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明刚：我参加的“四清”运动

tuffy05

《济南文史》  2006年第4期　总33期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下简称“社教”），是从1963年春开始的。1965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明确指出，农村的“社教”和城市的“五反”运动，今后统称“四清”运动。笔者自1963年春至1966年夏，作为一名基层干部，参加了这一运动的全过程，现简要回忆如下。

（一）

　　进行“社教”运动，是毛泽东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为了把这一运动引向广泛深入，1963年2月11日至28日的中共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上，他推荐了湖南省开展“社教”和河北保定地区“小四清”（清理账目、仓库、财物、工分）的经验，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履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从此，城市“五反”运动、农村“社教”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
　　1963年3月14日，中共长清县委在城关公社召开“社教”动员大会，8个公社的党委书记和城关公社包括生产小队干部（队长、会计、保管员）以上共885名干部参加会议。县委书记张瑞周作了开展“社教”运动的动员报告，要求各级干部认真学习中央指示，积极参加“社教”运动。要带头“洗手洗澡”，检查纠正贪污多占、铺张浪费等经济问题。会后，各公社贯彻县委会议精神，层层发动，组织干部掀起“洗手洗澡”、“放包袱”的热潮。当时，我在家乡任团支部书记，兼新五管理区团总支副书记，管理区、大队的许多会议和活动都参与。新五管理区党总支书记季立法、主任高树元、文书王东江，在召开的管区大小队全体干部会议上带头“洗手洗澡”，检讨问题。记得，他们的主要问题是，某月某日，在哪个大队干部家中吃过饭；某月某日，接受过哪个大队送给的粮食或粮票（1961、1962年，正值生活困难时期，口粮紧缺，脱产干部每人每月仅27斤的口粮供应，几斤、十几斤粮票、粮食即可解断炊之虞），或其他票证及生活用品（数量都很少）。检讨之后，当场交出现金、粮票、布票等，作为退赔。这种做法，叫“洗手洗澡”。当时的说法是：不能洗冷水澡，那样会洗不干净；也不洗滚水澡，那样会烫伤皮肉；而洗温水澡，保护大多数，让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志把“包袱”放下来。管理区干部这样做，对大小队干部以很大教育和带动，都纷纷检查交待自己的问题。在解决大小队干部问题的过程中，大队党支部做了细致的思想工作，使大量的、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得到解决。当然，通过这种“洗温水澡”方式，大小队干部中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比如贪污、私分粮款的问题，不可能全部解决。但能解决到上述程度，群众还是比较满意的。1962年冬至1963年春，通过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条例（修正草案）》（即《六十条》），大小队普遍加强了经营管理和财务管理。开展“社教”后，风气焕然一新：用公粮公款大吃大喝之风嘎然而止；对大小队干部都规定了每月补贴工分数和参加劳动的天数，大小队干部开始了与社员一道参加劳动，过去令社员意见较大的“逛里逛荡，把分儿记上”、“溜溜哒哒，二千七八（指干部虽不劳动，工分记得却比社员高）的不劳而食恶习为之一扫。代之而来的是，工分账每月一次张榜公示，粮食预分方案和钱粮收支账，均按期公布，并召开社员会征求意见，实行民主理财，形成了制度，在尔后的数年间坚持下来。发生的这些新变化，社员从心眼里高兴。更可喜的是，全国范围轰轰烈烈地学习雷锋活动，促使大小队普遍开展了“五好干部”、“五好社员”的评比活动，激励干部群众发扬正气，奋发向上，齐心协力搞好农业生产。邢楼大队共有650亩耕地，多半是涝洼地，受内涝之苦，秋季基本绝产，小麦播种面积少、质量差（“拉泥沟”播种的小麦，亩产百斤左右），成为多年吃统销粮的困难队。这年春夏期间，党支部书记徐延祥，多次与干部社员商讨治理涝灾、实现粮食增收的办法，提出在严重涝洼地块改植芦苇、蒲草（作为搞副业的原料）的建议（在“以粮为纲”的年代，须经上级批准）。7月，我到县参加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徐延祥要我把这个建议作为提案交人代会。提案虽未被采纳（县对治理涝洼有挖沟排水的统一部署），但“社教”使大小队干部生发出的发展农业生产、改变贫穷面貌的积极性是可贵的。所以，通过“社教”，农村中出现了可喜景象。

（二）

　　1963年5月20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作为进行“社教”运动的最高指导方针，长清县社党委认真传达贯彻。11月，县委召集县直单位和各公社的领导干部百馀人，作为《前十条》的宣讲员进行培训，然后分别深入到大队宣讲。到邢楼大队宣讲是12月初。这天清早，团支部组织团员青年在街头、路口贴满了拥护、学习和贯彻执行中央《前十条》的红绿标语，把会场布置得简朴而隆重。200多名社员把会场坐得满满的，许寺公社党委副书记王俊成和宣传委员汪庆吉，原原本本地宣讲了中共中央《决定》。直到下午一点宣讲完，会场秩序始终井然。会后，党支部还组织党员和大队干部讨论了两次。总的印象，广大干部群众对中央决定衷心拥护，尤其是对进一步端正干部的思想、作风，都持赞成态度。团支部则按照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关于在“社教”中要“接受教育、经受锻炼、提高觉悟、发挥作用”的指示，组织团员青年积极参加运动。按照公社团委的部署，团支部通过走访，编写了3份家史，还编写了1份村史方面的资料，组织搞新旧社会回忆对比，激励团员青年更加热爱社会主义。
　　1964年1月中旬，长清县委召开四级干部大会，每个小队的小队长、会计也参加了会议，每个大队还有一名贫农代表，共五千多人，原电影院对过的招待所、党校和一中校舍都住得满满的。会议开了十多天，深入学习中央《前十条》、《六十条》，进一步动员干部“洗手洗澡”，改进作风。会议还印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制定措施，加快农业发展，争取比上年更大幅度地增产增收。按照中央关于“分批分期，先搞试点”的要求，县委确定城关、许寺两个公社为试点，从县直和各公社抽调120多名有农村工作经验的干部，每人包一个大队，并随所包大队一起参加了“四干会”，会后深入到大队，指导开展“社教”运动。到新五管理区的，是县人事局副局长刘荣海带队，刘秉坎、于庆祥、庄玉佐、国鸣岐、孙信远、贾昭仁等人，贾昭仁驻邢楼大队。按照《前十条》中“依靠谁的问题”的要求，1964年，大队、公社、县先后建立了贫农下中农协会，（简称“贫协”），重新组织起阶级队伍，成为党在农村中的依靠力量。工作组按照县委的部署，贯彻落实中央指示，相信干部的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团结依靠95％以上的干部，团结依靠95％以上的群众，实行“洗手洗澡，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团结对敌”的方针；采用的方法仍然是动员干部自觉地“洗手洗澡”，没有搞面对面的揭发斗争，从而比较好地解决了干部中存在的经济问题和工作作风问题。邢楼大队有一个小队会计有经济问题，群众意见比较大，在工作组和党支部的耐心教育帮助下，他交待了问题，并积极主动退赔，得到群众的谅解。由于干部的问题解决得比较好，改善了干群关系，上下齐心协力发展农业生产。1964年，邢楼大队的粮棉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各生产队都搞起了副业生产。“社教”历时8个月，于1964年8月结束。1964年，全国范围掀起学习解放军和学习大庆的热潮，促进了干部作风的转变。当时给人最深的印象是，全国上下令行禁止，干部群众奋发图强。长清县的各级干部以解放军为榜样，学习大庆人的创业精神和“三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四严”（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的作风，加快了工农业生产发展。资料显示：1963年长清县的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6．1％；1964年又比1963年增长24．3％，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71．9％。

（三）

　　1964年9月18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的规定（修正草案）》，简称第二个《后十条》。第二个《后十条》和中央转发的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有关人员在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的经验（简称“桃园经验”）等，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作了极为严重的估计，说农村中出现了“新的剥削，新的压迫”，农村干部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相当一部分政权有严重问题”，甚至提出了“反革命两面政权”的概念；认为原来搞“社教”运动的方式方法已不适应，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不再是“两个依靠”（依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依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而是抛开基层干部搞“访贫问苦”、“扎根串连”、“要夺权”。使原来比较宽松的“社教”运动形势变得异常紧张起来。
　　最明显的特征是搞“大兵团作战”，即每个专区组建工作团集中搞一个县。1964年10月，中共泰安地委从各县抽调干部组建起泰安县“社教”工作团。抽调长清县由县和公社书记带队的362名干部（含农村青年骨干），1964年10月中旬集合，经过20多天学习培训，进驻泰安县泰山公社。许寺公社的十五六名同志为一个工作组，公社党委书记贺汝清任组长，驻泰前大队。我随高树元负责第八生产队，第八队是泰前大队的副业队，所辖12家商店分布在从岱宗坊到天街的整个山路上。我在天街“棒捶店”王其富家吃饭，与高树元共住“金钟店”王广山家。工作队的纪律极为严格，工作队员必须与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每月交房东40斤粮票、12元钱作为生活费，不准吃鸡、鱼、蛋、肉。王广山的父亲王继禹，69岁，身体很健康。一天下午，他到五松亭东面的山坡上，拣泰山林场修剪下来的松枝，捆成两捆，挑回家当柴烧。天快黑的时候，我去接他，从朝阳洞接过担子，一气挑到天街东端的“金钟店”。老人很高兴，特意用秤称了称，两捆柴共128斤。工作队入村伊始，即把大队、小队的全体干部作为运动的对象，划清界限。进行的工作是发现培养贫下中农积极分子，扩大积极分子队伍，让积极分子检举揭发大小队干部的问题。在掌握了部分问题的基础上，召开群众大会，令“四不清”干部检查交待问题，积极分子当场检举揭发。工作队还召开了全大队“斗争成果”展览会，把运动推向高潮。
　　1964年12月底，中共山东省委又组织省级的“大兵团作战”，确定曲阜、齐河、海阳作为全省“社教”运动的重点县，将各地委工作团集中于上述三个县，组成三个庞大的省委“社教”工作团。泰安地区工作团被调编入海阳工作团，海阳工作团由省领导人刘秉琳、王众音、王路宾负责。1965年的元旦，我们是在“转战”海阳的火车上度过的。我随长清县的20多位同志分配在大山公社埠后大队，由赵绪祥、云盛杰分任正副组长，加上原有（莱阳县干部）队员，全组30多人。埠后大队150多户，分七个小队，平均四五户一名工作队员。我们长清县委书记张瑞周（行政十三级），在瓦罐窑大队工作队当一名查账组的小组长。大军压境，对基层农村干部的威慑力，不可谓不大。
　　埠后大队原来的工作组“右倾”，没有揭开“四不清”问题的盖子。新的工作组借省“大兵团作战”的声威，组织积极分子向“四不清”干部发起强大攻势，揭发检举会、斗争会一个接着一个，直到“对象”彻底检查交待问题。我和孙殿华、相隆本、孙岑4人驻第三小队，这个小队的队长姓迟，贪污盗窃生产队的粮食
　　现金，还拿粮款取悦姘妇，群众意见集中在他身上。工作队召集社员会要他交待问题，他装病不参加。工作队请来的医生，举着个很长针头的注射器要给他“治病”，他害怕了，哆哆嗦嗦地来到会场，开始交待问题。到春节前，埠后大队和各小队的“四不清”干部纷纷交待了问题。按照统一部署，工作队休假，回家过了个春节。

（四）

　　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二十三条》肯定了几年来各条战线出现的大好形势，强调基层干部的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工作队必须依靠群众的大多数，依靠干部的大多数（包括放了包袱的干部），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二十三条》的“干部问题”一条，重申了毛泽东关于对犯错误的人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强调对犯轻微“四不清”错误的，或问题较多但交待好的干部，要尽可能早一点解放出来；问题不严重，检讨又较好，经济退赔可以减、缓、免。贯彻执行《二十三条》指示，埠后大队工作组通过内查外调，客观地、实事求是地核实了前段运动中揭发、交待的问题，作出分期经济退赔计划，将绝大多数干部迅速解放出来。1965年春，工作队与大小队干部一道研究安排春耕生产和各项工作。经过社员民主选举，除个别人落选外，让大小队干部重新担当起领导生产和各项工作的重任。对犯有错误的干部，根据其问题的大小和认识态度，组织干部群众按照《二十三条》的有关政策规定，本着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分别作出处理意见，达到干部群众受教育的目的。四、五月间，工作队与干部群众合力修建了5间教室的埠后小学，以资纪念（附合影）。6月9日，埠后大队的小麦丰收在望，夏苗一片葱翠，干部群众拥街满巷，热情欢送，工作队撤离了埠后村。
　　1965年9月，我参加“四清”工作队，又一次来到泰安，驻泰山公社财西街。工作队贯彻执行《前十条》、《二十三条》精神，发动群众，依靠干部的大多数，比较好地解决了街道居委会干部中存在的问题，从政治、经济、思想、组织4个方面着眼，整顿建设好领导班子。工作队还和居委会干部一道，认真抓了街道生产和群众生活问题，新建成和扩大了街道建筑队、装卸队，开办了一批被服加工厂和商店，扩大了居民就业，增加了居民收入。5月，我被抽调到驻泰山公社的“四清”大队部工作，离开了财西街。1966年春夏之交，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风雷震荡，横扫全国，“四清”运动随之结束。在进行了一段破“四旧”工作后，8月12日，工作队撤离泰安县。
　　历时3年的“社教”（“四清”）运动，对于纠正干部中贪污多占、强迫命令、吃喝浪费等问题和集体经济管理中的许多缺点，加强经营管理，实行民主理财，成效显著；对于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刹住封建迷信活动，都起了极大的作用。但在突出政治的指导思想下，发展经济、发展生产被降到次要位置。运动中，一些发展生产成绩显著的干部，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和支持；一些搞活经济的措施和做法，也被指责为“资本主义倾向”而被否定。“四清”运动由于“文化大革命”而中止，“四清”运动的成果被“文化大革命”所淹没，令人遗憾！

（长清区政协文史委供稿）

http://ws.jnzx.gov.cn/index.php? ... atid=262&id=5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