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峰：“一月风暴”下的山西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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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新太原50年纪事》中集《十年风雨》第三章


    按：山西省“一·一二夺权”，是在全省乃至全国很有影响的大事，被三中全会后山西省委定性为“篡党夺权”性质。这场夺权究竟是怎样发生的？由何人策划和组织？对省城带来这样的影响？就此，笔者打开了尘封的档案……

    ●策划夺权阴谋的前夜

    1967年1月12日，在上海所谓“一月风暴”的影响下，省城太原的刘格平、张日清、袁鸣（化名）等人在中央文革要人康生、江青一伙的支持下，一举夺得了山西省委、省人委、太原市委、市人委的党政财文大权，史称“一·一二夺权”，成为轰动省城，在全国都很有影响的重大事件。
    省城太原一向以保守、封闭著称，但在史无前例的动乱中，却应声而起，打响了全国省、市、自治区级造反夺权的第二枪，成为全国第一个夺权的省份，个中复杂原因，发人深省。
    山西造反夺权的核心人物是刘格平。他之所以能创造上述显赫“业绩”，除“文革”的历史背景和他个人“灵动”原因外，驱动他的动因，还有中央文革顾问要员的秘传真经。还是让我们穿过时间的隧道，聚焦当时那个时代背景吧……

     1967年元旦，“红联站”、“太工红旗”，抢占了太原市的有线广播站，并改名为“红旗有线广播台”。他们播放的“元旦献词”中，给中共山西省委戴上了一顶“地方主义、山头主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帽子。
     1月2日，山西大学“八·八红旗战斗队”在湖滨会堂召开批斗卫恒、王谦、王大任大会。会后，卫生系统的造反派又接着对卫、王、王进行残酷斗争。这一天，中共太原市委统战部被“山西革命造反兵团”查封，并抢走八份机密材料。像这种砸机要室，抢档案柜的事件在山西已屡有发生，以后的日子里更成为造反派的得意之作。
     1月4日，北京来电，要刘格平立即到京谈话。他当天就赶到北京。受江青的委托，“文革”干将关锋约王力一起在刘格平的住处－－北京饭店，进行了秘密谈话。谈话以前，江青对关锋讲：刘格平了不起，只有他一个人不执行中央指示，不履行出狱手续，一直坐满十三年的牢。江青叫关锋和刘格平谈谈这个问题，并问问他解放后受处分的情况，如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就要他回山西联合革命群众组织，把山西省的大权掌起来。在谈话开始后，关锋首先询问了刘格平本人不出狱的情况，又问了他受处分的情况。最后，关锋向刘格平传达江青的意见说：“现在形势很好，你回山西去参加文化大革命，把革命群众组织联合起来，争取领导干部站出来，把山西革命和生产的大权掌握起来。”王力还对刘格平嘱咐说：“你回山西要取得张日清（省委常委、省军区第二政委）的支持。”   
    王力为何要刘格平与张日清联系，是中央文革要人事前已与张日清有书信来往或秘密联系？至今不得而知；但建国初期，张日清在华东军区某军事院校任政委的时候，康生则是中共华东区书记，这段背景值得注意。“文革”中，康生一跃为中央文革顾问，成为炙手可热的“中央领导”级大人物。他欲夺山西大权，光靠刘格平一人还不够，得给他找一个助手。张日清是个好人选，至少康生对这个当年的老下级是寄以厚望的。王力对刘谈话虽未点明这一点，但其中的深意是很明显的。

     1月初，一连两天，副省长刘贯一失踪了！这可急坏了省委办公厅的一些秘书们。他不在家，他家人也说不知道他去了那里，连勤务员也不知道，找遍他可能去的地方，仍无杳无音信，这可非同小可。一想到这段时间省城的形势这么乱，造反派几乎每天都有抓走揪斗领导干部的事情发生，晋东南地委书记王尚志被当地造反派抓走一去不回，数日后才在一口枯井里发现了其尸体……谁知第三天，刘贯一又在省委大员神秘地出现了。当秘书问及这两天他去哪里时，他却不以为然地说：“我出门办个事都不行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后来秘书对刘说： “以后出门告我们一声，要不有人来找，我们也说不清。”
    刘贯一“失踪”两天，到底干什么去了？
    原来，中央文革召见刘格平时，尾随刘格平进京的还有一个神秘女人，这就是刘贯一的夫人顾×。
    刘贯一资格较老，党龄也较长。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后调山西任副省长、省委常委等职，分管政法工作。“文革”他怕被揪斗，居然加入了杨承孝的造反组织“决死纵队”，常戴上“决死纵队”袖章，躲藏于其总部。他与刘格平也保持着一种不远不近的关系，因为他还要看一看形势的发展。当他获悉中央文革电召刘格平进京的消息后，当即让他的老婆顾×尾随刘格平到京了解情况。刘格平当天便把关锋、王力谈话内容透露给顾，让顾迅速返回太原转告其夫刘贯一，让其夫与张日清取得联系，还要争取省委一些领导干部站出来“造反”夺权。
    刘贯一秘密见了张日清说：“我们都是新四军的老同志，可以随便说说心里话。”接着便说：“山西的领导权控制在走资派手里”，“山西的领导干部派别很多，但在路线上基本一致”。同时又透露了在京的刘格平与王力谈话的情况。并说：省委有几个领导干部准备站出来“和群众一起革命”。张日清回答：“你们站出来革命，我支持你们。”为了落实刘格平的指示，寻找造反夺权的“同盟军”，刘贯一又分别找袁振、何××（省委常委、省政协副主席）、陈××（省委委员、太原市委书记）等人串连。当透露中央文革意图后，数人一拍即合，开始起草联名“造反”的大字报。刘贯一还找到郑林，透露了中央文革对刘格平的态度，动员郑林起来造反，参加夺权。郑林听了十分气愤，说：“如果说卫恒是走资派，甚至要夺权，我不仅不参加，而且坚决反对！”事后郑林打电话给赵雨亭，告诉了刘和他谈话的内容。赵在电话中称赞郑林同志：“你回答得很好。”
    就在刘贯一紧锣密鼓串连活动之际，张日清曾到省委通知办公室主任肖里，要他将存放在省军区的省委机要文件取回，还说：“省军区不能给省委保管文件”。肖里当即反驳说：“省委机要文件由省军区保管，这是党中央的指示，你也得执行中央的指示。中央没有指示省委的机要文件从省军区拿回，我就不能拿。”“一·一二夺权”后，张日清放纵造反派把保存在省军区的许多绝密、机密文件拿走。
     1月6日，刘格平带着“尚方宝剑”返回太原，住进省军区招待所，经刘贯一介绍，与省军区张日清会见谈话，密谋如何按江青的旨意行事。
   从此，省城“文革”的造反活动，趋于由中央文革大员授意，省市委、省军区的另一班人马联手操纵的阶段。
     1月7日，在晋、京造反派的压力下，华北局被迫给袁鸣（化名）平反，将贾俊调离太原市委工作。这一天，还发生了三件动静不小的事情：一是何××窜到晋祠，动员正在养病的省委常委郭钦安“站出来革命”，郭钦安对何进行了反驳，并告诫他不要参加“造反”活动。二是卫恒的宿舍和办公室被“兵团”的十二中“红旗”查抄，他们查抄出公安厅报送给省委的台湾空飘传单，即诬陷卫恒是“台湾特务”。他们在查抄时不小心摔坏的一尊毛主席石膏像，便又诬陷卫恒“反对毛主席”。当场，就把卫恒揪走，并强迫卫恒家属搬出宿舍。三是山西省军区一些领导同志对省军区第二政委张日清允许刘格平住在军区招待所，与袁振、刘贯一、陈××以及一些造反派头头频繁接触等活动提出意见，认为这不符合中央关于军队不参加地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规定精神。军区党委还召开会议就此问题讨论，十三名常委中只有张日清一人坚持军队应该参加地方文化大革命活动，支持“左派”的“革命造反斗争”。这就是轰动当时的“十二比一”的传闻真相。于是军区党委把上述两种意见电报毛泽东、林彪和中央军委。省城“一·一二夺权”后，张日清的意见得到毛主席和林彪的支持，也由此争得一顶全国“支左红旗”的桂冠。
    次日，何××①又到晋祠，再次鼓动郑林、朱卫华和郭钦安参加“造反夺权”，依然遭到郑、朱、郭三人的拒绝。当何××动员郭钦安起来“同黑省委作斗争”，造“黑省委”的反时，遭到郭钦安的痛斥。郭钦安斥责说：“你政治上糊涂了，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于是，何又列举卫家台湾空飘传单一事，进一步污蔑卫恒是“台湾特务”，动员朱卫华“站出来揭发’。朱卫华当即表示：“这我更没有揭发的了，我又没有参加特务组织，你知道，你揭吧！”当夜，造反派抄了朱卫华的家。与此同时，刘格平等人背着山西省委，在省军区招待所客房组成“中共山西核心小组”，成员有刘格平、张日清、袁振、刘贯一、陈守中。刘格平任组长，张日清任顾问，形成了造反夺权的指挥部。
    为了大造篡党夺权的舆论，欺蒙广大干部和群众， 1月9日，刘格平、刘贯一联名写出题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究竟干了些什么坏事情？》的大字报。大字报中攻击诬陷中共山西省委是以“卫恒、王谦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说“卫恒、王谦和彭真、薄一波、安子文关系极不正常，必须彻底追查，弄清这一反革命案情”，发出公开造反夺权的信号。
    同日，“山西东风革命造反兵团”（简称“东风兵团”）宣布成立。这是由原来的省委机关“全球红兵团”演变过来的一个组织。1966年底，为保障省委领导的正常工作，省长王谦建议“成立一个组织，做些工作”，“全球红兵团”应运而生。该组织最初是省委办公厅的中层干部所组成，在保卫市委机要档案、用大字报反击造反派的诬蔑和破坏性活动起了一定作用，被造反派诬为“保皇组织”。当北京传来中央文革支持刘格平的消息后，该组织有的人员觉得再不改换门庭和旗号，势必难以生存。加上丁磊的策反，拉出其中一些涉世不深、参加工作时间不长的大学生，再加上省委一些“造反”的勤杂人员，组成“东风兵团”。主要头头黄锐庵②、雷××，顾问是刘格平的妻子丁磊③。
     同日，“山西革命造反兵团”、“首都赴晋造反大队”批斗卫恒，并展出从卫恒办公室、宿舍里抄出的台湾空飘的传单和损坏的毛主席石膏像，斥责卫恒就此交待罪行。卫恒愤怒地进行了反驳：“这是政治诬陷！政治陷害是吓不倒人的！”
     1月10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王力在北京接见了山西造反派代表，说：“刘格平是经过考验的干部，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要支持刘格平。”造反派代表
及时将这一消息用电话通知了太原的造反派组织。这样，刘格平等人便得到了造反派
的支持，两股势力结合在了一起。
    同一天，刘格平、刘贯一、袁振、何××、陈××五人联名贴出题为《请看！以卫恒、王谦为首的钻进党内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罪行》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诬蔑中共山西省委“坚决贯彻执行并进一步发展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干部和群众”。并指出：“山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不再是检讨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了，而是属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了。”“卫恒、王谦一小撮人已经肯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物了”，“实际上已经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安子文以及大黑帮头子彭真串在一条线上了”，“因此，山西省委的问题的性质，已经是属于钻进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问题了。”这份大字报后于1967年2月14日发表于《山西日报》上，题目改为《向山西省委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猛烈开火》。这就是臭名昭著的“五人大字报”。
    这张被造反派头头们自吹为“革命檄文”的“五人大字报”，以造谣诬蔑的无耻伎俩，诬蔑以卫恒为首的山西省委“抗拒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打着白旗反红旗”、“是钻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一条黑线”，组织“大、小特务，建立情报网”，“要把山西搞成一个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战略根据地”。
    生活在今天的人们，读着这些历史罕见的奇文，作何感想呢？人们能够容忍他们这种肆无忌惮地歪曲历史吗？
    人民还没有忘记，八路军挺进山西后，相继在黄河东岸建立了太行、太岳、晋察冀、晋绥等四大抗日根据地。山西老区的党和人民，不负党中央的委托，模范地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和决死队等抗日统战组织和五脏，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与日伪军浴血奋战，并且派遣自己的英雄儿女深入敌后，和当地人民共同战斗，不断开创了新的革命根据地，对于夺取抗战胜利发挥了战略根据地的作用。
    人民不会忘记，在解放战争和太原解放后，山西省委领导全省人民彻底推翻了以阎锡山为代表的反动统治，发展了生产，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中央人民政府农业1954年颁发的四枚爱国丰产金星奖章，山西一省独得了三枚。从革命根据地到建立全省政权、恢复生产、繁荣经济这些铁的事实，竟被诽谤为“复辟资本主义的战略根据地”，这真是亘古未见的颠倒黑白的奇文！
    就在这张“奇文”出笼的当天下午，“北京农机化学院‘全无敌’纵队“发出《致山西革命干部的一封公开信》，与其紧密配合，信中编造罗列了卫恒在过去的许多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后，说：“山西省委的问题极其严重，属于敌我矛盾”，“卫恒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省委的这场斗争“是夺权的斗争”。同时，赞扬“五人大字报”“是吹响了决战的冲锋号”。煽动广大干部“站出来，冲上去”，“向卫恒反党集团发起总攻击”。
    “山西革命造反兵团”也不甘“落后”，于当天印发《目前时局和我们的任务》的传单，他们在传单中分裂山西的干部队伍，诬陷省委领导干部与所谓“黑帮”之间的“黑线”关系，赞扬刘格平等人“率众造反”是“大旗岿然，斗志大振”。
    为了继续寻找支持者和同盟军，刘格平频繁地与省城各造反派组织的头头接触谈话。刘贯一、袁鸣（化名）等省市委领导干部则频繁地找省市委一些发端于晋绥、晋察冀的干部串连，进行宗派分化。一些人盲从了，一些人拒绝了，更多的人忧心忡忡。
    从此，山西的造反派由各自为政，一盘散沙，在夺权的大方向下转向归拢联手阶段，并由一些“卧薪尝胆”的野心分子、阴谋分子操纵。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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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何××，他也因刘少奇“六十一个叛徒集团”案受到牵连，被造反派当成“叛徒”揪出来，遂退出造反夺权的核心小组，因祸得福。
     ②原省人委办公厅干事，“一·一二夺权”时任东风兵团团长、夺权后任省革委委员、省革委办公厅副主任。
     ③原省人委办公厅信访处干事，“一·一二夺权”时任东风兵团顾问，夺权后任省革委委员、省革委人事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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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新太原50年纪事》中集《十年风雨》第三章


    按：山西省“一·一二夺权”，是在全省乃至全国很有影响的大事，被三中全会后山西省委定性为“篡党夺权”性质。这场夺权究竟是怎样发生的？由何人策划和组织？对省城带来这样的影响？就此，笔者打开了尘封的档案……



    ●甚嚣尘上的省城“一·一二夺权”

   “热烈欢呼上海红色风暴！”
    “万炮齐轰黑省委！”
    “誓同卫恒血战到底！”
    1967年1月12日的黄昏，在贴着各种大标语的太原大街上，一辆辆十轮大卡车呼啸而过。
    驾驶室里，司机一侧坐着个躯干瘦长，唇上蓄着一撮日本式小胡子的中年人。声名赫赫的“山西工人革命造反决死纵队”司令杨承孝，身穿那种“十三冶”特有的仿朝鲜族式样的黑色棉衣，由于小时候出天花留下疤痕的瓜子脸，全无血色。此时，他迅速瞥了一下甩在身后的游行队伍，浮起一丝狡诈得意的笑容。
    这一年，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以造反派取代“红卫兵”的时代。虽然二者都强调要“造反”，但主要成分构成、造反方式均大不相同。造反派与传统意义上的“红卫兵”不同的是，一是他们不再强调什么“红五类”的阶级路线，二是其头面人物和组织，是以工人为主体，或工学联盟，学生造反组织已经成了附庸，杨承孝这类“痞子”登上了政治舞台；三是他们不再满足于“笔墨”文斗，而是开始以关押控制省市委领导干部为资本，以夺权当官为特征。
    早在1月5日起，杨承孝就命手下的弟兄把省委第一书记卫恒从家里抓出来，关押控制起来。他知道，在将来“晋阳逐鹿”中，谁控制了“黑省委”的首脑人物，就无异于掌握了决定胜负的战略“王牌”，进可以“打”，退可以“保”，无论将来的政治局势怎样发展，都能使他牢牢地掌握政治上的主动权，从而高居于“群雄”之上。就在昨天——1月11日，“红色电波”传来了“上海一月风暴”的“特大喜讯”。杨承孝凭着直觉判断，文化革命已经发展到“总攻冬宫”的前夜！果不出所料，今天下午，他就接到了老头子的旨意，要他在晚上到省委宿舍参加“左派组织联席会议”。这是何等光荣的使命！几个月前，他还一个一名不文的烂工人。
    十字路口又涌出黑压压的游行队伍，汽车无法行进了。杨承孝看了一下手腕上的造反的“战利品”－－手表，果断地命令司机道：“给我绕过去！他妈的，一刻也不能耽误啦！”他说着，将半支抽剩的烟头狠狠地挥出了车窗外。
    傍晚，刘格平宿舍周围突然岗哨林立，警备森严。担任警戒的有手持钢枪的省军区战士和山大“八·八红旗战斗队”的队员。这倒真使人感觉到有点真伪混杂、杀气腾腾的特工味道。
   “秘密会议”在铺着紫红色地毯的客厅里举行。莲花式吊灯吐着幽幽白光，映入眼帘的满是绿的军装和红的袖标，正面的长沙发里，坐着中央文革已经复电认可的“核心小组”组长刘格平。工人领袖杨承孝受到特殊礼遇，被呼拥到前面就座。与会的三十多个人，几乎都是省城叱咤风云的各路“造反英雄”。“兵团”、“太机四野”、“太工永红”等十几个造反派组织的头头。此外，还有来自北京的“全无敌”、“播火兵团”等赴晋造反组织的代表。一月风暴下的夺权（二）
    刘格凭、张日清等召开“左派”联系会议，策划省城造反夺权

    所谓左派组织联席会议，是一个密谋夺权的会议。会议由刘贯一主持。会议中间，刘志兰（原省委农村工作政治部副主任、陈守中的夫人）交给刘贯一一份《关于省委特务活动及其黑二三线名单》的揭发材料。刘当众宣读了这份材料。接着，太原十二中“红旗战斗队”的负责人跑进会场，出示了前不久从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家抄出来的所谓“反革命特务罪证”。“罪证”之一，是一尊断了前臂的毛泽东石膏像（这是十二中“红旗”抄卫恒家时给摔断的，此时嫁祸于卫恒）；“罪证”之二，是几张台湾空飘的反动传单（这是省公安厅作为“敌特动态”报送给省委的）。参加会议的造反派负责人得知卫恒进行“特务活动”的二三线名单和所谓“罪证”，心中的怒火一下被点燃了。立即提出：先把黑省委二三线人物和特务分子抓起来！这一提议立刻得到刘格平、张日清等与会者的一致支持。凌晨l点，山西省省委大院开锅了。以“决死纵队”杨承孝为主将的各路造反派纠集了大批人马冲进了省委大院，先后抄了卫恒、王谦、王大任、贾俊、武光汤、赵雨亭、刘开基等省市委领导人的家，并把赵力之、卫逢祺、赵承亮等一批干部控制起来。折腾了两个多小时后，这些造反头头们又返回到刘格平家继续开会。
    刘格平、张日清开始了夺权总动员。他们大讲了山西局势的严重性和夺权的迫切性。张日清表态说：“解放军是造反派的坚强后盾，决不保护走资派，不要看卫恒是军区政委，他别想动我—兵—卒，调我一炮—弹。现在不能再等了，必须立即夺权！”接着，刘格平宣布：“‘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已于1月8日成立！”并公布了“核心小组”成员的名单。还说：“山西的文化革命由‘核心小组’领导。但‘核心小组’下面，要成立一个革命造反派联合的组织作为夺权的组织机构，名称暂定为‘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我们核心小组的各个成员，都不参加总指挥部，我们核心小组是总指挥部的顾问机构。”
    接着，在刘贯一说：“现在我宣布，‘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以下简称“总指挥部”）正式成立了。现在，总指挥部采取巴黎公社的选举办法，由你们造反派自己推选领导人。”参加会议的人，一致表示拥护“核心小组”的领导，支持成立“总指挥部”。会上，北京赴晋学生代表朱永庚宣读了总指挥部给上海“工总司”等造反派团体夺权发的贺电。还宣读了所谓《山西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并宣称“总指挥部”是山西全省最高临时权力机构！然后酝酿该机构的领导人选。
    这既是一次计谋的较量，也是一场实力的角逐。经过长时间的沉默，争吵之后，“全无敌”代表的一句话定了方向：
    “工人阶级主沉浮！总指挥部的第一把手，当然应该请工人造反组织的头头来担任喽！”
    “好哇，那就让‘红工联’的S司令当总指挥吧！”不知是谁冷不丁地冒了一句。
    杨承孝目光锐利地扫视了会议室一眼，脸上露出惊愕的神气，“咦?‘红工联’的头头怎么没来参加会议呢？”
    “都通知到了，为什么不来？”神情傲然的贵夫人丁磊问道：“是不是被人家收买了？”
    “可能！很可能！”几个声音附和着。
    名为“播火”的学生代表说：“我们的意见，是请杨承孝当总指挥。承孝同志革命性坚决，最早起来造黑省委的反，‘决死纵队’虽然不是惟一的，但却是战斗力最强的工人组织。所以，我们认为杨承孝当总指挥最合适！”
    “就请承孝同志当总指挥吧！”  刘格平微笑着看了看“决死”司令，尔后转向大家，说：“同志们，如果没什么意见，就这样定了吧！”
    于是，杨承孝登上盟主地位，坐上了“总指挥部”的第一把交椅。他掩饰不住内心的巨大喜悦，刹那间觉得浑身的每一颗细胞都胀大起来。过去山西有九个正副省长，而现在就他一个“总指挥”，一种洋洋自得的情绪，在他心中油然而生。既然这场“革命”把他推上如此显赫的地位，那么他就要誓与这场“革命”共存亡！
    经核心小组提名推荐，会议讨论后确认“山西工人革命造反决死纵队”头头杨承孝为“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总指挥，“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头头朱永庚、“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头头刘灏为副总指挥，还研究、制订了夺取山西省委、省人委、太原市委、市人委领导权的行动计划，并给各组织分配了夺权行动中的任务。
    会后，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陈守中等在刘宅坐镇指挥，张日清下令将在省委、省人委担负警卫工作的部队全部撤走。随后，杨承孝分头调动1万余人，连夜行动，抓人、抄家、夺章、查封办公室，夺取了省委、省人委和太原市委、市人委的“党、政、财、文大权”。
    那真是一个恐怖的夜晚。 据当时省人委的干部赵承亮撰文回忆道：

   当时，刘建基（卫恒前任秘书）、侯欣硅（武光汤秘书）、周文（郑林前任秘书）、罗广德（王中青秘书）和我，正在省人委办公厅五楼坚持值班，“十三冶决死纵队”、“首都赴晋造反大队”和“太工永红战斗队”的几十个造反工人、学生强占了值班室、机要室和办公室，声言他们夺权了，“勒令”我们集中到五楼二层会议室。期间，训斥对我们说：“你们是黑省委的黑干部，为卫王王忠实效劳，搞特务活动，我们造反派要审查你们……”并把我们几个人佩戴着的毛主席像章一把拽掉，说：“你们这些保皇派哪有资格戴毛主席像章！”然后对我们分别进行了审问。审毕又把我们控制在五楼一层刘贯一办公室看管。他们如临大敌，派“东风兵团”头头黄锐庵等人监视我们，不准出门。当时被控制起来的还有王野风、龚俊洲、郭步台、张立波、苏培田、许祝三、杨秉严、张玉年等一批在五号楼办公的工作人员。
   “一·一二夺权”的那天晚上，我被造反派控制关起来的同时，“决死纵队”的十几个造反派乘坐一辆大卡车，深更半夜敲开我家的门，翻箱倒柜，大肆抄家，搜索所谓黑材料和“卫王王搞特务活动”的器具。他们把被褥、枕头都撕开，搜遍我爱人、小孩（那时女儿只有4岁，儿子刚生下几个月）和老岳母的全身，吓得老太太直打哆嗦，小女儿受惊喊妈哭叫。折腾了两三个小时，什么黑材料都没有查到，却把我的各种书籍（包括大学课本和讲义）、中学和大学的毕业证书、照片，都当作封资修的东西抄走，把太极剑、菜刀当作凶器拿走，把只有两个波段仅能收听到山西人民广播电台的收音机当作“卫王王搞特务活动用的收发电报机”抢走。家里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临走时一个造反派还顺手牵羊地把老岳母戴的一对耳环摘走。由此可见，这些所谓造反派究竟是些什么货色，不是看得非常清楚吗！

    当晚，因抢夺省、市委党政机关的档案行动遇到一些干部的阻挠和抵制，“总指挥部”的“一·一二夺权”行动持续到1月13日。 据赵承亮撰文回忆道：
   
    经过一夜折腾，第二天上午9时许，杨承孝下令让我们回去吃饭，限时回归。刘建基和我不放心机要文件，又返上二楼，去机要室看看。几个造反派正在扳弄保险柜的锁，见我们进来了，便让开锁。我们说：“没有刘献珺副秘书长和王野风处长的批准，我们无权开锁，也无权交出保险柜钥匙。”他们说：“我们夺权了，还找什么秘书长、处长？”因为省人委党组机要秘书刘惠卿下乡搞“四清”，他的工作暂由我代替，保险柜钥匙全在我身上装着，于是他们便把目标对准我，两个人把我抱住抢夺钥匙。我不松手，他们把我的手抓破，抢走了钥匙。至今四十多年过去了，我手上还留有被抓破的痕迹。钥匙抢走了，保险柜密码还在我的脑子里，他们强令我开锁，我断然拒绝。他们便动手砸。我向他们宣读中央《关于保护党和国家机密安全的规定》，这些家伙大放厥词：“这是刘少奇的黑规定。”不听劝阻，动手乱砸。他们还把我当天领的一月份工资也拿走了。

    是日晚，“总指挥部”所属各组织的代表1000余人，在省委礼堂集会，支持“一·一二夺权”。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陈守中分别在大会上讲了话，表示坚决站在造反派一边，夺“走资派”的权。并决定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名义，发布“海报”，15日在五一广场召开“斗争卫、王、王大会”。“勒令”卫恒、王谦、王大任等到会。紧接着，1月14日，“总指挥部”发布第一号通告。在这个《通告》中，为了给人造成夺权合理性的印象，竭尽诬蔑之能事，说什么“以卫恒、王谦、王大任为首的山西省委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毛主席、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几年来，他们秉承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旨意，企图把山西搞成一个在中国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战略根据地”。“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更是积极地推行和发展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革命派进行疯狂的反革命围剿”。《通告》还声称：“我们25个革命造反组织召开了联席会议”，成立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并“于元月12日夜夺了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等党政机关的权和抄了一些坏蛋的家”，“彻底捣毁了卫恒等反党分子的巢穴”。《通告》宣布：“原山西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自即日起由本指挥部接管。”随后，“总指挥部”创刊了它的机关报－－《革命造反报》。   
    自从“总指挥部”1月12日晚完成对中共山西省委、省人委、太原市委、市人委的夺权任务后，从13日起，省城各造反派组织闻风而动，如群狼争食般地对省直、市属各单位实施了夺权行动。从1月13日至16日，短短四天时间，便相继夺取了山西日报社、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太原电信局等众多个单位的权。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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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新太原50年纪事》中集《十年风雨》第三章



    按：山西省“一·一二夺权”，是在全省乃至全国很有影响的大事，被三中全会后山西省委定性为“篡党夺权”性质。这场夺权究竟是怎样发生的？由何人策划和组织？对省城带来这样的影响？就此，笔者打开了尘封的档案……




    ●艰难抗争与得志的狂喜

    省城太原 “一·一二夺权”事件发生的一段时间里，无论是夺权方，还是被夺权方，都在对峙较量、积极活动与观望期盼交织，等待中央的正式表态。
    这是至关重要的时期，这是关系山西前途命运的时期，也是光明与黑暗的大搏斗的时期！
    在厄运降临的艰难时势中，在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的情势下，山西省委的领导们，一批真正的共产党员，对造反派的非法行径进行了顽强的抗争。   
     1月13日晚上，又是一个不眠之夜。省人委机关事务管理局北营仓库，夜幕中亮着几盏昏暗的灯光。
    就在昨日傍晚，卫恒才在秘书武正国的巧妙安排下，甩掉了盯梢他的造反派，从被围困了几天的榆次来到“二线”班子隐蔽的暂时居所——北营仓库，写他代表省委所做的最后一次“检查”；也只有这时，他才获得了数月以来一个难得的和战友们叙谈的平静夜晚。
    为避开省城弥漫的白色恐怖气氛，山西省委准备今晚在这里开会。卫恒、王谦、王大任、贾俊、史纪言等省委主要领导都在，省委办公室副主任刘贯文、卫恒秘书李玉明也在场。
    史纪言问卫恒：“听说出了五人大字报了，你有何看法？”卫恒说：“这五个人闹，是件好事，自我暴露嘛！”史纪言又问：“你对袁振是什么看法？”卫恒说：“个人主义太重，他掌权不如我掌权。”当卫恒反复思考了这场浩劫的后果，语重心长地对身边的同志说：“谁好谁坏，人民是会做出最后评判的。这次运动中，我可能被打倒，但你们不要怕，人被整死了，真理还在，真理终究会胜利的！”
    第二天，他们得悉刘格平等人夺权的消息，以及造反派已经散发《海报》，“勒令”卫恒、王谦、王大任、贾俊等人于15日到太原五一广场参加批斗大会的消息，非常气愤，同时也忧虑万分。经讨论研究认为，刘格平等人不会得到群众的信任，决定没有中共中央指示，绝不把权交给他们，绝不参加造反派组织召开的五一广场批斗大会。为进一步弄清情况，王大任给省文革办公室的蔡肇发打电话，要他们迅速找到《海报》原件送来。蔡请示，造反派要省委的印章，如何办？王大任当即回答：“没有中央指示，不能交出省委印章！”“海报”送来了，上面署名的是省城几个有名的大造反派组织。为了执行毛主席联合起来搞斗、批、改的指示，卫恒等省委领导从大局出发，又决定明日准时赴会，接受群众的批判。
     1月15日一早，彻夜未眠，考虑如何对付造反派抗争的卫恒对大家说：“多吃点，今天怕是凶多吉少。”饭后，他们分别乘苏式吉普车来到了五一广场。
    “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在五一广场召开的十万人的批斗大会开场了。大会由“总指挥部”头头杨承孝主持。造反派先是给卫恒等人挂了硬纸板牌子，每块牌子上都写着“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字样，名字上都用红笔打了大“×”。卫恒愤怒地把牌子摔到了一边；随后，王谦、王大任、贾俊等人干脆把牌子撕烂扔掉。接着，暴徒们又拿来早已准备好的三合板黑牌子，再次强行给他们挂上。据卫恒的秘书李玉明撰文回忆，这次是他跟随卫恒以来最残酷的一次批斗，也是卫恒等人冲破最高指示“正确对待”的羁绊，愤然起来反抗的一次斗争。当造反派把卫恒等人两人扭着一个，押倒台上时，卫恒愤然高呼：“毛主席万岁！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随即，恼羞成怒的造反派冲上去，把卫恒反剪双臂按倒在地，按着他的头往铁栏杆上撞，强迫卫恒低头，其情状惨不忍睹。卫恒仍厉声喊道：“我有错误甘愿向人民低头，决不向坏人低头！”
    卫恒大义凛然的抗争，博得了现场有正义感人们的内心同情和赞佩；造反派的暴行和淫威，也激起围观群众的极大义愤。他们一致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口号声经久不息，迫使大会发言不得不暂停下来。接着，不少围观群众纷纷冲上主席台，与杨承孝等人展开辩论。有的把头上戴的棉帽摘下给卫恒戴上，有的把水果和干粮塞进卫恒的口袋。
   “斗争走资派”的大会一时变成了讨伐造反派，同情和声援老革命的战场。在人民群众强烈的抗议声中，这次“批斗大会”遭到可耻的失败。造反派负责人慌忙乘乱将卫恒、王谦、王大任、贾俊等挟持到太原机械学院，看押起来。
     1月16日，被造反派强行扣押的卫恒明确表示说：“刘格平等人写的大字报是对省委的诬陷，我还是省委第一书记，要对中央和山西人民负责！”同日，省委书记处书记赵雨亭在太原新民东街6号给参加省委“二线”工作的柴守约打电话说：“刘格平、袁振他们夺省委的权，我们不能交。啥时候中央有了指示，让交才能交。”同时，他还给各地（市）委的负责同志打电话说：“省委的电话随时可能中断。如果你们和省委联系不上，就依靠中央的《十六条》，独立思考，独立工作。”赵雨亭还说：“现在的情况和战争时期差不多。在第一线的被冲垮，第二线的要顶上。根据实际情况处理问题。总之，不能影响了工作。”当时，正在盂县主持召开全省计划工作会议的省委常委、副省长刘开基听到省城“一·一二夺权”的消息，不屑一顾，在大会上说：“刘格平、张日清、袁振等人在太原发动了政变，我是做农村工作的，准备上山打游击。”他仍坚持主持召召开全省计划工作会议。
   “一·一二夺权”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混乱。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对此也很震惊，不能理解。有的公开表示愤慨，有的伤心掉泪，有的内心不满而保持沉默，多数人普遍持怀疑态度，也在急切地等待中共中央的表态。

    在此期间，未参加“一·一二夺权”的造反派组织“红联站太工红旗”，在该由谁来夺权的问题上出击。他们连篇累牍地发表评论“总指挥部”夺权的文章和告全省同胞书（俗称“三评二告”），开动广播车、大字报和传单等宣传工具，抨击“一·一二”夺权是“宫廷政变”，是野心家、阴谋家的政变，“不是左派夺权”。“红联站”下属组织“太工红旗”为何要发表“三评二告”。这就有必要介绍一下其中的背景。
     本书上一章中已经提到，“ 红联站”是“文革”初期，由太原市大专院校联合成立的一个学生造反派组织，主要是由“太工红旗”、“省党校东方红”、“山大八八”、“山农火炬”、“太机红旗”等大专院校的“红卫兵”造反骨干组织组成。毛主席的“文革”号令一响，他们即揭竿“造反”，在本单位批斗当权派已赫赫有名，“杀”向社会后，以破“四旧”为名砸毁文物，冲击省市委、揪斗“走资派”，成为省城成立最早、影响较大的造反组织之一。然而，在闻名省城的“一·一二夺权”中，“总指挥部”却没有邀请他们参加夺权，个中原因至今是不解之迷。
    据当年“太工红旗”的头头、“红联站”发起人、第一任头头杨保明回忆说，山西“一· 一二夺权”，是在由刘格平、张日清等人在很仓促情况下召集“造反”组织秘密会议后进行的。召开这个会议时我并不知道，也没人通知我们“红联站”派代表参加。但在“一· 一二夺权”后的第二天，刘格平却把我叫去了。他介绍了昨天晚上新成立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夺权的有关情况，要求“红联站”参加总指挥部，支持夺权。我这才知道了“一· 一二夺权”。当时表示：“这件事事关重大，我一个人定不了，我们组织是否参加，我还要回去召开会议研究后才能决定。”
   杨保明很快召开了本组织的“勤务组会议”（当时“红联站”对常委会的称谓）。会上，他传达了刘格平的指示，谈了自己对夺权的看法。一是认为中央未定山西省委是否属于需要夺权的范围，还需要再去北京了解一下中央的态度。二是刘格平他们组织夺权是否合法（按：这里潜台词是，他们有野心家篡权之嫌）？还应等一等、看一看。三是参加夺权的那些组织在“文革”中大都没有什么名气，更谈不上多少“贡献”，说穿了，不过是一些乌合之众，跟他们混在一起闹没有多大意思。杨保明的观点，得到了“红联站”大多数人员的赞同。最后决定，先派人去北京了解一下中央文革的看法再说。尽管会上也有个别人主张参加“总指挥部”，可被一片反对声淹没了。
    据杨说，“红联站”在“文革”中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投入运动，可几个月下来，尽管批斗省市委的“走资派”喊得震天价响，仍觉得山西头号当权派卫、王、王没有太大的问题，更无过硬的“三反”①材料。加上当时中央也未给他们定性为“走资派”，更未说是山西是需要夺权的省份。作为“红联站”的头头，他不能乱来，如果带错了路，大方向错了，将影响到本组织的政治前途，后果不堪设想……
   应当说，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还是有一点头脑的，“文革”的历史证明，不少大学生群众组织多数是有头脑的，是按政策办事的，不像一些中学生组织思想简单，容易偏激和左倾，爱随大流，跟着瞎起哄；当然，杨保明这种难得的冷静，因 后来的形势变化也使他吃尽了苦头。
    当杨保明上北京，于17日在中南海受到中央文革大员关锋、王力的接见，得知中央对山西夺权是支持的消息后，返并后连夜开会，经研究决定，“红联站”参加对省市委的夺权，但不参加那个“大杂烩”的“总指挥部”，而是另搞一个“第二司令部”，把真正在山西“文革”中“有贡献的造反派”组织吸收进来。为了配合组建“第二司令部”，“红联站”骨干组织“太工红旗”由此对“一· 一二夺权”和“总
指挥部”发动了前述的“三评二告”宣传攻势。在“红联站”的蛊惑人心的宣传攻势下，“总指挥部”下属的一些组织对参与夺权的领导干部产生了怀疑，有的甚至宣布退出“总指挥部”。加上15日“总指挥部”的召开的造反派批斗卫恒等省委“走资派”会上，打骂、体罚等野蛮的行为，当场遭到人民群众的反对而流产，而中央对山西的“一·一二夺权”又迟迟不表态，刘格平等人不免有些焦虑：这岂不是把我们吊在二梁上示众，放在热锅上煎熬吗？眼 下，夺权骑虎难下，“总指挥部”面临内外交困处境，“稳定军心”，取得造反派的信任最为重要！
    当晚，“总指挥部”于当晚在太原迎新街的一所学校内召开各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刘格平、刘贯一、袁振、陈守中等人在会上分别介绍了他们各自的工作简历和受“黑省委资产阶级司令部”迫害的情况，激动之余竟声泪俱下，并宣称“一定与造反派同生死、共命运”，暂时博得了造反派的信任。  
    刘格平清楚，上述会议，只不过是权益之计，中央对山西夺权表态支持最重要，否则，再拖下去，总指挥部势必名存实亡，他们这几个造反夺权的领导干部就可能变成罪人！为了敦促“中央文革”小组对山西夺权尽快表态，刘格平向他们报送了一份材料，罗列了山西省委所谓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十二大罪状”，其中诬蔑省委“成立了地下黑司令部、设立了黑据点”，山西已成为“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薄一波、安子文囚禁革命者，保护反革命的保险柜”，是他们的“战略后方”。这份材料还危言耸听地造谣说：“卫恒、王谦、王大任在他们后台的指使下，跟踪搜捕革命左派，正在加以杀害。自从刘格平等五人大字报贴出后，这种活动急剧增加，白色恐怖很严重，面对这种短兵相接的决战关头，如果不放手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直捣敌人的老巢，打断和打乱他们的统治，就可能出大事。”据此，他们要求中央文革批准“对省公安厅、市公安局实行军事接管”。此后，造反派迅速夺了省公安厅和太原市公安局的权，张日清亲自到场祝贺，刘格平则向中央文革电话报功。几天后，刘格平等人又向中共中央上报《关于夺权前后十天工作的报告》，表示“决定酝酿和布置‘以保证胜利为中心’的第二个夺权斗争的战役，即省城命脉部门（发电、自来水、铁路交通等）、工农业生产以及政法、财贸、银行等领导机构和五个地委、三个市委的夺权（县委作为第三个战役），并在一部分工矿企业进行夺权”。他们在《报告》中，还要求“中央文革”在“可能范围内继续给我们以大的精神支援”。
    在等待中央表态的焦心日子里，刘格平向中央文革小组送交了诬陷卫、王、王等省委领导人的材料， 张日清则以山西省军区第二政委的名义，于1月20 日，给中央军委呈送了《关于军队参加地方文化大革命和支持左派的请示报告》，把他个人要支持“左派”夺权，说成是省 军区一些指战员有这样的强烈要求，他也批准对“一·一二夺权”进行了支持，并提出军队应继续参加地方“文化大革命”和支持“左派”的意见。力争把省城军队介入地方“文革”，支持左派夺权的行动造成既成事实，逼迫中央表态，使之合法化。

     “一· 一二夺权”终于盼来了中央文革的首次肯定。
     1月17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在北京中南海小礼堂接见了“红联站”、山西汽车工人造反团和山西大学造反派组织的代表，王力宣称：“我们研究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支持山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坚决向卫恒、王谦、王大任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关锋说：“山西最大的问题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要联合起来夺权。”王力、关锋的讲话，迅速被山西驻京的造反派组织以“特大号外”、“中央来电”等名号传回太原，公布于社会。
    张日清呈送的要求军队参加地方“支左”的报告，第二天得到林彪的赏识，并做出批示：“这个报告好，值得注意。是否需要回电支持，请全军文革酌定。”有了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党中央副主席林彪的表态，又有谁敢不支持？很快，中央军委对报告批语说：“山西军区第二政委张日清的报告是一个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好报告，现将林副主席的指示和张日清的报告转发给你们，请引起注意。”
    毛主席获悉山西省军区“支左”的情况，加上安徽省军区也送来一份要求派部队参加地方造反派举行的批判大会的报告，他及时抓住这两个样板，很快向全军发出了最高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还特别指出：“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1月23日，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名义做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支左的决定，下发全军。“一月风暴”下的“一·一二夺权”（三）

   “造反总指挥部”时发的造反样报


    听到中央文革对山西夺权的表态的传闻，山西各造反组织像吃了“定心丸”，注入了强心剂，喜悦兴奋之情溢于言表。随即，“总指挥部”下属的省委组织“东风兵团”于17、18两日再次掀起了夺权高潮，将省委、省人委各部委、处室的大权悉数夺回。“红联站”等造反组织也闻讯积极协助省直、厂矿和各地市县造反组织展开基层夺权行动，先后夺了省广播电台、省公安厅、省委党校、太原铁路局、太原钢铁厂、太原纺织厂、团省委、省文化局、山西大学以及大同、阳泉、雁北、忻县、晋南、晋东南、晋中等市、地委、人委共40多个单位的权。夸耀这是“山西一月革命夺权风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革命造反派向卫、王、王集团进行长期斗争的第一批胜利果实”。
    霎时间，省城和各地基层党组织瘫痪、形势大乱，工农业生产也出现了停产停工的状况……
   
    省委书记处书记赵雨亭和省委常委、副省长刘开基听到中央文革支持山西夺权的消息，尽管事前有所预料，但还是感到震惊。两天来形势的发展，已经超出了他们最坏的估计。省委的领导工作已经完全陷入瘫痪状态，省委第一书记卫恒、第二书记王谦、常务书记王大任、书记贾俊、武光汤被造反派斗争后揪走了。二线生产和工作越来越困难了。由于夺权后电话中断，上下失去联系，情况掌握不起来，工作很难进行。在造反派随时还要来冲击，甚至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的情势下，下一步还能不能抓工作？怎样抓工作？……两人心中无数，经商量决定，他们连夜联名写了一份情况汇报材料，进京向华北局汇报，“恳请华北局、总理、中央文革帮助解决山西省委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组织领导问题，并急切地希望给以指示。”
    他们由寿阳乘火车来到北京，向中共中央华北局和中共中央汇报山西情况。华北局书记处书记苏谦益接待了他们，听取了汇报，并答应将赵雨亭、刘开基给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写的报告转送中央。 周恩来很快看了报告后，要苏谦益转告赵雨亭和刘开基，准备找他们谈话。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也曾三次通知赵雨亭：周总理准备接见。然而，赵雨亭、刘开基尚未等到周恩来接见，就在北京东方饭店被“山西造反派驻京联络站”成员揪住批斗，很快押回太原关押起来，以后又被投入了军管所监狱。至此，省委、省人委对造反派夺权风潮的顽强抗争全面失利。
     1月23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山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消息和《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1月25日，《人民日报》全文转发了上述通告，并发表了题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的社论。社论声称：“山西‘一·一二夺权’，是继上海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胜利以后，在一个省的范围内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斗争的伟大胜利”，“山西省的革命造反派，为全国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夺权斗争创造了新的经验。山西省委内革命的领导干部，为全国革命的领导干部作出了良好的榜样。山西省军区的人民解放军部队，为全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树立了鲜红的旗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关于山西“一·一二夺权”的报道和社论的发表，标志着当中央对这次夺权的正式认可和支持。
    中央媒体的公开表态宣传，刘格平和张日清分别被戴上“良好榜样”、“支左红旗”的桂冠，一时成为“红人”。紧接着，中央军委下达了“人民解放军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支左命令。  “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相继召开十万人的誓师大会，庆祝夺权胜利，号召全省各地的造反派进行大联合、大造反、大夺权。
    山西的造反夺权运动，还显示出一个重要特点，是享有盛名的全国劳动模范参与进来。1月底，由陈永贵、李顺达、解悦、牛发和等四个著名劳动模范发起成立了“山西革命造反联络站”，并于2月3日，宣布加入“总指挥部”。这是由于劳模一方面受党多年的培养，对党中央、毛泽东完全信赖；另一方面，也有造反组织拉拢、利用的因素。《山西日报》在报道此事后大家赞扬说“这是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这些劳模被绑在造反夺权的战车上，使他们日后都不同程度陷入派性的漩涡，起了不少负面作用。
     2月1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出第二号《通告》，再次发出全面夺权的动员令。声称山西的“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决战时刻，号召全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在全省范围内展开全面彻底的夺权斗争”。 随后，山西核心小组对全省夺权做出部署，决定抽调大批工人、学生、干部到各地（市），发动群众夺权；地（市）夺权后，再到各县发动群众夺权，在2月底以前，初步完成县以上夺权任务。不久，总指挥部发出第三号通告，煽动农村的“广大贫下中农勇敢地站出来，大联合、大造反”。
     2月16日，省核心小组和“总指挥部”召开全省地、市、县电话会议，张日清在大会上讲话说：“目前以夺权斗争为中心的全省全面的阶级斗争已经展开，已经由省城发展到专、市、县和各机关、厂矿、学校，并取得了重大胜利。”“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大团结，大夺权。”要求“各地区各单位要根据电话会议精神，研究讨论，安排下一步工作，没有夺权的地方和单位，要进行夺权，夺了权的地方和单位要巩固这个权，发展这个权”。
    “一·一二夺权”被中央肯定并经山西核心小组及“总指挥部”一再鼓动后，全省掀起夺权狂潮，截至1967年2月底，全省各地、市、县党委和人委及数以万计的企事业单位全部被夺权。在农村，不少生产队的领导权也被夺走了。许多地方在夺权过程中，发生了各造反派之间夺权与反夺权的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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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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