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钧福：中国科学院文化大革命运动述略

tuffy05

转自杜钧福的博客


中国科学院文化大革命运动述略1

1964年我从北大毕业，到中国科学院当研究生，并在这里参加了文革全过程。但我不是领头人物，也缺乏充分资料，所以对中国科学院（以后或按当时叫法简称科学院）的文革进程只有个大致了解，今简述之。
中国科学院是1949年建国后按照苏联科学院的模式，在接受民国时期一些研究机构基础上，作为国家最高科学研究机构建立起来的，1955年院内建立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地学、技术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四个学部。郭沫若为院长，文革开始时张劲夫为党委书记、副院长。科学院还收留了不少犯了错误的高级干部在此担任领导，如前山西省长裴丽生、前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杜润生、前吉林省委副书记李德仲，都是院党委委员。而高岗的“东北局五虎”之一的张明远，则担任我院北郊办公室主任。李德仲第一次来院与群众见面，自我介绍说他是“坐降落伞下来的”。这些干部大多是知识分子出身，又遭遇过挫折，自然不可能太左，所以我院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经历尚比较平稳，在反右运动中打的右派分子也不很多，高校打的右派分配到我们这里也还过得去。之所以能够如此，也因为这样的单位不为中央重视，看作犯错误干部的处理场所，认为不像高校，能折腾出什么花样来。
中央把科学院当作可有可无的部门，因为科学事业，特别是自然科学，在执政党的话语系统里还一时找不到适当的位置。在党的领导关系中，一直把科学院放在宣传口。因为有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在，这样放也有道理。但是，科学院在两弹一星事业中实际贡献甚钜。特别是人造卫星，在开始时期是以科学院为主的。为发展尖端科学，科学院于1960年成立了新技术局，以胡乔木夫人谷羽为局长，领导一些基础科学和新技术的所。其余的所归计划局领导。可能通过胡乔木，新技术局和国防工办挂上了钩，在器材供应上列为04单位。这个04单位的介绍信，在一些小地方管用，在上海那种地方就没人理。那时候没钱，有钱也买不到东西。连普通的电子管也分三级：军用、专用和民用。一般科研单位只供应专用。
科学院建立之初，北京的研究所分散各处。1958年以后，几个主要所搬迁到中关村，后来又在北郊建设了几个所，但重心仍在中关村，与北大清华为邻。当然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仍留城内。我们一些单身职工当时住在中关村88楼（原址在现四环路中关村三桥西南角），1966年7月25日晚间听北边人声鼎沸，半边天都被灯光照亮，原来是北大东操场开大会，江青等领导人都来了。1968年3月29日夜里北大开始武斗，入夜之后嘈杂之声也传到我们这里。那时候城市污染不严重，光和声波都能传很远。这样的环境使得我院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闹得轰轰烈烈。我们单位有两职工，家属在房山的原子能所二部就是今天的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工作。就因为他们常回中关村家里得风气之先，在本单位造反走在前头，被打为反革命，占该单位“三家村”之二。

应地所事件

科学院文革初期的主要事件是应地所事件和化冶所事件。应地所是应用地球物理所的简称，是现在空间中心的前身，当时位于西苑。关于应地所事件详情，可见拙文《文革初期的应地所事件》。现简述之。
因为文革开始时院保卫部对各所所有人员“政治排队”的布置被泄漏，也因为该所保卫处长董如江因思维障碍说一些涉及政治的胡话，以政治部宣传干事、转业军人王锡鹏为首的一些青年人在文革初期紧张气氛下，怀疑院里有人参与政治阴谋，于是将董“保护”起来，以免被灭口，称为董如江事件。
又因院布置在6月20日以后全体人员下乡参加麦收，王锡鹏等人怀疑也是个阴谋，因为此时麦收季节已过。他们于19日乘卡车到中关村向群众宣传抵制此事。此时，院领导已将他们内定为反革命。
6月22日，聂荣臻和陈伯达先后来到中国科学院，主要讨论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起草的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保护自然科学家的政策性文件，也肯定谈到应地所事件。陈伯达对张劲夫说：“你要把权夺回来，不然一切后果你要负责”。（吴明瑜等《汪志华》，中国科学院网站）
这个保护科学家的条例未完成，但是院领导确实有保护科学家的意愿，在遇到猛烈的群众运动冲击时，没有像一些高校那样，抛出几个著名科学家当靶子以保护自己。从这一点来说，以张劲夫为首的院党委确实是一个值得尊敬的集体。
因当时周恩来出国访问，6月23日院领导向“国务院负责同志”李富春、聂荣臻两位副总理汇报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聂力:《山高水长：回忆父亲聂荣臻》，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两位副总理对此作出了指示。院领导据此制定了“反击”方案。
他们按照北大的模式，安排了应地所一位行政干部吴智诚在23日晚上贴出一张揭发王锡鹏等人罪行的大字报，翌日出版了一期《科学报号外》，登载了这张大字报，还发了题为《应地所反革命复辟》的报道和一篇社论，号召全院职工反击这些反革命分子的反党活动。《号外》共点了六个人的名字。他们是赵子善、王锡鹏、章公亮、范天锡、田淑清、吴蓉璋。后四人是研究室里的研究人员。赵子善是前办公室主任，并没有参加王锡鹏等人的活动，加上他一个算当权派。24日，王锡鹏等人在地球物理所门口被斗争，然后被监禁起来。这种非法监禁有一个中性的名称：行政看管。同时派工作组进驻应地所，接管各级党团组织的领导权。
6月25日,又在中关村召开声讨大会，声讨化学冶金所的反革命事件。这个事件远不如应地所影响大，但是其领导人物李亚男家庭出身不好，有典型性，所以在全院范围内予以声讨。
6月27日左右，下去麦收劳动的院里其它所的人员陆续回所，发现形势大变，大字报铺天盖地，已不再针对领导，而是反击前一阶段给领导提意见的普通群众了。周末不休息开会，发下《科学报号外》学习，讨论应地、化冶两所是不是反革命事件，麦收是不是大阴谋。在前一阶段给党委贴大字报的人全都遭到批判，大批群众被打为反党分子。
6月28日，陈伯达来到应地所，质问为什么抓人，要求将王锡鹏等放出，用辩论解决问题。他说：“他们的做法不对，你们也不对嘛！人家扣了你们一个人，你们就扣了人家六个人嘛！”（韩钟昆《裴丽生传》，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7月1日，王锡鹏等被放出,但仍被批斗。他们通过不同途径向中央进行了申诉。

七三0科技界大会

1966年7月初，周恩来外出访问回国，开始涉足文革领导，对运动方向进行调整。7月8日，他指示成立调查小组，复查应地所问题。27日该小组得出结论，仍维持原来定性。（中国科学院(京区)革命造反派联合夺权委员会斗争张劲夫反党集团筹备组《中国科学院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1956-1966》，1967）但从7月中旬以后就实际上停止了对王锡鹏等和其它所的反革命分子的批判，开始正常业务工作。
此时，文革初期的“五十天”已进入退却阶段。和其他系统一样，领导悄悄地扭转运动方向，当时被称为“转弯子”。对于前期被批判的那些人，无论领导和群众都相信他们仍是反革命，只是要等运动后期处理而已。
7月18日，张劲夫作了“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掀起四大新高潮”的动员报告。在报告中仍坚持两所事件定性：“在这期间，应地所、化冶所出现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打着文化革命旗帜，反对文化大革命，浑水摸鱼，篡夺领导权，拦腰一冲。两单位运动无法正常发展下去。革命派被迫斗争，很快夺回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排除了干扰，把运动重新引入正确方向。绝大多数单位，还是继续放手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直到现在。”
对于当前运动，他说：“好多同志对14条提出意见，希望进一步提。对72条、研究生制度也提出意见。72条有严重错误，希望大家批判。研究生是全国的制度，须向上级反映。院里暂时停止招生。”
所说14条，是1961年国家科委和科学院提出、经中央批准试行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72条，是科学院1964年制订的《中国科学院工作条例（自然科学部分，草案）》，都是大跃进失败后执行比较务实方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举措，在当时有一定积极意义。因72条是科学院文件，所以张劲夫承认有错误，对于14条，实际也鼓励批判。
张劲夫还宣布，院党委委员杜润生（秘书长）和卫一清停职检查。后来很快对他们进行了批判斗争。
1966年初，院部从城里文津街迁至西郊友谊宾馆北楼。7月中旬以后，院里在这里开辟了大字报园地。所有大字报均不提前期的“反击”，大多针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如批判钱三强的“红专矢量论”（说红是矢量的指向，专是矢量的大小）。还有一位什么所里的司机贴大字报说，就是这些研究生最可恨了，应该把他们全都送到越南前线去。
此时已经暗流涌动，特别是7月下旬以来北大局势的迅速发展鼓励了那些开始造反后来又被批判的年轻人相信，自己绝对不是什么反革命。而如果自己不是反革命，造成这一切的领导又是什么呢？
继7月29日在人大会堂召开北京市大专学校和中等学校文革积极分子大会，市委正式宣布撤销工作组之后，7月30日，中央文革在人民大会堂召集科技界大会，主要是科学院、国家科委两系统，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也有人去了。科学院的“反革命分子”王锡鹏、科委的“反革命分子”张本不但出席了会，还讲了话。据说王锡鹏是陈伯达找去的。最后江青、陶铸、康生、陈伯达讲话。江青讲得很简单，说是毛主席叫他们来的。陶铸说王锡鹏同志也可以讲话，王锡鹏没开除党籍，还可称同志，没我们支持他今天来不了，要保护少数。陈伯达讲得最长，说东方无产阶级要超过西方资产阶级。也许因为他挂名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所以说这些问题。
这次大会是科学院文革的转折点。此时人们看出，这次文革绝对不同于以往的政治运动。刚恢复的业务工作又停止了。


（原载《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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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文化大革命运动述略2

两派形成和斗争

1966年8月初，中关村大操场（现四环路北侧院图书馆处）首先出现电工所的大字报。因为北大和聂元梓一起写大字报的杨克明此时已经调到电工所，这大字报应与其有关。
嗣后，院里在大操场搭了席棚，开辟了大字报园地。此后，中关村大操场便成为科学院文革运动的中心。离得远的单位经常用大汽车拉来他们所的人来此看大字报。因为运动走在前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人也来此活动，支持给应地所事件翻案。他们主要是哲学所、世界宗教所、东南亚所的人。其中哲学所的王树人是北大毕业生，多次在科学院辩论会上发言。
7月31日，在大操场内的灯光球场开辩论会。一方是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人，一方是应地所的人。当时科学院的造反派还刚刚形成，一般还不敢在应地所事件上表态。
所以当时科学院的运动是靠外力推动的。除去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人以外，邻近的北大技术物理系的学生也来此活动，曾和科学院的西郊办公室领导发生冲突。北大学生提议8月11日晚上在灯光球场开辩论会。
此时人们的情绪已经极其兴奋激昂。灯光球场装不下，很多人站在外面旁听。会议主席是天文台的艾国祥。他也是北大的毕业生，文革后期不再热心运动，文革后作出成绩被选为科学院院士。
这个会一直开到夜里两点半才结束。最后维护原定性的应地所保守派完全理屈词穷。会议通过致中央电，后来称为万人大会。保守派攻击说根本没有万人。实际上在对立两派中，造反派的劲头比保守派大得多，能坚持到最后，所以赢得胜利。
除去应地所事件渐渐翻案以外，新华社记者张丽君在大操场贴了一张大字报，揭露4月院党委扩大会议的决议说政治要落实在业务上，后来《解放军报》批判了这个提法，《人民日报》在报道这次会议时改口说这次会议批判了这个提法。
风向渐渐在变。除去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人以外，中国科技大学专门组织了一个“革命造反队”介入我院运动。在院内，则是天文台和数学所的造反派成为中坚力量。
在我院文革初期，带头造反的所是那些基础研究的所如数学所、天文台、物理所，和尖端技术的所如自动化所。原因之一是这些所正处于大发展时期，每年有大量批高校毕业生分配进来，形成造反派骨干。有些所甚至一年有百人进所。其二是这些所都处于中关村，得风气之先。地理所、遗传所等所远在北郊。其三，是这些做定量研究的所里的人习惯于思辨性思维，和做定性研究（生物、地学）的人的思维方式有所不同。这一点，和反右斗争中学校里物理系的右派多一个道理。
在天文台和数学所，保守派根本形不成队伍。少数所如化学所造反派很孤立，为保守派大本营。多数所为造反保守两派对立。只有电子所比较特殊。该所原是南北两所合并成立的，在文革初期按原来所属的所分成南北两派。
从人员类别说，造反派多是近年来刚毕业的大学生。研究生中造反比例也很大。也有一部份如王锡鹏这样转业军人参加。至于保守派以干部党员居多，领头的有很多复员转业军人。工人发动较晚，但后来多参加造反派。

大操场辩论会

8月14日，周恩来接见应地所事件当事人中的赵子善、王锡鹏、范天锡、章公亮四人。原排在最后的吴蓉章是中国科技大学1963年毕业生，是这伙“反革命”中最年青的，当局在“反击”中采取分化策略，策动她“反戈一击”。所以直到8月初，她还到处检讨，说自己就是反革命。可能因为这个，周恩来没接见她。至于另一女士田淑清也没被接见，也许是被陪绑了。这一接见是周恩来正式直接介入科学院运动的开始，也大大鼓舞了造反派。
8月18日在大操场开辩论会，因为灯光球场嫌小了。在这次会上，周恩来派来的联络员刘西尧明显偏袒造反派。8月25日，院内13单位造反派在此联合开大会，声讨院党委，并提出罢张劲夫的官，部分群众还涌到院部“造反”，闹了一晚上。
作为反击，8月30日，全院保守派3千多人在大操场集会，会后结队到各所游行，“宣传十六条”，并就此成立全院的保守派组织“串联队”。在这之后，造反派才成立所、院两级的群众组织。
经一段时间的调研后，周恩来决定开全院的辩论会。会议仍在大操场开。大操场和毗邻的动物所间开一个小门供他出入。第一次会在9月5日晚间举行。首先让张劲夫表态。因为造反派坚决反对他检讨，所以称表态。然后是应地所两派代表发言，分别是王锡鹏和吴智诚。再后面是地球物理所、自动化所的两派代表发言。造反派皆说张劲夫的表态不诚恳，保守派皆说很诚恳。王锡鹏讲得还可以，说明他有一定能力。吴智诚已不被当时群众看好，一上台即引起哄笑。自动化所代表造反派发言的是1965级研究生陈小虹，后来他成为院革委会委员。
9月7日继续开会。只有四人发言：大气所和物理所的两派代表。物理所代表造反派的是1965级研究生常龙存，后来他成为物理所革委会主任。他们讲过后，一位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人临时要求讲话，他最后喊了打倒张劲夫的口号。
大会进行期间，周恩来出去接过一个电话，处理到东北串联红卫兵劫苏联火车事。
也许本来还安排了发言，但是周恩来临时决定作了最后讲话。他的讲话要点有这些：1，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对目前情况不满。2，对这个大会不满，实际中止了大会，要求各所分别开会辩论张劲夫的表态。3，说科学院的情况很复杂，要是罢官能解决问题，早罢了。4，对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人不满，要求他们不要再参加这边的运动，也要求科技大学的学生回校参加运动。
造反派对周的讲话感到不满，因为没支持造反派，也因为让科技大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人离开。但是这些造反派也就是腹诽而已，没人敢公开反对。
执行周的指示，把辩论会降了一级，在各所分别开，由各所属单位（研究室等）两派代表分别发言辩论。另调查统计每人对院党委和张劲夫的态度，有多项选择，例如可以打倒张劲夫，也可以建议停职。统计结果未向群众公布。
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造反派回去了，没有再来。他们从此和这边分家，直到文革后成立社会科学院。后来他们那边文革闹得更厉害，和他们分家应是明智之举。科技大学“革命造反队”宣布解散，以后也基本未介入科学院的运动。
各所里开完辩论会后，大家各自保留自己的意见，就没什么事干了，于是恢复业务工作，运动陷入低潮。
但是周恩来继续过问科学院运动。他经常在国务院小礼堂召集院里两派代表开会，并作一些指示，由代表们回来口头传达。他当时对两派持均衡对待的立场，实际有利于造反派。例如他批评院里只给保守派铅印传单，称为铅印传单事件。
他还不止一次提到，一个人家庭出身好是一个好，表现好是另一个好。赫鲁晓夫出身好，表现不好，而他周恩来自己出身不好，但表现好。这话听起来有些问题：难道赫鲁晓夫和周恩来能等量齐观，都是一个好吗？还有一次他谈到历史上的“查三代”，还是持肯定态度的。对这些讲话，造反派都不很满意。
但是他也说过，斯大林的党不如列宁的党。列宁的党是生动活泼的。这些话，造反派爱听。
当时对“查三代”等问题敏感，因为当时正处于“红八月”以后。“红八月”中的破四旧在中关村地区影响不大，抄家打人事少于城内。有周围的中学红卫兵来此滋事，实施暴力行为。血统论也影响不大，造反派组织成员的家庭出身比不过保守派，但其中“黑五类”也很少。少数有问题者，迫于血统论压力，叫他们悄悄退出了。科学院也成立了专收“红五类”的红卫兵，倾向造反派，但在整个文革过程中没起什么作用。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966年10月初，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追查整群众的“黑材料”，运动进入新的阶段。
第一件事，是解散了各所的牛鬼蛇神劳改队。这些劳改队多成立于6月，收容了揪出的各类“牛鬼蛇神”分子，但是被批判的造反派一般不在其内，所以在“五十天”被否定后没有立即解散。现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家感到这些人也没什么问题，即使有问题也不是运动重点，所以都给解散了。这些人的问题也没人过问，直到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重提，劳改队再次成立。
第二件事，是造反派整理队伍重振旗鼓。原来的全院造反派队伍称“革命造反宣传团”，为一个松散的联盟，现在改称“革命造反团”，简称“造反团”。各所的组成队伍均称大队，如天文台的东风大队、数学所的火炬大队、物理所的革命造反大队、力学所的红军大队等。各大队由若干战斗组组成。
第三件事是召开各级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议。这些基层的会议，已不是辩论会，也不是批斗会，一般对事不对人。例如在研究室一级，在会上先由支部书记代表支部检讨，然后大家发言批判。在院一级，造反派开大会批判张劲夫，保守派就批判院第二把手裴丽生。到了10月下旬，院党委公开为应地所、化冶所事件平反。
1966年11月5日，造反派到院部抢“黑材料”，张劲夫交出了作为中央文件的两副总理关于应地所事件的讲话。这个讲话，6月24日处理应地所事件时在公开场合念过，所以也不算什么机密文件。11月6日，院“造反团”派人到李富春办公室询问此事，后来得到李富春办公室一信，说所谓中央文件完全是张劲夫一手编制和伪造的。于是“造反团”及下属组织连夜贴出大字报和大标语，要求罢张劲夫的官和改组院党委。11月7日凌晨时分，周恩来联络员找“造反团”开紧急会议，说李富春办公室的信必须收回。联络员还对“造反团”说，张劲夫为什么把这个材料给你们？于是这天下午，“造反团”采取非常行动，到院部把党委一些材料封了。王锡鹏则封了院保卫部长宫震的办公室。
造反派此时明白，两个副总理的指示当然确有其事。看到中央文件的造反派也没有泄露其内容，所以至今人们也不知道具体内容是什么，当然也不难猜。造反派也明白，不管此事真假，周恩来的意思是别把火烧到两位副总理头上，而叫张劲夫承担全部责任。道义上对不对无人考虑。
这以后形势就急转直下。抄出的“黑材料”暴露了许多“反击”期间的内幕。在几个所里揭发出在1966年7月，曾执行过一项极其机密、“单线联系”的中央交办“西公”专案。这个专案的内容就是要在1966年国庆前，把一些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员予以处理。这些政治不可靠人员被划分为五类，其中最不可靠的要分别送往山西五台和江西上饶两地。一些所里被打为“反党分子”的人员其实就是这个“西公”的候补名单。在这个名单中有被认为有政治历史的人，也有文革初期反对党委的人。后来很著名的科学家、曾任科技大学校长的管惟炎也被打成二类“反党分子”。由于这些“反党分子”名单涉及人员太多，激起了几乎所有人的愤怒。
还有些“黑材料”是文革初期院保卫部派遣一些特情人员以伪装身份到基层接近造反派群众探听的消息。看到领导以此种对待敌人的手段对付群众，也使群众思想迅速左转。
这时已是12月，借口和李洪山有联系，“造反团”揪斗了保守派“串联队”头头，各保守派组织均被捣毁。中间群众转向，造反派队伍空前扩大。一些“摘帽右派”也参加了造反派组织。文革主导思想被大多数群众接受，造反情绪激昂。后来成为“中关村第一人”的著名科学家陈春先说，文革初期的“五十天”乃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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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文化大革命运动述略3

造反派内部的分歧

从造反派组织成立时起，内部就存在不同意见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如何对待保守派上，是否应该和他们一起开会。
1966年10月后，一些造反派，特别是其中善于思考的那部分人，开始从社会角度认识文革。就是说，不能把根源仅仅推到刘少奇这几个领导人的身上，从这些问题的根源来看，总觉得这个社会出了什么毛病，探索如何改革才是我们的出路。
这时候，从高校转抄来的一些文章，如北航的《法西斯党的危险就在眼前》，北师大的《大大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大大革新社会制度》等，为很多造反派熟读。地院的学生则提出“一切权力归‘东方红’，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口号，后来又改成“一切权力归左派”。北航一些造反派理论家则说，在新的形势面前，造反派必然分裂。
在这些思潮冲击下，一些造反派嫌“造反团”“右倾”，就在11月初，发起成立了一个新的极左派造反组织“全国红色造反者司令部”（后来简称“全红”），由王锡鹏、陈小虹和科仪厂的史铁柱等签署成立宣言，自动化所的造反派在其中起了一定作用。甫成立，他们就模仿红卫兵，发布了一个《第一号通令》，在里面明确宣布“一切权力归左派”。他们还坚持认为“保守派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这个组织为什么称“全国”呢？因为我院还有很多京外单位，这时也纷纷串联来京，这个组织希望和“造反团”划分活动范围，也为了在名义上不和“造反团”形成分裂局面。
王锡鹏被平反以后，有点像平反后的蒯大富，不是反革命了，可也不被“造反团”待见。可能有这方面原因，他参与了“全红”的组建。但是后来可能由于意见分歧，也可能“造反团”拉了他一把，很快退出“全红”，变成“造反团”领导之一了。
11月25日，在物理所开辩论会，分别请“全红”和“造反团”两方面的人解释他们的立场。“全红”来的是声学所的张家兴，“造反团”来的是王锡鹏和数学所的邹协成。会上辩论了“一切权力归左派”口号。大家知道这个口号来源于十月革命时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但是这样的口号是否适用现在拿不准，造反派也一样。也有部分造反派对这口号竭力攻击。至于保守派是被批判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很多激进的造反派都这样看，但是不说，因为觉得太伤人。总之这些问题的看法确实促使了造反派的分裂。
至于现实问题，有点类似清华大学在8月份的八八、八九派之争。比较激进的造反派认为应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比较保守的则认为应竭尽全力批判张劲夫。
由于这个“全红”太激进，也可能有其他内部问题，许多创始者后来都相继退出，成为一个人数很少、没有影响力的小组织。只在651设计院（即卫星设计院）占优势。后来由于内部争斗，又分裂出另一个“红色总部”，简称“红总”，就更没影响力了。
12月27日，另一群众组织“红旗联络站”（后来简称“红联”）在自动化所成立，有数学所、物理所、声学所、力学所、电子所等十来个单位的造反派组成，靠领导人的号召力，在一些单位里有群众基础。他们自称是“造反团”里的一派，基本上持比较左的立场，但具体观点也不尽一致，未能提出明显区别于“造反团”的鲜明政治主张。有少数单位的保守派因对“造反团”不满，也参与其中。
“红联”一成立，就在1967年1月干了一件露脸的事，从院部抢来一个文件保险柜，放在物理所，目的还是想整李富春、聂荣臻两位副总理的材料。他们觉得不但应地所事件，文革以前我院的一些问题也应与二位有关。

夺权和内战

1967年1月，全国各处开始夺权。科学院造反派也在讨论如何夺权的问题。夺权本身不是问题，因为在这之前，周恩来已宣布，科学院领导张劲夫等是个“反党集团”。问题是夺权后的组织，是以造反派群众组织出面，还是各所派代表。当时的主流意见，还是各所出代表。
正在讨论之际，1月21日晚上，“红联”和“全红”抢先夺了权，引起了一番内战。
这次夺权，称为一二一事件，不是“红联”领导事先策划的结果，而是在群众讨论会上临时决定的。这一天，“红联”组织群众在物理所的阶梯教室里讨论了一天夺权问题，晚饭后继续讨论。一些激进群众说我们必须现在就去夺权，否则就是右倾了。在他们煽动下，“红联”领导人也同意了。碰巧“全红”领导人邱海平在场，也表示支持和参加。于是群众一哄而起，徒步涌到院部夺了权，也就是几个印章。这事说明，文革中的所谓大民主，至少当时所理解的大民主，是很荒唐的。
这种单方面行动当然引起“造反团”方面强烈反应，立刻对“红联”进行讨伐，而且在1月23日再次进行夺权，成立了临时性权力机构“联合夺权委员会”，简称“联夺”。
23日这一天，“红联”派很多人到院部企图阻止“造反团”的夺权。两派群众发生冲突，也就是肢体碰撞而已。在科学院的文革中从未发生真正意义上的武斗。
1月25日，科学院和国家科委又开大会。周恩来总理讲了话，王锡鹏和张本也发了言。周恩来讲话没涉及我院夺权的具体问题，只强调要联合，强调大方向一致，反对分裂主义、山头主义，要互相尊重。但是2月4日传达了他的简短指示：科学院已夺了权，要进一步大联合，原科学院印章作废，新给“联合夺权委员会”刻章，马上组织以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的班子抓生产。
总理的指示肯定了“造反团”的夺权，也给“红联”一个台阶下。根据他的指示，“红联”占优势的各所也派遣了代表参加了夺权委员会。
但是“造反团”继续攻击“红联”。当时社会上各部门和单位也因为夺权问题爆发内战。他们借用清华团派攻击四派的说法，说“红联”是“托派”。2月14日，他们发了一个通令，叫“红联”把1月初从院部抢来的保险柜送回，继而在下午组织大批人员围攻物理所。也发生了肢体冲突，而非武斗。科学院的人也就是这个水平，谁都下不去手。5月8日，“红联”在灯光球场开会予以反击。
从院部抢保险柜这件事肯定是错误的，但是大队人马冲击物理所这样的“机要单位”也是很不妥当的。从这件事后，双方的斗争也就逐渐平息了。当然在联合夺权委员会内仍有暗斗。
“联合夺权委员会”选用原西郊办公室的平房小院（简称西办小院）为办公场所，而没有进驻位于友谊宾馆北馆的院部，以示和旧政权决裂。他们从各所抽调了一些兼职的办公人员。这是科学院领导机构最精简的时期，好在也没有多少事可办。
名义上“联夺”召集的各所代表会是院临时最高权力机构。但是各所造反派派遣的人往往不定，所以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自行前去参加。会场好像十月革命时期的斯莫尔尼宫，也像水泊梁山的聚义厅，七嘴八舌，乱哄哄的。你坐在那里也没人问你是谁，没人管你，因为彼此都不认识。但是如果你在会上发言，就有人打听你是哪个所的。

成立革委会

这时开始酝酿成立革委会的问题。主要问题是结合哪些领导干部。原来的院党委都被打倒，争论的焦点是结合总理联络员刘西尧问题。“红联”认为刘西尧处理我院两派问题不公，在保险柜等问题上偏袒“造反团”，因而反对结合。刘西尧原来是二机部副部长，由于文革初期在二机部执行“反动路线”的事情还没完，当时没有在科学院结合，但是后来还是被结合了。
刘西尧结合不成，5月14日，院“联夺”写信给陈伯达，要求他出任我院革委会主任，以后又连续三次写信给周恩来要求此任命。但是陈伯达已是我院副院长，越过郭沫若当主任不合适，所以周恩来想找个能压得住阵的来当首席军代表，就选了粟裕。
1967年7月30日，就是1966年两科大会一周年的日期，科学院在人大会堂召开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聂荣臻、郭沫若、肖华、粟裕、吴德、周景芳、聂元梓、张本等出席。后来周恩来、陈伯达、李富春等也来了。会议由“造反团”周信主持，“红联”邹协成致开幕词，“造反团”王锡鹏作总结。郭沫若当场作诗，周恩来、粟裕、吴德、张本等讲了话。
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由郭沫若任主任委员，常务委员成员有王锡鹏、张魁三、萧剑秋、柳忠阳、李先惠、刘继新、乔林、周信、刘继英、邹协成、戴銮谟。（《中国科学院编年史，中国科学院网站》）其中张魁三、萧剑秋是领导干部。其余皆是群众代表。粟裕虽是首席军代表，但是这次大会以后，他再也没有在科学院露面。由于郭沫若是虚的，结合的领导干部也不很强，实际权力落在“造反团”的造反派手中。主要掌权的是原来院团委的干部柳忠阳。
周恩来在这个会上讲到，夺权后产生不同意见是完全正常的。“你们要承认这个现象，就是说在现在科学院的造反派中大体分来可以说有两派，一个多数一个少数，这肯定是多数少数是个一时的现象，名称刚才我得到，你们原来叫‘三红’现在叫‘六红’，你们就拿这个七月二十九号作为一个日子，正在积极筹建七二九总部。”他说这是“一件可喜的现象”。
他说的“六红”，是哪些“红”，当时也很少有人知道，除去“红联”、“全红”以外，肯定都是些没影响力的小组织。他说的“七二九”也名不见经传，根本没组织起来。他的意思是小组织别太多，反对“小团体主义”，而形成两大派是正常现象，甚至应该鼓励。
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因无“反”可造，大多数造反派基层组织已不经常活动，甚至名存实亡。现在听了周的讲话，又有所恢复，由于人员的重新排队，成立了许多新的战斗组。但是成立以后，基本没有什么活动。大的群众运动时期已基本过去。
这之后，各所也纷纷以选举方式成立革命委员会，结合了领导干部。但是在很多所里，仍然是造反派掌权。

革委会以后一年

1967年9月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发表后，根据上级布置，科学院开始抓“五一六”。
因为科学院是归周恩来管的，院外群众组织一般不干涉这里的运动。院内的造反派也不跟社会上的组织有固定的联系，当然对其他地区、部门的造反派还是支持的。1967年春，四川“二月镇反”以后，四川大学“八二六”派领袖江海云来院做报告，受到热烈欢迎。两派都派人到四川支援那里的造反派。
至于北京的反周恩来组织“五一六红卫兵团”从未派人来科学院，这里也无人与他们联系，当然不可能抓出什么“五一六”分子来。“造反团”一些人很想乘这个机会整一下“红联”，但无从下手。况且这次运动要求各个群众组织各自抓自己的“五一六”，所以没闹出大的声势来。
但是他们在四不要礼堂开了个会，批判“全红”的领导、651设计院的邱海平。邱海平曾用很委婉的方式称赞伊林涤西给林彪贴的大字报，说他们的观点很难驳倒。（伊林涤西回忆曾在科学院做过报告）所以现在有了批判的借口。
这个抓“五一六”的运动没什么结果，到了1967年底就结束了。到了1968年3月24日发生了杨余傅事件，有批判右倾的征兆，局势有一些动荡。国家科委的造反派头头张本被逮捕，也不知道为什么。于是少数造反派又活跃起来，两派的都有。这次批判的是院党委的“第二套班子”。就是说，在院党委快垮台的时候，院监委一些干部也参加批判院党委，所以现在怀疑他们是院党委预先安排的“第二套班子”。这个活动当然也没什么结果。
从1967年9月起，院新技术局各单位进驻了军代表。他们一般支持造反派，但不涉及造反派内部斗争。他们倡导“斗私批修”，以及一整套“早祝晚颂”的仪式。当然非新技术局各单位也很快学了这一套。在意识形态上，他们力图恢复文革前的概念，认为派性是由“私”字引起的，是知识分子脱离工农、脱离实际造成的，所以基本上恢复了文革前政治学习那一套，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经过文革的“洗礼”，群众对此不很信，只在表面应付。
1967年聂荣臻提出一个大国防科委概念，并开始着手组织18个研究院。根据毛泽东10月25日一个指示，科学院新技术局各所要并入国防科委各院。后来一部分所并入了，一部分所又退回科学院。还有一些单位一分为二，分别并入国防科委和保留在科学院。这使得中关村这块本属科学院的地盘变得四分五裂。
在此期间，科学院新技术局的造反派也曾介入国防科研口的运动，如参加5月4日在北航召开的“彻底批判国防科委某些负责人的山头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分裂主义誓师大会”。这些头衔都是国防科研口造反派乘“三二四”之机给聂荣臻扣的帽子。因为垮台的杨成武是“华北山头”的，涉及聂荣臻，所以他设想的18个研究院计划也没有完全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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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文化大革命运动述略4

朝鲜族人员逃离事件

在当时的我国，朝鲜族可能是平均文化水平最高的民族。在文革前，中关村地区的高校、科学院的知识分子中，朝鲜族所占比例远超过这个民族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绝对数目也可能超过回族。
在文革初期的1966年9月，廖承志在北大的一个国际问题报告中，明确指出朝鲜也“变修”了，虽然没点名。他说：“对某一个角落的社会主义国家，你们怎么理解？这个问题也不复杂，坛坛罐罐多了，怕打破坛坛罐罐，因此就怕革命，看见中国人民起来革命就吓破了胆，跑到莫斯科的怀抱里去了。”此后，两国关系迅速恶化。据说两国在鸭绿江两岸安装大喇叭相互攻击。
1967年下半年，朝鲜开始通过驻华使馆到中关村地区挖人，组织朝鲜族的科学院研究人员和高校教师逃往朝鲜，当然给予他们若干许诺。
要是在文革前，这种逃离是不可能的，因为控制得严，也因为当时大家认为还有前途。但是文革开展一年多，对时局都很失望，特别是1968年以来，举行什么“早祝晚颂”那一套，按一位朝鲜族朋友私下所言，跟宗教仪式差不多，也使多年来培养的信仰坍塌。
1968年上半年，这种活动达到高潮，有总数大约几十人参加。他们按照朝鲜使馆一位李先生的安排，从我国东北地区一条秘密途径前往。他们都是携妻带子，可能还带了一些家当，所以不可能十分隐秘，于是大部分人被抓回。当时处理尚比较宽松，只在单位内隔离审查。科学院的都关在院里审问。其中党员都被处理，但是文革后平反了。至于成功逃到朝鲜的，据说都很后悔，还有些被遣返回国。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1968年7月3日，院革委会宣布全面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但是在北京，这一运动从1968年春季就已经开始了。这个运动的轨迹是先历史后现行。历史问题，例如什么“漏网右派”问题，都提了出来，对有历史问题的人成立专案组，外查内调。劳改队也重新成立起来，收容一些有问题的人。
从内战、选举革委会、军代表进驻、开展斗私批修，以及1967年夏开始的修建毛主席塑像运动，人们对那些很激进的造反派开始失望。这些激进造反派也不适应这样的新形势，因而革委会虽然仍由造反派掌权，但是多为那些比较正统、稳重的造反派被选举到领导岗位。清理阶级队伍的前半期，是在这些造反派掌权时期进行的。所以这些掌权的造反派也应对这个运动中的冤假错案负一定的责任。
1968年8月，近年来毕业分配至科学院的大学生、研究生、留学生下放解放军农场接受“再教育”，很多文革活跃分子包括在内。
1968年9月20日，军宣队、工宣队进驻科学院及所属各所，全面接管权力。他们以知识分子的改造者自居，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大造声势，形成一种非常恐怖的气氛。他们把主要矛头对着已不掌权的激进造反派。
1969年，经周恩来批准，已经下放到解放军农场的两位原“红联”的骨干成员被揪回北京接受审查。其中一位是徐向前的女儿徐鲁溪，名义上的罪名是反江青，其实也就是私下说江青几句坏话。这之前，在1968年12月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周恩来在批判“二月逆流”的讲话中已经点了徐鲁溪的名。由于受到这个徐鲁溪的牵连，在批判“二月逆流”时，“红联”这些人也受到批判。
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另一严重受迫害群体是高级知识分子，即科学家。此时我们必须提到科学院的京外单位。当时科学院在京外各地分布着几十个研究所，分属几个分院领导。在文革初期，它们的文革均纳入各地文革进程，实际与北京关系不大，所以没必要在本文叙述。在这些京外单位中，以刚从北京搬去的贵阳地化所的表现最为突出。
因为京外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晚于北京，到这个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的时候，已经有军宣队工宣队进驻了，所以和北京不同，这个运动从开始就在军宣队领导下进行。在这些京外单位中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远比北京激烈，造成大批冤假错案，很多知识分子包括著名科学家被迫害致死。其中最恶劣的是东北地区和上海。
在东北地区，以长春精密光学机械研究所（简称光机所）和大连化学物理所最为突出。这两个所都是科学院的骨干研究所，为我国科学事业贡献甚钜。当时在革委会主任、军代表单奎章的把持下，光机所变成迫害知识分子的人间地狱。单奎章在该所大力推行极左路线，说光机所是“特务窝”，他为所欲为，刑讯逼供，草菅人命，令人发指，整出了四条“特务线”。全所有300多人被诬陷“与特务有牵连”，150多人被隔离审查，5人被送公安机关，13人被逼自杀。
由于建国前就参加工作的科学家数目很少，现在分布全国各地。这些研究所整出来的“特务线”必然牵动全国各个科研单位和高校，于是各地高级知识分子全都遭劫。如管惟炎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物理所所长、磁学家施汝为：“后来发现从别的单位传出来说他也是特务，全国所有像他从国民党留下来的全都是特务，一个咬一个越咬越多，……”（《管惟炎口述历史回忆录》，国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在京区，有物理学家张宗燧、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动物学家刘崇乐等著名科学家被迫害致死。
当时科学院京区职工总数9279人，被群众专政和隔离审查的881人，其中被定敌我性质的102人。副研究员以上高级研究人员180名中，被立案审查的107名，其中83人工资被扣，每人每月仅发给相当于原工资6%的生活费。
在这场运动中被迫害致死的人数没有公布，但肯定是文革中死亡人数最多的时期。清理阶级队伍是科学院文革中最黑暗最血腥的一页。

批判相对论

文革中的批判相对论有官方和民间两方面。这种批判由来已久，认识根源是从直观感觉无法理解现代物理学的概念，从而怀疑这些理论不对，总企图用经典概念解释。
1967年下半年，北航《红旗》到湖南醴陵串联的学生在当地发现一位中学物理教师周友华在批判相对论，就把他带到北京活动。这个周友华，除去不赞成狭义相对论的光速不变原理外，还观察了一个单摆运动的季节变化，并得到结论，说温度影响重力，温度越高，物体重量越轻。这个结论，他认为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物质形态间总是相互作用。别人告诉他，这只不过是冷缩热涨造成的，他不信。
周友华到京后，去科学院物理所活动。物理所革委会派一位和他岁数差不多的年青人帮他理清思路。他却很不理会这个帮助者的意见，说他是反动权威。所以这反映了批判相对论的社会基础就是文革前和文革中贬低科学家的宣传。
1968年2月，在物理所召开辩论会。周友华首先讲述了他的理论，然后自由发言。其中绝大多数发言者都首先表示，周友华想把毛泽东思想贯彻到科学研究中去很好，值得鼓励，然后说从科学观点他的理论不对。只有一位中国科技大学的老师表示同意周友华对相对论的批判。最后，院革委会委员、自动化所的陈小虹表示支持周的批判。后来物理所又组织了一次辩论会，但是周友华没有参加。在这第二次会上，所有发言者均表示不赞成周友华，陈小虹也宣布撤回了上次的支持。
但是事情没有完，院内一些人组织了一个相对论的批判小组。参加者的动机是复杂的。他们对相对论的认识当然没有像周友华那样肤浅。在学术意义上，相对论也不是不可批判的。由于文革中，所有理论研究均遭批判，被说成是“脱离实际”的，理论家无事可干，这一来有了借口。郭沫若的儿子郭汉英后来对台湾《物理》杂志说，他其实是反对批判相对论的，参加这个批判组是到里面当“内应”。
这个小组一方面学习有关知识，一方面写批判文章。1968年7月5日，科学院革委会向毛泽东、中央和中央文革报告称，最近组织了一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批判爱因斯坦及“相对论”中的“光速不变原理”。 他们的活动终于在1969年秋得到上面的支持。支持源于毛泽东（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毛泽东给陈伯达写了一个条子，问相对论能不能批判。陈伯达询问了几位科学家，回答各异。这也许鼓舞了陈伯达，他遂布置科学院关注这一批判。毛过问批判相对论一事，刘西尧在1971年也曾透露过，可作为佐证。（郝柏林《负戟吟啸录》，八方文化创作室，2009）
1969年10月23日，院革委会邀请了一些著名科学家开会讨论这个批判组写的批判文章《相对论批判》。讨论的目的是希望通过以后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会议由院军代表郝梦笔主持。何祚庥第一个发言，表示坚决支持批判相对论。然后周培源发言，表现出一些保留态度。其他一些科学家也纷纷发言，与其说是支持相对论，反对批判不如说含糊其辞，虚与委蛇。他们都说相对论应该批判，但是都不明确支持批判小组的这篇文章。所以最后军代表总结时只能说，再努把力，写出两三篇更好的文章来，实际上否定了这篇批判文章，当然也未能在《红旗》上发表。这次会后，科学院批判相对论的活动逐渐沉寂。陈伯达又去北大兜售这一批判。科学院这个批判小组逐渐转入理论物理的研究，文革后大部分成员进入新成立的理论物理所。
1970年3月，陈伯达又在首都钢铁公司组织了一次“炼钢自动化”攻关。由于钢铁学院、钢铁研究院这些单位都已下放到外地，他主要从科学院找人参加。当时有自动化所、力学所、物理所等几个所几十位人员参加，生物物理所的专家贝时璋也去过一次。由于这些人对炼钢都是外行，干了几个月没搞出什么名堂，后来随陈伯达在政治上失势，这一活动就结束了。但是很多技术人员从此开始学习使用计算机，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陈伯达把“青年人比老年人强”的思想发展到极致，在首钢多次说要请中学生来参加。按照这一思路，科学院还制订了要面向中小学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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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文化大革命运动述略5

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运动

这个运动在全国正式展开在1970年3月，但是在科学院，从1969年底就开始舆论准备，1970年1月正式开展。当时工宣队已经撤离，运动主要在各级军代表主持下进行。这个运动和当时的“一打三反”运动结合在一起。当然也抓了其他类型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以抓“五一六”为主。
因为“五一六红卫兵团”是反周恩来的，所以这次运动主要清查反对周恩来事件。如果没有反对周恩来的，就清查反对总理联络员的。所以主要矛头对着比较激进造反派，即“红联”一派。
对于周恩来在文革初期的表现，很多造反派不满，但是公开反对的基本没有，只是在私下有些议论，如认为总理“婆婆妈妈的”，说话不像中央文革那些人那样痛快。可是到了1966年底，周恩来宣布张劲夫等是个反党集团，超过了造反派的口径，造反派就感觉原来错怪了周总理，还是总理想的周到，如果一开始就宣布打倒，会像北大一样，阵线不再分明。所以那以后，就无人埋怨周恩来了。至于反对总理联络员刘西尧，是另一回事。
现在这些成了罪过。物理所的军代表王铁军在全所大会上给这些人定性说：“有些人议论总理”，说得非常恰当，但是议论一词什么意思，则见仁见智，在当时是个大罪名。
对被审查人员办学习班，其中一些人被不同等级的隔离。开批判会，制造恐怖气氛。在压力下，一些人承认参加了这个五一六反动集团，并交代了同伙。于是这个雪球越滚越大，总共抓出的“五一六分子”数目远超过运动初期打成反革命的人数，因而成为科学院文革期间最大的冤案。
1970年11月14日，院里在中关村大操场开全院大会，由物理所、化学所两个“红联”小头头交代他们参加“五一六”的问题，并且从他们的口揭发，“红联”的各级组织就是“五一六”的各级组织，“红联”的各级头头就是“五一六”的各级头头。他们交代后，就立即被宣布“坦白从宽”，当场释放。还有一个“抗拒从严”的，被当场逮捕。这种把一派群众组织打成“五一六”组织的做法，即使在当时也是少见的。
这当然造成大面积冤案。一些专案组成员今天还在审查别人，明天自己也变成被审查者。“红联”的头头当然受到更严厉的逼供。原“红联”主要领导人、曾任革委会常委的数学所的邹协成在拘禁期间被迫跳楼自杀身亡。
这些被审查者的胡乱供词当然无法合理衔接。如此多的“五一六”分子，头脑正常的人也不会相信。汇报到中央，负责这次运动的吴德、谢富治等人也很困惑。但是周恩来解脱了这个危机，他宣布要“重罪行”：以前说你是“五一六”，现在也没说你不是，只是不跟你计较这个，只从你的“罪行”定罪。至于什么是“罪行”，比“组织”来说，更容易构织。
实际上，在这个运动中所批判的所谓“罪行”，除去反周总理还有“反三红”，即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军、反革委会，在两年前的清理阶级队伍中全都揭发批判过，也处理过，没有什么新的材料。
这个运动到了1971年“九一三”以后就逐渐沉寂了，但是被审查人员在几年里长期得不到解放。最坏的是，把很多人“内定”为敌我矛盾，但不告诉本人。例如到了1973年，一位干部被派往高能物理所，发现“文革刚结束，有相当一批技术骨干是文革中的造反派，都有政治问题，有20余人被内定为敌我矛盾。”（《崔培荣》，百度百科）这些人数之多已经到了难以开展业务工作的地步。后来这20多人被解脱了。很多人一直到1975年胡耀邦等人来院后才得以解决，但是始终没有被正式平反。
这个运动主要对着“红联”一派。作为院领导之一的造反派王锡鹏不属于这一派，也找不出什么明显的把柄可整。但是，在科学院计划座谈会期间的1971年3月17日，周恩来接见全体会议人员时说：“那一年7月30日大会是怎样开起来的，你们搞清楚没有？科技大会推荐了两个造反派，一个张本，一个王锡鹏。他们受到陈伯达的表扬，王、关、戚的推荐。开这个大会，我们都不晓得。”于是借口和陈伯达有关系将王锡鹏解职审查，后来居然也将其打成“五一六分子”。此后，居于领导位置的造反派只剩柳忠阳等很少数人了。
王锡鹏担任院领导职务后做过一些工作，如处理科技大学外迁事。他未表现出很强的工作能力，也未表现揽权，在两派斗争中立场比较超脱。他是科学院造反派的标志性人物，1966年7月30日大会是科学院造反运动的标志性事件。对两者的否定意味着对初期造反运动的否定。

对外开放

1972年初，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成为开始对外开放的信号。因为科学离政治最远，所以科学院走在前头。首先是外国科学家来访。1972年2月，瑞典天体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阿尔文来访。这次来访是文革前就已经确定的，但拖到此时才得以实施。在对美交流方面，是华人科学家打了头阵。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早在1971年夏就第一次访华，并被毛泽东接见。1972 年7月，以任之恭、林家翘为首的美籍华人学者参观团和保钓代表来华。7月14日周恩来接见他们，并当场宣布了林彪事件。
1972年10月6日，科学院派出了文革开始后第一个出国访问的科学家代表团，以贝时璋为团长、白介夫为副团长，对英国、瑞典、加拿大和美国进行访问。代表团12月16日回国后，曾向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汇报，但是核心小组为了避免引起“思想紊乱”，决定不向科学界传达。这个科学院的核心小组是1972年7月成立的，郭沫若为组长，刘西尧、武衡、王建中为副组长。
1972年8月18日张文裕等18位科学家联名给周恩来写信，反映发展中国高能物理的意见和希望。9月11日，周恩来回信表示支持。1973年5月中旬至7月上旬，科学院派张文裕团到美国和日内瓦欧洲联合核子研究中心参观访问，考察高能物理研究和加速器建设。9月，中国科学院向国务院提出关于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预制研究的报告。此后由于“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干扰，加速器预研被迫停顿。
1974年，科学院开始向外派遣公费的“访问学者”，主要是到西欧各国工作一段时期，一般为期两年。这样一批学者归国后，一般成为研究骨干。
此时已有一些政治条件好的研究人员外出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或学术访问。封闭了多少年以后，走出国门所见所闻带来的思想震撼是巨大的，国外一些事物如超级市场以前闻所未闻。但是他们回来后又不敢如实叙述，最典型的说法是外国“不是想象（或传说）那样好”。
在这段时期，旅美华人科学家对我国科学事业帮助很大。1971年，在美华人华侨掀起轰轰烈烈的保钓运动，许多华人科学家成为运动骨干。他们大多出身台湾，但在运动中思想迅速倾向大陆。1972年后，他们中很多人相继访华，以各种形式与大陆科学家合作研究。也有一些人从1973年开始回大陆定居，主要安排在科学院工作。但是鉴于当时国家外交政策，他们的保钓宣传没有受到积极支持。
1972年7月，美国一所普通大学的生物学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牛满江访华。1973年后，在科学院的支持下，他多次回国与科学院的生物学家童第周合作研究细胞发育遗传问题。他们的研究结果在《中国科学》发表后，从1974年就受到科学院生物物理所科学家的质疑，后来外国同行也不认可。但是从政治上考虑，1975年经中国科学院批准，动物所制定了细致的对牛满江的接待计划。“重点之一是做好对其有质疑的群众的工作，宣传牛满江此次来访在更好地配合对外斗争和对台工作，以及扩大我国政治影响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尽管他有伪造试验数据、利用行政力量打压不同意见者这些劣迹，但由于政治上的需要，国家领导予以支持到文革以后多年。直到2006年，《南方周末》发表揭发此案的文章后，还被迫发表检讨文章。

批林批孔运动

1974年初开始在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在科学院发生这样一件事：1973年夏，科学院开始筹建感光化学研究所。由于进展缓慢，一些筹备处人员乘批林批孔运动之机，于1974年3月7日给江青写了封信，声称院里主持该工作的武衡应对此负责，科学院出现了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回潮的妖风。由于这个所涉及电影胶片，江青当然很关心。她于3月10日回信说：“我只有一点小小的建议，即学习柳下跖的办法回敬你院的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3月12日，他又向感光研究室送一篇署名文章《柳下跖痛骂孔老二》。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把江青的信连同署名文章印发全院人手一份，号召向院内“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猛烈开火，还召开院党的核心小组扩大会议，揭发批判不积极开展批林批孔，压制新生力量，以及修正主义科研路线复辟回潮的事例。
此时在院里主持工作的是核心小组副组长周荣鑫。他是1972年应郭沫若的要求调来科学院的。他在科学院批林批孔运动中的表现还是很主动的，似乎和后来他调至教育部后的作为有所差别。
科学院的批林批孔运动主要应批判武衡。但是他在这一时期正生病住院。等到他出院以后也没怎么挨批，因为“在批林批孔的斗争中核心小组成员之间矛盾激化，闹得不可开交”，无暇顾及批判他了。（武衡《科技战线五十年》，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1）
江青对科学院印象不好，可能与陈景润事件有关。1973年3月，江青从一份内参中看到关于科学院数学所的陈景润对“歌德巴赫猜想”数学难题作出重要贡献，但是身体很不好的报道，经请示毛泽东“是否要救活陈景润”后，派遣迟群会同武衡、协和医院的张效骞等于3月25日到陈景润住处（即中关村88楼）看望，将他送去体检后住进309医院。陈景润的论文也在英文版的《中国科学》上发表。实际上，当时陈景润身体固然不好，还没坏到要“救活”的地步。他当时也没有受到什么迫害。后来作家徐迟《歌德巴赫猜想》一文有许多煽情的描写都是夸大其词。他就是性格内向一点，这在科学院也不罕见。
到了1975年，科学院又发生一件事。当时毛泽东要看科学院所属单位主办的《化石》和《动物学报》，要求专门给他排印大字本。这项要求使得两杂志编辑们兴奋不已。科普杂志《化石》的一位编辑张锋乘势在9月6日向毛泽东寄出一封信，诉说想把刊期从半年提高到季刊所遇到的困难，并把问题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9月16日，毛泽东对来信作出批示，说是“一封诉苦的信”。此时胡耀邦等已经来到科学院。他们不敢怠慢，赶紧召开全院大会落实，将有关人员批了一顿，对有关具体问题作了处理。
这几件事说明，在当时，上上下下无贤不肖，都把“路线斗争”当作无攻不克的咒语，当作争取自己利益的工具。社会道德败坏到如此地步，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此外，王洪文在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以后，也曾过问过科学院的业务工作。他曾多次来院视察卫星工作，还曾接见物理学家李荫远，询问研究碘酸锂晶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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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文化大革命运动述略6

胡耀邦“百日维新”

1975年中央派胡耀邦、李昌、王光伟到科学院任核心小组副组长，刘华清参加党组主管业务，王屏参加党组主管政治工作。后来胡克实也调来，科学院再次成为藏龙伏虎的地方。胡耀邦等于7月18日到任后，马上开展了一些调研工作，于8月11日起草完成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讨论稿）》，经修改后，于8月17日以胡、李、王三人名义上报，后经胡乔木主持修改后改称《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于9月28日报送中央、国务院。因毛泽东提出其中引用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并不是他的话而没能下发。（程中原《1975年整顿中的三个著名文件》，《回首文革》）
武衡认为“这个汇报提纲看起来紧紧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全面地论述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方针，四平八稳，无懈可击，似乎谁也感觉到什么不同的意见。汇报提纲对当时科学技术事业所遭受的严重破坏，对极左思潮造成的思想混乱，只字未提。”
所谓“四平八稳”，说的是该文件全文结构都是这样的：先说一方面应该如此，再说另一方面也应该如此，等等，所以后来被批判为“二元主义”。
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为了防止挨批，“四平八稳”是难于避免的。胡耀邦、李昌之所以挨批，问题可能主要还不在于这一文件，而和他们到科学院后发表的一系列讲话有关。所以在他们向邓小平汇报时，邓要他们少讲话，可能已经听到了一些反映。
他们的矛头所指，主要是对待科学技术、对待知识分子的极左认识和政策。例如他们批判“知识私有”、“白专道路”的说法。现在一般认为，胡耀邦等人到科学院是对着四人帮来的。就意识形态来说确实如此。但是除去有关江青的几件事以外，四人帮对科学院的直接影响不大。他们所批判的极左思潮也不仅仅是四人帮的专利，而是从文革前就泛滥在知识分子界的陈词滥调，所以深受科学院广大群众的欢迎。但是他们这种主张实际上和毛泽东的“两个估计”（文革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相抵触，所以不能为毛泽东接受。
胡耀邦等人空降到科学院类似于派工作组，所以事情的发展也显现出工作组模式的问题，就是往往过于否定原有的干部和原有的工作成绩，未能尽量团结原有干部共同进行改革。他们以大刀阔斧的姿态推行改革，有强烈的号召力，但急于求成，进驻不到一个月就完成了总结性的文件（这也是中央对他们提出的要求）。按管惟炎的说法，胡耀邦“太容易冲动了”。所以这一“百日维新”和历史上康梁所为有共同缺点，应为以后所有改革家鉴。他们这种单打独斗遭到挫折后，也使权力出现真空，为柳忠阳这种小人所篡夺。
胡耀邦在科学院办的一件实事是关心研究人员的生活，即所谓“五子登科”。具体事例是开始建筑一批住房，但进展极为缓慢，直到1984年才落成。那年笔者从俗称“鸡窝”的平房宿舍搬进这批楼房。作曲家王立平曾到这一“鸡窝”访友，惊诧于研究人员居住条件之恶劣，用自带相机拍摄数幅照片，在1979年的“星星美展”上展出。当时我们谁家也没有相机。

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5年11月3日，清华大学传达了毛泽东对刘冰等人控告迟群信的批示。11月15日，政治局开会讨论清华大学的问题。胡耀邦、李昌也参加了会议，并事先通知他们做检查。当天晚上，王洪文和胡耀邦谈话，指责他说过的一些话。（唐非《胡耀邦传》，人民出版社，2005）
11月24日，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提出了“右倾翻案风”问题，从此在全国开展了一次“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使邓小平主持下的整顿中断。作为批判对象的是“三株大毒草”，即《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胡耀邦、李昌被停职检查。
胡耀邦、李昌，以及他们写的“汇报提纲”遭到批判可能与柳忠阳等人的活动有关。1975年12月，柳忠阳两次写信给毛泽东，反映胡耀邦等人的问题。毛对两封信的一次批示是“印发政治局，予以调查研究”，一次批示是“印发政治局”。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许多地方被压制的造反派想乘机翻案，十年文革中一些冤假错案的苦主也不断上访。但是科学院没有这样的事。在一打三反运动和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制造冤案打击造反派的主要是军代表，柳忠阳等人也有份。由于以后几年科学院的领导像走马灯一样不断更换，后来的领导干部对这些运动没有责任，所以被打击的造反派都是在周荣鑫、武衡、胡耀邦等人在任时获得解放的。他们认为柳忠阳这些原来的造反派右翼早已变成毫无原则的投机分子，所以主要反对的是这些人。他们对外来的军代表并无很大意见，身为知识分子，当然和其他群众一样，也非常拥护胡耀邦。所以在这一时期，科学院几乎所有群众的政见都非常一致，柳忠阳等沦为毫无群众基础的一小撮投机分子。
1976年2月7日，科学院在首都体育馆举行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大会。因科学院是当时批判重点单位之一，宣传部门特别重视，派遣许多记者前来采访，并计划在电视上报道。这天胡耀邦请假未来。李昌虽已遭受批判，但并未撤职，名义上仍为科学院领导，在主席台上就座。会议开始后，有群众递条子，说好久没开全院大会了，大家都不认识诸位现任院领导，希望能现场介绍一下。于是会议主席让各位领导逐一站起来介绍。当李昌站起来的时候，全场人员热烈鼓掌，经久不息。等柳忠阳等人站起来的时候，嘘声四起。介绍完毕，进入批判发言正题，群众纷纷借口上厕所逃离会场。主持者见状忙找人在大门口堵截，严令不许离开。于是人们都拥挤在走廊上闲聊，会场里听众稀稀拉拉，不成体统。会议草草结束，电视报道也泡汤了。
这件事充分说明科学院当时的人心所向，也说明，经过十年文革的折腾，群众有了独立辨别是非的能力，也找到了一种表达自己政见的安全方式。
这一事件是“四五”天安门事件在科学院的预演，也说明了为什么科学院的人参加“四五”事件那么积极。

天安门事件和文革结束

后来就是天安门事件或称“四五”运动了。据说，参加“四五”事件最积极的，第一是七机部，第二是科学院。其实七机部一些单位也是从科学院分过去的。例如自动化所分到七机部一个502所。天安门事件后，两所的人共同编辑《天安门革命诗抄》。当时科学院最出风头的是109厂（即后来的微电子中心）。他们制作了四幅写有 “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 的大标语送到天安门广场、竖在纪念碑周围。
参加这一事件的群体分析缺乏数据，因为当时没有人敢出头。我听计算所一人说，其实积极参与的人都是原来“反总理”的。他不理解为什么这些“反总理”的人变得拥护总理，认为他们“别有用心”。这说明一种现象：运动初期被说成“极左”的造反派现在持“右”的立场，而原造反派右翼柳忠阳等成为拥护“四人帮”的极左派。
天安门事件很快被宣布为反革命性质，109厂有三位诗作者被捕，17人隔离审查和停职，30人被勒令交待，重点审查对象70人。计算所、半导体所等单位还有十多人被遭到拘留。
邓小平又一次被打倒，柳忠阳等自以为得计。4月21日，他们以院党组的名义签发《关于胡耀邦、李昌反对和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言行的报告》，其中还批判了武衡，送至中央办公厅，“受到呵斥，被退回科学院。”
如果他们看一下黄历上是什么日子，就不会找这个钉子碰。原来分工负责科学院的中央领导是华国锋。胡耀邦等来科学院时直接向他们布置任务的也是华国锋。胡耀邦等来院后华国锋主持了关于百家争鸣的科学家座谈会。根据他的指示，胡耀邦等又连续召开了四次这样的座谈会。所以批胡等于批华。特别是这个柳忠阳，野心很大，敢直接向华国锋叫板。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期间，“这时中国科学院有个造反派头头叫作柳忠阳，他原先是个小干部，可是他敢向华国锋提出问题，说华政治上有问题，在科学院工作上跟着邓小平走，根据就是在胡耀邦向邓小平汇报科学院工作时华国锋的那个发言，而这个发言是有记录的，白纸黑字。”（《于光远谈华国锋》，人民网，2012）
1月8日周恩来去世后，2月2日华国锋被任命为代总理。天安门事件后，他又被任命为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他虽支持对天安门事件的处理，但是当权后与“四人帮”的矛盾上升。我们当时听过他的一些讲话传达，如唐山地震时期的一些指示，都比较务实，和“四人帮”的论调有相当大的距离。他对胡耀邦和李昌，也未作任何正式组织处理，直到文革结束。当然他肯定记得柳忠阳这个名字。于光远批评他过于软弱，我看他是绵里藏针。
科学院的“汇报提纲”是胡、李、王三人签署的，为什么只批胡和李呢？“中国科学院，柳忠阳受‘四人帮’的指使，整胡耀邦、李昌，同时进去的王光伟屈服。”（邓力群《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大风出版社，2006）柳忠阳连个核心小组副组长也不是，却能兴风作浪，是因为在变幻无常的政治环境下，一些当权的领导干部无所适从。他们为了自保，看风使舵、投机取巧。在总结这段历史的时候，光把帐算在柳忠阳身上是不公平的。
毛泽东去世后，10月7日科学院核心小组开会，讨论建议将胡耀邦、李昌、武衡、胡克实等从核心小组里除掉，王建中回部队，柳忠阳、党文林、李先惠等三人增加为副组长。
他们的好梦不长。就在他们开会的前一天晚上，华国锋、叶剑英逮捕了“四人帮”。11月5日下午，揭发批判“四人帮”插手科学院罪行大会在北京召开，柳忠阳到会接受批判，很快被从核心小组除名。1977年初，中央把方毅派到科学院主持工作。
科学院的文化大革命就这样结束了。

（全文结束，原载《昨天》，少数词句略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