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德仁、谢燕 万晓塘的最后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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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晓塘的最后岁月

陈德仁、谢燕

1966年9月20日，万晓塘同志治丧委员会发布讣告，内称：
“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警备区第一政治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天津市委员会主席万晓塘同志，因心脏病暴发，不幸于9月19日晚7时零5分逝世。享年50岁。”
《天津日报》同日刊登的万晓塘逝世的新闻中称赞“万晓塘同志，是我党优秀党员。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他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党、忠于人民。他勤勤恳恳，兢兢业业，长期带病坚持工作，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9月2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也发布了万晓塘逝世的消息，对万晓塘的评语和《天津日报》刊登的新闻大体一致。
这时，一场史无前例的由上而下发动的内乱，已经从首都开始，有如狂风暴雨，迅速殃及全国。天津地处京畿，岂能幸免？身为天津市委第一书记的万晓塘溘然与世长辞，天津人莫不感到震惊。他们说：我们正需要你带领我们，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的时候，你却离开了我们。
对于万晓塘的逝世，也有一些人拍手称快。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所要打倒的正是万晓塘这样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在学校里挂红旗，放鞭炮，命令食堂炊事员做捞面吃。
在天津市党政机关内部，还有人传说万晓塘是自杀身亡的。
从此以后到“文革”结束，万晓塘之死，就一直成为天津人议论的重要事件之一。

“文革”初期万晓塘的表现
“文化大革命”初期，很多地方党委对这场斗争的领导，都被指责为“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至于万晓塘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表现，说他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是可以肯定的。说他“很不认真”，就与事实相距甚远。当然效果仍和当时大多数地方党委负责人一样“很不得力”。
1966年5月1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这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文件。
在这之前，在中共中央内部，接连发生了震惊全党的“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事件”。
这四个人中，万晓塘最熟悉的是罗瑞卿。全国解放以后，罗瑞卿当公安部长，万晓塘当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工作上的联系比较多。罗瑞卿自命为“毛主席的大警卫员”。毛主席每次离京到各地视察，罗瑞卿都要随行，以确保毛主席的安全。毛主席每次到天津来，万晓塘也自始至终守卫在毛主席身旁。有一次毛主席由天津去山东，罗瑞卿还命万晓塘跟随，陪伴毛主席到济南。罗瑞卿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在万晓塘的心目中，已成为他崇拜的偶像。所以，万晓塘对罗瑞卿反对毛主席的说法一直持怀疑态度。1966年4月，中共中央批转的对罗瑞卿的所谓“审查结论”，万晓塘看过以后，就不以为然。但是万晓塘一向言行谨慎，在一般同志面前，他这种想法决不会随意流露出来。只有一次例外，那是他的老战友、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段君毅因公出差到天津来，就便看望他。据段君毅回忆，两人寒暄几句之后，万晓塘便向段君毅探听罗瑞卿问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万晓塘直率地说：他没有想到、也不相信罗是坏人。段君毅点头表示和他有同感，说出的话几乎是重复万晓塘刚才说过的话。万晓塘和段君毅都回想起抗日战争期间，鲁西南根据地在“肃托”中发生的严重偏差。那是在战争时期，又是在一个局部地区。今天的情况不同了。难道党中央也会误伤好人？万晓塘和段君毅不敢深想下去，谈话也就到此打住。
“五一六通知”还没有在报纸上发表，中共中央华北局决定从5月20日开始，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传达、贯彻这一文件。万晓塘奉命率领天津市、区两级负责干部53名参加，住进北京东方饭店。
“五一六通知”在大会上传达之后，会议主持人便发动大家联系实际，揭“阶级斗争的盖子”，对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乌兰夫、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等同志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行”进行揭发批判。这又使万晓塘想不通：乌兰夫、林铁都是党的久经考验的重要干部，怎么能这样随意宣布他们为“阶级敌人”？至于会议主持人公布的他们的错误事实，在干了大半辈子公安工作的万晓塘看来，也难以定性为敌我矛盾。万晓塘对这种“先定性、后找材料”的做法颇为反感。这种做法在党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到了运动后期，不得不纠正偏差，给挨整的同志甄别平反，赔礼道歉。这个教训难道还不记取？
这还使万晓塘感到难办。在罗瑞卿问题上，组织上并没有要求他公开表态。现在，在华北局工作会议上，华北局负责人要求每个与会者，在和乌兰夫、林铁的斗争中，都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华北局负责人还曾点万晓塘的名，要他站出来揭发批判林铁。万晓塘在天津市和河北省的相互关系上对林铁确实有意见。但万晓塘觉得那都是工作上的一些矛盾，不能说是林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万晓塘一向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决不应利用党内政治斗争，来解决平时工作上的分歧。
更使万晓塘为难的是会议进展到“乱箭齐发”之际，天津市市长胡昭衡也被大会“抛”了出来。
万晓塘知道：胡昭衡1963年调到天津来，任天津市市长，是华北局选拔、提名，经党中央批准的。短短的两年当中，胡昭衡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周总理表扬过他，天津人民也很热爱他。华北局为什么要把他们原先信任的这样一位优秀干部打成反革命？后来，万晓塘才了解，胡昭衡所谓的问题，一不发生在天津，而是在他过去的工作地区内蒙。华北局在这次北京工作会议上要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乌兰夫的问题，而胡昭衡在内蒙古长期工作过，和乌兰夫的关系又不错，因此受到牵连。二不发生在工作上，而是在他业余写的一本书名为《老生常谈》的杂文集上。当时北京正在大批《燕山夜话》，《老生常谈》被认为是一株类似的毒草。
既然华北局已经作出决定，把胡昭衡列入大会揭发批判的重点对象，那么作为下级党组织的天津市委，按兵不动是不行的。于是，从6月3日开始，连续三天，由万晓塘、赵武成轮流主持（万晓塘生病时由张淮三主持），在东方饭店召开市委书记处（扩大）会议，华北局和河北省委派人参加，责成胡昭衡作检查，随后大家提出批评意见。从6月6日开始，范围扩大为市委常委会，对胡昭衡的《老生常谈》一书和工作作风等问题展开批评，持续到6月14日结束。从6月15日至17日，会议范围又扩大为华北局工作会议天津组全体成员大会，对胡昭衡展开进一步的揭发批判。
从历史档案中可以看出，在这些“批胡”的会议上，到会的天津市区、局级领导干部都是按照会议主持人的要求，轻描淡写地说几句，表一下态。但在到会的市委常委中，则有几位同志的调门很高，坚持认为胡昭衡的问题是“敌我矛盾”，给胡昭衡戴的帽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简称“三反一家”。唯有万晓塘的发言，显得比较平和。他也批评了胡昭衡的缺点，但从不与纲、线挂钩，同时还肯定了胡昭衡几年来的工作成绩。权延赤在《天津市长胡昭衡》一书中说：对待胡昭衡，“第一书记万晓塘还是保持了一些同志情谊，在那种大气候下，有可能时还要说几句公道话。”
万晓塘在政治运动中坚持与人为善的态度，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但是，在“文革”期间，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却是不容许的。华北局负责人过去就批评过万晓塘“提不起阶级斗争这个纲”，现在又看到他不上纲上线去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便在一次大会上对他进行了点名批评。
万晓塘在北京开会期间，还要关注天津市内的工作。他离开天津去北京之前，留下马瑞华（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杨拯民（副市长）、李定（市委秘书长）三人组成领导小组，代表市委负责处理日常工作。他们遇到重大问题，则赶到北京去向万晓塘和市委书记处汇报、请示。
按照万晓塘当时的身体健康状况，他完全有理由请病假，住进医院，也可以避开一下“风头”。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多年来，他就坚持带病工作，现在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他怎能临阵脱逃，不履行自己的职责！
华北局北京工作会议整整开了两个月。会期之长，在华北局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由于对“文革”不理解，对“文革”中的一些说法、做法想不通，又加上连日来大会、小会不断，弄得人困马乏，叫苦不迭，以致到了会议中期，万晓塘的体力就支持不住了，心脏病复发，还加上大口吐血，同时发着高烧。恰巧他的老战友杨勇将军来看望他，见此情景，将他送进解放军总医院。
据知情人、万晓塘的秘书高书田对胡昭衡的秘书崔广兴同志说：当时万晓塘对华北局工作会议的做法很有意见。他既不赞成华北局把胡昭衡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也不赞成市委常委中的几个同志“批胡”时情绪那么大，调门那么高。但他不能讲话。为了避开这些是非，他才一改初衷，接受杨勇的意见，去住医院。
华北局工作会议结束以后，遵照华北局的统一部署，上行下效，天津市委接着在河北宾馆（今天津宾馆）召开市委三级干部会议，在天津市的干部队伍中，传达贯彻“五一六通知”精神。参加会议的有一千多人。
万晓塘回到天津，原应参加并主持市委三级干部会议，华北局嫌他心慈手软，不肯整人，叫他到基层去蹲点，说是“和群众在一起搞文化大革命”。
在三级干部会议上，大字报铺天盖地，气氛紧张。万晓塘没有参加会议，每天可以通过阅读会议简报，了解会议情况。一位局领导干部贴出大字报，说市委书记处某书记是叛徒。顿时引起万晓塘的注意。事情是这样的：市委书记处某书记1948年在天津做地下工作时被敌人逮捕。1955年肃反运动中组织上对他这段经历进行了审查，做出了结论。贴大字报的这位局领导干部当年是市委肃反领导小组成员，完全了解上述情况，现在竟然推翻党组织所作的结论，贴出大字报，这使万晓塘感到很气愤，随即向这位局领导干部提出了批评。
万晓塘遵照华北局的要求，到基层去蹲点。这个基层主要的是一些中小学。
“文革”开始时，河北省委作过一项规定：在教育部门，天津市高等院校的“文化大革命”由省委直接领导。天津市委负责领导天津市中小学的“文化大革命”。这一规定说明省委领导人当时对“文化大革命”中将要遇到种种复杂情况，同样缺乏思想准备。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中小学比高等学校还要乱。
凡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全过程的人，一定还记得：最早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反的是中学生，而不是大学生。中学生年龄最大的不超过二十岁。都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学雷锋，学解放军，接受党的政治思想教育，对于伟大领袖的崇拜和热爱，远远超过其他年龄段的人。因此，毛主席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一封信在报纸上发表以后，就极大地鼓励了他们的造反精神，迅速形成了一支最坚决的支持“文化大革命”的队伍。
在这期间，万晓塘主持市委工作，处理了三大事件。其中两件都发生在中等学校。
第一件事是十六中事件。
在6月21日，共青团天津市委、天津市学联召开的全市高三学生庆祝改革高考制度大会上，天津市第十六中学学生散发了《给全市革命青年的一封信》。信中揭发批判了天津市委的“严重错误”。所谓“十六中事件”即由此引起。
十六中是天津市颇有名气的一所中学，位于市中心。创办时命名为耀华学校，解放后改名十六中，现已恢复原名。
正在北京开会的天津市委书记们十分重视这件事。当时任天津市副市长的李中垣在《八十述往》（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一书中回忆道：
“六月的一天，我出席了在市委书记处会议室召开的会议。会议由马瑞华主持，由李定传达王路明（河北省委候补书记）、赵武成（天津市委第二书记）、张淮三（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在北京的讲话。大意是讲天津市委是革命的，十六中事件是全国的典型，学生背后有家长，青年背后有老年，并决定组成由耿忱（市财委主任）为组长的140人工作组去十六中。”
这里所说的“学生背后有家长”，学生是指十六中高三学生李罗力，家长是指他的父亲、天津市长胡昭衡。省市委书记们错误地认为，十六中事件是胡昭衡在华北局北京工作会议上被“揪”出来之后，指使他的儿子李罗力策动其他学生起来反对天津市委。市委决定派工作组进驻十六中，就是为了做学生们的工作。而这个工作组竟多至140人，也是破纪录的。进驻学校时，人们都用“大军压境”来形容，可见事态之严重。
结果却与愿望相反：在1966年8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对全国各地派工作组的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派工作组是“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起了一个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转引自《文化大革命简史》，席宣、金春明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这样一来，天津市委就不得不检查在十六中事件上犯了方向路线性的错误，并为此在8月6日，召开十六中师生员工和全市中等学校师生员工代表大会。到会的有一万一千人。万晓塘代表天津市委在会上讲话，表示支持十六中学生散发的《给全市革命青年的一封信》，并宣布河北省委和天津市委的决定：因为“镇压十六中学生”，撤销马瑞华的市委组织部部长职务。这个决定显然也是错误的。
8月21日，中共河北省委、天津市委在天津市和平区民园体育场中心会场和各区分会场召开据说有60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万晓塘主持并在会上讲话。天津的“文化大革命”至此可谓进入高潮。
第二件事是劳二半事件。
劳二半的全称是天津市劳动局第二半工半读技工学校。位于天津市和平区大连道，距离天津市委、市府所在地泰安道很近。现已搬走。
8月下旬，北京红旗中学一部分学生来到天津串联，煽动劳二半学生反对天津市委。此后，劳二半就成为天津市另一所在“文革”初期与天津市委及其第一书记万晓塘作对的有名的学校。
他们的最大业绩是在市委大楼前挑起群众性的大辩论，并冲击市委大楼。李中垣副市长曾被市委派往“劳二半”宣讲“十六条”，即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8月25日，他遭到该校部分学生的围攻，搞到深夜12点才得以脱身。8月26日，北京红旗中学来津的学生和劳二半的学生200多人，又在天津市委大楼前集结，并冲进大楼，殴打了30多名干部，抢走了部分文件。9月1日，市委书记处在郑州道10号原市委四清办公室内开会，由万晓塘主持，商讨对策。
所谓市委大楼前的大辩论，也就从这时开始，经历了一周时间。李中垣在其所著《八十述往》一书中回忆这段往事，写得很详细，摘录如下：
“9月1日在郑州道10号开会时，万晓塘表示，他准备到市委大楼接待学生，并说已经请示了省委，省委也同意他出面接待学生。9月2日，万晓塘到市委接待学生，我随赵武成、谷云亭等在郑州道10号等消息。陪万晓塘一同接待学生的李定（市委秘书长）不时打电话来汇报情况。下午，李定来电话说，万晓塘多次受到红卫兵围攻，并说北京学生提出晚上6点要与万晓塘在市委大楼前进行公开辩论。得知这一情况后，赵武成让我立即布置劳二半的（工人）赤卫队150人于下午4点进驻市委门前会场。我随即回到计委，通知曹国祥（劳二半党总支书记）布置劳二半赤卫队提前吃饭，4点准时进入会场。同时我还布置计委、统计局组织干部参加辩论。
晚上辩论会开始后，北京学生讲话，提出要万晓塘出来辩论，不然就要进市委大楼搜。这时赵武成给我打电话，询问布置的人员是否按时进入了会场。李守真（市委常委、工业交通政治部主任）也给我打电话，说会场的气氛不对，反对市委的言论占了上风，要求马上组织有关人员发言，以掌握主动。与此同时，会场上的气氛也越来越紧张，一些人高喊着要冲市委。……
大约晚上10点左右，赵武成同志通知我去汇报会场情况。赵武成又让我去大理道招待所向省委领导汇报。我到后，看见刘子厚、李颉伯、阎达开（省委书记处书记）、以及张淮三、刘东、徐光（天津市委委员、妇联主任）等人正在开会。我汇报后，李颉伯说，市委大楼四层让学生占了三层，现在万晓塘被堵在里面出不来，问题很严重，带有政变性质，再不采取措施就是右倾。……阎达开接着说，同意李颉伯的意见，不过向下布置时不要说政变，控制市委大楼是为了便于市委领导全市的“文化大革命”。刘子厚表示，同意李、阎的意见，要注意工人进驻市委大楼不要与学生发生冲突，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9月3日上午，赵武成在市人委召开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出席的有：谷云亭、张淮三、李守真、王培仁（市委常委、基建政治部主任、副市长）、杨拯民、樊青典、李中垣、李定、郝洁轩（市委副秘书长）、周茹（市委统战部部长），后来万晓塘也来了。会议认为，在工人进驻市委大楼后，混乱得到控制，形势开始好转。会议决定，要进一步抓好市委门前的辩论，并专门为此成立了以李守真为组长，王培仁、李定、周茹和我参加的领导小组。……
大辩论的内容，据历史档案记载，主要的有三点：
1、“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
2、北京市委已被判定为“黑帮”，天津市委是不是革命的？
3、批判犯错误的人时，应不应该侮辱他们的人格，伤害他们的皮肉？
从华北局到河北省委、天津市委以及万晓塘本人，对这几个问题的回答都是一致的。万晓塘在市委大楼前，面对一群青年学生，就大声疾呼：“我看不要共产党的领导，什么事都不会做好！”“天津的问题和北京的问题不一样。天津市委是革命的，说我是黑帮，我就不干。”
万晓塘还常常不顾中学生们吵吵嚷嚷，耐心地劝说他们要注意遵守党的政策。但是，他所说的一些通情达理的话，往往总要遭到中学生们的嘲笑，甚至谩骂。他们质问万晓塘：
“你知道吗？这是革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你读过毛主席的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吗？毛主席是怎么教导我们的……”
万晓塘继续耐心地解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讲的那个社会和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社会是不一样的，因此不能照搬那个社会的做法……。
他这话还没有说完，反对的声音便把他的话掩盖下去：
“哦，照你这样说，毛主席的著作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适用。你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吗？……。”
万晓塘深感要想说服这些娃娃真是难得很呀！
第三件事是三轮二社事件。
天津市河东区三轮车运输二社党支部书记陈良谋，是一个好同志。只因为他是一个单位的领导干部，就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对象。他被游街之后，竟至在批斗会上被活活打死。市委书记处听取了有关部门的情况汇报以后，万晓塘果断地拍板，依法严惩打人凶手。他说：如果市委对这样的事也放任不管，那么就会有许多坏人，打着“文化大革命”的旗号，为非作恶，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干部的生命财产就不能得到保障，“文化大革命”也会搞乱。经有关部门进一步调查，发现打人凶手大多数在历史上都有罪恶。于是，遵照市委指示，法院对12名打人凶手分别判处了有期徒刑和死刑，人心大快。
邓小平说过：对于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重大的错误，在个人迷信盛行、权力过分集中于一个人的时候，“在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邓小平文选》第二卷309页）党的总书记尚且如此，一个地方党委的书记还有什么能耐？但是，万晓塘仍有他的难能可贵之处。他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包括当时许多错误的指示。要求他拒绝执行是不现实的，也不合乎万晓塘的性格。但他在执行的过程中，总要从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深入到群众中去，进行调查研究，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处理问题，使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当一项错误的指示正推向全国的时候，他从来不做煽风点火、火上加油的事。
《人民日报》六月一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表之后，天津市各大中小学学生纷纷宣布“停课闹革命”。在这时候，他主持召开了市委紧急会议，要求“工厂不能停工，医院不能停诊，学校不能停课……”，各行各业都要保持正常秩序。他念念不忘“抓革命促生产”，经常向各工业局了解生产计划完成情况，发现问题，随时抓紧协助解决。
据原天津市纺织工业局局长柳超同志回忆，有一次市里开大会，中间休息时，坐在主席台上的万晓塘问分管工业生产的副市长杨拯民：“柳超回来了没有？”当时柳超同志正为一个援外项目出差到国外去了。杨拯民可能还不知道柳超已经回来，万晓塘便起身在主席台上左右走动，眼睛向着台下，终于从到会的人群中找到了柳超，高兴地说：“那不是柳超吗？她回来了。”柳超也立即从座位上站起来，和万晓塘说话。万晓塘就在主席台上大声对柳超说：“我叫刘耀珍抓生产，他这个人不行，抓不上去。你回来了，好，赶快上班，把生产抓上去。”柳超听到万晓塘书记当着那么多干部批评刘耀珍，使她感到很不安。在那时候，谁抓生产都抓不好。她第二天上班后，也和刘耀珍一样，一天到晚接待上访的职工，抓不了生产。但万书记重视工业生产的那种急迫心情，她是体会到了，并鼓励着她努力克服困难，做好工作。
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首都红卫兵“扫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消息，同时发表《好得很》的社论，赞扬和支持红卫兵走进社会，以“扫四旧”之名行抄家之实。天津的红卫兵也闻风而动，刮起一股抄家的歪风，在很短的时间里，全市竟有109720户人家被抄。万晓塘对这种做法更是忧心如焚。万晓塘的夫人张露同志告诉我们，她当时在家里听万晓塘说过：“这样搞下去，怎么得了？被抄家的大都是多年来党所团结的对象。这些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都跟着党走，听党的话，做过许多有益于党的事。难道今后不要团结他们了？如果还要团结他们，抄走的东西总还得退还吧！”正是考虑了这样一种后果，他关照有关部门加强对查抄物资的管理，尽一切可能减少损失。

万晓塘因病死亡情况
   天津人一谈起万晓塘的死亡，往往就要谈到九一八大会。其实，很难说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
1966年9月18日，即万晓塘逝世的前一天，由天津市和平区16所中等学校的学生组成的红卫兵，在民园体育场召开大会，揭发批判中共天津市委及其第一书记万晓塘的“错误”。
此时已有好几个省市委的负责人被红卫兵揪斗、游街，并被勒令停职检查。因此，九一八大会召开之前，万晓塘和第二书记赵武成答应红卫兵的要求，决定参加大会并发表讲话的时候，也作了最坏的准备，正确对待红卫兵们的粗暴无理的所谓“革命行动”。市委办公厅为两位书记草拟了讲话稿，主要内容是欢迎红卫兵们揭发批判市委工作中所犯的“错误”。但坚持认为天津市委是革命的，和当时已被诬陷为“黑帮”的北京市委不一样，可以说这是一道“底线”。
大会的情况比万晓塘预想的要温和、文明得多。当万晓塘、赵武成走上主席台时，还有中学生主动上来搀扶他们，并让他们在主席台上就座，不时有中学生给他们斟水喝。他们讲话讲到支持“革命小将们”的革命行动时，全场长时间的热烈鼓掌。当然，也有一部分红卫兵，主要是劳二半的学生，不断给大会主席递条子，要求万晓塘解答问题。万晓塘由于连日来过度疲劳，感到心脏不适，几次从口袋里拿出白药片往嘴里塞……。他对大会上一个又一个红卫兵的发言，都认真注意听。不过，发言的内容 “水平并不高”，使他感到失望。会后他在一些同志面前谈到此次大会时，就曾说“开得并不好”。
由于九一八大会平稳召开，躲在和平区睦南道74号（今70号）市委第二招待所办公的市委书记们都感到轻松一些。秘书们连忙将最近几天收到的文件、电报和信件送呈书记们批阅。万晓塘和省委负责人通了电话，汇报了最近市内发生的几个问题的处理情况，又和市委书记们一起商量了即将到来的国庆节的活动安排，还给秘书高书田交待了几件急需要办的事。
19日下午，市委书记处书记谷云亭提议：最近我们就象抗日战争期间打游击一样，东躲西藏，得不到好好休息。今天晚上，就放个假，除了留下值班人员以外，大家都回家去看看老婆、孩子。
于是，谷云亭和赵武成洗过澡，没有在招待所吃晚饭，就先走了。
万晓塘和家人通了电话，告诉谷云亭提议放假的事。接着由招待所服务员倪景福陪同，到理发室去理了发。
倪景福记得这样一件事：在去理发室的路上，有一个带红袖章的年轻人，和倪景福搭话。万晓塘不认识他，便低声问倪景福：这是一个什么人？倪景福说：这是市委机关电话交换台的工作人员，到招待所来修理电话线的。万晓塘又问：为什么他带上红袖章？倪景福答：现在社会上时兴戴红袖章，谁都可以戴。万晓塘一听笑了。
招待所楼上有四间客房，由万晓塘、赵武成、谷云亭、张淮三四位书记分住。万晓塘住202号房间。每个客房里都有卫生间。餐厅在楼下。
张淮三洗完澡下楼，来到餐厅，便叫警卫员马肃荣去喊万晓塘来一起吃晚饭。马肃荣应声上楼，看到万晓塘的房门紧闭着，隐约可以听到卫生间里放水的声音。他猜想一定是万书记在洗澡，他洗澡的时间一向比别人长，便没有敲门。过了几分钟，仍不见万晓塘下楼来，他又上楼去，先轻轻敲门，不见房内有回音，便略微加重力气敲门，仍不见房内有回音，用手去拧门上的把手，又没有拧开门，心中就产生疑虑，急忙下楼，去叫服务员倪景福。
马肃荣是1964年万晓塘到天津针织厂蹲点搞四清之前，受市委警卫处的调派，跟随万晓塘担任贴身警卫的。几年来，他对工作一直认真负责，从来没有出过一点差错。“文革”开始以后，红卫兵到处揪斗当权派，万晓塘和市委几位书记经常变换工作和住宿的地点，马肃荣一直跟随着万晓塘。万晓塘在市委大楼前接待劳二半的学生，万晓塘出席九一八大会，他都恪尽职守，置身于离万晓塘不远的地方。
倪景福随手抓了一串钥匙，飞步上楼。他把这串钥匙中的所有钥匙，一个个插进门锁试过以后，都没有把门打开来。原来门被反锁着。倪景福又急忙下楼，从厨房里拿来一把菜刀，便用这把菜刀把门上的一块木板劈开，伸手进去，终于把门打开。
倪景福和马肃荣走进浴室，只见万晓塘赤身泡在浴缸里，脸面朝上，自来水龙头还开着，水不停地往下流。他们以为万书记也许因为这几天缺觉，在浴缸里睡着了，便大声叫喊他。但万晓塘一点动静都没有。倪景福又以为是万晓塘呛了水，便抱着万晓塘的上身，马肃荣抱着万晓塘的两条腿，两人一齐用力，将万晓塘从浴缸里拉上来，然后把他头朝下，放在板凳上，以便倒出肚子里的水。这时张淮三上楼来，见此情景，便叫他们把万晓塘的身体平放在地毯上。张淮三显然看出了万晓塘不是呛了水，而是心脏病发作，并叫万晓塘的秘书高书田赶快给机关医务所打电话，请他们派医生来抢救。高书田接着又给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打电话求救。
市委机关医务所所长李永阳大夫带着吕翔之大夫来到招待所，看到万晓塘躺在地毯上，就象人睡着了一样，显得很安静。他们对万晓塘的嘴巴、鼻孔、眼睛、皮肤、脉搏、血压……逐一进行了检查，发现他已经死亡。过去，李永阳、吕翔之两位大夫就经常给万晓塘看病，他们了解万晓塘有心脏病、胃病、神经衰弱等多种疾病。从遗体的情况看，万晓塘显然是由于心脏病发作而猝死的。两位医生便轮流用右手一次又一次按压万晓塘的胸部，一次又一次快速提起，同时捏住万晓塘的鼻孔，用自己的嘴对准万晓塘的嘴，进行人工呼吸……
第一中心医院派出王津达、华正行等一组医护人员，带着当时所拥有的最好的医疗抢救设备，来到招待所。据万晓塘的汽车司机王志民同志回忆，他曾两次开车去一中心医院，才把这些医生和设备全部接来。他们一到，便接替了李永阳、吕翔之两位大夫，继续进行抢救。他们将几种抢救方法一一采用了都未见效，最后，剖开了死者的胸腔，由医护人员直接按摩心脏……，也未能使死者复苏。
市委机关医务所的两位大夫，第一中心医院抢救小组的医护人员，都认定万晓塘是因心脏病发作，抢救无效而死亡，并将这一结论写进病历档案。
既已抢救无效，省、市委许多领导人便纷纷应召赶来，当即商讨了丧事安排。考虑到正值“文革”期间，红卫兵“扫四旧”，决定不事宣扬，低调处理，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次日早晨，就由市委常委、副市长路达、樊青典、王培仁、李中垣以及市委秘书长李定等护送遗体去北仓火葬场火化。但又考虑到万晓塘一生对党的事业的贡献，仍决定在第一工人文化宫设置灵堂，22日上午举行追悼会。
当时任《天津日报》总编辑的石坚回忆说：
“万晓塘逝世当晚，路达同志派车到报社通知我立即到睦南道74号。我到那里后，满院无一盏灯，警卫处小辛同志领我到楼下一间房子，路达同志在我耳边小声说：‘晓塘同志逝世了。你参照兄弟省市的做法写条新闻发表。’由高书田同志领我到楼上，掀开白布单，看了晓塘同志遗体。当时还哭了，说：‘晓塘同志，我们正需要你的时候，你怎么走了呢！’随后我到另一间屋子，参照万的履历材料，写了报道。稿件经赵武成、谷云亭同志审阅。
这天晚上，刘子厚赶到，问了事情经过以后就走了，留下阎达开、李颉伯、赵武成、谷云亭等研究治丧委员会名单。他们边提我边记。至今我记得治丧委员会名单中，我的名字是阎、李提出的，江枫的名字是达开同志提出的。”
在这时候，有人自称在万晓塘死亡的卫生间里“捡”到了一个装安眠药的小玻璃瓶子。他就以这个瓶子为凭证，说万晓塘是服安眠药自杀的。省、市委领导人拒绝了他的意见，维护了医生们作出的万晓塘是由于心脏病发作而死亡的结论。但是，“万晓塘自杀”的说法仍不胫而走，很快通过某个渠道上报中央文革小组，并在社会上传播开来。按照党的传统说法，共产党员自杀总是与畏罪、叛党相联系。这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有损万晓塘的名誉。
万晓塘究竟是怎么死的？不妨进一步作些分析：
“文化大革命”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来说，无疑的是一场灾难。但是，前面说过，万晓塘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没有受到残酷的迫害。中学红卫兵召开九一八大会只是批判他的“错误”，而不是打到他。将万晓塘之死与九一八大会联系起来，是没有道理的。所以，万晓塘逝世以后，市委第二书记赵武成就曾命李中垣到劳二半去向红卫兵们解释：万晓塘是由于心脏病发作而去世的，与九一八大会无关。
至于万晓塘被“四人帮”诬陷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万张反革命集团的头子”，则是他逝世以后的事。
万晓塘在“文革”期间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如同许多领导干部一样，工作不好做。一方面，党委负有领导“文化大革命”的责任，另一方面，红卫兵又要“踢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所以，万晓塘深深感到他的工作怎么做也做不好。赵武成曾用“一筹莫展”四个字来形容他和万晓塘当时的处境。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亢之说：这样的困难处境，他进城十七年来从未遇到过。做不好工作，出了问题，上级还要批评。现在看，“文革”初期，党中央对天津市委的几次批评，显然都是错误的，但当时不能不对万晓塘形成一种压力。不过尽管这样，万晓塘也还没有陷入“山穷水尽”的地步。
在他上面有河北省委承担一部分责任。因为“文革”初期，天津还是河北省省辖市，天津“文革”初期受批评的许多事，都与河北省委有关。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对此并没有推卸责任，而是向党中央作了检查。
在天津市委内部，当时是团结的，还没有象“文革”后期，社会上的群众组织分裂成对立的两大派，打内战，领导班子内部也有所反映的情况发生。为了摆脱困境，顾全大局，万晓塘曾在市委书记处书记碰头会上，表示要辞去第一书记的职务。他说：“我是第一书记，天津的问题，主要责任应由我负。我不再当第一书记，天津的问题也许就解决了。”又说：“今后，只要让我继续干革命，组织上叫我做什么，不管职务高低，我都没有意见。”市委第二书记赵武成听了，立即表示反对。赵武成说：“你这是临阵脱逃！不行！今后天津的工作还得由你来主持！”
万晓塘是一位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领导干部，他当时对“文化大革命”不可能有如我们今天这样的认识，但是他懂得，一个共产党员在政治运动中，应该如何自觉地经受党的考验。
李中垣和陶正熠（原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近年所写的回忆录中都谈到九一八大会以前，他们见到万晓塘的情况：
李中垣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天津市委受到很大的压力，万晓塘作为第一书记自然更是首当其冲。9月15日，他曾对我们说：中央来电报让刘子厚（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回保定，天津市文化大革命中不断发生的严重错误，凡属省委的责任刘子厚已经在北京做了检查，其余错误主要应由天津市委负责。他接着表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错了就应该检查。”
陶正熠说：“九一八大会前几天，市委叫我到云南路招待所开会，研究工业系统的文革问题。会议由万晓塘主持，张淮三等领导同志参加。会后，我问候万晓塘同志，他像往常一样，微笑着对我说，虽然紧张忙碌，身体还可以。边说边送我下楼，并且站在院里说，周总理讲了，这次是在大海里学游泳，每个人都要经受考验锻炼，你也要好好接受考验。我说，你的身体不好，要多多保重。他说，我会注意的。革命这么多年，这点考验不算什么。……”
再从医学角度考察，万晓塘多年来患有神经衰弱症，每逢工作繁忙，夜里睡不好觉时，就叫警卫员到机关医务所去要安眠药。李永阳、吕翔之两位大夫都给他开过安眠药。两位大夫告诉我们：每次开给他的安眠药，数量总是加以严格控制的。即使被他一次全部吞下去，也不致于死亡。同时，服下大量安眠药以后，会有症状，可以看出来；药的毒性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会使人死亡。万晓塘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因此也就没有考虑剖腹提取胃液进行化验。“不需要这么做！”两位大夫异口同声说。
“文革”期间，“怀疑一切”之风盛行。“万晓塘自杀说”站不住脚，天津某大学的红卫兵又提出了“万晓塘他杀说”。第一中心医院的医生剖开万晓塘的胸腔按摩心脏时，地毯上留下了万晓塘的血迹。大学红卫兵将这块地毯取走，对这些血迹进行了取样化验。他们还传讯了参加抢救工作的人员……。结果一无所获，以后也就没有人再提起“他杀”这件事。
那么，万晓塘究竟是怎么死的？
万晓塘身体一向不好。他患有心脏病、胃病、神经衰弱症以及脊椎骨质增生等疾病。1957年，毛主席来天津时，要到游泳池去游泳。万晓塘不仅为此事对警卫工作做了周密的安排，还亲自跳到游泳池里，看看温度是否适宜。就在这时，他的心脏病发作。幸亏抢救及时，被警卫人员从游泳池里打捞上来，才免于不幸。他的胃病也经常发作。发作时，他总是蹲在椅子上，一手用热水袋按压自己的腹部，一手批阅文件。痛得难以忍受时，请医生打止痛针，也不肯放下工作休息。由于脊椎增生而引起供血不足，他的嘴唇常常是紫色的。他坐火车时最怕迎面开来的火车，因为车轮发出的响声总要使他难受很长时间。在参加华北局北京工作会议时，他的心脏就不好，回津后投入紧张的工作，得不到休息；加上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精神上不舒畅，这对他的身体健康就显然不利。在他逝世之前，河北省副省长阎达开就由于同样情况而发作过心脏病，病情一度十分危险。万晓塘却没有引起重视。
在1966年9月22日举行的万晓塘追悼会上，赵武成以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天津市委第二书记的身份致悼词时，对于万晓塘的死因，曾明确地说：“万晓塘同志长期带病工作，因心脏病暴发，不幸逝世。”
万晓塘是由于积劳成疾，又带病工作，以致心脏病发作而死亡的。直到进澡盆洗澡之前，他还在为党辛勤工作。这正是万晓塘优秀品质的一贯表现。多么好的一个党员呀！
1960年，我国遇到严重的经济困难，粮食不够吃，许多人都得了浮肿病。这时万晓塘发动全市各级党组织大抓人民生活，不许饿死一个人。他用我国民间流传的两句话鼓励大家：“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过了三年，经济形势好转了，难关过去了，华北局负责人批评他，说他奉行的是“保命哲学”。“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诬蔑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时候，大抓人民生活的功绩，也成为他的罪状之一。“文化大革命”中就是这样，许多事情都被颠倒着。万晓塘大抓人民生活，是从爱护人民的生命出发，努力保证人民的身体健康。至于他个人，他从来都是奋不顾身，带病工作。如果他真有一点保自己命的思想，也许不至于英年早逝了。

万晓塘逝世以后
万晓塘逝世以后，天津市委又受到以党中央名义提出的几次严厉批评，市委日常工作陷于半瘫痪状态。
天津市委为万晓塘逝世，在天津市工农兵文化宣传阵地（即第一工人文化宫）设置了灵堂，主持召开了追悼会。天津市各界群众纷纷前往灵堂吊唁，前往追悼会分会场致哀。短短的三天中，竟有数万人之多。
《天津日报》9月21日报道说：
“……噩耗传来，广大群众无比沉痛。昨天从早到晚，一队队各界群众从四面八方涌向第一工人文化宫……首尾相接，陆续不断。人们佩带着白花，含着眼泪，……怀着难以抑制的深切的阶级感情，默默地悼念我党优秀党员、人民的好儿子万晓塘同志。”
9月23日，《天津日报》继续报道：
“三天来，从凌晨到深夜，前来致哀的广大革命群众排着长长队伍，流水般地涌向天津市工农兵文化宣传阵地。……”
在我们的记忆里，天津人民还从来没有这样沉痛悼念过一位市委领导人的逝世。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在接见天津市的造反派时，公然批评天津市委是在“以死人整活人”。接着，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和华北局负责人联名致书天津市委，批评天津市委在华北局北京工作会议上，以宗派主义排斥外来干部的态度对待胡昭衡。此后，在十年“文革”期间，以市委内部存在宗派主义为起点，逐步升级，演变为“宗派主义集团”、“反党集团”、“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
1967年1月2日，党中央决定，天津恢复为中央直辖市，由解学恭任市委第一书记，阎达开任市委第二书记。
当时陈伯达很想当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刑满释放以后，陈伯达回忆这件事时，对人说：
“天津问题的由来，是我听说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同志自杀（？）。万晓塘同志我是很熟的，在文化大革命前到天津去，差不多都是他出面招待，文化大革命后听到他自杀（？）我很苦闷，有一回，还作了调查，没有调查出什么眉目。
“因为我不想当那‘中共文革小组’组长，也实在当不下去，天津出了此事，我就在中央会议上提出我到天津工作，毛主席表示同意。虽则我没有提出辞去‘组长’名义，但意在不言中了……但是，过了些天，毛主席又说，天津情况也很复杂，你也难工作，让解学恭去……”（转引自新版《陈伯达传》，叶永烈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对于陈伯达的这一番话，这里暂且不作评论。）
1972年8月27日，以解学恭为首的天津市委，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对“万晓塘问题”的审查报告，将万晓塘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万张（淮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头子、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天津的忠实代理人。”并且在社会上大造舆论，声称天津“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主要问题，就是“打倒万张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肃清他们的流毒”。因此，长期在天津工作的百分之八十的局级以上干部都受到株连，被打成“万张反革命集团”的干将或爪牙。万晓塘的夫人、天津市公安局二处处长张露也受到株连，被关进监狱，长达四年之久。
随着“四人帮”的垮台，解学恭被免去了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新的市委领导班子决意平反一切冤假错案，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万张反革命集团”问题。在应采取何种形式为万晓塘平反的问题上，颇费斟酌。如按一般情况开平反大会，万晓塘已经死了，不能到会。如开追悼大会，追悼大会已经开过了，不必要再开。这时有同志提出，存放在天津北仓火葬场灵堂中的万晓塘的骨灰，已遭到毁坏。为了便于后人对他表达怀念之情，还应在灵堂里重新给他安放骨灰盒。万晓塘的夫人张露也赞同这个主意，并从家里找出万晓塘的一枚私人图章，提议“就用这个图章代替老万的骨灰吧！”在隆重举行的骨灰安放仪式上，市委负责人郑重宣布：强加给万晓塘同志头上的一系列罪名纯属诬陷，应予全部推翻。并重申1966年9月22日为万晓塘举行的追悼会和悼词完全正确、有效。

作者陈德仁、谢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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