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大学校史关于抓“五、一六”分子运动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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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经大学校史
　　关于文革抓“五、一六”分子运动的记述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年10月，出版《中央财经大学六十年史》一书。书中对学校前身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文革中，自1970年1月至1975年中，时间长达五年多，株连超百人的抓“五、一六”分子运动，仅作了如下记述：
　　关于“五、一六”分子的注释：“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是‘文革’时期北京一度存在的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人数很少的极左小组织。他们打着贯彻‘五、一六通知’的旗号，建立秘密组织，进行秘密活动。散发题为‘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等传单和标语，北京广大群众对这些人攻击周恩来的行径表示极大愤慨，纷纷自发进行反击，要求严惩这批‘歹徒’。毛泽东在1967年9月8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加了一段话，指出‘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作者，是一个‘用貌似极左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没用多长时间，这个反动组织就被清查出来，为首的分子被公安机关逮捕，问题基本上解决。可是林彪、江青一伙接过清查‘五、一六’的口号，极力夸大这个反动小组织的力量和活动，任意扩大范围，千方百计地混淆和转移清查目标，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1968年中共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时，陈伯达毛遂自荐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他们一方面扩大清查范围，另一方面，又借机把许多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干部、群众打成‘五、一六’分子。由于所谓‘五、一六’的标准不明确，因此，有些地方或单位的两派组织乘机相互攻击，互指对方为‘五、一六分子’；也有恢复工作的领导干部或军队‘支左’人员，把他们认为是攻击周恩来，反对党中央，反对解放军的狂热极左派，当作‘五、一六分子’加以打击，情况颇为复杂。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这个通知要求纠正扩大化倾向，制止搞逼供信和采取体罚或变相体罚的手段，并提出‘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但是，通知又提出：‘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实际上是促使人们去抓更多的‘反革命秘密组织’。这个通知还错误地把遭到诬陷打击的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和傅祟碧等，同原中央文革成员，帮助林彪、江青一伙干了很多坏事、当时已被隔离审查的王力、关锋、戚本禹等混在一起，都说成是‘五、一六’阴谋集团的操作者。由此可见，‘五、一六分子’是一项被滥用的、打击报复对手的、莫须有的‘罪名’。它使数以百万计的干部和群众，经受了一场莫名其妙的痛苦和灾难。”
　　该书257页记述：学院档案记录记载：“从1971年5月份开始，根据上级指示，将已经毕业离校的、敖本立的重要同案人于守宝等调到北京举办学习班进行审查。我们抽调了几十名同志，和外单位的同志协同作战。5月31日，财贸系统在北京召开了批斗大会，对敖本立进行了批判斗争，并将其逮捕，狠狠打击了我院‘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由于坚决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审干9条方针和中共中央13早文件，我院清查‘五、一六’的斗争在各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争取了失足者，分化瓦解了财院‘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进一步揭露和打击了‘五、一六’的坏头头、主谋者、幕后操纵者，取得了不少人证、物证、旁证，核实和清查了一些重要事件和关键情节，为几个重大案件的结案工作和被审查对象的定性、处理工作打下了基础。（档案资料：7－xz－1972－7－1。）”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其实就是子虚乌有的政治虚幻，可是在那时却耗费了大量宝贵的时光！
　　该书319页俞天一访谈录中记述：“学生走以后有一段时间我在那边搞运动。因为当时有个所谓‘五、一六’黑集团，到最后也没有这个东西，但当时抓‘五、一六’抓得很历害。当时军宣队在那个地方，学生分配毕业以后呢，军宣队把我找去一块搞调查去了，我跟军宣队的队长到西北啊什么的去调查，实际上最后调查结果也没有什么‘五、一六’，实际上所谓的‘五、一六’分子都不是。到1971年的7月份左右，我们就要分配了，我就到辽宁财经学院去了。辽宁财经学院要去了34个老师，我老伴跟我一块走的。到大连以后，我开始还是搞运动，也查‘五、一六’，那边也在查，全国性的查啊。那个时候是工宣队，不是军宣队，它那边是工宣队，工人师傅。我到那边又去搞了一段运动。搞完以后，基本上定案也没有什么‘五、一六’，那个事情后来都定下来了，给有些打击错了的人平了反。”
　　
　　文 研（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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