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 关于季羡林反思文革的资格认定问题

tuffy05

关于季羡林反思文革的资格认定问题

老田


　　季羡林反思文革的资格不够好，他和巴金完全不同，巴金没有作为保守派的积极分子参加过文革运动，只是一个被动式的遭受到批判的文艺黑线代表人物。而季羡林则不那么简单，老先生在文革期间，曾经是与聂元梓对立的北大保守派在东语系分组织的一个司令。

　　作为一个常识：保守派在整个文革期间，为把文革变成武斗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保守派在文革的角色转换主要是：文革初期他们是资反路线的实现执行者，抄家破四旧的事情99%以上是他们干的，根据毛泽东的定性是为了“保护一小撮”而去“打击一大片”的；第二个阶段的保守组织是以半军事化的组织出现的，作为一个进攻者角色，在全国各地引发一个武斗高峰，直到1967年的武汉720事件之后才告一段落；第叁个阶段是清理阶级队伍之后，保守派作为整人的动力，参与制造五一六冤案，在军队干部（或者林彪反党集团）的扶持和利用之下，直接出面组织人马对造反派和其他牛鬼蛇神大搞逼供信。也许季羡林先生没有参加过抄家，也没有直接冲锋陷阵去武斗，也没有作为整人的动力，但是在组织和思想体系上，季羡林先生应该是非常清楚保守派与造反派的行为与思想模式区别的。季羡林先生作为控诉者面目出现是不合适的，也是违背历史真实图景的，季羡林先生作为一个保守派的高层知情人士，有历史责任说清楚自己当年参与的重大决策活动的，如果说要反思的话，这应该成为一个重要内容。

　　1968年3月25日下午一点钟，北京一共有七个学校的对立面组织，同时来到北大，要用武力解决聂元梓的组织，从北大各个校门往里涌。这样的事情如果说不是事先安排好的，作为北大内部的对立面组织高层人士的季羡林先生，竟然事先一点儿也不知道，显然不符合事实的逻辑。季羡林先生即便是为了给后人留下研究历史的资料，也有责任履行作为知情者的权利和义务。当然季羡林先生自己也许并不是发起人和组织者，也许没有责任。季羡林先生在1980年代的一个高水平的学术会议上，曾经深情地回顾了在民国期间自己的薪水能够兑现的猪肉和小米着实不少，今天季羡林先生薪水能够购买的猪肉和小米想必更多，在毛泽东时代季羡林先生大概挣的猪肉和小米最少，季羡林先生对毛泽东有些微词不足为怪，反对文革也不足为奇，毕竟是屁股决定脑袋，希望季羡林先生如实地告诉年轻一代：你当时是如何反对文革或者是打算如何反对文革的，这理应作为反思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文革初期的许多文化名人自杀期间，这个时候社会上最活跃的是多数派红卫兵，他们全都是当权派背后扶持或者是学校政工干部直接出面领导的保守派组织，或者干脆就是工作组支持和发动的，是所谓的官办“左派”组织，他们当时绝大多数是在当权派的操纵下，转移运动方向，把打击矛头指向牛鬼蛇神，而不是指向走资派，他们被视为资反路线的实际执行者，抄家破四旧的事情就是他们干的，许多人自杀就是在这个时期。在后来的运动中，特别是1966年十月批判资反路线之后，原来受当权派和多数派（也就是保守派）共同压制的少数派，才逐步挣脱对自身有形和无形的限制，建立起自己的组织称为造反派，这个少数派壮大的过程，当然是出于中央文革和毛泽东直接支持，造反派兴起之后，运动的重点方向就转移到对准党内走资派，这个时候保守派就慢慢解体和垮台了。

　　在上海一月夺权之后，全国普遍出现了一个新的武斗高峰，这个时候的保守派不再是从前的多数派了，许多组织就是当权派直接组织起来的基干民兵组织，目的是为了维护当权派的既得利益和优势地位，如武汉的百万雄师，这个时候的保守派组织，基本上不搞什么四大，而是一支真正的别动队，特点就是行动、行动再行动，直接进攻目的就是把造反派的宣传据点摧毁和把造反派组织打跨，武汉造反派被打得全国到处避难，以到北京和上海的居多。与此同时几乎遍布全国的有一个二月黑风或者叁月黑风，这基本上都是各地军队的当权派，亲自出马宣布造反派组织是反革命组织，抓捕造反派组织的头头，武汉对工人总部头头的大逮捕是1967年3月17日凌晨进行的。

　　文革进入1968年夏天之后，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后来开展的一打叁反运动也一样，都是把造反派作为主要打击对象的，实际上是对造反派曾经冲击当权派的优势地位和既得利益的历史，进行全面的秋后算帐，这个过程通常伴随的是军队当权派，利用工宣队做助手，发动保守派的人作为整人的动力。这个期间，全国抓出了五一六反革命分子1000多万，基本上把造反派一网打尽了。五一六确实有这个组织，是反周恩来的，人数极少，而且很早就被取缔。这个运动的前台主力是陈伯达，他当时荣任中央五一六专案小组组长，其他的得力人物就是军队干部如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大概就是后来指称的林彪反党集团。

　　毫无疑问，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是支持造反派的，包括当时的两报一刊在舆论上也是支持造反派的，这一点正与绝大多数当权派的真实倾向决然相反。因此有人认为，由于从1968年开始，当权派对造反派采取了大规模的镇压措施，因而遭到了毛泽东的两次反击。第一次是1970年的庐山会议，陈伯达被直接送进监狱，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被迫做检讨，而且毛泽东指定他们的检讨必须要自己过目。而关于设立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过是一个导火索，真实的原因乃在于他们不听招呼，不停地制造冤案打击文革起来的造反派，当时叫做“新生力量”。这个打击造反派的过程，实际上为军队干部在地方上全面掌权创造了条件，因为当时党政系统的当权派已经成了死老虎，只有造反派是活老虎，扫除造反派一方的势力，军队掌权的障碍就没有了。第二次是毛泽东在1973年底进行的十大军区对调，目标就是“权归政，兵归营”，此后军队对地方政治的干预，在相当程度上停止了。

　　由于制造冤案过程中，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还有政治局委员的身份，而且是在行政权力争夺与运用过程中进行的。也由于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在林彪垮台之后，仍然在继续进行，中国最大的冤案涉及人数还在进一步扩大。这个清查运动打击面特别大，持续时间长，涉及人数多，因此成为后来反潮流和批林批孔运动的准备过程。因此后来的批林批孔运动中，许多地方人们不满足于把批判目标仅仅局限在林彪集团的数人身上，重提到文革末期的“旧政府与新文革”的问题，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周恩来。而在毛泽东的批评中，也确实同时严厉指责“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的严重局面，长期把主要精力放在打击群众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上，由于这样的严重打击所带来的扯皮、上访与反抗事件层出不穷，国家机关工作主要工作人员难免长期处于救火队员的地位上。

　　在文革正式成立革委会初期，以搞打砸抢为特色的保守派组织，很少有参加叁结合的。只是在文革后期对造反派的清算过程中，保守派才被当权派逐步提拔起来，填补到各级班子中去。如湖北和武汉的叁结合过程中，在省市两级革委会里，早期的叁字兵和后来的百万雄师都没有结合一个人，打砸抢的人上台是后来造反派挨整之后的事情。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这些人倒是上台了，武汉百万雄师的头头喻文斌后来做到武汉市某委副主任，后来拐了一笔公款到境外定居去了。北京搞红色恐怖的那些联动成员、还有西纠和海纠的成员，政治上上台也都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而他们经济上和政治上地位的初步改善或者说从同辈人中间脱颖而出，则是在1970年代开始通过“走后门”当工农兵大学生和参军风潮之后，这也是为什么走后门成为批林批孔运动的一个主要内容的原因。

　　对于文革进行反思没有什么不好，毛泽东在生前就提倡说现在要着重研究文革不足的方面。但是研究或者评论在进行之前，亲历者最好能够具备基本的学术良知，作为后人参与言说最好能够具备起码的知识准备，比方说至少要搞清楚造反派与保守派有没有区别，如果有区别有在什么地方；毛泽东和当权派有没有区别，如果当权派真的是大体上执行了（不奢谈全面执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那么文革有什么发动的必要？这些实际上是一些起码的问题，仅仅是涉及基本的推理能力与事实把握问题。非常奇特的事情是，一些人对文革一无所知，就有一大堆不可动摇的信念与真理在握；而另外一些人自己是亲身经历者，但是却一句真话也不说，在这么大的国家发生的一场如此浩大的运动，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竟然在认知上存在如此严重的不足，这似乎是不可思拟的。不过历史上凡是出现这种情况，都是因为不利于现时社会上强势集团的真相，才得不到揭露的。季羡林先生的反思言说，看起来不是为了证实和反思点什么，而是为了掩盖点什么。

二○○三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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