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燕：关于北京女十中教师孙迪之死

tuffy05

唐燕：关于北京女十中教师孙迪之死
——给王友琴纠错

　　 一
　　 近年，俄罗斯发行了记录斯大林时代130万个受难者的名字和他们生平资料的光盘；柬埔寨完成了对红色高棉在1975－1979年期间屠杀的22，000多受难者的记录；以色列国家博物馆至今仍在征集二战期间大屠杀受难者的资料；可是在中国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包括文革中的受难者，其姓名及生平至今没有完整的记录。
　　 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 ---- 关于迫害、监禁、杀戮的寻访实录》一书记录了659位文革受难者的名字和他们的悲惨故事，以"一个人抗拒着数亿人的遗忘"，部分填补了文革史的空白。虽然文革过去近四十年了，可是文革研究仍被压制，为文革唱赞歌的仍大有人在，王友琴却早在二十多年前就突破禁区，寻找缺失的历史，为文革受难者呼唤公正，难能可贵，非常值得我们尊重和学习。
　　
　　 二
　　 三年前，我偶然看到了《文革受难者》中的《孙迪》篇，孙迪是我的母校北京女十中的受难老师，读后却发现文中所述严重失实。我知道王友琴"完全是凭一人之力独立完成的" 这一"巨大的工程"，她的受访者大都是以底层和边缘的视角进行的口述和个人回忆，难免带有主观和记忆不准确的缺陷，文章内容失实在所难免。所以我没有太大惊小怪，我给王友琴写了封email，纠正了她文中的错误，并把这封email发给了经常发表王友琴文章的国内某网站，请他们转给王友琴，结果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今年1月，我在"共识网"上看到了王友琴公布的她的email地址，便把她在《孙迪》中记述的种种不实和我所知道的女十中文革情况毫无保留地写给了她。可是她给我回复了一封email，问了我几个问题，我又当即认真详细地回答了她之后，她却不再理睬我，既不表态，更没纠错，令我大失所望。
　　 我是女十中1966届初中生，当时就在学校。关于孙迪老师之死，我所知道的情况如下--
　　 孙迪老师是1965年从北京36中调到我校的。1966年8月的一天上午，她被36中的一伙老红卫兵揪走，说他在36中时曾"耍过流氓"，当天下午他被送回我校。孙老师是怎么被揪走的以及怎么被送回的我都没看见，我是傍晚时分看到他的，当时他躺在一辆三轮平板车上（不知那车是我校的还是36中的），那平板车就停在校门通往教学楼必经之路的路旁。当时他脸色苍白，毫无血色，已经昏死过去。他身穿白衬衫蓝长裤，衣裤上有点儿土不太干净，但没有血迹，并非王友琴写的"孙迪身上的衣服都被打烂打飞了"，当时36中的人早已无影无踪。后来他被我校师（生？）送往医院，不治身亡，记得说是因膀胱被打坏了。
　　 可以肯定的是：孙迪老师是被36中的而不是我校的红卫兵打死的。
　　 1968年春天，我校"四三派"曾联合36中"四三派"，并请孙老师的夫人参加，在我校礼堂为孙迪老师开过个追悼会；36中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孙夫人也曾到会发言控诉。这可以作为孙老师是被36中打死的佐证。
　　 固然，打死孙老师的是无法无天的红卫兵，究竟是哪个学校的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孙迪》一文连把打死孙迪的凶手和打死的地点都搞错了，还写得那么绘声绘色，让人觉得太离谱了。
　　
　　 三
　　 后来，我再次仔细阅读了《孙迪》，感觉王友琴对她所采访的我校一位学生的访谈资料，似乎没有进行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应有的鉴别、分析和取舍，而是如该书的副标题"实录"下来了，结果该文不仅对孙迪之死的记述严重失实，而且文体结构混乱。
　　 其中这段描写最不真实："当时北京的街上常看到收尸体的卡车。女十中在大街边上。一名当时女十中的学生说，西城区开始大规模抄家打人的第一天，傍晚的时候，她在学校门口看到一辆大卡车驰过，卡车上结结实实堆满了尸体，可能有五六十具。后来，她又看到这样的两辆卡车，装的都是红卫兵在"破四旧"中被打死的北京居民。就在学校门口，她一个人总共看到了大约150具尸体。"我在给王友琴的第二封email里针对这段实录问她："您也生活在'红八月'的北京，您觉得可能吗？"
　　 诚如余英时先生在王友琴这本书的《序》中所言："以史料的性质言，本书属于所谓'口述历史'"。众所周知，口述历史的采访者对受访者的口述内容并不是简单的实录，采访者应具有较为厚重的历史背景知识，采访前要尽可能充分地掌握相关的文献资料，要对口述课题的选择、提问，受访者的确定等等做好充分的准备，这样才便于与受访者沟通，易于对采访内容有准确的把握和透彻的理解。
　　 史料学是史家治史的基础，一直受到史学界高度重视，以至于有"历史学者的任务就是整理史料"以及"近代史学只是史料学"的说法。研究史料讲究证据和理性，史料必须多方收集、不断质疑、反复核实，科学鉴别、严谨分析，尽可能做到孤证不立、无征不信。分析史料的过程被称为"历史批判"或"历史批评"，即对历史资料的提供者是否可信、史料本身是否可靠、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原因、过程、结果等等与历史真相是否相符提出疑问，并作出科学的合乎逻辑的判断。如果材料不真实，绝不可被使用。
　　 当然，要想在访谈中获取绝对真实准确的史料是不可能的，但尽量去伪存真，尽可能接近真实完全可以做到。
　　
　　 四
　　 鉴于《文革受难者》一书涉及659人之多，王友琴仅凭一己之力"调查过的学校有200多所"，"和上千名经历了文革的人谈过话"，加上她对有些访谈资料不加分析和鉴别地实录，她书中有若干失实之处是必然的，否则才是不可思议的。
　　 王友琴在书前的《作者说明》中说："此书所记，仅是文革迫害的极小一部分。没有能写出更多的事实，作者请求死者原谅，也请求生者协助，以拓宽和深化此书的内容。"在她看来，此书没有"指正和纠错"的必要，而只需要"拓宽和深化"。
　　 作为文革研究专家，王友琴对这本书会被指正和质疑本应有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思想准备，应对那些诚恳的指正者表明一个更加诚恳的态度，并尽可能及时纠错。对任何历史事件的叙述，不可能只有一个声音，而当有人提供了足够的证据时，及时纠错才是最明智的。更何况在当今的网络时代，人人都处在信息的汪洋大海之中，都会受到监督和质疑，谁也不可能掩盖错误，更不可能垄断舆论。
　　 王友琴在写于今年8月，发表于10月12日"开放网"的《文革研究掩盖在雾霾中》一文中说："《文革受难者》出版十年来，这本书虽然没有走红畅销，但在读书界，不乏赞语，网上有时可以看到书的片段转载，或读者表示肯定的反应，没有明显的异议。" 今年3月《南方周末》"声称这本书'歪曲事实'。'歪曲'了什么事实？他们认为的'事实'是什么？他们没有说。对一本五十二万字的、在大量调查访谈基础上写成的大书，用三言两语给读者灌输一个结论，这种武断让人吃惊。至少，指控一本读者未有机会阅读的书'歪曲事实'也显得相当奇怪。报导不能指出这本书的哪一页哪一段哪一行不是事实，就作此断言，简单粗暴，这是一个大报应有的文风吗？"
　　 看了这段说辞，她迟迟不给《孙迪》纠错就不再令人困惑了：一旦她纠了错，她所要求《南方周末》的，"指出这本书的哪一页哪一段哪一行不是事实"不就不证自明了吗？显然，她也并未把今年1月我向她指出的，她把打死孙迪老师的凶手都张冠李戴了，以及那些孙老师如何在所谓我校被殴打致死的记述也都是不实之词看作是"明显的异议"。
　　 我们知道，《文革受难者》还曾受到过其他人的质疑，比如有关她母校校长《卞仲耘》篇几年前就被她的校友明确指出有多个不实之处，后来还引起了她们之间的不愉快，怎么能说这本书"没有明显的异议"呢？
　　 我还想提醒她的是：诸如她在《孙迪》里"围绕孙迪毒打他致死的，就有这'十三红'（指我校十三位老红卫兵）"这样明确的却是不真实的指控，若是在美国，"十三红"如果起诉她诬告陷害，她是要吃官司的。在美国生活多年的她应该懂的。
　　
　　 五
　　 众所周知，王友琴虽然受到了不少如《南方周末》这类的"武断"和"简单粗暴"，但也赢得过从著名学者到普通百姓的很多赞誉，比如：亦虹女士说："王友琴代表着揭露真相的力量"，"学术功力深厚，处理史料审慎"。《开放》杂志的金钟先生则说："作为出版者，十年来，我没有听到一个否定这本书的真实性的意见，相反，都是好评。当然，细节的出入，那是在所难免。遗漏更不必说。"
　　 不像金钟先生这样把话说得多少留了些余地，著名学者余英时和报告文学作家苏晓康在为《文革受难者》作的《序》里极尽溢美之辞。麦克法夸尔教授还经过王友琴允许，把《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的英文本"印进他在哈佛大学讲课用的读本里面。从那以后，这篇文章就一直被选课的学生阅读。每次都有数百学生选他的课。"
　　 在这样的高度颂扬和荣誉面前，有人指出她写的并非都是真相，甚至有的叙述失实得还比较严重，已经被骑在老虎背上的她要想下来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如我前面所说，像她的这种访谈和"实录"，有失实之处是必然的。其实，如果王友琴对她的书被指正取积极欢迎、求之不得的态度，并能及时纠错，只会给她加分而不是减分，她的形象会更加高大。
　　
　　 六
　　 既然她对我的纠错置之不理、不认为我对她的远不仅仅是细节的出入的指正是"明显的异议"，我该如何做？
　　 奉行求真求实的史学精神跟她较真？抑或应该看重她的主流和大方向，维护她的光辉形象和声誉，对孙迪之死不再发声？还是为了避免成为她冠以的"文革事实的'否认派'"而闭嘴？
　　 中国传统史学历来重视史家的修养，汉代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唐朝刘知几在《史通》中有《直书》、《曲笔》专篇，对直书予以表彰，对曲笔予以无情地鞭笞；梁启超提出史家要有史德、史学、史识、史才。西方人则说，要对历史怀有敬意。
　　 只有历史是一面真实的镜子而不是哈哈镜时，我们才能以史为镜。尊重敬畏而不歪曲改写历史不仅是王友琴那样的"文革研究专家"，也是我等这样的草民乃至全社会都应该持守的底线。如果我为了维护王友琴的声誉而放弃维护孙迪之死的真相，我就违背了求真求实的治学精神，就丧失了历史的正义。
　　
　　 七
　　 我毫不怀疑王友琴费尽心力写《文革受难史》正是为了伸张历史的正义，我相信她不会愿意她的书留有瑕疵，经不起历史的检验，我宁愿相信她是愿意纠错的，只不过尚未进入程序。因此我建议她从核实那些被质疑的内容做起，对没有失实的部分勇敢坚持，对确有失误之处及时纠错，既给质疑者，更给受难者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无疑，这将是一个繁琐的工程，好在此书主要记述的是中、小学领导和教师中的受难者。文革初，目击到这类受难者如何被迫害致死的见证人很多，当年年龄尚小的中小学生们如今大多数还都健在，正如王友琴说："我的书中所写的迫害、监禁和杀戮，并不是什么无从了解的秘密。1966年8月，拷打虐杀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张旗鼓地进行的。装运尸体的平板车和卡车在北京街上开过，连遮盖都没有，而被杀害的人，就是老师、同事、邻居甚至亲戚。这些暴行不像'文革'高层领导人的决策过程或私人生活那样只有很少人能知道。"
　　 长期以来，在国内做文革专门研究的人不多，这不仅因为这不准那不许，还因为其研究成果不能发表，不被认可，也就意味着研究者得不到相应的学术职称及与之相关的一切，结果"文革发生在中国，文革研究却在西方"。海外的文革研究者得天独厚，充分享有思想、言论、出版、交流的自由，没有禁区和障碍，更没有风险和后顾之忧，在如此宽松的学术环境下作研究就更应注重学术规范和学者风范，不辜负已有的荣誉。
　　 收集、核实、记录历史不仅是历史学者的本分，也是我们每个文革人的责无旁贷和不容回避的历史的和道义的责任，无数真实的个案才能构成文革历史的宏观叙述。希望所有知情者能提供更多的资料，以补充、核实、修正《文革受难者》，这不仅是帮助王友琴，更是帮助历史和我们自己。
　　
　　 超链：王友琴：《文革受难者》之《孙迪》篇：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91c827c0102v5gf.html
　　
　　 原载于：2014年11月15日电子刊物《记忆》121期

tuffy05

王友琴 《文革受难者》之孙迪


     孙迪，男，北京第十女子中学教员，1966 年 8 月下旬在校中被红卫
兵学生打死。孙迪被打死时 36 岁。
       孙迪是女子中学的教员。
       笔者调查了北京的 7 所女子中学，发现在 1966 年夏天，7 所女子中
学的红卫兵打死了 2 名教员和 3 名校长，另有至少有 3 名教员和一名工
友在被毒打后自杀身亡。这些女红卫兵还打死了一批校外居民。
       北京第十女子中学位于北京西城区，新街口大街和西直门内大街的
交会处。1949 年以前是一所基督教教会办的女子中学。1949 年以后取消
教会学校，改名为第十女子中学。文革中取消了女子中学，这个学校改
为男女合校，改名为北京 157 中学。
       1966 年8 月，第十女子中学像北京的其他中学一样，建立了红卫
兵，对校长、教师实行暴力性“斗争”。第十女子中学的女校长名叫陶
浩，被打得非常厉害。在“斗争会”上，陶校长的头发剃去半边，就是
当时所称的“阴阳头”。陶浩被毒打。她的几个手指被打断，有一只手
完全残废了。
       红卫兵不但毒打校长，也“斗争”和毒打一般老师。目击者说，在
第十女子中学的操场上，红卫兵包围了孙迪，用棒子和军用铜头皮带打
他。当时正是盛夏，天气炎热。孙迪身上的衣服都被打烂打飞了。目击
者看到铜头皮带打在孙迪几乎全赤裸的身体上，立刻呈现出一条一条的
血印子。她说，她当时感到非常害怕，但是打人的红卫兵却看起来非常
兴奋。
       当天晚上，已经被打得奄奄一息的孙迪被关在学校里。学校教学楼
对面有一排平房。那里的几个小房间，当时被红卫兵专门用来关押和殴
打折磨所谓“牛鬼蛇神”。该校的一名非红卫兵学生说，走过那里，就
闻到浓重的血腥气味，很是可怕。
       不知道那天夜里孙迪是否继续被打。那天夜里孙迪死在关他的小屋
里。目击者说，在第二天上午看到孙迪的尸体被放在一个独轮车里推出
来，推到校门外，被装上了一辆收尸体的大卡车，运往火葬场去了。
       被访者中没有人记得孙迪被打死的确切日期。这是容易理解的。死
亡发生在多年以前，而且，最主要的是，在当时的文革思想卷裹之下，
很多人并没有把一个老师被打死当作一个重要的事件来记住。
       笔者曾经写信给北京第 157 中学的校长，请求查阅学校的档案资料
以发现孙迪的死亡日期。因为人死以后，要注销户口停发工资，所以学
校会有记录。我也曾经得到别的学校的老师的帮助，从学校的档案记录
中查到别的死难者的死亡日期。这是一件应该很容易而实际上也可能很
困难的事情，取决于能查看学校档案记录的人是否愿意帮忙。在孙迪的
案例中发生的是，我没有得到任何回答，也就是说，被拒绝了，虽然甚
至没有人说一声“不行”。
       被访者说，孙迪被打死的时间，是在红卫兵抄家打人掀起高潮的那
几天。在北京，红卫兵打人高潮发生在 1966 年 8 月 18日毛泽东接见百
万红卫兵之后。这样推算，孙迪是在 1966 年 8 月下旬被打死的，那是文
革中最为血腥的时期之一。
       孙迪是教师，在文革一开始，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就被毛泽东定义为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成为文革的重点打击对象。另外，孙迪的“家
庭出身”是“地主”。从这样的家庭出身的人，当时被红卫兵称为“狗
崽子”或者“浑蛋”，当时被视为理应受到侮辱欺负的人。
       据当时该校的学生说，红卫兵毒打孙迪的时候，还说他是“流
氓”。至于他究竟犯有什么“流氓行为”，并没有人提供过具体的罪
证。文革前中学对男女关系方面的事情控制很严，如果孙迪有这方面的
过错，应该早已经受到处分并被清除出教师队伍。但是在 1966 年8 月的
恐怖气氛中，不但用残酷的手段折磨和处罚文革的对象，而且各种指控
也常常相当随意。在打人的狂潮中，某几个红卫兵杀人性起，就可以用
“流氓”的罪名把一个教员打死。
       当时第十女子中学里有著名的“十三红”，是十三个红卫兵，以暴
力和凶狠出名。她们的名字里都有个“红”字，其中有“继红”“卫
红”“红虎”等等。她们都是共产党老干部的女儿，当时称作“革命干
部子弟”。这是 1966 年夏天最为神气的一类人。这 13 个人不但把名字
改成有“红”在其中以表明“革命性”，而且把头发剪得很短，腰里系
着军用铜头皮带。这皮带既是军人服装的一部分，解下来就是很具杀伤
力的打人凶器。
       1966 年8 月 18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对给他献红卫兵袖章的红卫兵
宋彬彬说了“要武嘛”，随后宋彬彬就把她的名字改为“宋要武”。红
卫兵中也随此掀起过一阵改名风，改成一些有强烈文革色彩的名字。这
十三个红卫兵不但把名字都改成带有“红”字，而且积极参加暴力行
动。围绕孙迪毒打他致死的，就有这“十三红”。
       当时在红卫兵中，有一些像“十三红”这样的以暴力出名的帮伙。
在北京第四女子中学（现在的北京朝阳区陈经纶中学），有一群女红卫
兵当时给自己剃了光头，打人十分凶恶，被称作“光头党”，在京城里
闻名一时。第四女子中学的生物老师齐惠芹在校中被活活打死。在北京
第 27 中学，有四个初中的女红卫兵，“革命干部子弟”，因打人凶狠被
称为“四阎王”。她们在学校里打死了初二的一个女同学。死者的姓名
尚未查处。另一个应该注意到的事实是，“四阎王”这样的外号，在当
时并不是当作贬义的说法所使用的。凶狠和残忍，当时被视作“革命性
强”的表现，被视作荣耀。
       北京第十女子中学地处北京西城区。这个中学不是一个“革命干部
子弟”很多的中学。比如，在初中三年级有八个班，“革命干部子弟”
单独编班，只是八个班中的一个，也就是说，只有不到百分之十五的
“革命干部子弟”。在文革前，干部子弟在学校受到优待，但是对他们
在学习上和别的学生采用一样的标准，教师们在理论上也认为要平等对
待所有的学生。文革开始后，“革命干部子弟”的地位变了。他们公然
控诉学校领导给他们的特权不够，他们自称“自来红”，把其他家庭出
身的学生骂做“狗崽子”。这些“革命干部子弟”是 1966 年 8 月暴力迫
害的主导力量。  
       实际上，不但在女十中，在北京的其他中学，在 1966年红卫兵运动
开始的时候，红卫兵的负责人都是由该校的高干子弟担任的。这种新权
力结构表明了红卫兵运动在那一时期的性质。这些人也因此对这一时期
的暴行负有责任。但是，在文革的下一个阶段，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的
身任高位的父亲也受到迫害。有的人被从原来的大住宅里赶出来，全家
挤在又小又破的房子里。他们曾经使用于教育工作者身上的残酷迫害手
段，有的也被使用到他们自己的身上。最后他们也变得痛恨文革。但是
对他们自己在文革早期所作的暴行却很少反省。没有听到有参与打死孙
迪老师的红卫兵做过悔罪或者自我检讨。
       当年该校的一名“革命干部子弟”学生说，“革命干部子弟”红卫
兵在 1966 年的暴力行为，不但是文革影响的结果，也和他们从小所受的
家庭教育有一定关系。因为“革命干部”们一贯不讲究亲情而强调“革
命”和“斗争”，他们的孩子们因此往往缺乏基本的人性教育而可能变
得非常残忍。这是一个相当认真的反省。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红卫兵暴
力的事实一直被隐瞒或者忽略，所以关于为什么中学生会成为暴力迫害
的兴高采烈的执行者，还没有得到深入的探讨。
       在 1966 年夏天，红卫兵中间的骨干分子，可以当“红卫兵纠察队”
成员。 “红卫兵纠察队” 中最早成立也最有影响的是“首都红卫兵西
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西纠”在红卫兵暴行中起了重要的
领导作用。女十中红卫兵是“西城区纠察队”的发起者之一。这个学校
初三年级有四个红卫兵当上了“西城区纠察队”的成员。其中之一曾经
告诉她的同班同学说：她打人打得她自己“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文革之后，有人问这个打人太多以致“胳膊都抬不起来了”的“红
卫兵西城区纠察队”队员，她怎么能打人凶到这个程度。她回答了三条
原因。第一，一开始也怕，后来认识到这是革命，需要有革命勇气，就
努力打。第二，“西纠”别的人都打得很凶，如果自己要在其中待下
去，就得一样打。第三，打人打上瘾了。
       打孙迪是大白天在操场当着很多人的面打的。从这样的时间和地
点，也可以知道当时红卫兵把这样野蛮残忍的行为当作“革命行动”，
他们根本不以为需要隐瞒。行凶打人者是在後来才开始隐瞒这些事情
的。
       一位当时的学生说，虽然她没有上过孙迪的课，但是在文革前见过
他。在印象里，是一个圆脸，中等身材，白面书生模样的人。
       女十中是女校。学生都是女生。那里的红卫兵也都是女的。一群十
多岁的女红卫兵，把一个 36 岁的男老师，在操场上用棍棒和铜头皮带活
活打死，这是怎样的野蛮下流和残忍！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如果是男学
生打死了老师就不是野蛮和下流。只是由于在我们的文明中，女性通常
被教育得比较温和，所以，女中学生打死男老师，更加显出了文革的野
蛮程度对文明的背离程度。
       即使在文革结束后，多少年来一直还有一些红卫兵标榜他们当年的
“理想主义”，却从来不提这样的暴行。掩盖这样丑恶的暴行，把这样
的红卫兵的暴力行为称之为“理想主义”，世界上还有更大更明显的谎
言吗？还有人把文革时代称之为“激情岁月”。杀人的狂热是否可以称
之为“激情”呢？这是犯罪。
       孙迪被害，在当时不是孤立事件，也不是偶发事故，不是例外事
件，甚至也算不上极端事例。孙迪的死，只是 1966 年北京红卫兵的大量
暴行中的一个事例。当时北京的街上常看到收尸体的卡车。女十中在大
街边上。一名当时女十中的学生说，西城区开始大规模抄家打人的第一
天，傍晚的时候，她在学校门口看到一辆大卡车驰过，卡车上结结实实
堆满了尸体，可能有五六十具。後来，她又看到这样的两辆卡车，装的
都是红卫兵在“破四旧”中被打死的北京居民。就在学校门口，她一个
人总共看到了大约 150 具尸体。
       不久以后，这个学生自己的母亲，一个医生，也在被“斗争”和关
押后，跳楼自杀了。她得知母亲的死讯，悲痛加上愤怒，满头黑发竟然
全部脱落，一根都没有剩下，此后几十年也没有再生长出来。
       1968 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是文革中另一个迫害高潮。
在北京第十女子中学，有一名教员自杀。他姓夏，是高中的语文老师。
当年的学生已经想不起来他的名字，只记得他姓夏，个子很高，有一米
八零的身高，是个老教师，文革前他上课很受学生欢迎。
       在文革的前三年，北京第十女子中学有两名教员被害死。一个被活
活打死，一个自杀。该校的教师不到 100 人。而且，我们还未能了解哪
些人被打伤打残，更不要说人们遭受的心理上的重大创伤。
       当年女十中的学生说，他们曾经听说孙迪有妻子和一个孩子，但是
不知道他们后来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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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写在前面的话
以纪念文革受难者、反思文革为主题的“熊窝”公众号在10月13日首发了孙迪老师的两位学生的纪念文章《孙迪老师的阿拉丁神灯》，编辑小熊征求我意见：能否在熊窝公众号上重发我3年前写的给王友琴纠错一文。

我有些纠结，因为如果不同时发王友琴的《孙迪》篇，我的文章就失去了针对性，也是对王友琴的不公平。况且我这篇文章是就孙迪老师被三十六中而非女十中红卫兵打死这一事实给王友琴纠错，我在肯定了她＂寻找缺失的历史，为文革受难者呼唤公正＂的基础上，用大量篇幅论述了文革研究者应如何对口述史料收集、核实、鉴别、分析，涉及学术规范和学者风范。 我想小熊转发我的文章是为了让更多人关注此事，深入认识文革之恶，并非展示我与王友琴的分歧。

小熊回复说＂真相无禁区，水落才能石出，这是一个长长的过程，需要时间和更多的亲历者参与其中。我们揭露文革罪恶的方向是一致的。我就是想建一个多元的平台，……友琴是我的朋友，我知道她也不会反对的＂。

后两天发生的小波折使我认识到，如何研究文革其实一直是我们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因此非常有必要反复强调：研究文革时，要时刻警惕陷入文革思维、不断提升自己的历史学养、尽可能多地掌握背景知识，并怀有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

所以我不再犹豫，同意小熊重发我的原文，一一既坚持孙老师是被三十六中红卫兵而非女十中红卫兵打死的这一基本事实，也强调对真假难辨的史料以及对不同意见我们应有的正确态度。

近3年我了解到的有关孙迪老师的新信息是：一、孙老师原名孙德禧，1935年出生。1953年从北京四中高中毕业留校任教。1966年他去世时年仅31岁，而不是王友琴文中说的36岁。二、孙老师在三十六中任教时，有一个出身红五类的女生追求已婚的、风度翩翩的孙老师，被孙老师理所当然地拒绝了。那女生恼羞成怒，由爱转恨，反诬孙老师＂耍流氓＂，借＂红八月＂实施了灭绝人性的报复。三、据多位女十中同学回忆，1968年春天，孙老师的夫人不仅参加了我们为孙迪老师召开的追悼会，而且在会上发了言。我在文中只记述她参会了，特此补充。

小熊说，《孙迪老师的阿拉丁神灯》发表后，“熊窝”公众号管理后台收到原女十中老三届同学的留言，提到当年目睹孙老师受迫害的情景。我衷心希望此文重发后，更多三十六中和女十中的当事人、知情者说出他们所了解的孙老师被迫害的事实，在去伪存真的基础上把原因和过程尽可能完整地拼接起来，以告慰孙迪老师的在天之灵，让更多年青人了解在那个残暴的文革时期，普通人的性命如何没有保障。（ 2017/10/22　唐燕）



我所了解的孙迪之死——给王友琴纠错

（一）
近年，俄罗斯发行了记录斯大林时代130万个受难者的名字和他们生平资料的光盘；柬埔寨完成了对红色高棉1975至1979年期间屠杀的22000多名受难者的记录；以色列国家博物馆至今仍在征集二战期间大屠杀受难者的资料；可是在中国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包括文革中的受难者，其姓名及生平，至今没有完整的记录。

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杀戮的寻访实录》一书记录了659位文革受难者的名字和他们的悲惨故事，她以“一个人抗拒着数亿人的遗忘”，部分填补了文革史的空白。虽然文革过去近40年了，可为文革唱赞歌的大有人在，王友琴却早在20多年前就突破禁区，寻找缺失的历史，为文革受难者呼唤公正，难能可贵。非常值得我们尊重和学习。

（二）
3年前，我偶然看到了《文革受难者》中的《孙迪》篇，孙迪是我的母校女十中的受难老师，读后却发现文中所述严重失实。我知道王友琴“完全是凭一人之力独立完成的” 这一“巨大的工程”，她的受访者大都是以底层和边缘的视角进行的口述和个人回忆，难免带有主观和记忆不准确的缺陷，文章内容失实在所难免。所以我没有太大惊小怪，我给王友琴写了封Email，纠正了她文中的错误，并把这封Email寄给了经常发表王友琴文章的国内某网站，请他们转给王友琴，结果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今年1月，我在“共识网”上看到了王友琴公布的她的Email地址，便把她在《孙迪》中记述的种种不实和我所知道的女十中文革情况毫无保留地写给了她。可是她给我回复了一封Email，问了我几个问题，我又当即认真详细地回答了她之后，她却不再理睬我，既不表态，更没纠错，令我大失所望。

我是北京女十中1966届初中生，当时就在学校。关于孙迪老师之死，我所知道的情况——孙迪老师是1965年从三十六中调到我校的。1966年8月的一天上午，她被三十六中的一伙老红卫兵揪走，说他在三十六中时曾“耍过流氓”，当天下午他被送回我校。孙老师是怎么被揪走的以及怎么被送回的我都没看见，我是傍晚时分看到他的，当时他躺在一辆三轮平板车上（不知那车是我校的还是三十六中的），那平板车就停在校门通往教学楼必经之路的路旁。当时他脸色苍白，毫无血色，已经昏死过去。他身穿白衬衫蓝长裤，衣裤上有点儿土不太干净，但没有血迹，并非王友琴写的“孙迪身上的衣服都被打烂打飞了”，当时三十六中的人早已无影无踪。听说后来他被我校师生（？）送往医院，不治身亡，记得说是因膀胱被打坏了。

可以肯定的是：孙迪老师是被三十六中的而不是我校的红卫兵打死的。1968年春天，我校“四三派”曾联合三十六中“四三派”，并请孙老师的夫人参加，在我校礼堂为孙迪老师开过个追悼会；三十六中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孙夫人也曾到会发言控诉。这可以作为孙老师是被三十六中打死的佐证。

固然，打死孙老师的是无法无天的红卫兵，究竟是哪个学校的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孙迪》一文连把打死孙迪的凶手和打死的地点都搞错了，还写得那么绘声绘色，让人觉得太离谱了。

（三）
后来，我再次仔细阅读了《孙迪》，感觉王友琴对她所采访的我校一位学生的访谈资料，似乎没有进行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应有的鉴别、分析和取舍，而是如该书的副标题“实录”下来了，结果该文不仅对孙迪之死的记述严重失实，而且文体结构混乱。

其中这段描写最不真实：“当时北京的街上常看到收尸体的卡车。女十中在大街边上。一名当时女十中的学生说，西城区开始大规模抄家打人的第一天，傍晚的时候，她在学校门口看到一辆大卡车驰过，卡车上结结实实堆满了尸体，可能有五六十具。后来，她又看到这样的两辆卡车，装的都是红卫兵在“破四旧”中被打死的北京居民。就在学校门口，她一个人总共看到了大约150具尸体。”我在给王友琴的第二封Email里针对这段实录问她：“您也生活在‘红八月’的北京，您觉得可能吗？”  

当然，要想在访谈中获取绝对真实准确的史料是不可能的，但尽量去伪存真，尽可能接近真实完全可以做到。

（四）
鉴于《文革受难者》一书涉及659人之多，王友琴仅凭一己之力“调查过的学校有200多所”，“和上千名经历了文革的人谈过话”，加上她对有些访谈资料不加分析和鉴别地实录，她书中有若干失实之处是必然的，否则才是不可思议的。

王友琴在书前的《作者说明》中说：“此书所记，仅是文革迫害的极小一部分。没有能写出更多的事实，作者请求死者原谅，也请求生者协助，以拓宽和深化此书的内容”。在她看来，此书没有“指正和纠错”的必要，而只需要拓宽和深化”。

诚如余英时先生在王友琴这本书的《序》中所言：“以史料的性质言，本书属于所谓‘口述历史’”。众所周知，口述历史的采访者对受访者的口述内容并不是简单的实录，采访者应具有较为厚重的历史背景知识，采访前要尽可能充分地掌握相关的文献资料，要对口述课题的选择、提问，受访者的确定等等做好充分的准备，这样才便于与受访者沟通，易于对采访内容有准确的把握和透彻的理解。

史料学是史家治史的基础，一直受到史学界高度重视，以至于有“历史学者的任务就是整理史料”以及“近代史学只是史料学”的说法。研究史料讲究证据和理性，史料必须多方收集、不断质疑、反复核实，科学鉴别、严谨分析，尽可能做到孤证不立、无征不信。分析史料的过程被称为“历史批判”或“历史批评”，即对历史资料的提供者是否可信、史料本身是否可靠、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原因、过程、结果等等与历史真相是否相符提出疑问，并做出科学的合乎逻辑的判断。如果材料不真实，绝不可被使用。

作为文革研究专家，王友琴对这本书会被指正和质疑本应有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思想准备，应对那些诚恳的指正者表明一个更加诚恳的态度，并尽可能及时纠错。

对任何历史事件的叙述，不可能只有一个声音，而当有人提供了足够的证据时，及时纠错才是最明智的。更何况在当今的网络时代，信息时代，人人都会受到监督和质疑，谁也不可能掩盖错误，更不可能垄断舆论。

王友琴在写于今年8月，发表于10月12日开放网的一篇文章中说：“《文革受难者》出版十年来，这本书虽然没有走红畅销，但在读书界，不乏赞语，网上有时可以看到书的片段转载，或读者表示肯定的反应，没有明显的异议” 。今年3月《南方周末》“声称这本书‘歪曲事实’。‘歪曲’了什么事实？他们认为的‘事实’是什么？他们没有说。对一本五十二万字的、在大量调查访谈基础上写成的大书，用三言两语给读者灌输一个结论，这种武断让人吃惊。至少，指控一本读者未有机会阅读的书‘歪曲事实’也显得相当奇怪。报道不能指出这本书的哪一页哪一段哪一行不是事实，就作此断言，简单粗暴，这是一个大报应有的文风吗？”

看了这段说辞，她迟迟不给《孙迪》纠错就不再令人困惑了：一旦她纠了错，她所要求《南方周末》“指出这本书的哪一页哪一段哪一行不是事实”不就不证自明了吗？显然，她也并未把今年1月我向她指出的，她把打死孙迪老师的凶手都张冠李戴了，以及那些孙老师如何在我校被殴打致死的记述也都是不实之词看作是“明显的异议”。

我们知道，《文革受难者》还曾受到过其他人的质疑，比如有关她母校校长《卞仲耘》篇几年前就被她的校友明确指出有多个不实之处，后来还引起了她们之间的不愉快，怎么能说这本书“没有明显的异议”呢？

（五）
众所周知，王友琴虽然受到了不少如《南方周末》这类的“武断”和“简单粗暴”，但也赢得过从著名学者到普通百姓的很多赞誉，比如：亦虹女士说：“王友琴代表着揭露真相的力量”，“学术功力深厚，处理史料审慎”。《开放》杂志的金钟先生则说：“作为出版者，十年来，我没有听到一个否定这本书的真实性的意见，相反，都是好评。当然，细节的出入，那是在所难免。遗漏更不必说”。

不像金钟先生这样把话说得多少留了些余地，著名学者余英时和报告文学作家苏晓康在为《文革受难者》作的《序》里极尽溢美之辞。麦克法夸尔教授还经过王友琴允许，把《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的英文本“印进他在哈佛大学讲课用的读本里面。从那以后，这篇文章就一直被选课的学生阅读。每次都有数百学生选他的课”。

在这样的高度颂扬和荣誉面前，有人指出她写的并非都是真相，甚至有的叙述失实得还比较严重，已经被骑在老虎背上的她要想下来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如我前面所说，像她的这种访谈和“实录”，有失实之处是必然的。其实，如果王友琴对她的书的指正采取积极欢迎、求之不得的态度，并能及时纠错，只会给她加分而不是减分，她的形象会更加高大。

（六）
既然她对我的纠错置之不理、不认为我对她的远不仅仅是细节的出入的指正是“明显的异议”，我该如何做？

奉行求真求实的史学精神跟她较真？抑或应该看重她的主流和大方向，维护她的光辉形象和声誉，对孙迪之死不再发声？还是为了避免成为她冠以的“文革事实的‘否认派’”而闭嘴？

中国传统史学历来重视史家的修养，汉代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唐朝刘知几在《史通》中有《直书》、《曲笔》专篇，对直书予以表彰，对曲笔予以无情地鞭笞；梁启超提出史家要有史德、史学、史识、史才。西方人则说，要对历史怀有敬意。

只有历史是一面真实的镜子而不是哈哈镜时，我们才能以史为镜。尊重敬畏而不歪曲改写历史不仅是王友琴那样的文革研究专家，也是我等这样的草民乃至全社会都应该持守的底线。如果我为了维护王友琴的声誉而放弃维护孙迪之死的真相，我就违背了求真求实的治学精神，就丧失了历史的正义。

（七）
我毫不怀疑王友琴费尽心力写《文革受难者》是为了伸张历史的正义，我相信她不会愿意她的书留有瑕疵，经不起历史的检验，我宁愿相信她是愿意纠错的，只不过尚未进入程序。因此我建议她从核实那些被质疑的内容做起，对没有失实的部分勇敢坚持，对确有失误之处及时纠错，既给质疑者更给受难者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无疑，这将是一个繁琐的工程，好在此书主要记述的是中、小学领导和教师中的受难者。文革初，目击到这类受难者如何被迫害致死的见证人很多，当年年龄尚小的中小学生们如今大多数还都健在，正如王友琴说："我的书中所写的迫害、监禁和杀戮，并不是什么无从了解的秘密。1966年8月，拷打虐杀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张旗鼓地进行的。装运尸体的平板车和卡车在北京街上开过，连遮盖都没有，而被杀害的人，就是老师、同事、邻居甚至亲戚。这些暴行不像文革高层领导人的决策过程或私人生活那样只有很少人能知道"。

收集、核实、记录历史不仅是历史学者的本分，也是我们每个文革人的不容回避的历史的和道义的责任，无数真实的个案才能构成文革历史的宏观叙述。希望所有知情者能提供更多的资料，以补充、核实、修正《文革受难者》，这不仅是帮助王友琴，更是帮助历史和我们自己。(2014年10月）

原载华夏文摘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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