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先：“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北大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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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北大工作组

　　张承先

“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共中央决定派我为北京大学工作组组长，代行北京大学党委书记职务，领导北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风口浪尖上，我经历了一场不寻常的严重斗争。在处理北京大学“六一八”乱揪乱斗事件中，被江青指责为“镇压了革命”。康生宣布我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我随即被打倒。

　　关于“文化大革命”，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我在北京大学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亲身经历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

　　陈伯达、康生是以林彪为首的和以江青为首的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重要成员，在制造内乱中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他们在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中进行了丑恶的表演，对这一段历史许多人并不清楚。在一些历史著作中也叙述不详，甚至有的以讹传讹。我作为当事人，有责任将这一段历史记录下来。

一

　　1966年5月，我正在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华北局主持召开的华北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作会议（当时我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在会上听了5月18日林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的传达。他在讲话中大讲世界上“政变成风”，并称中国有些人阴谋搞政变，他们要杀人。会上还传达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同志的所谓“反党错误”。当时感到气氛很紧张。在这次会上还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

　　当时，我对这一通知进行了反复认真的研读。通知提出：要“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任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读到这些段落，真使我大吃一惊，心里想情况有这么严重吗？出于毛主席在我心中的崇高威望，我又不能不相信，也不敢怀疑。当时只是考虑自己觉悟不高，认识不清，要努力学习提高自己的觉悟，跟上毛主席的重大战略部署。同时认真对照检查我在河北主管的文教工作，考虑在这方面工作中有无问题，想来想去也没有感到多大问题。

　　6月1日下午，我突然接到通知，让我在傍晚到北京饭店向北京新市委第二书记吴德领受任务。吴德对我说：毛主席决定要向全国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七人于5月25日贴出的大字报，广播后北京大学党委可能陷入瘫痪状态，中央决定任命你为北京大学工作组组长，并由你代行北京大学党委书记职务，要赶在广播前进驻北京大学，领导北京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当晚召开了华北局和北京新市委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讨论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的工作方针和行动计划。然后，吴德和华北局负责人苏谦益、池必卿、黄志刚带领我急急忙忙赶到北大，召开北京大学党委会议，宣布了华北局决定。这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已于晚8点广播了聂元梓七人大字报。6月2日零点30分，紧急召开了全校党团员、干部、学生干部大会，宣布华北局决定。我讲了话，表示：坚决支持北京大学的革命运动，放手发动群众，把北京大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这个突如其来的任务，使我感到担子很重，压力很大。北京大学聚集了很多全国闻名的学者，是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而我对北京大学的情况一无所知，对“文化大革命”怎样搞法也心中没底。只是觉得在“天子”脚下的北京大学搞运动可非同一般，只能搞好，不能搞坏。搞不好，不只是对中央无法交代，对国内外也将产生不良影响。怎么办？我考虑再三，感到务必要谨慎从事，严格遵照毛主席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坚持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一致性”、“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等一贯教导去做，绝不能下车伊始就胡乱开展“斗争”。在具体工作中，一是依靠领导，坚决按中央的指示办事；二是深入调查研究，摸清北京大学的情况。

　　工作组的派出为何如此匆忙？我当时并不知情，后来才知道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北京大学聂元梓七人大字报是在康生秘密策划下搞出来的。1966年5月14日，康生派人以中央理论小组调查组的名义到北京大学调查，由他的妻子曹轶欧任组长。曹多次找到聂元梓面谈有关“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曹还两次找北京大学党委常委、法律系主任陈守一谈话：说北京大学的学术批判有问题，你应该揭发，你如果同意揭发，还会有人和你一同出面揭发。两次都遭到了陈守一的拒绝。曹轶欧于是表示：此事“算了”，但又叮嘱他对这件事严格保密不能与任何人谈。5月23日晚，果然如曹轶欧所说“还会有人出面揭发”，这就是经她面谈的聂元梓。聂元梓在邀集某些人商量之后，决定从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5月14日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讲话开刀，写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向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发难。大字报写出后，于5月25日公开贴在学校大饭厅东墙上，引起了全校的思想混乱和激烈争论。大多数师生员工认为：这是一张用诬蔑不实之词攻击诬陷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北京大学公开贴出大字报的事也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当晚华北局书记李雪峰和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张彦到北大召开党员干部会议，传达国务院有关文件，批评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不应该贴在外面。周总理指示说：“大字报可以贴，但北京大学是涉外单位，要内外有别。”强调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认真遵守。由于聂元梓的行为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批评，学校内也有些干部师生批评了聂元梓大字报中的一些诬蔑不实之词，于是曹轶欧派人将大字报底稿取走送给康生，康生背着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将大字报直接送给在外地的毛主席，并让曹轶欧告诉聂元梓要“顶住”。据康生自己在8月4日的北大全校大会上说：“6月1日下午4点，我接到通知（指广播聂元梓大字报的通知），我感到聂元梓同志解放了，我……也感到解放了，因为我们当时是支持这张大字报的，我们也受到了压力。”由此可见大字报出笼与康生等人的关系。

　　康生的这种突然行动，使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陷于被动状态。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同志按照过去党领导运动的通常做法，决定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免得使运动陷于无领导的混乱状态。我就是在这种紧急情况下被派往北京大学的。

二

　　1966年6月1日晚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聂元梓七人大字报，当夜就有许多人给广播电台打电话提出质询和抗议。当晚收到质询抗议电话59次。6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为主题，全文发表了这张“革命”大字报，并在配发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一文中，称“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随后陈伯达掌握下的《人民日报》又连续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等一系列社论，把聂元梓封为“革命左派”。这就在北京大学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而聂元梓则认为她胜利了，向“围攻”（聂元梓自称广播前她受到了“围攻”）她的人展开了猛烈反击，校园内出现了混战局面。许多青年学生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出于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热情，也纷纷贴出大字报。从6月1日到6月6日校内共贴出大字报5万多张，各种观点都有，其中也有反对聂元梓的大字报。每天来北京大学看大字报的近万人。北京许多学校派人来北大声援，不断有人访问聂元梓并向她取经。聂元梓一时成为“英雄”人物。北京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这种强大的舆论下，迅速激发起来。

　　6月4日，陈伯达到北京大学看大字报，了解情况。他对北大工作组说：“北大是地、富、反、坏、右的堡垒，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堡垒，他们是在培养资产阶级、反革命和叛徒的接班人，是一个很顽固的堡垒，堡垒要从内部攻破，我们要有自己依靠的人。”陈伯达回去后，《人民日报》于6月5日发表了题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的社论。社论说：“北大社教运动后期，召开的国际饭店会议”，“是1965年发生的一个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北京大学的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保皇派之间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修正主义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斗争，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是极其尖锐的阶级斗争”。这个论断当时也使我感到十分突然。因为，1964年开始的北京大学社教（“四清”）运动是经过反复的。开始由中宣部派出的北大社教工作队认定北京大学已经烂掉了。后来由于有不同意见，中央书记处决定进行复查，决定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万里主持国际饭店会议进行复查，结果否定了聂元梓等人对北大党委的“揭发”和中宣部工作队所作的结论。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主持下，专门讨论了北大社教运动问题，认为北京大学是办得比较好的社会主义大学，只是有些问题。陆平同志（北大党委书记）是好同志，也只是有些错误。对中宣部工作队在北京大学社教运动中的工作方针和做法提出了严肃批评。当时，我还听说毛主席说过“看来陆平还是个好同志”。对中央已经作了结论的事，陈伯达轻易地予以彻底推翻，并把国际饭店会议称为反革命事件，必然在北京大学引起更大的混乱。果然，《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一发表，北京大学内部就围绕着社教运动的历史旧账，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聂元梓对在国际饭店会议上不赞成她的观点的人开展无情斗争，进行打击报复，并要揪斗万里（工作组以万里是中央任命的北京新市委的领导成员为理由，拒绝了她的要求），给工作组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在聂元梓发动的这场斗争中，斗争方式简单粗暴，打人、骂人、揪头发、撕衣服、戴高帽子游街，使北京大学的混乱状态不断升级。《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后，把青年学生在毛主席号召下焕发的革命热情，进一步引向了“横扫一切、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方向，开始漫无边际地“横扫”起来。北京大学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在“横扫”中，遭到人格污辱，其住所被贴上“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的对联。有些前来北京大学声援的外校学生，随便勒令被报上点名的“黑帮人物”出来交代问题，有一次一些中学生打掉了陆平的眼镜。在这种激烈动荡、一片混乱之中，如何站在运动前面领导运动，成为当时十分迫切又非常难办的问题。

　　聂元梓七人大字报广播之后，原北京大学党委及所属党总支，除聂元梓掌握的哲学系外，全部陷于瘫痪。当时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工作组的各级机构，取代垮了的各级党组织。北京新市委在中央支持下，从中央机关、解放军和各省市抽调了大批干部，充实加强北大工作队的力量。6月7日，从校到系（除哲学系外）全部实现了工作组的领导。据6月10日统计，北京大学共有208名工作队员。在校一级成立了北大工作组领导小组，我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有曹轶欧（她早已以中央理论小组调查组组长名义进驻北大，后改为“中央文革小组”调查组）、刘仰峤（高教部副部长，后来调回高教部）、杨以希（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彭林（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政治委员）、武振声（中央文办秘书长）、张德华（团中央候补书记）。聂元梓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克明（北大七人大字报主要成员之一）为办公室副主任。

　　在建立健全工作组各级组织领导的同时，中央对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运动如何进行作了一系列指示。

　　6月3日下午，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在大专院校代表会上讲话并传达了中央指示，分析了北京市“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提出：6月1日广播了北京大学第一张大字报后，北京市“文化大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在斗争方式、方法上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运动刚刚开始，领导还没有讲运动怎样开展，出现些问题也是正常现象。运动在打破常规开展起来的新情况下，领导要站在运动的前面领导运动。任何革命群众不是执行正确的政策，就是执行盲目错误的政策。北京市委过去的领导出了严重问题，但北京市广大党员是好的，不能设想北京市的党组织都坏了。有些同志犯了错误是执行了前市委以党的名义发的文件和指示，有的同志自身有毛病有错误，要主动检查，取得群众信任和谅解。有些人即使与黑帮有关系也应起来主动决裂，党是允许革命的。中央要求各级党委站在运动的前面领导革命运动。既要放手发动群众，又要掌握政策，有些方面要划些杠杠。经中央同意开展运动的八条要求是：一是大字报要贴在校内；二是开会不要妨碍工作、教学；三是游行不要上街；四是内外区别对待，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参加运动；五是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六是注意保密；七是不准打人，污蔑人；八是积极领导运动，坚守岗位。这些政策要尽快通知下去和群众见面。北京大学虽然尽快传达了这些指示，但北大运动实际上已经突破了这些杠杠。这些指示给我最深的感受是：工作组一定要站在运动的前面领导运动，要放手发动群众，注意掌握政策。

　　6月7日，校系工作组全部到位后，新市委第二书记吴德于8日来北京大学传达了新市委的指示：北京大学这张大字报成为“文化大革命”全线进攻的号角。现在看来不少单位的领导已经积极起来领导这一场运动了，但也有相当多单位的领导还采取消极态度，有不少单位出现了“两派对骂”的尖锐状况。“革命派和保皇派进行着一场搏斗”。现在要狠抓领导权，这里有个夺权问题。目前情况下，还要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当然要有领导，要讲政策。所谓有领导，首先要把群众发动起来；讲政策，首先是支持革命群众，然后是划一些政策界限。现在主要是怕搞乱了，我们不应该怕大民主，不要怕这怕那，不要束缚群众手脚。群众运动开始可能乱一些，这合乎规律，也可能大乱一场，然后再一分为二。只要我们旗帜鲜明，打击方向明确，加强领导也乱不到哪里。只要群众真正起来了，情况就会好一些。运动不是按设想的发展，我们原想分期分批进行。大字报一广播，一声号令，全面开花。我们不能用常规办法领导运动。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有气魄地领导运动。雪峰同志讲的八条是中央精神，当然是对的。有人从积极方面理解，有人从消极方面理解，束缚限制群众。例如上街有两种不同的上街。对北大声援，那么多人敲锣打鼓去，也是上街嘛！关于“内外有别”的问题，比如互相看大字报就不能限制，不是很多人到北大看大字报嘛！总之要有政策，政策首先要支持革命群众起来革命。工作队是临时调来的，来不及训练，思想准备不足，对学校“文化大革命”怎么搞不大清楚，工作队员要在运动实践中提高自己，边战斗边整训。越是放手发动群众，越容易使运动健康发展。我们说要造气势，不是说不要求做深入的细致的思想工作。在组织上要抓组织革命队伍，依靠“左派”，争取中间，分化右派，孤立打击顽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现在北大“左派”已经起来，当前的问题是争取中间，中间一过来，右派就会分化。总之，要放手发动群众，现在发动得还很不够。关于这次运动斗争的目标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党内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党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斗争不是对有资产阶级思想、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但并不反共的知识分子。群众起来不管是重点不是重点，都烧一下很难免。要引导他们把目标集中在批判重点上，不要转移斗争目标。

　　根据新市委传达的这些中央指示，结合北京大学实际情况，我与工作组领导小组同志酝酿后认为：在北京大学，夺取领导权问题已经解决，已经涌现出一支“左派”力量，现在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依靠与提高“左派”，大力争取中间派，明确斗争目标，注意掌握政策，结束混战局面，把运动引向深入健康发展的问题。根据这一认识，我对运动中的几个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和研究，现将当时的一些想法记叙如下：

（1）关于要站在运动前边领导运动。

　　北京大学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聂元梓七人大字报广播之后，以聂为首的“无产阶级左派”在北大崛起，北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搞了起来。根据这一情况，北大工作组明确表示要“支持左派、依靠左派”，并安排聂元梓为北大工作组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克明为办公室副主任，全面掌握运动情况。但在实际接触中，我感到聂元梓对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性质任务和所要达到的目的并无深刻的了解，运动中带有个人情绪、发泄个人不满，斗争目标不明确，矛头对准在过去运动中与她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对准由他们自己主观认定的“资产阶级保皇派”。斗争方式简单粗暴，不讲政策，出现打人、骂人、戴高帽子等现象，斗了一些不该斗的人，使校园内形成混战局面。特别是感到，聂元梓等把“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圈子划得太小，不注意争取中间力量，不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脱离了广大群众。而大多数群众，虽有革命热情，但有很大的盲目性，如果没有党的坚强领导，必然像中央指示中所说的那样“执行盲目错误政策”。因此，要搞好北京大学的“文化大革命”，只靠聂元梓等人搞是不行的，“依靠左派还要提高左派”，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制止混战局面，把运动引入正轨。由于北京大学各级党组织已陷于瘫痪，领导权已转移到工作组手里，北京大学的“运动领导权”问题已经解决了。当前实现党的领导的关键，是工作组必须站在运动的前列来领导运动。如何实现领导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中也有个提高工作组的领导水平，取得领导资格的问题。因此工作组和广大工作队员需要进行战地培训，要边学习提高、边参加和领导运动，“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2）关于放手发动群众问题。

　　在北京大学搞好这场“文化大革命”，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必须要把北大的广大革命干部、广大党团员、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广大学生发动起来，把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团结起来；要按照中央社教运动“二十三条”的精神，在团结95％以上群众的基础上，团结95％以上的干部。而北京大学虽然已经涌现出一股“左派革命力量”，但这股力量还不大，他们又不善于团结广大群众，对他们主观认定的“资产阶级保皇派”一律加以排斥，不加区别地进行斗争，使相当一部分群众对运动持怀疑和消极态度。经工作组深入调查摸底排队，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运动虽然表面上“轰轰烈烈”，但真正动起来的不过30％左右。处于中间状态的占有很大比例。面对这种情况，工作组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开展大学大议，深入发动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在“提高左派”的同时，争取中间派，壮大革命群众力量，这是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所在。

（3）关于注意掌握政策。

　　在北京大学进行“文化大革命”，必须特别注意掌握政策。北京大学是高级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进行“文化大革命”不把广大高级知识分子团结起来、发动起来是不可能搞好的。在运动中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明确斗争目标，目标要集中对准“真正的顽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能说北大领导出了问题，北大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就都坏了。要解除各种各样人的思想顾虑，使得有这样那样缺点错误的人“洗手洗澡”轻装上阵。要团结一切可以争取团结的人，形成一支革命大军。

（4）对于学术领域里的问题、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问题，解决起来要持特别慎重的态度。

　　吴德报告中指出：这次运动斗争的目标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不是对有资产阶级思想、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但并不反共的知识分子”。因此，特别要注意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把纯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起来。即便是对“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在批判中也必须坚持摆事实、讲道理的方针。毛主席说过，对学术问题，要通过“百家争鸣”来解决，对思想认识问题，要说服不能压服。现在简单地采取打人、骂人、扣帽子、打倒在地的方法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反而会适得其反。对像翦伯赞这样著名的历史学家，更不能采取污辱人格的办法。

（5）在北大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是很重的，必须采取“积极又稳步前进”的方针。

　　领导北京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首先要抓好学习。通过学习毛泽东思想和文件，提高认识，擦亮眼睛，进行深入调查研究，找出重点人和重点事，并认真研究、弄清其问题的性质，对不同问题采取不同政策加以解决。这样逐步推进，才能把“真正的顽固的坚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孤立起来，暴露出来，达到“加以清除”的目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在冀鲁豫边区工作，对湖西“肃托”和太行整风中冀南三大队“肃反”造成严重后果的沉痛教训记忆犹新，现在面对北京大学这样复杂的情况，我认为必须慎重行事，绝不能再重复历史上的错误。

以上这些考虑，先在领导小组内进行酝酿，交换意见，又召开了若干座谈会征求群众意见。针对群众中存在的种种疑虑，经领导小组讨论后，形成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放手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明确斗争目标，贯彻党的政策，依靠北大广大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同学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6月13日，在3000名积极分子大会上作了报告，经过讨论、听取反映后，又进行了修改补充。6月15日，在全校13000人的群众大会上作了动员报告。这个报告的基调和指导思想是“左”的，但在当时却具体回答了全校师生员工存在的各种各样的疑虑和问题，指出了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和意义，明确了斗争目标，讲明了党的方针政策，以及在斗争中应该采取的方法和策略，客观上起到了安定人心的作用。对北京大学已经出现的乱揪乱斗现象，当时指出，“有些人有气，出现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主要原因是领导没有跟上去，但明确今后不能再这样搞，这样搞不但不利于“文化大革命”进行，反而容易让坏人钻空子。强调“文化大革命”必须在工作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这个动员报告当时得到了全校广大师生员工的拥护。根据系工作组反映，许多师生说：“这是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既敢于革命，又善于革命的报告。”七人大字报成员之一、后被任命为工作组办公室副主任的杨克明曾参加了调查工作和座谈会、参与了报告的起草与修改，对这个报告也表示非常赞同。当时作这个报告的目的，是想通过这个报告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把北京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纳入有领导、有计划、严格按党的方针政策办事的轨道上来。

三

　　1966年6月18日上午，工作组召开全体工作队员大会，研究6月15日全校动员大会后的情况，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大会精神、领导好这场运动。9时左右，在校园内又突然爆发了乱揪乱斗事件。三十八斋前还设了“打鬼台”，四处揪人。工作组领导小组闻讯，立即停止会议，让各系工作组迅速回到各系，制止乱揪乱斗。我也立即赶赴现场，在两处斗得最凶、最集中的地方讲了话，讲明党的政策，强调指出不讲政策的“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最终制止了乱揪乱斗。

　　据当天下午汇总的情况统计，前后有60多人被揪斗，多是一般干部，被斗者头上戴高帽，脸上涂黑墨，身上贴大字报；罚跪、揪头发、撕衣报、拳打脚踢、游斗。更加恶劣的是，还发生了多起污辱女同志的流氓行为。经查明，在这场乱揪乱斗事件中，有4个人行为恶劣。一个是庶务科的工人叫刘佳宾，此人原是国民党党员，当过国民党部队的上尉连长，被我军俘虏后，隐瞒身份混入我们内部，上星期就曾带头打过3个人，这一次又是他第一个带头打人。还有一个人在三十八斋前参加乱打乱斗，我到场讲话后，其他人都表示要听“毛主席的话、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并随即散去。而此人却在散会后两分钟不到，又揪来个女同志进行乱打乱斗。工作组成员赶到后质问他：“刚才张承先同志讲了话，大家都拥护，你为何还要这么做？”他蛮横地说：“你们工作组凭什么不让我斗？”又问他是哪个部门的，他说是北大附中的，经查附中并无此人。后查明，此人名叫修××，1962年因偷窃被开除，现在没有正当职业。再就是有一个自称是东语系姓黄的，是“打鬼台”乱斗人的主角，带头打人，共打了8个人。他还专门找女同志作为斗争对象，趁机猥亵妇女。后查明此人并不姓黄，原名陈××，有流氓习气，人称“小阿飞”。还有无线电系学生夏××，混入生物系参加斗争会时，他上台扯掉被斗女同志的裤子，并在女同志身上乱摸，后又在台下猥亵女同学。这个人过去一贯搞流氓行为，曾在王府井大街商店里偷东西被抓住，受过留党察看处分。

　　除以上这些坏人外，参加乱打乱斗的还有两种人，一种是本身有辫子可抓，怕大火烧到自己身上，趁机表现自己的。如政治系二年级有个调干生杨××，曾积极反对过聂元梓的大字报，这天在乱打乱斗中表现也很凶，当很多同学劝他“要进行说理斗争，不要打人”时，他大喊“要坚决地打，非打不可”。另一种人是单纯的个人报复出气。

　　在乱揪乱斗中，还有人故意制造场面，让外国人拍照。有迹象表明这场乱揪乱斗是有人预谋和策划的。据房产科有个工人反映，17日晚上历史系有个学生给校外打电话说，“明天上午工作组开会，是个好机会，工作组不来，我们斗我们的，工作组来了我们就把他们撵出去”。根据工人王焕反映，在三十八斋前有7个未戴校徽不明身份的人用电话到处联系说：已斗争过什么人，现在正在斗什么人。还发现十几个骑自行车的人到处搜寻他们想批斗的人，并把这些人拉到同一个场合，在一个“斗鬼台”进行批斗。从这些情况看，这次乱揪乱斗很可能是内外结合、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

　　初步摸清情况后，经过领导小组研究，决定要抓住这一事件作为“反面教材”，对群众进行一次政策教育，把问题交给群众讨论，辩明是非。根据这一决定，在18日晚10时召开了全校师生员工广播大会，由我作广播讲话，向广大群众说明了乱揪乱斗的真相。指出：这次乱揪乱斗与以往的乱揪乱斗性质不同，以往的乱揪乱斗是有些人不懂政策感情用事；经过15日动员大会，在讲明政策后又发生这种情况，便不是一个简单的认识问题了，说明在乱揪乱斗中已经被坏人钻了空子，制造了混乱，给“文化大革命”运动抹了黑。我讲了应该从这次事件中汲取的三条教训，其一是要按毛主席指示，按党的政策办事；其二是打破旧秩序后要建立新秩序，要建立纠察队，维持革命秩序；其三是搞好这场革命要在工作组领导下进行，工作组是支持同学们搞革命的，背着工作组搞秘密串联活动是错误的。要求同学们对今天发生的事件展开大讨论，来一次大检查，提高认识、提高政策水平。并查一查搞乱揪乱斗的是些什么人？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对这次广播讲话，广大师生反映是好的，有的同学说：“我们斗争目标不明确，方法不对，混战了一场，确实被坏人钻了空子。”有的工人说：“还是得按政策办事，不能乱来。”在群众讨论的基础上提出：进行全系批斗必须经系工作组批准，进行全校批斗必须经过校工作组领导小组批准；依靠“左派”建立纠察队，维护斗争秩序；为防止坏人混入，对外校来声援者，安排专人热情接待，但禁止外校来人在北大揪斗人。经过这次动员之后，有人再想煽动乱揪乱斗确实比较困难了。当时认为：北京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了稳步深入发展阶段。

　　北京大学工作组领导小组把处理“六一八”乱揪乱斗事件的情况写成“九号简报”。当时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看到后，于6月20日向全国批转了这个简报，批语是“现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关于“六一八”事件的性质，在“九号简报”上以及中央的批示中，说的都是“乱斗现象”。但陈伯达当时认为，“六一八”事件不简单，是一个反革命事件，一定有一个“地下反革命司令部”，要把这个“地下司令部”挖出来。他还具体提示要按照他创造的天津“小站‘四清’经验”来搞，为此还指派张恩慈来北京大学绘制北大的“反动系统表”。我在河北工作时，了解陈伯达在天津市（当时属河北省）南郊区小站搞“四清”的情况。小站原来是个先进单位，受到过表扬。陈伯达在小站搞出了3个“反革命集团”，说小站是“反革命集团”掌权，并株连到南郊区委书记。对此，当时许多同志是有不同看法的。陈伯达要求在北京大学按“小站经验”来搞，我是有所保留的，并在实际工作中采取了慎重态度。康生在对“六一八”事件性质的认识上是与陈伯达持同样观点的。在《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发出后，北大工作组领导小组决定写一个正式报告，即《关于北京大学二十天文化革命情况的报告》，由工作组副组长兼秘书长张德华负责起草。在这个报告中，因受到了陈伯达观点的影响，在反映“六一八”乱揪乱斗情况时，作了这样的表述：“我们抓住这场反革命分子制造混乱，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事件……用以教育群众接受教训。”这个报告写成后张德华送给我和曹轶欧审阅，当时我由于工作太紧张，就说先送“曹大姐”审阅。曹轶欧阅后，批了一段话说：“德华同志：报告写得很好，在策略运用上狠下了一番功夫，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只是在不关重要的地方添了几个字，如认为不妥也可以删掉。”这份报告曹轶欧肯定后即发出了，我没有看，也没有签名，甚至圈也没有画。当时曹轶欧在北大工作组领导小组中是受到特别尊重的。因为她是“中央文革小组”派来的，直通“中央文革”，她认可了即可上报。曹轶欧与康生息息相通，她了解的情况随时向康生反映，康生的意见随时由她到北大贯彻，由曹轶欧认可的东西，当然也是康生认可的。对于《二十天文化革命情况的报告》中提到的反革命分子的破坏，当时大家并未十分在意，认为就是指在“六一八”事件中暴露出来的少数坏人，并没有把事件的参加者都看成反革命分子。在处理“六一八”乱揪乱斗事件中，除对暴露出来的4个坏人加以处理外，并没有抓反革命。当时的主要工作，是放在处理乱揪乱斗事件后，如何狠抓学习，提高认识，掌握政策，更深入地发动群众，特别是争取中间群众，以壮大革命力量等方面。同时，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摸清情况，对重点人和重点事进行分析研究，弄清性质、区别对待，以便集中力量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进攻。

　　北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在一段时间内是得到北京新市委肯定的，“中央文革小组”这一时期也没提出什么意见。这从康生态度上也可以看出来。7月3日康生找我谈话，说曹轶欧今后主要负责“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公室的工作，仍兼任北大工作组领导成员，继续与北京大学联系。我当即表示同意，并向康生请示，问他对北大“文化大革命”运动有什么意见和指示，康生说没有什么意见。在7月6日，在市委书记处书记郭影秋召开的全市工作团（队）负责人会议上，交流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专门让北京大学工作组介绍了经验，得到了与会同志的肯定。

四

　　1966年7月12日下午，地球物理系陈必陶等5名同学贴出了《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的大字报，批评工作组在运动中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工作组领导小组决定通过这张大字报，进一步贯彻“放”的方针，把运动搞活。7月15日上午，市委负责人吴德、郭影秋来北京大学听取领导小组关于围绕陈必陶大字报进行辩论的情况汇报。吴德说：“六一八”事件中，好人是多数，坏人极少，但好人也做了检讨，好处是警惕性提高了，副作用是对工作组的意见不敢提了。加上工作组控制得比较紧了些，运动死巴了。现在正确处理陈必陶这张大字报，是把运动搞活的关键。下午领导小组召开各系工作组长会议，传达了吴德的讲话，决定拿出3天时间进行工作组的整训。

　　7月17日凌晨1点半，我突然接到吴德的电话，传达李雪峰的指示，说对“六一八”事件要重新进行估计。次日上午，李雪峰在北京市委书记处会议上，对北大工作组领导小组进行了批评。他说：对“六一八”事件估计错了，这件事是万人革命的行动，估计这个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是错误的，估计错了就应当进行自我批评。北大的“文化大革命”18天“轰轰烈烈”，1个月“冷冷清清”，跟这件事有很大关系。当天下午，列席会议的武振声副组长向北大工作组领导小组传达了李雪峰的批评。领导小组多数成员对新的估价思想上想不通，我当时思想也不通。当日，我找到吴德提出不同意见。我说：处理“六一八”乱揪乱斗事件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并通报了全国，怎么能一下子又说成是革命事件呢？！吴德对我作了解释，要求我转弯子，说这样检查有利于争取主动。当时，我感到如果完全按照这样的口径向全校进行检查，广大工作队员和广大群众想不通，会引起新的思想混乱。因此，怎样检查颇费脑筋。经过领导小组的酝酿，决定了检查的调子。然后召开全校广播大会，由我代表领导小组做动员检查报告，检查了认识问题。我说：关于“六一八”事件，确实有极少数坏人钻空子，制造了混乱，但我们对敌情估计过高了，对群众的革命热情估计不足，并采取了一些限制和束缚群众手脚的措施，影响了运动生动活泼的局面。工作组决心进行整改，现在就整训，用3天的时间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集中批评工作组领导工作的缺点错误。工作组引火烧身的行动，在全校引起了很大反响。继陈必陶五人大字报后，出现不少批评工作组的大字报。但许多学生表示支持工作组。说工作组是革命的，是在革命中出现的缺点错误，批评工作组是为帮助工作组。当时全校运动活跃了起来，连教授冯友兰也出来贴了大字报。工作组决定根据群众意见改进工作，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把运动搞活。

　　7月19日夜，聂元梓突然在哲学系发表讲话，称“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聂元梓讲话后，晚11时哲学系学生在大饭厅等处设立演讲台，传播聂元梓的讲话，批评工作组是保皇党。当晚我已吃过安眠药睡下了，突然被叫醒，得知聂元梓讲话的内容后，根据聂元梓提出的问题召开了领导小组紧急会议。在领导小组会议上，大家对聂元梓的做法非常气愤，说聂元梓曾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工作组所有工作情况她是清楚的，处理“六一八”事件她也是表示同意了的，为什么又跳出来反对工作组。杨克明也表示非常气愤。他表示“聂元梓本身有很多问题，需要向领导反映，让领导了解聂元梓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人是不能依靠的”。领导小组研究认为，对这个新情况必须迅速向北京市委汇报，取得领导的指示。杨克明表示愿意随我一同去北京市委汇报聂元梓的问题。我于7月20日晨，到市委找到了李雪峰。李雪峰听了汇报后说：你们不能把聂元梓的讲话简单看成是违犯组织纪律问题，要从政治上考虑问题，要考虑工作组本身工作上有什么问题。他要工作组听取聂元梓的意见，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对工作中的缺点或错误多做自我批评，争取主动。当谈到杨克明在外边等着向他汇报聂元梓的情况时，李雪峰说：“不听了，你们赶快回去。”我们随即赶回学校贯彻李雪峰的指示。

　　事后得知，就在聂元梓发表反对北大工作组讲话的同一天，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爆发了一场关于工作组问题的激烈争论。据7月23日李雪峰在全市各工作组组长会议上的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在7月19日和22日召开了扩大会议，讨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陈伯达在19日的会议上提出了反对派工作组的意见，认为工作组起了“坏作用”。刘少奇在会上说，大学里要不要派工作组的问题，是从当时怎样实现党的领导方面考虑的，派工作组比较机动。工作组的领导有缺点、出了毛病，但多数基本上是好的，现在还是帮助教育他们的问题。邓小平说：多数工作组是好的，不能撤，主要是教会他们如何做工作；多数工作组的成员是好人，搞“文化大革命”没有经验，对工作组的估计不能说都坏了，现在主要是帮助教育工作组。政治局会议上还对如何开展运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如如何开展大辩论、辩论中如何领导、斗争面不能太宽、要明确斗争目标等。会议强调要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把队伍组织好。听了传达之后，我感到聂元梓19日晚的反工作组演说是有来头的，她的演说与陈伯达同日在中央会议上的发言绝不是偶然的巧合，二者之间关系颇耐人寻味。就在这次传达会上，我作了发言，主要讲了北京大学的整改情况。

　　聂元梓19日发表反工作组的讲话之后，北京大学内部围绕着反对工作组和支持工作组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当时工作组根据市委的指示，正在认真研究考虑聂元梓的意见，并分头到各系广泛听取广大群众的意见。我也亲自下到历史系去向学生征求意见。从当时反映的意见看，大多数师生不同意聂元梓的观点，对她带头反对工作组的行为很不满，并要求工作组“站起来”领导“革命”。21日校园内贴出不少大字报，大多是要求聂元梓就她反对工作组的演说澄清事实、回答问题的。这段时间有不少学生不断找我，反映对聂元梓的意见，有的表示要贴聂元梓的大字报，其中就有中文系学生张少华（我当时并不知道她的背景）。我劝告同学们说：聂元梓七人的大字报是经毛主席肯定的，你们贴她的大字报，就把阵营搞乱了，绝不能这样搞。希望大家还是帮助工作组进行整改。

五

　　正当工作组认真进行整改，并在整改中得到大部分师生支持的时候，江青在陈伯达陪同下，于7月22日和7月23日两次来北京大学调查，说是了解北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第一次来调查时，我正在召开工作组会议，听取各方面对工作组的意见，准备做检查。听说江青来了，正在与聂元梓谈话，我感到不便前去打扰，以免干扰了“中央文革”的调查研究工作，因此让一位工作组的副组长去接待，并说明我正在开会做检查，什么时候要听取工作组的汇报，我即前往。但江青与聂元梓谈话以后就走了，并未要求听工作组的汇报。后来听说，江青、陈伯达这次来北大调查，说得不多。江青说：“我没有多少话要讲。因为我对情况不了解，我代表毛主席来看望你们，听听你们的意见，看看大字报。”陈伯达说：“我们不清楚情况，要调查研究”；“工作组要走群众路线”；“要采取辩论的方法把道理讲清楚”；“我们还要了解情况，回去后要研究”；等等。第二天，江青、陈伯达再次来北大调查时，我正好去北京市委听传达报告，晚上吴德留我谈话，回到北大已经很晚了。听接待江青的同志说，已向江青说明，我去了市委。这次来北大，江青也没表示要听工作组的汇报，在听取了聂元梓等方面的意见后，江青发表讲话说：“我们都站在你们革命派一边。”还说：“革命派跟我们在一块，谁不革命谁就走开。”陈伯达在讲话中强调：“江青同志讲的也是代表‘文化革命小组’要讲的。”还说：“要听取不同的意见，我们的意见是：说‘六一八’是反革命事件是不对的，是错误的。”而1个月前正是他首先认定“六一八”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并要求追查“地下反革命司令部”的。现在他不仅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而且闭口不提自己过去曾经发表的意见，反而板起面孔大批别人的所谓错误，真使人感到齿冷。这次江青、陈伯达到北大进行的“调查”，完全把工作组甩在一边，只与聂元梓等少数人接触，说明他们在如何对待工作组的问题上已经胸有成竹，预示着一场大风暴即将到来。

　　江青、陈伯达讲话之后，在北京大学进一步掀起了反工作组的浪潮，但北京大学内部在反对和支持工作组的问题上仍有激烈争论。7月25日晚，康生、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到北京大学召开座谈会，随后又召开了有万人参加的全校“辩论大会”。会上的辩论很激烈，多数发言者不赞成说工作组在处理“六一八”事件中犯了路线错误。康生在会上发言说：“北大的‘文化大革命’，你们是主人，不是工作组是主人”，公开号召群众起来反对工作组的领导。支持聂元梓的人登台批判工作组，说工作组把“六一八”革命事件打成是反革命事件，把北京大学“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镇压了下去，把学校搞得“冷冷清清”，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对他们的观点，有许多同学登台加以批驳，说工作组是革命的，在处理“六一八”乱揪乱斗事件的问题上是正确的，工作组是“延安”，而绝不是“西安”。

　　7月26日，北京市委召开各工作组组长会议，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李雪峰讲了话，并传达了毛主席24日、2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李雪峰说：前天和昨天开了两次会，总的方面主要讲“文化大革命”运动，其中几乎都讲的是大学工作组要撤退，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他传达毛主席的话说：“文化大革命无非是革两个命。一个是斗坏人，搞黑帮；一个是搞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搞他们（指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你们（指与会者）行啊？我看你们不行，省委也不行，我也不行。”“什么教学改革，我也不懂，只有依靠群众，从群众里边集中起来。”“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现在工作组起的什么作用呢？两个作用。一个作用，阻碍的作用；一个是不会，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工作组一不能斗，二不能改，半年不行，一年也不行，只有他们本单位的人才能斗、才能改，斗就是破，改就是立，有破有立，只有依靠他们才行。”在当时中央的会议上，有些同志谈了各大学工作组的情况，有的认为北京大学的情况比较好。“限制了民主，向人家检讨了。”毛主席说：“我回北京的前四天（毛主席是7月18日回北京的），我是倾向保张承先的，但是有许多工作组是阻碍运动的。”会上有人讲道：工作组的同志是从全国来的，多数是好的，有从解放军来的。毛主席说：“什么海军、空军、陆军，什么张承先，你行？你行？你行？（指在座者）我也不行。”当有人谈到贴第一张大字报的聂元梓等七人中有四五个人现在不赞同聂元梓时，毛主席说：“分裂就分裂，不在聂元梓这个人有缺点，这是政治，她打了第一枪。”听了传达后，我感到毛主席当时的想法就是要放手发动群众，不怕乱，在乱中暴露问题，然后一分为二。对照这一指导思想，北京大学工作组在前一段工作中强调的要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开展运动的方针，肯定是不符合毛主席意图的。但毛主席虽然批评了北大工作组，也只是说北大工作组不会革命、阻碍革命，并没有说工作组反对革命，是保皇党。由此看来，我们的“错误”还是被看作是工作中的错误，只要我们诚心诚意地检讨自己的错误，是可以取得党和群众的谅解、顺利撤出北京大学的。我在这次传达会上表态说：工作组在撤出学校之前，要站出来向群众作一个自我批评。然而形势的发展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就在7月26日市委传达毛主席谈话的当天晚上，江青等人再次到北京大学主持召开了万人“辩论大会”。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曹轶欧和“中央文革”其他成员都参加了大会。北京市委的李雪峰、吴德等人得到消息之后，也急急忙忙赶来参加会议。这个会议实际上成了批判斗争我的大会。会上，争论得非常激烈，双方相持不下，气氛十分紧张。大会进行中，几个北大附中的学生也上台来“揭发”：说北大附中工作组压制了他们，不让他们革命，他们几次找张承先反映意见，有时静坐半天，张承先都不见他们，最后见了，不但不支持他们革命，反而批了他们一顿，云云。在这些中学生发言时，江青积极插话鼓励，并带有煽动性地说：“大家看看张承先的官架子有多大，我来北大，他就不见我。”上面我已讲过，她两次来北大“调查”都赶上我有事分不开身，这些情况也都向她作了说明，她也没表示要听工作组的汇报，现在她却这样说，实际上是公开鼓动学生起来反对工作组。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对这种事情是无法辩白的，我只能对几个中学生提出的问题做了解释。我说：北大附中的工作是由张德华分管的。附中在运动中出现了违反政策的现象，如提出“打倒一切大大小小的权威”的口号，斗争普通教师，提出“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乱斗学生，等等，对此工作组的同志进行了劝阻。当有的学生不服来找我提意见时，我让张德华先出面接见他们，进行说服教育；后来有的学生非要见我不可，其中为首的几个是干部子弟（记得有彭小蒙、宫小吉等人），我即接见了他们，并以长辈的身份批评了他们违反政策的一些做法。我说明情况后，会场上鸦雀无声，看来江青的煽动并没有发生作用。

　　这时又有人上台来“揭发”说：“在‘六一八’事件后的大讨论中，西语系的一名女生孙××被逼自杀了。”这一耸人听闻的“逼死人命”事件引起了会场的轰动，有人高喊“张承先交代！”“张承先交代！”对这个所谓的“逼死人命”的问题，我事先一无所知，当时只好说：我没有听说过有这件事，我查一查，如果确有此事，要认真处理。当时，自工作组成立以来一直是领导小组成员的曹轶欧在主席台上跳起来高喊：“张承先要老实交代！”有的同学对这种做法不满，递上一个条子，要求当场宣读。条子中质问会议主持者：“你们是干什么的？你们有头脑没有？逼、供、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警告你们，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会脱离群众的。”康生听后勃然大怒，发脾气说：“只许工作组逼死人，就不许我们问一问吗？”事后查明，西语系确有一名女生因婚恋问题自杀未遂，根本与“六一八”事件后的大讨论无关。会后，西语系的同学立即贴出大字报澄清事实真相，并质问歪曲事实的人意欲何为？西语系的工作组组长方明也立即对此事进行了调查了解，以备江青查问。但此事的事实已明，也就无人过问了。

　　由于在“辩论大会”上未能压倒支持工作组的意见，聂元梓的积极追随者孙蓬一上台发言，抛出了一枚“重型炸弹”。他说：“我刚从中宣部了解到，张承先在天津与陆定一有秘密勾结。”当时陆定一已经受到公开点名批判，把我和他拉在一起，无疑是一顶很大的政治帽子。所以，他的话音一落，会场上又响起了一片“张承先交代！”的喊声。我一听他把问题扯到北大以外的事情上去，就感到聂元梓等人已经没有什么文章可作！我沉着地走到扩音器前说明事实真相。我说：1965年春天，陆定一确实曾到天津休养，那时我正在天津医院住院治病。河北省委秘书长通知我说：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来天津休养了，你是省委分管文教工作的书记，应该去看望一下。我即去招待所看望了陆定一，并陪他吃了一顿饭。当时，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也在座，听他说是来向陆定一汇报学校“四清”工作的。当我问他们学校“四清”准备如何搞时，他说准备按延安整风的方式来进行。这次会面后，我即回医院治疗，以后没再与陆定一等人见面。我们之间的接触，完全是正常的工作关系。听了我的说明之后，会场上的群众很平静，没有人再追问这一问题。

　　此后，仍有不少群众上台来为工作组辩护。我当时心中很着急，我想大家千万别再登台为工作组辩护了，越辩护江青等人越下不了台，场面越难收拾。果然江青忍不住出来说话了，她情绪激动地高声喊道：“我揭发，张承先是个坏人。他把阶级斗争搞到我家里来了，我的女儿李讷在历史系受到坏人的迫害，这个坏人是张承先支持的。中文系有个叫张少华的是个骗子，她自称是我的儿媳妇，根本没有这回事，我根本不承认。这个骗子也是张承先支持的。”对她的这种“揭发”，广大师生感到十分惊愕，会后很多师生议论，真不像话，怎么把家庭问题也扯进来了。还有的同学故意问我：“你是怎样把阶级斗争搞到主席家中去的？”我唯有报以苦笑，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辩论大会”的最后，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作了结论，他说：“对‘六一八’事件怎么看，是革命事件！看成是反革命事件是不对的。对工作组的问题是阶级斗争的问题。在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问题上辩论得这样激烈不是偶然的，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我赞成大家的意见，撤销以张承先为首的北大工作组，这是一个阻碍同学们走上革命道路的坏工作组，一个障碍物，是压制你们革命的盖子。有的同学为工作组涂脂抹粉，除了别有用心的人不说，在一些同学中，好像没有工作组就不能革命了？要把压在同学们头上的盖子揭掉，让同学们自己起来革命。建议北京市委撤掉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随后，李雪峰代表北京市委口头宣布撤销工作组。江青建议北京大学“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作为文化革命运动的权力机关，自己起来闹革命”。她还点名要聂元梓筹建这个委员会。

　　26日“辩论大会”之后，工作组即已无法进行工作，事实上被聂元梓夺了权。28日成立了以聂元梓为主任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工作组处于挨批判的状态。从7月30日至8月3日，校“文革筹委会”连续召开了3次全校批斗大会，批斗我和张德华，清算工作组的所谓错误。

　　8月4日，康生、江青再次来到北大参加大会，代表“中央文革”对北大“文革筹委会”的成立表示祝贺，并再次主持对工作组的批判。会上康生正式宣布撤销工作组，并对工作组“错误”定了性。他说：“聂元梓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宣言书，马克思恩格斯对巴黎公社是什么态度，你张承先又是什么态度！你把工作组的反革命的二十天报告仔细看一下，认真对照一下，完全是反动的报告，完全是反革命的立场，把革命群众说成反革命。”“你在北大镇压了革命！这是什么行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行为！”“你们犯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听了康生的话，我感到十分震惊。康生一向道貌岸然，我也一直把他当作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加以尊重，称他为“康老”，没有想到竟然是一个两面派。早在北京大学“文革九号简报”发出后不久，曹轶欧曾悄悄地给我通气说，中央对我们处理“六一八”事件是很满意的，并将向全国批转我们的简报。从曹的口气中透露，这个消息是从康生那里得来的，康生本人也是同意的。至于工作组的《二十天文化革命情况的报告》，则正是他的老婆曹轶欧批发的，他也没有表示过不同意见。现在他反过来说这是反革命报告，这种翻云覆雨的做法哪里还像一个共产党员呢？关于工作组的“错误”问题，在听到的毛主席的指示中，只是说工作组“阻碍革命”、“不会革命”，怎么到了康生口里就变成了“镇压革命”的“三反”行为了呢？这样无限上纲，岂不是要置人于死地吗？其实工作组在江青、康生、陈伯达眼中，算不了什么。他们抓住“六一八”制止乱揪乱斗事件大做文章，给北大工作组扣上“镇压革命”的罪行，其目的在诬陷刘少奇，诬陷他派工作组镇压革命，在全国推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江青在大会上作了发言，说：“工作组是有靠山的。有什么靠山你们就揪他出来。”江青还要求学生揪住工作组不放，说：“什么时候你们认为不愿意听他们那一套了，再叫他们走。”康生、江青讲话之后，参加大会的北大附中的两个学生跑上台来掀掉了我的座位，并用皮带劈头盖脸地抽打我。江青对此不但不加制止，还热烈拥抱了打我的那个女中学生。事后，我被打的事情不知怎么传到了毛主席那里。吴德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张承先可以和工作组一块出来，张承先有心脏病，有错误可以批判，但不能整死。此后，在北京大学的批斗会上，包括我1967年二次被揪回北京大学的批斗会，我都没有再被打过。我能安全地撤出北京大学而没有被整死，不能不说毛主席的这句话起了保护作用。

　　8月13日，根据北京市委的决定，北大工作组全部撤出了北京大学。工作组撤出后，在北京市委党校进行整训。整训的主要内容是批判我的“错误”。这一时期，全国也掀起了批判工作组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整训中，北大工作组广大队员对于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对北大工作组所作的结论是不同意的。主持这次整训的原工作组副组长彭林是位老红军，他就在同我的个别谈话中表示不理解，说“我们到底犯了什么路线错误？”整训中，广大工作队员在档案内发现了曹轶欧的材料，特别是发现《关于北京大学二十天文化革命情况的报告》是她批的，上面并没有我的签字，大家对康生在群众大会上的表演非常气愤，连续三次派代表到北京市委，要求曹轶欧回来检查交代。北京市委当然不敢答应。工作组广大队员的气没有地方出，就把曹轶欧的批语用大字报公布了。在批判我的会上，有的同志故意问我：你和曹轶欧是如何炮制“反革命报告”的。我只好说：“我是工作组组长，报告的指导思想是我的，至于谁批发，那只是个手续问题。”会后有的同志私下对我说，你这样答复好，如果你把曹轶欧拉出来，康生是绝不会放过你的。

　　工作组整训结束之后就解散了，我继续留在北京听候中央处理。到1966年10月左右，吴德派秘书来向我传达他的口头意见，说北大工作组问题还是一个工作中的政治路线错误，市委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并说经请示中央同意，让我回河北。这样我就离开北京回到了河北。但北京大学的事并未就此了结。1967年初，聂元梓等人又根据江青的指示把我揪回了北大。到北京大学后，孙蓬一与我谈话，并让我看了江青批件，大意是说对张承先不能轻轻放过，要揪回来批透斗臭。根据她的这一“指示”，对我进行了多次批斗，这些批斗会的规模并不大，主要是追后台。重点追问邓小平通过他的儿子给工作组下了什么“黑指示”。我回答说，我根本不知道北京大学里有邓小平的儿子，系工作组也没有向我反映过这一情况，根本不存在邓小平通过他的儿子给工作组下指示这回事。追来追去没有结果，但就是不放我离开北京大学，把我软禁在一个学生宿舍里达半年之久。直到后来中央发出通知，提出在运动中不要揪住工作组问题不放，这才放我回到河北省。


新中国口述史（1949—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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