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易生：读孙怒涛对清华文革群众运动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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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极端思维方式

——读孙怒涛对清华文革群众运动回忆的一点想法

郑易生


与中央的政治斗争直接相连互动无疑是清华大学文革历史引人注目的原因。但是它还有另一个方面同样值得关注：这就是在脱离了党政组织系统足足两年的“自由放任时期 1”：清华校园犹如一个政治-文化的“小生境”，演绎着一个数以万人计的政治派别的自组织演化过程。这是一个由井冈山（蒯大富派）与414两派自发组织之间的博弈，从联合到分裂，从文争到武斗的政治历史。在清华，文革群众运动的两重性——被控制性和自发性——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在学校对立双方全方位较量——从政治活动、理论、组织、宣传到武力对抗——之中，这个由双方共同创造的历史剧充满了矛盾性：禁锢中的自由、愚昧中的良知，大混乱与自组织、平等意识与政治歧视、高尚理想与残忍行径。这些如此相反的东西是那样真切地混杂、并存、甚至连在一起，我们总是情不自禁地将这些对立的东西舍去一方、至少先将这一方压瘪，以便能够顺畅地地发挥下去。对于文革的群众活动，那种“一言以蔽之”的态度无疑能巩固简明的结论并抒发我们的情感，但能够真正摆平在思想深处困惑着我们的那些矛盾吗？我们能否增加批判中的分析成分呢？
孙怒涛在《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中详细地描述了他在清华大学的20年生活，特别是1966-1968年学校政治斗争和两派群众组织发展的过程。这种近乎原生态的事实描述与心灵袒露表达了我们许多人对那个年代强烈的痛定思痛与反思，也展示了学校文革中那些比较复杂的，看似自相矛盾、实为值得进一步深思的历史内涵。孙的书引起的联想很多。本文想着重从“思维方式”这个角度谈一谈经历学校文革的体会。原因是当年那种极端思维方式记忆犹新，而且直到今天还能感觉到它的存在。另外，孙怒涛回忆的414组织的意义也恰恰与此有关。

1　即从1966年7月工作组匆匆撤离清华到1968年7月工宣队在枪弹中进驻清华。这里说“自由放任”，是指上面（中央文革小组）的指导是原则的，而且往往是失效的。

一、难能可贵的414

我与孙怒涛是同系的清华同学，比他低三届，我也是414派的。我们年级那伙同学414的人不少，但不在核心组织之列。看了孙怒涛，还有沈如槐、汲鹏等的回忆和邱心伟、原蜀育的《清华文革亲历》，才知道一些他们决策的“内幕”。加上自己的家庭在文革中受冲击，不敢太积极，最后就成为一个旁观者了。对于我来说，40年后回顾学校两派斗争的故事，印象最深的不是别的，而是在那个时期人们表现出的人品。
文革给社会带来严重灾难都是在极端的“革命行动”中造成的。不难理解，在一个左的极端的浪潮过去后，历史凸现出的反倒是在那个时期“不那么极端”的、或者“反对极端”的行为。这一点恰恰是414的一个特点，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我觉得414的出现，是当时大多数人内心希望减缓文革极端态势的自发而有组织的表现。考虑到当时的“凡事左三分（林彪语）”、人人自危的政治气候，它确有一些难得的新意。
（一）
414的骨干来自前一年成立的“八八串联会”，那也许是清华第一个自发的群众组织。它有平民色彩，同情在工作组期间被整的学生和老师，坚持对造成同学之间的政治伤害的工作组进行批判。它倾向于当时被压制的、弱者的一方，比较讲道理，抵制凭借出身“红五类”而咄咄逼人的红卫兵。
而1967年4月14日成立的“414串联会”，则是清华文革中“非极端倾向”的更高表现。它与“新政权”中蒯大富主流派的政见分歧主要是在干部问题。他们提出应团结而不是排斥文革前的干部、应分析而不是“彻底砸烂”过去的一切，并论证这是真正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后来，414擅自宣布解放了一大批干部，不仅数量多，而且大胆使用他们。
除政见不同之外，414还不断地揭露掌权后的造反派的毛病和“变质”倾向，批评地位越来越高的蒯大富搞小圈子、压制不同意见的做法……。
历史地看，即从1976年文革后的一系列深得人心“拨乱反正”政策角度看，414对干部等问题的看法是相对符合那个时期的社会要求的。回顾对学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批、改”（斗争、批判、改革），不难发现这个任务越到具体越是显得空洞、勉强、脱离教育的实际，缺乏生命力1。在自己岗位上好端端的勤恳工作的人，突然被一个新的（革命）标准判定成为“敌人”——面对这种今天看起来荒唐但当时势不可挡的革命逻辑，414展现出相对的独立思考的勇气。
(二）
回想起来，414多少创造了这样一个“奇迹”：它没有任何组织后台（尽管它不是不想有2），却得到很多群众的拥护，并能顽强地生存和发展。双方实力可谓悬殊，但是414将当时暗藏在许多人的内心感觉——即“不要做得太过了”以一种能使社会环境容许的方式表达出来，并且逐步成为一个相当大而稳定的社会组织群体。
这正是414和学校其他红卫兵组织——无论是前期干部子女为核心的八九红卫兵和后来掌权的蒯大富的井冈山红卫兵——不同的地方：414的思想行为有更多的“内生性”，较少来源于上层直接或间接的精神或指示。它是将毛主席语录与学校数千群众的内心要求结合起来的产物。
（三）
其实，414也做了不少为文革的极左推波助澜的事，在学校之外的活动更是与别家的造反派差不多。它与团派的分歧，说是“五十步笑百步”也不冤枉。但我认为414显示出文革大民主的进步正能量的一面。“大民主”的践踏法律、文化专制的性质及其带来的惨痛灾难并不意味着另一些事实不存在：一些群众恰恰利用它开拓出的空间表达出某些合理心愿，而这些心愿反映了当时社会已经尖锐存在或者正在发展中的矛盾。这正是文革“造反有理”的口号带来的，因为那时候我们心中的上帝只有毛主席而不包括校党委了、而对毛泽东思想的具体理解也由不得基层组织了。一位朋友聊起此事，说这有点像欧洲宗教改革后对圣经的解释不由牧师垄断一样，信仰者已经有了一点解释它的机会与权利了。这毕竟是一个解放我们心灵的变化。
是的，我们是“跪着造反”且与对方一样争相表现对文革的忠诚与紧跟姿态，我们在声称“解放全人类”、“解放干部”的同时，还严格遵循与保持着对另一些干部、同学的政治歧视，这令我们今天感到羞愧。但是只有经历过那个极左可怕的时代，才能感到414能够顽强地、用尽智慧表达出来的一种“常识的思维”


1　事实上，文革进入“斗、批、改” 中期已经自发地偏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方向。“阶级斗争”愈发显得有名无实：地富反坏右等老“阶级敌人”是“死老虎”；而对“走资派”的斗争也是有斗无争，批判会像一种内容重复的礼仪，已成为派战的工具。至于到了后期迟群、谢静宜主持的清华的“改革”，“破字当头”、但“立不在其中”。如不考试的招生、大量政治运动、以生产代替培养人才等，很快显出破坏教育的结果。
2　毛主席就不喜欢414，认为是与他作对的。直到40年后，借2011年清华校庆之机，两派头头相聚恳谈时，一些团派朋友才终于真的相信了 “414真的没有后台”的事实。当年，“毛主席和中央文革不喜欢我们”这一现实是我们最大的痛苦。

良知的拷问是多么不易。回顾历史，有多少有进步意义的努力不是带着条条框框或“很不标准地”进行的呢？
是的，作为一个社会的象牙塔，学校故事的社会代表性和影响都是有限的，这一切只是在一个小小生境中发生的演化，不仅受外界制约，而且只有两年时间就夭折了。但是，它实实在在地影响与激励了那一时期清华至少数以千计的学生、老师与干部的思想、情绪与生活。我想，仅仅从上层的、宏大的、“关键事件”中观察文革，是看不到这些人和人心之变化的，更不可能注意到社会上政治活动与组织形式的多样性，发现其中一些有特点的类别（“物种”）对未来可能的启发是什么。例如414与和它对立的团派都展现了相当的社会自治能力，很像今天推动群众社会参与性的公民社会（非营利组织）。它们容纳了同学们参与政治的热情要求，反映了各自的不满与诉求，它焕发出来的蕴藏在人们身上的责任感、创造性、效率与学习能力远远超过了任何人的想象——对此我们也是事后才意识到的。我觉得只要不是仅盯着这些活动的结果的“无用性”，就会看到中国民主希望的潜质——而这一点是只有亲身经历过才能相信的。

并不是说414的骨干和头头们当时有多高的思想，许多事其实不过是在派战中逼出来的。但是我认为不论有多少局限性，414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表现是难能可贵的。我们知道，经历文革浩劫的大多数老干部都有“坚决抵制了四人帮”一类的评语。其实左祸横行时，他们基本上没有条件公开这样做。而在学生群众运动中，一些学生能够利用特有的条件以一个组织的方式勇敢地表达了一种与极端化相反的思想倾向，这是冒风险的、值得尊重，值得研究。物以稀为贵——它含有我们民族文化与心灵的生机，哪怕它的位置看起来并不起眼，哪怕它来自文革。一个国家的伟大，不仅在于它拥有什么了不起的条件（如自然、人力、文化、历史），重要的是它怎样对待它们，能不能发现、珍视、培育和发掘这些资源的价值与潜能。
迄今的文革历史的结论和研究有众多缺陷，对群众运动的傲慢与偏见就是其中之一。

二、为什么我们如此积极地投入文革运动？

（一）
如果将文革的群众运动理解为被文革激发或释放出来的诸社会矛盾的复合体——各种不同层面的、不同发展程度的、直接或间接方式体现的矛盾——进而讨论其各自的根源、合理性、局限性、相互关系，或许有助于摆脱对群众运动过于笼统或感性的认识。即使为了批判的彻底性，也应先分析。
（二）
文革为什么吸引了我们那么多的人那样热忱的卷入？被裹挟？恐惧？起哄？都有。但对于许多人来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毛主席的文革思想引燃了他们隐藏于心中的对日渐官僚化、等级化的现实的不满，或对理想社会的向往。
历史的路径与国际格局使中国走上一条高度集权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到文革前，它在一个贫弱国家建立工业、国防基础方面是成功的，但是这种发展方式与相应制度的内在矛盾也在迅速发展。由于干部垄断了社会上全方位的事权，干群关系集中了几乎所有社会问题；由于事事政治挂帅，政治地位深刻影响和主宰了每个人的生活和命运。工业化进程伴随着党政干部阶层的垄断性、封闭性与特权化发展。干群矛盾成为最普遍、最重要的社会矛盾，而政治地位分层也扩展到群众内部。与经济地位决定的阶级社会不同，文革前中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地位决定的等级社会。
文革前，由于大跃进教训而采取的比较现实主义的经济社会政策与中苏分裂后越来越左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达到高潮。思想层面上表现在：是容纳越来越多的经济不平等而调动更强的经济动力与自由，还是为了当初的平等理想而排斥资本主义的幽灵？我们青年学生是接受意识形态教育最多的人群之一，不仅是崇拜领袖，而且大多有一股原教旨主义的冲动。加上文革之前的几年老是批判苏联和平演变为特权阶层的国家，这已经事先注定了我们拥护文化大革命的立场。对“纯粹社会主义”的想象与现实中的种种不平等之间的反差，已经积聚了相当的能量。因此当毛主席号召“造反有理”时，我们二十几岁的青年绝大多数都热烈响应。记得我们班里几个同学还一厢情愿地设想“北京公社”（以巴黎公社为原则的社会）的平等制度呢。
但是，文革群众运动还有更深的动力，来自群众内部因政治地位差异造成的社会矛盾。文革初期，主要是“革命群众”与“阶级敌人”的斗争。随着文革进入派战阶段，此时当权派和其他“问题人”失去文革参与权，或被打入了“政治贱民”阶层，“革命群众”之间与政治地位差异有关的斗争又开始了。
（三）
在清华，团派改变现实的态度更激进。如果说414反映了群众对文革中极左政策的抵抗，那么团派则多少反映了文革前的被压抑者的声音。
例如蒯派的代表蒯大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1963年刚上大学后，不忘家乡高考落榜务农的中学同学在农村的悲苦，径直向中央写信反映干部浮夸与粗暴的工作作风。
这一“思想出轨”在文革初期成为被工作组批判的标准的“右派言论”。当时被工作组批判的“蒯派”同学中，有不少其实就是这类“说大实话”的学生.“蒯派经历”在工作组撤出后成为证明“革命性”的政治资本，他们多数加入蒯大富的团派，也有的加盟414。孙在本书详细记述了自己这样一个出身好、学习好的好苗子怎么就因为说了一些见到的或听人说的农村实情，暴露出“思想动摇”，从此就变成受人歧视的“差质生”的过程。
一个青年，或因出身不好、或因“思想不纯”而被政治上歧视，这种伤害，反而成为孙怒涛在文革中积极参加运动以证明自己的动力。孙怒涛书中提到他参加团派英雄李磊落的追悼会一事。李磊落从小品学兼优，人们说，他在湖南冒着枪弹而坚持站在汽车前门的踏板上，就是有一种摆脱因家庭而受到的政治歧视、视死如归的心愿。再如《红教联》等激进的教师造反派，他们对于政治地位不平等的感受更为具体。今天读到他们当年大字报的一些内容，就能理解他们在文革中追求理想与平等的愿望……。
文革前清华的基层政治组织，是由专职的基层党政干部、部分“双肩挑”的青年教师和学生兼职的辅导员组成的。他们体现着原校党委的“平衡政策”：力图在“红与专”。“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培养一流专业人才”之间平衡。他们受到更纯粹更执着的革命精神的质疑与批判:为什么校党委偏爱只专不红的人才？为什么当权派更喜欢与“封资修”有关的东西？他们还受到那些感到思想自由受到压制或因出身受到政治歧视的敏感的师生的挑战，而当时的团派比414更多地容纳了这些原来被“边缘化”的群体。1
本文无力全面分析派战的根源等问题，这需要系统思考和实证研究。我只是举例说明：对文革中群众运动中的言行，不应一概鄙弃而应当进行“拆分”。例如可以一分为三：（1）它表现出的践踏法律、剥夺人权、反智的行为，以及其思想文化与制度原因等。（2）它反映出的群众要求和社会问题，以及正在变化着的深层政治经济背景。（3）它展示出的群众的自发的民主实践，在建立有效的自下而上地揭露社会阴暗面的制度方面，有哪些可以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1　当然除了老团老四还有一些同学对文革不抱幻想，属于“逍遥派”。我年级一个当时就看透了“彭德怀被冤枉”的同学告诉我，他对学校文革斗争根本就不感兴趣。近年来他一直在从事编篡清华历史上真正学术大师的资料文献。

三、我们为什么那样极端？

（一）
若要用一个词描述文革时期我们的共同特征，那就是“极端”二字。陆小宝同学曾在 “直面我们自己的历史”一文中提出文革时期思想方式的主要特征是“极端的意识形态倾向”，并对它进行了分析。前面提到414在清华对它的抵制，但414自己也是“极端革命”之一部分。孙怒涛书中将文革中的无知与荒唐联系到我们受到的教育，对此我深有同感。文革中的极端行为背后有政治大环境的驱使，也夹杂着野心、怯懦、冷漠、嫉妒等卑劣情操，但是那种极端的思维方式无疑是一个深层的原因。对于大学生来说，极端的思想方法不是1966年6月初北京大学聂元梓大字报的一把火就点燃出来的，在这之前的大学甚至中学期间，我们已经经历了一个在政治思想问题上不断极端化的过程。

（二）
文革之前，我们许多人在政治思想上已经大致具备了如下理念：（1）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与革命、甚至只与革命联系在一起。（2）当你发现事实不符合理论时，应认识到这些事实只是局部的而不是全局，是现象而不是本质。例如大跃进的狂热与悲剧应被视为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不是主流……等等。（3）看人看事先要看其是属于哪个阶级的说法，然后结论就清楚地得到了。（4）私心、私欲是万恶之源。(5)劳工神圣。任何不平等都是问题，为富者不仁……。
记得《九评》学习，班上对大跃进和困难时期的看法出现分歧。经过多次有组织的讨论、包括听示范性的典型发言、加上政治老师“辩证的”的解释，最后大家基本上统一思想——有一些讲出亲见实情的同学居然说不出什么道理了，承认自己看问题方法立场有问题。而我们这些家境好、涉世极浅的同学，则不仅不会犯这个错误，反而自我感觉甚好……。还有一次大家讨论别人落水后，是否应当不管怎样情况毫不犹豫地跳下水去？有同学质疑这样是否明智。争论的很热闹。而最后的结果是：一些提出质疑的同学被说服，坦承自己的思想不够纯洁。我们还争论“有没有超阶级的人性？”结论又是类似：在任何情况下，阶级性是真、人性是伪……。为什么总是不给矛盾的东西共存的空间呢？为什么总是按照正确的“客观规律”来修改亲见的事实呢？为什么总是不能率直地实话实说呢？……这种自疑与困惑是当年不敢想也说不清的。陆小宝提到今天回忆文革时说“真实比正确重要”，其所指正是这种思想深处的“政治正确性”。我们在这种校内外的革命气氛的感染下，一次次地怀疑自己的内心直觉，遏制心里不洁净的思想活动，让自己适应那种更简单、更鲜明、更绝对的思想要求，以获得虔诚的、安宁的、纯粹的情感。经过一次次思想训练而形成的思想理念，很难抵制我们崇敬到迷信程度的领袖从道德制高点发出的文革号召——做全新的人、创造新社会。这实际是一种无限忠君的信念加宗教的虔诚、它在舆论一律、别无分店的思想政治环境下、只能在单一的方向上行走，鄙视分寸感和常识感、嘲弄改良与建设、难忍不同意见……，一种“极端模式”已经主宰了我们许多人的思维方式，因为已经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与之抗衡了。
（三）
在我们亲身参加文革后，上述思维方式急剧扩张成为可怕的极端语言与行动，构成疯狂的历史场面。就拿双方的论争说，“文革体”不久就驱逐了“讲道理”：（1）“上纲上线”,“攻其一点、不及其余”。（2）一句“你就是抓住革命派的缺点反对文革！”的杀伤力足以堵住任何人的质疑。（3）“揭伤疤”。只需抓住对手的可歧视处，如出身、“犯过错误”，就足以将他轰下讲台。
特别是极端思维突破做人的底线。最重要的是：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当时似乎没有谁用“底线”这个词，但是心中一个隐隐存在的“界限感”不时地牵制或禁止我们的过分举动。从小受到的简单化教育中，好目的……好人……好的手段，这三位一体从未分开、从未冲突。但文革的暴力突然出现，要我们被迫或甚至自觉接受“革命的名义”下的罪恶。两者在无数幼稚敏感的心灵中厮杀：一边是咄咄逼人的理论逻辑武装下的激情，一边是说不清楚道理的思绪柔情。如果说前者就是所向披靡的极端意识形态，那么后者就是孙怒涛书中围绕的“良知”——可以理解为一种朴实的常识性思维。
外有大潮之裹挟，内无良知之制衡，甚至不极端就不能生存。“对敌斗争”（批判黑帮等阶级敌人）是这样，革命造反派间斗争也是这样。汲鹏说，在这样背景下，双方斗到你死我活是必然的。于是在清华，我们每个人都亲见了两派争论的激化之惨烈的轨迹：讲道理的大字报变成标语口号、言语变成拳头、冷兵器、直至枪弹炸药土坦克。
（四）
文革中猛烈批判学校教育的那种极端思维，很大程度上恰是文革前的思想教育的产物。随着毕业后在社会的磨练、文革后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始、改革后社会多元化趋势，开放带来的新视野，我们倍感当年在学校受到的教育之重大缺陷，感到“清华智慧”的局限性1。我们已经先后在不同程度上认识到曾经支配我们的思想习惯，是在一种狭隘的、封闭的、教条主义思维环境中形成的。它排斥思想、文化、政治、经济、历史道路等的多样性，否认不同的价值观存在的权利，认为不同于自己就是反对自己，差异就是差距进而只有‘对’和‘错’之分，只习惯于接受和相信绝对的、唯一的真理，习惯于接受和使用被简单化的理论。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变成实用主义的机械教条，恰恰将里面最有生命力的部分忽略掉了。我深感我们自己青年时期的教育失去了与传统与世界现状的联系，而这正是可以避免人云亦云、做到自由独立的精神人格的知识基础。我们的青年到中年是一个经历极左并告别它的过程。它的教训意义深远，因
为文革是百年以来我们苦难的民族挣扎地奋起历程中一个重要章节。尽管我们上
述文革的经验与感受不足以放大到全面评价整个历史、评价中国革命的意义与影
响，也不应因此否定自己的一切，但是它的确是我们刻骨铭心的一个经验教训而
且对未来也有其警示意义。

1　清华的学生在文革中也表现出惊人的创造力，但是这种“清华智慧”只是一种技术性的智慧，缺乏思想层次探索上的执着与勇气。

四、极端思维方式依然存在

（一）
现在看到社会上的一些争论，一下子就想到文革中的文风。尽管争论的内容不同，但是支配双方的话语方式如出一辙：非黑即白、非此即彼，你死我活、面对无论哪一个层次的问题都一概用无限上纲的意识形态框架处理……，这一切实在太熟悉了。我不禁想到：已经被从政治上、经济上否定的文革，其极端思维方式居然可以流传下来，依然支配着许多人的认知？的确，它不仅影响着发展与改革的决策者的思维，也影响着对现状批评者的思维。
（二）
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的新契机。几十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一路在高歌猛进，而它带来的社会与环境问题似乎以更高的速度积累着，潜在危机越来越大。决策者尽管小心翼翼“摸着石头过河”而且维稳第一，但还是未能改变“矛盾恶性积累”的趋势，以致于“物极必反”的不祥之兆再次显现在眼前。急功近利、只顾一头的风气无疑有体制的、文化的根源，特别是政府的行为缺乏来自社会的制衡……。但那种极端思维方式肯定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往往将真理——有些是好不容易认识到的——夸大为谬误。例如：“经济增长是决定性因素”被极端化为：只有增长是硬道理，其余就是软道理。因此社会公平、环境等只能对它一味迎合，没有抗衡的地位。又如“有些问题是改革与发展中难以避免的”被极端化为：你所看到与感受的社会不公等坏事既然都是市场化改革不可避免的代价，就是发展的普遍规律，那么唯一有意义的事就是等待经济增长到达那个“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的转折点……。
注意上述真理与谬误之间不是对立的、相反的关系，而是“夸张”的关系。因此所谓“极端思维方式”就是将真理夸大的倾向。其核心是铲除那种维持事物内的双方共存的能力，使之只有对立性而无同一性1。真理与谬误只差这一步。其实，公与私、计划与市场、平等与效率，自由与秩序……、这些对立的事物本是相辅相成、互相依托、共存共生的。虽然在不同层面、不同时间和场合可能会有某一个方面起主要作用或更需要强调。这本是历史与常理。只有极端意识形态的思维才喜欢将一方与另一方搞成势不两立的关系，而且使之僵化下去。我们发现极端常常是多数人利益的天敌，大起大跌常是少数人暴利和多数人遭殃。
（三）
社会的冲突背后是阶级分化的现实。因此社会能否形成一个“和而不同”的利益共同体？这的确成为考验我们民族有无大智慧的挑战。而实现社会共识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防止极端主义病毒发作。我们的制度与文化中都有一些利于该病毒生存的条件。不仅如此，在中国，极端思维方式易于滋生还有一个原因：她面临的问题比较麻烦、复杂、有太多从单一层次出发看是“两难”、“悖论”、“怪圈”的问题，这往往使展示理性与实现共识的难度特别大。
例如经验显示：中国的现代化，少数人的发达易，多数人的现代化难。它不可能像早已工业化的国家那样占有与使用超过人口比例的自然资源，也不能转移大多数在市场经济中被淘汰或显得“多余”的同胞。那么，是这些背景决定着我国的发展道路和制度安排的特点，还是后者决定了我们今天的两难处境？
又如我们为自己的碳排放成为世界舆论众矢之的而焦急，但经济全球化已经将我们锁定在低端的国际分工地位，一些西方国家自己就是形成这一国际分工格局的一方原因或甚至受益者（廉价劳动与环境）。问题是：难道我们自己没有责任吗？与其向过去、向外国人抱怨，不应当老老实实地反思自己的思想意识、政策与体制吗？为了转变发展方式而彻底与自己的低效、好大喜功、奢华与贪腐决裂吗？而另一方面，难道我们不应当抬起头来，想一想一味地按照发达国家的教科书所说的去做是否就是我们的唯一出路呢？
中国的“原始积累”非常复杂：勤劳致富、创新致富、掠夺致富、权力致富都有。文革没有中断社会主义制度下“特权阶级”的形成进程，而改革中它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又演变成为真正的“新阶级”成员。难道我们不该承认一个与市场经济适应的有产阶级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它所承载的创造精神难道不是远比计划经济时更广泛更强大吗？……。而另一方面，没有“公仆”（即官员）的权力营私和钱权合作，这一“原始积累”能够如此顺利吗？难道面对少数人剥夺与盗窃社会公共财富的事情，人们只能纵容与掩饰，不应当表示不满、警惕和追究吗？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思想也错了吗？
对这些问题，有一些截然不同的现成答案难以令人信服。我实在做不到对事物的一个方面夸大而对其另一方面装作不知或加以歧视。这是文革的警示：警觉那个“极端思维方式之妖”，不论它披着怎样唬人的外衣。人们爱说罪恶与悲剧都是恶魔制造的，我们的一些经历则显示它们也有可能是一个合理性被夸大和神圣化而另一个合理性被漠视和妖魔化的结果。改革前我们看到了极端的、机械的平等观怎样遏制了社会自由与创造力；今天，我们又看到在权力-资本的结合和贫富差距严重的情况下居然还有人要剥夺普通人追求平等的权利，这实际是正在制造社会分裂。


1　一位朋友告诉我，马克思对对立统一矛盾的思想与我们许多人理解的不同，他给我看了下一段语录：“我们看到，商品的交换过程包含着矛盾的和互相排斥的关系。商品的发展并没有扬弃这些矛盾，而是创造这些矛盾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一般说来，这就是实际矛盾赖以得到解决的方法。例如，一个物体不断落向另一个物体而又不断离开这一物体，这是一个矛盾。椭圆便是这个矛盾借以实现和解决的运动形式之一。”（《资本论》第一卷，第124-125页，人民出版社，2004）

（四）
我有时想，一个人走路还需要两只脚一左一右地走，一个国家的发展中也不可能完全均衡，不可能没有内部利益冲突、不可能风平浪静。但是，跨越一代人的时间后看一看历史的合力之后果：为什么有国家的前进了，有的则付出过多代价，甚至在许多方面只是转圈子、翻烙饼？其差别的原因是什么呢？这可能取决于这个利益共同体是否存在使对立双方共存于矛盾体中实现同一性的能力。这种能力在哪里呢 ？1
我想，它不是一种否定矛盾、取消斗争的幻想。这不仅不可能，也不人道。事实上许多激进和革命正是被逼出来的，而为理想奋斗牺牲的斗争精神是进步的必要条件，永远值得崇敬与珍惜。对于这种“实现同一性”能力，我只是觉得它必要且短缺，但自己缺乏研究。也许它是与下列因素正相关的：（1）制度的张力：既能制约国家压迫社会，也能支持国家能力建设；既能制约少数人欺压愚弄多数人，也能制约“多数暴政”。（2）相应的政治力量，特别是强有力的中间力量，（3）多元的声音，有影响人物的远见及其超越极端意识形态的公共意识，包括对历史的实事求是的态度。（4）国民的道德与理性——说到底，人的思维方式决定漫长变革的最终状态或质量。
我想，孙怒涛在回忆中的主题“良知”也是这个道德与理性的内容。孙怒涛作为414的领袖之一，很能代表我们多数人的想法。他在两派对垒中是强调团结、联合的温和派。最典型的一件事是他认为团派与414之间毕竟是同学之间意见不同的矛盾，为什么非搞的你死我活呢？我想当年很少有人会苟同他的想法，因为在那个情况下谁从大局出发谁就自取灭亡。从这点看，他真的像自己承认的难以主导414行动。但是“成熟的”政治家就没有局限性了吗？我觉得清华文革小生境中“孙怒涛”的特点及其价值，如果换一个层次或视角可能看的更清楚——一位“朴实良知”多于“政治经验”的平民政治家。也许政治与良知也是一对矛盾，互相制约。政治需要某种极端化——包括意识形态化、夸张化；而良知则不需要这种极端性，虽然它很难定义，但是一定包含人的常识与人之常情，它总是实话实说、实事求是。它不能取代专业政治家，但可以制约其异化或堕落；它不能取代制度的力量，但可以支持其改革并防止其锁定在少数人的利益上；它不能消除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斗争，但可以减少分裂的可能。
清华文革中，正是无形的良知使得414能够在极端中表现出一些不极端的行为。

1　近些年来，极端本身已经引起越来越多人的警惕。有识之士为了避免国家在内斗中分裂，主张超越左右、寻求各派思想政治上“最大公约数”、提出超越来自两个方面的激进主义……，令人敬佩。现在，“共识”成为越来越热的词汇，可能与这些人的努力有关。


五、结语

文革的最大影响是通过“物极必反”启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但是我们有理由设法避免在未来的路上还是以这种“大撞墙”的方式调整自己。清华文革小生境里短短两年的故事，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小浪花。从中我深感单一的思想资源、垄断的意识形态、政治的宗教化等助长下的极端思维方式，一旦占了上风并且持续化，就会要么压抑、要么挥霍一个民族的活力。今天从这一层面的反思是需要的，因为从较长时间段来看，这类思维方式难以解决中国传统社会与现代工业化文明的要求互相适应的历史性难题，更应付不了一个深深融入世界并影响世界的发展中大国面临的新的挑战。读孙怒涛的回忆之后，我感触最深的是：要为自己的理想奋斗，但是警惕“政治正确”的诱惑，不要极端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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