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耘：记陶德坚和「红教联」

tuffy05

孙耘：记陶德坚和「红教联」

July 29, 2015


Y–一位关心、熟悉清华的朋友
S–孙耘

Y：清华在许多方面都与众不同，过去有骄人的历史，文革中有激烈的争斗， 直到今天又有‘大清帝国’一说，在国内大专院校中确实独树一帜。
S：以我的亲身经历和观察比较，就政治生活中的行为而言，清华与哈工大、华工这些学校大不相同。‘红教联’陶德坚老师的遭遇就是典型的例证。
文 革一代清华人没有不知道‘红教联’的，那是个‘牛鬼蛇神大杂烩’，是‘右派翻天’的典型。‘红教联’连同它的发起人陶德坚老师早就被被批得臭不可闻，以至于四十年以后，所谓牛鬼蛇神、右派早已成为遥远的历史，一位团派观点的干部在谈起文革时还不忘与红教联划清界限，强调：我们与红教联可不一样。
查看大事记，1966 年10 月28 日，在地质学院等院校造反教师的鼓励和支持下，‘清华大学红教联’宣告成立，成员包括土建、冶金、电机、自控、基础课等单位的教师。12 月12 日，‘红教联’扩充并更名为‘红教工’，加入了实验员、工人和职员等，一度发展到近二百人。67 年1 月23 日，‘红教工’加入井冈山兵团。3 月15 日‘红教工’解散，回本单位闹革命。‘红教联’的历史沿革大多数人并不清楚，唯有仅存在一个半月的‘红教联’之臭名延续至今。这是清华文革史上很值得关注 的一个现象。
我与‘红教联’接触不多，只认识其中几个老师，如林贤光、曹维涤、张家廉等， 专门搞‘陈里宁案件’的朱起鸣也见过几面，与陶德坚本人并不熟，印象中她是一位温和端庄、略显柔弱的年轻老师。陶德坚是414 重点攻击对象，后来受陈里宁案件牵连，被团派‘群众专政’。30 多年后，在‘五柳村’网站上看到陶老师的回忆录《风雨人生》，始知她已在1997 年7 月离开人世。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她拼尽心血记录下自己的人生之路，为后人留下宝贵的历史资料和精神财富。她的爱人陶世龙，即‘五柳村’网站的创办人，近 年回国住大女儿处，与我们同在一个小区，见面机会较多，因此，我对他们夫妇多了一些了解。

Y：你介绍一下陶德坚老师吧，她可算清华文革中的名人。
S： 陶德坚十七八岁时，带着‘救人’、‘为人人都得到幸福而奋斗’的理想， 为圆自己的大学梦，从香港来到北京，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大学生。她怀着强国富民的梦想，一心跟共产党走，对未来的事业、生活、爱情都充满期待和幻想。我们自 己亲有体会，一代代青年学生都有相似的成长过程。那个时候急需知识和人才，环境相对宽松，强过后来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所以，尽管父亲是国民党员， 陶老师还能很快入团入党，当上学生干部，成为同学中的佼佼者。
1953 年8 月陶德坚他们提前毕业。她作为唯一的党员拿着一摞档案，与九位同学一起从天津大学分配到清华，充实缺少师资的建筑系。她一到清华即受重用，担任系党支部宣 传干事，参加了清理思想运动和肃反运动。然而，她心地善良， 思想单纯，尤其缺少政治历练。她听到几个天大同学对党支部的意见，就原原本本向支部书记刘小石反映，结果酿成‘曹昌彬事件’。曹昌彬等五位同学被打成‘反 党小集团’，在后来的反右运动中又加重处理，被戴上右派帽子送去劳改。这些同学蒙冤二十余年，其中一位先家破后人亡，十分悲惨。在1957 年整风时， 陶老师对照毛泽东的讲话认为曹昌彬等人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并直言提出， 结果虽然没被打成右派，却在58 年追加了一个‘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当时她实在想不通，在刘小石跟前‘仅仅说了一句：“我真真是想党能把事情做得好一些的”， 就大哭起来。’
关 于这个事件，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事件发生在1956 年冬季，在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以前，更在‘反右’之前。由‘水平很高’的刘冰同志亲自操刀，同时在建筑系还抓出英若聪等三 名研究生组成的‘反党集团’。这件事说明，蒋南翔有很强的党性和政治嗅觉。1956 年10 月底发生匈牙利事件以后，他反应迅速，马上就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抓‘裴多菲俱乐部’， 在高校中起到示范作用。其二，曹昌彬他们只不过对刘小石的‘宗派主义’有意见， 说他对清华毕业的人亲近，对外校分来的疏远，根本不涉及党的大政方针和校党委的治校原则。深谙共产党斗争策略的蒋南翔把对支部书记的意见升格，说他们‘有 纲领、有策略地进行反党活动，……企图篡夺党在建筑系的领导权’，让刘冰一棒子打下去，毫不留情，显然是借机作为打造‘不漏气发动机’的重要步骤。事实 上，反右时所谓重灾区，如政治课，物理、外语教研室等都是‘外来户’集中之地。正因为文革前非清华出身的教师、干部普遍有不同程度的受压感，有些还受到直 接打击，所以他们在文革中多数参加到团派。

党内处分是个政治上的重大打击，但对陶老师并没有很大影响。她觉得自己本来就是搞业务的，不 作 支部宣传干事了，就回到设计院继续带学生作设计。她后来成为精密仪器机房防微震领域的专家。说起陶德坚，建筑系老师都知道她聪明能干，干活不要命。一位 414 派的老师听到她去世的消息，一句感叹脱口而出： 哎呀，那是个能人呐。‘能人’是同事们对陶德坚的一致评价。

Y：文革中她必定也是‘能人’了。
S： 文革中的陶老师吸取了过去的教训，紧跟党的领导，先后保蒋、保工作组，结果一错再错。她糊涂了，然而又开始清醒了。原来蒋南翔、工作组都没按毛主席的指示 办事。毛主席告诉我们：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 而应当坚决抵制……毛主席才是我们的贴心人。工作组撤销后，受到‘十六条’ 的鼓舞和地质学院教师自发组织起来闹革命的影响，她挺身而出，在万马齐喑的清华教师队伍中，率先按照‘巴黎公社原则’组织‘红教联’，要自己教育自己， 自己解放自己。从曹昌彬事件到成立红教联，说明陶老师是有觉悟、有正义感的， 是为人正派的，然而在政治上又是很幼稚的。一个‘漏网右派’牵头组织一伙旧社会的‘残渣余孽’起来造反，在很多人看来自然是大逆不道的事，从此开始了她荆 棘丛生的文革之路。红教联和陶德坚像是团派的软肋，先有一百五十多名干部联名写公开信要求蒯大富清除‘陶德坚之流’，随后即成为414 的首要攻击对象。我看到一篇文章，说罗征启老师曾坦率地承认：当时414 是把社会上所有能收集到的、他们认为反动的言论，都放到陶德坚头上。
1968 年春，江青、康生指名让抓‘陈里宁事件’中‘清华那几个坏人’，陶德坚老师被团派‘群众专政’，关押了几个月。工宣队主政以后，陶老师更成为‘全能运动 员’，每一次政治风波都要抓她作为背后的‘阶级敌人’。林彪倒台，她早年的学生借谈心之机鼓励她暴露思想，殊不知是惯用的‘引蛇出洞’招法，她遂被批为林 彪的‘社会基础’。72 年清查5.16 收场后，她成为全校唯一一个‘暂不戴帽子的5.16 反革命分子’，并被‘清除出党’。1974 年‘批林批孔’时， 因为‘拒不认罪服罪，疯狂翻案，抗拒改造’，又给她加上一顶‘现行反革命’帽子， 并‘交群众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她已吸取教训不再‘谈活思想’，然而还是被批为邓小平、刘冰的社会基础。在多年的频繁批斗和劳动改 造中陶老师承受了难以忍受的屈辱。连尚未‘解放’的蒋校长看到后都‘充满关怀之情叹息地说：“怎么让你一个女同志来干这个？”’
直到四人帮倒台，陶老师的处境才有所改善：不再扫厕所了；不必定期汇报思想了；进出清华园不需要专案组批准了。我无法想象，陶老师被连续‘专政’八年， 在清华园是独一无二的，其间她遭受了多少摧残？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她那瘦弱的身躯？

Y：后来在政治上给陶老师平反了吗？
S： 文革结束后政治形势变化很快：落实政策，邓小平复出，平反冤假错案， 可以说天翻地覆了。然而，令人难以理解且深感愤懑的是，在陈里宁释放并恢复党籍之后，专案人员仍有说词：“定你为反革命不单是为陈里宁翻案，从为曹昌彬翻 案，到你文革中的表现，说明你一贯反动，你别想翻案。”再后来右派改正， 曹昌彬们平反了，文革中的案件都要一一复查。专案组还有应对招法，像对付钱伟长的右派改正问题一样，就是一个字——拖。直到1979 年底，经过上层的干预， 校方才发还陶老师被扣的工资，并费尽心思拼凑出一个‘复查结论’，其中列举了‘带头冲击专政机关’，‘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以及‘一系列错误言行’等罪 名， 做出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叫做‘不定为敌我矛盾性质’。同时拒不解决陶德坚被迟群开除党籍的问题，要‘另作研究’。‘不定为’三个字算清华的又一个创新， 如同迟群在清队时首创的‘帽子拿在群众手中’一样。小学生也明白，‘不定为’ 不等于‘不是’，只为了留下一个‘敌我矛盾’的暗扣。可叹清华人的高智商都用在玩弄整人的文字游戏上，不能不说这是母校的悲哀和耻辱。陶老师理所当然地予 以拒绝并要求就有关事实对质，结果‘结论’不了了之，事情又拖了下来。
当年身为政治部主任的胡启立曾仔细听过他们的申诉，但没有正面表态；另一 位 外来的党委副书记挑明了原因：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有个过程，因为解决快了群众思想接受不了。谁能在清华自封为代表‘群众’？显然有一些执掌实权的人还想整 治陶德坚。陶老师以切肤之痛认识到：现在看来，蒋南翔造就的这台不漏气发动机还在起作用，如果想过一个人的正常生活，只有三十六计走为上。
1982 年武汉华工的改革家朱九思邀请周卜颐教授去创建建筑学专业。曾为右派的周教授想到同命相联的陶德坚，予以推荐。朱校长毅然决定接收，后来还派组织部长去清 华调取陶老师的文革档案，以便解决‘开除党籍’的问题，但清华让这位部长坐了冷板凳。好在改革开放后的政治生活有了重大变化，在华工，陶老师一直以没有 ‘政治结论’的身份顺利工作，直到退休。
在回顾了自己的‘风雨人生’之后，病榻上她一吐真情：我心中的世界前所未有的开阔，我不再记恨那些伤害 过我的人，……我在清华是受到许多伤害，但我也伤害过别人，往事值得我们深思，而不是冤冤相报何时了。在‘后记’中她再次表示：我对各位朋友有过什么顶撞， 造成过什么伤害，均请各位予以谅解。陶德坚老师离我们而去已经15 年了。建议我的同学们再去读读这短短8 万字‘素描式的人生画卷’，尽管读来颇感压抑，但你会有很多新的感悟。

Y：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啊。
S：在清华的政治氛围 下，我认识的不少团派教师、干部，都像陶德坚那样选择了离开，包括一些正牌清华出身的。他们在社科院、北大、复旦等单位担当学术领导工作，做出了显著成 绩。当年与陶老师一起分配到清华的10 名天大同学，最后只留下林贤光一人。到九十年代，全建筑系的老教师中，非清华牌的只剩下林贤光和曾昭奋两位。
传统是无形的巨大力量，清华的优良传统是我们的一份宝贵财富。可惜‘新清华’还留下这样一个令人不齿的整人、排外传统。我真心希望，这个传统到我们这一代能寿终正寝。

Y：当年痛批过红教联和陶德坚的人，今天恐怕都有了新的思考和认识。
S：是的。这是人们认识事物的必然过程嘛。‘红教联’的老对头‘万山红’ 战斗组的一位骨干教师就发过感慨：陶德坚死得太早了，好些事情她看在前头了。几年前，414 总部核心组的蒋南峰同学登门拜访林贤光夫妇，为1967 年初的抄家行为鞠躬道歉。林老师很为感动。
沈 如槐在自己的书中重新认识当年打击红教联的行为：我们和红教联之间在政治观点上有极大的分歧，我们认为他们的许多言行是错误的，……（但）不应该一棍子打 死，更不应该采取批判斗争的方式。另一方面，我们没有认真全面地研究红教联的观点，仅仅为了政治的需要，为了打击团派，就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把红教联的成员一律说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即使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做也是错误的。他接着表示：在这里我也愿意诚恳地向那些被我们414 批判、揪斗、抄家、关押甚至体罚殴打的教师、职工及其他同志表示道歉。后来在一次聚会上， 沈如槐见到陶德坚老师的爱人陶世龙先生，还当面表达了歉意。
孙 怒涛在文中也鲜明地表述自己的想法：她在反右时因为在鸣放会上代表几个人提了一点很轻微的意见而受到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此后虽然还是党员，政治地位已一 落千丈。她积极参加文革，又受到到很大冲击，特别是受到414 的极大打压。此后她的人生之路一直坎坷，甚至无法在清华立足。……我从她不平坦的人生经历中，看到了其中有一些像是我的影子。今天看来，她是一位很优秀的 女同志。我为曾经伤害过她感到不安和内疚。

Y：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听说某位414 派的老师讲过，‘今天如果再搞文化大革命，我就参加红教联，也要“彻底砸烂”’。面对今天的现实，大家都更需要反思文革。
S： 反思文革的课题很多。我们不妨仿照孙怒涛同学，从反问自己开始：你为什么自觉地投身文革？你为什么参加某一派？几十年中你对自己和文革的认识有什么改变？ 等等。这些问题看似简单，回答得清晰透彻却不那么容易。那些连篇累牍下笔万言的作家、评论家和研究者更要先做好这些功课，起码要给自己一个让自己信服的回 答。对亲历者而言，没有对自己的反思，你描绘的文革再生动再热闹，也势必有某种扭曲和雕琢，更何谈深入的研究与恰当的评论？
孙怒涛用工程方法论 将学生划分为‘优质生’和‘差质生’，以优质群体和差质群体来解释两派的分野，虽然逻辑上显得简单生硬，优质、差质的说法也值得探讨，但从宏观上看不无道 理。一个人的思想认识与所处地位密切相关。所谓‘地位’，不论是经济地位还是政治地位，本质上是在社会利益链中的位置。某些年轻的研究者指出，不同群体的 观点、思潮分歧背后有深层次的利益之争。我们耻于谈利，但他们作为后来人和旁观者的看法是不是更深刻呢？
我前面已指出文革理论和行为充满了悖论 和矛盾。毛泽东要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解决‘特权阶层’问题。414 某些朋友针对这个理论有精辟的见解：老四老团都是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只不过老四强调‘无产阶级专政’， 而老团强调‘继续革命’。其实，正如沈如槐指出的，毛泽东这个提法本身就是悖论。党的官僚体系和严密的组织系统是不可或缺的专政工具，而‘继续革命’又要 打碎它，犹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注定不会成功。时至今日，‘特权阶层’ 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在新形势下变本加厉，体制性的腐败愈演愈烈，已成为中国社会的癌瘤。如今抛弃了‘革命’而代之以‘改革’，能否走出悖论的怪圈， 结果将如何，人们还在拭目以待。

摘自孙耘《我的文革心路历程》（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2月香港第1版，155-160页。本标题是五柳村编者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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