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峰：父亲1967“支左”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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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父亲1967“支左”轶事（上）


     党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
“三支两军”，是“文革”初期的专用名词，是人民解放军在当时各级地方党组织受到冲击，甚至瘫痪的情况下，为稳定地方局势的非常举措。我的父亲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介入地方“支左”的。

                                    一碗水端平不支派

      1967年初，以上海造反派夺权为标志的“一月风暴”刮向全国。毛泽东发出了“人民解放军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最高指示。同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做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从此，无论是野战军还是省军区、军分区和人武部，解放军均抽调人员，派出无数“支左”小分队，介入了地方的“文革”运动，以替代日益瘫痪的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行使职权，稳定动乱的政局。山西省由领导干部、造反派以及军代表“三结合”的夺权方式，被《人民日报》推崇为样板经验，全国推广。        

     同年3月，父亲程步鳌奉命被派遣出去参加省城地方“支左”工作  。   
     此时，父亲是太原市人民武装部的宣传科长，已经在岗位上多年的老宣传科长了。无论是民兵宣传教育和兵役动员工作中，论口才、文采，是部里均属上乘的才子。且素来行正坐端，不惟上，不惟书本，求真务实。然而，在被派遣的“支左”工作，却是平生工作中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课题。

     现在看来，所谓“支左”这个口号的提出，尽管理论上十分荒谬，但正如《决议》中支出的那样，在当时地方各级党组织瘫痪，解放军的“支左”，对于稳定局势，也还是起到积极作用的。尽管各级解放军军事机关都把“支左”当成历史赋予的一件政治任务来完成，但对当时什么样的人才是“左派”？应该怎样去支持？以及如何处理支持“左派”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等问题，有关文件并没有很具体的界定，有关“支左”人员认识也很不一致。不少支左人员把“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支持某一派群众组织，当成了按毛主席指示办事的正确的做法。“文革”的严酷的历史证明，凡是在“支左”中采取支一派，压一派做法的，都是十分错误的，势必要陷入被动局面，留下很多后遗症。可惜，对这个问题，不仅中央的“一·二三决定”未提及，当初大多数“支左”人员并没有清醒的认识。

     “支左”的单位是山西省汽车修配厂。当时，该厂已由工人群众组织——工人革命委员会（简称“工革会”，又名红卫团）夺了党政财文大权，而把对立的工人群众组织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又名红卫兵）说成是所谓“老保”（即保守派）。少数派掌权执政，多数派不服，结果引起该厂党组织瘫痪，生产紊乱，派斗不止，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成为“老大难”单位。因该厂是市人武部的定点“支左”单位，为了稳定该厂局势，市人武部已于3月15日派出了军管组进驻该厂，组长是王兰奎。王一进厂，就奉命表态支持了该厂的“联指”红卫兵组织，给另一派“工革会”红卫团组织造成压力，结果被说成是支持“老保”，压制造反派。不但没有稳定了该厂局势和人心，局势反而更乱、人心浮动，连军代表也常常受到指责、谩骂和围攻。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受命以军管组顾问身份协助王兰奎同志工作。我认为，根据当时党中央强调大联合、“三结合”的基本精神，要继续坚持支一派，压一派，不利于该厂的团结和稳定。于是在实际工作中，父亲与王兰奎等“支左”干部达成共识，采取了“一碗水端平”的策略，对两派组织不分亲疏，同等对待。尤其是对对立情绪比较大的“工革会”红卫团人员，专门组织他们学习毛主席的有关著作和报刊上的社论文章，尽量做疏导工作。该组织的有关头头曾质问我：“我们红卫团是什么组织？”我回答说：“群众组织”。这种回答对方还不太满意：“说得太含糊。”父亲进一步说：“是革命群众组织，这下可以了吧！”我还公开在全厂一千多人的学习会上，公开为工革会组织“摘帽”，宣布该组织是革命群众组织，并要求大家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抓革命、促生产”，革命群众组织之间应求大同、存小异。

     记得在那些日子里，我早出晚归，工作确实辛苦。 而这一时期，社会上两大派组织派仗日趋激烈，江青在河南鼓吹的“文攻武卫”，通过各种造反小报、传单一发表，省城顿时狼烟四起，内战不休。拳头逐渐代替了舌头，因武斗造成的流血冲突也时有耳闻。汽修厂两派工人群众组织，是社会上跨行业的对立两大派组织的下属组织，社会上打什么雷，厂里就下什么雨。

     一段时间里，经过父亲和战友们不懈的努力， 汽修厂的矛盾得到了缓和，两派组织有什么问题，都来找我和军代表解决。当然，在派性膨胀，极左思潮盛行的当时，我们的这些做法，并不被所有的工人理解。厂里仍有人暗地里指责他是“骑墙”、“和稀泥”，是“折中主义”，就连外地的一个侄儿来探望他时，都责备父亲支左“旗帜不鲜明”，担心这样下去要犯错误，长不了。可父亲却有自己的主见。他常对人解释说：“什么叫旗帜鲜明？旗帜鲜明，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鲜明。毛主席要人民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可并没有说要我们支持一派群众组织。不管是谁，只要你按毛主席指示办事，抓革命、促生产，就是革命派，我就支持，我这是支左不支派。这个观点，我要坚持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其实，这些观点，也不是父亲的“专利”。作为一个军队的老宣传干部，我不过是经常善于看报学习，对积极的信息不断消化吸收，进行灵活运用而已。

     “文革”中宁左勿右的倾向盛行。一些造反派为了标明自己“最革命”，在批判当权派时，常常小题大做，把蚂蚁说成是大象，把蚊子说成是飞机。总好无限上纲，以打到对方为己任。一次，厂里一些工人群众把原党委王书记当成“走资派”批斗，揪住不放，还变相体罚。我很不赞成这种做法，多次做工作解释说，老王只是工作中有缺点错误，批判教育是必要的，但打“走资派”还不够格。父亲还苦口婆心为其辩解了很多牵强附会的“罪行”。有的工人半开玩笑对他说：“老程，照你这么个干法，咱厂一个走资派也打不住了。”我认真地说：“宁可一个打不住，也不能无限上纲，乱打一气。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由于父亲和“支左”同事们的不懈工作，该厂又重新树立起解放军的威信，赢得了人心，团结了绝大多数群众。一时间，两派组织头头都把我当成主心骨、贴心人。一有了什么矛盾和问题就来找他解决，甚至我家也常常要接待来访群众，门庭若市，成了父亲的第二个办公场所。没多久，一些原来对我怀有敌意，怀有戒心的组织和群众，也逐渐转变了看法，对父亲的意见能听进去了。俗话说，人心齐，泰山移。汽修厂很快扭转了混乱局面，生产也走上了正轨。

     父亲平时对群众待人谦和，平易近人，也不乏诙谐和幽默。记得有一回，家里来访的一个群众组织头头汇报说，某某女工借口要生孩子，经常请假回家，也很少参加运动。他笑着说：“你们不仅要抓革命，还应该促生产嘛！”一句话把人们逗笑了。

    “文化大革命”是强调“阶级斗争”的时代。哪个单位的形势平稳了，往往会被认为是“没有揭开盖子”，想找岔子，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就有事干了。当时，某报发表了一篇强调团结、工作和生产，主张群众组织要“斗私批修”的文章，被指责为“宣扬刘××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社会上一些造反组织很快发起舆论“围剿”，这股风也刮到汽修厂。

     一次，几个工人在学习会后找到了父亲。

     他问：”你们找我有什么事？”一个人犹豫了一会儿说：“老程，我感到你在会上老讲‘斗私批修’，不讲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面对挑战，父亲没有正面回答他，反问他：“××报上的社论你看过没有？”那人说：“看过。”父亲这时郑重地说：“我记得上面说过这么几句话，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实质，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公’字，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实质，归根结底，则是一个‘私’字，‘公’与‘私’的斗争，难道不就是一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吗？”

     一番话说得哪几个人哑口无言。这又是一篇利用当时时髦政策理论即兴炒作的杰作！其实，父亲搞宣传工作多年，在理论和口才上，还没有输给过什么人。

                                      公开认错的风波

     树欲静而风不止。汽修厂也不是世外桃源。我千方百计恢复该厂生产秩序、稳定该厂形势的努力，很快便遇到了严峻的考验。

     在支左中，父亲逐渐了解到，汽修厂“联指”红卫兵组织中，多数是由老工人、共产党员和劳动模范所组成，他们是厂里生产上的生力军，尤其是严格按党的政策办事，不乱来，是“支左”工作应当依靠的力量。当然，若拿当时流行的观点来看，他们的“五敢”精神差，似乎不大符合以“造反”为特征的“左派”特点，但他认为，在当前，强调稳定团结，搞好生产，不依靠他们是不行的。当然，这种支持，是内定的，不能公开宣扬。军管组多次在厂里一些群众会议上表扬汽修“联指”红卫兵能够响应毛主席号召，他们抓革命、促生产……”

    为了更好地消除隔阂，团结大多数群众搞好“革命”和生产，他和军管组达成共识，做出了一项重要决定。
     在一次组织“工革会”红卫团学习的公开场合，我公开表态说：“红卫团是一支革命群众组织，在斗批改有过贡献，军管组刚进厂支左表态中，压制了你们，这是错误的。现在，我代表市武装部向汽修红卫团的工人同志们道歉！”

     父亲勇于向群众组织承认错误，实际上是勇于承担责任，代人受过。这在当时，即使不是绝无仅有，也是十分罕见的。因为一些“支左”人员顾忌影响解放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往往摆出一副“一贯正确”的面孔，即便有错也硬着头皮坚持到底。实在呆不住了，就灰溜溜撤走，易地“支左”。这种有意无意把解放军神圣化的做法，往往适得其反。

     父亲的道歉，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与会不少群众听了后热泪盈眶，有的激动万分，高喊口号：“解放军万岁！”然而，该组织的个别头头却我把这种表态视为“转观点”，马上得寸进尺说：“既然我们是革命，那红卫兵就是保守的了吧？革与保可是水火不相容的！”

     父亲马上回答说：“我不赞成这种观点，你们是革命的，人家为什么非是保守的不可？造反不分早晚，革命不分先后，你们这样惟我独左，惟我独革，不符合毛主席的教导……”

     一些头脑发胀的头头根本听不进这些话，有人高喊口号：“打倒折中主义！”顿时有支持的，又有谴责的，会场乱了……眼看着自己一番苦心受到如此对待，父亲一气之下，愤然退出会场，以示抗议。

     回到家中，父亲并不轻松。情绪低落，有时默默地来回踱步子。我妈妈也劝他，那鬼地方，不去也好，免得惹是生非。其实，别看父亲人在家里，心还时时牵挂着汽修厂。不管好赖，那里毕竟是他苦心经营的一块领地，一篇作品。

     就在那些日子里，厂里时有群众上门来访，有时两派组织的头头来家后“撞车”，打了照面。后到的一派人马只好先坐在外屋等待，等里屋那派头头谈完走了，再与我谈。来家的人员中，有宽慰我的，责骂对方的，也有对那天个别人喊口号行为说情的。工革会的一些头头，哭哭啼啼检讨了那天不冷静的行为，邀请我重新回厂支左。红卫兵组织的头头更希望父亲能够回厂工作。因为自从他一走，厂里形势混乱，生产受阻。他们认为汽修厂除了父亲，无人能够收拾残局。其实，我何尝不愿再回去？多年来从来没有畏惧过任何困难。可这段时间里，他发现汽修这个小社会的背后，也有相当复杂的大背景。

     当时，从社会大气候上来看，是“哄乱不求治”。如第一夫人江青在河南鼓吹所谓“文攻武卫”，对山西局势影响很大，很多单位派仗不断升级为武斗，成为政局动乱之源。省汽修厂里，也被省核心小组的一位负责人的夫人暗中操纵，有些芝麻大的皮毛小事动不动就捅上去就成了大事。

     5月的一天，山西省核心小组一个重要负责人给汽修厂军管组父亲和老王二人转来一封信，信中说接到了汽修厂一些人反映情况，有人将汽修厂被夺了权的黑党委的牌子又重新挂了出来，该厂走资派如此猖狂复辟，全省少见。并连写两个“岂有此理”，要他们查清严处，并给他打一个调查处理结果的报告。

     父亲经过调查，发现事实完全被歪曲了。该厂武装部当事人薛拨云也出具证明材料，澄清了事情的起因。3月初，为了庆祝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他参加北城区武装部召集的一个会议，中心议题是根据上级有关指示精神，省革委会要在3月19日召开成立大会，各单位都要做好筹备工作。回厂后，为了落实会议精神，分工薛负责宣传工作。他遂组织人员开动宣传车，利用墙报、板报、大标语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他还把厂里南北两个厂门墙柱上用水冲洗干净，贴了两幅革命对联。当时，为了张贴对联的需要，便将原来挂在门柱上的“中国共产党山西汽车修配厂委员会”和“山西汽车修配厂工会委员会”两块牌子摘下，随手放到紧挨厂门的存车房内。当时，存车房看车的老工人高玉堂因与薛不是一派组织的，借故提出房子窄小，不愿意让放。薛当时答应说，两天就取走。事后，薛竟忘记了这件事。直到5月6日，他忙于给全厂职工购买《毛泽东选集》，急着找工代会两位主任在支票上盖章时，途径存车房，恰遇高玉堂催他赶快把存放已久的牌子取走。他才想起这件事。当时，想到已经时过境迁，省革委会早已成立，两幅对联也失去时效，牌子也该物归原处了。于是，他就顺手将两块牌子从存车房取出，又挂回原处。万想不到厂里因派性斗争激烈，一些人看到好久不见的两张厂牌又重新挂了出来，好像抓住了对方的把柄，把此事添油加醋，上纲上线成“阶级斗争新动向”，遂向省核心小组某领导那里告了状。而省核心小组的某领导偏听偏信，于是就发生了来函兴师问罪，责令我们军代表查处此事的事情。我对省委那位领导小题大做、草木皆兵的做法很有看法，也没太看重这件事。让当事人出具了证明材料，上报省里后，上面也就没有再追究此事。

     6月间，我奉命正式撤出省汽修厂“支左”，到北京参加北京军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期间，再次受到了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北京归来不久，我回到市人武部上班。时隔不久，报刊上发表了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地区的一个重要讲话，其中强调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群众更没有必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当时，“红太阳”的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汽修厂顿时由阴转晴，柳暗花明。尽管我已退出汽修厂支左，可该厂的两派组织的头头仍然上家门来报喜讯，向我畅谈学习体会。言语间给我戴了许多高帽子。赞扬我有先见之明，认为我“支左”的那套做法干对了，有了理论根据，符合毛主席的指示，是有水平的“支左”干部等等。这也无形中摘掉了父亲头上那顶“和稀泥”、“搞折中”等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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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父亲1967“支左”轶事（下）


                             冲击市人武部事件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同年7月间，由于中央文革康生、关锋插手山西的“文革”运动，以毛泽东批示“照办”，以中共中央〔67〕263号红头文件下发，出台了一个解决山西问题的“七月会议纪要”。该《纪要》认为，省军区第二政委“张××同志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支左工作中同样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加上当时发生了武汉“七·二○事件”，林立果和中央文革要人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相继以笔名发表了鼓吹揪“军内走资派”的文章，省城太原发生了造反派两次冲击省军区的事件。受这种大气候的影响，省城各军分区、人武部以及各单位“支左”、“军管”的解放军人员日子不好过了。

    “上挂下联”，是“文革”中一个时髦的专用名词。其含义的实质就是“株连”。如刘少奇被诬陷为“中国最大的走资派”，成了“叛徒、内奸、工贼”，那么各省市肯定少不了爪牙或代理人，一定要被层层揪出来，批斗清理。同样的道理，既然《纪要》中指责张××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还提到其中有的军分区、人武部“支持了一些保守派，打击了革命派”，那么，依此类推，太原市人武部“支左”工作也肯定跑不了错误，也同样需要批判和纠正错误。这一来，省汽修厂当初没有被军队表态支持的造反派可有文章做了：解放军纠正“支左”错误，就意味着转观点，改变原先的支左对象，支持本派。在密室里，一些造反派头头就酝酿着这样的举动，他们决定大闹一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7月22日，汽修厂“工革会”（红卫团）派代表来到市人武部，质问市人武部主要领导为什么不支持他们，要求部里主要领导撤销原来宣布的支持“联指”红卫兵的决定，重新对他们组织表态支持。人武部主要领导迫于压力，以及上述的“七月会议纪要”的影响，认为原先的支左表态需要转观点，遂于当日拟出个支持红卫团的“五点意见”，其要点是：撤销3月15日接管省汽修厂时宣布的支持该厂红卫兵决定。肯定了省汽修厂红卫团是该厂最早成立，并从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革命造反派组织，该组织曾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点燃该厂“文革”之火，对该厂的文革起了推动作用，并于1月17日夺了该厂“走资派”的大权，尽管夺权方式有些问题，但大方向是正确的。因此，认为该组织是“革命左派组织”，表示坚决支持。

     以上五点意见，是以太原市武装部函件的形式，加盖公章后，交给汽修厂红卫团组织的代表带回的，只待另定日期到厂里公开宣布。然而，这“五点意见”，很快在省汽修厂传开了，不仅没有解决汽修厂两派之间的原有矛盾 ，反而引起了新的矛盾，进一步搞乱了汽修厂的形势。结果，另一派群众组织“联指”（红卫兵）感到他们被抛弃、被冷落了，于是也派出代表去市人武部交涉说理。后来发展到围攻人武部有关领导，质问撤销原支左决定的理由。

     市人武部有关领导在压力之下，很快又出具了一张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字据。其要点为，“五条”（即五点意见）只是单方的，没有经过双方达成协议，这对大联合是不利的。另外，五条没有经过（市人武部）党委会集体研究，违背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因此宣布作废。还强调说，在适当的时机，要经（部）党委集体研究，并邀请双方代表参加云云。该意见是以市人武部主要领导个人名义出的函件。

    其实，当时汽修厂两派组织先后派代表到市人武部，都无非是为了争个“左派”，那时谁都怕当“老保”。结果，两派争来争去，给武装部造成很大压力。而人武部的主要领导没有采取积极的措施去做疏导工作，化解矛盾，反而出具朝令夕改的指示，谁来闹腾就支持谁。虽然暂时缓和了眼前的压力，但也带来消极影响：降低了解放军机关——市人武部的威信和感召力，加深了省汽修厂两派之间的矛盾。从此，汽修厂两派组织的代表隔三岔五就来武装部找麻烦，部里正常工作受到严重干扰，后来竟变成了矛盾云集的火山口。很快酿成了震动全市的“八月危机”事件。

                                  竭力制止一触即发的武斗

     同年8月5日，那是一个阴云密布的天气。省汽修厂前来市人武部交涉的“红卫团”的代表刚吃了午饭，正在楼上休息时，突然，涌进汽修厂“红卫兵”二三十人，双方在争吵中发生推搡和斗殴，将“红卫团”代表阴志和致伤。“红卫团”代表忙给厂里本组织打电话求援，结果，汽修厂“红卫团”工人听说本组织代表在武装部挨了打，陆续来了不少人，不仅每天与对立派“红卫兵”人员辩论，还整天围攻部里领导同志，要求解决打人问题，还要求人武部重新表态支持他们，还扬言说，不解决问题，决不撤兵。部里领导这时才意识到再乱表态显然不利于解决问题，便拒绝了对方的要求。但头脑发热的“红卫团”代表不干，后来他们干脆就在武装部驻扎下来，对武装部主要领导的说理交涉很快升级为批斗会，持续数日，还把原汽修厂的主要领导干部拉到武装部陪斗。

     一连数日折腾，到14日，矛盾发展到高潮，两派都从社会上跨行业的大组织寻求支持单位，召来了更多手持长矛的工人群众组织，一时间，人武部风声鹤泪，一场大规模武斗冲突呈一触即发之势，酿成震惊省城的“八一四事件”。……

     在乱世风云中，云集在三层楼上的造反派已经成了脱缰的野马，不仅听不进任何人的劝阻，而且动不动就揪住武装部领导群起围攻，逼其表态支持他们，连人武部军人的生命安全也受到严重威胁。

     当时，人武部的不少干部能躲就躲，躲不了的，也不敢轻易说话，生怕言多语失，遭到围攻和不测。父亲没有躲避，想到自己作为一个军人，一个党的军队政工干部，不能眼睁睁看着流血冲突在堂堂的人武部里发生，他决心要尽一切力量做工作，力挽狂澜……

     父亲不顾部里其它同志的劝阻，毅然冒着风险登楼梯上了三楼，站到了剑拔弩张的两派群众组织中间。此时，我知道，别看闹事的双方气势汹汹，但他们违背中央精神冲击军事机关，揪斗解放军领导干部，本身就底虚。若自己说话口气软了，等于向对方示弱，非但化解不了矛盾，反可能助长对方的气焰，局势也不可能得到扭转。不如以军队“支左”干部的身份，以凛然正气，镇住对方。

     父亲厉声斥责说：“你们这样做能解决问题吗！毛主席哪条指示叫你们这样干的？……”

     奇怪，汽修厂两派组织人员都认识他，不仅在他上楼时没有加以阻拦，更没有围斗他，还挺给面子：或洗耳恭听，或嘟囔两句理不直、气不壮辩解的话。当然，在两派组织成员头脑发热的情况下，政治说服工作此时显得非常被动和无力。在多次在劝阻无效的情况下，父亲又想到，眼下，单靠武装部本身，是不大可能解决问题了。应该去找袁振同志。他当时是省革委会核心小组负责人之一，太原市人武部第一政委，假如得到他的支持，就有可能彻底解决武装部的危局。于是，当天下午，父亲经协商，又陪同市人武部副部长庞德运同志，匆匆步行三里多路，赶到省革委会去找到袁振。袁振听了父亲等人的情况汇报后很重视，当即委派了革委会宁阳锁等三人，前来市人武部处理问题。

     就在武装部南院的一辆吉普车里，父亲召集两派代表，与革委会宁阳锁等三人共同协调，经过与双方代表谈判，总算签署了“双方代表协议”，双方代表签了字。“协议”主要精神是，一、双方立即停止武斗（行为），有武器的同志，将武器交给太原市武装部解放军同志处理，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二是双方互相抓的人员、包括汽修厂“陪斗”的领导干部，要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并立即释放。三是有分歧意见，可互相采取“四大”方式来解决，但不准再挑起武斗，谁家引起后果，谁家负责。

     事后，父亲拿上两派头头签署的协议，再次步行去省革委会找到袁振。袁振同志很快在在双方签署的协议上亲笔作了批示：“双方必须执行这个协议，马上撤出武装部，立即停止武斗！”

     当父亲从省核心小组袁振那里拿回那个经过批示的协议后，已是深夜2点钟多。手持长矛，云集在武装部楼里楼外的两派人员已有数百人之多，一场迫在眉睫的武斗冲突就像一个火药桶，随时仍有可能点燃爆炸，引起不堪设想的后果。必须尽快将省核心小组领导的批示和两派组织代表签定的协议公告于众，制止一触即发的武斗危机！

     因武装部没有广播设备，父亲便匆匆赶到附近的太原市委机关二楼找到广播室，在有关工作人员的协助下，打开扩音器，父亲在麦克风前，宣读了双方的协议内容以及省核心小组领导人袁振同志的批示，反复广播了两遍。

     当晚，坐落在市委机关对面的武装部大楼的武斗人员，都听到了喇叭中传来的广播声。那广播声声，义正词严，在静谧夜空中，显得格外嘹亮。

     双方签定的协议经大喇叭广播后，正式生效。两派群众组织听了广播，都松了一口气，陆续撤离了市人武部，到第二天清晨6时，双方人员已撤离完毕，历时十多天的武斗危机总算得到了圆满的解决。在此期间，除外面来了一些小孩用弹弓和砖块打烂了武装部部分门窗上的玻璃外，一触即发的武斗危险被化解了，没有发生任何人身伤亡事故。
     事后，为了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保护市武装部首长的安全，父亲在部里有关人员的协助下，将部首长进行疏散。其中将李政委用汽车转移到省公安医院，将刘部长（此前已多次遭到造反派的绑架揪斗）送上开往北京的火车……

    危机平息了，人武部在场的同志对父亲说：“程科长，当时那个场面，只有你敢说话，也只有你能说上话。要不是你出面，后果不堪设想！”

     为什么当时群情激昂、一触即发的两派都能听我的，没有给父亲出难题？他曾百思不得其解。其实，并非他有多大能耐，而是“功夫在诗外”。父亲在汽修厂“支左”期间，高水平地按党的方针政策办事，对两派群众组织同等对待，赢得了人心，团结了群众。这是人格、情分的回报！也许，在人武部现场，他们认为父亲说得在理；也许，一些人曾对厂里乱喊口号，轰走父亲那件事，抱有歉意；也许，他们压根不希望在人武部里发生流血事件，希望能有人出来从中调停，体面收场。恰好，父亲就成了这种角色的最佳人选……看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有付出就会有回报，好人一生平安。

     十多年后，即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党中央清查“文革”中有关问题的背景下，已更名的山西客车修造厂对当年的“市武装部事件”重新进行了查证和结论，并请当年曾处理此事的父亲出具了证明材料，最后结论为：“此事件的起因，系武装部支左改变态度，两派群众组织为争取‘左派’而引起，……鉴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系派性斗争，且又未造成大的损失。故经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日党委会议研究，认为此事件属一般性错误。”当年那场千钧一发的武斗炸弹，能最终变成这个结局（一般性错误），真不容易，如今想起来都有后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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