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涛 读《文革记忆――太工红旗李青山回忆录》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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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印痕
――读《文革记忆――太工红旗李青山回忆录》随笔

在山西太原的十年“文革”历史中，特别是在“文革”之初，李青山是个响当当的造反派。他是太原工学院群众造反组织红旗一派的主要发起人，也是红联站这个跨行业群众造反组织的主要发起人。无论是太工红旗集中火力炮轰以卫恒、王谦、王大任为代表的中共山西省委，还是高调反对刘格平、张日清、杨承孝们向中共山西省委的夺权，可以说，李青山都是这些大事件的组织者，也是当时一些重要大字报和传单的操刀手。说他是当时的学生造反领袖，名副其实。
当年走上神坛的毛泽东主席，正是发动并依靠全国各地这样的学生造反领袖，掀起了“文革”的高潮。而在官媒当时不断地鼓动下，这些学生领袖们，无一例外地与李青山一样，认定“能在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领导下参加这样一个伟大的反帝反修斗争，感到无尚光荣”！“我们需要行动，需要象北京大学聂元梓他们那样行动，再不行动，就会被革命洪流所抛弃”！这些语言，十分具有当年“文革”的特色，它们又出现在李青山的回忆中，一点也不奇怪。可以想到，“文革”的历史印痕，烙在李青山的心底，至今也不能忘怀，于是，他在写这部自述时，一定又回到了让他难以忘怀的激情燃烧的岁月。正是在这样的回忆中，为我们留下了真实的史料。
这里，我想首先要肯定的，是李青山的坦诚。在他的自述中，体现这种坦诚的，可举出许多例子，试举一个。在山西“文革”后期，曾发生过一件大事，那就是由《三上桃峰》一出戏，引发出江青炮轰谢振华，导致了山西政局的大动荡，陈永贵和王谦开始主政山西，大搞“批谢”。历史已经证明，批《三上桃峰》错了，借批《三上桃峰》引发的批谢运动，更是江青、陈永贵和王谦在山西搞的一个大冤案。当年对江青、陈永贵、王谦这一套，摇旗呐喊紧跟者有之，坚决反对并用各种方式斗争抵制者有之。无论他们当过造反派，还是当过走资派，在我接触过的许多当事人和亲历者中间，再提起历史上这桩公案来，当年的反对者乐得回忆，而紧跟者却往往避而不谈了。李青山当时是坚决支持陈永贵和王谦，坚决支持他们批判谢振华的。并且用大字报，表达了坚定不移支持陈永贵、支持王谦主持省委工作，坚决批判谢振华的政治态度。能真实地写出他当时的政治态度，不故意娇饰和作伪自个在这一历史事件中的思想立场和表现，这种坦诚，可看出李青山的这部自述，目的不是为自已树碑立传，也不是用这部自述为自个洗清什么。他只是想记下曾经的历史，记下曾经的历史中，自个曾经的足迹。由此，我以为，凡关注和研究山西“文革”历史的专家和学者，都可将《文革记忆――太工红旗李青山回忆录》作为一种“文革”亲历者的个例来对待。对于“文革”的研究者，从分析和研究个例入手，也是切入那段历史，分析和研究那段历史的一种角度。
当官方宣布结束“文革”，并将否定“文革”写入全党的决议之后，“文革”的历史，已渐渐有意无意地被官史固化为一些简单的符号了。高层的责任，全推给了林彪和“四人帮”，而在民众中，所有的造反派，几乎都遭到了整肃。甚至在这种历史的固化中，“文革”初期那些鼓吹血统论、大搞破四旧的官办红卫兵们，也与学生中的造反派们被模糊成了一体。当那些官办红卫兵们被免除追责，而另一些当年学生中的造反派们却被整肃后，其心灵深处，对让他们承担起“文革”的责任，就成了一个难解的心结。
近十多年来，我已停止了写那些虚构的长篇小说，一直在收集省城的“文革”史料，为完成记载山西省城十年“文革”原生态历史的纪实作品《虔诚与疯狂》，不断努力。我想，与我，与社会，我的这部书稿，远比我已经出版的那十几部长篇小说重要。在对此书的不断修订中，便结识了一些省城十年“文革”历史中的风云人物。他们是那个年代受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赞赏的革命小将。岁月流逝，当那场大革命结束并被否定后，他们为之喷涌过的激情，便成了心底深深的、永久的印痕。
我想，这难解的心结和永久的印痕，恐怕在李青山的心中，同样并存。只是，他们对这些印痕所做的思考，和对心结的解读，却截然不同。就以李青山等大学生们发起成立的红联站这个组织而论，他们当年的核心领导层中，伴随着“文革”的发展，其思想的发展，就完全不是一种轨迹。以“张赵集团”案来说，涉案的张珉等青年学生们，在“文革”尚未结束时，对“文革”的反思和批判，就已经超越了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我还读过当年红联站的另一位领导人李辅先生所著《所思所忆七十年》一书，他对“文革”的回忆，也显示了一位知识分子在回忆历史中，对自个人生的反思高度。无须责怪李青山在他在这部回忆中，缺失了一些自省意识和批判精神，有些叙述依旧陷于“文革”的语境，做为一些事件的当事人，能留下对事件的真实叙述，已属不易了。同时经历了风雨的同路人，面对雨后的彩虹去写同题诗，对风雨和彩虹的记述大同小异，而认知和感悟却千差万别，存在这种思维和认识的不同，也是正常的。
“文革”初起时，来太原大串联，并参与向山西省委造反的北京农机学院全无敌战斗队的成员陈士镛先生，以高级工程师身份于南方某市退休。在古稀之年给我的一封信中，如是说：“‘文革’，这是一段令人振奋，令人疯狂的历史。一切均由党的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党中央决议通过‘文革’，连‘文革’前后都被全党、全国人民拥戴的周恩来总理都身体力行的文化大革命，最终被冠以‘十年浩劫’而彻底否定了。当一切都沉寂下来后，模糊的历史却有意无意地把搅起文化大革命祸水的罪名推到了红卫兵、造反派身上。我问我读高中的孙女，你知道造反派吗？回答很干脆：‘造反派是扰乱社会的坏人。’当我告诉她我也曾经是造反派时，她的眼睛瞪大了，想不到她一向敬重的崇拜的爷爷，竟然也当过造反派——坏人！我问那些青年大学生，回答如出一辙。”
所以，让后人了解“文革”历史，首先要从了解这段历史的真实过程开始。无论是高层的当事人、亲历者的回忆，还是平民草根中当事人、亲历者的回忆，都是有意义的。只有无数历史的真实碎片，才可能缀成曾有过的真实历史。历史的发展从来都有延续性，正如风雨和彩虹，有过多的关联，有因果关系，却又不是同一形态。在历史的进程中，无论是参与者，还是日后的评价者，常有一种现象，那就是昔日之是，可能变成今日之非，今日之是，有的就是昔日之非。对于当事人回忆自个经历的历史，判断其有无价值的前提，是能否以坦诚的心态记述，不作伪，不矫饰。只有让读者回到真实的历史坏境之中，他们对于历史中每一个人的作为、功过、才会做出属于后人的判断。为统治者掩盖和割断历史的宣传，是历朝历代官方史官的通病。所以，历史研究者们，往往参照民间信史去剖析官史的真伪，主要原因，就是被官史的那种通病所逼。比如前面提到的那位陈士镛先生，如果他的孙女听他讲述一下他的故事，她的爷爷当年扮演的是好人角色？还是坏人面孔？何以会成为那样的角色和那样的面孔？在孙女心中，才会自有她们这代人一种新的认识和判断的。所以，将亲历过的历史，真实地告诉后人，是每一个历史亲历者的责任。
民族的前进离不开民族的反思。让不同的认识并存，是人类思想得以发展的基础。任何统治者，想用一种思想统治国家和民族，都是注定行不通的。李青山完成了他的自述，对“文革”得出了他现在的认识。虽然他的一些认识和观点，我并不同意，却赞赏他对当年历史中自个有过的言行，做坦诚回忆的这种态度。
以上随笔，仅供李青山先生和读到他自述的读者朋友们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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