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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 文革研究网
武振荣谈“文革”（1）
说明：这是写作于“文革40周年”之际的一组旧文，最初的题目是《和网友谈“文革”》，为了突出文章内容，取了个《以“文革”话题谈民主》的副标题。此一组文章发表完后，我在谷歌上发现有一家网站用《武振荣谈“文革”》的题目做了转载，此次整理时，索性就采用此题目。促使我动手整理此一组文章，最初是张三一言先生建议的，他认为我的一些文章写得颇有“收藏价值”，但是，太散乱，最好整理一下，在他的建议下，我先后整理出了《66运动博客讲稿》（1-15），《武振荣论毛》（1-14），这一次又整理了本论。 2008-7-7于韩国首尔市
序：黄慈萍女士的一篇文章最近在《独立评论》上掀起了一阵子讨论、谈论、辩论“文革”的热潮，也恰恰于这个时间上，斑竹帮助我登陆了论坛，我趁机发了几个帖子，想不到还引起了几个朋友的兴趣。于是，我放弃了原先的写作计划，想写几篇通俗的东西，把我认为应该在“文革”研究上的一些粗陋的见解拿出来以资大家谈论。正因为这是“谈话”，所以我想到哪就说到哪，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其文字也是披头散发，不成体统，还愿网友们谅解。
1、 中国人为什么要研究文化大革命？
美国已故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曾经说道：“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惊人性”和“规模、影响与复杂性，”“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这都是一个值得世世代代长期研究下去的历史课题。”如果我们对上述话要做一个解读，那么我认为要“世世代代”研究下去的首先应该是我们中国人，其次才是外国人，这样以来有人免不了要问：外国人为什么也要“世世代代”的研究呢？回答是：在全世界文化大革命只有一个，因此它具有“人类”意义，这和我们中国人到今天都在研究法国大革命的道理一样简单。
2、“文化大革命”这个词是谁发明的，用中国现在的行话讲，专利权是谁的？
据《陈伯达传》一书的作者所提供的资料看，它的“发明者”叫姚溱，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我权且认可他：1966年“2月8日，彭真等去武汉向毛主席汇报之后，于2月12日把《二月提纲》印发全党。印发文件时，觉得‘5人小组’一词不明确，姚溱（中宣部副部长）临时加上‘文化革命’四字，变成‘文化革命5人小组’，在此以前，这个小组一直称‘5人小组’。……1966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到了1966年5月20日后“文化革命”多了个“大”字，就是变成了“文化大革命”。如果宋永毅说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产物”的话是对的，那么就这个“产物”的“生产”现象来看来也不怎么样理想，一个事实上震动了全世界的政治运动之名称原来出于一个几乎被人遗忘了姓名的人的灵机一动，不知道此情的人，会以为他是毛泽东苦思冥想的结果哩！
3、文化大革命可以分几个阶段？
就时间而言，可以分以下阶段：
第一阶段：1966年2月-1966年5月16日。（彭真阶段）
第二阶段：1966年5月6日-1966年8月5日。（刘少奇阶段）
第三阶段：1966年8月5日-1969年4月1日。（毛泽东阶段）
第四阶段是有争议的一个阶段或者说是“假设”意义上的阶段：1969年4月1日-1977年8月12日。（左毛派阶段：毛、林、江、华阶段）
4、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动乱”吗？
研究上面的分段的情况后，你就会发现其中的“第三阶段”“否定”了“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又“否定”了“第一阶段”，在短短的6月时间内，中国共产党高层就出现了如此的混乱的局面，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动乱”的话，那么我首先说它是“共产党社会的动乱”、“共产党秩序的动乱”、“共产党高层的动乱”和“共产党内部的动乱”——这是千真万确，用一句俗话讲，共产党“乱了套”！就抓住这一点，别说在40年前，共产党“乱了套”是好事，就是在40年后的今天，它“乱了套”也是好事啊！民主运动——不就是要叫“共产党乱套”吗？
可是，就在我们中国，人们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却怪得出奇，有些人却说40年前的“共产党乱套”“不好”；拥护共产党的人，说“不好”可以理解，但是反对共产党的人也说“不好”，并且那些反对时特别起劲的、想把共产党一下子打到“十八层地狱”的人亦说“不好”，就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如果我要套用邓小平的话说，这也可以算是“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现实”吧。这样的“现实”是怎样“形成”的——姑且不问，单单就这个“现实”的荒谬性看，是不是我们中国人以为1966年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来得及“腐化”“变质”，人民就“炮打”了它，结果是“好人遭了殃”呢？
1976年，当文化大革命运动在由学生运动发展成为工人运动、市民运动、农民运动和普通干部的运动时，不少的人就叫嚷着：“天下大乱了！”毛泽东却一反常态地反驳道：“我看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今天我们回过头去解读毛泽东的这一句话（林彪说它“一句顶一万句”），那个“敌人”是谁呢？原来是共产党人，是共产党内的当权派，有人说毛所说的“敌人”是指“地、富、反、坏、右”，其实不对，自从“四清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来，这些人就已经被“整”得服服帖帖了，在运动的第二个阶段上（即刘少奇阶段）这些人又被“整”的死去活来，根本不存在“乱与不乱”的问题，真正的是“乱”了共产党，除了军队师以下的机关外（部队军以上机关也造反。1968年我当新兵到兰州军区参加会议，就看到军区大院内残留的“打倒张、冼、杨，解放大西北”的标语。标语中的三位是兰州军区的最高领导）外，全国所有的共产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都被“造反”的人民给“打烂”了，当权派被人民“批斗”，党员没有处缴纳党费，没有办法过“组织生活”，也没有办法发展“新党员”，数以千万记的普通党员，脱去了“中共党员”的“外衣”，穿上了“造反派”的衣服，也纷纷造反……中国共产党在一夜间就“垮”了的事实，在40年后的今天也没有多少人留意啊！
今天，有人喊“退垮共产党”，我不反对，但是就我们中国人的经验讲，共产党可以被“打垮”，好象“退不垮”。因此，我提醒大家把1966年的政治图像在今天复活一下，就是说，如果胡锦涛、曾庆红、温家宝——这几个人好比是当年的毛、林、周，安然无恙的存在着，而“各省都乌呼哀哉”了（毛泽东语），各市、县也都跟着“乌呼哀哉了”……朋友们——这是一个什么局面？你们说一说？如果在2006年6月2日，中国再一次出现了这样的局面，你不欢呼，你不鼓舞，你不手舞足蹈，那么你才是真正的文化大革命“反对者”；反之，话又说回来了，你如果拥护它，为它的到来欢呼，高兴得流出了眼泪，那么只要你胳膊上缠个红布条，你就是红卫兵了！
5、人民“炮打”当权派对不对？
民主的回答是：“对！”，不管被“炮打的当权派”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或者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只要人们认为他们不顺眼（“不顺眼”是土话，用伟大的亚伯拉罕。林肯的话说是“厌倦”）就可以“炮打”——这是“中国民主革命”赋予中国人民的权利；如果在此之前中国“民主革命”已经“完成”的话，那么人民运用这种权利的行为就是合法的，按照这个意思推论，1966年人民“炮打”当权派的行为本身就具有内在意义上的“合法性”，因此，毛对此的“合法”性的“认可”也是完全应当的；在这个意义上，人民不欠毛的情。
6、人民“炮打”当权派的行为如果出示了一个华而不实的“理由”，其行为有没有价值？譬如说，事后证明刘少奇不是“工贼”，王光美也不是“特务”，邓小平不是给他（她）们“摇鸡毛扇子”的，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却以此为理由而“炮打”了他（她）们，这到底对不对？
回答：如果说刘、王、邓是普通人物，和我老武一样，那么你用大字报说我是“工贼”，说我老婆是“特务”，你就在法律上“攻击”了我、“诬蔑”了我，你是要负刑事责任的；但是谁叫刘、王、邓是“公众人物”呢？如果要叫我给“公众人物”下一个“消极”的定义的话，那么也可以说“公众人物”是普通人发泄怨愤的一个出气筒。说实在的，我们大家都想做“公众人物”，但是因为“名额有限”，95%的人只能沦为普通人，这是上帝“造物”上的缺陷，也许是为了“弥补”这种“缺陷”，上帝又给普通人“造”了“嫉妒”“公众人物”的“心”，一旦普通人有了这个“心”，那么普通人因“嫉妒”“公众人物”发泄自己“心”里的愤懑，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民主。我们都知道，美国人的性生活是那么的混乱，但是总统搞了个女人，大家就闹着要“翻天”，一派人发誓要把总统“拉下马”——是什么原因呢？因为美国是“民主”国家。就凭这一点分析，在我们中国近57年的历史中，如果说存在着“民主”，那么“炮打”“刘、邓”时期可能是唯一的选项。我不知道我们一些中国人中了那门子的邪，偏偏要说民主就是“动乱”。唉，一说到这里，就不由得“唉”一声！
因此，我的看法是：“炮打当权派”是一种公民民主的权利，正因为它是一种权利，所以在行使它的时候就不存在“理由问题”。民主的教科书中有一种“无理由”理论，是说一项有关公民权利运用的行为并没有“理由”的必然预设，——这就是全世界通行的民主选票上为什么只画圈的缘故，那个圈内其所以是空的，就是说“理由”进去后就化为了“O”，在数学上，O=O，因此，“没有理由”和“有理由”在“O”中实现了平等。职此之故，文化大革命中人民“有理由”的“炮打”当权派和“没有理由”的“炮打”当权派是不分轩轾的。如果连这一点，你都不懂，你就别谈民主，更别谈“文革”。
1966年中国政治大事变的精华之一就是人民获得、并且广泛地运用了“炮打”当权派的权利。因此，我叫它民主的运动？除了这一个伟大的时期，我们中国人都是奴隶。在把这个“伟大”的时期“否定”之后，一大群人（他们连“狗”都不如）尚可以在我们的头上拉屎拉尿，我们有什么办法呢？
7、为什么不“炮打”毛泽东？
要回答这个问题被人们想象得要复杂得多，因此，我想用一个现在的人都知道的事例去说明这个问题，搞一个旁敲侧击，你以为如何？1989年，在学生运动兴起后，大学生们并不反对李鹏，而主要是反对赵紫阳，说他带头打高尔夫球，脱离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说他搞腐败，社会流传“总书记的儿子倒彩电”（89运动反对“官倒”）的顺口溜——这都是事实吧，但是没有过多少天，当学生们从“小道消息”中得知赵紫阳是同情学生运动的，反对出兵“戒严”，怎么样呢？不要说是大学生们对赵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就是全国的工人、农民也都改变了看法！伙计，赵仅仅是“同情”学生（这和毛泽东的“支持”还差了一大截），反对“出兵”（这和毛泽东“绝对不许动用军队”的“命令”又差了一大截），就凭这，他的政治身价在一夜间就增长了一百倍。在此以前，我是看不惯赵紫阳的，连对他的那一口带地方味的话都很反感，但是，也就在那时，我个人内心中一下子就升起来了对他的敬意，好象他突然给“伟大”起来了。人就是这样的东西，有的时候一个小时甚至10分种内，人就变得面目全非了，特别是在运动中或者大的运动中，这样的情况就更加突出，用“孙悟空72变”的话都不足于说明它。
议论至此，请允许我做一个假设（你不要反对“假设”，20世纪流行的最值得纪念的思想就是“科学即假设”），进一步展开来说明我谈论中的话题：在1989年5月“21日”，赵紫阳运用他手中的权力（中国那时流行“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话，当真如此），搞了一个〈〈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学生运动的〉〉的命令，第二天，“22日”，又搞了个〈〈严禁出动警察镇压学生运动〉〉的通告，并且在电视上播放……情况会怎么样？又如果在5月18日这一天，赵紫阳不是“哭丧着脸”（邓小平语）去劝学生“别饿死自己”，而是写了一张〈〈炮打邓小平——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文章，说：“……在50多天的时间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以上括号中的文字引自毛〈〈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情况又会怎么样呢？你不喊“赵紫阳万岁”才怪呢？
上述针对赵紫阳所做的假设，在1966年的中国却不是“假设”，而是真正发生了的事情，1966年8月21日、22日，上述“两个通令”是毛搞的，当时中国电视没有普及，毛命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8月5日他写了上述大字报，也在广播上发表。我的问题是：两厢对比，上述“假设”中的事情迟了23年，我们中国人认为它是对的，早了23年，我们却又认为它是“错误”的——这就是中国民主搞不起来的原因，嘿，毛病就出在了这儿。
8、1966年中国人喊“毛主席万岁”是人民愚昧的表现吗？
还是先从赵紫阳说起吧，若直接说毛——我们中国人耳朵里已经灌满了原先的声音，我即使说得天花乱坠，别人也听不进去，何况我说话的能力和水平根本就达不到“天花乱坠”的程度。在“89运动”中（我在过去叫它“5。13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当权派（不是实权派）赵紫阳只是“同情”（不是“支持”或者“批准”）了学生运动，反对镇压（而不是“保护”）学生运动，中国社会就出现了“国无紫阳，民无指望”的口号，如果他象毛那样地“支持”和“保护”了学生运动，中国就必然会充满“赵紫阳万岁”的口号。
既然说到了“万岁”的问题，那么的确在中国有人喊“赵紫阳万岁”。〈〈北京之春〉〉2003年2月刊登载的〈〈赵紫阳是中共党内民主化的旗帜〉〉一文写到：“据说一年前，有一次”赵紫阳“趁门卫没留意溜到了灯口市的大街上去看看，……人们在见到他时，都十分警愕，激动不已，纷纷向他问候致敬，人群中还有人喊‘赵紫阳万岁’”。
由此我们的思维推到23年前，当共产党内的以刘少奇、邓小平代表的绝大多数人认为1966年学生运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当时叫“三反”）时，毛作了那样的一番表态，公开支持了学生们按照“自己解放自己”的意愿“踢开党委闹革命的”行为，怎么能够不招致人民中间“万岁”之声的鹊起呢？民主政治和民主的秩序不是不生产“救世主”、“伟大人物”——这一点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吃错了药，殊不知伟大的孟得斯鸠在他的时代就已经指出“专制政治永远是高举着的铁拳，……而民主政治才产生救世主”。1966年毛支持人民造反，人民喊他“万岁”，1976年他倒行逆施，人们骂他的“娘”——这恰恰是民主政治过程中经常出现的现象，因此，人民有对当权派造反的权利，亦有对他们三呼万岁的权利，全在于他们的作为如何影响人民。如果说真的存在着一个“10年文革”（我不相它）的话，那么在“10年”时间内，人民——中国人民——由喊“毛主席万岁”到喊“打倒现代秦始皇”——就可以读出他们在政治上进步的里程数字了。民主的理论中必须假设在政治上人民知道爱谁？也知道狠谁？在这个问题上，人民不需要“老师”教导他们爱谁？狠谁？怎样爱？怎样狠？但是到目前为止一些“知识分子”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这样“教导”人们说，1966年的中国人民爱错了，也狠错了！鬼才相这一套呢？
在“民主”的本子中，没有“人民是错误的”内容，但是在现代“自由”的收藏夹中，却夹着“人民错误”的一页。因此，中国民运人士在搞民主，或者说在念“民主之经”时，不要选错了“本子”——这一点非常重要。1992年我在写作〈〈1966年的故事〉〉时就已经把“66运动”看成是继辛亥革命、共产党革命之后的又一个中国“民主的文本”。前面的本子是“武”的，后面本子是“文”的（难怪它的乳名叫有一个“文”字，叫“文化大革命”）。
9、胡平 : 毕时圆和季逵说得对。文革中始终如一的原则是，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思想，谁就是反革命，就专谁的政。。 2006-5-18 20:44:50
答胡平兄： 2006-5-19 02:22
文化大革命中，的确存在着你所说的那一条原则，非但是一条原则，简直可以说它是“铁则”，但是我做为从文化大革命中过来的人若对“铁则”在运动过程中如何被执行的情况的理解同那些根本就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一样，那就非常错误了。我的看法是从“理论”上讲，“谁反对毛主席……”，一定会被“专政”，这是千真万确的，如果“反对”的行为是简单的，譬如写一张“炮打毛泽东”的大字报，那么你的观点就立马成功，此人会立即被“专政”——这是必然的、毫无疑问的，但是老兄——别以为我是一个“但书”的作者——“反对”的行为如果复杂一点，并且是向我当年所参加的“中学生造反司令部”那样的“自治组织”做出的，它之上又套了个“坚决拥护毛主席”的“外衣”，那么情况会这样呢？问题不就是出来了吗？
你说“专政”，由谁“专”呢？“公、检、法”被“砸烂了”，谁来搞？你必然说由造反派组织来搞，天啦，造反派组织从一出“娘胎”就指责对方“反对毛主席”，难道你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事实上也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中，我是我校中的“中造司”小头头，对方叫“兴造司”，两派战争一直打到人民运动消解的1969年4月为止也没有弄清楚谁到底“反对毛主席”，谁到底“拥护毛主席”——这难道不是1966年中国政治大事变中的最基本的事实？这样以来，你说的那个“始终如一的原则”就不了了之了！“铁则”变成了麻花——这就66事变中的辩证法！
如果说辩论要以“事实”为底实的话，那么我可以还举出以下的事实：（1）《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6条》）被公认是毛的“杰作”，“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王牌文件，其中许多话被当成了“毛主席语录”来用，反对它就等于“反对毛主席”这没有任何的含糊，同上面说的一样，你写一张“炮打《16条》”的大字报是要被“专政”的，可是，在人类生活中，“反对”的形式如果变化了一些，情况却发生了可以说是天翻地覆的变化。《16条》中明文规定：“文化大革命的权力结构……是由民主方式选举产生的……文化大革命委员会，或者筹备委员会……”，它行驶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16条》广播的当天，我当时所在的“兴平县教师学习会”（专门整老师，把人往死里整，文化大革命中的自杀事件的90%就集中发生在这个时候）就立马成立了“教师学习会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16条》就这样给“雷厉风行”地落实了。那时，邓小平的儿子邓扑方担任了“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的“主任”的事情哪个不知晓？
我所说的66运动中的基层造反派的“第一炮”不是“打”共产党组织，而是“打”“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这个按照《16条》的方式产生的“权力机构”，没有参加“文革”的人不会知道它，因此他们说不出个所以然，这有情可原，但是参加过的人如果回避了它，不就是错误的吗？那时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委员会”都被“打烂”了，连半个都没有留下，如果说它是“毛主席”为文化大革命“设计”的，自治人民运动的“反对”它不就是“反对”毛吗？
（2）毛从运动一开始，就要求人民团结起来，不要搞“资产阶级派性”，谁听他的呢？我们照搞不误，他说“无产阶级内部没有理由要分成为两派”，我们听了吗？所有的造反派组织都分成为两派，这难道不是1966年中国人民运动的基本“事实”吗？就这个“事实”讲，人民是“打着毛的旗帜反毛”——这才是问题的要害，你的“始终如一的原则”在这里没有办法被人遵守，假设人在“主观”上想遵守它。
（3）从1969年4月1日，毛恢复了已经被中国人民“打倒”、“打烂”了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之后，消解了人民自治组织，到最后，所有的自治组织都被“消灭”了，毛又要人民“斗私批修”，挖派性的根子，人呢？能够不厌恶他吗？谁心里服呢？1971-1973年，我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宣队”的一位成员，被省军区派到陕西石棉矿去挖“工人阶级”派性的“根子”，我们挖了3年，最后哄上级说“挖完了”，其实呢？我当时就想：这怎么可以挖完呢？派性这东西根源于人性，在人真正是人的时候，派性是公开存在的，在人不是人的社会中，它是“暗藏”的——这就是我从中国文化大革命中获得的经验。美国人公开分成两大派，韩国人是三大派，中国在66运动中也两大派、三大派，从66运动失败后，我们的人民都是一派，“团结紧得”象一根绳。
因此，我认为：民主这东西你若不在人公开存在的派性里去找，你一万年也找不到。我设想今天早上，中国有了民主，还不到晚上，人民就又分成为两大派——这就是我为什么要主张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最主要的原因。如果你认为40年前的人民分派不对，那么今天“晚上”的分派也就不对了，道理吗——就如此简单，可是一些大知识分子就不懂。
好了，说得太多了，作一个小结：在最简单的“反对”毛的行为中，胡平的“始终如一原则”可以“贯彻”，但是问题如果稍微复杂了一点，它就不适用了，再复杂一点，它就“完全彻底”的不管用了。
武振荣谈“文革”（2）
10、有两个“文革”吗？
就本文5来看，时间上只有一个“文革”，但是“文革”之后不久就产生了叙述“文革”的不同“本子”，因此，“两个文革说”是“文革”研究的正常现象，所有感觉到它奇怪的人都是对“文革”作了一个片面的理解。“文革”作为一个政治运动，其意义先后是由共产党“集体”和毛泽东“个人”表述的，人民只是“做”运动，而不是“说”运动。结果就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范围内形成了一种印象：好像文化大革命这个由毛泽东最先“说”的运动本身就是毛的运动。在这里，毛对运动的“专利权”是“说”而非“做”，而所有主张两个“文革”的人，都认为不应当把“说的”当成“做的”——事情就这些简单。但是，在我们这个中国，往往许多最简单的事情结果被弄得非常复杂，而本身很复杂的事情，又却被人弄得异常简单。
11、“文革”只有一个，叙述它的“版本”却有多个，可以这样说吗？
可以。在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前，我先讲一个故事，此故事的内容是：一个去耶利哥城的人在路上遭怯，死于非命——就这一件具体的事情，但是却有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叙述版本：一个版本说这个人亵渎了以色列的神，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被钉死在丑陋的木头了；另一个版本就是“福音”，说上帝的独生子为救赎人类，自觉自愿地死在了十字架上。但是，我们都知道，同样的“福音书”却存在着4个版本，到今天为止四本“福音”并存，谁也没有想到可能拿掉哪一本。就上述现象观察问题，发生于40年前的66运动（“文革”）有着多个叙述的版本，这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中国有一句成语，说“君子动口，小人动手”——“文革”的情况就是这样，毛泽东在“说”，人民在“做”，在过去，当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还是朋友们所说的“单线”的时候，大家就认为人民“做”的和毛泽东“说”的一样，可是，我们那个“单线”思维模式一旦被摆脱后，人们为什么还要维持“单线思维时代”的“产物”的价值呢？认为只要毛泽东定义过了的“文革”就变成了铁板上钉钉的事情了，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改变，持这样观点的人如果是搞“专制”的，那没有什么奇怪的，专制主义中的人都是“单面人”，可是，一个叫刘自立的反对共产党的“民主人士”却也主张这样的观点，就令我百思不得其解。他在驳刘国凯君那非常杰出的〈〈论人民“文革”〉〉的文章时，说了连毛也批评过的“形而上学”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专指特称，它的制作者是毛泽东，他是这个名称的专利权拥有者，”言下之意，“我们争取”这“不光荣的称谓的‘专利’”不但是不道德的，而有法律上犯禁之嫌疑……你看，这老兄就糊涂到了这个地步上了，他还以为刘国凯是“错误”的。
刘国凯是文化大革命中“过来”的人，是那时的“人民”这“一元”中的一员，他感觉到他所在的人民“一元”中存在着文化大革命独立的不同于毛的意义，把它整理出来，起一个“人民文革”的名字（这个名字怎么样，我下面再分析它）给以发表——这有什么错误呢？我——武振荣一点都看不出来啊！我认为这不但不是国凯君的错误，恰恰是他的功劳。我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国凯、希哲、郑义、泱潮等民运人士都劳苦功高，他们在说民主的时候，没有拿西方的本子，拿了我们中国人民的“66本子”，并且说得有条有理，头头是道，不象那几个“知识分子”“吃西餐，放洋屁”（岳武语）！有人说外国人越来越看不起民运人士，如果民运人士在民主上只会照着西方的“本子”鹦鹉学舌，人家凭什么看得起你呢？
在这里，我不是要故意地批评刘自立先生，而是对他在“文革”研究上的那一种形而上学的研究方式发出反驳，对他使用逻辑定义推导“文革”意义表示遗憾，“文革”是我们中国人民生活中活生生的事实，是同“亿万中国人民”的生命混在一起的运动，有什么理由非要把它“夹”在毛的“收藏夹”里？认为“文革”是毛的“遗产”——是“四人帮”的一贯做法，你查一查，所有把毛的一个“文革”看成是“正版文革”的人都是写什么人呢？
既然在“文革”研究上不应该义气弄事，而应该实事求是，那么，刘自立先生的错误又在哪里呢？他把社会生活中的事实，也就是说人文科学上的事实，当成了古典物理学上的事实，认为一个事实的“真”的另一面寓设着“假”，也就是说一个事实只可能出现一种解释，一个解释如果是“真”，其它解释必然“假”，由此去分析，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若是“真”，怎么还是可以出一个刘国凯的“人民文革”呢？他没有注意到我上面所说的一个故事，多个叙述版本的问题。其实，如此这般看待问题的人，不止是刘自立一个，几乎所有“反对文革”的人都是这样。
12、郑义的《两个文化大革命刍议》怎样？
不错，很不错！就“文革”的整个历史来讲，只有一个“文革”，那就是中国共产党这个“政党”的“文革”，连毛泽东个人的“文革”都是被排除的，何况“人民文革”（宋永毅的“中共集体智慧结晶论”很好）？但是后来，当毛泽东的“66大炮”把中共中央“打了个稀巴烂”（这是毛学习红卫兵的结果）后，共产党的“文革版”就变成了毛泽东“个人”的了，刘少奇、邓小平这些“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发动人”或者“设计者”就给从名单中销除了。于是一个“共产党的文革”就变成了“毛泽东文革”。因此，所有主张“两个文革”的人不管他们的出世背景多么不同，文化差异有多大，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在批评毛的“一个文革”中发现了另一个“文革”，因此这个道理如果可以反过来说的话，那就是只有对毛的“一个文革”（这个版本是世界上最“霸道”的，在70年代谁要是反对，就杀谁的头）做出了最好的批评、批判的人才有可能发现“另外一个”“文革”。
郑义的这本书写于10年前，是“文革”研究史上的重要文献之一。他是文学家，所以写得很好。你若问我：它好在什么地方呢？我回答：它给我们中国人研究“文革”提供了方法，因此，文章内容本身是一个价值，而被这更有价值的是文章提供的“方法”。法国有一个学者在研究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提出了一个“眼睛向下看或向上看”的“原则”问题，他启发了我，使我感觉到要研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更应当掌握它，就如我以前的文章所说，如果你“眼睛向上”，那么你看见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在挥动“巨手”，林彪摇着《语录》，周恩来左右逢源，……但是你若“眼睛向下”，朋友，你就看见了人民“趁机造反”的“人民文革”了。因此，我说《刍议》是一篇“眼睛向下看”的经典文章。和了不起！
经典文章要有“经典思想”，郑义的“经典思想”就是：1966年人民有“反抗中共暴政”的权利，“文革的兴起”就是人民权利的实现。这样以来，文化大革命图象映入人的眼帘的就是普通人造反的图像了。《刍议》解读图像意义是：“中共建政以来，这是人民17年第一次名正言顺地获得了反抗共产党专政的机会。过去，对现实不满都是罪行，……现在天翻地覆……人民可以起来造反！”这样以来，郑义用“权利的观点”建立了一个“人民反抗中共暴政”的民主文本，非常好；你如果看它不好，你就是色盲了。
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在民运人士的“文革”研究中发现这种方法被广泛运用着就不足为奇，民主实践相当丰富理论知识水准相当高的陈泱潮先生在今年发表的《简论“文革”的历史定性》中，就运用了这种方法把刘自立说的铁板一块的“毛泽东文革”分成了四个：“夺取文革”、“浩劫文革”、“人民文革”和“中国民主革命序幕”的“文革”，陈先生的这种划分法我双手赞成。在《博讯》网上刚刚读到它时，我就写了个支持的帖子。
13、“两个文革论”是一种理论的抽象，你不能不运用它做一个你自己的演绎，也叫那些非专业的“文革”爱好者读懂？
在问题3中，我已经说了，就时间而言可以把“10年文革”分成四段，每一段都有一个不同与前面的意义，因此你只要是一个“研究者”而不是“宣传员”，那么你在每一段“文革”上做一个圈点，就可以构成一个研究的单位。这样你的研究工作就用不着打“开花弹”了。就依照这样的思路，你在把“文革”分成为性质不同的“共产党文革”和“人民文革”两大类的时候，你就可以比较轻松地进入“共产党文革”这个比较窄的研究领域，从而发现“共产党文革”还可以分成为“共产党集体文革”和“毛泽东个人文革”两类；如果你又进入了“毛泽东文革”领域进行研究，那么你就有可能发现它又可以分成为至少四个不同的阶段：
1、 毛泽东作为共产党集体领导时的阶段（这个阶段在1966年8月5日，被毛错误地命名为“资产阶级反对路线的阶段”，可怜的刘少奇、邓小平就成了这个阶段的替罪羊）；
2、 毛、林合作阶段（这个时候毛泽东、林彪携手的结果是要“北京”变成为“世界革命的首都”，他俩联合支持人民造反）；
3、 毛个人阶段（可怜的“林副主席”在“自我爆炸”之后，毛要消除文化大革命中的林彪的“流毒”，消来消去，消到了“孔老夫子”的头上了）
4、 死毛后的阶段。其中每一阶段都有一个不同的意义，而这些不同意义的阶段都和66运动有着不同的复杂关系和联系，因此任何把“文革”看成是“简单现象”的人都站在“文革”研究的大门之外，连门都进不了，何谈登堂入室？
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现象——你从外观上看，它可能套着人类运动史上少有的主观上最简单的图像，但是它的内容却是迄今为止人类运动史上最复杂、最深奥、最奇妙、最绝妙的运动，就此你去理解费正清的“世世代代研究下去”的话，原本是异常深刻的。我搞了30多年的“文革”研究，也可以说是“资质”不短，但是有人要问我：“什么是文革学？”我却回答不上来。因此我能够做的工作只是在1966年我们中国人民伟大政治运动的“宝库”中去寻找我们中国人民过去曾经运用过、所以现在可以熟练运用的武器。因此这个“文革学”我还得留给我的后代去研究，但是我的儿子他已经长大成人了，他对政治学一窍不通，对于我热心的66运动他连半点兴趣都没有，一心要变成网络虚拟世界中的“英雄”，所以，我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小外孙身上，这个小家伙看起机灵，是不是我们陕西人所说的“看起利着哩，吹起迷着哩”的人，就不得而知。
武振荣谈“文革”（3）
14、作者: 海壁 向武振荣先生提个问题 2006-5-21 05:02
您在与《独立评论》网友谈“文革”（1）和（2）中，把自己的观点集中起来，使人容易阅读，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希望您保持。因为您关于文革的文章不但多，而且长，使人不容易掌握。其实本网站关于文革的讨论在笔者看，主要的分歧在于“两个文革”与“一个文革”之争。两个文化大革命的论点，用郑义先生自己的话总结就是：《按照毛的日程表，夺权之后，文革可以胜利结束了。但组织起来武装起来的造反派还不肯放下手中的武器，一个深刻的……
答海壁：你说的“分歧在于……”的话很对，所以《与网友谈“文革”（3）》就从回答你的问题写起。现在我的看法是：文化大革命的“王牌文件”如果是由从上到下的共产党组织执行，那么你看到的文化大革命就会是非常标准的、一点儿也不走样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反右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等共产党运动的重演，哪里会有刘国凯所说的“人民文革”或我说的“66运动”呢，没有，根本没有！但是“王牌文件”如果由全国各地的“中学生造反司令部”、“贫下中农造反兵团”之类的由“一个鼻孔出气”的人所临时拼凑起来的自治组织去“执行”、“贯彻落实”，而全国各地的自治组织又都毫无例外地分裂成为两派，那么怎么会有共产党一体的运动呢？因此就出现了“人民文革”或66运动。这期间的确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我们中国那么多的谈论“文革”的人，其中包括了许多“文革问题专家”，谁个在这样的问题上下过功夫研究呢？“否定文革”的人在我们中国可以说是多如牛毛，但是“研究文革”的人却是凤毛麟角——这就是邓小平的“中国特色”在300年以来我们中国人民最伟大、最标准的一场民主运动上留下的烙印。
15、要解读文化大革命“一分为二”的这个事实，是不是应该先从解释这个概念的真正内涵开始，在20世纪60年代共产主义世界中生产的“中国共产党的集体智慧”——“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得到了认可？
就当时情况着眼，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的“阵营”是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认为这是毛主义的“异端”走上了不可挽救道路的表现，因此，国际社会对它的批判不是来自于当时的“资本主义世界”，而主要是“社会主义阵营”，就这一点去理解文化大革命的民主性，就会不会转很大的向，那时坚决向毛主义一边倒的只有阿尔巴尼亚这只孤单的欧洲“山鹰”，朝鲜是公开反对的，越南是和稀泥，因此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一股共产主义的“异端思想”“异端思潮”把中国引导到了一个脱离传统的苏联式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道路的地步就是问题的要害，今天中国共产党其所以能够“成功”地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走资本主义道路政策而共产党照样统治，根源也埋在了这个“异端”大发展时期。进一步的分析认为，如果说在这个“异端”的时期，存在着一种“异质”的东西，那么，你对“共产党文革”的看法也不会僵死到一成不变的地步。
我在上面已经说出了“文化革命”的“专利权”应该归姚溱，但是姚这个人到今天为止知道他的没有几个，因此，毛的“专利权”来路不正的问题刘自立好像没有涉及到，他用毛的“专利权”的方式反对刘国凯就很有些“纯粹法学味”。其实，进一步的分析后情况就有了变化，刘自立的毛的“专利权”的观点似乎也有成立的理由，因为这到底是一个政治上的“专利”，而那些在政治上没有相当“能量”的人即使创造出了“文化革命”的名词，却没有可以“充实”其内涵的权力。所以“专利”归毛好像是专制时代权力安排的结果。
16、“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依照林彪的说法，“文革”起源与1959年的“庐山会议”；麦克法夸尔把它追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邓小平又闹到了1953年的“农业合作化”时期——这都是依据“左”的标准寻找到的时间。但是，我在毛泽东研究和文化大革命研究上一般不喜欢硬套“左、右”的框框，因此，我认为文化大革命起源于延安时代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出笼时期，并且在“延安整风”中坐胎成形。
17、从“文革”起源中可以观察到内涵吗？
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毛提出了未来中国建设的共产党方案中的三大内容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因此，我们依据这个线索，把1949年中国大陆上共产党对国民党的胜利看成是“新民主主义政治革命”，把50年代伊始的一系列的农村与城市的经济运动看成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现实，那么缺少的恰恰是“新民主主义文化”这一块了，换一句话说，上述的“革命”已经有了“政治的”、“经济的”内容，而“文化”内容就是明显的缺位。因此，如果在毛的潜意识中去寻找文化大革命的根源，那么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个人在主观意识上强烈地反对刘少奇于中共建政初期鼓吹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的秩序”的言论，并且把它当成文化大革命中的“靶子”来“打”的行为恰恰说明了毛已经掉到了自己意识与潜意识冲突的陷阱中不能够自拔了。
因此，我认为所有站在“道德”立场上批判毛的文化大革命的思想都是肤浅的，所以麦克法夸尔教授提出的“经济上的务虚与务实冲突”的论点是一个突破；但是被麦教授看得很重要的“经济路线”在毛、刘的“路线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书中显然是已经被扩大到不切实际的地步。所以我提出了应该在“文化”解读方面下功夫的论点，好象也是一个方法。
如果我在解读“文化”时，可以把“思想”、“精神”、“意识”、“想象”、“幻想”等词中的意义添塞进去，并且用之做一种换置概念的实验，那么，也许你会最后地发现问题：一个“文化”意义上的“革命”，在时间的展开中“必然”要“乱套”的意思就被我“整理”出来了。就此你去分析毛泽东灌注了自己全部心血的“文化”革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的问题，你就不会给一个“虚妄”的东西灌“实在的内容”了，换一句话说，你只有看出了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是“空”（“毛泽东被架空了”了是“文革”后期的普遍思潮，可惜我们从中没有寻找到价值）的，你才会发现1966年中国人民政治解放运动的“实在”空间。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化”二字还有这样的涵义，就是说中国农村、城乡在此之前已经进行了多次政治运动的话，那么“文化界”、“教育界“艺术界”对比而言缺乏“运动”，文化大革命先从“文化界”开刀，也是有一定的意义的。“三家村”的人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祭品”也许是有原因的，只是，这个1966年政治运动的特定时期（它在“3年”或“10年”“文革”中，最多只占3个月的时间）却被看成是文化大革命本身，所有的“反对”“文革”的人都把文化大革命的图象定格在这个时间段上，这样以来，所有想使用更有价值的方式解读运动的人也就好像被被迫到“替法西斯主义辩护”的那个角落上去了……。
18、如何认识和评价共产党的文化大革命？
在本文的（3）中，我把1966年5月16-8月5日的运动叫“共产党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个运动是共产党“17年”（1949-1966文化大革命中有“17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以来一贯的政治运动的“结晶”，是“镇压反革命运动”、“土改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反右运动”、“四清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继续”和“深入”，因此，这个运动应该怎样搞，在8月5日毛提出“反抗意见”以前并不存在分歧，“全党”对运动看法、搞法不存在任何的疑问，因此我们假设这个运动“健康”地发展下去，那么叶剑英说的，“文化大革命死了二千多万人，整了1亿人”的话，就可以说不是“扯淡”。
19，“整人的共产党运动”你参加过吗？有什么印象？
要说印象，一句话：怕得要命。文化大革命中自杀的人80-90%都集中在这个时候，我们学校的校长郭焕新自杀（未遂）时，用斧头在自己的头上砍出来的那一个可以看见头盖骨的大裂口之惨相至今都留在我的脑海里……，在兴平县教育局举办的按“5、16精神”部署的“关起门来整”老师的全县中小学教师学习会上（我作为10%的学生代表参加了学习会，目的是要“我们这些革命的接班人在阶级斗争的火线上”参加“战斗”，“闻一闻革命的火药味”），我县教育局局长高士姚喝剧毒身亡，尸首扭曲得象一具死猫，副局长付玉姚被逼疯了，郭校长带病参加批判，在批判中被迫得“装疯卖傻”，李熙老师在挨批一月后，被开除出教师队伍，戴着“坏分子”帽子被送到生产队，许存浒老师，因一句话挨了几星期批判，刘志贤老师因为在救自杀的郭校长时放声大哭而被看成是“叛徒郭焕新的孝子贤孙”受到了连续几星期的批判，30多位老师“全部上楼”（刘少奇语），只有一位新近参加工作的罗老师轻松地“下了楼”，其他所有老师“身上即使没有垢痂，也要搓出来！”（详情见《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
网友鲁肃下面的话不错：
作者: 鲁肃 “文革”好比脓疮破裂，难说一定不好，王司令先别就那么定了 2006-5-21 16:59 [Click:69]
“文革”，如果孤立地看是一回事，但如果和“十七年”比较就会有不同结论。我自己和我的家庭在文革中受了很多罪，黑崽子么，没得可说。但如果没有文革，难道我就不是黑崽子了么？文革之前的十七年，土改、肃反、大跃进、反右，哪一样不比文革反动和黑暗得多？……我怎么看都觉得，十七年的恶毒专政，比文革更反动，也是直接导致文革必然会如此这般演变的根本原因，没有文革，中国人也不有安居乐业平等生活的机会，中国共产党会有更大的精力用更铁的手腕去收拾异己甚至是莫须有的异己，文革中他们忙于内斗和自保，多少耽误了他们对别人的迫害，文革中惨死的人不少，但没有文革，按照十七年的势头，中国怕是只会有更多的无辜者被残害。人们在说文革坏的时候在假想没有文革人们会过着自己的好日子，会有个平安的十年，用老江的话说，“你们也太天真了”，没有文革，中国还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呢，……十七年是个大脓包，文革不过是这个大脓包的破裂而已，没有文革，那脓包会痊愈吗？没有文革，共产党只会更凶残，只会有更多的无辜者受害，更暗无天日无处伸冤。共产党那么积极地否定文革，他怎么对土改肃反大跃进反右就没有同样的劲头？那些运动中受害者不是更多更无辜吗？霍霍，不过是文革冲击了他们自己而已，不过是文革第一次有了对他们的否定而已，你还真的以为他们是什么良心发现吗？巴金提倡建立文革博物馆，他怎么不提倡建立大跃进博物馆、反右博物馆、肃反博物馆、土改博物馆，还摆出良心的丑态、标榜自己“说真话”。真有良心，真说真话，那就为那些没人为他们说话的地富反坏右也说几句好了。没有文革，地富反坏右的日子、农民的日子、普通人的日子未必会更好，多半却是更坏，文革是不好，但那是和正常社会比较，但如果和十七年比较的话，特别是考虑到它是在十七年的基础上进行而且还被流氓毛泽东无耻地利用和出卖，俺实在是不敢就以为文革真得“不好”，没有文革，你在假设中国会怎样进行,在那种毫无根据的良好假设下否定文革，有何意义？
以上鲁肃网友的观点，我非常赞成，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网络就给了我们这样好的一个交流的平台，使中国共产党的言论钳制政策不再有效。
20、另一个“文革”是怎么生出来的？
我认为：是一个“怀疑”的“子宫”生产出了另一个“文革”！不了解这一点，就认识不了“文革”中的亿万人民行为，也就认识不到一个一贯“整人”的共产党运动怎么于“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一个政治上解放人的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难时期有一个非常非常流行的口号：“怀疑一切！”
就以我个人的亲身感受来说吧，1966年7-8月，当我们在“教师学习会”上违着良心在向我的老师们“开刀”时（用当时的流行话讲叫“割阑尾炎”），难道内心就不痛苦吗？谁的心不是肉长的呢？但是在这一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面前，谁也不敢表现出哪怕半点的不满？任何人都在咬着牙“整”别人，也都焦虑地等待着别人“整”自己。在“整”的过程中，“挨整的人”的狼狈处境可以说在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无不留下了一种强烈的悲惨图像；如果说这个悲惨图像也在时时刻刻地提醒目前还没有被“整”的人自己注意：有朝一日，这一副图象又可能套在自己的头上，那么我要解读的就是它。如果说这个心理上的事实是中国人民政治大造反图像的“素描”的话，那么你从分析“素描”开始，然后去研究那个伟大的66人民政治大解放运动的“长卷画面”之展开，你就不会对“画面”上的毛泽东“头像、语录、口号”做出与毛泽东本人的意思一模一样的理解了，什么是政治“符号”？什么是解放的“偶像”？什么是解放的语式——这样的问题就难不倒你了，你就获得了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自由；否则，你即使一位“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专家，并不一定就意味着你在“研究”文化大革命上有了自由。值得指出的：是在30多年的“文革”研究中，“符号”、“偶像”、“口号”绊倒了许多人，其中包括不少的知识分子“精英”。
正因为所有参加或者目睹了“整”人场面的人的意识上都落下了一副悲惨的图像，对此的图像的逃避心理造成了一种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广泛“怀疑”：难道这就是人们“憧憬中的无产阶级革命场面”吗？1966年，不仅仅是毛泽东在思考，更为重要的是普通人在思考，像我这样的中学生在思考；不是爱思考，有思考的习惯，而是不由人？是生存的内在焦虑压迫去人思考，就此去嘴嚼“革命从来不是心血来潮的结果，一个民族决不会为了无足轻重的细故闹得天翻地覆”（《法国革命史》）的米涅教导，你就会发现毛对“文革”的解释是非常肤浅的了。
21、红卫兵是怎么一回事？
1966年5月29日，在“5-16通知”产生不到13天的时间内，在颐和园的废址上（这是绝对有象征意义的，让“专家”去说吧），十几位清华大学附中的学生们自发“聚”在一起（这是自由结社的条件一）自由的议论（这是自由结社条件二）文化大革命的事情。议论中，这些少年人头脑发胀了，竟然无视共产党社会用严厉的法律方式禁止人的自由结社行为，秘密地结成了中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正因为存在着以上两个要件，所以十几个中学生的自由结社行为才无意识地触动了一场人类社会的伟大革命。
世界上的事情，有时候就这么奇怪，“在亚马逊热带雨林中的一只蝴蝶，震动了几下翅膀就引起了它周围空气的变化，继而引起了热带气旋，最后在美国西海岸引起了飓风……虽然这是假像学说，但它还是有它的科学道理”。
在《66运动论说》的书稿中，我把这个一天当成66运动开始的日子，以区别与共产党文化大革命的5月16日。
这就是说，5月29日这一天，在共产党、共青团和官办学生会体制外“蹦”出了个红卫兵组织，因此，我说它是“石猴出世”，“石破天惊”！接到我上面所说过的话题，由红卫兵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就叫“人民文革”。当时“文化大革命”的名字虽然没有变，性质、内容、搞法、进程、目的、方法等全都变了，不但变了，而且变得面目全非，内容全异，因此对于这个由红卫兵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你另起一个名字，叫它“政治解放运动”或“66运动”又何尝不可呢？目前，在我们中国“精英人物”中间，就有这么一部分人的脑子给谷草塞实了，以至于“疯女人”（想象力）都无处藏身了。
武振荣谈“文革”（4）
22、讨论“文革”有什么意义，都是些“陈谷子烂芝麻”，有什么价值？
本文没有接着前面的顺序谈，而是选择了一个新话题是有用意的。其所以这样作，我得说明：这个系列文章在《民主论坛》刊登时，洪哲胜先生把第一篇中的副标题《以“文革”的话题谈民主》换成了本文的标题——这样的做法我深表赞成，表现出了一个编辑的卓越才能和辩识文字的非凡眼力。以前我在中国的时候，一个朋友就对我说过“文章要好，编辑少不了”，我还不信，现在信了。今天，别人在讨论、谈论“文革”时站在一个什么立场上？我不得而知，要从谈论中得到什么？我也不得而知，反正我自己在谈论“文革”时，把它作为一个“民主的本子”，不，我补充一句，“中国民主的本子”却是一贯的，因此用我们中国人说习惯了的话：我不是“为了谈文革而谈文革”，是为了中国的民主而谈“文革。”
我认为在“民主”的问题上，我们中国人吃的“西药”太多了，吃的“中药”却太少，以至于“中药”里稍有苦味，我们倘以为吃了“毒药”，就得把它吐出来不可。要知道，我们中国是一个有着持续的人民运动和丰富的人民运动传统的国家，有1957年的知识分子“鸣放”运动，1966年的政治大解放运动，1976年的“4-5天安门运动”、1979年的的“民主樯运动”，1989年的“伟大民主风波”（风起于北京，却成事于莫斯科）和1999年的法轮功抗议，因此我们中国根本不可能同前苏联相提并论，也可以和朝鲜、古巴、越南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日而语，所以研究我们中国的民主，如果脱离了上述“国情”，把它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捆绑在一起去，不是错误的又是什么呢？而要摆脱上述的错误，我们就得找一个时间上的点——1966年。
23、20世纪90年代的“苏东波”骨牌效应没有“推倒”中国的原因是什么？
答：中国不是那时“专制社会主义”牌局中的一张“牌”，从1966年人民运动爆发时它就已经从“出局”了，虽然还挂着“社会主义”的招牌，却是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了，用斯大林批毛的话说：是“红皮白心的萝卜”。其所以，产生了如此深刻的“性质”变化的最根本原因就是我们现在谈论的“文革”。在下面的谈话中，我将要说到文化大革命与邓的“改革”的关系，读到它时，你就会感觉到邓小平与“文革”的关系复杂到一般人想象不到的程度。
24、问：你认为目前中国“文革”研究中的最大的弊病是什么？
答：许多人不知道变化，也没有观察到变化，把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着的人和运动组织到一个排除了任何变化的程式中去理解，以至于由他们抓住了的“文革”是一种“铁板一块”的东西。
如果说毛泽东对“文革”有一个定义是值得肯定的话，那就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我的看法是这样，人在精神僵死的状态感觉不到“灵魂”的存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中国人就是这样，你说人有“灵魂”就等于你是“唯心论者”），人只有到生命的最活跃和人生最有成就感的时期才会感觉到“灵魂”的存在，这样以来我也就随便解释了如下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时，一个信奉“唯物主义哲学”国家中的“亿万人民”为什么突然被“精神”、“灵魂”这样的东西激动了起来了，以至于闹了个鸡飞狗跳墙——其中的道理又有几个人去思想哩？因此，我认为探讨“文革”如果不研究普通中国人“灵魂”中发生的那些变化（它往往是“一闪念”的出现与存在）就是狂风低下说野话——被风刮去了，留不下来。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除了运动前用百分比严格划出来的那些5%的“可怜人”没有变化外，所有的人都变化了，变化之大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也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毛泽东在变，刘少奇在变，林彪在变，邓小平在变，各省委书记在变，县委书记在变，党支部书记也在变，共产党员在变化，共青团员在变，红卫兵在变，造反派在变，工人在变，农民在变，干部在变……大家都在变，由变化着的人的手做出来的事情也在变化，但是与这样的情况极不协调的是，我们许多人说出来的文化大革命的内容却在“变”字之外。
巴金是中国一位著名人物，瞧，经他之口说出的文化大革命中的人，哪一个老成得没有九十岁呢？因此，外国人若是从《回想录》去了解文化大革命，红卫兵不长胡子才怪哩！
25、问：文化大革命中的人都是毛所说的一个“无产阶级”中的人吗？
我不说别人，就说我自己吧，是地地道道的关中农民的儿子，祖祖辈辈都是老实巴交的种地的庄稼汉。“土改”时的阶级成分是“中农”，1963年又划成为“下中农”和“无产阶级”沾的什么边呢？但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倒向”人民一边时（毛提倡共产党人“站在人民一边”），我做了我自己是“革命的无产阶级派”——这样的一番“表态”，试问：我是否就因此而变成了毛的“无产阶级”中的人呢？如果说此后，我的哥哥——他那时是工人，也做了他“无产阶级”的表态，我的父亲——农民（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是我的对立面组织中的成员），亦做了类似的表态，那么你认为我的家庭从此就“无产阶级化”呢？其实，象我这样的家庭在“文化大革命”是数以千万记的普通家庭中的一个，可见这时人的“无产阶级化”是一种合法的“人”化，是对“阶级人”的一种出超，也是对由世袭的“阶级成分”造成的人在政治上的“等级身份”制度的一种破坏（破坏的结果是邓小平不得不放弃了它），质言之，是人的“还原”——看不见这一点而谈“文革”，就如同瞎了眼的鸡吃米——乱鵮（侃）。
如果我们可以发现“文革”中的辩证现象的话，那么可以这样地说，共产党、毛泽东的“阶级论、阶级斗争论”已经走到了极端，因此，事物发展的内在法则使之完全地走向了“反面”，17年以来一贯的捆绑人的桎梏一下子给“粉碎”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人的“解放”。在一个“无产阶级专制”的社会中，当每一个人都是“无产阶级的人”的时候，人的那一张“阶级”的“皮”就给“脱”掉了，人鲜活的本质就表现得淋漓尽致。
但是，“了解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文学家毛姆说：“因为人不论男男女女，都不仅仅是他们自身；他们是自己出生的乡土，学步的农场或者城市公寓，儿时玩的游戏，私下听来的山海经，吃的饭，上的学校，关心的运动，吟哦的诗章，信仰的上帝，这一切东西把他们造就成现在的这样，而这些东西都不是道听途说可以了解的”。毛姆的话，被我们否定了，我们以为了解文化大革命中的人的事情“简单”得“跟一一样”（划一字简单），其实，中是误会。
现在的情况是，我们许多研究“文革”的人还没有进入“文革中的人”的研究领域，他们一提到“文革”时期的人，头脑里不是出现“暴民运动”的图象，就是口头上冒出“愚民主义”的话，惟独他们自己有资格做人，试问：这是民主的态度吗？是民主的思想和民主的作风吗？
26、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是一种吗？
不，不是的，要说明这个问题，我就想到了川剧中的变脸，那个简直是我们中国戏剧里的最可以表现出“中国特色”的东西，演员只要努力地扭一下脸，一个红脸唰地一下就会变成蓝脸，一个蓝脸变成黄脸……这种魔术般的技术给了我一个极好的提示：在1966年的中国政治舞台上红卫兵也是变了三次脸的，其方式有一点川剧味。
我在21节中已经说明了第一个出世的红卫兵组织是一个自治的组织，是从共产党一党专制的“石头缝里”中“蹦”出来的“石猴”，但是我没有说过所有的红卫兵组织都是一样，都是自治的出于学生们志愿的结社，的确有一种背后被人操纵的红卫兵组织出现，就是这种组织败坏了红卫兵的名誉，使人们一提起红卫兵就想起了抄家……。所谓的“老红卫兵”就是它。红卫兵是娃娃伙的组织，由政治上乳臭未干的人组成，为什么前面加了个“老”字呢？读完了这一组文章，你就明白了。
我作为一个研究了“红卫兵”的人负责任地告诉大家：红卫兵可以分两种：“党办红卫兵”和“自治红卫兵”。前者是专制主义中的人，后者却是民主主义中的人，因此差别之大可以 说是“十万八千里”。前者是“共产党文革”、“毛泽东文革”的“工具”，后者是民主自由的“人民文革”的担纲者和尖兵。
武振荣谈“文革”（5）
27、自治红卫兵——党办红卫兵——造反红卫兵就是你说的红卫兵三次“变脸”吗？
是，一点都不错。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其所以是秘密的，因为它的存在是“非法”的，中国共产党社会智力并没有低到它只要说自己是“革命的”、“保卫毛主席的”就可以放它一马的地步，对这样“有组织”、“有预谋”的“反革命活动”共产党是要坚决取缔的，一点点的犹豫和动摇都没有，因此发生于5月29日的事情，我在陕西省内听到它时却是在8月1日之后。
8月1日，毛泽东给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写了一封信，肯定了红卫兵是“革命”组织，说“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听一听；老毛的口气，赵紫阳比得了吗）并且提出了66人民运动的一个主要口号：“造反有理”！这个消息当时用广播（大众媒介）向社会发表（不是象“文革”前后的的中共中央文件“逐级”下发，许多文件不是党员还没有权利看），共产党组织想捂它也捂不住（“文革”提倡“揭盖子”反对“捂盖子”）了。可见红卫兵获得了毛的公开“支持”后，才由“地下”转到1966年的中国政治“台面”上来了，变成为推动66运动的唯一的组织形式。也就是说66运动的基础是由红卫兵运动（学生运动）奠定的，就此而言，毛对红卫兵的“支持”实质上是毛同已经官僚化了的共产党体制的“较量”，不仅仅是对刘、邓“叫板”。
如果说红卫兵组织事实上是“叫板”当时的共青团组织的话，那么毛对它的“支持”就挑起了他自己和共产党官僚体制“较量”的战争，因此，这个时候就产生了我说的“66结盟”。如果我们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在几百万红卫兵的狂欢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一事看成是“结盟”完成的一项正式“仪式”，那么66运动中的毛泽东同红卫兵造反派“站在一起”，而不是同共产党人和共产党组织站在一起——就是“66事变”的精华部分，就此你去研究“变化”中的毛和“造反”了的红卫兵，便不会落入“彻底否定文革”的邓小平圈套中去。
28、哈，哈，哈！你说得多么妙啊！不是正好说明了毛泽东“利用”了你们红卫兵，把你们当“枪”使，你们那些瓜头瓜脑的家伙们一点都不知道，到今天为止还被蒙在鼓里，多么可怜啊！
答：嘿（我不哈），几乎所有反对“文革”的人都这么说，有100个“反对”“文革”的人其中的99个都持这种观点，所以在我30年“文革”研究过程中，这样的话是不绝于耳的，但是我对这种话中所包含的肤浅的思想就从来没有谦让过，我认为如果要用专制主义的思想和理论去批评毛上述的“利用”，那么你会得出毛“不道德”、红卫兵“不地道”的结论，因为所有的专制“理论”都可以说有一个“道德”上的内涵，但是你如果运用民主的理论去研究它，批评它，那么民主理论中的“政治市场论”和政治行为的“交易论”就恰恰说明“66现象”是“民主的”。毛和红卫兵实现了“交易”上的“互惠”，毛寻找到了按他“个人意向”推进文化大革命运动所需要的人（中国共产党人不行了，他们对毛的文化大革命“阳奉阴违”），而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也得到了在他们所在社会中按照自己意向推行文化大革命的“合法”权利；正是这种“合法”权利的运用和实行，才把所有的共产党地方当权派排挤出局，文化大革命就最后地变成了红卫兵运动了。
退一步讲，毛“利用”我们铲除了反对派，而我们“利用”毛“打倒了地方当权派”，获得了解放！——1966年这样的一笔政治“交易”到今天为止，也看不出我们吃了什么亏？毛泽东不直接地统治你和我，所以，1966你的解放不是从毛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而是从直接统治我们、实际统治我们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手下获得的，这些人叫得出我的姓名，知道我的家庭，掌握着我的花名册，在过去的时间里，管理我的一举一动。
29、你读过李志绥和张戎的书吗？毛泽东简直就是个“魔鬼”，和“魔鬼”“交易”的人能够不变成“魔鬼”吗？
李志绥如果真是毛泽东的“仆人”（“御医”）的话，那么，我不批评他的书，我请出黑格尔这位“权威人士”来说话，就省事得多了，在《历史哲学》一书中，黑格尔说：“‘仆人眼里无英雄’……哥德也重复说过……仆人给英雄脱去长靴，伺候英雄就寝，知道英雄爱喝香槟酒等等。历史人物倘遇到这样一个懂得心理学的仆役伺候着，以后在历史文学上记载着，自然就会显得平凡不足道了；他们被这个仆役拉下来，拉到和这精通心性的伺从婢仆的同一道德水准上，甚或在那种水准下几度……”好了，就这些；关于张戎的书，那是一本“揭隐私”的书，交代的是一位“鲜为人知的毛泽东”，和1966年运动中的“公众人物的毛泽东”是八杆字也打不着的。因此，这样的书的内容即使在西方走红，我也看不出有更多的价值。中国人骂中国人的水平，在世界上从来都是第一流的——这一点我不怀疑。
1972年，毛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尼克松夸毛“改变了世界”，毛以他那特有的幽默说法否认自己“改变了世界”和“改变了中国”，说“我只改变了中南海这一块地方。”其实，毛的话是对的，在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他仅仅是中南海中的一个居心叵测的人和道德上有重大缺陷的人，因此，要说“中南海的文化大革命”张戎的书的内容也许可以派上用场的，但是我说的文化大革命是除了台、港、澳外的全中国运动，她的书就派不上用场了。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如果你认为“10文革”中毛和红卫兵一直是“结盟”的，你就是一个傻瓜。1969年4月1日，毛恢复了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行为就意味着他自己拆散了和人民的“结盟”，我说的66运动就结束于这个时间上了，因此以后的毛，你骂他是“妖魔鬼怪”，我才不管哩。事实上，你比我骂得迟一些，早在1967年底，我就骂毛了。他不再和我们红卫兵搞公平交易了，用“霸王交”压我们，要我们放弃在同他公平交易时获得的观点。
30、许多人都把文化大革命中的毛作为一个“反面人物”看待，能不能说一说你和他们同不同？但是，你好象不承认在政治上存在着一个“完整”的“毛泽东文化大革命”？这样以来，你不感觉到你的说法前后矛盾吗？
文化大革命实际不是毛“发动”（是共产党“集体”发动的）的，因此把“发动”文化大革命当成一个毛的“错误”是不对的，不符合历史事实，但是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普通人对“发动”的理解往往是指毛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力排众议地要把“共产党运动”转化为“人民运动”，而在这种“转化”过程中，他正确地张扬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当权派“造反有理”的主张。正确地说“发动”等于“支持”，这样以来才符合事实的真相；所以就“真相”而言，你若以为“支持”就可以使人民运动的“专利权”归毛享有，那就不对了。譬如，你“支持”我做成了一笔生意，我从中赚了100万人民币，是不是因为你的“支持”，这100万就应当“归”你呢？法律上的问题，有时候就可以这样提出。
31、问：你凭什么说那种一场人民解放运动不是毛的？
1966年事件的奥妙之处也在于，毛要使之实现的人民运动本身是他不知道也不明白的，他只是做了这样的一个推理：即共产党“对立面”的运动就是无产阶级运动，如果说这样的推理本身就有错误的话，那么，再加上毛对无产阶级运动是心中无数的，没有任何的个人筹划，于是，事情搞砸了，就非常自然；就这一点讲，毛泽东并不伟大，但是他“搞砸”的事情是共产党运动，而人民运动借此以兴起的话，那么毛对之支持的行为就具有价值。
毛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事情上，完全没有一个系统的思考和周密的计划，完全凭直觉行事。1966年10月24日毛在一次谈话中说：“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运动，一个大串联，谁也没有想到，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弄得各省呜呼哀哉。”第二天，即25日他又说：“我闯祸了，就是批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见《毛泽东之路》第451页）。
著名的“文革史专家”金春明教授（这是正儿八经的“专家”）曾经非常明确地否认了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存在着毛的“战略部属”，不过他因为是大陆的教授，因此在表述上就特别需要讲究个技巧，不象我这样直来直去，他的原话是：“文化大革命中最时髦的口号是‘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前进！’似乎10年中的每一个重大活动都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因而紧跟这种部属成为一种普遍的时尚。但是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是什么，包括哪写内容，不仅当时没有人知道，而且至今尚未研究清楚”（《“文化大革命”史稿》第306页）。金教授的这一番话，不就是“剥夺”了被毛在生前已经窃取了的、而现在又被刘自立等人认可的“文革专利权”吗？因此我在“文革”研究中宁可假设1966年中国社会存在着一个“精神”或者“文化”上的毛泽东运动，但是却根本不承认存在着“政治”上的毛泽东运动。“政治解放”运动是“人民”而非毛的，如果说1966年有一个政治上的“专利权”可追究的话，那么毛不是它的“所有人”，“亿万中国人民”是它的“所有人”！写作了《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的行为，就表现了我作为一个文化大革命的参与者争取运动属于我的那一份权利。它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
说了上面这些多的话，嘿，伙计，我告诉你，毛泽东是我们中国人研究文化大革命道路上的 “拦路虎”，你打败了他，你就可以走上正路，怕他，打不过他，你事实上就绕道了，因此你即使写了几十本专著，写了许多的字，也不过是浪费了笔墨而已。浪费笔墨的事情，中国人在世界上也是挂了号的。
32、你说一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你们那些红卫兵和毛到底保持着什么关系？
答：“宗教”的而非“政治的”。
33、怎么解释？
在“政治”上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和毛之间没有任何的隶属关系，不存在任何形式的上下级组合和科层设置，更缺乏现代所有组织都有的“金字塔”。因此我说政治上我们是“自治”的是有道理的。到今天为止我也不知道我们那个“中造司”的上级是谁？“兴平中造司”固然是上面的组织，但是，它和我们的关系是松散的，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谈不上什么上下级，所以我说“自治”的话不是随便说的，是对那时的人和组织性质做了正确分析之后下的定义，但是这样的话并不说明我们在“精神”上也是“自治”的，而恰恰相反，在“精神”上我们是依靠毛的，把他当成为“神”看——这就是我说的“宗教”关系，只是，你不要一听到这样的话，就一口咬定我们把毛信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其实呢？“神”——这个东西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就有些的随便，信了就信，不信了，“神”也没有办法。毛曾经说过：“中国妇女不生小孩子，就信观音菩萨，生了就不信了”。1966年的中国人对于毛是这样，“造反”的时候信，“造”完“反”就不信了，毛拿他也没办法。目前就有那么一部分人把我们中国人1966年这种“随便”的“信”，非要看成如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那样的信不可，我不知道这些人的脑子里缺了哪根筋？
34、问：在《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的文章中，我看到你在交代你自己经历的红卫兵运动时，提到了“打老鼠”与“打老虎”的问题，你能不能再说明一下？
那是我个人在66运动中亲身经历过的事情，所以我记得特别的牢，一辈子也忘不了。1996年8月初，北京城产生了红卫兵的消息以“红色电波”的形式在传到我所在的兴平县教师学习会上的时候，学习会的领导班子（县委张世龙副书记“挂帅”）立即组织成立了“兴平县教师学习会红卫兵大队部”，由当时“教师学习会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的“主任”（一个当了傀儡的普通小学教师）出任大队长，我是中队长。红卫兵中没有教师，所有参加学习会的学生（100%的是共青团员）都是红卫兵（这是北京城的以“高干子弟”为主的“老红卫兵”在全国各地的伸展），一个都没有缺。非常明显，这是基层共产党组织“一手包办代替”的产物。其组织方法是根据少先队模式展开的，这些人一律穿着红卫兵服装，戴着红卫兵袖章，是“假红卫兵”。在陕西省境内，被人们叫他们“麻花兵”（“革命”后党组织用公款买来麻花给他们吃）。
这样的红卫兵在一出生时，就要表现自己的“革命性”，而这种“革命性”在一个“革命的运动”中肯定要超出共青团甚至共产党组织，而在当时，唯一能够充分表现“革命性”的就是去“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去“破四旧”、“立四新”。于是他们就“上了街”去“革命了”。现在来看“上街”是对的，因为现代民主运动就是一种“街头运动”，而要“革”的“命”却是完全错误的，其行为严重迫害了社会上的一贯的不幸者：“地、富、反、坏、右”。
可是，我这个从66运动走了过来的人，负责人的告诉大家，这一段时间被人们想象得要短得多，我印象它，在我们县城的持续超不过1个月，但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暴力图象”却永远地被人们定格在它上面了，殊不知这个时候的人民政治大解放运动的浪花仅仅是拍打了青少年人的脚面……。
8月下旬，我所在的学习会上来了一群南郊中学的造反的红卫兵，他们是专门来“启蒙”我们这些受兴平县当权派“蒙蔽”的红卫兵的，他们说：现在阻碍我们兴平县文化大革命健康发展的力量是共产党内的当权派，他们才是文化大革命的真正敌人，他们手中有权，好象是老虎，你们既然是“革命的小将”就应该“打老虎”，为什么把那些在17年的时间中已经被我们的人民打得钻到了地洞里的“小老鼠”抓住不放呢？在我们大西北，老虎是刘澜涛（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在陕西省老虎是霍士廉（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在兴平县，老虎是孟昭亮（兴平县委第二书记代理第一书记），同学们，让我们掉转“枪口”对准他们吧！“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诸位，就这么的几句话，把我们给“煽动起来了。”从那时我才体会到运动中的人，是那样地易于被煽动，原因是什么呢？《狂热份子》一书的作者埃里克•霍佛说：“宗教运动、革命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是热情的发电厂”。
第二天下午4点，我们闯入县委大院去“造”县委的“反”了！造反之后——你知道吗？那个党办的红卫兵组织也就散摊子了，和共产党组织一样地“呜呼哀哉”了，石沉大海，没有任何信息了。
朋友，那时是一个说风便是雨的年代，人变化之大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是难以想象的，因此，昨天还是“党办”的红卫兵，今天却“造”党的“反”了，只是在许多“文革史专家”的叙述中，所有事情都僵化得象一具死尸，难道从他们嘴里说出来的“文革”有一股异味。
武振荣谈“文革”（6）
35、胡平反对“文革”中的“造反”，因此就出现了茉莉为他“叫好”的话：
作者: 茉莉 先为胡平兄叫个好，再谈“造反”这个词的特定意义 2006-5-20
“造反”是中国历史上沿用下来的词，一般指反贪官或者反皇帝，不是要改换一种制度。“造反”只是换历史舞台上的演员，不是换根本性的剧本。而我们的反抗，是要换剧本，即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制度。这样，“造反”这个词是不适用的。“造反派”是文革中的一个特殊词汇。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河流。今天即使有人还想要造反夺权，也失去了那种特殊的环境。
作者: 武振荣 说得不错 2006-5-20
是这个理，现在的问题是“换剧本”，但是就凭你——茉莉小姐、胡平先生，加上我们这些在海外逃亡的民运人士，没有人民“造反”的发生——“剧本”能换吗？也是在90年代初，苏联人民用起来“造反”的方式才换了个剧本——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可是，在17年前，我们中国的大学生跪下来给李鹏磕头，剧本换了吗？没有换，还流了血；再说，要换的“剧本”中若没有写着人民有对当权派造反的合法权利之内容，那怎么称得上“换剧本”呢？民主的“剧本”中如果没有人民造反——这一条的话，叫什么民主，我就搞不清楚了？美国人民搞了200多年民主，现在已经把民主的制度传到了全世界，但是美国人民为什么到今天也不愿意放弃“造”英国政府“反”时所用的“枪杆子”？如果用“枪杆子”维护自由都是正当的，那么1966年中国人民用“笔杆子”“造反”错在哪里？
作者: 武振荣 再答茉莉 2006-5-20
要换的“剧本”是“民主剧本”——这一点——我们没有分歧，但是你认为“民主的剧本”中没有人民对政府造反的内容，我就不同意了。在解读“民主剧本”时，如果许多人都认可“美国民主”为“正版民主”，那么翻开它，谢斯“造”新政府“反”的事件谁个不知道呢？造反运动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是“造反精神”在伟大的民主主义者杰斐逊的笔下写进了剧本之事，却被你忽视了：“造反是人民保持政府健康所必不可少的良药”。在美国内战中，伟大的林肯，又写进了一页：“这个国家连同它的一切结构，都属于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一旦他们对现存的政府感到厌倦，他们便可以行使他们的宪法权利去改革它，或者行使革命权利去解散或推翻它。”（见《林肯选集》中译本）如果你认为中国今后要换的那个“剧本”没有这些人民造反的内容，那么对不起，它即使今天晚上才写出来的“新”剧本，不也还是“旧”的吗？
36、说穿了，今天的民运人士也是造反派啊。
现在，我们中国有些知识分子治学往往显得很愚蠢，譬如他们在对1966年的人民造反运动的看法上就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就如上面的两位来说吧，美国人民造“民选”政府的反，因为有民主的大师的肯定，他们不敢说“不民主”，可是，轮到我们中国人民造“专制”政府的反时，他（她）们却说是“不民主”，这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就不懂了，就这样，胡平还说“民主是一种普世的价值”，如果这话是真的，那么为什么就只“普”美国人而不“普”我们中国人呢？
好了，别打笔墨官司了，就说我们今天在海外流亡的民运人士（不包括异议人士）吧，也是造反派，茉莉不过是把“造反”换成了“反抗”就因为可以万事大吉了。情况不是这样，你虽然在胡锦涛的面前不敢承认你是造反派，可是你的政治“反骨”胡锦涛早就看出来了，他那眼镜片的光亮着哩，所以你一回去，他就“法办”你。
说到这里，我们在海外这些民运人士比起毛泽东都退步了，他都敢说“造反有理”，我们却不敢说。这30年以来，中国民主运动为什么一蹶不振？民运人士为什么垂头丧气？民主的话语为什么佶曲聱牙？民主的旗帜为什么不能够高高飘扬？就是因为民主的队伍不是集合在“造反”的阵地上！
就这个问题，我认为现在的人应该向伟大的1966年人民造反运动学习，从那里面找我们中国民主的“真经”，抛弃邓小平的“假经”，使民主的阵地上高高地飘扬起“造反”的大旗！如果说在过去的时间中，孙中山、毛泽东用“枪杆子造反”行为都是“历史”许可的，那么在新形势下我们人民用“笔杆子造反”，用“鼠标造反”我就看不出错在了哪里？
37、由“66造反”的话题想起高光俊的“民军造反”，说到王秉璋的“军事手段”的“民运”，并从中得出“民运文革”。
2004年7月，是我在网上写作文章的“学步”时期，那时高光俊的《如何推翻中共？》的书在网上走红，许多人都为中国民运人士出现的这一匹“黑马”叫好，事实上，我和大家一样，也是欢欣鼓舞，认为中国民运就应该出一大批象高光俊这样的勇气十足的人物。他在同中国共产党的正面“较量”中，敢喊出“暴力革命”的口号（66运动中我们那一代就敢喊），但是话又说回来，我的年龄到底被高光俊大几岁，比他多吃了几年干饭，因此，我在提倡发扬高光俊“精神”的同时，却严肃地、认真地、坚决地拒绝了他的方法。为此我和邓韫璧先生一口气写了7篇文章，批评了高光俊方式、方法的过时性，刊登在《中国民主正义党》网站上后，一个名叫“中国革命党”的人读了它 ，气得大发雷霆，他发了一个帖子：“武振荣、邓韫璧是中国现代保皇派的走狗，刀劈武振荣！枪毙邓韫璧！”
其实，在那篇文章中，我说了，我们现在要运用66运动的方法“推翻共产党”，而不是用高光俊说 的“组织民军”，“到江河湖泊、崇山峻岭，去打游击”，现在看来我是对的，快二年了，如我所料，没有组织起哪怕一个班的“民军”，何谈打败“350多万人中共正规军”？其实，在这个之前，海外民主运动的开创者王秉璋博士也曾经有过类似的主张，在这篇谈话中我不可能过多地涉及到这个问题，我只是指出这种主张其所以在中国民运人士中间不缺少拥护者，原因在于人们没有认清楚中国人民于此之前开创的66道路，以为在66运动之后，还存在着中国人对民主道路的“选择”。因此，我顺着刘国凯“人民文革”的思路走，认为应该找出一个“民运文革”！
就上述问题而言，我在民运问题上反对两个“极端”，即连“造反”的口号都不敢喊的这一极端，和一说“造反”就要抛弃66方式，而要走“朱、毛枪杆子造反”“老路”的这另一极端。而“民运文革”的主张就处在了这两个极端的中间处，用我们老先人的话讲，叫“允执阙中”。
38、在前面，你批评、和批判了“党办红卫兵”，但是你作为一个研究红卫兵运动的人，认为这一页的历史应当怎样书写？是和邓小平“否定文革”一样地写上“全盘否定”的话吗？
“党办红卫兵运动”伤害了一批无辜的可怜人，严重败坏了红卫兵的声誉与名誉，是永远值得批评和批判的，在这个意义上，我并不反对王友琴博士用她那女性特有的细腻而又伤感的怜悯之心所建立起来的“文革受难者记念碑”，但是我认为这个“纪念碑”上所撰写的文字若把中国人民引导到由对旧的仇恨的非历史式回忆而呼唤出一个充满仇恨的新时代的话，那就没有什么好处了，不仅如此，我还要指出这样以来，此种行为如果转移了中国人民对66运动原因的正确探索，而正确探索是指66运动初期的人通过政权对“一小撮人”的残酷迫害所造成的恐惧中悟出自己未来的可能命运，从而被迫地走向造反，就可能产生危害。文化大革命初期，每一个瞬间中，人们感觉到自己可能随时滑入“被害者”的行列，于是，一种对未来，不，同时也是对眼下的恐惧的逃避，才在人的意识、潜意识中激起了造反的浪花。因此如果说1966年的“苦难”之于我们民族来说有一个积极的而非消极的纪念意义的话，把岂不是说：“人不造反就不得安生！”这样以来，那么1966年的“解放文本”就可以收藏“受难者文本”的内容，而不是后一个文本可以替代前一个文本的情况就被我同时阐明了。
说了上面的话，我在面对“党办红卫兵”的历史应该如何书写时，就必然会说出不同于别人的话，也就是说我虽然批判它，但是我不“全盘”地“否定”它，“党办红卫兵”组织的出现首先向社会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后备军”——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的“过时”性，这是它的主要价值。也就是说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情上，“后备军”用不上了；其次，共产党对这个戴着“民间自治”面具组织的“操办”无形之中松动了共产党社会“严禁”民间自由“结社”的“螺丝”，而后的工农群众自治组织的产生就减少了“摩擦”；最后它还是1966年共产党运动和人民运动的“中介”，有了它，一个表面上“断裂”的1966年中国历史就有了一根可以连起来的“丝”了。发现这个一根“丝”（它是很细的），你在研究66事变时，就可以抓住那些细微的、不起眼的价值。中国哲学家方孝孺曾经说过：“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
39、问：我觉得你在中国历史、“文革历史”、社会主义或者毛泽东研究等方面好象都反对“否定派”，是吗？
答：是的。所有坚持用“否定”方法看待和研究问题的人都是道德主义评判者，在其思想的展开的过程中一开始就认为对象是“坏”的，正因为是这样，所以他们也就在研究行为中间有意或无意地铺开了一个假设意义上的“好”，于是，对“坏”的东西的“否定”就为“假设”上的“好”准备了空间。这样以来，他们自己就站在“一贯正确”的立场上了，说到这里，伙计，不用我说，你就知道了这种立场是谁曾经站过的和目前正站着的？
我在“文革历史”研究方面一直运用的是“权利”的而非“道德”的方式和方法，因此，我研究的出发点是要问：1966年的人有没有这种或那种“权利”（譬如：对自己“厌倦”的政府和当权派的造反权，张扬和捍卫自己观点的权利，在“相同观点”的基础上自由结社的权利……等）？如果回答：“有！”那么争取权利和运用权利的事情就是“天经地义”的；对于这样的事情的批评，你即使说了人民“错误”地运用了权利，在我看来，也没有道理的。一位法学家说得好：“自由亦包括做出错误选择的自由”（贝勒斯《法律的原则》）。
40、问：你不怕“第二次”“党办红卫兵”运动的“重演”吗？
答：不怕！因为我作为“党办红卫兵”组织中的一员，知道这类组织产生的土壤早就不存在了，别说在人民社会中已经不存在了，就是在共产党哪里它也结束了自己的存在。因此，在未来民主运动中，我设想有人去抢超市、抢银行、抢铁路、甚至杀人放火，黑社会势力趁火打劫，但是没有人去要“整”一个类似当年“黑五类”的特定人群，绝对不会有的！因此我说它“绝种”了。
其实，我的上述看法是从我自己对文化大革命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的分析中得来的，不是我个人随便说的；若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我问：在1976年的“4-5运动”，你发现了运动参与者们要去“斗争”地主（那时，这些人还戴着帽子）吗？在1979年的“民主墙运动”，你发现了有人要“炮打”知识分子吗？在“89运动”中，你发现特定的人群戴着高帽子游街……被批斗吗？如果你没有发现，那么，就不会再有“党办红卫兵运动”的“重演”。我以为，认为它要“重演”的人都是吃错了马克思主义的药。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中，曾经引用黑格尔的话，说任何重大历史事件都会以“二次面貌出现”的问题被他们理解成为千头万绪的一切历史事件都有“二次”出现的机会，而他们自己根本就不知道“历史事件”并不是指“时间里”的所有事件，因此他们即使看见了“历史长河”流淌的现象，却不了解它之中的“历史泡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武振荣谈“文革”（7）
（注：这一节专门谈66运动与“89运动”）
41、“89运动”是中国大学生所做的一场“文化大革命梦”——解读它，我们就可以发现邓小平“否定式”历史观在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人中间造成的有害影响，因此，我们也就由此而明白了，从1989至今，参加了运动的那一代大学生们17年以来，其所以失去了平反“6-4”的信心，原来是他们在“梦”醒之后，连连摇头说：“这样的梦今后就再别再做了”。
梦这个东西我们大家都做过，对它都有一种印象，梦中的情形有时候非常“真实”以至于做梦的人仿佛在梦里情不自禁地说：“这是真的！”于此相应的是，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即做梦的人在梦中问自己：“是在做梦吗”？依据精神分析学提供的方式，梦若是潜意识活动在意识控制薄弱环节的阀门被打开后出现的一种活动的话，那么我们谁都知道1966年的红卫兵运动在被“89运动”的那一代学生们认为是“动乱”之后，学生们的“主观意识”就拒绝了它，但是当学生们的潜意识在发动时，并且冲破了意识的阀门后，就冒着“搞动乱”的危险做了这样的一场文化大革命的梦；在梦中，学生们模模糊糊地感觉到自己好象是当年的红卫兵，在共产党组织、共青团组织之外，结成了一个乌合之众式的“高自联”（梦境中，常常有这个的“换置”现象，A换成了B），把一个当年红卫兵戴在胳臂上的红布条弄成了“白色”，缠在了头上……，他们罢课了，不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却要在“社会——这个大澡堂中去游泳”（文化大革命中叫“社会大课堂”）……上街游行、写大字报、散发标语、串联……坐不掏钱的火车去北京……绝食……成立“指挥部”（红卫兵的司令部），用广播发表互相矛盾的命令，……梦中的那个“最高”当权派，一会儿好象是赵紫阳，一会儿又好象是死了的毛泽东（死人在梦中经常出现，不足为奇），他站在了不上课的成千上万的学生们中间，好象在挥动着手（文化大革命中有毛泽东“挥动巨手”的图象），但是仔细一瞧，又不对（梦中常常有这样的变化现象），他手里拿着喇叭在说话，他好象是要说“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可是说出来的话却变了味，成了“别饿死你们……你们多年轻啊！”，听了这样的话，梦中的学生们好象要喊“万岁”，但是一下子被魇住了（梦魇也叫“鬼压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而全国的情形也是模糊不清楚，工人好象也蠢蠢欲动，但是又如同梦中的人一样他们一步也挪不动……农民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形也是一样，纷纷进城，但是不是来“搞武斗”（文化大革命中这样的场面蔚为大观），而是看热闹……和文化大革命的混乱现象一样，到处都是人……学生不上课，工人不上班，机关干部不座椅子，到处乱窜……突然间，枪响了……梦被惊醒了……。
42、“金狮子”和“文化大革命”
按照精神分析学大师的观点，梦在很大的程度上关系着人的“孩提时期”的经验，在《梦的解析》的著名著作中，他提出了“孩提时期经验形成的梦的来源”的观点，给我们研究梦、分析梦，提供了一种极好的方式和方法。他通过对大量的梦的研究之后，发现某些奇怪的梦常常是来源于已经遗忘了或者完全遗忘了的儿童甚至婴儿时期的经验。
梦1：做梦的人梦见自己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的特点和特征他记得一清二楚，没有想到它竟然是他自己而后搬家后要去的地方，于是他就非常的惊奇，一个自己从来也没有到过的陌生的地方为什么在梦中出现，而且又是那么的具体、那么的逼真，以至于房屋院落都和梦中完全地一样——就这个问题，最后被我们的大师给解读出来了，原来做梦的人在婴儿时期随着父母到过这个地方，于是，梦中的那个景象原来是它的记忆的恢复。
梦2：“一个30多岁的医生告诉我，他从小到现在就经常做梦看到一只黄色的狮子，那形象甚至可以被清楚的描绘出来。但后来有一天，他终于发现了实物——一个被他遗忘的瓷器作的狮子，他母亲告诉他，这是他儿时最喜欢的的玩具，但是他一点儿也记不起它的存在”（《梦的解析》）。……
就时间来说，“89运动”与66运动相隔23年，如果说减去运动的“3年”，那么就是20年，因此，“89运动”中的大学生们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都是“孩提”，于是，文化大革命之于他们就好象是那个“黄色”的“玩具狮子”，出现在1989年大学生们的梦中，因此当他们在没有解读出它的意义的时候，就有可能犯邓小平的错误，即认为大学生们是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象1966年那样地在中国“制造动乱”。其实呢，我们的大学生们并没有这样的主观意识，如果说有的话，他们就会象当年的红卫兵一样地去到农村和工厂发动工人、农民，绝对不会躺在那里用饿死自己的行为来搞运动，也不会把前来支持他们的市民、农民拒之门外，更不会把向毛泽东画像扔臭鸡蛋的喻东岳等3位湖南青年人扭送到广场派出所去——这样的情况就好比做梦的人不愿意做那个“黄色狮子”的梦一样，但是呢，梦——这个人类完全对之无能为力的东西却往往把人们那些在孩提时代的被遗忘了的东西给“表现”出来，于是，那些受意识“压迫”的潜意识的东西有了一个“非意识”的释放性表达意义。从这样的意义中，我们如果能够悟出一些重要的道理，那么“89运动”的中国大学生之梦就不是没有“历史”可究的了。也正因为存在着这样的问题，所以，我在分析“89运动”时，就没有受到大学生们的主观上的期盼的左右，而把研究的重点放到了产生了这个运动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现实的具体情况中去观察，以求发现新问题（以上内容引自拙作《“89运动”——中国大学生的一场“文革”梦》）。
43、问：“89运动”的最主要现象是什么？
答：学生运动不犯法！
从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到“6-4”镇压的这个比较长的时间内，学生运动事实上是在“合法、半合法状态”下进行的，就学生运动的分布情况看，运动从北京、长沙这样的大城市向中、小城市发展，最后波及到了县城；就运动自身的层次来讲，它由大学生运动发展成为中学生运动和小学生运动（可惜小学生中没有组织，若组织出现了，你就可以看见“红小兵”了，于是，赵达功说的“我也是文革小组成员”的事情就会重新出现）。因此，1989的最显著的特征是学生们获得了罢课的自由，上街的自由，结社的自由，写大字报的自由，宣传自己观点的自由，绝食的自由，散发传单的自由，公开演讲的自由，辩论的自由以及和当权派谈判的自由……而所有这些自由——从历史看，都是中国的学生们在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获得”的和“实践”过了的，如果说其中只有一种自由是1966年没有的，那就是可以公开收听“美国之音”、“BBC电台”（“文革”没有学生公开收听“外台”的事情）的自由。
学生可以成立“自治”组织，可以用“自治”组织搞活动，表现自己，但是学生之外的人却不行，工人的自治组织（大、中城市都出现了）一成立就被立即取缔，头目被立即逮捕，其组织没有一个可以存活过一星期的，学生就不同了，自治组织一维持到“6•4”大镇压。学生们的游行甚至连警察都保护，但是若有市民的游行、“社会闲杂人员”（相当于文化大革命中的“黑五类”）的游行就立即被警察解散了。那时，只有学生才可以搞运动，其它的人一律“靠边站”……
44、问：为什么？
答：因为，66运动以后，中国存在着66传统！
45、什么是66传统？
答：学生运动不犯法就是66传统！它形成于1966年，所以我叫它66传统。1919年的学生运动被段琪瑞政府镇压，1935年的“12•9运动”被国民党政府镇压，1957年的学生运动被共产党政府镇压了，甚至其中的个别学生为之而付出了年轻的生命，因此，只有1966年的学生运动（红卫兵运动）获得了“运动”的“专利权”（刘自立的“专利权”若用在这里就是地方）。因此即使邓小平等人即使“否定”了“运动”的“革命性”，但是对这个传统他还是无能为力的。如果，我们设想中国没有这个传统，邓小平们就可以轻易举地、顺理成章地把学生运动说成是1957年的“学生闹事”而消灭在萌芽状态，只是有了这个传统，事情才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因为，我们如果对传统有所研究的话，你就会发现人间只有一种东西是没有人可以战胜它的，那就是传统）才有了邓小平对学生运动长达一个多月的容忍；正是这个66传统，它在共产党社会和人民社会中间分别有着意义，并且这样的意义也在不同的程度上连带着的一种力量。
“89运动”是对66运动的不自觉继承，因此我们把赵紫阳、胡启立这些人对学生的态度联系到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文化大革命中对待学生的态度的那一条“线”上，你对“89学生运动”的分析就不会停留在“后毛泽东时代”的这个时间的局限之中了，你会在研究和分析中国问题时，看到一种相对的“历史长距离”，在你的观察中，如果你发现了1989年反对“89运动”的那一批人——邓小平、陈云、王震、杨尚昆等，都同时又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反对红卫兵运动的人，他们“一贯”反动的本质你就抓住了。
而现在，人们对“89运动”的研究是由所谓的“独立知识分子”搞的，他（她）们几乎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否定”者，所以是不可能承认什么66传统的，他（她）们会把上述现象放到邓小平“尊敬知识分子”的“政策”中去解读，但是人们若问：“在大学生问题上，勉强可以这样说，难道不取缔小学生们游行也是‘尊重知识分子’”？
在1989年，66传统的存在一事还在于即使邓小平惨无人道地镇压了运动，但是官方和军方的所有发言人都矢口否认“6•4”行为是“镇压学生运动的”，言下之义学生运动是“好的”，只是它被躲在背后的“长着胡子”的人“操纵和利用了”。朋友们，分析这些家伙们的语言，他们说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操纵和利用红卫兵”的话在这里又变相地出现了，“长胡子的人”替代了毛泽东。因此研究“89运动”的人如果找不到1966年红卫兵运动的“根子”，那么就是写出了100本专著，也是白搭。反正，在我们中国，学生运动都是由人“操纵”的，谁叫学生们不长胡子？
如果说在1989年的政治运动中，学生们是换了代的人，市民、农民也在不同的程度上换了代，但是有一伙人却是1966年的“原班人马”——邓小平代表的“八老”集团，他们这些认为1989年的学生运动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是真切的、正确的，因此邓小平说“这些人胜利了，我们就要被软禁起来”的话是对的，只是主导“89风波”的知识分子不是这样看的，他们认为他们是在中国传统之外另搞一个“美国式”的民主，因此在这一种思潮的影响下，他们打出了美国国旗，弄了个“自由女神像”（因有抄袭之嫌，又叫“民主女神像”），非要用“美国民主”的本子来“指导”中国民主运动不可，欲使运动走上脱离中国人民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批评知识分子“一事无成”的话，可以说是一针见血。
若用我人在中年（不是青年）时对传统的看法来说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革命本身就在传统之中，而共产党人矢口否认（理由是马列主义），这和“89运动”的中国学生们在传统之中而他们自己却感觉好象是“超越”了传统（“美国式民主”就是超越中国传统的）的情形有异曲同工之妙。
46、“毛主席哄学生，邓小平杀学生！”——一位工人师傅的话。
“6•4惨案”发生后，我在咸阳市听到了不少在对“6•4”的街谈巷议，其中一位老工人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位在文化大革命时就已经是工人的老师傅说到共产党人物时，讲：“毛主席哄学生，邓小平杀学生哩！毛主席哄学生，给他们戴‘二尺五’（高帽子）让他们上山下乡，邓小平不同了，这家伙杀学生，命令解放军开枪，叫他们别搞民主。”朋友们，在如何看待中国民主运动历史的问题上，工人师傅上述的话，比那些“独立知识分子”的见解似乎还要高明一些，想必这也是“中国特色”吧。
47、1989年，社会上只允许学生们搞运动（包括小学生在内），学生之外的任何人参加运动的行为都被严厉禁止的情况——本身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初期现象”，因此如果说文化大革命运动和“89运动”有着一个非常相似的外部现象的话，那么它就是“完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第一步，它若迈出了第二步（工人运动、市民运动）、第三步（农民运动）的话，那么你会发现“完整”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1989年，我的女儿上小学五年纪，在他们学校的组织下，她也参加了“声援绝食，要求民主”的游行。游行完毕后，回到家里，手里还拿着“反对官倒”的一面小旗子，看着旗子上的字，我就发笑，心里也涌出来了许多的话，但是一时间说不出来，女儿就问：“爸，你平时那么‘民主’，为什么不参加游行呢？”我回答：“不敢。”女儿：“为什么？”我说：“运动只对你们学生‘开放’，对我们这些社会上的成人是‘不开放’的”。“为什么？”女儿又问，我就用“快吃饭”的话岔开了话题。
被问到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历史问题”，因此对小学生是讲不清楚的，何况这个“历史问题”又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中给弄得面目全非了。在1989年，我的家庭遇到的“父-女情况”，恰恰是1966年我和我父亲之间的“父-子情况”的重现，那时作为儿子的我胳膊上戴着火焰一般的红卫兵袖章，在兴平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上蹿下跳”，打打杀杀，而我的父亲却在生产队里，被捆绑着手脚，和“五类分子”一样的“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到1966年的11月份农民造反为止。
1966年的红卫兵运动5月份就闹起了，但是在长达3个多月的时间内，用自治组织的方式开展文化大革命——只是学生的“专利”；正因为是“学生专利”，所以它排斥工人、农民、市民的“享有”，后者只能站在运动的“外面”“看”运动，干着急，没有办法，其情形和“89运动”好像是一个“摸子铸”的。对于所有经历了两个运动的人来说，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情，可是它至今都没有被提到研究的“平台”上。
质言之，这期间不是说“没有历史”，而是“历史”没有被人正视！或者说，这种“历史”被人为地“破坏”了！今天，我说文化大革命这个话语，不止是说历史，讲故事，而是这个话题上也串着“89运动”，所以在“89运动”17周年的时间上，我对66运动的论说，就不是“白头宫女在，静坐说玄宗”了！
武振荣谈“文革”（8）
48、66运动的伟大发现：人不自由！
文化大革命运动其所以闹得“天翻地覆”，以至于出现“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击”（毛泽东诗句）的现象，原因就在于它藉者一个伟大的发现：人不自由、社会不民主、人民没有“当家作主”！如果说这样的发现是针对“17年”以来共产党所“灌输”的“中国人民享受着社会主义的自由，过着民主的生活，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权利”这一局面发生的，那么伟大发现所包含的消极意义和积极意义就我们可以被解读出来了。就消极意义讲，人民感觉到共产党骗了自己，17年以来，不是人民“翻身解放”，而是人民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压迫和剥削”；就积极意义讲，人民发现自己被压迫时才可能求“解放”，只有发现自己被奴役时，才可能造反，正如一位神学家所言：“人在发现他的不自由时才是真有自由”（尼布尔《人的本性与命运》）。
49、上述发现，不是理论上的发现，而是“事实”意义上的发现。
马克思在他的世纪中，工业无产阶级作为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他就从它“出生”的社会环境、阶级关系和经济地位等发现了它是人类最不自由的一个阶级，如果说这样的发现可以看成是一个“理论的发现”的话，那么，从1949年之后，中国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中国人只知道和只熟悉有关“理论发现”，而对非理论的发现持一种排斥的态度，就是我们今天理解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基点，别的不说，就这一点看，文化大革命推进了中国社会民主进程的事情也很明显。
所谓“事实发现”就是说，1966年那一代红卫兵在以“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身份，要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用自己的方式，要求推进正在开展着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其行为受到来自共产党“工作组”的“打”和“压”，在反抗“打”、“压”中他们看清楚了自己不自由、被奴役的“事实”，使解放自己的意识复活，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没有哪怕一点点的不正确。
例一：1966年6月21日，蒯大富（全国著名的学生领袖）在清华大学校内的一张大字报上写了如下的一段话：“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了回来。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么我们每一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夺权”。就这么的一段话，就惹下了涛天大祸，谁都知道，清华大学的工作组组长是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这不就是捅了天打的篓子吗？蒯大富被“打成”了“右派学生”，受到了无情的打击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围攻。6月24日，在工作组的授意下，清华大学还组织了一场“反蒯”的“拥护工作组大游行”……，对此，蒯大富用绝食的方法表示抗议……。
例二：在同一时期，西安交大的李世英（毛泽东批的“学生领袖”）也遭遇到了同样的命运，他认为在交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学校党委和工作组压制了“革命学生”，“转移了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方向”——就说了这样的话，他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在学校内被游街示众，打得鼻青脸肿，在走投无路时，跳楼自杀（未遂）……。
所有谈文化大革命的人，如果对于这样的事件和问题给不出一个意义，一味地说“文化大革命整了刘少奇、王光美”，那完全是说偏了问题。
50、《独立评论》毕时圆在《读书笔记：武振荣论文革（一）》一文中问道：红卫兵这样无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目的组织，这样无序的、以借钟馗打鬼的形式的运动，其正面价值是什么？
答：是自由，是民主！
理由：我们中国人现在犯的一个错误是要运用现成的民主理论和自由学说的模子（而这些东西在今天也都是从对西方东西的模仿中得来的）去套66运动，因此，你怎么看也不合适，不顺眼。自由这样的东西本身就是“不自由”境况的产物，因此在任何一项自由的另一头，你都可以发现不自由的因素。66运动运动之前和之后，普通人就没有自由结社的权利，因此红卫兵组织即使没有目的（其实正确的说法是，他们的目的不是他们自己的本愿所认可的，或者说他们的目的是他们的手段所达不到的）其结社行为也构成了自由和现实了自由。我们若把目光转向国外，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中，法国学生和工人中出现了那么多的毛主义的组织，公开打着毛主义的旗帜闹事，难道你说它不是自由组织和自由行为吗？这样的自由在我们1966年的中国不但广泛存在，而且可以说是“泛滥”。最近一个网友在围绕对我的文章的议论时，提出了一个他所熟悉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他所生活的地区出现的“托儿带女战斗队”的情况，这恰恰为我的观点提纲了一个左证（我承认它的真实性）。
就民主的意义分析，红卫兵运动取得了反对当时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合法权利，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情。这样的事情在中国近57年的历史中，只有这一次。就说我自己的情况吧，把国家主席的画像踩在脚下，并且狠狠地踏上几脚，有什么意思呢？就人的本性讲，我也想当国家主席，但是当不上，因此在我把国家主席的画像踩在脚下时，就无意间减轻了我因此而受到的挫折程度，使人人都有的因此我也有的嫉妒心在发泄的行为后实现了平衡，如果说这个意义在按照我自己的意义继续建构的话，那么这种行为就表示我虽然不是国家主席，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红卫兵，但是我已经“战胜”了他，并且把他踩在了自己的脚下，这种从文学的角度上讲是典型的啊Q精神，在政治生活中却托着“平等”二字的意义……，就此继续推理，假设这个时候我当上了国家主席，那么也可能被别人踩在脚下，于是，我又藉此而获得了安全感（因为我不是国家主席），……如此这般下去，一种心理过程的价值（恶）就可以被组织在民主的体系之中了，因此，这样的行为具有民主的意义就是可以证明的了。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中国人的民主思想都非常的“呆板”，也都非常的“生硬”，因此把那些生活中出现和发生的民主（它的“出生”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总是要放到已经成形的模式去，怎么能够不错误？正因为这样，有的人就说，1966年，反对刘少奇不叫民主，反对毛泽东才叫民主哩，这样以来他们就把民主的种类、程度、式样、表现形式和民主与不民主的事情给混淆在一起了。如果说这样的糊涂观念是“正确”的话，那么就等于说，在1989年的民主运动中大学生反对邓小平不叫民主，反对赵紫阳才叫民主哩
51：作者: dck 文革研究没那么难吧。 2006-5-29 23:32
理解文革，认识文革，说难也难，其实不难。
“文革”研究其实很难、很难（最后一节，我专门说这个问题），所有认为它“不难”的人，都是没有“入门”的人——请允许我这么不礼貌地说。“文革”是发生于40年前的事情，并且它又在极不自由的情况下被中国的当权派们定义了两次，因此对于40岁特别是30岁以下的人来说，认识它必然存在着巨大困难。
我想起了2002年7月份我在中国时的一件事情，一个年轻大学生在和我讨论民主时扯到了“文革”问题上，当时他对我的“文革”话语很不理解，在他的理解中“文革”就是“打、砸、抢”，几亿的“政治土匪”“上街”抢人，红卫兵歪戴着帽子，随地大小便……因此他向我表明，他自己最“赞赏胡耀邦的‘浩劫论’”。在讨论中，他问我：“‘文革’中你喊过‘砸烂狗头’的口号吗？”我回答：“何止喊过，简直我可以说我自己就喊过一百遍，一千遍！”此大学生一听此话就楞了，他原本以为我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可能躲躲闪闪，没有想到我在回答时竟表现出来当年“造反派”的老毛病，答得如此干脆。他停了一会儿，用非常严肃的口气问：“这个是一个民主的口号吗？”下面是我的回答，其大意转录如下：
首先，我得说明，“狗头”是一种“硬”的东西，在文化大革命中“专指”当权派，“地、富、反、坏、右”的“头”因为“软”得如同柿子，所以没有资格进入“狗头系列”，于是，在说到它时，请允许我把我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要“砸烂”的“狗头”用从上到下的顺序做一个排列，那就是：刘少奇（国家主席）——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刘澜淘（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霍示廉（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孟昭亮（中共兴平县委第二书记代理第一书记）——高士瑶（中共兴平县文教局党组书记）——郭焕新（我所在于阡中学的党支部书记）、武彦玉（中共小南大队党支部书记）……。
在上述系列中霍士廉以上的人和我没有个人接触，因此“砸烂狗头”的行为是一个纯粹的“精神行为”，不是我这个行为人真实的政治行为，批斗孟昭亮的大会我倒参加过几次，但是在批斗大会上我只是一个喊口号的小兵，除了在会场上照相机镜头捕捉不到的角落作出“挥舞拳头”的动作外，就没有更多的意义了，根本谈不到“肢体的接触”；到批斗郭焕新和武彦玉时我倒是唱主角的，就是说有了“肢体接触”的可能，但是我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我根本没有和他们进行过那怕半次的“肢体冲突”……这就是说，我和我发誓要“砸烂狗头”的人保持着法律意义上的距离，在这个距离上排除了“肢体冲突”的可能，于是，“砸烂狗头”这个口号就是我一种“言论行为”，而不附有“肉体伤害”的内容（我不否认运动中出现了某些“肉体伤害”事件）。
其次，我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上述系列人物中的高士瑶于1966年8月初自杀身亡，而这个时期兴平县教育局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由他“挂帅”领导的，因此他是死在了自己“领导”的运动中的，不是死在人民造反时期；造反时期出现的“砸烂高士瑶狗头”的口号针对的是死人，而不是活人；和高的情况一模一样，我校校长郭老师也是在他“领导”的我们学校的文化大革命中给自杀（未遂）的，在学生造反时期他倒是“逍遥法外”（当时我们“批判”他的话）了，也不害怕了，因为县上所有中学的校长都和他一样地被“打倒”了，一个也没有剩下，大家都一样，谁还害怕呢？
最后，可以这样总结：原来“砸烂狗头”——是我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一项“言论”，如果说“言论自由”的法律允许人对当权派这样的“公众人物”享有讽刺的权利的话，那么我不过是用“粗话”讽刺了他们；如果把发表上述言论时我“挥舞拳头”的行为看成是一种政治的表演，那么民主运动需要这样的“表演”就是我整理出来的内容。客观的讲，上述“狗头”没有被“砸烂”几颗，邓、刘、霍、武等等人都“毫发未损”地活到了“复辟”之日。我的郭老师虽然受了伤（自杀0，身体很快也恢复了健康。
我有一个论点：文化大革命中的人都是“口是心非”者，他们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因此你如果用“语言和行为的一致”的传统观点在研究它时，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如果说在这个时候存在着所谓的“历史缺陷”的话，就是说人民在没有获得自己的语言的时候“借着”毛的语言搞了一场“自己解放自己”的运动。因此，到最后，当运动的意义需要人民自我独立表述时，人民就只能够说：“还是听毛主席的吧！”
譬如，运动中最得劲、最有代表性的口号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种从容不迫，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毛泽东语录），你若以此口号判定人民的行为是“暴力革命”，你就太糊涂了，用陕西人的土话讲，你是好象是“吃了八辈子的糊涂饭（用面粉做的稀饭叫“糊涂饭”，吃起来粘糊糊的），以至于最后，眉毛和胡子都粘在一块了！”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确出现了一个“打、砸、抢”的口号，这样的口号我个人的确也喊过，但是那不是在运动展开的过程中喊的，而是在造反派演出的“文艺节目”中喊的，朋友，你可能不知道，那是一个“豪情满怀”的男同学和一个“挺胸昂首”的女同学合说的《对口词》：
男：反动派不倒——
女：我们就打！（并且拳头由上自下的挥舞，做一个打的姿势）
男：铁盖子揭不开——
女：我们就砸！（同样地挥舞拳头）
男：黑材料不交——
女：我们就抢！（扎一个马步，并且还要做一个抢的动作）
好了，在文化大革命中，这样的事件层出不穷，就是“生活”中的人和“舞台”说的人往往不好区分（舞台说的人不化妆），因此，那么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在研究文化大革命时，把两者混淆了，也是情有可原的。“舞台”上的女同学的确派着胸脯大喊：“打”、“砸”、“抢”！但是——我告诉你：
文化大革命中的3年，我没有看见任何人抢商店、抢银行，或者是抢包、抢人（中国目前叫“双抢”），也没有听说过有组织的强奸、有组织的杀人，因为文化大革命时没有“黑社会”，也没有“青少年犯罪团伙”，没有卖淫的职业性妇女。郑义先生提供的广西杀人事件，我当时在陕西也没有听过，我承认它是事实，但是我补充它不是人民运动中的事实，也不是1966年中国社会的普遍事实，如果说在“解放”性质的人民运动和“害人”的共产党运动之间存在着一个“交错”的空间的话，那么郑义先生的研究价值就可以被组织在“解放的代价”中去，别说在40年前我们中国人为此付出了代价，23年后年的“6•4”其代价不就是更惨吗？对于那些学习外国人在中国鼓吹民主、自由的非代价论的“独立知识分子”我们不用理他们，他们和我们走的不是一条道，任他们说去吧。
武振荣谈“文革”（9）
52、在我们中国，反对“文革”的人最能拿出手的理由有两条：一、造毛为神；二人民分派。第一个问题，我前面已经说了，这一节就谈第二个问题。
但是各位看客：要谈这个问题，就得先看一看，我们使用什么样的理论和方法，如果我们使用“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草庵居士说它是一个人“戴”了“三块”手表，好“牛气”的）或者胡锦涛的“社会和谐论”去谈，那么66运动中的人民分派就是非常错误的了，全国分两派，有的地方竟然分三派、四派（北京就是“四大派”分治），何苦呢？我们中国人团结的象一个人，用一个鼻孔出气那该多好啊！而66运动中的人就是不听话，不懂道理，非要“制造”“社会动乱”不可，以至于破坏了“社会的安定”，甚至影响到了“家庭”，闹得父子反目为仇，兄弟们大打出手，夫妻们分道扬镳……，但是，我们若是把上述的“理论家们”的“理论”（其产生也很辛苦，邓小平在痰盂边唾了10来年，才出了“理论”）象“敝屣”（土话叫烂鞋子）一样的撇在一边，用民主的理论和民主的方法去谈论它，那么我可以斩钉截铁地说：“民主就是分派，没有分派就没有民主”或“分派就意味着民主！”
在所有的“民主国家”中人民都是分派的，所以我把1966年的人民分派现象叫民主现象，就完全正确，连一点错误都没有。在中国人（不是外国人）的“文革”研究上，如果说我和别人有一点不同的话，那就是我在说“文革”时不吞吞吐吐，也不躲躲闪闪，而是直来直去，单刀直入，从来都不拐弯抹角，我把它作为一个伟大的解放运动看待，因此在撰写我的回忆录时，运用的题目是：《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在运动中，我虽然也和大家一样地经受了“黑暗”的折磨，但是民主的伟大的“闪电”击穿了“黑暗”，路虽有“泥泞”，但念想上的“民主之道”，“其直如矢”！
53、我告诉大家，我在研究66运动时，“撇弃”了毛泽东的“资产阶级派性论”，“拣”起了两个民主的本子：一个是《联邦党人文集》中的第10篇，著名的麦迪逊论派性；第二个本子是由杰斐逊转述的富兰克林关于“两个分两派”的“寓言故事”。只因为这样，我一个丘八出身的人（“丘、八”二字和成“兵”），敢于叫板一大群中国“独立知识分子”，就是我在组织66故事时，奉本着正儿八经的民主本子。
在第一个本子中，我通过学习知道了在政治上要“彻底消灭”人的派性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麦迪逊说得很清楚，要消灭派性最好是先消灭人，所以，政治如果没有一个消灭人的目的的话，那么就不应该提出消灭人的派性的问题。在这里，如果我的理解不是错误的，那么我们现在中国人已经学会说了的“多党制”问题就产生在这样的思路里了。政治不应该和人的派性做斗争，而应该对之“让步”——这就使得民主的精神“软化”了，但是人的“派性”这个东西却是欺软怕硬，得寸进尺，到最后非叫人把它“扶正”不可。只有在这个“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情况下才出现了下面的等式：民主政治=派性=“多党制”。就这样的意思去理解1966年“亿万中国人民”在派性压迫下出现的那种“无可奈何”的心态，就可以知道他们已经进入“民主”了。奴隶中的人为什么要思考派性呢？人世间所的狗都是一派啊！
关于这个民主的本子，中国的书店里可以买到，对于所有真心实意搞民主的中国人来说，最好人手一册。我们应该像过去学习《毛选》那样的经常学习它。
通过对第二个本子中的“寓言故事”的研究，我知道了民主的行为必须遵守“中庸之道”，而民主的理论却必须被推止“极端”才见精神。在一个只有两个人生活的世界里，两个人分成了两派——这就是被推到极端处的民主图像。“寓言故事”从英吉利海峡中的灯塔开始，说：
这个灯塔建立在海峡中央一块岩石上，冬季风浪猛烈绝对进不去，在较暖和的季节到来前无法探望两个灯塔看守人，因此秋季就要给他们送去过冬所需物资，好让他们使灯光经久不熄。春天第一个通航的日子，一条船给他们送去给养。船夫在门口遇到一个灯塔看守人，就上去跟他答话：“朋友，你好吗？”“很好。”“你的同伴呢？”“我不知道。”“不知道？他不在吗？”“我说不上来。”“你今天没有见到他吗？”“没有。”“你什么时候见到他的？”“从去年冬天到现在一直没见过。”“你把他杀了吗？”“哪里。”大家以为他肯定把他的同伴害死了，要把他抓起来，可是，他叫他们上楼去亲眼看看。他们上去了，发现另一个看守好端端在那里。原来两个看守人在灯塔里住下就发生了口角，分裂成两派，楼下的工作分给一个人做，楼上的工作分给另一个人做，从那时起，两人从未讲过话，也从未见过面。（《杰斐逊选集》中译本第78页）
我在研究上述“寓言故事”时，才突然地明白了中国的老子所说的“鸡犬之声相闻，民止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因不是由“国界”造成的，而是由观点不同或者派性冲突（如上面所提到的“口角”）造成。事实上在从古到今的国界线上，接壤国家的人民之间的交往一直就没有间断过，况且古代的国界线多以地理上的自然物为分界线，和现代国家的边境线根本不可相提并论。
54、分析两个人分成为两派的“寓言故事”，我们发现人出于在民主或者自由的关系时，才是如此。假设上述两个灯塔看守人中，一个是另一个的“领导”，那么就不会分派。在寓言中，他们的关系是平等的，谁不“领导”谁，因此可以说他俩的关系是“民主的”；他两人一个在“楼上工作”，一个在“楼下工作”，谁都不干涉谁，因此可以说他们是“自由的”。好了，说到这里，我做出一个结论：人在民主与自由之中，就必然地要分派，而每一个人都认为分派是自然的，谁也不会对此提出异议。其实，研究如果被我推进一步的话，那岂不是说，人在“被奴役”状态或“不民主”关系中，也存在分派的可能，不过一不公开、二不合法罢了。
55、有了以上的理论，你去研究66运动，伙计，你对66运动中的“派性问题”，即“7亿人”广泛分派，并且为派性陷入了“战争”，以至于毛泽东说的“全面内战”就会改变看法的，末了，你有可能同意我的分析。不过你要是吃错了药，认为美国人搞派性是“搞多党制”，“搞民主”，而我们中国人搞派性就是“窝里斗”，“搞动乱”，那么我就无话可说的了，世界上长着花岗岩脑袋的人有的是。
56、由人民的分派问题，我想到了毛的“路线斗争”的理论。年轻的时候我和大家一样，在批判这个理论时，也是非常起劲的，不但写作文章，而还写作许多的诗、词和曲子，可以说是连批带骂的。但是如果说我在批判毛的时候终于走上了一条和大家有些不同的路子，那就是我在垃圾堆里要拣东西。于是，我就发现了毛的“路线斗争理论”不是象现在的胡锦涛、江泽民一样的掩盖共产党内“狗咬狗”的内幕，而是揭了内幕，认为共产党内“混进了”“一批资产阶级代表”的“坏人”“……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在这里一点上，毛说了“真话”，没有说“假话”，况且党内派别斗争的情况也被毛涉及到了，他曾经说了一句顺口溜：“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党外无党，帝王思想”（请以原话为准）。如果我们在批判毛的时候，就因为“路线斗争”伤害了许多的共产党人这一点，因它具有害人性就“全盘地否定”了它，就不是好方法的了。在10年的时间中，毛只走了“党内路线斗争”“公开化”的这一段路（也没有走好），还没有来得及走“合法”的那一段时他老人家就驾鹤西归了。政治公开化实际上是民主政治的第一步，因此毛的这一步即使走得很糟，我们也不应该“否定”它。
57、在我们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中，一些很有价值甚至可以说是价值连城的东西往往被我们当成了“垃圾”给扔掉了。就以我们老祖宗最为宝贵的东西——“和氏璧”来说吧，情况也是一样，这个块旷世奇宝在刚出世时，因其上裹着玉璞就被认为是石头，可怜的和氏因此而失去了两脚。对物的认识况且如此，对于那比物要复杂得多的政治现象和社会问题的认识更是如此的了。1966年中国普通人身上的派性——就等于“和氏璧”，我就是为这个东西唱赞歌的。如果要我说中国几千年以来什么东西最宝贵，我就说66派性！普通人有了派性，在派性的基础上成了社团，并且为“捍卫”自己的派性和派性组织而战斗……。“头可断，血可流，XX观点不可丢”的声音就是这个时代的“最强音”！
58、1966年，人没有分派的“故意”，但是人却被分派的狂热烧得里外通红，这样的事情就提醒我注意如下的问题：在分析66现象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就不管用了，因为人在没有“思想指导”的情况下，干了一桩自己当时并不“理解”的事情。
那个时候的人，在理论上或者口头上，没有人象我今天这样地为派性唱赞歌，大家异口同声地都说派性不好，只是当“派性这一条资产阶级的大毒蛇缠”在了自己“身上”（《上海文汇报》社论语）的时候，人感觉到自己好象穿上了“龙袍”（龙袍上缠着莽，它和蛇的形象差不多，都是弯弯曲曲的），就舍不得脱掉它了。虽然《上海文汇报》社论中的话，反映了毛的意思，但是“忠于”毛的人却不理它，“派性照搞不误”，谁拿他也没有办法啊！对于那些“听”文化大革命的人来说，他们以为“忠于”毛的人民是听毛话的，毛说什么，人民就做什么，殊不知人们对毛的话，完全地“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可以“为我用的”，就听，不能“为我所用的”就不听。毛说要“要团结”、“无产阶级的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没有理由要分成对立的两大派”，可是，谁听得进去，任何一个角落的政治局面都被分裂给充满了，家庭也不例外啊！
59、在这里我想借这个机会告诉大家我在66问题上的一个发现是：毛泽东虽然作为“亿万人民群众”的“导师”，但是他老人家的政治知识和政治水平却和我们普通人“差不多”，即使我承认那时他比我一个中学生高一点，但也不是高得我就够不着，而是我若稍一努力就可以超过他。譬如，在派性上，毛泽东象他自己所说的“墙上芦苇——随风到”，一会而说派性好，“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会儿又说派性不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在1967年上半，当全国的派性分裂和派性冲突在被许多人看成是“天下大乱”时，他说：“我看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俨如一位民主主义的大师，为此而火上加油，但是没有过几个月，他老人家就变卦了，翻脸不认帐，并且利用《上海文汇报》社论的口气批人们“被资产阶级派性的大毒蛇”“缠住了身子”，真危言耸听，胡说八道！从此之后就，毛就把自己的全部的“心血”用在了“消灭”派性的问题上了，全然不顾麦迪逊、富兰克林、杰斐逊这些人类伟大先贤的教导，非但要闹一个毛泽东“创造”不可。
结果不是别人“消磨”了他的“创造”，而是他说的“才难得”的人——邓小平拆了他的台。其实，邓小平拆台的时候，我也是众多的拥护者之一，并且引用了马克思书中的话加以支持：“掘得好，老田鼠！”
60、在这里光批评毛不是我一贯的做法，我在66事变的研究中提出了“一半儿论”，就是说在批评1966年的人和事的时候，我们一半儿应该批评毛，一半儿应该批评我们自己，这两个“一半儿”就是我的方法。1966年我们的人民在已经变成为“观点”中的人的时候，却说不出观点的真实意义，把一个集中了“我”个人价值的东西非得要说成是“他”（毛）的，这样，我们虽然喊出了“头可断，血可流”的口号，在“头没有断，血也没有流”的情况就把观点给抛弃了。
别人的情况我不说，就说我们自己吧，当我的那一派在学校的派性斗争失败之后，我就当了“逃兵”了——1968年2月，我扔下了曾经和我“风雨同舟、并肩战斗”的“战友们”跑到部队去了……。
61、问：是毛取消了7亿人民的观点吗？
答：金春明教授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寻找不到毛的“伟大战略部署”的话是对的，我在前面已经做了支持，但是在具体事情上，或者在具体的时间上，人们却是可以找到毛“部署”的，特别是在1969年4月之后，毛的确拿出了一套消解人民运动的“整套”的方法与步骤，譬如，批“资产阶级派性”，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派部队进行“三支二军”，取消造反派组织，逮捕造反派头头，解放老干部，把造反最积极的城市学生们统统赶到农村，成立“革命委员会”等，因此从表面上看，是毛泽东取消了运动。
但是，我这个人有一点怪，我对于“表面”上的事情虽然也和大家一样地看好，但是总是想“透过表面”去发现“里面”的东西，所以由我说出来的文化大革命就同社会上流行的不一样。我的看法是：我们若停在“表面现象”上只看见毛取消了文化大革命，而没有看见毛的取消行为其所以奏效的最关键原因还在于人民中间广泛存在着一种十分严重的“自我取消主义”，就不会理解人民在一夜之间“缴械投降”的行为。因此，我们把运动“消解”的责任一股脑地推在了毛身上就违犯了研究问题所应该站立的正义立场与应该把守之道德原则，也就等于用研究的名义“魔化”毛，而“魔化”毛——依我之见——其实是“神化”毛的一个“翻版”。
62、66派性是一个“政治”上的产物，所以如果派性斗争仅仅是“政治领域”内的事情，那么“多元政治”就被我们中国人给抓住了，可惜的是，当时我们的人民在政治上的疯狂已经使“派性斗争”之“水”溢出了“政治领域”波及到了社会领域和公民日常生活领域，弄得小学生因观点不同不座一张课桌，营业员因观点不同不在同一个柜台售货，工人、农民因观点不同影响了工作……，这样的事情在每一个人的心理都造成了疑问时，毛泽东、林彪下命令要结束“资产阶级派性”的存在，好像不错误。
63、公民在政治上的派性如果是民主政治体系中的一个环节，那么，在民主政治运做的过程中就不会出现对派性的“裁判制度”，但是1966年的中国人民却走不到这一步，当派性斗争已经越出了政治领域，破坏了公民的日常生活时，派性携带者的那种“泰山压顶腰不弯”的勇气就减去了大半，于是，人们就在心里发问：“我这一派到底对吗？”事实上双方都有这样的心理活动，于是在不同的程度上双方就呼唤“裁判者”，而在这时，“不介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奉着“最高统帅”的命令，像《林海雪原》中的小分队进入“夹皮沟”一样地进入了造反派阵地。
“让解放军来评理”——消解时期的人民就这样说。而解放军呢？不是如今天“反对文革”的文学作品中描写的那么坏，青面獠牙，目空一切，大打出手，蛮横无理。他们在“介入”运动之前，毛泽东、林彪给他们下发了“一碗水端平”的“指示”，因此他们在“表态”时说：“两派都是革命的”！伙计，这样的一种貌似的“公平”就化解了消除派性中有可能遇到的巨大阻力，造反派抵抗的信心就开始瓦解了——这就是我叙述的66运动的失败的情况，时间是从1969年4月1日开始。
用“吃软不吃硬”这一句话去分析66造反派“缴械投降”一事，那真是妙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收拾”造反派的时候，没有来“硬”的，而是来了“软”的，给每一位造反派都戴上“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高帽子”，然后诱导他们为了“彻底”的“搞好无产阶级革命”而自觉、自愿地放弃“资产阶级派性”，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朋友，说到这里，回到我上面说过的话：分派是自由人的天性，没有派性就没有民主，“统一”了、“大联合”了，民主和自由——这个我们中国人民用造反的方式使之“归于”自己的“和氏璧”（在权利的立场上，这叫“完璧归赵”）就这样地又失去了。“我们迅速地从奴隶走到了自由，我们正在更加迅速地从自由走向奴役”——1789年8月，卢斯塔洛对法国大革命的如斯评语，用在这里，就非常地合适。
64、结论：1966年中国人民开创了政治上的多元化局面算得了什么，保持了它才算本事哩！非常可惜，也非常遗憾，66时期的中国人民没有这个本事和能力。但话又说回来了，我们现在的中国人有了这个本事，也有了这个能力，只是我们却没有胆量和勇气去“开创”它，一顶“动乱”的帽子把我们明智而又聪明的脑袋给压扁了，就这样，我们还向伟大的时代吐口水！
武振荣谈“文革”（10）
65、作者: 季逵 老武 2006-5-31 17:37
既然你在韩国，先不谈什么文革，能否请你老兄先说说朴正熙女儿，能否成气候吧。前几天被“人民文革”，杀了一刀，缝了好几十珍都成了李时珍了
所跟帖: 季逵 : 老武 2006-5-31
作者: 武振荣 已经成气候了！——兼论狂热 2006-5-31
最新消息：朴领导的大国家党已经胜出。这是我就羊倌儿提出的宗教问题加的一个帖子，韩国人在宗教上的狂热中国人是望尘莫及的，纯福音教会的赵熔基，万民教会的李载禄都是把“福音”要传遍“地极”的人物。我去过上述教会，看了他们教会在世界上的分布图，五大洲都有，那是一点不假；况且韩国是一个基督教后起之国，因此对你说到的“韩国”“人民文革一刀”，我倒是笑了，佩服你能够用如此幽默的语言说非常严肃的政治问题，而不失趣味。就从那一刀说吧，可以看出韩国人政治精神之狂热，反美示威，一个青年人从美国大使馆的楼上纵身跳下，反对日本的示威，几个妇女剁断了自己的手指，在对抗政府的示威中，有的人把自己脚和手捆绑后倒掉起来……剃阴阳头……在过去，安重根击毙了伊藤博文，尹奉吉搞了上海虹桥大爆炸……金九先生、朴正熙总统等亦死于暗杀，就这样的事情我在思考：人这种两条腿的动物在什么状态下才最好？我个人的答复是：狂热！一个著名的神学家说：“基督教具有革命的血统，它是在民众狂热希望里养大的”（饶申布士《社会福音集》）。
季逵是一个想象力很丰富的人，他从一个韩国人以“破相”的野蛮方式对大国家党主席朴槿惠刺了“一刀”的事情，想到了“人民文革”，于是“狂热”——一个没有说出来的词就最好不过地概括了上述行为。上面我就韩国的宗教与政治回答了他，但是我没有涉及到“人民文革”的狂热问题，想必这个问题是反对“文革”的人的主要把柄之一。我的看法是：1966年和1966年政治运动最显著的特点可以用“狂热”二字标出，它聚集的意义和招徕的反对，也都是因为它“狂热”。
作者: 海壁 狂热是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见林语堂《吾国与吾民》 2006-6-1 04:54
中国人和英国人都讲中庸之道，比较园滑，这是政治上成熟的表现。林语堂对此分析得很透彻
作者: 武振荣 你读一下诺克斯传，了解一下那时代（也是英国革命时代）的英国 2006-6-1 07:04 [Click:4]
人在政治上和宗教上的狂热，你就感觉到林语堂的话讲得不对了，因此，你也就理解了美国人最初的精神上的那些伟大骚动的源头了。其实，世界所有堪称伟大的民族都有一种精神上的持续狂热时期，或者说其民族性格皆养成于狂热时期。英国人不狂热，一个岛国会变成一个“日不落的世界帝国”吗？英国人如果和中国人一样地“圆滑”、“成熟”，他们就会在大不列颠的岛上晒暖暖，哪想着把英国的国旗插遍全世界！
作者: 五雷轰顶 狂热是生命力的表现.麻木,冷漠的是行尸走肉的表现.太成熟了,离入土就不远了. 2006-6-1 07:57 [Click:1]
武振荣：支持！
65、再论狂热。
2002年11月我和助手邓韫璧先生在韩国逃亡，举目无亲，没吃没住，于穷困潦倒之际便出没于教会，此间我们找到了一个小教会（有一次做礼拜，连我俩加上才六、七人），可是这个教会的崔牧师却非常杰出，他给自己的教会起了个“亚杜兰洞”的学名，坚信自己的教会在将来会走出领导世界基督教潮流的大卫，他信心是那样地坚强，话语是那样的肯定，在教会讲经台的两边，用汉字写了一副对联：“亚杜兰洞四百人，引领中国十万众”。刚开始，我还接受不了他的做法，但是后来我非但接受了，而且也希望教会能够出现这样的奇迹。也正是在这个时刻，我才体会到基督教其所以伟大，信仰他的人其所以伟大，都是因为有狂热的精神。
我是这样思考问题的，如果把“伟大”比做“儿子”那么它就是由“狂热”生的。“儿子”生出后，只要能得到正确养料，那么“伟大”就可以茁壮成长！
由上面的事情我回想起来了1966年的往事。在中学生自治组织刚刚产生的时间上，我校初66级甲班三个同学：窦志玉、窦国俊、袁枫林结成了一个“赤遍环球战斗队”，模仿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口气写了一篇《宣言》，别看这三个中学生，他们奋斗的目的是要叫“全世界现实一片红”！用现在人的正常目光看，这简直“狂热到顶了”，可是，在1966年，这样的狂热“正常”、“平常”得连人叫“狂热”都没有啊。关于同样的意义，写作了《伊甸园的飞龙》的作家告诉我们：“我的一个熟人说：今天在美国，假如你不是一个妄想狂患者，那你也是一个精神不正常者”。
因此在所谓的“改革开放”的前20年，当“否定文革”的风气在对“文革”时期的人民“狂热”进行口诛笔伐，而带头者又都是在“文革中身受其害的知识分子”时，我这个丘八就显得孤立无援了。《66运动论说》和《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写于一座清冷异常的解放军营房内。
66、安徽凤阳农民造反：由政治狂热到经济狂热。兼侃66运动与改革。
如果把发生了70年年代末的安徽凤阳几十个农民写 了血书，造生产队反的行为同“文革”时圆明园废墟上那十几位中学生的行为做一对比，十几个小人物所挑起来的运动在中国掀起来那么大的风浪，而中国最有权力的人都冒着“危险”对这样的行为支持一事，就是我说的中国“特色”；这种“特色”是权力最大的那“个把人”利用自己的权力使不合法的事物合法化，就是事件的核心。农民造生产队反的行为是“反对社会主义”，本来是该杀该剿，学生造反行为是“反对共产党党委”，也应该“坚决镇压”，但是1978年的邓小平毛和1966年的毛泽东都做了一种就“制度”的立场看来绝对不容许的支持人民的事情，并且赢得了民心。整理出来了这样的一条线索你去再研究中国近40年以来的问题，便可以“出毛去邓”的了。
邓的“改革”这东西你只要好好分析一下，它和毛的“文革”是一模一样的，刚开始许多人都拥护，但是到最后，人不反对也不由自己了。所以，我说朋友们：在这样的现象中，你只要看到了一个中国人民备受压抑的政治史和经济史，你就会对人民寻找政治解放和经济自由的行为表示同情，依着这种同情你就可以整理人民的历史，不会把人民的历史当成毛或者邓的历史了。因此在我的理解中，中国民主化不止是中国人民要求民主权利，而且也同时是人民要求自己历史的归属权。
67、“责任田”的前身是66运动中的农民“观点”——它是“政治”上中国农民的“责任田”。
如果我们在1966年的伟大运动中看见了中国农民是如何为了“捍卫”自己观点而斗争的现象，那么在这种斗争失败后，你以为一切都烟消云散了吗？不是的，伟大的斯宾诺萨曾经说过：“自由一旦授予人，再收回来是困难的”（《神学政治》）。如果说1966年中国农民在认真地“耕种”自己的“观点”的“责任田”的时候突出了一个“我”字，那么收回它就是“困难的”了。毛泽东为了“收回”它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有见任何成效，最后基本上是被消极怠工，不好好干活的农民给气死了。要知道，毛运用他自己的权威是可以“割”掉中国农民的“资本主义尾巴”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东西翘得很高），但是他老人家的确没有办法“割”掉农民家庭养的母鸡的“资本主义屁股”，那个东西作为“社会主义”的东西，要下“资本主义的蛋”，他就干瞪眼了。
在这个时候，在文化大革命中养精蓄锐的邓小平才发话了：什么白蛋，红蛋，只要是鸡下的蛋都是好蛋。于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争论就这样的被一个蛋的问题给划上句号了。要分析这里的问题，你就会发现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在行动时虽然还喊着“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革命”、“马列主毛泽东思想”的口号，但是人民行为已经超出了上述问题的范围就是66现象的最本质的问题，也就是说语言和行为的价值已经出现了分离，看不到它，你就会为邓小平唱赞歌，象当年给毛唱赞歌一样。
68、重谈“让步政策”。
回想改革的初期，人们对华国锋、邓小平的“新政策”做出了向农民“让步”的解读，于是一个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批得“体无完肤”的“让步史学”就因着对“新政策”的说明再度吃香了。在这样的风气中，刚刚脱掉了“臭老九”帽子的人就很活跃，他们为邓小平“抬轿子”时非常卖力，那时我作为一个职业军人是进不了“知识分子”行列的，因此，我就只能够挤在和我一样的人中间说风凉话了，写作了《风言浪语录》。其实呢，我并没有批评“让步论”，只是我提醒人们注意邓小平为什么要“让步”？到底是向什么东西“让步”？
我的回答是：对经历了66运动洗礼的中国农民“让步”。因此，我在分析“让步政策”时就没有走上“否定”66运动的道路。我的解释是66运动改变了中国农民，使得“统治”他们的人不得不对他们的已有的东西做出“让步”，“我和你不是一个观点，不能够生活在一个政治组织中”——这样的66话语在1978年的共产党改革中就变成了：“我和你不一样，你不能把我和你都捆绑在一个生产队里”。如果你在这里，你没有发现变化的来龙去脉，仅仅是看到了1978年的现象，那你就根本不能够理解中国农民“社会主义”的“脸”为什么在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变成了“资本主义”的“脸”的问题，于是你就说：“要吃粮，找紫阳”。因为赵紫阳那时就生活在中国“变脸”的发源地——四川。这样以来，你又念错了经，把一个人民的改革再一次地当成了大人物的“专利”。
69、人民的历史被“一刀两断”了。
1966年发生于人民社会的政治革命和1978年发生于人民社会的经济改革，实质上已经构成了“完整”的人民历史，但是这个两种历史的线索分别却是由毛和邓这样的大人物提起的，好象人民永远都是小不点。
由此而形成的问题是：一个人民的历史就被大人物“一刀两断”了。我其所以对发生于40年前的这一场伟大运动紧抓不放，就在于要想把它复原、整和。这样做的时候，我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在同时分别被毛和邓砍了“两刀”，而断成了“三截”，因此人民历史的复原与整和就意味着共产党历史的“彻底终结”。
在这个意义上，我虽然是一个反对共产党很坚决的人，主张运用66造反的方式把共产党人“拉下马”，但是，我并不认为共产党就是“妖魔鬼怪”，我是从历史——特别是66历史——的研究中发现了共产党统治完结的时间开始点。因此我理解邓小平在中国实行的“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走资本主义道路”之政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是共产党穷途末路的表现，所以我不为它唱赞歌，联系起来看，毛泽东虽然在生前运用他的绝对权力，剥夺了中国农民在政治上的责任田（观点和组织），但是他剥夺不了中国农民“耕作”责任田时产生的责任心，所以到邓小平掌权时，他许诺农民经济上的责任田作为补偿。用这样方法去分析共产党政策的前后变化，毛和邓也不过是为变化着的事物盖了个私人图章而已，根本值不得大吹大擂。
70、邓小平的改革为什么失败了？
改革赢得了民心，取得了人民拥护是一个短时间内的现象，也有着偶然性，它不是一条健康的中国发展之路——这一点我在1982年写作的《改革谈九篇》已经说到了，因为中国没有出版自由，所以我的话就没有人能够听到。到21世纪，当人们发现这一场改革失败了的时候就产生了对改革的“反思”（这和在“文革”之后人们“反思”“文革”有异曲同工之妙），原来“过河摸石头”的思想本身就有问题，其实在一个科学预测学已经发展了的世纪中，人们用得着去“摸石头”吗？但是在我们中国，一个“摸”（谐音字是“没”）的“理论”却变成了“教科书”上的真理了。
改革失败的原因不能够在这一组讨论有关“文革”的专题谈话中说清楚，不过我以为改革的“总设计师”把改革前中国社会上出现的政治价值“全盘地否定”是最主要的原因。于是，中国社会上的政治价值和经济价值就被人为地“对立”起来了，而任何一场人类成功的改革无不是协调这两种价值。所以用“狗熊搬包谷棒”的故事（搬一个，扔一个）来说邓小平的改革那是最好不过的了。
民主和自由是两种价值，如果说在“前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存在着“民主”的话，那么在“后毛泽东时代”则又出现了“自由”，但是在中国共产党那里，这两种价值是冲突的，而在人民的这一边它却可以可能实现和谐。就这个意义，我说共产党气数已尽，说人民的时代的历史清晰可见就不是一句话的问题了，它体现在近40年以来的政治和经济的各种事实上。
71、关于一本书的说明。
去年，我在韩国一家很小的中文图书馆借阅了吴国光先生编写的《赵紫阳与中国改革》一书，读了后对赵紫阳智囊班子的有关中国改革的思想轮廓有了个大概的了解。在这一本书中出现的那些议论改革、设计改革的人当中，除了薄一波一个人在谈到改革时有时候涉及到50年和60年代的政策与传统外，其他的没有几个人提到它或者研究它，因此给人这样的一个强烈的印象：中国的改革的“台子”就是1978年“搭”的，而“台子”是在“O”的基础上“搭”成的。事实上也是这样，书中的人物们的眼光都仅仅地盯着1978年之后的东西，就好象这些东西是邓小平、赵紫阳“用魔法从地底下呼唤出来的”（马克思语）。就这些，我说智囊人物的智慧我的确佩服，但是他们的目光之短浅我实在不敢恭维。
结论是：中国的改革事实上起源于伟大的66运动，对66运动的“否定”看法已经弄脏了源头的水，因此你若发现改革给中国种下了祸根，把中国有可能引导到“动乱”的地步的话，那么谁在中国“制造动乱”——这个问题你就会看得非常清楚。
72、这一篇谈话写在这里，按理就应该结束了，但是念起我在谈话中说了一些在别人看来是非常出格的话，因此我感觉到有必要在谈话的末尾把我在近30多年时间内从事的“文革”研究的情况简单的介绍一下，于是，就写作了后一篇《我是怎样研究“文革”的》。
武振荣谈“文革”（11）
73、这一节谈我是怎样研究“文革”的。
74、要说明的是：在1966年，我虽然是我所在学校和家乡运动中的一位骨干、积极分子或小头目，但是我告诉各位，我此时此刻的志向不是做一个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或者职业运动家，而是一心要作个国画家，因此，我在66运动中的那种“积极”是运动中的普通人的积极，没有任何的“个人野心”，如果说有“野心”的话，那就是我要做徐悲鸿、石鲁、刘文西之类的人物，我这样的情况和同时代那些政治上“早熟”的人（遇罗克、杨曦光、王希哲等）比较起来，是“后觉者”。因此当我在读姚文元的文章的时候，就没有任何的“小道消息”为“佐料”可以添加的，因此在其中没有嗅出毛、刘斗争的哪怕一点的气味，对共产党内的路线斗争内幕一无所知，也不关心。而在北京，那些“老红卫兵”们对此却有着特别的敏感。因此我可以说我自己是在一个“普通人”的水平上接受文化大革命信息的，对它的理解也完全是“普通人”的。乍一说，这好像是一个不利于我的东西，但进一步研究，却可以悟出写一些另外的道理的。
“假使有人问历史学家，”哈威•詹姆斯在其《新史学》一书中说：“近代最新奇的、具有最大影响的发现是什么？他可以回答：近世最新奇、具有最大影响的发现就是我们对普通人和普通事的重要性有了认识和兴趣。我们的民主精神、和它所有的希望和志愿，就是以尊重普通人为根据；我们的科学和它所有的成就和希望，就是以尊重普通事情为根据。”好了，在请出了这位史学权威后，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普通人地位、普通人作为以及普通人本质和普通人本色好像与我说的“民主”沾了边。
75、1966年6月，我们学校出现了第一堵“民主墙”，同学们都变成了大字报的“作者”了，按说这是好事，但对我却意味着一场灾难。我发现本班的个别同学贴出了“武振荣是66级乙班的赫鲁晓夫——炮打武振荣”的大字报。在看到了这样的大字报的时候，我脑海里闪出的第一个念头：这不是1964年我们学校为落实《23条》而开始的以“社会主义教育”为重点的共青团“整风”的大开门吗？在那一次“关门整风”运动中，我作为一个“在学校里大肆散布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典型”而接受了两个星期的“批斗”，想到这一点，我就怕得要命，如果说“文化大革命”“触动每一个人灵魂”的话，那么这话无论如何都是真的。
可见，在我们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初期，而后出现在刘少奇身上的命运先在我身上悠了一圈。我是乙班的班长，说乙班出了赫鲁晓夫那也是合乎情理的。在这里，我假设“5、16通知”的精神用“四清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式一直“贯彻执行”下去，没有发生8月5日之后出现的大变化，那么怎么可以期盼一个人民的解放运动呢？
更令我害怕的是，在1964年我校共青团总支部在团员同学们中间开展的“关门整风”时，被揭露的问题：“利用封建主义的黄色毒素毒害同学们”（就是我在同学们中讲了自编的《江侠传》的故事）有被兜了出来，我能不怕吗？你那里疼，人家偏给那里戳！看到大字报后，我的脑袋就大了：“这一关怎么过？”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是以往历次共产党政治运动的延伸和继续，保持的是“完整”的共产党运动性质，没有刘国凯说的“人民文革”；“人民文革”的出现，是在发生了下述情况后才有的。
但是，害怕也就是几天，当我发现所有的团员同学们都和我一样地遭到大字报的“围攻”时，就放松了许多。于是，一个“错误人人有”的事情就浮出了未来人民运动的“平等”。他能够给写大字报，我为什么不能够给他写呢？况且在我们班上，我的作文水平被语文老师多次肯定过，还怕写不出好的大字报？
76、问：到什么时候文化大革命才脱离了共产党运动转化为人民运动呢？
1966年只有一个文化大革命——就是《5•16通知》和《16条》文件所规定的文化大革命，这个运动如果由共产党领导，那么就不会有“两个”（因为中国共产党只有一个），所以当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在被造反的人民夺取之后，而夺取的人民组织又分裂成两大派、三大派，而每一派都相信由自己推进着的文化大革命时，文化大革命就变成了多个的了。
1967年，我是“中造司”的人，因此，我们这一派所搞的文化大革命和对方派（“兴造司”）的就不同，我们这一派认为对方派“执行的是错误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我们才是“正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代表”。因此，一个文化大革命在我们的学校就被已经分成为两派的同学们给撕成了两半——这就是我提出的66运动的最本质的东西。也正是在这个时刻，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才压迫着我们，被迫我们思考问题。一个我们后来叫做“问题的时代”就这样的姗姗来临了。
在此之前，要说“革命”的话，那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些“革命理论”已经把“革命的事情”设计得好好的，剩下的问题就是“落实”；共产党又操着“落实权”，一切都计划得有条有理，容不得半点的马虎与含糊，谁也没有想到1966年的毛泽东思想竟然出现了问题，文化大革命在排除了共产党而由人民自治组织“落实”时便发生了“两个人分成两派”（参阅上一节的富兰克林的“寓言”）的现象，连毛泽东本人也“没有想到”啊！
在66运动中，虚岁17岁的我没有养成思考的习惯，因此，当派性冲突所带来的问题在压迫我时，不思考就不行了。我在《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中把我们这一代人叫先行动而后思考的一代，不是凭空乱说的。就行动意义讲，我们在没有理解运动时就开始行动，我们是行动的一代；就思考的意义讲，我们的思考，别说在那个时代不可能出现结果，就是在40年后的今天，它的结果也是暧昧不明。
77、1967年，伙计，文化大革命的这一“宝”就被我“押”在“中造司”上了，因此，我的文化大革命的命运任何，就看这一“宝”如何地揭了。
后来的事实表明，我这一“宝”给“押”错了。1967年底，我们这一派在学校的派性斗争中给“彻底的失败”了，在对方派强力的趋赶下，我们撤出了学校。就这样 我们在撤出时还吹牛：“我们是主动放弃学校的，是要走毛主席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最后地夺取学校”。但是，失败却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的严峻事实。从撤出学校的那一刻，可以说“中造司”的文化大革命就已经失败了！1968年2月，我参军入伍的真正动机是逃避失败了的“中造司”文化大革命，原因很简单，我是它的头头之一。
这样，在坐上了去兰州的军列的时候，我在车上叹息：“中造司”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武振荣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一种非常严重的失败主义的情绪包裹着我，使我离家出走的行为充满了悲剧的色彩。这时的我，不是一个“思想者”，但是这些事情压迫着我不得不思想之……，但话又说回来了，在“7亿人的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情上，我所能思想的，也只是我眼皮底下的那些事情？这些事情我不认为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事情，因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要比我那个“中造司”的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多出一万倍！
但是，我是这样想的：我个人的文化大革命和我的组织“中造司”的文化大革命对于我来说是如此地“真实”，以至于把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比得好象是“云雾”里头的事情，如神龙一般，藏头露尾，看不见它的真面目。于是，“真实”的文化大革命就迫使我寻找其意义，而“云雾”里的文化大革命就变成了过眼云烟……。
在这一组“谈‘文革’”的文章中，我得承认1968年的我自己是文化大革命中过来的一个小混混，说不到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对于由毛泽东正在描述着的文化大革命的意义还根本提出什么“异议”，即使这样，我总是感觉好象有两个文化大革命在我“里头”闹事、打斗、交战，但是没有认为它是问题。
78、毛泽东、林彪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了！
1969年4月1日，被造反派的“铁拳”砸烂了的中国共产党恢复了组织，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会上，林彪代表毛泽东做了《关于我国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的政治报告。全国沉浸在一片“胜利的狂欢之中”，用报纸上的话说：“群山起舞，江河歌唱！”看着这样的一幅景象，我心里头不是个滋味，自言自语地说：是的，你毛泽东、林彪的文化大革命是胜利了，我武振荣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中造司”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此刻我“心中”“两个”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和对立好象已经分明的了。人的心就是这样的神秘莫测，难怪我们的老先人讲：“人心唯危，道心唯微。”
79、本钱的获得：我在“地上”学习运动中的表现。
“文革史”专家宋永毅写作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读书活动》是一份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它非常生动而又详细地介绍了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这一代造反的红卫兵中的“先觉者”们走出毛主义的历史事实，对于理解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拥护毛的人为什么最终变成了反对毛的人的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他认为（宋先生是一个大专家）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地下读书活动”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客观地讲，我没有参加上述的“地下读书活动”，但是在这个活动出现不久，我参加了1970年毛泽东倡导的全民学习哲学的公开活动，因此我说它是“地上读书”活动是取对比的意义。在这个活动中，我迷上了哲学，于是当画家的“理想”就被“当哲学家”的愿望取代了，于是，我从此就走上了学习哲学之路而再没有回头。刚开始是看哲学的书，但是上了瘾之后就什么书都看了，古书、线装书，甚至相书都看，到最后一法不可收拾，我变成了一个“吃书的机器”（马克思语）。普里尼欧曾经说：“一本书无论多么糟，总有些好处。”
现在人们说，毛泽东用哲学骗人呢，你上当了。我的回答是：人在真正地学习了哲学之后，谁也骗不了他！我正是在学习哲学的过程中，才发现了毛“欺骗”中国人和欺骗我自己的问题。
80、“支左”：第二次“回到”文化大革命。
1970年，若不是一个偶然的机遇改变了我的人生，文化大革命的事情就会在我的脑海中一晃而过了，因此在说到它时，我会同当年的“战友”们一样地摆一摆龙门阵，根本不会谈出什么自己的东西。可是，人生就充满了一些谁机遇，而这些机遇一旦被人抓住，就会把人里里外外地变一个样子。7月中旬，我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宣队”的一名成员进入陕西省石棉矿执行解放军“支左”任务。说是“支左”，其实是帮助刚刚成立的“矿革命委员会”消灭矿上的派性。那时，矿上的两大派组织早已经被解散了，但是“派性的阴魂”不散，两大派的成员还在“打派性战争”，以至于矿上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形同虚设，为了“彻底地打垮”派性，陕西省军区命令我们进驻石棉矿。
这样以来，我又一次回到了1968年2月逃出了去的文化大革命，但是这一次会到文化大革命中，我不是“当事人”，而是“旁观者”，于是，我眼睛里再一次看到的文化大革命就同我曾经置身于其间的文化大革命不一样的了。因此，在前几天，一位网友说我“你们这些文化大革命中的人不认识文化大革命，原因是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之中”，好啦，这一下我“出”了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作为一位“军人”在“审判”石棉矿的文化大革命。这样以来，在观察文化大革命时，我换了个视角。
81、由“历史教条”到“历史问题”——我对文化大革命独立思考的开始。
派性的顽固从一个则面就可以看见，我参加的这一支“军宣队”是第三次进驻石棉矿的，就是说前头的两支“军宣队”分别被石棉矿工人中的派性给赶跑了。听说第二支“军宣队”的人撤走时，连铺盖卷都不敢自己拿啊！也正是有了前面的二次“教训”，我们这一支“军宣队”的工作才做得非常的特别。我们没有和前面的“军宣队”那样一进矿就匆忙“表态”，没有做调查研究就先发言，而是利用了3个月的时间，在调查取证的基础上搞了一套非常详细的《陕西石棉矿文化大革命史》材料，把石棉矿从1966年5月16日之后发生的到我们进矿的那一天，所有事件和事件的经过都写得清清楚楚，特别是对于矿上的派别组织产生的历史以及互相斗争的历史更是全部地掌握。这样，我事实上参加了一部“文革”历史的编写工作。可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军宣队”中的人谁也没有想到经我们之手整理和写作出的这一部历史同《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史》、《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史》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在“全国”和毛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之后，我们事实上用“调查研究的方式”写作出来了一座矿山上发生的、真实的、失败了的“文化大革命史”，我虽然不是这一部历史的执笔人（执笔人是才华横溢，但命运不济的郭战国干事），但是我对于这一部历史的理解却被执笔人更深刻，我不当它是一套“材料”，而是历史！
就在我参加上述《历史》的编写工作时，我给自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你能不能用同样的方式写作出你个人的文化大革命史？你的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史和你的县上的文化大革命史？虽然这样的任务当时没有被“落实”，但是这个思路的形成已经把我从“毛泽东、林彪的文化大革命历史”中给“拉”了出来。情况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史”是“铁板钉钉”的事情，不存在疑问，“是中国社会一场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而目前我们整理出来的《石棉矿文化大革命史》和被我构思着的《于阡中学文化大革命史》、《兴平县文化大革命史》却都是“派性对立史、派性斗争史和派性消解史”，也就是说它是一部“问题史”；如果说全国各地的《文化大革命史》都具有同一性质的话，那么所有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人都不得不面对这一部“问题史”，庶几，我们中国人在研究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就必然要走出以教育的方式所强加给我们的“历史教条”。
问题是：在这个时刻，我们普通人的知识不足以处理“问题历史”，因为我们是受“教条历史”的束缚，但是我们是不是要一直受它的束缚，特别是我们在已经面临了“问题历史”的时候，当然不能够泰然处之，眼下的情况是：我们虽然整理不出“有问题的文化大革命历史”的意义，但是这一部历史却是我们每一个身临其境的人所熟悉的。知识上的缺欠，被经历方面的优势给平衡了。
82、由“派性史”（“错误”史）到“民主史”
由“军宣队”搞出来的那一部《陕西省石棉矿文化大革命史》实质上是一部“错误史”，它的中心内容是说石棉矿“广大革命职工在文化大革命中背离了正确的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走上了一条与之相反的资产阶级的派性路线，使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最后地表现在派性上了”。这样以来，“军宣队”所宣布的《历史》虽然也承认“石棉矿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矿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但是逻辑已经使“胜利”从“错误历史”的“子宫”里给“生”出来了。问题是，这个东西当时和“毛泽东、林彪的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到底怎样可以联系在一起——我没有想，或者想的不多，但是70年代初的中国情况就是这样。
83、林彪的“自我爆炸”炸飞了“毛泽东胜利了的文化大革命”。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把个“胜利”了的“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给“炸了锅”，于是，各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陕西省的、石棉矿的、兴平县的、于阡中学的、小南大队的文化大革命可以说全都“炸锅”了。以 毛主义的方式提起来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是没有意义的了，剩下的问题是，用一个民主的方式提出的文化大革命能否成功？——就变成了我思考的焦点了。如果说在此之前，我学习用哲学的方式来观察和看待问题的话，那么我在1966年的人民行为中发现了解放，并且发现了解放后的人的派性的价值就不意外。因此到1974年4月，当我执笔写作《绝妙的戏——一个年轻解说员的话》时，毛的文化大革命就变成了我批判的一个靶子了。
在这里，我告诉那些没有写过书稿的朋友们，如果你没有写过，那就好，如果你写了，那就坏了，写了一本，还想着要写第二、第三本，非把你弄成一个“书呆子”不可。
从此，我的确成了我所在的部队上的“书呆子”，这样就爬不上去了，因此在别人飞黄腾达的时候，你就只能眼巴巴的看着。当了19年兵之后，我带着厚厚一摞书稿离开了部队。虽然在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历史等问题上我都有话可说，把话写在了纸上，但在中国人的嘴上还戴着“牛笼嘴”时，我是吃不到“香饽饽”的。
情况如我以前所说过的，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好象是“七宝楼台”，被我拆了开来，就不成片段了。我的66运动的意义是我自己建立起来的，干毛何事？说到这里，我要感谢老天爷，它叫我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是一个少年而不是儿童，假设我是儿童的话，我对文化大革命的记忆若不是停留在牟传珩所说的踏在了“金珠鳞鱼”身上的红卫兵的“一只脚”上面，就会象赵达功那样地说，“我也是文革小组成员”，于是，儿时记事的真切和儿时组织事物意义之荒谬就有可能造成我研究“文革”的障碍，而要克服它，是很麻烦的；对此，我只能说：啊弥陀佛！
说完了，耽搁大家这么长的时间，对不起（完）！
2006-6-3写于韩国首尔市 2008-7-7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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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2-26 00:4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