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涛 就《虔诚的疯狂》书稿再说点题外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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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虔诚的疯狂》书稿再说点题外话

这部书稿上博后，得到一些文朋网友的关注，是我始料未及的。现对这些朋友们再说点题外话。本书不是奉命而作，我只想用民间的立场和自己的思考，还原山西１０年“文革”的历史。
在整个“文革”１０年中，中央高层的斗争和权力的演变，对各省都有直接的影响。在终身制的领袖已经由人变神，在神坛上一手遮天的高度专制体系下，虽然也有“让群众自己发动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最高指示，但“文革”的本质，只能是由领袖先造时势，而这种时势造就的无数英雄，又逃不脱领袖的掌控。这就是当时中国的特色。具体到个人，连邓小平那样的伟人，那时也难以挣脱这种政治环境，先被打入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又被起用做周恩来的助手，主持国务院工作，继而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再次被打倒，就是一种说明。具体到各种造反派组织，一个上山下乡的政策，让中学生们的这种组织不复存在；一个解放军支左军管的举措，大学校院和工厂中的这种组织再难生存；又是一种说明。如果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早点废弃了领袖的终身制，如果早点建立起民主和法制的社会秩序，“文革”运动是不可能出现的。
“文革”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那一个愚昧的年代产生过悲壮也产生了悲剧。而其后的悲哀，则是业已结束的悲剧被人们有意和无意的遗忘。做过恶梦的人，可能因害怕再做恶梦而想忘掉恶梦。但不再做恶梦只能弄清恶梦的成因。文坛泰斗巴金老人曾经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原因之一，就是经历过那场恶梦的人还有的健在人世。历史应当留给后人两个字，那就是真实。１０年“文革”，是上个世纪中国历史上、乃至全人类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事件。这个事件有其必然的由来，也有其深刻的教训。如果让我们的后人再如今天的一些编剧和导演那样，去随意地凭想象戏说１０年“文革”，“文革”的１０年历史对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还有什么警策意义呢？
历史已经进入了新的千年。中华民族必然要走向民主和科学的大道。只有善于总结历史的民族，才能在这样的大道上大踏步前进。
这部纪实作品，就是想以刘灏这位准知识分子、山西有名全国挂号的造反司令作为切入点，对山西一个省的１０年“文革”历史，做一个较为客观的、较为多层面剖析式的回忆和铺陈。既选定了以刘灏和他的山西革命造反兵团为切入点，这样的结构，则会必然出现一些对山西１０年“文革”中其他重要人物和事件的遗漏。如对红联站和红总站这两个革命造反群众组织的组建和发展，以及这两个组织中的关键人物在“文革”中的演变，相对于刘灏和他的兵团，就显得线条粗略了一些。我期望有更多人回忆和补充。只有无数的当事人变成无数面镜子后，才能从各个角度折射出中国１０年“文革”的真实过程。
正因如此，我开始了这部作品的写作。这是我写作时间最长的一部作品。即使到现在，我也不敢说，这部作品已经写完了。没有，它确实还没有写完。肯定有许多史料、以及无数历史的细节，还有待于进一步收集和辩讹。
最早着手这部作品的写作，是在１９８６年。起先由银小骏与我一道进行了一部分社会调查，之后，在许多年中，我以马拉松式的写作方式，陆续采访了许多许多人，有的是专程询问，有的是在闲聊中，获得他们当时的有关情况或思想方式，有的当事者已无法找到，则只好去翻阅了一些有关的历史资料。我知道，这是一次很艰难的写作。“文革”１０年，特别是“文革”之初的那几年，是一个全党参与，全民陷入悲剧的岁月。当“文革”被党中央否定，被历史否定后，有些当年曾冲在革命造反第一线的大学生和中学生，已不愿再提起自己的那段历史。有些领导干部，特别是当年也曾参与向省委、市委革命造反的干部，更不愿述及自己当年的政治态度和种种行为了。这或许是一种痛苦，或许是一种不愿再揭开伤疤的心理，或许便是一种希望这段历史不再为人所知的阴暗心态。这些，实在是悲剧过后，当年参与“文革”者们人性中的另一种悲剧。正因如此，我更感到真实地记录这段历史，才是对历史的负责。
在写作中，我尽力恢复历史的真实原貌，对不同的资料要有判断，对找不到当事人或见证者的传闻，则舍弃不用。试举三例。
一、１９６８年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组建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山西大学，具体时间，山大教授魏丕一先生在其《流年掠影》（新世纪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９月版）一书中记录，是４月某日；谷峰先生编撰的《龙城太原２０世纪大事记》（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２０１０年３月版）一书中记录，则是９月１７日。山西大学在工宣队进校后，由工宣队指挥部出版的校报《斗批改》记录，是９月２７日。显然，山西大学当时的校报《斗批改》记录的时间最准确。
二、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６日刘格平和杨成效第二次攻打太重九九支队，九九支队却不见了踪影。当时民间传说，这些转业军人又分路南下，在南京集合，集体去投奔他们的老首长许世友将军。老将军面对着这群曾跟随于自个麾下，练就了一身拼杀功夫的转业战士，看他们如今一个个衣衫褴褛，形容疲惫，不由得潸然泪下，一边安顿他们先住在军区招待所，一边仰天长叹道：“‘文革’自相残杀何时了啊！”这传说虽有故事性，但确定其事不易，便舍弃不用。
三、１９６８年５月８日，红总站在太钢的下属组织红太钢造反兵团，对兵团在太钢的下属组织新太钢造反兵团发起武斗，以炸毁新太钢造反兵团占据的一座楼而获得胜利。传说，在红太钢的武斗队中，有一位年轻工人，高喊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抱着炸药包，奋勇冲向新太钢占据的大楼，结果人亡而楼毁，被红太钢当时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的董存瑞”。因此传说未找到见证者，在写到那次武斗时，也不将此传说当成事实记入。
毛泽东主席在晚年病重时，曾经召见了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王海蓉等人，说了如下一番话：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了，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嘛！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早收回那么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一代伟人毛泽东，从湖南韶山冲走出来，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立志让国家富强，民族强大，人民幸福，历经千辛万苦，投身武装斗争，走上了井冈山，终于靠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用枪杆子杀进北京城，创建了新中国。这第一件事，功高盖世而彪炳史册。此事必将伴随着历史长河，被中国人民千古流传。一代伟人毛泽东的悲剧，在于渐渐走上神坛后，由过去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带领全党为人民大众争取解放、自由、民主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变成了不要法制、相信人制的执政党领袖；在他人生的晚年，以一人治国的终身制现代君主的心态，用一位诗人浪漫的情怀，戏弄全党、愚弄百姓、发动“文革”运动，造成国家、党和民族的１０年浩劫。这第二件事，错比天大且误国害民。此事也必将伴随着历史长河，被中国人民千古流传。
在“文革”中，全党全民对伟大领袖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极端。我们可以翻拣出一些早已消失的文革词语：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最高指示，万寿无疆，一句话顶一万句，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四无限（对毛主席要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忠诚）等等。这些过时的词语便是对那个年代个人崇拜的一种诠释。毛泽东是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人民尊敬和信仰领袖，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而领袖搞个人崇拜，则是一人之私。因为只有全国全党上下形成如此个人崇拜的政治氛围，老人家才可高坐于神坛之上，用一己之力，借助全党全民对他的个人迷信，打倒他想要打倒的人，办成他想要办成的“文革”伟业。“文革”由毛泽东一人发动，却有亿万民众跟随，特别是年轻的学生们和年轻的干部们、工人们，他们起初投身于这场“革命”时，绝大多数人是虔诚的，从而造就了在中国这片封建文化积淀极深、新中国建国后又自我封闭的土地上，演绎出了一曲人与“神”共舞的闹剧。然而，与那些年轻的学生们、年轻的干部们和工人们相比，在神坛上的毛泽东却始终是清醒的。他在那首千古绝唱《沁园春·雪》中，对秦始皇和汉武帝作了评价：“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不幸的是，在文采斐然的毛泽东的心中，他自己就是秦始皇。１９７３年９月２３日，毛泽东在接见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副总统沙菲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摘自席宣、金春明合著《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１月第二版附录《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与历史上那位始皇帝不同的是，自比秦始皇的毛泽东明白，人是不可以长命万岁的。史书记载，秦始皇身边，先后有徐福、卢生、韩终、侯公、石生等多名方士侍奉，以近臣身份，为其求仙求药，以期长生不老。汉武帝身边，也先后有李少君、齐少翁、栾大等多名方士侍奉，同样以近臣身份，为其求仙求药，以期长生不老。而一代伟人毛泽东在高居神坛之上，领导和指挥他的“文革”伟业时，在全国上下一片万岁万万岁和万寿无疆的祝贺声中，却从不相信有万岁万万岁和万寿无疆之事。１９６８年担任了毛泽东家庭管理员的吴连登，曾回忆过一件事，即“文革”中有一次毛泽东过生日，身边工作的人员一道向老人家祝贺。吴连登按当时的习惯对毛泽东说：“毛主席，我们祝您万寿无疆”。岂料老人家却说“那句话是屁话”。吴连登好紧张，心里想不通，大家不是天天在喊吗？怎么是屁话呢？却听毛主席接着说：“哪有活一万岁的？人活一百岁就不得了！”又对这些工作人员说：“你们谁能给我找出一个活了一百岁的？”（此事转引自《吴连登：毛泽东最后的管家》一文。陈贻林著，刊于２０１０年第１２期《名人传记》）即使在病榻之上，确信自己的生命快走到尽头时，毛泽东也是十分清醒的。“文革”这件事，在他心中，与创建了新中国那第一件事同等重要。可惜，在他钦定的接班人林彪折戟沉沙之后；在邓小平拒绝他的“圣意”，并以“桃花源中人”自喻，不答应主持一次中央全会，将“文革”的伟大和正确写进党的决议之后；在眼看着夫人江青只会搞“四人帮”小团体，虽然支持他的“文革”伟业，却实在是个扶不起来的无才无德的女人之后；在周恩来先他而去，从而引发了全国民众对他“文革”专制的声讨之后；心力交瘁的毛泽东，才无奈地说出了对自己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文革”这件事的担忧。然而，他生前意料不到的结局，竟然来得那样快和那样早！老人家对他的“文革”伟业如何传承，是“只有天知道”了，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１９７６年粉碎了“四人帮”的那个１０月，就知道了“文革”的结局。否定“文革”，事在必然。一代伟人毛泽东一心想建树的“文革”伟业，违背了党心和民心，违背了中国共产党人集体的智慧毛泽东思想，变成了自己晚年充满浪漫和悲情的一个人的狂想和妄想。经过１０年时间的实践检验，在其逝世后被全党全民否定，这就是党心和民心的力量。
在国共两党共同抗日胜利后又展开的腥风血雨斗争中，胜利者是毛泽东，失败者是逃到台湾的蒋介石。然而，当胜利者最终于１９６６年走上“文革”岐路要横扫中华传统文化时，失败者却在台湾开始了反思和中华文化的复兴。我读到了刘作舟刊发在《都市》２０１１年第４期上的文章《感受我不能不知道的台湾――台湾记游随笔》，特摘录一段：

１９６６年，蒋介石在台湾亲自倡导成立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并亲任总会长，全力推动传统文化复兴。“文复会”创建了国民生活辅导委员会、文艺研究促进委员会、中国科学与文明编译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与发明奖助委员会、“国剧”推行委员会等专门机构，开展文化复兴的全面工作。这些做法虽有打政治牌作文化秀之嫌，但无论如何蒋介石在复兴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上确实做了不少善事好事，值得为全体中国人所称道。
１９７５年蒋介石逝世后，蒋经国继续了这场文化复兴运动，“文复会”发动了“现代国民生活运动”，重新倡导孝悌、勤俭、礼节与秩序等诸传统美德，使人们确立生活准则，注意身心修持，抵制物质主义对人精神生活的侵蚀，增进社会和谐。
这场历时二三十年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于蒋经国去世后告终，它在台湾完成了“去日本化”的任务，清除了日本殖民文化的影响，全面恢复了中华传统文化。我敢断言，只有伟大的中华传统文化才能够担当起扫荡入侵并殖民于台湾的异质文化，完成重新凝聚国家认同的历史使命，除此以外，任何其他的文化和“主义”都
是不行的。仅此一端，蒋介石父子功莫大焉。如果没有蒋介石父子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台湾可能早就脱离祖国的怀抱了。

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只有善于反思，能够与时俱进，传承伟大的中华文化，才能不断前行。
毛泽东何以要错误发动一场“文革”，其动机是什么？何以能史无前例地发动起来，其原因是什么？何以在十年间不断地折腾着全党、全民、也折腾着自己，其教训是什么？这恐怕是当代和未来的党史研究者、社会学及历史学专家学者要长期研究的命题。
让我们再回到一些具体的数字。
在审判“四人帮”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中指出，“文革”中，国务院副部长以上和各省副省长以上的高级干部中，被立案审查受到迫害的，占到７５％，军队受到迫害者有８万人，其中有一千多人被迫害致死。全国受到迫害的人数超过一亿，有两千万人被整死。
在这１０年内乱中，全国的经济损失又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我们先从一只“麻雀”说起。据国家大型企业太原重机厂建厂６０周年有关资料回忆，１９６７年到１９６９年，即太原武斗最盛的那三年，该厂给国家造成５５０００吨机器产品和４０００万元利润的损失。
再以太原为例，《古都腾飞――太原经济述略》（郝小军、王建设、齐宏明、雷钦合著，山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１０月第三版）有如下记述：

这１０年，把三年恢复时期所取得的成就冲刷的一干二净，使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下出现蓬勃生机的工业生产重新陷入了严重混乱的境况。
１０年中，全市工业经济以至整个经济遭到了极其惨重的破坏，社会总产值下降了０．２％；工农业总产值下降了１．４％；工业总产值下降了４．３％；。地方财政收入大大低于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６６年的增长速度。职工平均工资不仅没有增长，反而下降了７．２％。

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大革命简史》（席宣、金春明合著，２００５年１月版）一书中，作者根据李先念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２０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的讲话，对“文革”中全国的经济损失作了如此概括：

经过１０年“文化大革命”，我国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如果按照正常年分百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１０年间国民收入损失达５０００亿元。让我们举例说明这个数字所包含的内容。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１９７９年，整整３０年中建设起来的全部国营企业（包括工业、农业、建筑业、运输和邮电、商业、城市公用事业）的固定资产原值为４８９２．５亿元，这就是我国国营企业的全部家底。“文化大革命”１０年损失的国民收入，相当于败掉了全国亿万人民经过３０年辛勤劳动而积累起来的同样一份家当。

而“文革”对中华文化的破坏，对广大青少年人生观、道德观的侵害，则是官方永远无法用数字来表述的。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历史进入新的世纪以后，在祖国大地上，从官方到民间兴起的国学热、文化热、到孔子学院由国内走向国外，正显示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经历了“文革”的绞杀后，正在复苏中迅速地繁荣起来。这也再次证明，那场“文革”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倒行逆施是行不通的。
历史不能割断。历史必须是真实的一种过程。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共党史上有关１０年“文革”的历史，肯定会成为中国日后的一门显学。但其基础，应该是真实而不能是政治推理和演绎，更不能作伪和戏说。至于想用“文革”思维和“文革”手段，来解决当今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社会弊端，更可谓糊涂之至。
１０年动乱能形成一个无人可挡也无法可挡的民族灾难，是民族的大悲剧。不论是事后的反思、忏悔还是道歉和研究，是为了这悲剧不再重演。就这一点而言，真实地记录和反思“文革”历史，便是中国知识界所有过来人不可推诿、不可矫饰、更不可作伪的责任了。我出版过不少作品，有的还很畅销。可是，对这部作品的创作，我的定位不是畅销，只是对一段历史尽量原汁原味的记录。
２００９年月１０月，我将这部书稿打印３０本“征求意见稿”，分送一些老同志和山西“文革”中派性组织的当事人征求意见，２０１０年３月和２０１０年５月，又先后将修订稿各打印３０本，以“第二次征求意见稿”和“第三次征求意见稿”的形式，分送一些人征求意见。２０１１年３月，我再次将增删后的文稿打印３０本，以“第四次征求意见稿”的形式，继续向一些同志征求意见。感谢一些“文革”的当事人在阅读了我的打印稿后，或给我指讹，或向我提供我尚不知晓的历史细节。这部书稿上博后，又得到了许多相识和不相识的朋友的关注和评点，对我都是一种可贵的帮助。钱钟书先生论史家该如何写史时，有这样的教诲：“史家追述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入理。”以此标准，对照此书的写作，我不敢说做到了，却敢说已经努力了。
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不能改变曾经发生的历史，却不应该忘记曾经发生的历史。回顾“文化大革命”的１０年历史，总结那段历史的沉痛教训，是所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知识分子应当勇于担当的一份责任。“文革”已经定论，我们不能失语。因为，定论和回忆，都是为了总结那段历史，让历史悲剧不再重演。正如杜牧在他那篇千古流传的《阿房宫赋》中所言：“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现在，我向所有为我的这部书稿不论用何种方式提过意见、提供过史料、作过点评的朋友们，一并致以真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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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封文革当事人的来信


侯光天：一部有价值的民间信史  

《虔诚的疯狂》征求意见打印稿，从１１月８日收到起，直到１２月的月底，近两个月的时间，慢慢品味，细嚼慢咽，真是欲罢不能，欲速不能，边看边想，勾起了许多遐想和回忆。从“文革”开始至今４３年，从“文革”结束至今３３年，许多事许多人都已淡出记忆。仔细阅读此书，那些年代的人和事又都历历在目，不仅唤起了记忆，而且深化了认识，真是一本难得一见的好书。可以概括为：不容易，很成功，有价值。

首先说不容易。“文革”１０年，就山西而言，构成的大小事件不下万件，知名人物不下千人，将这么多的事和这么多的人梳理出一个头绪，并连贯成一部书，谈何容易？写这样一部涵盖山西１０年“文革”历史的“巨著”，通常情况下，需要几人或组织一个写作班子才能完成，但你却独力支撑，又采取马拉松式的方式，多人采访，多处征集，其信心和毅力为我辈树立了又一楷模。你已经创作过十多部长篇小说了，加上其他作品，早有二十余部作品行世，可以说著作等身，是文坛上业已功成名就的作家了。再写这样一部书，没有了追逐名利之心，只为了体现出一份历史的责任和一颗作家的良心，实在值得嘉许。

其次说很成功。纪实文学的要旨是真实，不管你笔下如何生花，一旦失去了真实也就失去了价值。这一点你做得非常好。我作为山西１０年“文革”的亲身经历者，读罢此书，没有感觉出一丝的虚假和作伪。尽管你用了文学语言，有的地方用了推断和理论解析，但都没有使文章失去真实性。贯穿全篇的刘灏这个人写得很生动，很传神，很成功。在“文革”中，他被错误的历史洪流卷向潮头，是典型的悲剧人物。正如德国近代哲学家黑格尔在他的《美学》一书中，曾论述过的那种时代的“悲剧”，以及时代“悲剧”中产生的“悲剧英雄”。这样的“悲剧”和“悲剧英雄”，就因为他们无法跳出对各种现实利益和关系的积极干预和积极追求的时代形式。原话记不太清了，但意思是这样。１０年“文革”是我们党和民族的一个大悲剧，又因为它是我们党内最高领导人亲自发动的，这种悲剧的“时代形式”，就更显得复杂。正如１９８１年６月２７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说：“'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卷入运动的大多数人，是出于对毛泽东同志和党的信赖，但是除了极少数极端分子以外，他们也不赞成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后来，他们经过不同的曲折道路而提高觉悟之后，逐步对'文化大革命’采取怀疑观望以至抵制和反对的态度，许多人因此也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打击。……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这场“内乱”中，有刘灏这种对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充满虔诚感情的学生们，也有刘格平那种别有用心的政治家，还有如杨成效那类专搞武斗的造反派。这是真实的历史，你确实真实地再现了那段历史。

我国清代诗人郭嵩焘有诗云：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流传百代千年后，定识人间有此人。前两句很像在说我，但整个四句都像在说刘灏。刘灏处在一个悲剧时代，他要紧跟领袖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这一点，他与刘格平和杨成效们有本质的区别，但在那个年代，这种虔诚也必然造就了既属于时代，也属于他个人的悲剧。但无论如何，刘灏是一个在我国的特定历史阶段存在过的真实的历史人物，也将伴随着历史长河流传下去。

第三说有价值。当前长篇纪实文学固然不少，但像你这部闯入禁区的纪实文学还很罕见。它不仅有文学价值，更有史学价值，因为对“文革”的反思，必然要来源于痛苦的历史记忆。就这一点来说，我以为，它可以与陈桂棣、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杨继绳的《墓碑――中国６０年代大饥荒纪实》相提并论。而且你视角独到立意高远，趁许多当事人还健在，如实地写出了这段历史，真是完成了一件抢救工程。你已经出版二十余部大著，它们都有其社会意义，但我坚信，此书更胜于它们，一定更会成为传世之作的。

另，有些问题提出来供你参考。

一、刘灏是出身于革命军人家庭的一个高中生，骨子里对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无比忠诚，以毛主席的教导和党中央机关报刊的社论精神参加“文革”，这些你都写到了。刘灏在被安排到太原古交廘庄插队前，是太原五中的革委会主任。除运动初期写过大字报外，他没有组织学生们批斗过老师和校领导，在师生中口碑很好。而且对五中的校园和设备保护的非常完好，没有任何损坏。这一点应该有所补充。这样，这个中学生的性格才更全面一些。

二、刘格平在“文革”之初向康生出具证明，国家主席刘少奇由此蒙冤而被打入地狱，最后导致刘少奇冤死，并导致所谓的６１人叛徒集团案冤深似海。从这个意义上讲，刘格平形同杀人犯、刽子手。山西１０年“文革”中，先后主政的其他领导干部，也都在紧跟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要搞好“文化大革命”，但刘格平与他们绝不一样。这一点，应该强化。

三、“文革”中的群众组织都已进入了历史垃圾箱。回望山西１０年“文革”中，除了张志安的山西革命工人联合会和刘普德的山西红卫兵团是属于真正意义上的保皇组织外，社会上的三大群众组织兵团、红总站、红联站，没有什么革命与反革命之区分，也没有所谓保皇和造反的分别，都是追随毛主席闹革命的造反派。因为你在拥护一批领导干部的同时，你又在打倒另一批领导干部，何况在打倒“刘邓司令部”方面又是完全一致的。如今三大派的司令们刘灏、黄锐庵、段立生不仅都被定性处理，而且在日常生活中还成了好朋友。“文革”简直就是一场闹剧，在我们子孙后代的眼里就是一场政治笑话。若干年后，定会有人在你这部书前吟唱“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

即问近好。


　　　　　　　　　　　　　　　　　光天草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８日


（孙涛附记：侯光天先生“文革”时在山西大学曾担任过一派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之一，分管宣传。毕业后，在谢振华和王谦先后主政山西省委期间，又一直是省委书记身边的工作人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侯光天接替刘树岗担任昔阳县委书记，继续在昔阳县反思“文革”和纠正“农业学大寨”错误。之后在担任晋中地委常务副书记期间，因“文革”中的个人身份而失意官场。）



  

李辅：《虔诚的疯狂》是一部有价值的教科书

《虔诚的疯狂》真实地写出了山西、太原十年“文革”的慨貌。作者靠事实说话，以事写史，客观公正，令人信服。我是一个“文革”的经历者、参与者，也是山西文革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但是，作者写的许多事实我并不了解。比如，我是死保刘志兰的，五一广场的大标语曾说我是“刘志兰的私生子”。但４·１４为啥炮轰刘志兰，我一直认为是袁振策划的，是黑后台。看了《虔诚的疯狂》才知道真相，以前我误解了袁振。十年恶梦虽然过去了，但看了《虔诚的疯狂》给了人一个清醒和明白，真正知道了那段历史，从中受到了真实的教育。

《虔诚的疯狂》对“文革”的反思有情有理，不打官腔，没有慨念化、程式化，老套话。对于造反派的产生、兴起、疯狂、衰败、灭亡，都没有脱离历史，离开事实，是以事服人，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对于两派的对立，“忠于一个领袖，信奉一个理论，为了一个目标”而势不两立，生死不容的怪圈的产生，分析的深刻、正确。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和探索，有许多精彩、深刻的分析和论述，很感人也教育人。

“文化大革命”不应忘记，也不能忘记。前事是师。记住历史，不再发生悲剧。《虔诚的疯狂》就是让人不要忘记的一部有价值的教科书。


（孙涛附记：李辅先生“文革”中是省委机关七一公社的负责人，属红联站观点。本文系李辅先生2010年5月4日给我的来信摘要。）

http://www.360doc.com/resaveartnew.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