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峰：老同志记忆中的刘仁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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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风知劲草——老同志记忆中的刘仁同志

《北京党史》刊特邀记者 苏峰


    刘仁同志的一生，正如郑天翔同志所评价：这位在1927年冒着杀头危险，18岁就参加了党，在白色恐怖下转战于南到上海北到绥远的广大地区，对北平的和平解放和解放后北京的民主改造、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文化大革命”中镣铐加身，寂然长逝。
    在多次政治运动中，刘仁同志始终求真务实的可贵品质，最让人们怀念和敬佩。和他一起共事过的老领导，刘涌、沈勃、宋汝棼、张彭、刘冰、韩伯平、汪家镠、王大明、孟志元，动情地说起他们记忆中的刘仁同志。

    一、实事求是的突出楷模
    韩伯平：1947年，晋察冀土改初期，阜平有些村、镇在斗争地主时，发生了打死地主的事件。然而刘仁的驻地桑园村却没有打死的事情。当时也斗地主，挖浮财，在斗争中，有些人喊着：“打死他！打死他！”刘仁同志就把几个积极分子叫到他的屋里，问：“你们知道打死人就活不了了吗？”他们答：“知道”。刘仁又问：“活着的话，什么时候打死都行吧？”大家点头。刘仁又说：“大家先冷静一下，再看看是不是非得打死这个人？”就这样，桑园没有打死人。后来再问老百姓，他们也觉得没必要打死人。
    从肃反审干到延安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再到1947年土改，还有后来的“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四清”，最后到“文革”，我们党内“左”的错误不断，这是应该汲取的深刻教训，就像胡锦涛总书记说的“不折腾”，真是说到了点子上。
    尽管“左”的错误不断，刘仁同志却是少有的头脑始终清醒。1952年“三反”“五反”时，到处下指标“打老虎”。我那时刚从市电车公司调到市公共汽车公司。电车公司有个老同志叫吴越，管票务，电车公司把他打成了“老虎”。刘仁同志问我：“你认为他是‘老虎’吗？”我答：“从他这个人来看，我觉得他不是。不过也难说。”他又问：“你去他家看过吗？”我答：“去过，他家非常艰苦，连一条褥子都没有。”刘仁说：“那你还说人家是‘老虎’？他根本不是。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怎么是‘老虎’？”
    我主持工作的公共汽车公司当时大约打出20只“老虎”，大多都是采购零件、卖票的。打“老虎”自然就会逼得太厉害，有一些不正常的逼供信手段。譬如熬鹰、喷气式，等等。刘仁同志很冷静，多次跟我强调，不能搞逼供信，这样搞出来的东西不可靠。陆禹同志当时是市委组织部工厂支部科科长，也比较冷静。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在大会上也讲。可运动一来，就很难制止了。记得那时候我们墙上贴着大字报，各个单位有多少数，打了多少，打多打少都要公布，还排名，谁打得多排名就靠前。当时贪污一亿元的就是“大老虎”；一千万是“中老虎”；一百万是“小老虎”，那时钱和现在的比率是10000：1，也就是一万、一千、一百元。最后，一只“大老虎”都没有。
    孟志元：1957年机关反右时，市委工业部一共64人，我们一个右派也没划。当时市委有的部十几个人就划了好几个，于是就有人告我们的状。有一天，刘仁把贾庭三、陆禹和我三个人叫到他家里。那会儿划右派都下指标，分配了数目就得划。刘仁没有针对数目，只说：“你们实事求是嘛，没有就没有，总不能硬找吧。”刘仁这么一说，我们心里就有底了，坚定了不能乱划的想法。鸣放时有几个人贴了一些大字报，内容都是反映机关领导的工作作风、工作态度和机关浪费这一类，没有上升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我们就坚持原则，没有划右派。刘仁同志还帮忙解释：“工厂中的技术人员都是务实的，心在技术上，所以言论少，这是自然的。”告状一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韩伯平：经过多次运动，1959年反右倾时，刘仁更慎重了。当时很多厂的党政关系不是很好，有些人讲怪话，就被抓了尾巴。有一个厂的厂长从河北徐水县参观回来后说：“我们的成绩和不足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可这一个指头很粗。”他还说：“炼的什么钢，都是豆腐渣。”反右倾时，厂党委主要领导就准备批他这是右倾。我向刘仁同志汇报后，他说：“这类言论应该限制在党委常委里讨论和批判，讨论完了就完了，不要扩散。”厂党委主要领导就向我反映，这不是右倾是什么？非要开党委扩大会议批判。我说，我得汇报。刘仁还是不同意，反复强调限制在常委会。最后，厂党委主要领导提出就扩大几个人行不行？刘仁还是不同意，最后也没让他扩大。这不止一个厂，若干个厂都是这样限制的。当时工业口总的来说比较稳当。刘仁之所以能这样保护干部，是因为他对干部心里有数。哪些干部能不能干？品质怎么样？他心里很清楚。他爱护积极工作的干部。
    张彭：1958年大炼钢铁时，报纸上各省市几乎每天都在大放卫星，日产多少多少吨钢铁，不断刷新记录。只有北京无声无息。当时我是市委工业部副部长，和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同志一块商量：“这空气太闷了，人家都‘放卫星’，就咱们放不上去呀？你把学生拉出来，我把工人拉出来，把王府井便道上那些护栏拆下来，咱们炼钢去。”我向刘仁同志汇报这件事。刘仁开始不吭声，过一会，他说：“不准你们瞎胡闹！钢铁上不去，完不成计划，我向中央做检讨，也不准你们瞎胡闹！”他说这话，当时对我的教育很深，那时上上下下热度很高，他能这么坚决顶住，真难得!那时炼钢都有分配的数，没那么多废铁可炼，有人提出要各县上交市里若干数目的废铁，有些县委书记很着急，说不砸锅就没铁可交了。刘仁听到后，还是这句话：“钢铁完不成计划，我向中央检讨。不准你们砸锅！老百姓还要吃饭！”有一位市里干部曾想把北京饭店的铜门环、铜把手等拆去炼铜，刘仁知道后就说：“不准这么干！把这些东西拆走后你们拿什么替换？不准瞎胡闹！”
    孟志元：大炼钢铁时，市委开始跟得不紧，中央批评后，不得不炼，只好在市委院子后边的空地上炼了起来。有一天我们正在捣腾小高炉炒钢，刘仁走了过来问：“小孟，干什么呢？”我答：“炼钢呢。”刘仁说：“你看过真正的炼钢么？”我答：“看过呀。”刘仁接着问：“那这钢炼出来能用得上吗？”我答：“反正没用过，谁知道呀！估计够呛。”说实话，我们这些人都有看法，我见过首钢那样炼钢的，没见过这样炒钢的。我也看出刘仁的意思了，他不明说，我心里也有数。
    有一段听说石景山钢铁厂也炒钢了，刘仁、陆禹带着我们几个人去实地调研。厂长带着我们去看，在三个高炉旁边的隔离带果然有一些小炉子在炒钢，刘仁一直绷着脸。我看悬，非得剋厂长一顿不可。果然，刘仁对他说：“你过来。你炒的钢你用过吗？好用吗？”厂长答：“才炼，还没用过。”刘仁火了：“别人不懂、不明白，你是进城后就到这里的，炼钢炼铁你还不知道、不懂？能用不能用你不知道？”厂长不敢回答。刘仁看了一会儿就走了，没看其他的，回来的路上挺不痛快的。刘仁、陆禹和我三个人一个车，下车时，刘仁对陆禹说：“我就真不明白！真奇怪！”这个事启发了我，知道这个炼法劳民伤财，还炼不成钢。当时我在市委工业部办公室，对下属一些厂子也就注意掌握政策，尽量纠正这种炼法了。
    张彭：北京市刚开始搞土法炼钢，经过试验，刘仁觉得不行，他主张用小转炉，当时建了一些这样的炉子，炼的钢都是好钢。虽然炼钢的数字低，但炼出来的钢一般都能用，受的损失比较小。
    王大明：刘仁的思想很明确，北京市炼钢铁只能依靠专业工厂，增产钢铁只能靠新技术，像石景山钢铁厂、北京钢厂、特殊钢厂，都是刘仁同志花了很多精力和心血来改扩建的。石景山钢铁厂扩建成钢铁企业，我国第一座氧气顶吹转炉炼钢厂也在这里建立了起来。北京暖气材料厂改为北京钢厂，电炉炼钢。
    王大明：1958年“大跃进”时，当时我在热电厂蹲点，厂里就什么时候能投产发电产生了争论。有些积极分子和苏联专家有争论，积极分子主张提前投产，苏联专家强调按技术流程来定投产日期。我写了一个报告，支持积极分子，认为苏联专家也有保守思想，苏联专家的话也不能全信。这个报告后来在内参上发表了。
    过了一段，陈毅同志在全国的一个工作会议上说，有的地方发生了为解放思想、不尊重苏联专家的现象。刘仁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有一天，我在市委大楼的楼道里碰见了刘仁同志，他问我：“你内参上的报告我看了，你脑子是不是热了？”我答：“我脑子是挺热。但我确实认为苏联专家的话不能全信。”他说：“你就是脑子太热，思想要冷静！”我答：“我回去检查检查我的思想。”那天我在楼道里连着碰见刘仁同志三次，他也就连剋了我三次，说我脑子太热，要我冷静。
    现在想起来，那时候我脑子是很热，大家脑子都很热，什么超声波、技术革新、土洋结合，工厂的热度很高，确实有一天干20年的劲头。1958年8月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讨论1959年的工农业生产计划。那时天天打电话回市委要我们算账，我当时参加了这个算账，算生产多少粮食、多少鸡蛋，消耗多少粮食，等等，算得很细。给我的印象似乎我们马上要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我们脑子都很热、很兴奋。
    但当时刘仁同志很冷静。他一天内连着剋了我三顿，其实是想提醒我，要我冷静，我们研究室的干部尤其要冷静。刘仁同志的脾气我们都很了解，他越剋你，说明他越爱护你。他如果不理你了，那才麻烦了。他是一个说真话、实事求是的干部，也希望所有干部都说真话、都实事求是。他反对那种兜里装两个本，一边装着反“左”，一边装着反右，需要什么就拿出哪个本的干部，身体力行地提倡讲真话、一团正气。
    刘冰：那时候政治思想运动很多，我任清华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同志和校长蒋南翔同志都特别注意掌握政治思想运动的政策，提出“清华的院墙应该高一点”，还对我们说：“别人热的时候你们冷一点，别人冷的时候你们热一点。”
    记得“大跃进”刚起来的时候，正在开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因为一些文件在清华看不到，有一天我去市委看文件，在走廊上碰到了刘仁。他拉我到他办公室，说：“你老乡提出三年要超法国，我们北京不行。”我问：“是不是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说的？”刘仁说，就是这一位。我说：“我觉得他以前挺不错的，现在怎么这样了。”
    汪家镠：当时的风气“左”，学生也很热情。因为劳动过多，政治运动过多，很多学生反映保证不了8小时睡眠和正常学习时间。刘仁同志知道后，对我说：“这些工作都要做，参加劳动是应该的，但要适当。你脑子要冷静，不能跟他们一样发热。学生的本职是学习。毛主席要求学生要‘三好’是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睡眠不够，身体不好，学习时间保证不了，怎么做到‘三好’？”他多次告诫我们，不要做氢气球，风怎么吹就怎么飘。
    团市委有一份内部情况反映，叫《团的情况》，刘仁多次跟我们说：“工作做得好当然要反映，大家也都看得见。但做得不好的也要反映。问题反映出来，才能解决。一定要反映真实情况，真实问题。”我们确实也是这么做的，反右时一些学生受到批判，想不通，思想波动较大。开展“红专大辩论”，怕当“白专”，不敢学习。对形势悲观，对农村干部浮夸有意见，还有劳动过多、政治运动过多，等等，《团的情况》都有反映。结果到了“文革”，我们被批为给黑市委送黑子弹、送黑材料。
    张彭：“四清”一开始，推广桃园经验、小站经验，说农村干部靠不住，烂掉了1/3，甚至更多。中央的精神也是这个意思，说工作队队员少了不行，要集中工作队打歼灭战。北京市有十几个县，工作队集中在通县，好像还有顺义。那时候领导干部都蹲点，刘仁带着我还有机关一些同志到通县白庙大队蹲点，刘仁同志领导，我做具体工作。遵照中央精神，工作队进去后，都甩开干部，扎根串联。我们进村后也不敢与干部接触，见面也不打招呼。我以前是管工业的，对农村情况不熟，中央这么个精神，我也就这么跟着做。
    我们向刘仁同志汇报，他说：“为什么不跟干部接触？不接触怎么做思想工作？他就是坏人，你不接触，怎么知道他是坏人？不接触，怎么知道好坏？”一些工作队认为下来就是抓坏人的，这样才是贯彻中央精神，很多队都在揪斗干部，普遍是这个空气。刘仁同志反复跟我们说：“你们不能包办代替，不要做救世主、不要做太上皇，要多听听群众的意见，要发动、依靠群众解决问题。”他还召开老农民座谈会，说：“这是你们大家的事情，你们自己评议干部。”工作队一进村就会有一些“勇敢分子”来反映意见，说你们不撤谁谁谁的职，我们就不敢讲话。刘仁就对我们说：“你们下去了解情况，不要完全听信‘勇敢分子’的话。你们乱揪干部，走的时候，人家非要你说出个一二三来，到时候可别出不去了。”
    因为刘仁同志的领导，白庙的做法与周围某些工作队乱批、乱斗干部的做法不一样。我们写了篇总结，登在“四清”的小报上，介绍白庙的做法，主要是说工作队不要包办代替，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要发动、依靠群众自己来评议干部。登载后，旁边的翟里工作队有了反应，戚本禹在这个队，他向中央写信，说白庙是反对中央精神的。搞得我们很紧张。最后还是彭真同志出面，把戚本禹和我都叫到他家里去，做了一番工作，这事才算了结。
    事实证明了刘仁同志的判断。后来中央纠正了这种乱批、乱揪干部的过“左”做法。有的工作队就真出不去，群众非要他们说出个一二三不可。刘仁同志顾全大局，对被斗的石景山发电厂、红星农场等干部做工作，说：“我知道你们受委屈了，你们不要对工作队有意见，有意见就对市委有意见，是我们没领导好。不准揪住工作队不放，要允许我们犯错误、改正错误，也要允许工作队犯错误、改正错误。”没想到的是，“文革”开始后，市委对四清运动的正确指导思想和做法竟被说成是包庇坏干部，被列为市委的十大罪状之一。刘仁同志顾全大局、强调团结换来的竟是这项罪名。

    二、身体力行抓调查研究
    张彭：刘仁同志之所以能实事求是，关键是因为他身体力行抓调查研究。这方面，他非常突出。他除了开会和批文件，很少在机关里待着。他经常亲自下到一线去。工厂、农村、学校、医院，他都有好几个点。一有空自己坐车就去了，不打电话、不事先通知，有时候看到谁了，就带着一起去。工厂他常去的有玻璃总厂、化学试剂厂、电子管厂、内燃机厂等，一进厂见到工人坐下就谈，了解情况，然后再去办公室跟干部谈。南韩继村、清华大学、友谊医院，他都常去。他在这些单位交了一大批朋友，这些人也常到他家随便谈，跟他讲真话，反映真实情况。
    他对新生事物感兴趣，支持新产品、新技术、新的管理方法。他经常鼓励北京玻璃总厂厂长肖秧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他们的光学玻璃全国领先，后来毛主席的水晶棺就是玻璃总厂做的。北京化学试剂厂有几位上海来的老工程师，他跟她们很熟。他鼓励化学试剂厂要做东德的“伊墨克”（即Merck & Co.，国际著名化学试剂及制药公司），大力研究、开发新的化学试剂。那时厂子生产的试剂在全国领先，占全国化学试剂总量的1/2，女厂长后来还任化工部副部长。
    孟志元：1958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成为我党的三面红旗。机关干部都去农村了解人民公社的情况。有一次，刘仁让我们去高碑店看种的麦子，说麦子上坐了一小孩。市里开了一辆大卡车拉我们去看，记得过火车道时差点没给掀翻了。到了高碑店，我们看得很仔细，回来就议论，底下东西多，好像垫着东西呢。刘仁估计之前看过，他其实不是要我们学“大跃进”，而是让我们自己去看、去想。我们呢，让看就看看呗，看看热闹吧，心里都觉得这不太可能。
    汪家镠：“大跃进”时，刘仁同志拿着一张报纸给我看，指着一张小女孩坐在麦子上的照片，问我：“你相信吗？”我说：“这不是报纸上登的吗？应该是吧。”刘仁同志说：“告诉你吧。这是用几块地的麦子拼成一块，产量就上去了。亩产好几千斤？劳民伤财！我们决不能这样做。”他很了解农村的情况，看过很多地方的麦子，条件很好的麦子亩产也到不了一千斤，怎么可能几千斤、一万斤？
    张彭：1958年7月，主管农业的中央领导同志批评北京农业上不去，成了“尾都”，两次批判北京主管农业的领导干劲不足，是下游。全国跃进的气氛越来越浓，对市委的压力很大。在这种形势下，8月17日，召开了15000多人参加的天坛农业跃进誓师大会，各区县负责人竞相争报粮食增产指标，最后竟喊出了“要四、五、六（千斤），不要一、二、三”的口号。刘仁那天不在北京，他回来后问我：“你知道彭真同志为什么开这个会吗？”当时我是彭真同志的秘书，我答：“不知道。”刘仁同志先去找主管农业的书记赵凡同志谈，后又找彭真同志谈，他认为不可能达到这么高。彭真很重视刘仁的意见，召集市委常委会研究。当晚就让农村工作部通知各区县，天坛大会上报的增产指标一律不算数，各区县根据自己的情况，能搞多少是多少。
    为什么刘仁同志知道那些数字不可能达到？因为他做过密植试验，用鼓风机吹、深翻地、施好肥，还是不行。
    韩伯平：刘仁同志曾在东郊农场附近做了一个密植试验，两亩地划成若干畦，试验了五六种密度来种麦子，种子有500斤的、100斤的、50斤的、30斤的，好像还有20斤的。每一畦都深翻地、施好肥。结果，500的刚拱出苗来就不行了，100的都滚球、挤在一块了，50的苗秆很细，30的最好。
    王大明：刘仁同志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习惯，他经常下乡，不带秘书，不带警卫，在机关碰见谁了，就带着下乡了。先一个人钻到地里仔细看，再找队里的人调查清楚，最后才去问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如果说假话、胡说八道，他就批得很厉害。要老实说不知道还没事，他最反对干部说假话。我就跟着刘仁同志下过两次乡，一次是要我一棵一棵数有多少棉花球，再算能打多少斤棉花，还有一次是数麦穗。我亲身领教了刘仁同志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方法，这对我们这批干部而言，影响很深。
    汪家镠：刘仁同志注重调查研究，一定要把情况弄得很清楚。刘仁同志要求我们多下去，了解情况，参加实践，尤其学生出身的干部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参加点实际工作。1959年后，我们每年都下乡两三个月蹲点。记得1959年我在怀柔县汤河口蹲点，当时正值困难时期，发现农民吃不饱、积极性也不高，干活做样子。因为干多干少一个样，平均主义。农民八点多出工，过一会就回去歇着了。我们回去就向刘仁同志反映情况。以后每年都会向他反映蹲点的情况。我们虽然常常下乡，但总怕了解的情况不够清楚。群众都有什么意见，多少人反对，多少人赞成，越具体越好，还要有分析。我们跟他汇报工作，都很紧张，要搞得很细，做足准备才行，不能讲空话，更不敢说瞎话。他这种实事求是、反对说空话、瞎话的作风，培养了一批干部，鼓励了务实的干部，带起了好风气，那时风气很正。

    三、求真务实、爱惜人才
    沈勃：刘仁同志求真务实，为北京各方面建设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就我所接触的城市建设工作，刘仁同志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现在回忆起刘仁同志对人民大会堂设计工作的三次关键性指导，恰逢建国60周年，人民大会堂建成50周年，刘仁同志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如果没有他的三次关键指导，人民大会堂不会这么完好、满足各方面要求。
    第一次关键性指导是为万人大礼堂（后改名为人民大会堂）的设计面积提出建议。1958年9月，全国30多名专家齐聚北京，大家经过热烈讨论，组织几次方案后，提出万人大礼堂的设计规模为7万平方米。当时大家也没经验，提出的规模确实太小，同时又束缚了各位专家的思路。刘仁同志常来找市规划局总工程师赵冬日、城区规划室主任沈其了解情况。他知道后，批评了7万平方米太简陋。后又找赵冬日提出大胆设想，说：“我们要冲破7万平方米的设计方案，建筑面积不去考虑，打破框架，另起炉灶，设计一座全新的万人大礼堂。”赵冬日根据刘仁同志的意见设计了一个13万平方米的方案，后被周总理选中。后又经使用要求的发展，最后扩大到171800平方米，也就是现在的规模。
    周总理确定方案后，刘仁同志发现万人大礼堂的南北两端横向长度短，提出建议将原来的横向长度110米加长到170米，使得“体型”更加庄重。北端增加了6个大房间，安排了厨房和贵宾厅，南端则增加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办公用房。
    万人大礼堂是中央大厅，是最重要的地方，从设计到装修，给人的观感十分重要，设计师们很费了一番心思。设计制成图的时候，他们把图送给我，要我决定。设计图采用古典手法，做得古色古香，我拿不定主意，就送去给刘仁同志看。刘仁同志看后大为光火，说：“万人大礼堂应该给人以朝气蓬勃的感觉，不能给人暮气沉沉的感受，这个设计不行，应该彻底更改。”我回来后马上组织设计人员用三天时间务虚，充分讨论应采取什么格调。此后，我们不仅改变了中央大厅的设计，而且对各厅的设计和装修都进行了更改，使人有明快、清新的感受，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样子。
    回想起来，如果没有刘仁同志这三次关键指导，就不可能有今天宏伟庄重、清新明快、满足各方面要求的人民大会堂。大会堂建成那年，刘仁同志刚好50岁。
    韩伯平：上世纪50年代初，我们陆续把一批厂子的行政关系都上交给国防部五院（后改为七机部、航空航天工业部），党的关系还在北京。后来清理队伍时，五院前后几次又清出3000多名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作人员，倒不全是因为右派，名目挺多，有两航起义的，有社会关系问题的，有海外关系的，或者家庭是地富反坏右一类的，全给审查出来了。当时我在市委工业部，我向刘仁同志汇报：“现在他们清出3000多人，希望地方接。”刘仁同志答：“那你都接吧。”除了第一机械工业部挑走几百人外，剩下的人都留在了北京，分配到了各相关工厂和科研院所。这一批人很多都是解放前的知识分子，有些是留英、留美的高材生，像陆孝彭就是留英的，他是航空制造业的专家。有些人技术水平高，后来成为首都工业建设的骨干力量。我记得焦化厂、汽轮机厂的总工程师就是这一拨人里的，还有一些成为我国航空事业的重要力量。
    张彭：他尊重知识、尊重科学技术，爱护知识分子。反右时，彭真、刘仁控制得较严，机关划的右派不多，大学部、工业部一个都没有。宣传部讲师团有几个，统战部有几个，研究室有几个，统共才十几个。对知识分子划右派，他非常慎重。农业机械厂的总工程师李克佐是留美归来的知识分子，他对工厂的贡献很大，农业机械厂原是做零配件的厂子，后来出了双轮双铧犁、联合收割机等不少新产品。1957年整风征求大家意见时，李克佐说：“党和群众的关系不是那么密切，我们希望能更密切一些。”时任厂党委组织部长的聂季超抓住李克佐的这个言论不放，非要打成右派不可。我向刘仁汇报，刘仁表示：“不能把李克佐划右派。”聂很坚持。我们做了工作，最后厂党委不同意划，才没划。
    王大明：在反右斗争后的两年里，1957、1958年两届大学生的分配工作都遇到用人单位不愿要右派学生的问题。刘仁同志知道后果断地说：“北京各院校的右派毕业生，别人不要的我全要。”并在一次高等学校党委书记会议上说：“有的学生年轻，说过错话，可以进行教育。在毕业分配上，我们要看得远一些，既要看到需要对这些人的错误进行教育的一面，又要看到他们肯钻研业务、对国家有用的一面。你们回去做些工作，看能留校多少？你们留不下的，送到市里。”这批人后来被分配到工厂、学校，若干年后，许多人都成了骨干，有的当了厂长、所长、总工程师、局级干部。
    汪家镠：刘仁同志很重视对学生的培养。特别重视思想好功课也好的学生。上世纪60年代，有些功课好的学生因为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考大学时不被录取。有些华侨满腔热情回国参加建设，由于出身比较复杂，有的大学不录取他们。刘仁说：“这要分析情况。出身不好，你可以教育嘛。华侨愿意来社会主义国家，说明爱国。我们要爱才，教育他们转变立场嘛。何况他们本身思想也不错。”后来刘仁把这批人都收了，大多去了新建不久的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后来这批人很多都成了学术骨干、高级工程师和优秀的中学教师、校长。

    四、关心群众、平易近人
    孟志元：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在北京被服总厂。当时被服总厂发挥了很大作用，有力地支援了解放军南下、抗美援朝，还曾给朝鲜人民军、朝鲜老百姓做过衣服。任务很多很急，工人们很累，那时经济困难，三人饭五人吃都算不错的。工人们意见很多。刘仁来调研，批评我们：“又让马儿跑，又不让马吃草，你们这样行吗？”后来市委帮助工厂改善工人生活，涨了工资，提高了职工的积极性。
    汪家镠：1949年初，北平刚解放，我当时在北大做团的工作。有一天，刘仁同志突然来了，要我陪着他去看学生宿舍，去了男生宿舍西斋。屋子里很冷，有煤也不生火。同学们也没去上课，有些同学在屋里盖着被子。刘仁和同学们聊了聊，问了些情况。又问我：“怎么不生火呀？这么冷。你们吃什么，伙食怎么样？”我也说不上来，就说，刚解放，大家都很忙，顾不上这个。刘仁批评了我，说：“解放前你们是怎么干的，办膳团，搞好学生伙食；开展助学运动，帮助经济上有困难的同学，把群众的冷暖都放在心上。怎么一解放，你们就把关心群众生活放到脑后了。你们忙，但是还有很多学生在学校，要关心他们的生活。”
    1950年冬天，我刚从北大调到团市委。有一次，刘仁同志来了，天很冷，他看见我和另外一位同志，问我们，怎么不生火？我们答：“不怕冷！”他把团市委副书记张大中叫来，又问：“怎么不生火？”张大中答：“节约一点嘛。她们都说不冷。”接着，刘仁同志和我们一块去食堂吃饭，伙食很差，窝头、白菜之类。当时我们年轻，在团市委工作挺开心，也不觉得苦，吃得挺多，还对刘仁说：“挺好的！”刘仁对张大中说：“她们很好！你可不怎么样。你一点都不关心人家，不生火，伙食搞得也不怎么样。她们要工作，伙食应该改善点。”刘仁走后，我们的暖气就生了起来。那时候我们一腔热情，朝气蓬勃，真没觉得要生火，也不觉得伙食差。但刘仁同志就是这么细心、关心同志，而又平易近人。我们当面就叫他刘仁同志，不叫书记。背后就叫他“老头”，其实他那时才40多岁。他常跑学校，常去清华、北大，很多学校的中层干部，他都叫得上名字，与学校的很多教授也很熟。
    张彭：刘仁同志对工作要求很高，批评人很厉害，但他又平易近人，很关心同志。闲时会在这屋转转，那屋转转，和大家一起下个棋、聊聊天。三年困难时期，口粮很紧，有些同志比较困难。他提出对粮食不要抠得太紧，尽可能地照顾困难同志。
    王大明：郑天翔同志抓北京大炼钢铁时，我是钢铁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我当时就感觉到刘仁同志对炼钢的态度不一般。他专门找各区县委书记，叮嘱他们：“你们炼钢可别把老百姓的锅碗瓢盆给炼了，人家还要吃饭呢。”在那样的热潮下，他还能如此冷静，还考虑着老百姓。
    刘冰：四清时，市委在通县搞试点，我们清华大学的工作队下延庆之前，1965年3月，去通县参观学习，请长期蹲点在通县的市委书记处书记赵凡同志给我们讲试点经验。给我的印象是除了抓农村领导班子，还注意抓生产。因此，9月初，我们下乡出发前，比较掌握政策，向师生提出了几条要求，其中，在向贫下中农学习的同时，团结基层干部的大多数，搞好群众的生产，大力增加水浇地。
    过了一段，刘仁同志亲自来延庆留民营了解“四清”和生产情况，县委书记刘明向刘仁汇报情况，刘仁同志把我和何东昌同志也叫了去。刘仁不问抓了几个“四不清”干部，问的都是生产问题。刘仁不满意刘明的汇报，认为延庆抓水浇地不得力，太少。“延庆不出粮食就是因为干旱，你们为什么不多搞点水浇地？现在这么多工作队在下面，你们不抓这个，抓什么？坚持搞他几年，为老百姓办件大好事。”
    这年冬天，我们去河北省怀来县参观地下水坝，回来就与延庆群众一起搞地下水坝。1966年2月，春耕来临时，我们加紧了用地下水坝扩大水浇地的工作。刘仁、赵凡还专门表扬了清华在兴修农田水利上的努力。

    五、疾风知劲草
    汪家镠：1964、1965年，北大、四中、六中等学校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一进校就把矛头对准学校的领导班子，说这些学校的领导班子成分不好，班子不纯，班子就有问题了，甚至说是“烂掉的单位”。刘仁知道后，让我们再认真查查这些班子的实际情况。其实他心里很清楚。班子里这些所谓成分不好的干部，有些是解放前上的大学，那时候上大学、高中，家庭出身是工人、贫雇农的很少，相当部分是官僚、资本家、地主出身。这些人背叛了自己的家庭，一片热忱，参加革命、入了党，做了很多工作。刘仁说：“入了党就是我们工人阶级了。”他还多次表示：“我们是要看成分，但不唯成分。重在表现嘛。”彭真也说：“出身自己决定不了，决定命运的还在你自己，重点看表现怎么样。”虽然两位都这么说，但当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已近“文革”，无法改变局势了。不过还是多少保护了一些人。“文革”时，批判刘仁，又多添了一项罪名，说他招降纳叛。
    大概也是1964、1965年这一段，刘仁同志说完工作后，有时候会抽空跟我们讲一讲党的历史上几次“左”倾路线的危害，还有一些“左”的作法，如飞行集会、动不动就组织罢工、暴动，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党的组织被暴露，党员被逮捕，给党带来了巨大损失。也讲到了肃反审干扩大化问题，等等。有一次他竟然问我：“你有没有想过共产党员蹲共产党的监狱？”我从未想过会有这种情况，觉得不可思议。现在想起来，他可能已经预感到即将到来的一场大风暴会触及到自己。
    韩伯平：刘仁同志是非常尊重毛主席的。1966年5月1日，《北京日报》登载的毛主席像有一点折皱，刘仁同志专门打电话给范瑾，说：如果少数几张折皱，还好办点。如果都这样，就要全部收回重印。当时我在他家等着他带我去看麦苗，听到他打电话给范瑾，至于后来怎么样，我也就不知道了。他打完电话就带着我们几个下乡看麦苗去了。没想到的是，对毛主席如此尊敬的刘仁同志，对他的批判马上就要来了。
    宋汝棼：1966年5月21日，市委打电话要我从平谷回京参加市委全会。回来才知道，毛主席批给刘仁同志几个文件，有关揭发彭真同志起草二月提纲的错误。第二天的市委全会上，刘仁同志向全会介绍了新任命的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同志。
    5月23日，市委扩大会议在北京饭店召开。会议剑拔弩张，空气紧张，令人窒息。多数同志不知所措，也有人登台表演了。后来我才知道，4月下旬市委还召开过全会，我属于几个未被通知参加的候补委员之列，因而未能亲眼所见那次会议的“热闹”场面：有人竭力想和北京市委划清界限，声泪俱下地诉说他如何被排挤、受打击，现在是第二次解放了；有人揭发市委骇人听闻的“黑幕”，会上慷慨激昂，会下积极活动；有人在会场上意气风发地走来走去，摆出一副重任在身、不可一世的神气。
    我参加的这次扩大会议分组批判。我被分在农村组，组员是各郊县的县委书记和四清工作团的领导，召集人是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张南生同志（市委常委），斗争对象是刘仁同志。张南生首先发言：刘仁同志啊，你要好好揭发嘛。好几位同志也发言规劝。当时我并不知道毛主席已把市委看成“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我想，毛主席既然把揭发彭真的材料给了刘仁，说明他老人家对刘仁还是寄予厚望的。刘仁同志如果能站出来，该有多好啊！没想到，任凭组里同志义正词严地“敦促”，刘仁依然坐在那里用转笔刀削他的铅笔，削完了一支，才不紧不慢地说：彭真同志犯什么错误，我犯什么错误。
    这出人意料的表现立即引起了愤怒的批判，有人竟说：你说你犯了和彭真一样的错误，你为什么不交代？刘仁依然在削他的另一支铅笔，说：我做的事情各部委的同志都了解，现在他们都在，都可以一一揭发。小组会开了几天，毫无进展。一边是严厉的批判，一边是不停地削铅笔。
    大概两三天之后，我在电梯上遇见刘仁同志，恰巧电梯里只有我们两人。我连忙说：刘仁同志，你得揭发啊，你得站出来啊。刘仁同志看了看我，什么话也没讲，只是一面点头，一面苦笑。
    北京饭店会议还没完，有些同志在本单位就挨批斗了，坐喷气式、戴高帽子。6月1日，红卫兵们浩浩荡荡杀到北京市这个“修正主义堡垒”来了。我本以为搞基本建设的自己和文化工作隔得远，现在才明白，也在劫难逃了。高堂老母在家小声对我说，听说有人交代的好，你要好好揭发呀。于是我也积极揭发交代了。历数自己多年来如何秉承旧市委的意旨，大搞基本建设，为扩大反革命独立王国的物质基础效劳。可我的这些交代遭到了批斗会愤怒声讨：必须粉碎敌人假揭发、真包庇的阴谋。这时我才想起刘仁同志在小组会上的表现来。我对我的愚蠢感到羞愧，疾风知劲草，在这场大风暴中，我不能当一棵软弱的草。
    刘仁同志此后失去自由，被关进监狱备受摧残，于1973年病逝，但他对实事求是的坚贞，他的风骨，一直教育着我、鞭策着我。
    张彭：“文革”发动时，要刘仁揭发彭真，结果刘仁同志说：“彭真在北京工作犯什么错误，我就犯什么错误。”他是如此实事求是，让我们受的教育非常深刻。他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丢乌纱帽，临危不屈、坚持实事求是的情操和精神，令人敬仰，发人深思。
    刘涌：1966年夏秋，我被关押在居庸关附近的“反修堡”。刘仁同志也被关在这里，他不断地被揪出去参加名目繁多的批斗会。但他仍然关心、鼓励和保护同志。记得有一次，我从城里挨完批斗回来，造反派不让我休息，接着参加劳动。劳动间隙时，刘仁同志悄悄地过来，对我说：“不要怕，不要闹对立，要相信党，相信人民！”我的眼眶湿润了，刘仁同志也是在不断被批斗，他的情况最坏，尚不能照顾自己，心中却仍然想着我们这些战友，鼓励我们。他又关心地问我：“吃饭怎么样？胃病犯了没有？要注意身体健康，保证革命的本钱！”等等。我当时被他深深地打动了，两行热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哽咽地回答：“能吃能睡，没有犯病。”

    采访手记：在刘仁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在他逝世近36年之时，在众多老同志的深情回忆、甚至泪光闪闪中，我们感受到一位可亲可敬的共产党员，不禁想起陈毅同志的诗：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也想起唐太宗李世民的诗：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是的，刘仁同志是大雪中挺直的青松，是疾风中坚毅的劲草，是北京人民忠诚可靠、求真务实的好干部。
    因时间和水平有限，此稿仅对部分老同志采访，以期管中窥豹。文中如有错漏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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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仁同志在南苑

来源： 丰台政协 　发布时间：2013-06-18

朱金耀

　　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1956年9月份召开的党的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明确指出，我们党已经领导人民取得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所以，当时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刘仁同志作为“八大”中央候补委员，认真聆听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深入学习和研究了“八大”的路线和方针。他非常振奋，积极赞成和拥护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他自1927年入党那天起，就全身心地投入革命，不怕牺牲，不怕坐牢，在华北地区同敌人周旋了二十多个春秋，多么渴望新中国的诞生呀！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是多么渴望迅速恢复经济，发展生产，使人民能够过上幸福生活。他决心领导北京人民积极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他夜以继日地，不辞劳苦地奔波于北京的广大农村和厂矿，最关心的是北京的生产。他经常教导我们，共产党搞革命，干工作，最终目的是发展生产力是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他还经常给我们讲些类似不能“画饼充饥”的话语，也是说的不让我们经常说大话，说空话，要扎扎实实为人民办点实事。

　　这期间虽然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我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党内一些领导同志在胜利前面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这时的刘仁同志思想有些惶惑了，他怎么能够相信一亩地能收上万斤，甚至几万斤粮食呢？为什么党的干部和群众不能说实话，说了实话就是“右倾”呢？……许多现象无法使他理解。他经常给我讲，我们党也有阴暗面。当时对这些话虽然不理解，但是我理解他不好多讲。

　　1960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这时，刘仁同志情绪又高涨起来，认为我们党承认了错误，并开始进行纠正。

　　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全会以及为准备这次全会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多次讲话，要求全党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他说，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的传统的．最近几年，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请同志们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

深入基层，调查研究

　　根据中央的指示，刘仁同志深入实际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他走遍了北京郊区的山山水水，访问了难以计数的农民群众。他实事求是，最反对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对那些流行的浮夸风，他深恶痛绝。为了弄清一亩地究竟能产多少斤小麦，深入农村询问讲老实话的农民。他还亲自到南郊农场搞试验，找了一亩长得最好的麦子进行单打单收，结果只有一千零十斤。他心里有底了，就到田头地边同农村干部座谈，教育他们要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

　　刘仁同志为了贯彻中央关于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的指示，决定亲自带工作组，到农村蹲点，取得第一手材料，总结经验，指导全局。他让市委农村工作部部长赵凡同志选一个点。这个点的条件是，公社党委书记应该敢讲话和讲老实话。赵凡同志向刘仁同志推荐南苑公社，刘仁同志欣然接受，于是组成一个庞大的工作组，成员有市委办公厅主任项子明同志、组织部长佘涤清同志、卫生体育部部长崔月犁同志、政法部长刘涌同志，还有大专院校的教授、讲师、机关干部共63人，于1961年春到达南苑公社的大红门、时村、东罗国、石榴庄、果园5个大队进行了全面的调查研究。

　　南苑，元朝时称下马飞放泊，明朝时称上林苑南海子，清朝时称南苑。元、明、清时，为皇家苑囿。明《帝京景物略》载：“城南二十里有囿月南海子，方百六十里”，苑内有各种禽兽，专供皇帝狩猎。清朝时期，皇帝举行大阅，也在南苑举行。现在的南苑镇，古称万字地。1913年北洋政府在南苑创办第一所航空学校，设飞机场。1922年冯玉祥曾在此任陆军检阅使。1928年，大兴县衙从城内迁驻大红门。1937年卢沟桥事变，县衙被炸毁，又迁驻南苑。后来，日本在南苑扩大飞机场，增加驻军。日本投降后，南苑成为国民党的兵营。1948年12月南苑解放，为北京二十三区政府驻地，后改为十一区。1952年改名为南苑区。1953年，宣传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翻身农民的积极性，自觉地把分到的土地合在一起，走合作化道路。到1954年，南苑区办起了72个农业合作社。1956年合并建立高级农业合作社。1958年南苑区撤消合并为丰台区，在东铁营、大红门、南苑、右安门、槐房五个高级社的基础上建立了南苑人民公社。全公社有7400余农户，农业人口有3万多人，耕地近三万亩。

　　刘仁同志到南苑蹲点，开展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活动，解决了一系列政策性问题和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

公共食堂的解体

　　刘仁同志到南苑，首先看到的是公共食堂的问题。当时，由于粮食定量比较低，管理不善等原因，使很多社员群众对公共食堂不满意。可是，当时谁也不敢发表不同意见。刘仁同志深深地理解群众，他认真地听取了群众意见，耐心地向群众作思想工作，解除顾虑，让群众说真心话。

　　公共食堂的初期，在“共产风”的影响下，吃饭不花钱，饭菜随便吃，随便拿，于是就出现了随便扔，浪费很严重的现象。后来，由于天灾人祸，粮食不够吃，公共食堂就采取分配的办法，不管每个人的饭量大小，大人孩子按一定数量分配。群众不满意，说“食堂吃不饱，肥了炊事员和领导”。时间长了，群众的积极性被挫伤了。在当时“一大二公”的岁月里。公共食堂的普遍情况，刘仁同志是了如指掌的。可是，每个公社，每个大队，每个小队，究竟有多少人反对，有多少人赞同，他还要亲自去摸一摸。首先，刘仁同志在大红门大队，主持一次工作组和全体基层干部会议。向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提出，群众生活上最迫切的要求是什么？反映最强烈的问题是什么？后来，又亲自召开两次座谈会，一致的反映是，群众对公共食堂意见最大：一是普遍反映吃不饱，饭菜不对口味；二是浪费严重；三是干部多吃多占，炊事人员自肥等。刘仁同志在我的陪同下亲自看了两个公共食堂。由于是“突然袭击”，刘仁同志发现，泔水缸里有大米粒，倒的剩菜也较多，他说，群众吃不饱，这样浪费还得了。后来，刘仁同志还亲自访问几户社员。当他到一户社员家后，发现他们从食堂打饭回来，又生火加热，再加上菜和玉米面后说，我们不了解群众的疾苦，不了解群众的要求，太脱离群众了。

　　刘仁同志做群众工作有一个习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方法，即从来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群众和干部，总是循循善诱，用启发教育的方法去做群众工作。当群众觉悟了，认识了，才对某件事作出决定。公共食堂的问题，刘仁同志不是到南苑公社开个群众大会，宣布解散食堂了之，而是深入了解群众的想法，掌握群众脉搏。经过了解摸底，对群众参加公共食堂的真实想法已经掌握起来了，便主持一次领导干部会议，由项子明、崔月犁和我等人参加，学习了毛主席批示的胡乔木同志关于公共食堂的调查报告，又对照南苑公社的具体情况，研究了解决公共食堂的方法、步骤。首先在大红门大队所属的4个小队进行试点。刘仁同志责成我在4个小队全体社员群众大会上作动员，着重讲清“吃食堂是革命的，不吃食堂也是革命的”。我动员后，有30%的群众退出了公共食堂。我向社员群众动员的情况，由工作组的同志向刘仁同志做了汇报，刘仁同志找我谈话，批评我有思想顾虑，没有放开讲，并指示我进一步说清楚“干部、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也要坚持自愿原则，吃食堂、不吃食堂都是革命的”，让我做第二次动员。当时，我感到，有市委领导支持，不应该有顾虑了，所以我在做第二次动员的时候，思想顾虑确实解除了，放心大胆地讲。经过我第二次动员，社员群众进行了广泛而认真地讨论，不到十天，大红门大队所属4个小队的社员全都退出了公共食堂。这个情况，我向刘仁同志做了全面汇报，刘仁同志听了十分高兴，于是，指示我在全公社开展公共食堂的大讨论。经过两个星期，全公社130个生产队，近万户社员，全部退出了公共食堂。从此，公共食堂解体了。

　　后来，一个晚上的时间，刘仁同志听取工作组和公社、大队干部关于公共食堂解散情况的汇报，一直听到深夜12点钟。我们敬爱的老领导几十年革命，沉疴宿疾，对人民的事业兢兢业业、认真负责，不怕苦，不怕累，使我们这些基层干部深受感动。

　　刘仁同志责成市委办公厅干部郭鲁同志和我连夜整理出南苑公社公共食堂解体的情况，崔月犁同志也指导我们如何写好这个总结，一直到天亮，总结写好后交给了刘仁同志。第二天不到8点钟，刘仁同志首先来到大红门农委礼堂，召集各区区委书记开会。海淀区委书记张还吾、朝阳区委书记单兆祥、丰台区委书记王景铭和市委领导赵凡等同志陆续到会，我也参加了这个会。会议开始前，刘仁同志一面看材料，一面和张还吾同志谈话。“还吾，你愿吃食堂的饭，还是愿意在家吃小灶？”张还吾同志回答：“说心里话，我愿意在家吃小灶。”刘仁同志点点头。来参加开会的领导同志，陆陆续续进来，刘仁同志又问了其他的区委书记，有的回答模棱两可，有的回答说公共食堂有优越性。会议经过认真地讨论，初步统一了对公共食堂的认识，最后，刘仁同志讲了话。他说，“办公共食堂必须坚持自愿原则，吃食堂不吃食堂，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还要求：“各区回去后，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把处理好公共食堂的问题当做群众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去抓。”他尤其强调指出：“要深入调查研究，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耐心向群众做思想工作，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让群众说心里话。”会后，市委印发了对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群众的公开信，进一步向社员群众交代政策，从而解除了群众的思想顾虑。经过一个月的深入调查研究，传达学习，广泛地讨论，北京郊区的公共食堂全部解体了。

　　刘仁同志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解决群众生活中的问题，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赞扬。南苑公社的社员群众感受最深，象他这样的高级领导干部，工作作风是那样的深入，感情是那样的淳朴，与群众的共同语言是那样的丰富。南苑公社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没有一个不念好、不夸赞的，都说：“共产党八路军的老作风又回来了。”公共食堂问题的解决，广大社员群众心情舒畅了，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了，从而为三年自然灾害的顺利渡过打下了基础。

解决管理体制和基本核算单位问题

　　南苑人民公社的成立，是和全国人民公社化运动一起一哄而起的。那是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认为这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南苑也随着全国的潮流，很快把五个高级社合并建立了南苑人民公社。当时，一切财产上交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全公社统一核算，每月发工资（零花钱），实行供给制，实行包吃、包住、包看病等十包。造成原来的高级社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严重的平均主义。社员的自留地、家畜、果树等，也都被收归社有。这一切，当时叫“一大二公”，实际上是“一平二调”。

　　公共食堂的问题解决以后，社员群众的情绪稳定下来了，一心扑在农业生产上。这时，刘仁同志又在考虑要解决的下一个问题。于是，新的题目的调查活动又要开始了。刘仁同志在全公社干部和工作组成员大会上提出，“什么问题影响生产力发展呢？请大家去调查。”经过调查和访问，刘仁同志召开一次汇报会，大家热烈发言，各抒己见。一致的意见是要解决管理体制问题和基本核算单位问题。

　　关于管理体制问题，当时，南苑公社由东铁营、大红门、南苑、右安门四个管理站，每个站2500户左右，10000多人，管理干部少，水平又不高，管理起来的确有很多问题。刘仁同志发现这个问题以后，便着手调查和解决问题。他深入群众调查访问，召开各种类型座谈会，大家一致反映，四个管理站太大，要划小。究竟怎么划分？意见不尽一致。有的意见要划分8个大队，有的主张划分16个大队。刘仁同志和工作组又组织群众和农村干部反复酝酿、讨论，最后一致意见按16个自然村划分为16个大队，再划若干个小队。

　　关于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刘仁同志传达了邓小平总书记“要把基本核算单位放在脚脖子上”的指示。1959年2、3月间，中央在郑州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了在生产关系方面、在公社所有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和《关于人民公社的 18个问题》。两个文件都规定：生产队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并且决定关于公社化过程中，平调财物的旧账一般不算的规定改为旧账一般要算：凡是县社调用生产队的劳力、资财，或者社队调用社员的私人财物，都要进行清理，如数归还或者折价赔偿。

　　刘仁同志传达邓小平总书记的指示后，问大家：“咱们怎么办？”又回过头来问我：“怎么办？”我说：“听听下面的意见，下面说怎么办，咱们就怎么办！”刘仁同志笑了：“小朱子，你有进步了”。根据中央精神和群众的意见，刘仁同志组织我们进行认真研究，最后确定，南苑公社周围近郊区基本核算单位放到大队。并决定，凡是平调社员群众的劳力和资财，如数退还。结果，全公社退还给社员共35万元。

狠抓农业的大发展

　　刘仁同志常说，“你们不能打肿脸充胖子，画个烧饼给群众吃，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刘仁同志逐步地把社员群众注意力吸引到发展生产的问题上。他带工作组在南苑公社通过一段时间的深入调查，处处和社员群众打成一片，更加了解群众，体察群众的疾苦，和社员群众的感情更深了。加之，公共食堂的解体，解决公社管理体制和基本核算单位，群众的情绪高涨，喜气洋洋，扬眉吐气，一心想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改善生活。群众情绪的高涨，刘仁同志当然也是喜笑颜开，总是抽空到田头地边去转转，看看庄稼长得怎么样，数数麦粒，掰掰手指头算算，每亩能打多少斤。有时看看蔬菜的生长，计算一下一亩蔬菜能供应北京市多少人口吃菜。有一次，刘仁同志转到大红门与大兴县红星农场交界处，他发现大片被废弃的窖坑、苇塘等，他还用步子量量长宽，进行计算，还对土质进行了考察。他想，如果把这些荒地都开垦出来，不是发展生产的有效办法吗？于是，他便组织有关人员进行研究，提出了开荒的三条政策。一是对废弃的土地和被征用而实际未用的土地农民可以耕种；二是按国务院政策，哪个生产队开的荒，土地就归哪个生产队所有；三是新开荒地免征农业税三年。在政策的推动下，经过两年时间南苑公社开荒地2000多亩，仅大红门、东罗园大队就开荒1000多亩，马家堡西边西铁营开荒地400亩，石榴庄开荒地20O多亩，南苑大队开荒地二、三百亩，开垦的这些土地，大部分用来种菜种粮，都是当年收益，获得了好收成。

　　南苑地区的大田作物，主要是种水稻和小麦，但是，由于传统习惯，小麦收后只能种晚玉米。刘仁同志经过一番调查后，向大队干部建设，实行麦稻两茬耕作制，麦子生长期9个月，水稻生长期4、5个月（不包括育秧），只要搞好复种，便可以很好的解决时间上的矛盾，获得好的收成。刘仁同志虽然不是老农，却胜似老农。他深入群众，广泛地接触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并虚心地向群众学习，不耻下问，正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只有充当群众的学生．才能当群众的先生。刘仁同志正是这样的，植根于群众之中的党的优秀领导干部的典型。南苑公社在刘仁同志亲切地关怀下，大垦荒地，科学种田，实行稻麦轮作等，使粮食生产有了大幅度的增长。过去，南苑公社一直是靠吃国家的统销粮，后来，粮食自给率达到70%（原因是好地都种蔬菜），南苑公社开荒种地取得效益，刘仁同志让我及时总结经验，组织北京市各区县的公社干部来南苑开现场会。刘仁同志在会上说，离城4公里的地方就有这么多荒地，可见，远近郊区都有很多荒地可开。这次会议以后。各区县都掀起了向荒地要菜要粮的开荒热潮。

　　刘仁同志讲：“要把近郊区建成北京的副食基地，积极发展蔬菜、猪肉、鸡蛋，北京鸭的生产。邓小平总书记指示，不管大市委、小市委，城市居民吃菜和副食品问题解决不好，都要打屁股。”刘仁同志还提出，什么问题影响菜的产量和品种的增加呢？一是水利；二是劳动积极性。经过深入的调查和考证，北京的地下水位从50年代就开始逐年下降，1年下降1米左右。南苑地区原来为丰水区，已开始向贫水区过渡。解放初期打的土井、砖井水位普遍下降。水菜水菜，缺水没菜。蔬菜缺了水自然要影响产量的提高。社员群众普遍要求打机井，打深水井。三十米、四十米、五十米深。缺乏资金怎么办？刘仁同志说：“有困难大家想办法。”刘仁同志一句话，把干部社员一下子发动起来了。有的采用柳木做井管，有的采用水泥管，有的采用铁管。经过两年的艰苦奋斗，全公社打了200多眼机井，大大改善了灌溉条件，连续三年，每年增加2000万斤菜。刘仁同志了解到这个情况后，非常高兴，赞扬这件事办得好，并让我写了一篇蔬菜生产要翻番的文章，在北京市委的刊物《前线》上发表。

　　刘仁同志经常说的一句话，“咱们大家一块吹吹种地的问题。”他之所以和社员群众有共同语言，是因为他和群众心贴得紧，心连心。他只要一有空儿就和社员唠一唠如何种好菜，种好粮。一次，他又和我们“吹”种地的事。他说，“一亩菜地现在产六千斤，七、八千斤，少数种得比较好的地，能产万斤菜，二、三年内要平均达到亩产万斤菜。要一亩菜地能够供城市居民25人吃菜。当然，还要增加品种，提高菜的质量。更重要的问题，也是关键的问题，要提高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和劳动效率。这个问题请大家议一议。我向刘仁同志汇报，西铁营大队，菜地主要是手工劳动，他们制定100多项劳动定额，个人包工计件，小组超产奖励的办法，工效大大的提高了，而且从平均一茬菜提全高到2.3茬菜，既提高了产量，又增加了菜的品种。大队共有100多个品种菜。刘仁同志听后，连连点头，非常赞成这个办法，并指示我们尽快推广。

　　一天晚上，刘仁同志从田地里看庄稼回来，组织我们开座谈会。他说，大家一块吹吹牛。他在地里转悠了一天，年轻人都感到很累，他都五十多岁了，况且还有严重的糖尿病、冠心病，更是疲劳不堪。他脱了凉鞋，光着脚，踏在鞋上。白秀兰、张福香和我的目光齐刷刷地集中到了他的脚上，明显的一道道黑印。刘仁同志发现我们都在看他的脚，很轻松地说，这是在日本鬼子和国民党监狱里留下的“纪念。”我们这才意识到这是带脚镣留下的痕迹。可以想见，那时他吃了多少苦头，受尽了多少磨难。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他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同敌人展开了生死的斗争。顿时，一个高大的英雄形象，跃然在面前。当时，我们的心情是又敬佩，又难过，可是他，仍就谈笑自如。他说，年轻人应该知道现在的幸福来之不易，应该珍惜它，爱护它。谁又能料到，五年以后，他又进了“四人帮”的监狱，直至被迫害致死？多少年来，我每每想起这些，夜总不能成眠。

　　一次，刘仁同志听我汇报关于畜牧业发展的情况。当讲到喂猪的精饲料不足时，他说，要适当增加粗饲料。他还说，现在重要的是要发动社员多养猪。各户的剩饭剩菜，汤汤水水都能喂猪，猪吃百样草。还有城市机关食堂、饭馆等的泔水都应下力气把它收集上来。刘仁同志的这些话，都是针对刮共产风时，把社员养的半大猪都收走，严重挫伤社员家庭养猪的积极性而讲的。后来，我们发动干部、社员贯彻刘仁同志的指示，积极养猪。经过两年的努力，南苑每年为国家供应万余头商品猪。

　　我向刘仁同志汇报到北京填鸭发展情况时，刘仁同志突然问我：“喂一只鸭需要多少粮食？”直问得我目瞪口呆，使我非常惭愧。我工作在基层，整天和社员打交道，反而不知道喂一只鸭需要多少粮食，大官僚主义了。刘仁同志批评我：“念书念糊涂了。”刘仁同志指示我们，要把填鸭生产搞好，将来可以向香港出口一部分，能够增加我们的收入，扩大再生产，才能使社员群众的生活日益富裕起来。后来我在南苑公社领导干部会议上，传达了刘仁同志的指示，同时也传达了刘仁同志对我的批评。我向干部提出，刘仁同志批评我是要求我们工作要深入，要学习生产知识，要向各种专业人员和群众学习，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们的领导水平和能力，为群众多做实事。

社队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刘仁同志和工作组在调查期间，在一次座谈会上，我向刘仁同志汇报了工作，其中我汇报到果园大队、东罗园大队人均占有土地仅三分。这两个大队主要是种菜，亩产达万斤。果园大队的白口菜还出口到香港。但是，劳动力有剩余，社员的收入得不到提高。从58年到61年建公社5年来，国家在南苑公社征地5000亩，很多社员失去了土地，出路何在？刘仁同志指示，要大力发展社办企业，队办企业。他指出，农村办企业有三条原则：一是为农业生产服务；二是为城市大工业服务；三是为城乡人民生活服务。经过社员的广泛讨论，办企业的积极性很高，同时，也提出了许多困难，突出的困难有两点，一是缺乏资金；二是缺乏科技人员。为了解决这些困难，刘仁同志又在费心操劳，考察了南苑地区的一些工厂。经过考察以后，他提出建立南苑地区协作委员会，由211厂、第二轧钢厂、化工三厂、北京氧气厂和北京木材厂参加，并指定我担任协作委员会主任。协作的条件主要是由各厂提供技术、设备和其它便利条件，设备和物资按等价交换的原则解决。市委办公厅主任项子明同志出面召集五厂厂长会议。会议上，我介绍了南苑公社的情况，五厂的领导对市委的指示很重视，211厂党委书记陈度同志让党委副书记董春同志负责帮助建厂工作。董春同志工作认真负责，首先帮助建立了南苑机电厂。是南苑公社办的第一家工厂。211厂还派来了管理干部，任副厂长，技术干部主管技术。我们又请了区农机四厂八级机电工、车间主任郝文起来厂工作，并由区里办了调动手续。郝文起同志认真负责，技术也能拿得起来，和211厂派来的干部和技术人员合作得很好。不久，生产出合格的铁壳开关。一直销到大庆，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年利润达四、五十万元。211厂和东风机械厂还在大红门帮助建立塑料厂，他们用了90吨生铁铸件，又经过铣、刨、磨加工成机器并帮助安装好。第二轧钢厂帮助建立了农具厂，能生产出农村需要的各种小型农具，以后又发展了制桶车间。制桶车间经过发展壮大，成为南苑制桶厂，现在该厂经济效益好，管理也好，成为国家二级企业。北京化工三厂开始下放的产品牙粉、蜡棒等，经营几个月赔钱。刘仁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后，让他们撤了回去。随后，他们又下放密封瓶胶套、胶帽，从设备和技术人员一整套的搬过来，产品营销全国十几个省市，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以后，化工三厂又把生产卫生球的任务放给了公社。社办工厂使用的氧气，氧气厂千方百计地供应。社办工厂盖厂房，北京木材厂积极帮助解决所需物资。

　　南苑社办企业的发展，五大国营工厂做出了重大贡献，按照刘仁同志的指示，他们提供了设备和物资都作价还了款，技术人员还帮助我们培养了技术骨干，能独立操作后他们陆续回厂。我们又从社会上和别的工厂请来了20来位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从而使我们的社办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社办企业除留一部分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后，每年上缴的利润在100万元左右。集体经济发展了，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我们又先后建起了拖拉机站、兽医站、种子站等事业单位，每年由公社补贴资金。这些机构的建立，较好地为农业生产服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发展农业，必须发展水利。所以我们还先后建立了东西污水工程，灌溉了农田，发展了生产。“文化大革命”以前，南苑公社的社办企业从业人员达到1600人，年产值达3000余万元。社办企业越来越发展，经济实力越来越雄厚，使南苑公社向着工业化的道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963年，北京市农业先进分子代表大会上，市委、市政府，万里、赵凡等领导同志表扬了南苑公社为先进单位，发了奖状，《北京日报》还做了报导。同时，党刊《北京工作》还登载了南苑地区建立协会委员会的经验，表扬了211厂、化工三厂和第二轧钢厂为支援农村作出了重要贡献。南苑公社企业发展最早，也最快，经济效益十分显著，在北京郊区颇有名声，许多单位的干部到南苑公社学习办企业的经验。

视察红星人民公社

　　1963年夏天，刘仁同志到红星人民公社视察，陪同的有市委的赵凡同志。刘仁同志也指定我参加了。在红星公社社主任赵彪同志带领下，看了菜田和稻田，又看了牛场和鸭场，详细询问了生产情况。回到公社机关，召开了座谈会，听了赵彪同志的汇报。刘仁同志说，有人告你们的状，说国家给你们投资700万元，经济效益很差。今天我看了农田和牛场，又听了汇报，赵凡同志又证实你们讲的情况是真实的。今天，还特意让朱金耀同志来，他是这个地方的历史见证人。解放初期，他在这个地区工作，他知道这里地薄，亩产只有二、三百斤。现在土地肥沃了，亩产达到七、八百斤，又发展了蔬菜奶牛等，可以说，变化很大。这是红星人民公社的干部和社员群众努力的结果。告状的人（指市财政部门）不了解农业的发展周期性较长，经济效益较慢，此事到此为止，希望你们继续努力，把生产搞好，取得更大的成绩。

　　刘仁同志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也是很好的工作作风，那就是，他不但听汇报，更主要的要亲自去看，去调查。有时候，他到某一个单位，不听汇报，先去调查然后再听你说。刘仁同志掌握一个单位的第一手材料，往往比这个单位的领导掌握得还多，有时能把下边领导问得张口结舌，回答不出来。刘仁同志到南苑公社蹲点搞调查以来，我亲自感受到，他有一种善于联系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的高尚品质。尽管他身为北京市委第二书记，主管全面工作，政务是那样的繁重，但是，他一有空就到下边找社员了解情况。他找群众了解情况不拘形式，不拘地点，还不让你感到拘束，既像一个兄长，又像一个朋友。他的这种特殊本领，既体现了我党对待人民群众的根本态度，又是他的一种特有的工作方法。这次到红星公社，如果他不下来亲自看一看，坐在办公室听汇报，岂不是又冤枉了红星公社吗？所以广大干部群众都特别敬佩他，怀念他。

　　这次到红星公社，刘仁同志还对赵凡同志说，现在看来，密云水库修建的质量很好，解决了防洪和北京人民吃水的大问题。但是，你对口粮问题抓得不够紧，多吃了二十多万斤粮食。赵凡同志说，民工的活太累，而且又是夜战，吃的多了一些，幸亏各区县支援了菜、粮、猪等。

接待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地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地同志于1963年到苏联访问后又到我国访问，毛主席会见了他。他提出要到中国农村看一看，北京市委具体安排了红星公社和南苑公社接待艾地同志的访问。市委刘仁、万里、赵凡三位领导同志负责接待。艾地经南苑到红星公社，红星公社主任赵彪同志介绍了国营农业经济的发展情况，我介绍了南苑公社集体经济的发展情况，然后，艾地参观了农田、牛场和鸭场。艾地的兴致很高，还用填鸭器填了两只填鸭，说印尼家没有这种鸭子。他看到葡萄园时，吃了几个葡萄，表示很甜，赵彪同志便送给他一箱到宾馆吃。后来，他又访问了几家农户，艾地亲眼看到农民吃的是大米、白面，很有感触。他在隆胜场村一户的院子里，当着市委、公社干部和新闻记者等人，大声哇啦哇啦地讲话，我们都听不懂他讲的是什么意思，翻译过来说，“塔斯社造谣中国五个人穿一条裤子，喝汤，吃不饱……”。当场大家热烈鼓掌，第二天，各大报纸都发表了艾地同志的讲话。

　　苏共20大以后，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发生分歧。苏联以“老子党”自居，要求中国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企图使中国受他们的控制，并且在外交上压中国屈服。1960年7月，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单方面决定立即召回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废除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各项协议，逼迫我国还债。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发生在中国正经受严重经济困难的时期，从而加剧了我国的困难，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同时，塔斯社还不断造谣攻击，对我们横加指责。艾地同志在苏联听到对我们的各种攻击言论，想亲自到中国看一看。结果，艾地到北京后，所看到的景象全然不是苏联所描述的景象，这才恍然大悟。艾地走后，刘仁同志对赵彪和我说，你们介绍的情况和回答的问题都很恰当。但是，艾地问你们每年用多少度电，你们没有回答上来，今后你们经常接待外宾，这项工作要做得很细才行。这是刘仁同志对我们的批评，也说明刘仁同志工作是多么精心和细致。我们向艾地的介绍材料都是经过刘仁同志亲笔修改和补充。他的这种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使我们受益匪浅，至今铭记在心。

鞠躬尽瘁  一心为公

　　刘仁同志身患糖尿病、冠心病，但是，他仍然坚持下乡，深入基层，搞调查研究，护士经常跟上他，督促他按时服药。护士每次去都悄悄告诉我，刘仁同志现在三个加号，活动、谈话不能时间长了，一个小时左右，你得让他休息。谁都知道，刘仁同志开会、谈话何止一个小时，经常是开了这个会，又要开那个会，有了空还要到田地里去看一看，有时深夜还在商量工作。有一次护士告诉我，刘仁同志今天四个加号，不让他来，他说有事找你，非来不可，这一次，你必须负责，让他谈话限一个小时。可是，刘仁同志询问的问题非常广泛。汇报一件事后，他又询问另一件。护士提醒该回去休息啦，他说，不能都听大夫的，人活着就得工作，就要革命……。弄得护士左右为难。有一次，刘仁同志得知石榴庄有一条臭水沟，群众意见很大。他让我带他去看一看。我知道刘仁同志有病，便说情况属实，还是不要去看了。他说，不调查哪有发言权呢！我们去了以后，刘仁同志看到污水变黄、变黑、臭气熏天。他生气地说，大老爷，官僚主义，百姓遭殃。我尽快落实解决，半年后铺了污水管道，修了路面。还有一次，我向刘仁同志汇报东铁营地区化工厂、生物制药厂、废油提练厂、皮革厂等，空气污染和地下水污染都是严重的，上市的菜花都是黑的。他说，这是个规划问题，要很好的研究解决。一次，刘仁同志到南苑座谈时说，大红门的北京木材厂和油库是邻居，油和木材相处还得了吗？他问我：解放后你在这个地区工作，是先有的木材厂，还是先有的油库？我说，先建的北京木材厂。刘仁同志语重心长地说。看来，北京光有长远规划还不行，还必须有地区的详细规划，这样才能把北京建设好。

政治上关心干部

　　刘仁同志对干部是十分关心的，尤其是在政治上，总是耐心教育和帮助。这方面，我的感受是很深的。一次，刘仁同志对我讲，党内斗争和党的实事求是作风时，我顺便汇报了一件事情。还是在1958年头脑发热的年代里，我办了一个蠢事，就是在槐房和南苑两个大队分别把十几亩快要成熟的水稻屯在一亩地里，上面放一个鸡蛋都掉不下来。这纯属追求高产。事与愿违，由于太稠密，不通风，严重影响植物的光合作用，违反了科学，浪费了劳动力，造成大量减产。后来，我在公社党代会和社员代表会上作检讨。现在回想起来，又可笑，又很痛心，这种沉痛的教训，今后一定要吸取。刘仁同志听后，面带微笑，说这个故事讲得好。今后还要给干部讲、给党员讲，尤其要给青年人讲。这种浮夸作风要不得，它会危害我们党的事业，甚至会葬送党的事业。要记住，做任何事情都不要违反科学，违反了就要碰壁。科学种田，要合理密植，种水稻、种小麦，都需要注意这个问题，过分密植，就不对了。要知道，真理超过一点点就变成了谬误。他给我讲党内斗争时，说党是光荣、伟大、正确的，我们要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但是，党内有时也会出现阴暗面，作为一个党员，要始终坚信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但也要准备时刻向错误的东西作斗争，……。刘仁同志这些话，我当时听着似乎能听懂、但没真听懂，不知道里面的含义。现在回想起来，刘仁同志对当时我们党内“左”的做法是心中有数的。谁又能料到，刘仁同志正是惨死在这“左”的路线之下呢？

为王霭民平反

　　在共产风、浮夸风愈演愈烈时，公社党委副书记王霭民同志向区委领导同志反映，“河北某县浮夸风严重，说什么老玉米长得象暖壶那样粗，是瞎说”，“我的老家在河北定县，把家里的铜盆都收走了，群众意见很大。”不久，区委在干部会上点名批判了王霭民同志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南苑公社党委也对王霭民同志进行了批判，并根据区委指示，给王霭民同志党内处分，下放劳动。刘仁同志在调查时发现了这件事，找区委负责人和我谈话，一直谈到深夜下一点，严肃地批评伤害了讲老实话的干部，并责成区委给王霭民同志平反。刘仁同志对王霭民是了解的，知道他是一个爱讲老实话的人。有一次，王霭民陪同刘仁同志看一块稻田，稻子长得非常好，刘仁同志问这块地能收多少斤稻谷。王霭民同志说，能收六、七百斤。当时刘仁同志很纳闷，在浮夸风盛行的年代，这个干部说的这个数字为何这样保守？接着问王霭民：别人稻子能打几万斤，您们的稻子产量为什么这样低？王霭民同志说，我不能在领导面前说假话。后来，刘仁同志经常在会上表扬王霭民同志说老实话，是一个实事求是的干部。

　　这次为王霭民平反，既挽救本人，也教育了其他干部，说明我们的党是实事求是的，也要求我们的干部实事求是。王霭民同志激动地说：“刘仁同志救了我，我一定要拼命工作，报答刘仁同志，报答党对我的关怀和爱护。”刘仁同志逝世，王霭民异常悲痛，以更加勤奋的工作，表达自己的哀思。同时，还专门到甘英同志处索要刘仁同志遗像，高高挂在堂屋内，表示对刘仁同志的深切怀念。

　　刘仁同志对犯错误的干部也非常关心，坚持实事求是，不扩大、不缩小，不冤枉一个好人。公社有一位副主任，犯了生活作风错误，当时被打成“坏分子”，显然，处理过重。刘仁同志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亲自找到当时丰台区委书记林彤同志要纠正这个问题，并又向我交待，一定落实这个问题。在刘仁同志亲自关心下，恢复了这个干部的国家干部身份，纠正了过去偏重的处理决定。

保护群众利益

　　南苑公社担负着北京市人民吃菜的繁重任务。在刘仁同志关怀下，蔬菜生产迅速增长，从原来的年产六、七千万斤，发展到年产1．6亿斤，突破了市下达的1亿斤的目标大关，实现了刘仁同志提出的一亩地保证市民25人吃菜的要求。蔬菜生产的发展，使刘仁同志首先想到的是社员群众的利益，当时生产任务是根据市、区的计划安排的，果园大队的主要任务是生产西红柿、黄瓜等“果类”蔬菜，生产周期长，成本高，价格偏低，时村大队的主要任务是生产小白菜、油菜等，生产周期短，成本偏低，价格比较合适。这样，大队与大队之间互相攀比，有的大队就产生意见，尤其是果园大队群众的利益就受到很大影响。刘仁同志知道这件事后，就亲自进行调查，搞清情况后，认为群众的利益必须给予保护，否则，影响群众的积极性，不利于生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刘仁同志把果园、时村两个大队的领导叫到一起，又把市蔬菜公司的经理盖文林叫来，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刘仁同志对盖文林同志说：他们两个（指两个大队）“打架”，是你造成的。最后确定，适当提高“果类”蔬菜的价格。解决了这个问题，来园大队的干部非常高兴。

群众的贴心人

　　刘仁同志在南苑蹲点，搞调查研究，深入基层指导工作，前后达五年之久。这些年，南苑的人民认识了他，了解了他，熟悉了他，渐渐地，社员群众不把他当外人看了，都自然地把他当成兄长，当成自己的贴心人，有话愿意和他说，有了困难愿意和他商量。社员说，刘仁同志说的话暖心，贴心，我们听着舒心。1965年四、五月份，焦裕禄的事迹在电台、报纸上报导了，社员群众感动得痛哭流涕。大家把刘仁同志和焦书记一比，都说，刘仁同志比焦书记职务高，资历深，但是，他们的事迹都是一样的，都是人民群众的贴心人，人们谈起焦裕禄，就要说到刘仁同志，看到刘仁同志，就感到焦裕禄就在我们的身边。

　　刘仁同志非常关心干部和群众的疾苦，经常走街串巷，访问农户，问吃问穿，问寒问暖。谁家生活困难了，谁家有病了，他都挂在心上。对待干部和劳动模范，他不但在生活上非常关心，政治上更加关怀备至，严格要求。他经常督促干部学习文化，学习政治理论。同时，还经常教育干部，要多参加生产劳动。脱离了生产劳动，就等于脱离了群众。他最不喜欢两种干部；一种经常在办公室坐着，一种是一问三不知。作为农村干部，本来就是不脱产干部，总是呆在队部，就要脱离群众，他如果在办公室碰到哪个干部就会当场提出来。干部有了缺点错误，他严厉批评，耐心说服。干部受到刘仁同志批评后，总是心情舒畅，心悦诚服。如果干部受到委屈和冤枉，刘仁同志便实事求是给予同情和保护。

重视计划生育工作

　　早在六十年代初，刘仁同志就十分重视计划生育工作。当时，全国还没有号召计划生育，刘仁同志对这个问题看得很远，抓得很准。一次在大红门，刘仁同志对崔月犁同志说，你到农户家去看一看，不少的年轻社员就有三个孩子，四个孩子，还有五个孩子的，这样发展下去，真是一个大问题。然后又对我说，朱金耀，让老崔帮你们在南苑抓个试点，以点带面，坚持不懈地抓下去。根据崔月犁同志的指示，一是普遍抓了宣传教育，提高干部群众的认识；二是采取避孕措施，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带头。经过宣传发动，公社党委副书记刘金平．公社副主任藏瑞芝，西铁营大队总支书记王继铭，槐房大队总支副书记徐本怡、妇女干部白秀兰等都分别做了绝育手术。做手术的大夫是崔月犁同志专门从同仁医院请来的。经过刘仁同志号召，公社各级干部带头，计划生育工作在南苑形成热潮。刘仁同志知道后非常高兴，连声说，好！好！要坚持下去，贵在坚持。

为白秀兰治病

　　大红门大队有一个妇女干部最佩服的领导干部是刘仁同志，她把刘仁同志看成我们党的化身。这个15岁就给资本家当童工，受尽欺凌和压榨，共产党把她从火坑里解救出来的人，由衷地感谢党。如今亲身接触到刘仁同志，更加感到党的伟大。她认为党的干部是真心实意地为劳动人民办事情。如果全国千千万万个领导都像刘仁同志一样，那该有多好。

　　这个妇女干部叫白秀兰，全国一解放，她同爱人一起到大红门村安家落户，不久当地搞土改，她成了一名土改积极分子，1953年成立初级社，她当了社主任。这时的她，精神抖擞，干劲倍增，像一匹脱缰的野马，驰骋在广阔的田野上。两年的功夫，她组织社员开了一千多亩荒地。1956年，她成为北京市劳动模范，出席全国“三八”红旗手大会，十几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刘仁同志到大红门蹲点以后，看到农村有这样的好干部，非常高兴。白秀兰见到刘仁同志，把解放前的一肚子苦水，一股脑的倾泄出来。刘仁同志对白秀兰的身世深切地同情，并把白秀兰提出要解决的问题，实事求是的给予解决，使白秀兰更加感到党的温暖。刘仁同志号召计划生育，白秀兰积极响应，带头做了绝育手术。但是，做手术后。她妇科出了毛病，时常出血。这事，白秀兰并不准备向刘仁同志汇报。由于刘仁同志深入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对白秀兰的病，还是从群众中了解到了。刘仁同志为群众办事，总是雷厉风行，能办的事马上办，马上办不了的事，也要交代干部落实好，决不会久拖不决，也不会给群众打官腔，说什么“研究研究”呀，他对一个普通农村社员的病，如此上心，令群众十分感动。刘仁同志把这件事交待给市委卫生体育部部长崔月犁同志，说：老崔，这是你管的事。崔月犁同志亲自找到妇科专家林巧稚为白秀兰看病，并让其住在北京妇产医院。经过二十多天的精心治疗，白秀兰痊愈出院了。这事在南苑公社被传为佳话。

让子女接受劳动人民教育

　　刘仁同志对自己的子女要求很严，不搞特殊化，不娇生惯养。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时，他让夫人甘英同志带着孩子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甘英同志领着孩子到南苑公社后，由公社妇联主任刘波同志陪同去槐房大队参加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刘波同志和公社其他一些干部深有感触地说，我们的孩子就知道要吃要喝，什么也不懂，不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今后，要像刘仁同志一样，把孩子放到农村，去参加劳动，接受社会主义教育。后来，我又根据刘仁同志的指示，要求刘波同志抓一抓青少年的教育。

关心基层机关建设

　　刘仁同志在南苑蹲点期间，还十分重视基层机关建设。一次他问我，南苑公社机关多少人？我说，公社80多人。他又问，原来南苑区委多少人？我说定编50人。刘仁同志说，干部要精干，要提高工作效率，你们研究一下，精减多少人，下次再议。经过反复研究，公社机关保留50人，富余人员充实到基层。刘仁同志听了公社机关精减方案后，表示满意，说：“你们先试验一段时间再说”。接着，刘仁同志指示，干部参加劳动，要订一个制度。我们经过反复研究，提出两个办法，一是分批集中劳动十天或半个月，一是下基层工作，边劳动边工作。我为了执行刘仁同志的指示，带公社干部蒋文忠、韩书信去了西铁营大队，住在了农民家里，劳动了半个月，还帮助大队做了一些工作。刘仁同志听说后，鼓励了我，说“干部不参加劳动就会脱离群众，这个制度一定要坚持下去。”

　　刘仁同志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北京人民十分敬仰的老领导，同时，也是我的师长和朋友，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对我的培养和教诲，南苑人民也永远不会忘记他的领导和关怀。“吃水不忘挖井人”，南苑人民怎么会忘记刘仁同志在南苑的日日夜夜。他为了南苑的生产发展，生活改善，呕心沥血，过度操劳。从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到开荒种地，发展社队企业，一直到群众的柴米油盐，患病、生孩子，他都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南苑人民将永远深深地怀念我们的好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家刘仁同志。

　　（张海思协助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