红薯退了。就在当天晚上演完戏后，脖子饿得不行，我的病又犯了。半夜三更找什么吃都没有，后来阎德功同志找来了半个馍，我们两个人一个人吃了一口。这一夜我心里很难受，整哭了半夜。     

在谈到师徒关系时，老艺人对徒弟不尊重师傅的行为提出了尖锐的意见。

巩县赵中林说：过去我见了俺师傅就像自己亲父亲一样尊敬他，我师傅的师傅我得叫师爷。可是现在的学员连个师傅都不叫，叫我中林同志，最想不通的是我的闺女(她也在剧团)连我个爸爸都不肯叫，好叫我赵中林。过去剧团吃的是大伙，吃饭得排队，去得晚了就没有饭吃。徒弟对老师没有一点礼貌，吃饭和老师挤着抢，老师们排着队，学生们来了把老师扛到一边，他自己去盛饭了，老师挤不过他们，等到最后饭没有了，学员们还说讽刺话：“你们工作不积极，连吃饭也不积极。”这些话听着真叫人难心。

韦玉庆说：今年领导上提出让收徒拜师，正月小学员拜了师，到三月师徒关系一般化了，四月份领导上又提了一下，还稍未好些，到五月份这师徒关系就无所谓了。师徒关系不正常，我认为还是58年以来把老师们斗得抬不起头来的影响，还没有扭转。

杞县陈景元说：师徒之间必须徒弟尊师，老师才能爱徒，徒弟光瞅老师的缺点，不看老师的优点。领导上不但不支持老师，还当着学生的面说老师“你光等着月底拿点钱，你会弄啥？老油条……”领导这样对老师，徒弟咋会尊敬老师呢。

开封县衡振元说：小青年不尊敬老师嫌老师脏，睡觉都不愿和老师住一个房。

巩县(误，第4期更正为开封)陈庚辛老师说：小学生不会唱戏还差不多，你教他学会几出戏以后就不听你的话了。东明县马龄云说：师徒关系搞不好，有三个原因：第一是领导对老师支持不够，对小学员尊师教育不够；第二是老师只会旧剧目，新剧本不会，学生觉得老师落后，看不起老师。另外老师本身也有缺点；第三是学生本人的不对。     


【转】傅瑾——“吐苦水”：1962年开封戏剧界名、老艺人座谈会
豫剧表演艺术家于从云先生


简报第3期：     18号上午的座谈中，不少老师在提意见时很气愤，一些老师还有顾虑。为了彻底解除思想疙瘩，18号下午开了全体会议，秦一飞同志作了讲话，进一步交待了党的政策，表示代表地委、专署作赔礼，说明过去我们演了《三岔口》，现在要演《将相和》，希望大家把所有的意见说出来。

19号上午的座谈中，荥阳县代小同老师说：我是心直口快，有啥说啥，心里憋不住，说出后，你说我是提意见就算是提意见，你说我是告领导就算是告领导。密县张全贵老师接着说：领导上叫说哩请说啦，哪怕是回去把头割了，也要说。

19号上午的座谈中，老艺人继续对我们提出许多批评。  

一、 对领导上的批评     

东明县的艺人马令云老师说：1958年反潘复生时，我正在郑州演戏，领导上特地把我调回来参加会议，让我检查对潘复生的思想影响，这时我才知道潘复生。我在粮食问题上，只说了华连五是唱黑脸的可多吃些，唱花旦可以少吃些，领导上就说我认为粮食不够吃，对粮食政策不满。这算是挂上号了，每次斗争少不了我。又说，有次我说潘复生是领导哩，他会盼美望蒋不会？于是就说我同情潘复生，领导上就组织斗争会斗争我，首先把我的上身衣服脱去，让学员拧我，这样还不解恨，又叫我脱去下身衣服，让学员拧我的下身。平反时只说是一风吹了，说没有事。(说着说着就哭了)     

巩县韦玉庆老师说：1958年在郑州铁路俱乐部演出时，领导上不让带家属，下午通知我，第二天就得走，我爱人和小孩第二天冒着雨坐海边走了，当天我思想很不愉快，一生气，嗓子也不顺了，晚上演的《火焚绣楼》，没演好。结束时装还没卸，热的汗珠直往下流，梁指导员就集合演员斗争我，说我为啥演不好，没腔就是故意捣乱，当时因我还穿着靴子，站得较高，斗争我的小学员探不着按头打鼻子，就让我低头弯腰，弄得我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说吧，他说你和党不一条心，说了吧，他说你对党不满。弄得我当时真想死去，又想，死了吧也划不来，还不如把我的嗓子治坏，不能唱了干脆让我转业，那时领导想找你的事，那真是磨道里找驴蹄，一找一个稳。又说，当梁指导员到剧团以后为了显示自己，让一切都有个新的变化，要求演员都得有套合格的服装，若有衣服的话，得先让领导上检查验收，看是否合格，当时我因家庭累赘大，经济有些困难，做不起新衣服，就辩论我，说我对党不满，不服从领导。     

荥阳县代小同老师说：俺县几个有名的老艺人都下放了。赵生是有名的黑头，让他卖茶。苏荣光是唱黑脸的，让他放羊养家兔。陈连堂让他管潲，这些都不合理。     

东明县杨振先老师说：1958年因我给领导上提了意见，被遭到辩论斗争，罚劳动、拾粪，那时青年人一晌拉五车粪，我得拉七车。吃粮标准他们都是30多斤，我只能吃29斤，身体肿得厉害，这样下去我死了，家里人也不知我是咋死啦。     

巩县李银成老师说：1959年我因说话举了一个例子举得不对了，领导上就把县里的两个剧团集中起来辩论斗争我，他问我啥，我就答应啥。说你为啥那样说，我说我想搞垮剧团。自己也感到自己年纪大了，唱吧，没腔。打吧，拿不起枪。回家劳动吧，咱从小就是干的这一行。这些还没有啥。更使我伤心的是：我有了错误，也连累了我的女儿，因我常给我女儿李孝三抱小孩，就让孝三在团小组会上几次检讨家庭观念太深，和我分不开家，后来孝三也不敢给我叫爹了。直到现在也不叫我爹，喊我李团长。     

巩县郝建秋老师说：1957年在开封会演，我的小孩也来了，当时才五岁，身体还有病，指导员不让在团里住，没办法小孩和保姆只得住到街上，并头天通知，第二天就让送走，七月初送走了，到家不到两个月就死了，说实话，这是我最伤脑筋了，我就那一个小孩，那小孩是我的宝贝蛋。又说：我爱人原在剧团拉幕、卖票，跟了七年了，去年四月被下放回家。今年四月他领着小孩来看我。在团里住了一天，第二天领导上非让办户口不可。要不，不能住，结果第二天夜里就走了。又说：今年五月间，我怀孕两个月了，找指导员说说，我准备刮胎，其实我不是真想刮胎，想是这样一说，指导员一定会说让我回家和我爱人商量商量再刮。谁知他就那么当家，也不和团委研究，就批准我刮胎，并让会计给我开了一个条子，这样一来，我就不得不刮。刮后和我爱人一谈，他也恼死了，蹦着和我吵。他说：因为你唱戏我就不要后代了吗？郝又说，指导员在团里生活非常特殊，春上生活困难时，连70多岁的栗妞老师都是吃的红薯面，没有蔬菜就到地里挖些野菜吃；而指导员可以吃白面，吃油炸的东西，也不知他咋吃下去了。我看他办这伤天害理的事，他不会有后代。他玷污了共产党员和人民解放军的光荣称号(声高气粗泪流不断)。     

巩县冯春旺老师说：1958年有次我回家了，看到农村辩论、斗争有打人的现象，回团后给团长反映了一下，指导员知道了，就集合演员斗争我，质问我懂不懂党的文艺方针。     

密县张全贵老师说：我60多岁了，在1959年时，团里调了三个新演员，郑团长叫我每天和他们一起练功，他们踢腿，我也得踢腿。后来让我教戏，因我有气肿病，天气一冷，就上不来气，不能收，郑团长就说你去放羊吧。我想在这天冷地冻的时候，哪里有草，这不是难为我吗？     

二、在师徒关系方面继续提出一些批评  

巩县韦玉庆老师说：1956年我在省会演中，得了一等奖，算是我该倒霉了。1958年以后，每次斗争我时，那些学员就捣着我说：就你这样还是省一等奖哩。我想学员对我这样，我还咋去教学生呢？领导上也不支持我。     

东明县杨振先老师说：在下面把学生教的好好的，他们一上台就变了，反正领导不支持新学员对老艺人的尊重。     

东明县马令云老师说：师徒关系问题其主要关键在于领导。若常排新的时装戏，把老的东西都丢掉了，这都很容易滋长新学员的骄傲自满情绪。     
巩县李银成老师说：一排时装戏就是唱歌，咱这老年人一不懂歌谱、二不懂乐理，干瞪眼歇着，吃闲饭，真是熬胶也不粘。     

东明县马令云老师说：王团长原是杨振先老师的徒弟，1958年他领着斗争我和杨振先老师，那自动能使我心服口服呢？     

开封市二团于从云老师说：我团抄了一本《李纲打朝》剧本，里边缺一老旦没人会，别的学员给导演于新说：这角色于从云老师会，于新说：人老薄？，老而不？。使我会也不敢拿出来。     

密县张全贵老师说：我教学生三场戏：《刘荣私访》、《滚堂》、《韩信拜帅》都不让演。另外，我的得手戏《审诰命》、《下高平》、《南阳关》郑团长不让唱。我唱了一场《延英买母》(不是内容不好，而是对老艺人不重视)算是糟糕完了，下台后郑团长就集合演员，在大会上批评我，说学生的腔调和腔弯都让我给教坏了，从此学员见了我就很少说话，我感到自己在学生当中也没有威信了，还咋去教学生戏哩。我把自己的工作情况向领导上作了汇报，领导上就批评我是表功。     

兰考县张德欣老师说：我的徒弟张德美59年下放到兰考酒厂工作，他因生气而得病死去，当他未死前我去看他时，他还说：师傅，我能踢能唱为什么下放我呢。我很感难过。     

荥阳县代不同老师说：俺的团长魏向荣是老师转的，根本不懂业务，态度又不好，他看谁好了就举到天上，看谁不顺眼就踏到地下，我培养的一个徒弟可好了，魏团长要把他爱人下放，结果不但徒弟走了，还带走一个演员，在演戏上造成很大困难。     

三、在生活方面提出的批评     

东明县杨振先老师说：1959年因我在伙房多吃一点盐，就辩论我一场，可是伙上的帐，长期不结算，领导上也不管不问。又说：我家人多，生活上有困难，几年来没买鞋穿，多是拾别人的鞋穿。这次上级批给我一丈多布证，让自己做衣服，我感到做身薄布不耐穿，就扯了身蓝卡叽，结果又遭到领导上一顿批评，说自己太浪费了。     

中牟县王合林老师说：新演员的工资都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了，老演员老艺人的工资说是这样。     

东明县马令云老师说：演员没有房屋住，老艺人既有几间房子，青年演员一结婚就住上了，弄得老艺人还是没有地方住。     

四、有些老艺人还有思想顾虑     

有的说，地委、专署谈的都很好，就是不能和我们一块回去。有的在老艺人当中还不敢畅谈思想，怕谈后有人回去汇报，领导上打击报复，给自己小鞋穿。开封市的几个老艺人说：这是专里开座谈会，市里也没人参加，咱在这里谈有啥用。     

简报第4期： 座谈会今天继续进行了讨论，又提出了不少意见。     

密县张全贵老师说：俺剧团领导对人不是一样看待的，像今年四月间，俺团练功老师于保顺(青年教师)，在领学员练功时打了学员，领导上不但不批评，反而对被打的学员又责骂了一顿。这要是我们老艺人打学员那还了得，不坐法院也得受严厉处分――我就受过这种气：59年秋天，我和李海(青年演员)合演《姚刚征南》，我演姚期，李海演石黑虎，当姚期唱到“谅儿也非铜金刚”，石黑虎接唱“姚期打在我的肚子上”一句台词时，按照剧本规定，我打了李海一鞭。演出结束后，团领导说我有意打李海，其实我没有这个心思，所以也不承认，就这样开大会斗争我。我还是不承认，又说我抗拒，当场把我五花大绑捕了起来送进法院押了15天。在法院也没人审问，最后不明不白地把我放出来了；到现在也没有分个是非，也没有道歉。这些事过去我不敢说，说出来也怕丢人，现在领导叫出出气，我就说说出出气。回去以后只要剧团领导改了，那就算了，我也不是要求非枪毙他不中，也不是要求非撤他的职不中。59年俺团搞化工生产，叫我上山拾马牙石，受了一个多月的苦。最后发奖金也没我的。我用自己的4角钱给我的小孩子买了两个小玩艺，本团领导批评我是浪费，以后团里的奖金、补助都没我的啦。最后，我再提一个要求：听说新郑县把老艺人都啦，这是大大的不对。我要求把这些老艺人都收回来。     

巩县赵中林说：我团指导员梁？本，到团联络了两个人，一个是会计袁云广，一个是舞美队长王景超，这两个人常向指导员献殷勤。60年在武汉演出时，王景超从本县买鸡蛋送往汉口给指导员吃。58年在河北省邢台演出时，粮食供应品种是5%的细粮，应该用于照顾年老、孕妇，可是全叫指导员一个人蒸成白馍吃了。栗妞(老艺人)饿得到地里采野菜吃。61年在驻马店演出时，当地政府批了三百斤面，只吃了二百多斤，余下89斤不知弄哪里去了。62年在上街演出时，批了二百七十斤白面，只吃了一百斤，下余一百七十斤，也不知弄哪里去了。我团指导员用一百三十五元公款买了一架收音机自己使用，最后摔坏了也不赔偿。但是演员打了一块化装镜子却得照价赔偿。青年演员请几天假过期一个多月，回来也不批评，还是照发工资。可是61年春天我因请假回家取药，迟回来了两个小时，领导却对我进行了批评，当时我说了一句“王法是看谁犯呢!”我就说了这一句，团领导就召开了大会，批评我一顿。老艺人在唱戏时忘了一句戏词就挨斗争，青年演员忘了词，领导上却不管。这几年光荣的事是没有俺这些老家伙的，丢人的事是少不了咱。最后我再说一个问题：俺团的戏都是一生一旦的戏，因为俺李团长的女儿是唱旦角的，另外一个唱小生的是他培养的人，一派角就是他们两个的。我费了几个月的时间排了一个《窦娥冤》，却不叫上演，因为演窦娥的是我的女儿。我对这个事提了一个意见，团领导就开大会斗争我一场。我只恨我父母生我的不是时候，要是晚生我几年，我摊上一个青年演员就好了!     


巩县郝剑秋说：叫我排《投衙》这个戏，剧中人胡凤连需要跪那里唱一段，本团领导却说这是体罚演员，对我进行了批判斗争。以后排戏我得随时拿个垫子，准备给演员用。60年在武汉演出时，俺团张永乐教师和本团女演员开玩笑，摸了一个黄小巧的脸，指导员就召开大会对张进行了斗争，说他是流氓、低级、下流，指导员在大会上还宣布：男女演员以后不准说笑话，谁要是说了，先吐一脸唾沫，后打两个耳光(这时指导员和黄小巧正谈恋爱)。俺团乐队琴师郭仁枝因为说了梁指导员作风不够好，梁就把郭下放了；还有师明贤也说了他一句，也下放了。(师七岁学戏，现在37岁，30年艺龄，与会者对此事都不满)俺团在经济上也有问题，有一个贪污犯也不处理，现在还留在团里。58年俺团办了一个戏装加工厂，剧团投资两千元，叫王景超任厂长，搞了几年，现在加工厂停办了，可是东西没有了，钱也没有了，与他算帐，他也没有帐了。这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处理。     

巩县白国华说：在60年指导员交给我一个戏剧剧本《同志你走错了路》，限一天时间改编成豫剧，三天上演。李银成说：我是业务团长，我感觉当团长的是两头受气，又是领导，又是被领导。指导员啥都抓，乱干涉业务，团长大小事都请示指导员。     

杞县李鸿建说：抄过的剧本不少，但是没见出版，浪费了时间、人力和物力。老艺人子弟能否跟着学戏，来个门里出身？新老演员的工资差额太小。

东明县卢丙连说：俺团住房、工资、补助不合理。新演员两个人住一间房，杨振先老师没处住，却睡在箱子上。杨振先老师从早到晚工作忙个不停，工资每月45元，另外一个胡老师每天只负责两个小时的练功，工资每月100元。在生活补助上，我自己家庭房子失火，母亲双目失明，评给我补助70元，后来只补助50元，另外一个青年演员，仅只因他父亲不在家，就补助了45元。     

巩县韦玉庆说：俺团58年规定，女演员生小孩后只叫小孩跟母亲两个月，对怀孕的还叫打胎。58年俺团刮共产风，把我爱人的绸裤子和女儿私人头盔全收走了，到现在也不退还。

阎德功说：我是武功教师，教学生时不能捏架，一捏架他嫌疼，还说我思想不好，作风不好，因而斗争我，叫我低头。有一次我爱人牛云林因吃酒误了排练，就被抓住头发辫子斗争起来。这个团是既不要老，也不要少。无家可归的也下放了。希望领导上去一下做个调查。

巩县业余艺人芦安鸿说：希望把业余剧团也活跃起来，和业余剧团结合一起。领导上应该加以重视，不要不管。兰考县高金章说：俺团的工作又是乱抓，又是不抓，叫我排戏不给时间，排不出来还受批评。杞县左全林说：俺团一个演员请假，还得几个团长在一起开会研究。这样，演员就不找团长，却直接找指导员去请假。回去后过期不归，指导员还批评团长。

李佩兰说：前两年工作乱搞，钻研业务吧，说你是业务观点，在舞台上演戏卖劲，观众鼓掌，说你是要好主义。我是一个演员，不叫我演戏，叫我打外交。几年来叫我改了几次行，豫剧改二夹弦，二夹弦改豫剧，豫剧又改曲子……弄来弄去啥也没落，就落一个思想进步。

荥阳陈连堂说：现在的师徒关系是“头年师傅，二年哥，三年就用拳头磨。”

荥阳、密县老艺人普遍反映：老艺人就怕到外地演出，因为剧团领导常在外出的时候斗演员、整演员。张全贵老师说：“这种手腕真毒辣，我要求对这样的领导加以处理!”     

简报第5期：     21日座谈会继续进行，老艺人在座谈中不但对领导作风、师徒关系、生活照顾方面提出了许多尖锐的批评和意见，而且对剧团的建设和管理制度方面，也提出了很多的批评和建议。现将讨论情况简报如下：     

兰考县耿长青老师说：现在剧团都是六、七十个人，过去哪有这么多!一般是二十人，多者二十五人足啦，不过三十人。“五生、五旦、五花脸、八手场面两箱官”就够啦。五生就是：老生、小生、武生、花脸生、二套；五旦就是：老旦、青衣旦、花旦、丫环旦、二套；五花脸就是：黑头、大花脸、二花脸、三花脸、二套；八手场面就是：鼓、大锣、二锣、钗、梆子、月琴、二弦、三弦。在演出时若人不够，一人可顶两角，穿把子的可减少两个。 在保管服装、道具方面，都有具体明确的分工：打我的是杂将，保管茶盅、茶杯、酒盅、酒杯、令旗、令箭、惊堂木、长短枪、穿旗标、笛、擦脸纸等等。打二锣的管把子衣、鞭、锤、箭等。打手钗的管武将头盔、下三髯(红哈、黑哈、一条龙、丑胡、八字兰)。打梆子的管头盔、纱帽、靴子。大箱官：管蟒、小衣包。二箱官：管靠、把子衣、靠旗等。大箱官是寸步不离舞台，吃饭是由二箱官给捎饭，台上化装洗脸水和茶水，都由箱官负责。在场面上的布置哪像现在有专人来搞，都是打梆子和打二锣的来兼管。若唱到文戏啦，多由打二锣的来搞，若唱到武戏啦，多由打梆子的来搞。舞台制度特别严格，像开戏前只要铜器响，演员都得到场，不得迟疑。只要穿好衣裳，化好妆了，不能吸烟，若要喝茶，由箱官端茶。穿好蟒、靠的不能往地下蹲。不像现在咱们的演员穿好衣裳化好妆，也挡不住他乱坐，甚至躺到床上。结束，谁在哪里拿的东西必须照样放到哪里。规矩学不成，哪能学好戏!现在咱们有的演员，只要是一下妆，把东西乱扔一气，你要说他一句，他还闹情绪哩。     

开封市娄凤桐老师说：要想发展业务，必须把四大“征戏”排出来，即《刘连征东》、《秦英征西》、《雷震海征北》、《姚刚征南》，因为这几场戏的角色最全。     

巩县董安洪老师说：江东、战船、玉虎坠、杀己、五关、三来配，这六场戏若能排好，那么啥戏都不成问题了。又说：过去，学戏可严啦!师傅宁愿给你二百钱不教你两句戏。你若想学戏，都得拎着酒和肉去拜师。不像现在，师傅热心去教，学生还不愿学哩。那时师傅教徒弟，三个月送出门(即学会舞台基本动作)，一年学会八本戏，二年学全，三年出师。现在，有的学了一年多啦，连腔弯还不会哩。咱这些学员，根本也不知道尊老爱幼，真是娇气十足!这当然不能怨学员，主要是在于领导要求不严。     

巩县赵中林老师说：我搞了几十年戏啦，现在每月工资45元，有些新来的学员，每月都是40元。你说这合理吗，这咋能提起老艺人的干劲呢？     

登封县徐梅兰说：我感到现在学员上不来的原因，主要是学员存在严重的娇气：天气稍热一点，就不练功啦，天气稍冷一些，他们就得连忙戴上手套，这咋能练好!     

荥阳县代不同老师说：我们剧团的吃粮问题，夜班粮不是按演员劳动量的大小来用，而是领导上喜欢谁了，就给他一些。若领导上不喜欢谁，就不给他。这不合理。     

巩县赵中林老师说：俺团的制度订的很严，就是不能遵守。指导员对人不能一视同仁，就像请假问题吧，女演员请假一哼咛就准啦，请三天假，回去了一个多月不归，也是照发全月的工资。     

巩县韦玉庆老师说：俺团有个学员，早上喊腔时，我说：“你喊腔嘴要正、身要直，不然的话将来演出时也歪着嘴唱不好看。他却说，就这我每月也是四十一块。”又说：“现在团里的领导干部都是20多岁的青年，光凭他有政治，根本领会不了艺术中的门路，他认为从旧社会里过来的老艺人没有政治，啥都不行。没有想到如何发挥老艺人的才能。学员们只要到领导跟前说一声老艺人的不对，领导上马上就批评老艺人。没有注意到如何使青年长艺术上的知识，光说他政治好，觉悟高，这就是近几年来出不了尖子的原因。     

荥阳县代不同老师说：俺剧团的演员王玉娥、马爱订的计划三年赶上吴碧波，五年赶上常香玉，到现在已经五年多啦，连有些腔弯还不会哩!     

密县张全贵老师说：今后团里收徒弟要从小收，最小十二岁以下，最大不超过十五岁。现在收的都是初中毕业生或高中生。有文化很好，可是这时他们的身体已经定型啦，同时他们认为自己有文化，就可以不服从教导。     

巩县越中林老师说：今后收徒弟，能不能多收些老艺人的子女？因为“门里出身，自带三分”，这样也能消除他们轻视这一行的思想，因为他父母都是干这一行哩。现在有些人，他本人虽然非常喜爱文艺工作，但他家里老人思想不通，在后面拉腿，直接影响着他们的专业思想。

密县燕庚老师说：现在的学生学不好的原因，是领导上没有放手，不敢把教育学生的责任交给师傅，若是领导上能把教育学生的责任交给师傅，他自然就重视啦。     

巩县董安洪老师说：过去戏班的经济开支，有“掐头、帮饷、分帐”，现在咱们的剧团是你干不干，每人每月都拿固定的工资，这样不能提起工作积极性。我认为也可以进行评议，若谁演得特别突出，也要进行适当的奖励，若演得不好，也要适当扣除工资。     

杞县陈素花、李洪建老师说：希望今后团内要改变以主要演员当团长的办法，让老师傅腾出时间教戏，使老艺人有钻研业务的时间。今后对青年演员的工资补助，要公平合理。要实行多劳多得的办法。     

东明县杨振先老师说：今后对老艺人的演出、休息、锻练要注意劳逸结合，可提每月演出多少场次的规定。     

简报第6期    座谈会先后召集了六十岁以上的老艺人，座谈了豫剧源流沿革问题。(略)     

简报第7期    座谈会对剧团实行“超产奖”的办法和经验、等方面的问题，提了一些意见：     
杞县左子林说：剧团实行“超产奖”的办法是可行的，从整个看不是教训，而是一个经验。省、专说剧团实行“超产奖”的办法不是一个好事情，我看也不一定是一个坏事情。因为目前剧团生活得不好，工资低，病号多、身体不好，家庭经济困难，演员思想不安；同时新老演员的工资差额太小，有些不够合理，但是又不准调整。实行这种办法，就可以把问题解决了。俺团实行“超产奖”的办法是：县委每月订30场，4500元，超过部分，从中提取50%作为演员按劳分配；45%作为剧团的公共积累；5%作为演员生活福利使用。就这样我们杞县剧团从去年九月份到现在还实行着；在低标准瓜菜代的情况，光能调动积极性。俺团实行“超产奖”的办法，感觉好处很多：演员能服从领导，听众分配，促进努力学习，勤学苦练，排戏下劲，演出时候重视，爱护公共财物，提高艺术质量。实行这个办法后，演员最多每月能分100多元的超产奖，最少也分四、五十元，在没有实行这个办法之前，干不干都是一样，互不团结，药费每月开支150多元；实行这个办法后药费每月70元还用不完，演员拿着这部分超产金，可以到自由市场上去买东西吃，俺的演员现在吃得像牛一样肥胖。有些人还说这个办法不好，不合理。但是，从各县情况看，都不如俺县，演员光不跑，可是专、县剧团的演员，领导上像爷一样的扶持他，也不敢批评他，可是他们光跑。就举个例子说吧，俺团有个叫王金明的，家庭小孩多，生活有些困难，老婆经常拉腿叫他回家不干，可是王金明自己算了一下帐：我参加工作十啦年，不能半途而废，就是回家搞点小自由也不比在剧团收入多。王金明就这样一解释，他老婆可不叫他回去了。     

但另一方面有些同志认为实行这个办法不够好：如果用这个办法，会降低艺术质量，盲目追求场次和收入，同时也影响劳逸结合。还有些人认为，应该来个政治挂帅和物质刺激相结合的办法，不要强制一面。     

巩县赵中林说：俺那个剧团生活搞得可不好，从去年到现在有十一个月的时间没有公布过帐目，伙食搞得很乱，演员吃不到应有的供应标准。就拿栗妞(老艺人)帮伙这件事来说吧!栗妞啥时候去帮伙，把东西都过一下称，什么东西都有一个数，馍也大，汤也稠；可是，栗妞一不去帮伙，馍也小了，汤也稀了，演员有意见。原因是管伙的袁云光，吃的面、菜都不过数，可是别人问他他也不说。还有一个原因他有多吃多占的事。指导员也多吃，有一次批给剧团5%的白面和油，都叫他吃成油条了。     

东明杨振先说：我的吃粮标准是29斤，混身浮肿，家里三口人，月薪30多元，顾了家不能顾自己。我就是到乡里去搞副业也够吃了，我想再给剧团服二年务就不干了。     

有些老艺人反映：下面剧团住宿问题严重，东明、通许、兰考都未很好解决，至今没有个家；最近分了一些房，多分给青年演员了，老艺人还有住栗房的。     

开封市娄凤桐说：过去我是13股帐，改为工资制后只给40元，但原是九股帐的，却有评为57元的。     

杞县张文兴说：粮食不够吃，每月39元钱不够用，希望多照顾一点。     

中牟王鹤林说：年青的技术高了，薪金跟着涨，老艺人的薪金老是那么多不动。     

密县李保善说：俺团王团长把一批搪瓷盆分给青年演员了，上级分给的木薯干，王贪污了一袋子，约50斤；分了5斤糖，团里的5个演员干部分了，后来指导员纠正了。我们冬天也烤不上火。     

通许于万顺说：通许和尉氏分团以后，财产未分清，要求领导帮助解决。     

荥阳县剧团的同志对吃粮问题有意见，他们说：魏团长喜欢谁就多给谁粮食，他本人吃33斤，别人只吃32斤。     

简报第8期      (本期简报记录有关豫剧音乐唱腔流派的讨论，略)     

简报第9期      (本期简报内容为座谈期间观摩演出情况和28日的表演专题座谈、29日上午的大会示范表演简况。略)     

简报第10期      座谈会自六月十六日开幕以来，经历了十七天时间，于7月3日上午正式闭幕。专署文教局局长杨九州同志，在闭幕式上讲了话，他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在政治上增强了团结，进一步提高了对党的文艺方针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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