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锡涛：余秋雨要不要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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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首次披露一段“文革”秘闻，有些事与余秋雨有关，有些事却又与其无关
有一位北大青年学者余杰撰文把余秋雨作为“文革余孽”进行“拷问”：“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拜读此文，令人不寒而栗，莫非“革命大批判”又来了？
从余杰“抖出”的“隐私”来看，证明他对“文革”以及上海写作组完全是外行。他误把余秋雨当作“石一歌”嘲笑了一通儿之后，有这样一段文字：“据若干余秋雨当年的同事透露说，他在写作组中的态度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因为他的出色表现和突出成绩，他深受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青睐。如果不是文革结束，余秋雨也许会走上一条类似姚文元的飞黄腾达之路。”这些内容恰恰都说错了。余秋雨在写作组呆了大约三年半左遥??奶?炔煌耆?腔??模?灿邢??氖焙颍?凇芭?恕笔逼冢??鞫?芸?艘荒甓唷Ｋ?膊皇恰爸鞫?蓖犊啃醋髯椋??潜扇送萍龅摹Ｖ劣谒邓?钍芸怠⒄拧⒁Α扒囗?保?肯迪贡唷？瞪?凇拔母铩焙笃谝巡〉梗?975年就死了。张、姚对余秋雨也从不相识，据我所知，1975年春天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张、姚因不得志到上海“观察”，朱永嘉乘方便之机把余秋雨引见给张、姚，仅仅见了一面，就叫“深受青睐”？至于说余秋雨“也许会走上”姚文元之路，更是无稽之谈。余秋雨在1975年开小差溜走，恰恰是在张、姚接见之后！
我是写作组最早成员之一。写作组之形成、分分合合、由鼎盛而走向覆灭，其历史过程，在图书馆里是查不到的，而在我头脑中，至今还记得一清二楚。本人今年65岁，从湖北退休回京已三年有余。本不想多管闲事，只见眼下战火纷起，为澄清庐山真面目，为避免内战扩大，只好以过来人、见证人身份写下这篇拙文。

从丁香花园说起

上海华山路48号丁香花园，是个景色优美而氛围神秘之处。它因30年代在此拍摄电影《丁香处处开》而得名。花园内，小桥流水，树木成荫，草坪中间有三栋楼，东楼是清末李鸿章的公馆，中楼是解放后为中国中央在上海开会需要而造，西楼是解放前一个大资本家所建的大别墅。1964年春，华东局内刊编辑部就设在西楼；当年夏天，“罗思鼎”班子就成立于中楼的楼下两间小屋；之后，“丁学雷”班子便出现于东楼的楼上两间大房。上海文化界人士对此很有意见：“躲在丁香花园学雷锋，做‘螺丝钉’，见鬼喽！”
当时，丁香花园的最高领导人是石西民。他是上海市委文教书记，兼华东局内刊主编。我是被他从复旦大学调到内刊当编辑的，同时参与写作组所分配的写作任务。在内刊，文艺组长由姚文元兼任，组员仅我一个。姚只挂名，不参与编务，我既要编稿，又要写稿。
历史组“罗思鼎”，当时有5名成员，是来自复旦历史系的一个写作班子，它的代表是朱永嘉。文艺组10名成员，大多数来自上海作协文研所，由上海作协副主席叶以群管审稿，他没管多久，就不管了。市委派宣传部文艺处徐景贤来接管文艺组。“丁学雷”笔名是戴厚英和她的两位同事所起。徐景贤很欣赏这一笔名，领头写了许多批判文章。于是，徐景贤就成了“丁学雷”的代表。
1964年底，丁香花园换主，石西民被陆定一调去北京任文化部副部长，内刊由张春桥主管。“丁学雷”组与“罗思鼎”组也都归张春桥管辖。从此，姚文元便常来丁香花园，与朱永嘉等人密谈。谈什么呢？这秘密我是后来才知道，根据江青的布置，让张春桥叫姚文元写一篇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文章；为写此文，就得翻阅明史。姚从未碰过明史，只能请教专门研究明史的朱永嘉。为“批海瑞罢官”，朱永嘉深得张、姚的赏识，因为朱是他们的历史辅导员。
1965年春，华东局书记处、办公厅看中了丁香花园这块风水宝地，要与内刊编辑交换办公地。内刊只能服从，编辑部迁至宛平路11号。“丁学雷”、“罗思鼎”两个班子迁至武康路2号，成立一个支部，由徐景贤任书记，朱永嘉任副书记。
我跟着内刊编辑部迁人宛平路11号之后，平时不坐班的姚文元，此时几乎天天来上班。来干什么？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从初稿到定稿，姚费时半年多，写了整整12稿。从这篇文章 11月10日在《文汇报》发表之后，姚再也不来我的办公室，经常去武康路2号密谈。狡兔三窟，姚至少也有三窟，而写作组是他当时最重要的一窟。他和张春桥合作写的这篇“批海罢”的文章，是依靠写作组某些人而写成的。写作组是他们的根据地，也是他们的“发祥地”。
1967年9月，在张、姚直接控制下，“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正式成立。此时的写作组，分为两套班子：一套班子是公开的，地点在宛平路11号（原内刊所在地），人员约30余名，少数人是老人马（我是其中之一），多数人是新人马，从大学、中学调来的教员与红卫兵；另一套班子是不公开的，人员共7名，朱永嘉、王知常等几个头头儿是核心人物。这两套班子成立之后，战绩平平，没有写出什么重要文章，却出了一件大事。1968年4月中旬，上海发生了第二次“炮打张春桥”的群众自发运动，至少有一百万人参加“炮打”。对上海写作组来说，“炮打”无疑是一场大地震。谁也没想到，宛平路11号内部竟出现了“倒戈”，有好几个人卷入“炮打”，大多数人对“炮打”作壁上观，没有人敢公开阻拦“炮打”。这件事，让徐景贤、朱永嘉狼狈不堪，无法向主子张春桥交代。出于这个原因，当年7月底，徐、朱宣布宛平路这套班子解散。新人马全部回原单位。老人马留下5人，与荣昌路的7人，一起于8月5日，乘工宣队进驻高等院校之际，冒充工宣队员分别混入各大学。我选择的是同济大学，因那里离我家最近。
在我进入同济大学之后，不到一个月，朱永握椅姨富啊Ｋ?担骸拔脑??纠吹缁埃??颐锹砩献橹?肆ε?兴固鼓崴估?蛩够?Ｎ腋?闲欤ň跋停┒济?蛔磐纺裕??裁匆?凑馄?恼拢磕闶歉阆肪缙缆鄣模?蟾胖?勒夥矫媲榭觥！蔽宜担骸罢飧雠?刑饽靠隙ㄊ墙?嗖贾玫摹！彼?芫?龋骸岸匝剑∧阍趺粗?溃俊蔽宜担骸傲直胛?薪?嘣诓慷游囊展ぷ髯?富岬慕不埃?懈黾鸵???嘧胖刂该?固鼓幔?褪且??兴固鼓岬睦砺厶逑怠Ｎ?裁匆??飧鲈缭诘诙?未笳街?熬退廊サ乃樟??佳菽兀空饫镉兴?睾?澹阂皇且???嗤贫?┚绺锩?⒏阊?逑飞ㄇ謇砺壅习?Ｒ蛭?固鼓岬睦砺酆诵氖墙病?幼晕页龇ⅰ????嗟木┚绺锩?墙泊庸づ┍?龇ⅲ??呤浅逋坏摹Ｋ固鼓崂砺墼谥泄?跋旌艽螅?阶油剿锖芏啵?熬缃绲佳荨⒀菰被?旧隙夹欧钏固鼓崂砺邸Ｅ?兴固鼓幔?扔谠伊擞熬缃绾芏嗳说姆雇搿５诙???嗉性痈鋈饲樾鳎???ㄋ匠稹Ｅ?兴固鼓幔?浅遄潘镂?蓝?础Ｒ蛭?镂?涝谘影彩逼诰褪浅雒?牟排???喽运?芏始怠Ｋ镂?篮芮甯撸?撇黄鸾?嗦襞?肫看椎南肪绲鬃樱??菇?嗷澈拊谛摹５??喽运?蘅赡魏危?蛭??侵芏骼吹难???949年，孙维世去苏联学习，专攻斯坦尼理论，回国后，出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总导演，因同情金山、欣赏金山的才华而结为夫妻。苏联专家列斯里（斯坦尼的得意门生）来华演讲，都由孙维世陪同并当翻译，在50年代中国戏剧界曾轰动一时，传为美谈。”朱说：“你既然这么熟悉情况，这篇文章就由你来写吧。”我说：“不行。我只看过斯坦尼的自传《我的艺术生活》，没有看过他的全集，我也只是个半瓶醋而已。写这篇文章，要得罪戏剧界一大片人。何况我也很钦佩孙维世，也很欣赏斯坦尼的理论。我与孙维世无怨无仇，何必由我开刀？你们不要老是拿我 当枪使。写文章是苦差事。你让我写，不如请《文汇报》何倩出面组织上海戏剧学院的行家来写，他们的水平肯定比我好。”朱说：“这个主意不错。但万一别人写不成，你必须接手。”我只好表示同意。

批判斯坦尼 发现余秋雨

由文汇报社文艺部何倩、诸钰泉出面组织的“批判斯坦尼”小组成员，共有5位：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讲师徐企平，该院戏剧文学系毕业生余秋雨，上海两家电影制片厂的演员、助导，还有国棉十七厂造反派秀才。最初的稿子是由这个秀才所写。初稿印出之后，何倩电告朱永嘉。1968年10月31日，朱通知我去文汇报社开会参加讨论。
这篇稿子很差，一看就知道是外行写的。但我不能面对5位陌生人泼冷水，因为当时朱永嘉、何倩、诸钰泉都在座。讨论到最后，朱永嘉拍板：“我看这文章要动大手术。胡锡涛也来参加，由他负责到底。”
写作地点在文汇报社七楼顶层。讨论结束后，由何倩领着朱、我和5位成员上七楼。那里有两间内外相连的房间，内室有5张单人床，外室有张写字桌。后来，何倩给我在外室配了一床一桌，我的桌子正好同余秋雨桌子相接，与他面对面而坐。据何倩私下介绍，这5位中，真正的行家是徐企平，最能写的是余秋雨。
既然朱永嘉要我“负责到底”，我不得不按我心中的计划，分三步走：第一步，我和大家都通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然后分工摘录观点，汇编资料，印成小册子；第二步，让余秋雨重写初稿，试试他的笔力；第三步，万一余秋雨初稿不行，只好由我自己操刀。
让余秋雨写初稿，等于冷落了其他几位，出现牢骚，我不在乎。出乎我意外的是，余秋雨写出的初稿，不是一篇大批判文章，却是一篇学术论文，文笔流畅生动，却毫无批判力度。让大家传阅一遍，都不开尊口。沉默一阵之后，几乎众口一词冲着我：“就看你的啦！”形势促使我走第三步棋，另起炉灶重开张。凭我的经验，此文要想在姚文元那里过关，就必须模仿他的文风，采用他那一套批判路子。我的第一篇写得也不好，被请来提意见的文艺界人士攻得一塌糊涂。接着，我又重写第二稿。二稿完成时，已是1969年1月31日，离春节只有两天，几位朋友已作鸟兽散，只有徐企平看到清样。后来发表在《红旗》1969年6、7期合刊上的，就是这第二稿，只是文章开头被姚文元加上一段林彪在“九大”政治报告中的套话。为何要加这一大段套话？我后来才弄明白，原来林彪的政治报告最初是由陈伯达起草写了一稿，但毛主席看了不满意，便指定让张、姚执笔，由郭沫若作文字润色。所以，姚在我写的文章开头硬扯上林彪的报告，实际上是在炫耀张、姚的货色。
为这篇文章，我在文汇报社顶层熬过了寒冷而苦恼的三个月。我把包括余秋雨在内的几位朋友都得罪完了。但余秋雨给我留下的印象至今难忘。
我“枪毙”了他的稿子，他不记仇，颇有雅量。实际上他写稿很下功夫，不走捷径，直接查阅原著，四本斯坦尼全集被他翻得卷起了角。他的稿子不仅文笔漂亮，而且内容扎实，从理论史的角度分析斯坦尼体系的特点与缺陷。作为一篇学术论文，只须删掉一些应景文字，放在今天的学报上也能发表；但作为一篇批判文章，在那个特殊年代就不合格。当时他只有21岁，我33岁，都属猪，年龄恰好差一轮。这个年龄上的差别，反映了我与他学术功底上的差异。我在21岁时，才进山东大学，根本写不出他那种水平。
令我更佩服的是他坚持学英语，喜看英文原版书。每天早晨，大家刚起床，他已站在阳台上朗读英语。季节已入冬，冒着严寒读英语，可真不易。“文革”时期“读书无用”论极为盛行，谁会拼命学英语？余秋雨书桌上所放的一大堆书籍，除了几本鲁迅全集，全是英文版原著。是小说还是戏剧理论书，我也看不懂。我不明白余秋雨为何对英文原版如此感兴趣，问他“是不是想搞翻译”，他说：“不完全是，主要是受我老师张可的影响，她认为莎士比亚作品一定要读英文版才有味，我已经尝到一点甜头了，味道真不错。当然，学会一门外语，等于多了一双眼睛，将来如果干别的不行，搞翻译也是一条路。”好成熟的小伙儿！当我爬格子时，室内往往只有余秋雨仍然在看英文原著，看得如痴如醉，有一次，突然拍案叫绝：“妙！”倒是他干扰了我的写作思路。
余秋雨也不是书呆子。侃大山，他也能侃得妙趣横生，水平不亚于评书演员。同室的侃友都爱听他侃，他侃到关键处就往往煞车，不侃了，很有一点“且听下回分解”的噱头。他只讲故事，不加褒贬，就如恩格斯所言，“倾向性是从情节中自然流露出来的”。余秋雨很活泼，但从不向我打听内部消息，也不跟我套近乎，始终保持一定距离。电影厂那两位都想从我嘴巴里挖出批斯坦尼的具体政治背景，“是江青布置的，还是姚文元的指令？”总是反复地问，不断地猜。我不能露一个字，否则，我就违反“纪律”难做人了。余秋雨很懂事，从来不让我为难。
他当时很穷，经常向徐企平借饭票，借了之后又还不出，到后来，徐企平总是慷慨主动支援他。他们二人并不在一个系，关系却很密切，因为都在“文革”初期受过造反派的冲击，都属于“保守派”，共同语言特别多。据徐企平私下向我透露：小余的业务水平在同届学生中最拔尖，戏剧文学系教师都想让他留在系里，但都无实权，实权掌握在造反派手里。小余表面上很活跃，其实他内心很苦闷，他父亲有历史问题，很可能会影响他的分配，影响到他的前途。他的分配问题，还提不到日程上来，还处在待分配状态。不光是６８届分配搁浅，就是66届、67届也在等待。待分配的毕业生，没有工资，经济困难的人可以申请补助，一般只能领到12元。小余家里很穷，他每月领12元补助，还得贴给家里一半，自己只剩下6元钱，怎么维持生活？据工宣队宣布，待分配的毕业生都要去农场参加劳动，等到国家有分配政策下来之后，学校才能把分配问题提到日程上来。这过程还长着呢。
听到这些话，我很惊讶，感到他的耐力、毅力不同寻常。他面临的困难和压力，可能是遥遥无期。无情的“文革”，不知摧残、埋没了多少人才，余秋雨不过是茫茫沧海中之一粟。

余秋雨入围

1971年夏天，写作组内部传达毛主席的一个评语：“中国第一圣人是鲁迅，不是孔子。”接着不久，擅长拉大旗作虎皮的张春桥布置给写作组一个任务：写鲁迅传，在这个基础上编写现代文学史教材。
根据这一旨意，朱永嘉准备搭一个外围写作班子，召集老人马开会，专门研究入围的人选名单。讨论了半天，同事们推举的人都是三所大学中文系的现代文学教员，年龄大多在40岁上下，最年轻的也跟我当时的年纪差不多。“怎么就找不出25岁以下的人？”朱永嘉有点不满意。于是，我就乘机介绍：“余秋雨，上海戏剧学院68届毕业生，当年在《文汇报》写文章那阵子，他21岁，今年24岁，但分手之后，不知他分配在哪里，或许还在下面劳动。”朱立即问：“关键问题人品怎么样？笔头灵不灵？他分配在哪里都能找到，不用担心。”我说：“人品绝对没有问题，安分守己，不会惹事生非。笔头很灵，而且非常勤奋好学，英文阅读能力很强，莎士比亚作品英文版他看得入迷。”在写作组所有新老人马以及他们所相识的老少哥们儿中间，有这样年轻的人才吗？肯定没有。余秋雨的名字自然就被划入名单。当时划定的人名有13个，不是11个。我当时根本不可能意识到，让余秋雨入围，等于让他走了一段弯路。在主观上是想拉他一把，在客观上是害了他。
鲁迅传写作组，设在复旦大学学生宿舍10号楼一层的103、104室。这幢楼的二层、三层还有现代文学史教材编写组，也算外围组织，其中除了教员，还有许多工农兵学员。入围的人数，如同滚雪球，越滚越大，后来竟多达一百余人。

余秋雨入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外围，即在复旦学生宿舍那幢楼。“石一歌”的笔名产生在外围，也在那幢楼。“石一歌”确是“十一个”的谐音，但余秋雨不是十一个中的一个，外界把余秋雨当作“石一歌”产生时，余秋雨尚未报到。他入围后，曾参与讨论或修改“石一歌”写的文章，也没啥了不得。“石一歌”与“丁学雷”、“罗思鼎”，是两个档次的笔名，外界不明真相，把三个笔名捆在一起，也多少有点误会。虽然“石一歌”后来也成了名牌，但究竟不是正宗老字号。
第二阶段是在内围，即当时上海写作组所在地康平路89号。进入内围的人，除了余秋雨，还有十来个从工厂抽上来的青年笔杆子，他们都是写作组作为“苗子”来培养而使用的。余秋雨怎么会从外围被选入内围？就在于他才华出众，文笔漂亮，写了一系列颇有影响的文章而深得头头儿们的欣赏。其中， 有两篇文章尤为重要，一篇是用笔名“任犊”写的《走出“彼得堡”》，在上海《朝霞》发表。另一篇是《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由上海王知常寄给北京《红旗》采用。
当时，我已在《红旗》当编辑，主管文艺稿件，也兼管上海寄来的稿件。我接到这篇文章，从笔名“任犊”无法判断执笔人是谁。浏览一遍，感觉良好。然而，转送给姚文元之后，没有采用。王知常打电话来催问：“那篇谈鲁迅佚文的文章，你那里用不用，我们在《学习与批判》第8期发表。”我说：“报上去了，可惜不用。你们自己发表算了。任犊是谁？”王说：“是余秋雨。”我问：“他现在好吗？”王说：“小余现在是这里的第一号种子选手。但情绪不稳定，忽高忽低。”
应该承认，《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多少有些学术味，不是一般应景之作，所以姚文元不采用；而《走出“彼得堡”》写得很俏皮，恰是应景之作。此文强调文化人走出文化小圈子，到工农群众中去，与工农相结合，这是与“文革”的极左路线相符合的。余秋雨这篇文章，是遵命而写还是自愿而写，我不知道；但它的客观效果，肯定不好，完全和广大文化工作者的心愿相反。“文革”时期文化人都被赶到乡下或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已经活得够累、够痛苦了，都想回到原来的岗位上重操旧业。1973年，有的人刚刚回到城里恢复工作，有的人则还在乡下做“回城”梦，正在这做梦、圆梦的时刻，余秋雨发表此文，给了当时文化界人士当头一棒，使他们非常恼火：你余秋雨高高在上，写文章唱高调，还要叫我们“走出彼得堡”，永远在下面吃苦头，岂不可恨？这种心态上的不平衡、不服气，应该说，是正常现象。人们至今回忆当时这篇文章，仍然耿耿于怀，怒气未消，也属情有可原。余秋雨应该在反思“文革”的同时反思自己，反思当年为什么写《走出“彼得堡”》。
1974年1月中旬，我去上海参加电影故事片会议，当然要到“娘家”探望。在康平路写作组，我见到了阔别已久的余秋雨，地点是在打字室。打字员是位心宽体胖的老大姐，与我当年在内刊是老同事。余秋雨和我聊了一会儿，几个小青年就把他拉走了。我怀着好奇心问老大姐：“小余在这里的人缘怎么样？”她说：“人缘不错。头头儿欣赏他，是因为他笔头灵；群众欣赏他，是因为他不拍马屁。这里的马屁精多的是。小余很清高，很聪明，几个小姑娘追他，他就装糊涂。老人马对他有点嫉妒，也要拉他，他也装糊涂。他跟谁都合得来，但不搞鬼名堂。”旁观者清。从她这里听到的反映是最真实的，没有水分，令我十分欣慰。
令我触动更深的是在延安中路200号文艺会堂看电影，余秋雨和我坐在一起谈了他近来的境况和心情。因受影响干扰，也怕干扰别人，他说的悄悄话断断续续，声音很轻，大意是讲：现在写作组进出的人很多，比你在这里的时候也许大不一样。老人马呆久了，就觉得没劲，写不出东西就会坐冷板凳。他们认为头头儿都是实用主义，谁笔头好就重用谁，谁笔头老化了就奚落谁，所以就不安心呆在这里。头头儿待我是很好，但我也不能完全迎合他们。我有我的自尊心。我很不适应这里的复杂环境。这里不是久留之地，呆久了，就会荒废专业，浪费青春。
余秋雨说的是真心话。这种声音，过去我在写作组经常听到，并不新鲜。头头儿们确实都是实用主义者，来当兵的都是他们手中的工具，都是从各单位抽来的壮丁，大多数不是真正的“志愿军”。写作组自始至终不是一个实体单位，它所办的六个刊物，不发稿费或补贴（“文革”时期全国报刊都不发稿费）。应召“入伍”的士兵无利可图，也无名可图（多数是用笔名，偶尔用一下真名，就得防止“翘尾巴”）。“文革”时期大批特批“驯服工具”论，但在极左的专制主义统治下，实行的一套，恰恰是要求人们做“驯服工具”，这是有目共睹的不争之实。如果“文革”不结束，余秋雨会在写作组做“驯服工具”、“飞黄腾达”吗？绝对不会。他要么累死病死，要么开小差，溜之大吉。
他想溜走的事，果然来了。
1975年冬，正值“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发难，有一天，我正在编改应时文章，上海王知常打来电话，说：“余秋雨近半年来很苦闷，情绪不好，身体也不好。医生检查出来，发现他GBT偏高，可能得了肝炎。朱永嘉已让他休息了一段时间。他想到北京你那里去散散心。你让他住在红旗招待所，行不行？”我明确表示：“当然可以，欢迎他来北京散散心。”
可是，过了一天，上海一位老“战友”也打来电话：“你不能让余秋雨上北京。”我问：“为什么？”对方说：“余秋雨狂得很，目空一切，我们都看不惯，你让他住红旗招待所，会更助长他嚣张气焰，大家会埋怨你。”有这么严重吗？我不相信。我说：“凡是才子，总有一点清高。目空一切，也属难免。”对方立即反驳：“他一点也不清高，在背后说当年批斯坦尼的文章就是他写的。”我心里“咯噔”一下，怀疑自己的耳朵，还是想保持平衡：“让他来北京，是朱永嘉同意的，我已经答应王知常，不能改口了。况且，他得了肝炎，需要休息。”
又过了一天，又有一位老“战友”来电话：“现在的问题很严重，余秋雨根本没有什么肝炎，他说GBT偏高，是假的。根据确切调查，是余秋雨走后门开来的病假条。你一定要把真相反映给朱永嘉他们。”我有一点恼火：“你们在上海就不能向头头儿反映？”对方说他说话不管用 。
三天三个长途电话，让我好困惑。我真想去上海调查情况，调解矛盾，可找不到出差的理由，何况编务缠身走不开。打电话调查也查不清，又不能说余秋雨装病、走后门的事。如果说了，万一他是装病不是真病，就会破坏他的形象；如果让他来北京，对他也不利，嫉恨者更嫉恨他，使他处境更困难。怎么办呢？只有采取“退稿”的办法谢绝。我打电话给王知常：“小余最好别来北京。情况很复杂，电话里说不清。请你转告他，就说是我不同意。”

余秋雨突围

不论余秋雨生病是真是假，不论是出于何种原因，他确确实实避开了“批邓”，没有写过一篇“批邓”文章。他第一次突围成功了。
余秋雨后来写了一篇散文《苏东坡突围》。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的块垒，是文人的惯用手法，也是余秋雨的一大特长。他写苏东坡遭暗算、陷害、包围而冲出重围，实际上寄托着他自己的哀思与愤懑。但这篇散文不是简单的类比，不是把自己比作苏东坡，只是借题发挥而已。
余秋雨当了“逃兵”，躲在他的老家，浙江余姚县农村。据他自己的说法：“我当时就为了逃避批邓，一个人称病跑回乡下，在破庙里栖身。”（详见《深圳周刊》今年第7期）当他无可奈何回到上海时，正巧碰上“四人帮”垮台。老天爷给了他梦想不到的机遇，他顺着大好形势，立即与“四人帮”及朱永嘉等人划清了界限。由于他表态最早也最坚决，并揭发了写作组的一些问题与内幕，引起军管人员的重视。
当时的上海，情况非常特殊，中央指示由上海警备区临时主持全市局面，对上海写作组实行军管，却遇到一件十分麻烦的问题：在“四人帮”垮台之前的几个月，中日两国签定一个文化交流的协议，由中方派出一个鲁迅研究交流代表团于10月中旬前往日本进行为期12天的友好访问，这个代表团的团长是由张春桥、姚文元指定的朱永嘉担任。“四人帮”被粉碎之后的几天内，上海写作组几个头头儿气急败坏，朱永嘉高喊“还我江青、还我洪文、还我春桥、还我文元”等等疯狂的反动口号，甚至妄图与王洪文的爪牙们一起搞武装叛乱。这些头头儿自然要被软禁起来。然而，访日代表团还必须按中日协议规定日期出访，对朱永嘉这个团长该如何处理呢？如果换个团长，怎么向日方讲清楚？如果不换团长，仍然由朱永嘉率团去日本，中方很不放心，万一他乘机逃跑怎么办？上海军方最高领导层决定让余秋雨作为团员跟随团长朱永嘉出访。交给余秋雨的任务是：监视朱永嘉，防止他出逃，朱的发言稿均由余秋雨拟定。这真是富于传奇色彩的文化，为逃避“批邓”而躲到农村的余秋雨，此时已成防止朱永嘉出逃的监视人。他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因此，又重新受到了重用。
余秋雨是否从此摆脱一切干系、冲出重围了呢？没有，反而又陷入困境。1977年，是他“三十而立”之年，但他无法“立”起来，原因是他被“揭、批、查”运动拖住了，有些人非要把他整倒不可。他曾三次上书，申诉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但均无下文。对上海写作组的小萝卜头、业务骨干分子等等人员的“揭、批、查”，整整花了三年多时间，进驻康平路89号的工作组换了三批。受到牵连的余秋雨也被审查了三年，对他的文章、修改稿及言论、表现等等，翻来覆去不知查了多少遍，始终查不出他有什么问题。余秋雨不甘心这样不明不白持消耗时间，于是，他悄悄地埋头读书，收集资料，为著书立说作准备，为重新站起来而奋斗。
余秋雨真正获得写作自由，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的命运发生了历史性转折，他个人的命运也随之而转化。长期的勤奋好学，多年的资料积累，为他撰写《戏剧理论史稿》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从《史稿》的后记中，可以窥见他写书稿的过程是相当的艰辛，每天背着书包，来回挤车，穿过市中心，躲在杨树浦路工人住宅区一间简陋的小屋里熬夜，呕心沥血爬格子。这部《史稿》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后，立即获得该社的二等奖，还获得文化部优秀教材一等奖。他不满足于此，又连续撰写了三本学术著作。四部著作的接连问世，引起文化界强烈反响，奠定了他在上海戏剧学院的地位，他终于从历史的阴影中冲了出来，实现了他第二次突围。
时来运转，当然不止是余秋雨一个人。凡有抱负的中青年作家、学者几乎都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引发出创作的“井喷”现象。改革开放，必然带来文艺的百花齐放，造就了一代名家。名家之所以成名，一是靠才气，靠自强不息，二是靠运气，即时代所赋予的机会和气候条件。余秋雨的才气不必说了，而他的运气实在太好了，在上海几乎无人可比，1987年从无职称一下子连破四级，直升为教授。同样有才气，有名作的戴厚英，就没有这样好的运气。她的职称解决，拖了好久，才勉强评为副教授，当上教授之后却被歹徒乱刀砍死。戴厚英比余秋雨大9岁，曾先后在写作组呆过，也在“文革”后受到严格的政治审查，他们都是从历史的重压下突围出来的佼佼者，而命运反差之大，使外界感到不可思议。
余秋雨这个“出头鸟”简直可谓神通广大、神出鬼没。当了几年院长就辞去职务，只带研究生，没几年，就坐不住了，一边写散文，一边到各处演讲做报告。飞到深圳、香港、台湾等地演讲，场场爆满，掀起了一阵阵“余旋风”；“千禧之旅”，从希腊雅典飞到中东以色列，还飞到印度等地，走马观花，考察世界文化发源地之际，边写边用电传发表日记体散文，人还没回到中国，盗版本《千禧日记》却已“脱颖而出”。总之，近10年来，他让好奇的中国读者、评论者看得眼花缭乱。
在“追寻文革真相”的风潮中，余秋雨能实现他又一次突围吗？我想，他能实现，就像他当年为躲避“批邓”而离开写作组那样，悄然离开文化圈就行了。初春，他已经借《深圳周刊》告诉人们，他将“告别文坛”。
他喜欢“从零开始”。也许，一个新的起点正在等着他。

（原载《今日名流》200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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