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大跃进”的高潮北戴河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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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7月23日，我接到中央通知，定于8月13日在北戴河开会，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参加，要求8月12日报到。过了几天，8月l日，又接通知，为了给各大协作区留出时间再开一次会议，北戴河会议推迟三天举行，改在8月16日开始，8月15日报到。
　　 我给毛主席写第一封信，委婉地反映了华东1959年产钢600万叱的计划对机械工业造成的严重困难，以及电力难以相应保证计划的完成。其时，毛正在“大跃进”的兴头之上，根本听不进去，未予理睬。
　　 去北戴河之前，中央的通知就附了17个要讨论的问题：1。明年、五年经济计划问题；2。今年铁、钢、铜、铝问题；3。明年农业问题；4。明年水利问题；5。合作化问题；6。今年商业收购和分配问题（包括今年粮食处理）；7。教育问题；8。干部参加劳动问题；9。劳动制度问题；10。570万人去边疆问题；11。技术保密问题；12。国际形势问题；13。今冬明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14。协作问题；15。深耕问题；16。肥料问题；17。民兵问题。在这17个问题中，中心的问题是当年的钢铁生产和建立人民公社（即第5个“合作化问题”）。
　　 八大二次会议开过之后，“大跃进”运动进一步升级，高指标风和浮夸风弥漫全国。各地区、各部门修改和提高指标成了一种“竞赛”，刚刚确定的指标很快就被更高的指标突破。而钢产量翻一番的计划指标，成了这场指标“竞赛”的龙头。5月，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计划提出，1958年产钢800万吨；5月下旬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提高到800一850万吨；6月中旬，计委又涨到850一900万吨；同时毛泽东提出翻一番的设想，要把指标提高到1100万吨，不到一个月，钢指标涨了3次。
　　 与高指标相伴生的，是竞放高产“卫星”的浮夸风，粮食高产“卫星”的竞放，尤其喧嚣一时北戴河会议前，早稻亩产放的最大“卫星”，是湖北麻城县麻澳河乡的所谓“天下第一田”亩产36956斤；花生亩产的最大“卫星”，是福建南安县胜利乡，亩产1万斤。《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是祝贺“双星”高照。粮食“卫星”的腾空，竟使毛泽东发出“粮食多了怎么办”的疑问，还要人们“一天吃五顿”。8月12日，毛泽东视察天津时说：“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件东西就什么事情都好办了。”这时在他看来，粮食的事情已经办好了，不是生产而是如何消费的问题了；不是要扩大耕地，而是要少种一些地了。
　　 但是钢铁的事情还没有办好，截止6月底，全国钢产量完成312万吨，仅为年计划的27%。7月份，冶金部直属的大企业仅完成钢产量月计划的86%；11个省市没有完成月计划，而到年底只有4个多月了。毛泽东为粮食问题兴奋不已，对钢铁问题则忧心忡忡。钢翻一番是他的主张，话已说出去了，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只有背水一战，拧紧钢铁生产的“发条”，下死命令：钢产量一吨也不能少，必须确保翻一番。
　　 我是16日到北戴河的。当天下午和晚上开预备会议，李富春谈会议将要讨论的问题。北戴河会议我的情绪不高，但记录还是做了的，有的还记得比较详细。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1959年计划和“二五”计划。先讨论1959和“二五”计划的指标，再作决议。会议分10个小组谈。
　　 8月17日，北戴河会议开始。地点在北戴河中直一分院礼堂。第一天的会是下午3点半开到5点，记得有80多人参加。主要是毛泽东讲话：
　　 这次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省和自治区的负责同志都参加。题目就是印发的这些，同志们还可出题目。
　　 重点是第一个问题，明年、五年经济计划问题，主要是工业计划问题。这是重点、主题。这次会议也可以说是工业会议，农业、商业也有一点。发下一个参考数字，不太公道，大家来进攻，要搞公道一点，正确一点，搞三天，由富春负责。
　　 第二个问题，今年的问题，也是工业问题，铁、钢、铜、铝的问题。钢由1957年的534万吨翻一番，达到1100万吨，到年底只有4个月13天了，有完不成的危险，中心问题是没有铁。现在都打了电话，发动了，可是还要抓紧些，要催回电话，保证完成。
　　 第三个问题，明年农业生产安排问题，由谭震林负责准备一个文件。
　　 第四个问题，明年水利问题，由谭震林负责。
　　 第五个问题，农业合作化问题，印发一份河南试办人民公社的简章。第三至五个问题，由谭震林负责。
　　 第六个问题，今年商业收购和粮食分配问题，包括今年粮食处理问题。由先念负责。粮食产量今年可能达到6500亿斤，一说7000亿斤，6。5亿人口，每人l000斤，明年每人争取达到1500斤，后年2000斤。是否搞到2500一3000斤，这是方针问题，大家议一议。是否可以无限制地发展粮食，我看超过3000斤就不好办了。（谭震林插话：想搞2500斤）。
　　 第七个问题，教育问题。陆定一同志写一篇文章，决议即可印发。
　　 第八个问题，干部参加劳动问题。包括我们在座的，不论作什么官，不论官大官小，凡能参加劳动的都要参加，太老的和太弱的除外。我们作官的有几百万，加上军队有一千几百万，究竟有多少官也搞不请楚。干部子弟有几千万，近水楼台容易作官，官作久了容易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十三陵水库修成了，许多人都去修水库，劳动了几天。是否每年劳动一个月，一年四季分配一下，工、农、商都可以，把劳动和工作结合起来，一切人都如此。人家劳动，作官的不劳动怎么行？还有这么多干部子弟。学校教育要和劳动相结合。苏联农业大学的毕业生不愿下乡。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乡下去。一切学校都要办工厂，天津音乐学校还办几个工厂，很好。参加劳动，县、乡级好办，中央、省、专级难办，开机器怕不行，能用筷子吃饭和毛笔写字的人，难道不能开机器？开机器容易，还是爬山容易？（邓小平擂话：干部参加劳动的决议，我和乔木负责）。
　　 第九个问题，劳动制度问题。由劳动部准备。
　　 第十个问题，570万人去边检问题。从明年起，搞570万人去边疆。
　　 第十一个问题，技术保密问题，发一个指示。
　　 第二天开始讨论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邓小平主持，参加人比第一天多，有100多人。李富春先谈了两个计划草案的起草经过：1959年计划和“二五”计划，是第一次欠协作区会议以后，计委、经委的同志经过五天搞出来的，提交政治局作了初步讨论，然后又经过第二天的突击，第二次提交政治局作初步讨论，作为初步草案提交各大协作区会议。
　　 刚开始计论计划问题，8月19日上午，毛泽东就召集各大协作区主任开会，作了讲话：
　　 第一书记要亲自抓工业。“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全国、省只能搞一个计划），重点建设，枝叶扶持”。天津专区办了一个4万吨的钢厂，这就是他们的重点。分级是在统一计划下，小部分由中央管理，十分之二（投资、利润都可归中央）；大部分归地方管理，十分之八。1962年搞到一亿吨钢，那时怎样管，再看情况。重点放在哪里？要看哪里有这种条件。只搞分散不搞独裁不行。要图快，武钢可以搞快些。但各县社都要发挥“钢铁积极性”，那不得了，必须有控制，不能专讲民主。马克思与秦始皇要结合起来。
　　 全党办工业，各级办工业。一定要在统一计划下，必须要有重点，有枝叶。不妨碍重点的大家搞，凡是妨碍重点的必须集中。各级只能办自己办的事情，每个合作社不一定都办钢铁。合作社主要搞粮食加工、土化肥、农具修理和制造，挖小煤窑，要有所不为而才能有所为。各协作区要有一套，但各省要适当分工，不要样样都搞。各省到底生产多少粮食，多少钢铁？以后各省都要自己生产，自己用掉。各省不要想销到别处去。还要准备中央调进一些。福建l00万吨钢，运到哪里去呢？钢铁大的归中央，中小型的各省都可以搞一点。
　　 还要讲形势。国内形势要讲全国是一个大公社，国际形势要讲帝国主义可能要打大仗。全国是一个大公社，不能没有重点，不能没有统一计划。从中央到合作社，要上下一致，要有许多机动，但机动是属于枝叶方面的，不能妨碍骨干。钢明年2700万吨要完成，今年1100万吨要保证。
　　 省委书记回去以后，要立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条子要灵，一个地区一个主，一个省只能有一个头，“冤有头，债有主”。邯郸有一个合作社，赶一辆大车到鞍钢要铁，不给就不走。各地那么多人乱跑，要根本禁止。要逐级搞平衡，逐级上报，社向县、县向专、专向省，这叫社会主义秩序。中央也只有一个头，中央钢铁的头是王鹤寿，机械的头是赵尔陆。
　　 中央计划，由各省、市参加共同制定，省计划由地县参加制定。一次也许讲不清楚，要多讲几次。
　　 人民公社问题。名称怎么叫法？可以叫人民公社，也可以不叫，我的意见叫人民心社，这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政社是合一的；搞公共食堂；自留地取消，鸡、鸭、屋前屋后的小树还是自己的，这些到将采也不存在了。粮仓多了，可以搞供给制，还是按劳付酬，工资按各尽所能发给个人．不交给家长，青年、妇女部高兴，这对个性解放有很大好处。搞人民公社，我看又是农村走在前头，城市还未搞，工人的级别待遇比较复杂。不论城乡，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理想。苏联片面强调物质刺激，搞重赏重罚。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也有共产主义的萌芽。学校、工厂、街道都可以搞人民公社。不要几年功夫，就把大家组成大公社。
　　 毛的讲话反复强调要抓工业、抓钢铁，强调统一计划、统一指挥，唯头头是问。反映了他的一种焦虑和担忧的情绪。他对上上下下忙于定指标、定计划，却疏于抓生产、抓落实，以致于他最关心的铜铁产量的计划都完不成，心中十分不满，所以才要求“第一书记要亲自抓工业”。对各省由于原材料和设备供应紧张而自行调拨物资，甚至直接以物易物，也很恼火，所以才讲“只搞分散不搞独裁不行”。“马克思与秦始皇要结合起采”。
　　 毛讲话的当天下午，会议继续讨论计划和工业生产问题。刘少奇讲话强调统一计划。
　　 李富春发言说，今天上午主席、下午少奇指示，对我们计划工业的同志启发很大。根据主席、少奇指示，提出四点调整计划。对1958年的估计，农业大跃进带动工业大跃进，粮食、棉花基本上过关了；工业是四五月份才开动跃进的，因此，工业还要努力，钢1100万吨，一吨也不能少。全国收入700亿元，基建投资480亿元的方案，是积极的还是保守的？从财政收入上是不保守的，如果加上预算外（投资）的100亿元，就是580亿元，等于“一五”计划的全部投资。要布置大后方，西北西南的铁路干线。根据主席指示，争取七年时间。1960年钢5000万吨，1962年8000万吨到1亿吨，1954年1．6亿吨（刘少奇插话：是否设想搞个十年规划）。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第三个五年计划某些方面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可不可以设想，公社化了，粮食问题解决以后，吃饭不要钱；棉花问题解决后，穿衣、鞋子不要钱；到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后，衣食住行都不要钱，就全面向共产主义过渡。李富春还说：统一计划，分级管理，保证重点，全面规划，多快好省。主席讲“三个元帅”、“两个先行”（钢、粮、机械、铁路、电力），1962保证8000万吨钢，扩大再生产能力就世界第一了。
　　 8月21日上午，毛泽东第二次在协作区主任会上讲话，主要谈钢铁和人民公社问题。
　　 保证重点，明年搞2700—3000万吨钢，50万台机床，完成这些，就是胜利，因此，要拼命干。要一星期抓一次，还有19个星期，要抓19次。24日开工业书记和厂党委书记会议，看有没有把握。1100万吨钢，必须保证完成。经过三令五申，仍完不成任务，或者有铁拿不出来者，对搞分散主义的，就要执行纪律。纪律处分有六种：一警告，二二记过，三撤职留任，四撤职，五留党察看，六开除党籍。不然反而不利。我看1100万吨钢有完不成的危险。6月间，我问王鹤寿：钢是否能翻一番？问题是我提出的，实现不了，我要作检讨。
　　 北戴河会议期间，毛泽东说过这个话：我就是抓钢铁，这件事与我有关。所以几次讲话，他首先讲的、反复讲的就是钢铁问题。为了实现1958年钢翻一番的目标，他到北戴河以后就找陈云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谈钢铁问题。毛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作第二次讲话的当天，陈云向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了毛关于钢铁问题的意见。
　　 8月24日，毛泽东对各协作区主任作第三次讲话。
　　 五九年粮食方针问题。劲鼓得比今年大还是同今年差不多梦劲还是愈鼓愈好，明年还是要大干一年。现在不要愁丰收成灾，不要怕粮多就不鼓劲。但要有节奏的生产，现在劳动强度很大，要使农民有适当的休息。一个月休息两天，半月休息一天；忙的时候体休息少些，闲的时候体息多些；离工地较远的可以在工地里集体吃饭、睡觉，这样可以节省来往时间，多得到休息。这个意思要写到文件里去，但不要讲得太多。
　　 粮食多，油还不够。粮、棉、油都要增产。中心是深耕，去年是多数未深耕；密植也不够，太密了不通风也不好。深耕才能密植、蓄水、施肥、除虫。（陶铸插话：大面积密植要创造经验。）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论有些问题要重新写。我们解决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先搞农业，同时搞重工业。赫鲁晓夫同莫洛托夫之争，就是说重工业多了。我们一反苏联之所为，先搞农业，促进工业发展；先搞绿叶，后搞红花。先搞绿叶后搞红花，有什么不好？看来有些问题，需要重新解释。经济学和历史唯物论要有新的补充和发展。
　　 8月26、27日，会议再次讨论1959年二五计划问题，主要是为了最后通过关于计划和工业生产的一系列文件。
　　 8月30日，举行最后一次大会。工业书记会议的代表也来旁听，所以人特别多，约有二百几十人。刘少奇主持大会。毛泽东讲话。
　　 毛泽东的讲话，是对会议作的最后总结，不过内容在前几次讲话中反反复复多已讲过。政治局扩大会议开过后，工业书记会议又开了一天才结束。
　　 狂风巨浪的“大跃进”运动，北戴河会议是最高潮的标志。如果说这以前的一系列会议，形成了“大跃进”的几次洪峰，那么北戴河会议就是洪峰的最高峰。
　　 首先是会议正式确定了年中才修改提高的钢铁计划指标，使钢铁生产由会议前的行业行为骤然升级成会后的全民运动。从50年代前期开始，毛泽东就有一种“钢铁情结”，把钢作为国家强与否的标志。这同马克思关于两大部类生产的思想不无关系，马克思认为，社会再生产过程，总是生产资料部类的生产优先于消费资料部类的生产。毛把生产资料又简约为钢铁和机械，并以钢铁为龙头，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为纲”，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概念：“纲举目张”，即纲一举目必张，是一种从属关系，一抓起钢来万事都好办了。这也是毛的哲学思想：抓住了主要矛盾，一切问题自迎刃而解，因此就要用“全力”抓住主要矛盾。我在《酝酿总路线的成都会议》中写过，毛对国务院的工作久有不满：“那么多部，都干些什么；尽事务主义，抓不住主要矛盾。这大概是大跃进时期‘以钢为纲’、‘三个元帅、两个先行官’等等方针的最早由来”。“纲”同“目”正符合这样的哲学思维：“目”受“纲”支配，“纲”对“目”起决定作用。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所谓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也决不是如此简单的决定作用或主次关系，事物都是非常复杂的，经济建设中更难运用此种思维。何况，人们在工作中，还难搞“单打一”，只抓纲不抓目；可是，当时有六条纪律在，谁都怕戴“不抓纲”的帽子。后来九千万人上山，影响到许多地方收粮食，丰产未能丰收。
　　 当然，毛历来重视粮食（消费资料之首），把它作为同钢铁、机械并列的“元帅”之一。历史如此作弄人，1958年上半年大放粮食“卫星”后，毛相信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于是提出“粮食多了怎么办？”甚至讲“要搞地球管理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反过来，钢铁生产成为心病，因而宣布六条纪律，要以“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权威，搞出1070万吨钢来。关于生产一吨钢尤其是一吨好钢，需要哪些条件，即相应的先炼成铁的各种原材料，以及运力，电力，设备等等，在如此紧迫的时间（19个星期）内，能否办到办到？直到1958年，毛才认真抓起工业来，所有这些前提条件，应当说，他远不及专业部门的感性理解，否则，他怎么可能轻易下这样一个雄心壮志？他似乎也看到此事的难处，于是在会上说到：“钢翻一番，问题是我提出的，实现不了，我要作检讨。”这是多少有点坦露心声的话，生产不了1070万吨，板子最后要打到自己身上。对发展战略的思考和对个人尊严的维护，交织在一起，构成动员“全党办钢铁”、“全民大炼钢”的动力源泉。
　　 北戴河会议后，从中央到地方，炼钢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其他各项工作与炼钢发生冲突者均“停车让路”。在‘土洋结合”的方针下，一方面拼命“挖掘”各大中钢厂的“潜力”，一方面大力推广“小（小转炉、小平炉以及遍布全国的小炼铁炉）、土（土法炼铁炼钢）、群（群众运动）”的炼钢“经验”。各地党委以第一书记挂帅，广泛动员社会各行各业炼钢。9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钢铁生产必须快马加鞭》的社论，称北戴河会议公报公布14天里，各省、市、自治区投入钢铁生产的大军已达2000万人以上；9月上旬全国平均每天的钢产量较8月上旬提高了33%；到9月10日，全国建起小土、小高炉35万多个，比1至8月份的总数剧增11万多个。说是卷起狂潮，一点不过分。
　　 作为“大跃进”高潮的标志和影响进程的大事，北戴河会议更重要的是做出了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如前而所说，人民公社同毛泽东1955年设想办的大社，同成都会议决议提出的小社并大社，都有明显的质的不同。它不仅在规模上比大社还大，而且在性质上比大社的公有化程度更高，在社会意义上被赋予新的内容。如果说大社还是被作为一种农村的经济组织，那么人民公社已经超出这个范围，政社合一，被当作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甚至被当作“木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
　　 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过些基本的思想，简要说来，这样一些原则是明确的，即人类社会向共产主义过渡需要经过漫长的过程才可能开始，这一过渡必须是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以及人们具有很高的道德水准的条件下，才可能实现。当然，到底还要具备哪些具体条件，才能开始过渡，这是需要依据社会发展的进程不断探索的，需要实践已经向人类提出这个问题时才能开始解决的。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轻率地提出这个问题，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简化为“产品丰富”和“共产主义精神”两条，认为中国已经具备或正在具备这两个条件，竟以为在不久的将来甚至几年内就可以以向共产主义过渡，这毫无疑问是一种空想。
　　 如果说，人民公社是从“立”的方面找到了急于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桥梁，那么，毛泽东号召“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则是从“破”的方面，为实践他的空想社会主义打开了道路。最先响应这个号召的是柯庆施的笔杆子张春桥，他写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文，发表在1958年9月16日出版的上海《解放》第6期上。文章赞成实行供给制，而把薪金制看成是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等级制度的产物，10月13日《人民日报》转载时，前面有毛泽东写的编者按：“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张春桥因此文而得宠，以后柯庆施参加中央的会议，就必带上这个“笔杆子”了。在两三个月之内，全国报刊发表了讨论这个问题的几百篇文章，《人民日报》即达四、五十篇。上海市社科联为此组织了6次座谈会，并将发言后的讲话辑成专集，计有七，八十篇文章。由此可见当时这个问题在全国影响之大。
　　 “资产阶级法权”一词翻译上有错误，应译成“资产阶级权利”。当时从毛泽东起，绝大多数人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也是错误的。恐怕马克思使用这个概念也不甚确当。这个概念是马克思最早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来的，他把按劳分配中的等量劳动交换的原则叫做“资产阶级权利”。他使用这个概念并不具有资产阶级的剥削属性和剥削者的权利。
　　 毛泽东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把按劳分配、工资制等列入社会主义要取消的对象，是对马克思原意的误解。其一，他把按劳分配中等量交换劳动原则体现的“资产阶级权利”，误解为似乎按劳分配本身就是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权利，把马克思在特定的抽象意义上使用的、不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资产阶级权利”，同反映资本土义生产关系的本来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权利混为一谈，从而模糊了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同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的本质区别。其二，他把消费资料分配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权利”，误解为几乎全部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中都存在“资产阶级权利”。其三，他把对共产主义社会来说应当否定的按劳分配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权利”，误解为是社会主义社会就应该破除的弊病。至于毛泽东把脱离群众、争名夺利、搞特殊化、等级制度以至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等统统视为“资产阶级法权”的表现，这更是对马克思原意的附加。他所说的这些现象无疑应该防止和消除，但它们主要是
　　 作风问题和体制弊端，而不是“资产阶级权利”。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误解，在理论和实践上造成的混乱和严重后果，到“文革”后期，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更是达到顶点。
　　 1958年春夏大放粮食高产“卫星”；一些地方（如河北徐水）在农田水利建设中采取某些组织和协作的方式，拔高为“军事化”的经验；还有的农村因农忙而建立的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理发室等，被视为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的表现。这股热浪烘托出毛泽东久已心向往之的空想社会主义蓝图。在他看来，1958年出现的这些情景，同他对中国未来社会的设计正相吻合。这两者产生了某种互动：本已有些浮夸和被曲解的实践场面，为毛泽东的空想提供了“实证”；而毛泽东的空想，又给这些实践场景赋予某种理论色彩。毛泽东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来源．我在《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庐山会议实录》等论著中已经作了分析，这里不再赘述。
　　 北戴河会议作出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后，人民公社顿时在全国形成铺天盖地之势。各省、市未经充分准备，就争先恐后匆忙地并小社转公社。会后仅一个月，全国农村就基本实现了公社化。历史常常出现这种现象：一种事物当它上升到顶峰时，也就开始了向低谷下滑的过程。北戴河会议就具有这种性质，它把“大跃进”运动推向最高潮时，隐伏在这场运动中的危机也即开始一天天显露出来，并且日甚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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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广东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