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涛：太原五中成立的七一战斗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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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涛

“文革”波及山西，却要从华北局工作会议开始。当时，中央与各省间，有称之为局的行政大区，山西省隶属于华北局。５月２２日，中央华北局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了华北局工作会议，主要精神就是贯彻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等中央领导的讲话精神和《五·一六通知》。山西省来京参加这次重要会议的有１９８人，省委、省人委主要负责人卫恒、王谦带队，省委、省人委的其他领导和各地、市的党政一把手和省直有关部门的负责人都赴京到会。山西的党政大员中，只有省委的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武光汤一人留在省内主持一般工作，由此可见，这次会议是何等重要。

在中共党内，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可对于像刘灏这样的中学生而言，他们并没有嗅出国家政治变化的什么信息。直到这一年的６月１日，在全国人民心中代表党中央声音的《人民日报》，以最显著的版面和标题，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以后，平静的校园才渐渐地变得不再平静起来。那篇社论，无疑就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吹响的号令呀！在那篇社论中，特别强调了林彪对政权的论述，并严肃指出：“一个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我国兴起。”号角已经吹响，年轻的中学生们不再正常上课了。应届高三学生们立志投身于这场伟大“文化大革命”的愿望，逐步取代了对升学考试的渴望。北京出现了红卫兵组织，掀起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红色风暴。想当演员的刘灏耐不住寂寞，也同当时狂热起来的学生们一样，认定自己是幸运的。虽说爬雪山过草地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没赶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也没有赶上，可赶上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面对轰轰烈烈的革命氛围，立即生出想在这场革命中一展身手的欲望。不仅是刘灏，在全国，又有哪一个热爱党和毛主席的中学生，不想参加这场由党中央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呢？

由刘灏发起，在太原五中成立了七一战斗小组。在当时五中学生们成立的众多学生组织中，七一战斗小组的造反精神还远远落在别的组织后面。在“横扫牛鬼蛇神”的战斗中，当别的学生造反组织开始揪斗老师时，七一战斗小组竟以保皇派的角色出现持反对意见。这个小组的成员多是平时的好学生，思想中那种较为保守的思维惯性，使他们在空喊几句革命造反口号的同时，还想着不要耽误了高考，好以满意的成绩踏入大学的校门。所以，当有的学生将刘灏心目中的那些好老师打成“反动权威”，不但贴大字报批，还要面对面批斗时，刘灏和他的七一战斗小组的同伴们反对了，与这些同学展开辩论了。刘灏滔滔不绝地显示出辩才，与那些贴老师大字报的同学争论起来：“当老师，就要教好课，要教好课，就得有学问，如果把这些好老师都定成'反动权威’，都打倒，以后没有好老师教课，考不上大学，倒霉的还不是咱们学生吗？”这是一种简单的思维，批《海瑞罢官》这个剧本可以，批远在北京的象吴晗那样的大人物也可以，他们离中学生们的生活很远。而具体到批老师，刘灏这样的好学生们便有些想不通了。这也体现出如刘灏这样的准知识分子们，当时对“文革”的理解。

那么，已经开始受到批判和冲击的知识分子们呢？我们不妨先跳出中学老师这个层面，看看全国著名且有国际影响的大作家赵树理，当时又是怎样想的。

他既觉来势猛，又不知道未来的“气象”如何。他既认为自己没有什么问题可“革”，又不知道该把自己摆在哪里。他对人说：“象我们那个年代的作家，原来既没有什么协会，也没有可能跑那么多地方。现在条件好了，反而没有什么作品了。是应该有场文化革命改造改造。”有人贴出揭批作家的大字报，他仔细读了，然后题了“污垢沾身久，未能及早除。欢迎诸同志，策我去尘污”四句诗，工工整整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引自《赵树理评传》。董大中著，百花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０出版）

愿意接受群众的批评，或者过火的批判，认为这全是革命的需要，认为这可以帮助自个加深改造，然后更好地为革命工作，为人民服务。大作家赵树理的这种心态，足可以代表“文革”之初，所有受到大字报批判的知识分子们共同的心态，以及他们对汹涌而来的“文化大革命”的共同的理解了。五中那些被贴了大字报报的老师们，也是如此。

中学生刘灏可视为“文革”动力的一种代表。大作家赵树理则可视为“文革”对象的一种代表。作为山西省委和太原市委领导机关的高级干部们，他们面对突兀而至的“文革”，又是一种怎样的心态和理解呢？历史已经证明，由高居神坛之上的领袖毛泽东一手发动掀起的“文化大革命”，竟然延续了１０年，时而波谲云诡，时而浊浪排空，将全国人民裹袭着，让千百万人蒙羞遭难，使五千年辉煌文明毁灭于旦夕，制造出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场大灾难和大悲剧。对此，发动者毛泽东主席本人当初不知是否始料未及，全党全民则肯定是始料未及。

放眼全国，尚未变成革命对象的各大行政区和各省的党政领导，当时也怀着对党的领袖无限信任、无比虔诚的态度，开始积极投入了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在京召开的华北局工作会议，先传达了《五·一六通知》这份重要文件，又传达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最新决定撤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人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候补书记的职务，撤销彭真北京市委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销陆定一中宣部部长职务的有关决定和这个决定的伟大意义。中央一下子揪出了一个“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全国震惊，也震动了在前门饭店开华北局工作会议的各省代表团。在山西代表团中，当时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太原市委第一书记的袁振，第一个紧跟毛主席和党中央党内斗争的新形势，站出来揭发了山西省委的问题。

袁振揭发省委的主要问题有如下几条，其一，省委《关于开展学术批判运动的通知》是根据彭真原先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搞的那份《二月提纲》炮制的，《二月提纲》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把严肃的阶级斗争，说成是学术斗争，现在中央发出了《五·一六通知》，省委原先搞的那个《关于开展学术批判运动的通知》就必须收回；其二，省委对领导文化大革命不够放手，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也不得力，省委给干部发了十五本马列的经典著作，实际上起了冲击学毛著的作用；其三，省委宣传部在前中宣部长陆定一的影响下，支持举办《傅山展览》，出版了《傅山画集》，（孙涛注：傅山是明末清初山西的一代大儒。明崇祯九年傅山为其恩师袁继咸被宦党迫害入狱一事，率山西百余生员赴京伏阙讼冤，使崇祯皇帝终为袁继咸平反。明亡，清廷入关后，傅山于顺治十一年秘密参与反清起义被捕，抗词不屈，出狱后行走江湖，终身不仕，在清康熙十七年由康熙下旨举办的博学鸿词科恩科中，傅山被朝中汉官举荐而拒不参加，被山西地方官员押入京城后以死相抗，表现出一位明末士大夫的气节。其诗书画医在明末清初均达到了极高的造诣，被后人称为一代文宗。２００７年是傅山先生诞辰４００周年，这一年在中共太原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太原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纪念这位先贤的各项活动。）而且请“三家村”的头目邓拓为画集写了前言，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袁振在会上还拿出了一个《关于筹划纪念傅山的若干问题》的文字材料，其中点名批判了从中央到太原，共３０余位支持傅山展览的领导和专家、学者，说他们“对纪念傅山很热心，在五年多的时间内，一直在大捧傅山，表彰死人，歌颂封建士大夫，造成极坏的影响。”其用意很明白，那就是被中央点了名的“三家村”黑线人物邓拓，在山西有活动，山西省委与之有牵连。

而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则对袁振也有明确的态度，当即在会上做了对袁振的发言具有批评意味的表示：“我们已经按照中央的指示，采取了新的措施，有什么必要再收回那个《通知》呢？北京是北京，山西是山西，硬要把山西省委和北京市委扯到一起，这究竟是想干什么呢？”

在山西省委中，此时的袁振与省委第一书记卫恒相比，毕竟势单力薄。几个回合下来，带头揭发省委的袁振，就被以卫恒为首的山西省委，一举打成了“野心家”和“伸手派”，会上还有更猛的火力，说以袁振为首，在太原市委有一个反党集团。不要以为那阵子只有山西代表团里斗的热闹，中央揪出个“彭、罗、陆、杨”来，其他省岂能不上行下效？不说别的省，仅在华北局工作会议上，除山西揪出一个以袁振为首的反党集团外，河北省也揪出一个以林铁为首的反党集团，内蒙古自治区也揪出了以乌兰夫为首的反党集团……

有被神化了的领袖毛泽东坐阵，有中央文革小组呐喊，阶级斗争的弦在全党的高级领导层中，确实是绷得很紧了。不论是在“文革”之初落马的党内高级领导，还是“文革”之初将同僚先打落马下，其后自个也被打翻在地的党内高级领导，他们在“文革”之初对那场“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其实与被毛泽东发动起来的亿万大、中学生们高明不了多少。１０年动乱，就这样在全国党内党外，上上下下都想紧跟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都想积极参与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统一目标下，大家迈着无法协调一致的步伐开始了。

个人迷信让伟大领袖坐进了神殿，毛泽东他老人家究竟要怎样往下发动和引深他的这场运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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