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涛：分解一下山西文革的五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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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解一下山西文革的五个阶段


当中国的１０年“文革”已成历史之后，这段历史正在集体的遗忘过程中，被固化成了林彪反党集团、“四人帮”反党集团、红卫兵、造反派和走资派这样一些政治概念。在一些影视作品中，甚至把红卫兵和造反派混为一谈，把走资派全部塑造成了“文革”的受害者。但真实的历史并非如此。无论是当初被官方媒体称为“史无前例”的“文革”，还是１０年后被官方媒体称为“１０年动乱”或者“１０年浩劫”的“文革”，在它的发展和走向中，发动者和领导者毛泽东的理论是混乱的，所依靠和所打击的对象也是不断变化的。在山西，这种变化，足可成为全国的一种缩影。

具体来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一：由省委和各级党委领导的“文革”。

从１９６６年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下发，到同年１０月１６日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作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报告，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在全国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段时间不长，往往容易被一些“文革”的回忆者和研究者们忽视。这期间，虽然在北京的高层，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已经发生了如何领导运动的分岐，但在北京、各省和广大基层，“文革”却是在刘少奇的指导思想下进展着。这种指导运动的思想，其实也是中央在１９５７年反右斗争中，由毛泽东主持、由刘少奇和邓小平具体部署的思路。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编审阎长贵在《陶铸是被谁打倒的》一文中（此文刊于《炎黄春秋》２０１２年第６期），披露了刘少奇在“文革”初期，指导全国运动的一些批示，特转摘如下：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３日，刘少奇在《批转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和《批转西北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时指出：“当牛鬼蛇神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中央向首都一些大学派出的工作组，正是以这种思想为指导，将斗争矛头指向了所谓牛鬼蛇神和学生中的所谓右派。也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山西省委先揪出了袁振反党集团，向太原市派出了工作组，向各大学派出了观察员，又公开批判副省长王中青，公开批判作家赵树理，对一些下级也采取了“舍车保帅”的办法，如对山西大学主持党委工作的刘梅、宋华青，以及太原六中党支部书记李雪明在《山西日报》上点名批评。在省委支持下，各级党委组建起官办红卫兵，这批以血统论武装起来的红卫兵小将，他们的父辈掌握着党政军的大权，当他们扮演起“文革”主力军的角色时，自认为是在继承着父辈们没有完成的革命使命。他们高喊着毛主席万岁，横扫四旧，在文化界教育界揪斗反动权威和牛鬼蛇神，在社会上不断制造着红色恐怖。文化知识界的精英，各界人士中地主、富农出身的、历史上在旧政权里做过事的，旧社会的资本家和小商小贩，右派分子，宗教人士等等，全成了横扫对象。高等院校的党委和中学的党总支、党支部给学生分类排队，已经将一些向校党委提意见和贴大字报的学生们，内定成了运动后期要处理的右派。

二：由各种造反组织引领的“文革”。

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到夺取省委大权这一阶段，“文革”的主力军变成了以学生为主体的造反派。他们以受到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为造反动机，将斗争矛头对准了省委和各级党委。发起成立太原五中井冈山造反兵团的刘灏、郭红、李生全等；发起成立太原六中３２１１１公社的李金渭、刘大康等；发起成立山西大学８·８红旗战斗队的李大纲、方培泉、侯光天、王守仁等；发起成立太原工学院红旗战斗队的李青山、杨保明、赵日昌等；发起成立省委党校东方红兵团的赵凤田、段立生等；他们在运动初期几乎都是挨过整的学生。他们与血统论武装起来的官办红卫兵不同，不热衷于横扫四旧，揪斗文化界教育界的反动权威和社会上的各种所谓牛鬼蛇神。他们革命造反斗争矛头所指，是省委和各级党政部门中的走资派。后来，社会上各个行业都出现了造反派组织，学生们的造反派组织和社会上的造反派组织相结合，成为引领“文革”的主流。各级党政部门的领导干部，变成了革命的对象。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和红联站就是这样的群众造反组织。

三：由掌权的领导干部和造反派组织领袖共同推动的“文革”。

从１９６７年元月的夺权风暴开始，到１９６９年中央针对山西发布《七二三布告》，以刘格平为代表的进入各级政权的领导干部，以张日清为代表的各级武装部支左的军队干部，还有红联站、兵团、红总站三大造反派组织在全省的派系队伍，形成了混乱的派战。各地“站出来”的领导干部，支持不同的派性组织，已经不再是被专政的走资派，而是成了被一派拥戴，被另一派打倒的人物。不同观点的群众造反组织，都视自已为“文革”动力，视对立面组织为打击对象。在这种混战中，双方都认定是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任何人都可能朝为英雄，晚为囚徒。拥军派在地方武装部的支持下，多数时期占上风。当这种混战演变成真刀真枪的武斗后，两派中的死伤者，更是不计其数。

四：由各级革命委员会和军队支左干部领导的“文革”。

《七二三布告》前后，军队支左，全面掌控了山西政局。这是山西“文革”中一段较长的时期，由谢振华开始主政，到江青炮轰谢振华为止。从山西的高层政局看，这是一段相对平稳的阶段。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使当年的官办红卫兵和后来学生中自发形成的造反派组织成员，不得不远离了“文革”的主流，成了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对象。社会上群众造反派组织的大小领导们，也大都成了学习班斗私批修的对象。在落实干部政策中，全省许多走资派又回到了工作岗位上。但随着清查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这些不间断的运动，“文革”的受害群体依旧在扩大着。６９军派出的一些干部，各地区、各县的武装部支左人员，在选择依靠对象时，以“支左”为标准，对以前支持张日清和各级军分区的群众造反组织，往往另眼相看，有的干脆站在一派立场上去整另一派。原先虽然也参加过各种造反组织，但并没有出任过主要领导的许多政工干部们，这时成了各条战线上各类专案组的主力。知识分子依旧是革命的对象。其他被斗争、被专政的对象，则更加广泛。“文革”初期受到官办红卫兵专政的牛鬼蛇神们，再次成为清理对象；参与武斗的群众组织骨干们，特别是反对过军队的一派群众组织的骨干们；新挖出的形形色色的所谓各种阶级敌人们；以及刑满释放人员；历史上有些政治污点的所谓国民党残渣余孽；为求生计而做了点小买卖的所谓投机倒把分子，门类众多，难以一一计数。

五：由地方干部重新掌权后领导的“文革”。

江青带头炮轰谢振华之后，以王谦出任省委第一书记为标志，军队干部全面退出山西政坛，地方干部重新在全省掌权。批谢运动中，要批“谢曹路线”和“肃清谢振华流毒”，一批谢振华主政时使用的干部变成了革命的对象。陈永贵成了山西的太上皇，反大寨成了一种罪名，对陈永贵有意见的人随时会被戴上反大寨的帽子，成为阶下囚。直到结束“文革”后的清查运动，王谦一个划大线、切西瓜的政策，又使全省一大批干部和群众，成了被清查和被专政的对象。曾被陈永贵挥舞着反大寨的鞭子，批斗过多次的王谦，此时却紧跟成为中央首长的陈永贵，接过了反大寨的鞭子，狠狠地抽向了别人。

无休止的斗争，始终贯穿在山西“文革”的这五个阶段。构成革命动力的人员变化着，变成革命对象的人员也变化着，共同之处是，全没有刑法依据，没有司法监督，今天你斗我，明天我斗你，山西的１０年“文革”，就是这样过来的。目及全国，大致情形不也是这样吗？开始“文革”，是中央全会的决定，运动开始不久就被打倒和靠边站了的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人，还有周恩来总理，他们都是对这种决定举手同意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广大干部和工人、农民、学生，几乎全都疯狂地、虔诚地参与了这场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文革”从上到下，到处轰轰烈烈，到处势如破竹，当时几乎没有人能置身事外。研究１０年“文革”历史，必须将业已被固化的历史还原为当初的原生态，后人才能真正认识到１０年“文革”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从这个过程中认识到，１０年“文革”何以能成为一场全民族的大悲剧！

为写作此书，我常常坐在静谧的省图阅鉴室中，借助那十年的旧报纸，重新穿越那１０年的腥红历史。也常常和一些“文革”当事人和亲历者，在品茶闲聊中，回忆那１０年的疯狂场面和荒唐场景。我看到了山西省委领导人从最初的卫恒、王谦、王大任，到取而代之的刘格平、张日清、袁振，再到由支左战线而走上省委主要领导岗位的谢振华、曹中南，最后到批林批孔时代执掌了山西党政大权的陈永贵和王谦，这一任又一任党的高级干部们，在那１０年光景中，又有谁不是高喊着毛主席万岁，高喊着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战斗口号，努力地、自觉地、不敢有所怀疑地紧跟着毛主席和当时的党中央，按照领袖毛泽东的种种错误理论和观点，领导进行那场名为革命、实为浩劫的大运动呢？他们的这种自觉性，与当时山西三大派群众组织的领导人刘灏、段立生、黄锐庵以及围绕在他们周围的许许多多年轻学生、年轻干部，年轻工人们心中的自觉性，都是对伟大领袖的虔诚迷信，都是在封闭的社会环境中，失去独立思考的一种盲从，归根到底，是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的积淀，在中共党内和国民心中留下的病态。遇罗克和张志新式的人物，有，但属个例而非主流。在呈病态的主流中，全国各地一级又一级的党组织中，无论被造反夺权还是后来重建之后，又有哪一级党的组织，在那１０年历史中间，讨论过文化大革命是不是一场政治灾难呢？从中央到地方党的报刊和广播，在那１０年历史中间，又有哪一家不是用错误的舆论导向，天天教育和推动着全国的党员和人民群众，在错误的路上往前走呢？还有中国特定政体下，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参政议政的民主党派们，在那１０年间，又有谁家以反对“文革”的意见参政和议政了呢？组成执政党的广大中共党员们，组成中国的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们，面对“文革”中的一排排浊浪，为什么没有筑起一道摧不垮的堤坝，还当时中国一个清平世界呢？特别具有反讽味道的，是毛泽东在“文革”中，反复向各地党政负责人大讲特讲“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时，一次次用个人迷信之伟力，打倒这个，打倒那个，不断地夺取和引深所谓“文革”的伟大胜利时，全党的各级领导们，大约都没有想到走上神坛的领袖，在变成已经践踏了民主，正以个人意志统领全党和全民走上错误道路的现代终身制君主之后，全党和全民又该怎么办？

如皇帝般的领袖终身制，必然不要宪法，不要民主，不要监督。“文革”中的那种大民主，只是毛泽东发动民众打倒政治对手时的一种手段，他绝不容许那种大民主对准他所推行的“文革”。在这种专制操纵下的大民主运动中，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胆敢为刘少奇说话者，便会成为专政的对象。推而广之，遇罗克这样的年轻人发表文章反对血统论，就是反革命，就要被枪决；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张志新，只因对毛泽东的错误做了一点批评，对“文革”做了些反思，就被判处死刑，１９７５年４月４日临刑前，还被割断喉管，不让她呼口号；山西大学８·８红旗战斗队炮打中央文革小组的关锋，因而犯了弥天大罪，就要向毛主席请罪；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当毛泽东后来用军队推进他的“文革”时，他最早赋于学生和民众的那种大民主，已经被他收回去了。再往后，他在病榻上下令打倒邓小平，对天安门广场民众自发悼念周恩来的民主运动残酷镇压，更是他对民众大民主的真实态度。

不要民主和监督，必然会形成专制。而专制的保证，则是必须让全党和全民生活在一个封闭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中，推行愚民政策，强化个人迷信，领袖可以为所欲为，执政的共产党缺失了人民的监督，党内的监督部门和社会上的参政议政党形同虚设。１０年“文革”的教训，难道不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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