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晋华：青岛“8•25”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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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8•25”事件

齐晋华

说明：本文选自笔者的《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九年青岛文革史》，删去一些人名和少部分内容。1966年笔者16周岁，虽然活动的范围有限，不知道省市委上层的事情，但毕竟在现场亲眼目睹了一些事情的发生，并且在新世纪后研究了十多年。2005年写出关于王效禹和“青岛8•25事件”的文章，2006年以后，先后发到网上，有网友转帖，也有人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部分内容，但没有标明出处。现对原稿做了重大修改补充，再次发表，敬请指正。笔者的资料来源于：一、个人收集的大量原始资料；二、采访当事人；三、文革后当事人的回忆录和有关文献研究室、党史办、史志办等编辑出版的资料。

1966年8、9月份，青岛爆发了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8•25事件”。毛泽东、党中央对事件作出批示，发了文件。周恩来数次下达指示，八届十一中全会刚当选政治局常委的陶铸给青岛打电话，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等人多次对此事件发表谈话。
事件还引起了国际上的注意，同年10月22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登载了“山东大学物理系赴青战斗小组”对事件的“调查报告”。
“青岛8•25事件”是以8月25日发生的事情命名的，但事件的前因后果却经历了半年多的时间，即从1966年6月至1967年1月。
整体来说，“青岛8•25事件”主要由“6•25事件”、“8•25事件”、“8•26事件”、“8•29事件”、“9•1事件”、“9•7事件”等组成、牵涉到中央、山东省委、青岛市委、青岛医学院、海洋学院、化工学院、市立医院等众多机关和单位；涉及中央、省市委领导、青岛和外地大中学校红卫兵学生、青岛干部职工等数十万人；从而构成一个闻名全国的重大事件，也可称为“1966年青岛事件”。
因为此事件，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被中央文革康生、王力等人指责为保山东省委和青岛市委，以及谭启龙、张敬焘的“保皇派”；全军文革小组长、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和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被青岛造反派点名批判；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等人多次作检查、受批判；省委常委、青岛市委第一书记张敬焘等被撤职；该事件还造就一位统治山东达两年多的全国著名老干部造反派王效禹。

一、省、市委强力领导下的青岛初期文革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毛泽东多次修改的《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中央办公厅以中发[66]267号文件（有6份“附件”）发出，标志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5月28日的中发[66]281号文件，宣布成立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等，主要成员有王力、关锋等人。
山东省委已于5月11日召开二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仿照北京批判“三家村”，5月12日省委决定批判副省长余修、省委党校副校长李景春、《大众日报》文教部副主任丁秀生，3人被打成山东的“三家村”。
省委接到中央267号等文件后，迅速贯彻执行。5月27日《大众日报》发表两篇文章《戳穿余修的反动面目》和《揭开余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盖子》，当天下午省广播电台予以播发。
山东省委扩大会议于6月11日结束。6月18日，省委召开3.6万人参加的动员大会，省委主要负责人出席，省长在讲话中点了余修等13名“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名。6月19日省委决定撤销山东师范学院副书记刘砥石和副院长刘明矾的职务，众多大学负责人相继被停职撤职。7月2日，省委常委25次会议决定揪出省委常委、副省长兼省委宣传部长王众音。7月21日，《大众日报》公开点名批判省文联副主席、著名小说《铁道游击队》作者刘知侠，称他近几年的几篇作品是“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毒箭。”
1966年5、6月份的青岛市委有6位书记处书记，第一书记张敬焘，书记处书记徐雷健在青岛，周化南在崂山县领导“四清”，陈友群病休，郑干在淄博参加“四清”，新上任的书记兼市长李元荣在德州参加“四清”。省委已经准备安排徐雷健到烟台地委任一把手，但他暂时留在青岛。
市委按照中央和省委的部署，6月14日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张敬焘，副组长徐雷健、李克（市委常委、秘书长），李镇（市委宣传部长）。下设办公室，李镇兼主任，副主任兰陵（市监委副书记）、梁云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董海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等人。
6月15日，市委召开大会，张敬焘讲话，部署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分三步走：一、放手发动群众，鸣放揭发问题；二、对揭露出来的“重点人物”批判斗争；三、搞好建设，巩固运动成果。
市委经过研究，报省委批准，揪出市文化局副局长吴杰。6月19日，《青岛日报》刊登署名“文锋”的文章《彻底粉碎吴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定性“吴杰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混进我们革命队伍里的坏分子，是一个钻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
聂元梓大字报6月1日发表后，当天晚上，位于青岛大学路、鱼山路的山东海洋学院（简称海院）大学生连夜贴出响应大字报。海院部分学生6月20日揪斗水产系主任尹左芬、地质系主任邱捷等14名教授、教师、干部，老教授们被罚跪、“喷气式”。6月21日，市委派宣传部长李镇到海院，对大学生一些粗暴行为提出异议。海院原属高教部主管，1965年6月3日，国务院批准山东海洋学院改由国家海洋局和高教部双重领导，以国家海洋局为主。该局是海军的下属单位。
山东省委6月28日派出由北海舰队军人组成的工作组进驻海院。6月29日开始，省委工作组连续主持召开院党委扩大会议，院长曲相升、副书记高云昌、副院长许亮等先后在会上作检查。7月14日，院党委常委会议决定，在曲相升等3人检查期间，由副书记冯起主持学院工作。省委工作组7月28日宣布：根据群众要求，市委决定撤销曲相升、高云昌、许亮等人的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成员的职务。
山东省委和青岛市委全力投入领导文化大革命，搞得众多文人和曾经有“问题”的干部人心惶惶。青岛市委当时统计，截止7月31日，全市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28万人，共贴出252万张大字报，有近11万人在大字报上被点名。经过各级党委研究决定，已被定为“痛加批判”的3465人，批判的6395人。
青岛除了点名批判吴杰等人之外，其他著名的案件还有：
6月13日青岛铸造机械厂王永乐等10多人被打成“反革命黑帮”；
青岛木器一厂领导层内部有矛盾，一些人与上级日用品公司意见不一致。6月22日贴大字报时引发厂内两派冲突，一派拿出武装部的枪支站岗保卫大字报，简称“木器一厂6•22事件”。此事件被市委定为厂长王民生、厂武装部副部长侯全德等人组织的“武装暴乱”案，上百人受牵连。
还有市委审查同意的6月29日李村师范学校李淑兰为首的“李纪周反革命集团”案，181人受牵连。
6月29日第十五中学批判“学生想领导运动”的“6•29事件”等等。
青岛市这些（约万名）经批准被批被斗的干部、职工、学生，以及受牵连的人员和他们的亲属，大部分9月份后参与造反，成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力军。

二、青岛市立医院“6•25事件”

市立医院位于青岛胶州路、上海路。该院的“6•25事件”是“青岛8•25事件”的起因之一。
文化大革命开始，市立医院党总支决定揪出批判的第一个人是内科年轻老实的孔姓助理护士。原因这位护士有两个哥哥在台湾，60年代初饿肚子时期，她曾写信托人准备带到香港转台湾，要哥哥设法寄些食品到国内。这在当年是严重的政治问题，“通敌”的重大嫌疑人，信件没出国就被截回，护士档案中有了“污点”。但她不知道，只是纳闷为什么台湾哥哥没有回音。
市立医院负责人6月2日在职工大会上宣布：内科揪出了孔××，党委“罢了她的官”。但孔护士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要揪出她这样一位基层的普通护士？！
6月12日，有人给一位耳鼻喉科的专家副院长贴出大字报。6月23日全院统一行动，贴出大量大字报，他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
当时，市立医院是青岛医学院（简称“青医”，位于黄台路、辽宁路、泰山路）的第二实习医院，青医有27名教职工长年在此工作，将近一半五年级大学生（80多人）在医院实习。
聂元梓大字报在青医大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一些有“历史问题”的教授挨斗，6月7日晚间，学院召开“声讨黑帮大会”。6月8日，党总支书记张立文在全院大会作报告《进一步发动群众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6月9日，学院教务处根据党委决定，并请示省教育厅同意，宣布不进行学期考试。
青岛市委6月19日派出5人工作组进校。6月28日，山东省委派出由北舰军人刘同善等5人组成的工作组进驻医学院。
6月25日6时，在市立医院实习的青医第十小组大学生贴出大字报《揭开七病室内幕》，这张大字报脱离了医院党总支的部署。“七病室”是“五好病室”，工作出色，医院的标杆，不能随便批评指责，第十小组被戴上“攻击突出政治，攻击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实习大学生不服，中午又贴出《呼吁书》，9名大学生18时继续贴出大字报《严厉警告市立医院院领导》。
市立医院党总支连夜召开会议，院党政领导、各支部负责人参加，研究青医大学生大字报的问题，准备组织反驳。会议前，院领导向部分医护人员打招呼：现在阶级斗争很紧张，学生要来煽动群众，我们要争取群众。
25日晚上，青医9名大学生同市立医院卫校的几十名中专学生在医院的3、4、5、9号病房开会串联，鼓动这些实习的卫校同学解除顾虑，大胆地给党委提意见。开会时门外有人站岗放哨，引起市立医院人员的怀疑，他们要进去，里面顶着门，医院人员进去后与青医大学生在病房展开辩论，双方互不相让。
3病房值班的周姓护士以“妨碍病员休息”为理由，给院部打了电话，主持医院工作的党总支副书记张秀文（女，其夫是军人）要学生们立即退出病房，连续打了三次电话，大学生才离去。
当天晚上，市卫生局主持工作的王副书记，窦副局长等人赶到医院，与院领导一起，约22时对卫校学生批评教育。一些医护人员连夜写出反驳青医大学生的大字报。
第二天7时，医院党总支召开会议，卫生局王副书记、窦副局长等人参加。张秀文在会上布置：“今天注意，青医还会来闹事，要准备准备，最好说服不让进医院，实在来时，把他们引到礼堂去说理斗争。”
市卫生局、医院领导6月25日夜间批评卫校的一些学生，他们不服，在青医大学生支持下，6月26日到市委上访告状。第二天早晨，医院负责人再次批评他们：为什么不通过我们党委就去？你们回去想想，别上青医同学的当，这是对你们的抢救政策。卫校停课2周，每个人做小结，数十人写检查。院领导在学生会上讲话：“要接受五七年反右派斗争的教训。”
6月30日中午，青医一名五年级大学生在市立医院看大字报时被发现，医院人员上前询问，引发口角，青医学生被围攻。张秀文知道后，把医院的人员叫了回去。当天晚饭后，青医又有两名大学生到市立医院看大字报，又被市立医院的人员围住辩论，双方冲突，两名大学生吃了亏，一人被扭了胳膊。
此即“青岛市立医院6•25事件”。
7月9日，医院党总支召开全院职工大会，张秀文在会上提到“6•25事件”中青医学生的一些观点。
然而，派驻青医的省委工作组倾向学院的大学生，7月12日宣布省委决定：撤销院党委书记张立文党内外一切职务。党委基本瘫痪。对此项决定，青岛市委一些干部不认同。8月5日省委和市委工作组撤出青医、化院等院校，市委8月9日召开常委会议研究青岛医学院、化工学院的问题，8月10日派李镇、兰陵分别到青医、化院“了解情况”。兰陵在青医表态：“青岛医学院党委没有烂掉，还要起来领导”等等，与已经撤出的原省委工作组的意见不太一致。大学生予以抵制，到市委送大字报。市委马上决定撤回兰陵，让他作检查，免去文革办副主任的职务。化工学院也批判了李镇的言行。

三、“破四旧”狂潮中的青岛“8•25事件”

8月3日晚间，青岛市委在汇泉广场召开大会，播放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雪峰7月29日在北京的讲话录音，宣布撤销工作组。
8月4日，市委决定撤回所有工作组。各大学的党委已经基本瘫痪，学校呈现无政府状态，学生们自我管理。青医大学生8月11日组建了青岛医学院文革临时领导小组，一把手是五年级管姓学生。海洋学院先成立文革临时筹备委员会，负责人是66届海洋物理系姜、潘等学生，8月27日改名“红卫兵临时指挥部”。化工学院成立文化革命筹委会。
毛泽东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学生和红卫兵之后，8月19日，济南在八一广场召开15万人大会，谭启龙讲话。
参加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张敬焘回到青岛，市委召开两次会议。一是8月20日在汇泉广场召开10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二是张敬焘在市委等会议上传达八届十一中全会和省委会议精神以及中央的5份文件，有8月12日毛泽东、林彪的讲话，8月13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讲话，8月14日关于中央领导人职务变动的《中共中央通知》，8月17日的中发[66]407号文件《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等。
青医大学生8月20日鼓动“6•25事件”挨批的卫校学生到市委上访，同时给张秀文写了大字报送到市立医院，与医护人员再次冲突。21日大学生又到市立医院串连。
《人民日报》8月22日首次报道北京地区红卫兵“破四旧”的消息之后，8月23日青岛红卫兵也开始大规模的“破四旧”，当天达到高潮。上午以海院大学生为主的红卫兵组织，冲入天主教堂（圣弥爱尔大教堂，中国惟一的祝圣教堂），揪斗神职人员，焚烧宗教书籍。修女们被一街之隔的第七中学（女中）的女红卫兵押到学校关在教室中。红卫兵在教堂内到处搜寻所谓潜伏特务藏匿的电台，砸破2楼的木板墙时，发现里面有许多细的金属管子，于是欢呼找到了电台。实际上，这是一部珍贵的大型管风琴，2400多个声调，誉为亚洲第一，被彻底砸毁。学生砸开教堂大厅西侧第一任主教（德国传教士维昌禄）的墓地，拖出遗体在院中焚烧。笔者当天下午赶到天主教堂，目睹了已焚烧的尸体和宗教书籍。
一些中学红卫兵到爱国工商界人士家中抄家，居住在福山路养病的副省长苗海南和躲避在金口二路已病逝副市长陈孟元的家属这两家都被查抄，砸毁烧毁古董字画，抄走大量金银钱款。这两人都是电视剧《大染坊》的原型之一。
青岛市委面对突如其来的“破四旧”砸教堂等行为，一时无法应对。直到23日下午，才想出以有组织的红卫兵出面到教堂维持秩序，这个任务交给刚成立的第三十九中学红卫兵营。市领导向18岁（高中生）的学校临时负责人和17岁（初中生）的红卫兵营长交代：教堂中有许多封资修的罪证，为了更好地批判，必须保留这些罪证实物，不能砸毁烧毁。三十九中100多名红卫兵8月23日晚进驻被砸被烧得千疮百孔的教堂，清除出去一些还在破坏的学生，关上大门。“四清”期间，市公安局的“四清”小组曾进驻教堂，这时公安人员简单介绍了情况。三十九中的几十名红卫兵在教堂中住了一个星期，不准其他红卫兵随便闯入，这期间没再遭到冲砸。
8月23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两篇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和《好得很》，支持红卫兵“破四旧”的行动。在这种形势下，8月24日上午11时许，上百名青医大学生到市立医院张贴两张大字报：《为纪念“六•二五”革命风暴两个月》和《“六•二五”革命风暴的真相》，批判张秀文对抗“十六条”，是反党分子，把革命学生打成反革命。大学生还围斗了卫校负责人，批判她是“保皇派”，与医院医护人员发生较大冲突。
当晚19时，数百名青医红卫兵又来到市立医院，要参加声讨“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张秀文”的大会，医院予以拒绝。随后大学生步行到位于栈桥附近的青岛市委，在门前请愿静坐，要求罢免市立医院张秀文。加上围观看热闹的，已是数千人。市委秘书长李克出面接待，做说服解释工作，但学生对李克的答复不满意。为了不使事态扩大，张敬焘马上召开市委常委紧急会议，深夜约23时作出决定，张敬焘出来宣布：“根据同学们现在揭发的问题，市委决定罢张秀文的官。”
“罢官”原本是权宜之策，先暂时缓解红卫兵的情绪。但大学生们听到“罢官”，立即集合队伍返回市立医院，准备连夜斗争张秀文。市委文革办公室副主任梁云桥接到正在市立医院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董海山的电话，粱要张先躲一躲，董海山马上带领张秀文离开医院躲避。
市立医院知道张秀文被撤职后，卫校的一些学生不满，赶到市委，李镇出面接待，这些中专学生反对罢张秀文的官。张敬焘听了李镇的汇报后说：“最好叫张秀文躲躲。”
8月24日深夜至25日凌晨，青医大学生在市立医院没有找到张秀文，在青医驻市立医院个别教师的协助下到处抓人，先后抓了卫校负责人、药房主任、外科副书记、医生护士等12人。经过审问，释放了医院工人和2名病号。红卫兵在医院门外胶州路与上海路交叉口处，批斗9名医院的干部和医护人员，让他们跪在桌子上，揪头发，脸上涂了墨汁，轮流戴纸帽子，有的衣服被撕破。
市委得知青医红卫兵在市立医院的行为，25日凌晨派李克到现场宣布市委已经决定撤销张秀文的职务。25日晨4时，按照市委布置，董海山向张秀文传达对她撤职的处分。
8月25日上午，青医大学生又来到市立医院，占领党总支办公室，砸碎玻璃进入广播室，向全院广播：“张秀文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些红卫兵到位于贮水山路的张秀文家揪斗她，张的丈夫是北海舰队正师职干部，院中还有其他军队领导干部。红卫兵与门口警卫战士冲突，张秀文从家中出来，把手表交给家人，红卫兵把她揪到单位继续批斗。
市委下午到医院传达对张秀文的处理意见，大学生闻讯赶来，占领讲台，批斗张秀文，还把多名医院的职工作为“保皇派”揪到台上进行批斗，有人被打。市委派李克前来医院劝解，被青医红卫兵轰了出去。
25日下午，李克通知一位市委负责人，青医大学生要找他们。这位负责人马上安排汽车，匆忙乘车离青赴外地上任去了。当地的地委林书记给省委打电话，接任的来了，他准备到省里报到，但被告知，不要交接，仍留在当地主持工作。
当天下午15时，面对混乱的局面，青岛市委召开常委碰头会，决定加大宣传“十六条”，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时，工作人员送来一份青医一年级学生印发的传单《坚决造青岛市委的反》。有人汇报：青医红卫兵写了“公开信”，呼吁向市委开炮，并要电台广播。还有人汇报大学生要开万人大会斗争张秀文，会后还要捣毁市委等。这些汇总的消息有些是不真实的传言。
张敬焘给省委书记处打电话汇报青岛的局势，谭启龙知道后表态：告诉张敬焘，不要怕，要经受考验，要准备戴高帽子，游街，挨打，准备牺牲，得空就讲“十六条”等。曾任省公安厅长的省委书记处书记向张敬焘传达后说：他们开万人大会，你们可以组织人参加，和他们辩论。对他们的传单，你们也可以写出传单逐条加以驳斥。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要让干部有思想准备等。
张敬焘向市委常委传达了省委负责人指示，经过研究，制定3条措施：
一、通知城市“四清”工作团队员待命，参加斗争张秀文的“万人大会”，准备参加“辩论”。
二、组织写作班子，起草“反驳”的传单。
三、由李克通知卫生局王副书记，到市立医院组织保护张秀文，防止被青医大学生拉到医学院批斗。
市委还决定，分别召开各口负责人和各区负责人两个会议。17时至20时，在兰山路3号先后召开的两个会议上提到今晚学生可能要采取行动，要组织干部、职工上街“宣传十六条”，主要地点在市委、市立医院周围。全市党群政法口、财贸、城市四清工作团、文教卫生系统等等，都做了动员准备，一些队伍连夜上了街，其中有些队伍来到青岛医学院门前。
晚上21时多，台东医院副院长在青医门口宣传“十六条”，辩论时被学生抓入校内关了起来，双方矛盾激化。
按照市委布置，青岛广播电台广播“十六条”，反复重点广播其中的“五、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和“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两部分，强调“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8月25日深夜至26日凌晨，化工学院和海洋学院的红卫兵在青岛市委门前也出事了。
25日下午，化工学院桑姓等学生收到西北工业大学同学的来信，得知“西北局和陕西省委黑帮分子”镇压西安大学生的“革命行动”。消息传开，化工学院和橡胶学校师生深夜联系距离不远的公交公司，约400人乘坐4辆公交车，26日0时30分来到市委门前，要求市委落实西安的情况，他们准备发表支持西安大学生的“公开信”。
市委周围有很多奉命前来宣传“十六条”的职工队伍，他们已经知道青医大学生与市立医院的冲突，20时左右又获悉大学生要冲击市委，已经严阵以待。
半夜时分，化工学院的学生来到市委门前，要求到西安串连，他们与青医大学生没有联系，并非来冲击市委。市委周围的职工不知道，双方都不清楚对方的目的。从化工学院1966年9月8日印发的《以张敬焘为首的青岛市委一小撮“老爷们”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镇压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的传单中可以看出，职工们“围上去念十六条”。但大学生对半夜三更围着他们念“十六条”的行动莫名其妙，听职工们念还不如自己学，学生们大声背毛主席语录。职工、学生的声音混合起来，一片噪杂，双方形成对峙，然后辩论，最后引发冲突。因为职工太多，化工学院留下3名同学，其他学生赶紧上了来时的4辆汽车撤退，车上的几块玻璃被砸碎，留下3人遭到围攻。
约400名化工学院大学生刚走，上千名海洋学院的师生员工又来到市委。1966年9月16日海院印发传单《青岛市委策划的“八.廿六”、“九.一”反革命事件的真相》中记载：“海洋学院的广大革命师生于八月廿六日深夜一点多钟，收到化工学院文化革命筹委会印发的关于揭发陕西省委和西北局镇压革命学生的‘八.一五’案件的通知后”，“一致要求立即派代表团赴西安慰问和支持西安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为此，我们排着队伍，敲锣打鼓来到市委门前”，“当二点半左右我们队伍到了市委门前时，却早已有许多戴‘红卫兵’袖章的人迎上来，立即包围了我们的队伍”。海院学生就“西安八.一五事件”“向市委提出了二点要求：1.问市委以前是否知道这件事？2.要求迅速派代表团去西安，表示支持和慰问。”“市委一位负责同志讲：没接到上级通知，不知道‘八.一五’案件”；“派代表团由你们根据《十六条》自己决定。”大学生认为市委“态度很不明朗”，在市委门前与职工群众激烈辩论。
海院大学生被围在市委门前的时候，市立医院24日晚和25日被打的9个人，6时多用救护车拉到市委门前，这几个人不是海院学生打的，但数千职工群众不清楚，只知道是大学生打人了。职工围住海洋学院的学生，呼喊“资产阶级造反无理！”、“打倒右派学生”等口号，双方情绪越来越紧张。
张敬焘出来讲话，肯定学生们的革命大方向，要求学习“十六条”，欢迎贴大字报。并说：“西安事件我们不知道，同学们组织去，市委同意。”海洋学院的学生回到学校。
8月26日0时以后，也可以说是25日的后半夜，青岛医学院、化工学院、海洋学院红卫兵到市委请愿静坐，以及与职工群众的冲突，就是闻名全国的“青岛8•25事件”。

四、矛盾激化的“8•26事件”

8月26日0时以后至7时，化工学院和海洋学院的大学生，先后两次在栈桥附近与保卫市委的职工两次冲突，各单位很快知道大学生去“冲击市委”了，但不清楚是哪个学校，一些单位认为又是青岛医学院。
凌晨2时左右，各区区委、团市委、市卫生局、文教系统、部分工厂企业等紧急动员，集中人员，先后赶往太平路市委驻地，青医黄台路院部和泰山路二院，江苏路青医附院，胶州路市立医院这5个地方，宣传“十六条”，到黄台路去的最多。3时30分左右，青岛卫校、台东医院等单位的队伍首先到达辽宁路、黄台路。天很快亮了，青岛医学院周围人山人海。青医大学生晚上并没有去市委门前请愿，面对汹涌而来宣传“十六条”的人潮，有着极大的逆反情绪。青医门前的职工队伍呼喊口号：“保卫市委”“要文斗，不要武斗”等，双方冲突，挨打人员中大学生的人数要多。
青医附院是医学院的下属医院，约百名青医教师和大学生在此工作、实习，很多医护人员与大学生的观点基本一致。市卫生局的宣传队伍在局领导的带领下，来到医院附近宣传“十六条”，对此有抵触的医院上百人9点钟也列队到医院门口敲锣打鼓地进行宣传。市话剧团、京剧团、文工团等文艺团体的队伍赶到青医附院，与卫生局的队伍汇合，吹喇叭奏乐压制医院的锣鼓声，双方严重对立。医院人员很快认出卫生局队伍中的局领导，拿出照相机拍照，话剧团的鼓被抢到医院院中，双方冲突。卫生局和话剧团的队伍冲入医院，与医护人员等在院中辩论。市委派梁云桥赶到医院宣布：我是文革办公室副主任梁云桥，各宣传队离开。话剧团等宣传队撤出医院，青医附院的高音喇叭呼喊：“市委的阴谋破产了，逃跑了！”
院中的吵闹喧哗影响了住院病人，正在住院的国棉六厂工人孙相银（退伍军人），治疗腿部的退伍军人于世军，纺织疗养院转来的纺织职工何典等人非常反感。
这几天医院还发生了当时不为人们注意但后来却引起轩然大波的事：8月25日，医院26岁女病人徐成媛因病去世；8月27日晨6时，16岁的女病人陈秀英因病去世。
青岛职工和大学生的冲突逐步加剧，为防止事态扩大，8月26日下午，市委发出四条指示：
一、大型的宣传一律停止下来，主要搞小型，不要到市委驻地附近去宣传；
二、动员群众不要参加学生的辩论；
三、组织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
四、给被围攻的学生解围。
可是很多职工到市立医院慰问被打人员，对青医少数红卫兵的行为很气愤，职工和大学生对立的情绪一时难以平息。26日全天，职工们包围青岛医学院等学校，大学生们则连续围攻学校门口宣传“十六条”的人员和汽车，双方闹得不可开交。
“8•25事件”使原本联系并不紧密的青岛医学院、海洋学院、化工学院这“三大院校”的大学生走到一起，成为一派。
26日约16时，“三大院校”传开消息：“毛主席来电报了，派人来了！”师生们兴奋了，2000多名“三大院校”和一些中学的红卫兵，傍晚在黄台路青医院内召开庆祝大会。大学生们互相查问，但没有找到“毛主席电报”。
闻讯而来的职工宣传“十六条”的队伍包围医学院，扩音器向院内高呼口号：“要文斗！不要武斗！不准打人！”
青医、海院等少数在外面的大学生被职工包围，青医院内的人员知道后，2000多名红卫兵大学生手挽手于26日20时列队冲出校门，敲着鼓向市委方向前进，周围职工中的便衣人员报告上级：学生“拿着大鼓”，经层层上报，到了市委，“拿着大鼓”变成了“拿着大斧”，市委迅速向省委汇报“大斧”的信息。
2000多名拿着所谓“大斧”的学生队伍，很快被数万名职工“围追堵截”，分割包围在辽宁路、胶州路、中山路、湖北路等一带，冲突中大学生吃了亏。市委和人委派出干部到现场劝解职工，27日凌晨3时后，大学生红卫兵返回校园。
化工学院数百人的队伍在职工的包围圈中难以返校。27日凌晨3时，一名市委文革办公室副主任在喇叭中呼喊：“革命的职工同志们，革命的小朋友们，时间很晚了，闪开一条路，让同学们回去休息吧。”
这就是“青岛8•26事件”。
“三大院校”8月27日联名发表《最最最紧急呼吁》，到济南、北京等地散发，第一句：“青岛发生严重事件，文化革命受到严重损失。”“策划了反革命阴谋，全市以学习十六条为名，用四万人将三大院校包围住，并发生斗争学生的严重事件，有一百四十名受伤，二名前肩骨折，打晕一人，二千多名学生被斗，发生了严重的流血事件”等等。
这一阶段也是“破四旧”的高潮中，第三十九中学等红卫兵队伍8月23日来到青医附院，与医护人员一起，把青医附院改名为“青岛白求恩医院”。但25日来的市城建局宣传队伍的一些人认为应该改为“青岛医院”，双方一场辩论。27日又有队伍到青医附院张贴大字报，与正在住院的残疾退伍军人于世军、崔姓护士等人冲突，把医护人员等推到大门口，双方激烈辩论，职工队伍中有人呼喊“打倒反革命”等口号。
在青医附院6病房住院的国棉六厂工人孙相银，纺织工人何典等人，8月28日串连6病房祁姓、赵姓等病人，联名油印散发《青岛白求恩医院七位住院病员给全市工农兵同志的一封公开信》，孙相银第一个签名，支持“三大院校”学生。这份28日的“公开信”。当时没有提医院近日死亡的两位女病人。
济南2000多名红卫兵8月27日晚间上了到青岛的火车，济南有关方面马上通知青岛。随后北京、上海、天津、华东、东北、西北等地40多所大中院校数千名红卫兵，先后到青岛串连。
外地赴青大中学校红卫兵到青岛后，陆续发表数十份“调查报告”和传单，很快分成两大派，多数支持“三大院校”造反大学生，少数倾向青岛市委和职工。
支持造反的主要有山东大学、清华、北大、人大、中国科技大、中央美院、北航、北京化院、北京矿院、北京钢院、山东师院、山东工学院、山东财经学院、河北师院、东北工学院等赴青红卫兵。
倾向市委和职工的有山大物理系、哈军工、西安工学院、东北林学院、浙江大学、华东工程学院、北京师院附中、清华附中、山东实验中学、济南一中等。
另外，既支持“三大院校”批判张敬焘，又批评大学生打人行为的有天津农机学院、山东商校等。
山大张岱基等9名“保守派”红卫兵组成“山东大学物理系赴青战斗小组”，8月28日到达青岛。经过几天走访调查，9月2日写出《青岛“八•二五”事件调查报告》，油印散发，认为该事件是青医一些大学生，利用市委罢张秀文官的错误，违背“十六条”打人，引起群众不满而发生的。
山东商校董兴长、刘胜云等4名赴青学生，经过十多天的采访，写出6万多字的“报告”，批评“张敬焘同志”犯了错误，支持谭启龙到青岛处理发生的问题，达到“消除隔阂，团结一致，共同对敌”。9月17日由印刷厂印成117页约32K的书籍《青岛事件调查》，加上谭启龙讲话等“附件”共7万多字。

五、谭启龙第三次到青岛及“8•29事件”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谭启龙7月7日和8月22日已两次到青岛。
8月25日，青岛“内乱”，市委上报省委，省委上报中央。驻青岛的陆、海军等部队也分别向上级汇报。
谭启龙准备亲自前往调查处理，省委26日首先派省计委副主任刘鹏等4人组成先遣小组赴青岛。
周恩来8月26日针对“青岛8•25事件”，电话指示谭启龙：不准冲击市委，打干部不对，要制止。
谭启龙8月27日傍晚带领省委秘书长于明任组长的调查组乘飞机赴青，这是文革开始后谭第三次到青岛。调查组成员有省委办公厅张少甫、王济夫、宋桂植、江祥康等。到达青岛后连夜听取了张敬焘等人的汇报。午夜时分，接着研究接待外地串连学生的方案。
谭启龙乘坐的飞机停在海军流亭机场，北海舰队负责人知道了。8月28日中午，主持北舰工作的第二政委卢仁灿，主要负责人常务副司令员潘焱礼节性拜访谭启龙。
省委调查组的人员分头到青医等“三大院校”找学生，以及有关人员谈话，了解情况，当晚汇总后汇报。
8月29日凌晨2时，谭启龙在北舰东海饭店（北舰第一招待所）开会研究《关于青岛8月25日事件的调查报告》，会上对张敬焘有两种意见：一是“罢官”；二是“停职检查”。北舰卢仁灿是市委常委，他认为“张敬焘来青岛工作还是好的，是革命的”，卢倾向“停职检查”。
会议结束，天已亮了。谭启龙乘飞机回到济南，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研究青岛问题的处理意见，上报中央。同时，省委中午向青岛发出电报：

青岛市委转青岛医学院、海洋学院、化工学院全体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
省委常委听取了省委调查组组长于明同志关于青岛八二五事件的调查报告，鉴于张敬焘在此事件中犯有严重政治错误，为此，省委已经做出决定，并已向中央写出报告，在中央对此事批复作最后处理前，省委决定，责令张敬焘同志先行向青岛医学院、青岛海洋学院（注：原文）、青岛化工学院（原文）革命师生员工作诚恳及深刻的检查，听取大家的批评。
特此通知。
中共山东省委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青医学生知道了省委的电报，下午到市委会议室批判张敬焘，同时通知他晚上参加“三大院校”召开的“革命造反誓师大会”。济南2000多名串连红卫兵已经于8月28日早晨6时到达青岛，很多人来到青医支持造反，随后，北京等地的大学生也来了，青岛大学生的力量得到加强。
市机关工委16时电话通知位于青医斜对面德平路第二体育场：晚上开大会，做好准备，安装扩音器安排会场。
市委下午在兰山路3号开会作了研究分析，向省委汇报大学生要召开“誓师大会”。省委察觉到青岛红卫兵的动向存在潜在的问题，谭启龙亲自给张敬焘打电话，“市委出席会议要集体参加，不要个人参加。”
按照市委的布置，李克19时电话通知副市长郭士毅等人，组织港务局等工厂企业数千名职工，准备到体育场保卫市委负责人。
但张敬焘想与大学生面对面地做工作，提出“大家在家注意动向，我去”。“三大院校”红卫兵20时到市委，带着张敬焘坐车开往会场时，被一群职工截住，职工不让张去参加会议，他对职工们说：“我如果不去，说明市委更有问题，回来也不好向党交待。”
第二体育场的大会主席台上主要是“三大院校”大学生，分别是海洋学院红卫兵临时指挥部总指挥，青岛医学院文革临时领导小组负责人，化工学院文化革命筹委会的领导，清华大学赴青串连的一名大学生（家在青岛）负责记录。张敬焘到场后时间不长，就被从台上赶到台下。
体育场挤满了上万人，登记参加会议的有青医、海院、化院、清华、团市委、青医附院、市立医院、冶金学校、卫校、橡胶学校、二商校、市南木器厂、国棉一厂等54个单位，其中团市委、国棉一厂等只是极个别的一般人员到场签名。笔者当时是66届初中学生，也在场。
大会由海院一名大学生主持，22时宣布开会，全场齐读毛主席语录，再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然后宣读省委电报。
青医大学生首先作揭发批判发言。团市委的吴姓干事在发言中提出三个问题，认为市委有组织地围攻青医。
在青医附院住院治疗腿部的拄拐退伍军人于世军上台发言，陪同的是一起住院的何典，于为主，何插话补充。他们发言说到8月26日围攻青医附院时两名女性病人死亡，认为是被吓死的，提出要为死去的阶级姊妹伸冤报仇。这番带有煽情的讲话在会场引起强烈反响，台下众多大学生和群众质问张敬焘，要他站起来。随后上去几个人，把张押着跪在台下，戴上高帽子，胸前挂上大牌子，挂牌子的铁丝接头连续多次刺到他脖子后的皮肤。
上台批判的还有市南木器厂、国棉一厂等单位的职工，正式发言共有7人，非正式的有多人。
会议进行之中，冀鲁针厂副厂长于泳湖和保卫科副科长毕春海回家路过体育场时进来看看，被厂里一名与领导有矛盾的职工发现，指责他俩是“保皇派”。周围的红卫兵不问青红皂白，抓住两人押到台前跪下，一起批斗。
批斗会8月30日凌晨2时30分结束。把张敬焘押上吉普车开到大门口又被一些人拦住，把张拽出后又押着跪在车头上。近4时才把他送到太平路37号市委灰楼的会议室休息。
此即“青岛8•29事件”。
现场批斗会中，市委安排了一些机关干部、公安便衣在其中，以防不测。
第二体育场与六十七军军部一墙之隔，军长李水清等负责人反感造反大学生的言行。有位军领导要求派部队救出张敬焘，被理智的李水清制止。六十七军派了便衣人员到会场观察了解情况。
30日上午9时许，部分学生又在市委灰楼前批斗张敬焘，让他跪在地上，一只手扶住头上的高帽，一只手拿着麦克风作检查，正值8月份的酷热，时间一长，张晕倒在地，下午被送到人民医院。
青岛的批斗会很快汇报到济南。省委8月30日13时30分发出电报，青岛14时收到译出：

青岛市委并转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
为解决青岛八月二十五日事件，省委谭启龙同志已去青岛亲自处理此事，在谭启龙同志未到达青岛之前，请同志们、同学们保证张敬焘的人身安全，我们完全相信同学们会同意这一意见。
中共山东省委
八月卅日

8月29日夜间的批斗会，造成混乱，少数干部群众加入批判市委和张敬焘的行列。市南区委书记鞠维信于8月30日布置区委办公室主任写了《揭发张敬焘的严重问题，做无产阶级彻底革命派》和《向革命小将致敬》两份大字报，鞠鼓动区委副书记、副区长等23人一起签名，分别张贴于湖北路区委门前和大学路海洋学院门前。青岛疗养院党委副书记8月28日、9月2日等几天，连续向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写信，汇报青岛职工和大学生的冲突情况。这两人后来成为王效禹的“战友”。市委社教工作团第七工业大队队长串连大多数队员，于8月30日贴出大字报，要求改组市委，撤销社教工作团工业大队。
对于8月29日于世军、何典在批斗会上宣传8月26日青医附院死亡的两名女性，在此之前青医附院没有人提出过。青医文化革命临时领导小组当时还不清楚，他们8月30日印发的第一期《革命情况简报》中写的是：“两位患心脏病的阶级弟兄因受惊扰过度而死亡”，“对死去的两位阶级弟兄表示默哀”。说明他们还不知道死者是男是女。

六、谭启龙第四次到青岛与“9•1事件”

谭启龙8月30日上午在济南向中央汇报，陶铸电话指示：“现在张敬焘处境危险，你要出来为张讲话，必要时可以罢官，但可以向张讲清楚。”谭启龙、苏毅然、栗再温等人当天下午乘飞机再赴青岛，秘书从流亭机场给北舰打电话，要求住在东海饭店。傍晚谭启龙等人到达，向卢仁灿说明受中央委托而来，已作了最坏打算，只要求军队如果出了什么事能向中央报个信。当晚他们住在招待所，第二天搬到荣成路4号。省委常委、济南市委第一书记段毅任组长的省委工作组也赶赴岛城。谭启龙等人的安全主要由市公安局四处和六十七军负责，北舰保卫部仅在广西路4号等地设立观察点，收集有关动态。
济南军区副政委李耀文等人给驻青岛的六十七军、济南军区第一疗养院等打电话，要他们注意保护济南军区政委、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谭启龙的安全。
青岛乱了，有着青岛市委常委职务的卢仁灿（8月25日从北京回青岛），对于是否参加研究地方文化大革命会议的问题，电话请示海军。苏振华答复：通知了，还是要去参加，注意同陆军行动一致。苏振华请示军委文革小组负责人后，9月1日下午又给卢仁灿打电话：参加会议问题，军委已批准了。
8月31日15时，省委工作组召开有线广播会议，主会场在市政协礼堂，“三大院校”及外地师生代表200余人参加，谭启龙主持并讲话，另外约2000人在人民会堂听广播。谭启龙在会上批评张敬焘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宣布：“省委已报请中央批准，撤销张敬焘同志第一书记的职务，并且决定，李元荣同志代理市委第一书记。”“市监委副书记兼文化革命办公室副主任兰陵，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兼文化革命办公室副主任梁云桥，也犯有严重错误，决定分别给予撤职处分”等。谭启龙还谈到：张敬焘在关键时刻犯了错误，他在过去的工作中，还是贯彻了党的方针政策的。
李元荣原任省商业厅长，1965年9月到德州参加“四清”运动。1966年4月19日在青岛六届一次人大会议当选市长时，他还在德州搞“四清”，8月21日才从德州到青岛，原市委二把手25日离青到烟台去了，李元荣升任青岛市“临时”一把手。
8月31日下午谭启龙在市政协礼堂讲完话后，会场一片沉默。突然，青医的一位教师大声提出异议：“我不同意省委的决定，我强烈要求撤销张敬焘党内外一切职务，痛加批判，并要求改组青岛市委。”会场中的红卫兵鼓掌并呼喊口号。在青医附院住院的于世军、何典，来到会场又一次讲起8月26日医院被围攻和死亡两名病人的经过，再次引发会场骚动。谭启龙按照红卫兵的强烈要求，约17时派市长与2名红卫兵把张敬焘从人民医院带到会场，接受批判。红卫兵大学生做出决定：明天在东方红广场（汇泉广场）召开10万人大会，揭发批判张敬焘。会后，张被送到太平路37号市委招待所。
大会约20时结束，谭启龙马上召开市委会议说：越谈越嚣张，要改组市委、报社，占广播电台，要开10万人大会等等。谭迅速向中央汇报。
张敬焘再住在人民医院，已经不安全了。9月1日凌晨约4时，应该是经谭启龙同意，市武装部的军人和市委副秘书长把张送到浮山所的海军401医院，同时把张敬焘的夫人送到沙子口派出所保护起来。
401医院李副政委打电话向北海舰队汇报，卢仁灿电话请示苏振华，苏答复：可以收下住院。苏振华再请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兼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后，9月1日下午给卢仁灿电话：“关于张敬焘住院。刘志坚已经批准了，要好好给予治疗，注意保密，保证安全，要派强的干部掌握，做好红卫兵的接待工作。”
张敬焘（化名王海）住进401医院高干病房2病区，北舰党委常委专门开会研究，卢仁灿与后勤部长潘友宏部署保护张敬焘，防止红卫兵冲击的方案，派舰队后勤部政治部韩主任（副师职）带领的工作组进驻医院，张当晚转空勤科。工作组有9名专职保卫人员，7人分管病房警卫，2人外勤搜集社会情况向工作组汇报。张敬焘住院47天，这期间以及9月30日、10月1日，卢仁灿、潘焱、邓龙翔、张元培、赵汇川、张晓冰、李镜如等舰队领导，先后多次到医院看望，六十七军李水清委托政委陈继德到医院慰问。这些，在王效禹、杨保华等造反派掌权后，成为北海舰队“保护走资派”的“罪状”。
张敬焘是1960年11月被调任青岛一把手的。
在之前的1960年夏天，不长时间里，青岛市下属即墨县七级公社湍湾大队，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山东省委1960年8月3日批示：同一个大队同一个情况两份调查反映的情况和分析有很大出入：一个是死82人，一个是死159人；一个是年老有病而死，一个是因水肿病生活问题而死。如此严重的问题是从千里之外的一封来信反映出来的。这是因为党内有部分干部存在着严重官僚主义作风，歪曲事实，甚至对反映真实情况的人打击报复。
即墨县饿死人等严重问题的责任追到市委第一书记头上。
中央1960年9月决定恢复华北、华东、东北等各中央局，华北、东北等大局先后成立。只有华东局，中央要处理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的问题，暂缓宣布成立，实际已经重建。
1960年10月9日至22日，还未宣布成立的华东局以及山东省委，连续在济南召开华东地区农业会议和省委扩大会议，谭震林、柯庆施等人出席，处理舒同问题。华东局报中央同意，柯庆施调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张敬焘到青岛任第一书记，一是处理饿死人等问题，另外还准备处理曾经的市委主要负责人。在济南参加会议的陈丕显电话通知上海张敬焘立即前来开会。
省委扩大会议结束，张敬焘10月24日来到青岛，正式任命11月2日下达。他首先全力申请调拨粮食，解决迫在眉睫的饿死人等严重问题。11月4日市委提出贯彻省委开展生产救灾运动紧急指示的意见，指出青岛农村灾情严重：1.全市粮食总产量只有55683万斤，比1949年总产量减少3.3亿斤，扣去种子……每个农业人口平均不足190斤，即墨不足120斤。2.劳动力比1957年减少11.7万多人……浮肿病人约10万人，即墨县的出生率呈负增长。市委要求各级党委认识灾情的严重性，度过灾荒。
1962年，张敬焘按照中央、华东局和省委布置，开始甄别青岛市众多干部、知识分子的“右派”、“右倾”等问题。
张书记在青岛任职期间，基本上是得人心的。1966年8月31日，“张书记被撤职”的消息，在青岛市迅速传开，引发干部和老百姓的强烈不满。另外，文革初期，各级党委基本按照50、60年代历次运动的经验惯例，布置并且组织在本地区本单位抓各种各样“黑五类”式的反面人物。一些干部和职工群众认为造反的大学生中有“右派”学生，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
8月31日傍晚，上万人先后分别汇集市委和人民会堂两处的大门前，彻夜静坐抗议，大会决定向中央发出急电：“要求党中央、毛主席马上派人到青岛调查‘8•25事件’真相，作出正确决定”。先后向北京发出三封电报，打了三次电话，强烈要求恢复张敬焘的职务。市委门前的大会自主选出青岛化工厂车间团支部委员夏乃健、海水养殖二场场长赵养衡、药检所关美君、人交公司逄积厚、山东大学物理系赴青支持市委的张岱基等4名大学生等共11人为主持人，夏乃建身穿海魂衫在大会上发表演讲。大街上张贴“张敬焘无罪”的大标语。
周恩来9月1日凌晨2时左右从北京给在青岛荣成路4号的谭启龙打电话。对大学生要求召开10万人批判大会表态：在双方存在纠纷的情况下，建议不召开那样大型的会议，可以召开工农兵学商代表会议。要文斗，不要武斗。周恩来还指示谭启龙：要穿上军装，以济南军区第一政委的名义，出面做好两派双方的工作。
需要说明，1961年5月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给谭启龙的任命是“济南军区政委”，不是“第一政委”，他是“济南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前任舒同1956年7月和后任王效禹1967年5月的军委命令，都是“济南军区第一政委”。
谭启龙决定9月1日凌晨传达总理指示，并向六十七军借来军装。郭士毅3时在市人委主持紧急会议，副市长于波等人出席，传达周恩来讲话的4个要点：
1.青岛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中的问题，由青岛市工农兵学商代表会议讨论决定。
2.青岛市委和张敬焘同志的问题，由青岛市工农兵学商代表大会讨论决定。
3.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要文斗，一定不要武斗。文斗就是揭发批判，摆事实，讲道理。
4.今天（9月1日），由大专院校在汇泉主持召开的10万人声讨张敬焘的大会，党中央指示立即停开。
协商会议准备9月1日下午召开，当场分配了代表名额。早晨5时多，会议结束，分头筹备。
在市委、人民会堂门前彻夜静坐的干部、群众，9月1日凌晨4时50分通过《青岛市革命群众自发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的决议》（简称“六条决议”）：
1.撤销省委工作组对张敬焘同志所作的错误处分决定。
2.恢复张敬焘同志青岛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继续留在青岛工作。
3.严厉惩办凶手。
4.要立即释放被扣押的革命群众，违者罪加十倍。
5.大专院校、专业学校的红卫兵，要进行审查，保证红五类子弟参加，非红五类子弟立即铲除。
6.以大会的名义向张敬焘写慰问信。
9月1日早晨，在市委门前播放谭启龙的讲话，传达中央指示：“青岛市发生的问题，由全市工农兵学等各界群众代表会讨论决定”，“张敬焘的错误问题，由代表大会讨论决定”。
郭士毅传达周恩来的电话指示，谭启龙的讲话，以及“六项决议”等经群众流传，很快演变成中央已恢复张敬焘职务的传言。
“台东区区级机关全体革命同志”迅速贴出大字报和散发传单《又一个更大的好消息》，宣布：“毛主席亲自来电：完全支持全市工农兵的正义要求，立即恢复张敬焘同志中共青岛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青岛市北区人民检察院、市北区人民法院全体革命干部”印发《紧急通令》、《紧急呼吁》等传单：“我们命令青岛三大院校及混在各地来青革命师生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24小时内（9月1日12时至9月2日12时）立即向本市政法机关投案自首。”
“煤建沧口经营处全体革命职工”发出《最后通牒令》：“把所有右派反革命学生，破坏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罪魁祸首及摧残张敬焘同志的法西斯分子交出来”。
《青岛日报》社印发了张敬焘恢复职务的“号外”。
消息迅速传开，各单位从上午开始，组织职工群众到市委门前和在全市各处游行，声讨“右派”学生。
橡胶六厂、台东医院、四方商业局、第三十中学等队伍，上午打着“热烈地拥护党中央的决定”、“最亲切慰问张敬焘同志”、“严惩青医一小撮右派分子”等标语，首先冲入青岛医学院，随后涌入的职工队伍越来越多，在大街上、院中和大楼内捉拿“右派”学生，与青医和外地赴青的大学生激烈冲突，上百人被打，搜走存放在保卫科的子弹、土枪。市委得知职工与大学生又发生冲突，派人通知职工队伍撤出医学院，但效果不佳。
位于抚顺路的冶金学校造反红卫兵，8月31日扣押市教育党委书记。9月1日上午，7000多名职工包围学校要揪“右派学生”，教育党委派人接出书记。
一些单位开始查找29日夜间第二体育场大会侮辱张敬焘的“罪魁祸首”，很快知道，一位残疾退伍军人发言后，张敬焘被打被斗，但不知道这位退伍军人的单位和姓名。经过进一步回忆查找，得知发言中曾提到是纺织工人，退伍军人，26日至28日在青医附院住院，印发过七位病员的“公开信”等等。找到那份传单，核对上面签名人，查不到何典的有关信息，于世军没有签名。但“公开信”第一个签名的孙相银是国棉六厂工人，26日至28日在青医附院住院，关键孙相银签字后在名字后面写了“（残废军人）”。孙相银不是“残废”，当年从军队退伍时，为了争“待遇”，找借口办了“残废军人”的证明。他的这些信息和于世军、何典29日发言讲话中的信息巧合。没有参加8月29日批斗张敬焘大会的孙相银，被认定在大会上殴打了张敬焘。
9月1日上午，孙相银离开青医附院回单位办事，在大街上发现张贴着声讨“殴打张敬焘的罪魁祸首孙相银”，“打倒反革命分子孙相银”等大标语，他一头雾水。回到单位，立刻被扣押，让他交代殴打张敬焘的罪行。孙根本不承认，说明没有参加29日的大会，何来“殴打”一说？但孙在厂内不守纪律，在厂外曾因纠纷被送到派出所处理过，所以人们不相信他的辩解，仍然开会批斗他。这也是后来孙相银积极造反的原因之一，他成为青岛著名造反武斗组织“八一兵团”的主要负责人。
还有一位建筑工人，平时有些吊儿郎当。8月29日大会结束，他把给张敬焘挂的牌子拿回家，第二天带到单位，举着牌子到处吹嘘他如何参加了批斗会。9月1日被建筑公司揪了出来，虽然他一再交代那是吹牛，但还是被押着跪在台上也挨了批斗。
各单位张贴批判“右派”学生的大字报，全市参加游行的人数约15万。此即“青岛9•1事件”，被造反派大学生定为“反革命事件”。
北海舰队卢仁灿9月1日上午刚到办公室，听说恢复张敬焘职务的消息，他乘车来到荣成路谭启龙住处，谭不在，工作人员告知他并没有恢复张的职务。
9月1日14时左右，省委工作组郑子久到青岛医学院，要他们派代表参加协商会议。面对包围医学院声讨“右派”学生的队伍，青医文革临时领导小组一把手管姓大学生回答：“围攻不解除我们绝不参加这样的会议。”原定的协商会只得推迟。
海洋学院9月1日下午也被包围，其中大部分是郊区人民公社的社员，鱼山路、大学路、红岛路的三个校门被堵得水泄不通。职工和社员从第一和第五校门（第三、四校门长期封堵）冲入学校，到处抓“右派学生”，引发冲突。
9月1日约16时，谭启龙身穿军装乘坐汽车，先后到黄台路青医门前、大学路海院第二校门附近等地发表辟谣讲话，否定恢复张敬焘职务的传言。他在龙山路职工群众聚集地区大声宣布：同志们：我是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济南军区政委谭启龙，今天在我的车上还有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副省长苏毅然，还有人民解放军驻青部队负责人。我要向大家说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按“十六条”办事，有不同意见可以摆事实，不要互相围攻。要文斗，不要武斗，大家要爱护国家财产。除了公安机关以外，不准扣人抓人。有人说对张敬焘处分的决定改变了，这是谣言，说主席来电也是谣言。同志们，希望你们不要到学校里围攻学生，这是不好的。
职工、社员的队伍逐渐从各大学周围撤退了。
但是，9月1日晚至9月2日凌晨，市委和人民会堂周围仍有职工群众请愿静坐，要求撤销对张敬焘的处分。
周恩来9月1日到毛泽东处，报告新疆、青岛两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出现的一些情况。
中央办公厅陈文会（音）9月2日0时45分给青岛打电话：“青岛市广大革命职工给中央来的三个急电和三个长途电话都知道了，我们都一一向党中央做了汇报，中央领导同志都知道了。中央领导同志非常关心青岛的问题，中央要你们不要着急，待研究后一定给你们作答复。中央对你们参加大会的同志们健康非常关心，叫大家好好保重。”
北京清华、人大、科技大等大专院校赴青红卫兵深夜到市委上访，要求市委保证外地和本地师生的人身安全等。9月2日1时50分李克出面答复：今天市长下了命令，任何人都有旅行自由，不能限制，邮电通讯有自由，我们正在解决这个问题，产生问题主要在市委领导。我们有责任确保同学们的安全。
市委9月2日发出《告全市人民书》，宣布对张敬焘所犯错误的处理决定。但2、3两日，青岛仍在混乱当中。全国各地到青岛的几十个大专院校的学生展开调查，形成两派意见。有支持市委，谴责“三大院校”学生首先打人的一派；也有支持“三大院校”，谴责市委挑动群众斗学生的一派，一时众说纷纭。
陶铸9月3日给谭启龙打电话：犯方向路线错误还是内部问题，不是反革命。陶的讲话是针对张敬焘的，明确表态张“是内部问题，不是反革命”。
按照周恩来9月1日和陶铸9月3日的指示，谭启龙在3日向中央呈送解决青岛问题的报告，提出召开职工和大学生的协商会议。
9月4日，经陶铸批准，中央发出《关于青岛市委问题处理意见》的电报：

青岛市委、谭启龙同志、山东省委并告华东局：
一、中央委托山东省委、谭启龙同志负责妥善解决青岛工人与学生之间的纠纷问题。
二、对学生和工人发生的纠纷，要说服双方，无论如何不能发生冲突，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三、工人与学生发生的问题，可采取互派代表由省委领导协商解决。
此电文可在工人与学生中公布。
中央
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

按照中央的指示、电报，谭启龙筹备召开职工与大学生的对话协商会议。

七、王效禹“跳出来了”

王效禹，档案出生时间1914年2月，出生地原籍山东益都县亲仁乡西北约段村（现为青州市高柳镇段村），该村分为南、北两个村，王是北段村，他早年干过织布工人。
1938年初，中共益北特支书记王宗东到段村开展抗日活动，6月发展王效禹等人入党，入党不久任中共益都七区段村党支部书记。他带领家乡约百人参加革命队伍，投身抗日战场，接着升任七区区委书记。1938年12月调任益都县委组织部长，1939年8月到山东分局党校学习。1940年12月任临淄县委书记，1941年5月兼任临淄独立营政委，同年12月任山东军区下属的清河军区第三军分区（也称清中军分区）副政委兼团政委。
1945年春末，王效禹任博兴县委书记，县委机关驻陈户。5月，日本鬼子指挥官下川纠集2000多日伪军包围陈户，王效禹指挥机关和部队分头突围。他这一路约200多人向东北方冲去，第一次冲击被优势的日伪军挡了回来。随后开始第二次突围，经反复冲杀，王效禹等36人突出重围。其他各路相继冲出。此战八路和群众伤亡约500人，100多名群众被抓。
抗战胜利后，王效禹历任清河地委中心县委书记兼15团政委，地委副书记，书记兼清河军分区政委等职务。渤海区成立后，关锋由冀鲁边区合并而来，1944年任渤海区教育科长。王力1947年先后任渤海区土改工作总团团长，区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王效禹这时期与王力、关锋逐渐熟悉。
康生1947年11月到渤海区搞土改，依旧是极左的那套政策，与区党委负责人景晓村等人意见分歧。王效禹同王力、关锋等人基本一致，支持康生。
1949年3月康生任山东分局书记。王效禹1950年3月调任山东分局检查处长，1954年4月，升任山东省检察院副检察长、党组副书记。
1957年“反右”运动，与王效禹关系不错的省检察院刘佩侠，刘新民、米兴运、潘德明等人成为目标，准备打成“右派”。王效禹当时正在青岛休养，急忙赶回济南，提出反对意见。他拒绝参加检察院的“反右”领导小组，并对机关党支部姜书记说：“我看我们机关没有一个右派分子”，要求对受批判的人按内部问题处理。核实定案阶段，王效禹负责查对材料，在他的干预下，除了刘新民被定为“极右”，行政工资级别降1级外，其他3人得以解脱。
刘新民在国内战争末期的动乱年代中，是流亡江南的学生。1957年写了篇《小小争鸣》的文章，没有发表，在检查时主动交出。王效禹对此批示：“为了检查思想，主动交出，不算攻击。”可检察院认为刘新民的言论与人民大学著名大右派葛佩琦遥相呼应，又批判他1948年随国军流亡，刘根本不服，申辩反驳，因此定为“极右”。
1958年春天开始的山东省“整风补课”，王效禹被打成“右倾”，他所保的4个人重新被定性。刘佩侠定为“右派”阶级异己分子，米兴运定为“右派”，潘德明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实行管制，刘新民升级为劳动教养。1959年给予王效禹留党查看处分，从10级降为13级，降职安排为德州棉纺厂副厂长。
60年代，根据中央指示，山东省委决定对一些右派的问题予以甄别，因为王效禹不承认“右倾”的“态度”问题，开始几批没有他。时任省检察院检察长的王华提出甄别刘佩侠，给王效禹找到甄别的理由。1964年10月王路宾、王效禹参加省委海阳社教工作团，到大山公社瓦罐窑大队工作组。社教团长由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王众音担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历波也在那里搞四清，文革中成为王效禹大秘书的王崇训是工作组的笔杆子。1965年1月王效禹等人得到甄别。
1965年6月5日，青岛市人大五届五次会议按上级安排补选王效禹为青岛市副市长。10月3日，山东省崂山县“四清”工作团正式宣布成立，驻县委所在地李村。团长杨岩（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副团长周化南、许剑波（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王效禹。杨岩是挂名的，实际负责人周化南，以后又增补山东省军区一名政治部副主任和北海舰队快艇一支队政委张慕水两名正师职军人任副团长。
1966年7月8日，崂山县3600多名中小学教师被集中在李村，进行以文化大革命为中心的四清运动，分为中学部和小学部。教师集训团成立临时党委，王效禹任党委书记。
文革开始后，曾是“右倾”的王效禹比较紧张，他不想再“右”了，“8•18”之后积极参与“破四旧”运动。据1967年7月1日出版的第18号《青岛怒涛》报第二版刊登《谭启龙、张敬焘之流迫害王效禹同志罪责难逃》一文记载：“去年八月份，农村‘破四旧，立四新’，王效禹同志在崂山县中韩公社西韩大队亲自带领红卫兵去搜四类分子的家，搜出了变天账，反动日记”。“王效禹同志还和红卫兵一起铲除了改良主义保皇党康有为的坟墓”。1966年8月周化南批他：“领导干部带头这样搞影响不好”。对于王效禹参与“铲除”康有为墓地一事，笔者曾调查多人，无法证实。
位于崂山的青岛第四十一中学（改名工农中学）教师李守丰8月30日上午到市区办事，看到大学生在太平路批判张敬焘，又听说29日夜召开了批斗大会。晚上回到李村，他找到四十一中多名教师商议，由教师张鸿瑞起草一份《四十一中呼吁书》，李守丰、张鸿瑞等10名教师签名。“呼吁书”，认为崂山县教师“集训班党委是想用种种借口把我们死死关在这个世外桃源里，也不难看出他们到底是革命派还是保皇派”，教师们提出“查清事实真相，彻底清算集训班党委的错误”，表示“学习红卫兵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打倒一切保皇派”。
“呼吁书”的情况，30日晚上崂山工作团就知道了，周化南电话与在市区的许剑波商议对策，许和省委工作组郑子久研究后答复：只是一般地表示支持，不能全面肯定。周化南、张慕水、王效禹等人连夜开会，周与王的意见不一致。周化南单独对张慕水谈了对王效禹的看法，他回到市里汇报，张慕水留在李村。
8月31日上午，李守丰等人继续赶往市区各大学串连取经，专门前往青岛医学院，在院子中大声宣布要和革命学生站在一起。受到鼓舞的青医师生，准备第二天派大学生到崂山县委驻地李村开大会。当时笔者的家住在黄台路，在医学院内看热闹，就在现场，听了李守丰的讲话。
留在李村的四十一中教师张鸿瑞等人，联合其他学校教师，31日上午敲锣打鼓到崂山县人委送“呼吁书”。教师集训团临时党委书记王效禹出面接待，接了大字报，讲话中表示，欢迎给集训团党委提意见，支持教师的“革命行动”。
这时还发生了一个情况。据参与“青岛8•25事件”的两名大学生主要负责人在1969年“九大”后批判王效禹时联名发表的《剥开王效禹所谓“造反”的画皮看资产阶级政客的狼子野心》一文所说，1966年“八月三十一日晚上，王效禹接到一个电话，电话说：‘教师集训班中四十一中的教师到市里串联的回来了，明天市里的革命师生到李村召开万人大会，揭发批判团党委执行的资反路线，支持集训班的革命教师的革命行动。还要将四不清分子剃鬼头，游街示众。’王效禹误听为要剃他的头，游他的街，吓的汗流满面”等等。
31日晚约22时左右，王效禹来到李村北山的崂山党校中学部，到四十一中教师宿舍询问：“你们是写‘呼吁书’的中学吗？”得到肯定答复后，他说：“你们行动晚了，为什么现在还不行动？我不要党籍了，冒着危险来搞革命，你们快串连吧。”四十一中教师立即召集各中学的11名文革小组长，到党校卫生室开会。王效禹在会上说：“我们要造反，化南已经跑了，他是保皇派，对红卫兵不支持，市委有问题，省委也有修正主义。58年斗了我七、八个月，现在小将们都起来造反了，保证中国五十年不出修正主义。”
在青岛可以说王效禹第一个把矛头对准了省委，认为“省委也有修正主义”，理由是“58年斗了我七八个月”。
王效禹为什么急于对四十一中教师表态？笔者分析在于四十一中教师的“呼吁书”和晚上的那个“剃鬼头”的电话，矛头对着教师集训团党委，他是党委书记。又得知张敬焘因大学生闹事被撤职，他担心再犯“右”的错误，重蹈张书记覆辙，所以急忙找四十一中教师表明态度，争取主动，成为市级领导中第一个公开支持大学生红卫兵的“左派”领导干部。
1966年8月31日，王效禹正式踏上3年“造反”之路。这一“反”，改变了他后半生近30年的命运。
张慕水8月31日22时多得知王效禹的表态，马上给市委打电话，许剑波接电话，张说：“王效禹跳出来了”，许和周化南向谭启龙、苏毅然汇报，卢仁灿等人在场。谭说：王效禹跳出来好嘛！你赶快回去。
周化南23时多赶到李村，午夜时分，派人找回王效禹，张慕水批评他，王不服，两人争论得面红耳赤。
9月1日早晨，参加了王效禹表态会议的11个人分头传达王效禹讲话，准备给“四清”工作团党委写大字报，王效禹同这些人一起吃了早饭。
但是，恢复张敬焘职务的谣言9月1日上午迅速在市区传开，也传到了崂山县，支持大学生造反的王效禹、鞠维信等人慌忙作检查。周化南布置在崂山县人委找了间房子，市委派驻工作团的项锡洲对王效禹说：组织上决定，叫你到县人委去休息。并安排工作团的4个队员看护。当夜，工作团给他家中打电话询问其夫人刘崇玉：王效禹是否有枪？刘回答：没有。
崂山县委驻地李村9月1日下午也开始集会，游行队伍举着“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王效禹”的牌子。参与写“呼吁书”和开会的四十一中多名教师被列入“反革命集团”。李守丰等人9月2日被罚站在凳子上接受批斗，低头交代作检查。
谭启龙9月1日下午发表辟谣讲话，市委9月2日公布张敬焘已经撤职。
9月2日上午，刘崇玉接到通知，下午赶到李村，得知王效禹被隔离，要求见面，被拒绝，她只好回到市区家中。当晚23时左右，刘崇玉给市人委打电话，对扣押王效禹表示不满。副市长王云九、郭士毅等人与她谈话。
9月3日王效禹知道恢复张敬焘的职务是传言时，很快来了精神，早晨他写信质问为什么对他采取这种措施，要求和家属见面。刘崇玉下午接到通知又来到李村，见到王效禹，按照王的布置，马上返回青岛，和女儿一起到中山路邮局，向中央发了第一封电报。当时她身上的钱不多，按照这些钱和王效禹的意思，拟定了简单的电报稿：

中央：
崂山县9月1日发生了严重地镇压革命学生的反革命案件。
王效禹发于禁闭室

紧接着，王效禹9月4日凌晨2时35分通过崂山邮电局向北京发出第二封电报，全文如下：

北京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青岛市委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党委，自青岛事件以来犯有逃跑主义的严重的方向性的错误。稍微一紧张就藏起来不敢和群众见面，不是号召工农兵坚决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是多方阻挠。在农村提的口号是要热情欢迎，坚决支持，婉言谢绝。并要工人农民对学生进行教育，说吃着农民的饭，穿着工人做的衣服，不要去胡闹。对学生不是叫他们游泳中去学游泳，是说服教育不准进城。这是和中央对立的。我提到过不同意见，作过争论，没解决。我在干部当中，揭发这些错误，准备开始斗争，他们就把我关起来了，说我搞反革命暴动。组织大会斗争。我不管几万人大会斗，也要誓死批判这些错误。因此，如不及早制止，将有发生流血的可能。望速处理。
青岛的问题，我认为学生批判敬焘同志方向是对的，应该支持的，打人是错误的，应正面教育。组织工人农民支援敬焘同志，这是方向的错误，违背中央精神和“十六条”的，势必把事情搞的更为复杂。
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副团长王效禹 发于禁闭室
九月四日二点

这封电报的抬头值得研究，估计王效禹经过反复考虑。第一封电报已经发给“中央”，第二封专门发给“中央文化革命小组”。1966年9月份全国基层干部和老百姓通过广播、报纸报道8月18日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的排名顺序，已经觉察中央发生重大变化。毛泽东的声望如日中天，许多省市发向北京的电报和文件都把“毛主席”和“党中央”排在首位，有些还在“毛主席”的前面加上“最最敬爱”、“伟大”、“英明”等形容词。可王效禹却单独给中央文革小组发电报，为什么？中央文革的王力、关锋当年与他关系密切，康生也知道他，估计这是主要原因。抬头只标“中央文革小组”而不写“中央”，就会保证这封电报能送到钓鱼台，不会送到中央办公厅的有关部门，王效禹在这些部门没有说了算的熟悉人。
有关资料中提到去邮局发第二封电报的具体过程有两说：一是王效禹自己到邮局发的；二是他委托一名学生去发的。笔者采访了很多人，均表示不清楚。
9月4日11时，看管王效禹的4个人离去，20时周化南与王效禹谈话，9月5日王效禹回到市区沂水路8号家中。

八、“9•7事件”、毛泽东批示和中央文件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大中院校的工作组先后撤出。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学生的造反热情空前高涨，造反、“破四旧”等带来的问题接踵而至，一些地区的党委、职工同学生的矛盾尖锐化。8月份，全国各地发生多起事件。西安发生“8•15事件”。长沙发生“8•19事件”，还有“哈尔滨8•16事件”、“合肥8•27事件”、“重庆8•28事件”、“福州8•29事件”等等。
青岛自9月2日以后，中央连续几次下达指示，经过谭启龙和省委工作组的努力，局势逐渐缓和下来。但是，在9月7日这天，突然又爆发了“9•7事件”。
原因在于市北区检察院、法院9月1日曾发布《紧急通令》，命令“三大院校”等大学生中的“一小撮”前去“投案自首”。随后几天，就造反大学生来说，形势“好转”，有些大学生翻出这份传单，要去质问检察院、法院，出这口气。在一些红卫兵的鼓动下，经过串连，9月7日早晨，“三大院校”和外地来青的数千名红卫兵，到市北检察院和法院去“自首”，加上尾随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从青医到市北检察院、法院，沿途和周围的辽宁路、铁山路、长山路、包头路、甘肃路、恩县路、陵县路、广东路、宁波路、武定路、上海路等都是居民区，人口密集，7日这天上万人聚集，闹得不可开交，持续10多个小时。
省委工作组迅速向中央汇报，陶铸打电话要法院和检察院作检讨。
笔者认为，“青岛9•7事件”应该上报了毛泽东。谭启龙9月3日给中央的报告和王效禹9月4日的电报也送到了毛泽东的案头。
9月7日毛泽东就“青岛事件”和长沙、西安等地类似问题，在王效禹的电报上批示：

林彪、恩来、陶铸、伯达、康生、富春、任重、江青各同志：
此件请一看。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北京就没有调动工农整学生，除人民大学曾调六百农民入城保郭影秋，其他都没有，以北京的经验告地方照办。
谭启龙和这个副市长的意见，我看是正确的。
请你们商议一下，酌定政策。
毛泽东
九月七日

批示中第一个被点名的是青岛，并且指出：“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明确给“青岛8•25事件”定了性质。批示中的“这个副市长”就是王效禹。
周恩来9月8日召集中央碰头会议，贯彻领袖批示，并电话告知谭启龙。8日当天，谭启龙在青岛召开省委工作组和市委常委联席会议传达领袖批示时说：“王效禹的观点是正确的”，“毛主席只讲王效禹这一件事，至于王效禹这个人怎么样，是另外的事。”卢仁灿、陈继德等军队负责人也到会听取传达。谭派许剑波到王的家中予以安抚。
康生9月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山东海洋学院、山东大学等师生代表的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专门谈到青岛问题：“青岛的同志们，你们从北京还可以看到一个经验，北京各学校的工作组镇压革命，在北大、师大、清华你们都可以看到。山东海洋学院的同志们，全国各地连续发生镇压革命师生的事件应当如何理解？这是阶级斗争，是社会上反动的思潮。有工作组去可发生这件事，没有工作组去也可发生。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种思潮，是社会存在的，看到兰州、哈尔滨、西安、青岛和其它地方的情况就可以了解。如果从阶级斗争，从文化大革命是深入灵魂的阶级斗争去理解，是可以理解的”等等。毛泽东的用词是“组织工农反学生”，康生的用词升级为“镇压”。
毛泽东的批示，崂山县不知道，“四清”工作团9月8日还在向省、市委上报王效禹的材料，认为他“反党”。
9月11日，中央给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等转发了毛泽东“9•7批示”，转发文件中删去了“谭启龙和这个副市长的意见，我看是正确的。请你们商议一下，酌定政策。”这两句。中央同时作了4条具体规定：

主席的指示一针见血指出了当前全国各地运动中出现紧张形势的病症所在，怕学生，调动工农整学生的作法是错误的。希各中央局、各省市、各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门立即根据主席指示，对前阶段文化革命进行总结检查吸取教训改进领导，为此中央决定：
　　一、不准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
　　二、凡是发生过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事件的地方必须公开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平息工人、农民、市民与学生之间的纠纷，决不许把责任推向群众。
　　三、劝说工人、农民不要干预学生运动，相信学生中绝大部分是革命的，是能够自己教育自己的。对他们的言论行动有意见可以向上级机关提，不要同学生辩论，不要同学生发生冲突。
　　四、各级党委不要怕学生、不要怕工人、怕农民、怕群众，要放下架子站到学生中间去，到群众中间去，和他们商量问题，坚决走群众路线，坚持党的政策原则，坚持十六条，没有什么不可解决的问题。在北京有些负责同志这样做效果很好。

该电报中央办公厅编号为中发[66]468号文件。
同一天，《人民日报》配发社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
接到中央文件，谭启龙先向省市领导传达。9月17日，又在青岛17级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传达。王效禹成为“革命干部”，也成为老干部中的著名造反派。
但青岛很多基层职工群众不知道毛泽东的批示和中央文件，仍旧批判王效禹。省委工作组副组长朱本正（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公开说：“毛主席已经批了他的电报，他的观点是正确的，现在不能提他的意见，运动后期再说。”

九、职工与大学生的协商会议

根据周恩来、陶铸的指示，中央9月4日《关于青岛市委问题处理意见》的电报，谭启龙4、5两天连续主持会议、研究召开协商会议。在青岛的3位省委书记大体分了工，谭启龙抓总并负责海洋学院和职工；苏毅然主要负责青岛医学院等大学生，栗再温负责化工学院和崂山县。
为了缓解大学生红卫兵的对立情绪，谭启龙布置省委秘书长于明9月4日上午到401医院找张敬焘商议，要张在医院向大学生作检讨。但北海舰队不同意红卫兵进入军队医院，遂改由医护人员陪伴，省委工作组安排在莱阳路3号会见红卫兵代表。海军医生介绍张的病情伤情时，青医大学生要在现场录音，医生答复：这里不是青医的审讯室，不能录音。
许剑波陪同栗再温9月4日到李村，召开崂山县农民代表会议。
9月6日，发出《谭启龙同志给青岛市广大工农兵、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的一封公开信》，约4000字，分6部分：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任务；二、前一个时期青岛市的文化大革命；三、八月二十五日以来发生的事件的性质；四、青岛市委张敬焘同志所犯的错误；五、解决目前工人和学生之间纠纷的方针；六、当前我们应当采取的一些必要的措施。
“公开信”提出分两步解决青岛问题的方案：第一步先解决工人与学生之间的纠纷问题，第二步再解决青岛市委领导的问题，并建议召开工农、师生、干部各方面的代表协商会议。
市委9月6日在岳阳路10号召开扩大会，研究协商会议等问题。周化南在会上说明，9月1日“不是我们把王效禹看起来，是他自己提出要找一个僻静的地方休息，我们考虑到他神经不太正常，怕出问题，所以采取了保护措施，找两个人去照顾他”。周还说：“9•1”自发大会消息传到崂山县时，王效禹躺在床上不起来，并自言自语地说“我犯了错误，我是右派，是反革命，叫公安局把我抓起来吧”。
同一天，市委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关于青岛市委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
这期间，“三大院校”大学生开始接触“造反”的王副市长，海院4名红卫兵9月6日在沂水路11号市人委接待室采访王效禹、刘崇玉等人，了解9月1日至4日王效禹的情况。刘崇玉说她9月3日从李村回来，向中央发电的原文是：“最最最最最强烈地抗议崂山四清工作团非法扣留王效禹同志；王效禹同志犯了什么错误，这种做法违背了十六条；要求党中央保证王效禹同志的人身安全；要求党中央快来吧……”9月7日大学生继续在人委大楼办公室采访王效禹，学生问：周化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王效禹回答：要说我是个反革命，他才是个现行反革命哩。他还说：我根本不是右派，58年党内重点补课，被斗7、8个月。处分是留党察看，行政降3级，下放劳动。64年华东局通知，王效禹没有错误，给予平反。学生们又问：大字报揭发你听说张敬焘戴高帽，你大快人心，拍手叫好，是真的吗？王效禹回答：是真的，我大快人心，拍手叫好。天下形势大好，他应该撤职，应该戴高帽子。9月6日至9日，王效禹连续4天接待大学生红卫兵来访，点名批判张敬焘、周化南等人，认为“三大院校”造反大学生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突然爆发的“9•7事件”使谭启龙注意到，8月30日到青岛后，处处受到青岛和外地大学生的掣肘，处于被动状态。“三大院校”当时没有成立全市性的组织，但他们互相联络。开始筹备协商会议了，7日大学生再次聚集到市北检察院等地，统一行动，中央再次来电话。省市委方面没有与红卫兵联系的专门组织。
9月8日，谭启龙在人民会堂3楼会议室与中等学校的上百名红卫兵代表座谈，同时宣布成立红卫兵联络站，加强市委与红卫兵的沟通，在座的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副市长郑干任站长，副市长于波、未回部队的北舰正师职军人独庆夫等任副站长。
参加座谈会的一中高二、二中高二、十一中高二、十三中初三、十五中高一、十七中初三、二十五中初三、三十九中高二等中学生代表，在现场商议，提出成立全市性统一的中学红卫兵组织，得到谭启龙的支持。虽然8月21日四方机厂技校等11所中等学校已经成立“红卫兵总部”，但人数少，没号召力。经过几天的筹备，9月13日起草了中等学校的《青岛红卫兵第一总部宣言（草案）》，9月15日通过。参加9月8日座谈会并提议成立“第一总部”的几位中学生代表任总部常委，三十九中一名高中生任总指挥。“第一总部”坚定地站在省市委一边，与王效禹为代表的造反组织针锋相对。
9月16日，原有的“青岛红卫兵总部”分为两个组织。其中原有职工发起成立“青岛市职工红卫兵总指挥部”，办公地点在上海路6号工人文化宫内，成员要求40岁以下，负责人是青岛化工厂的夏乃建。另外商校、技校等中专学校成立了“青岛红卫兵纵队”，办公地点在浙江路11号天主教堂内，商校等学生负责。这两个组织与“第一总部”观点相同，支持省市委。
9月8日这天，第九中学造反派教师王常发和少数学生，联络十五中、十七中、三十九中等学校的学生组织，成立“青岛市中等学校革命造反团”，这是青岛首个全市性的造反组织。
海洋学院9月8日开会，辩论谭启龙9月6日的“公开信”，通知谭去参加。但8日这天太忙了，他与海院学生约定明天再去。
“三大院校”和外地赴青学生9月9日在海洋学院召开大会，谭启龙、苏毅然、栗再温到会。谭在会上讲话：“我的公开信，对革命师生的革命精神和革命行动，始终是坚决支持的，我们的立场一直是明确的。”“工农同志们还向我提出了一个很不好回答的问题，就是青岛市委是青岛市百万人民的市委，张敬焘同志是市委第一书记，要打倒青岛市委，改组青岛市委，要定张敬焘同志的错误性质，他们有没有发言权？”“我们热诚地希望广大工农兵、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团结起来，按照‘十六条’的要求和中央的指示，把斗争目标集中到一斗、二批、三改上来。”
青医9月10日15时30分在工人文化宫主持召开“关于张敬焘问题辩论大会”，约3000人参加。哈工大赴青红卫兵、崂山县、卫校、团市委、青医、海院等10多名代表发言批判张敬焘。
全市工交、商业等系统选出了职工代表，开了几次会，职工们对大学生批斗张敬焘，以及打人的行为意见很大。
谭启龙9月11日连续参加17级以上干部会和市工人代表会。在工人代表会上说：“张敬焘同志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害怕群众，怕得要死，采取了错误的做法，压制学生运动，犯了方向性的、路线性的错误”。“这次文化大革命，如果没有这样一批革命小将首先冲锋陷阵，是打不开局面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应当自愧不如！我们的老框框太多了，我们受旧思想旧习惯的束缚太重了。你们青岛市，正是由这批小将们、红卫兵们一冲击，冲得我们许多组织包括市委在内，暴露出害怕革命，害怕学生运动的原形。他们干的好！我们应当向他们表示感谢！向他们致敬！向他们学习！”“我并不是说，他们没有缺点、错误，更不是说这些缺点、错误不要纠正与克服。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对待这些缺点、错误，怎样纠正这些缺点、错误”。“贯彻中央指示的关键，在于大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经过最近几天的工作，双方的思想已经逐步接近”。
省委工作组成员也找各学校的师生员工做工作。青医一些干部、部分一、二年级的学生，对一些高年级造反派的言行有不同意见，省监委副书记宫云潘等人9月12日在莱阳路3号与这些人谈话。
王效禹9月13日上午致信谭启龙，对解决青岛问题提了4条建议：
一、“三大院校”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无论如何，大的方向是正确的。……在这个前提下，纠正其缺点，并不困难。
二、一切阻碍这个运动，破坏这个运动，污蔑这个运动的言论和行动，都是违背“十六条”的，必须加以反对，加以教育纠正。
三、对革命师生队伍不纯的问题，要用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论述的观点、立场去解决。相信绝大多数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青年、少年是最听毛主席的话的。敬焘同志所犯错误的根本思想就在这里弄错了，对革命师生采取了对立态度。“九•一”事件我认为是个反动事件，是敬焘同志错误的继续，后果很坏，已扩及到农村，这里直接和党中央和毛主席唱对台戏。
四、要说服群众，首先要说服领导。
山东大学、北京化工学院、复旦大学、山东师范等外地赴青大专院校的数十名红卫兵，9月13日宣布成立“外地赴青学生革命造反团”，负责人有山大王世歧，北京化院的红卫兵。该组织以后在配合王效禹实施的造反和夺权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省委工作组多次与青医、海院、化院等大学“指挥部”、“文革会”的负责人谈话，经过几天的连续工作，这些人和部分大学生态度转变，表示可以配合省委工作组。
9月15日，谭启龙主持召开市委常委和省委工作组联席会议，分析青岛形势。谭认为形势好转了，对立情绪已消除或基本消除。但也提出：要看到当前还有一股暗流。
为了继续缓和职工与大学生的矛盾，开好协商会议，经省委工作组协调安排，海院红卫兵分赴68个工厂企业送“团结信”，到印染厂时，受到上千名职工欢迎。9月17日，市纺织、铁路、财贸等单位职工到海院、青医、化院送贺信、倡议书，慰问学生，表示支持学生的行动。
但是，部分受冲击曾挨打的青岛和外地大学生，仍然坚持原有观点。青岛医学院文化革命办公室9月13日编印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关于青岛事件真相》的长篇材料，内有20多张青医学生被打被斗的现场照片。9月16日青医又印发《对青岛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几点意见和态度》，仍旧认为张敬焘是“反革命头子”，“‘八•二五’、‘九•一’是两次极端疯狂，极其罕见，性质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9月16日，青岛建筑公司、百货批发站、四方机车厂等单位的职工，认为山大物理系大学生9月2日的《青岛“八•二五”事件调查报告》“是实事求是的大字报”，“希望火速翻印，它说出百万工人农民的心里话”。为了配合协商会议造舆论，山大物理系的学生按照毛泽东“9•7批示”等文件精神，17日对报告进一步修改补充，增加了张敬焘“确实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等内容。市委立即安排青岛印刷厂赶印20多万份，用了大约7吨纸。印制完毕，又被要求加印2万多份。到青岛、济南、北京等地散发。
职工参加协商会议的“全体代表”9月16日发表《给全市职工倡议书》，要求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青岛市委问题处理意见的三项指示”。
省委工作组和市委常委9月17日在文登路6号召开联席会议，谭启龙、栗再温讲话。谭启龙又到人民会堂召开的全市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同时，在省委工作组的主持下，12名职工代表与“三大院校”9名大学生召开预备会议，研究制定协商会议的议程，起草有关文件，因意见分歧，起草的第一稿作废。
市委9月18日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张敬焘在协商会议上的检讨。谭启龙说：“向群众检查之前，先讲给我们听听。”张发言之后，大家认为有些内容和检查的程度不好把握，决定不在会上检讨了。
职工与大学生代表9月18日商定，委托职工代表夏乃建，海院学生代表潘万洪、省委文革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郑子久三人再次起草给毛泽东和中央的报告。经过争论、商议，基本达成一致，写出第二稿。
第二天，大学生代表讨论时，对第二稿不满意，3名学生代表和3名职工代表，再加郑子久，7人再次协商。学生坚持报告中必须加上张敬焘“害怕群众，怕的要死”，“三大院校的大学生……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第三稿。
郑子久9月19日到青医参加师生代表会议，委婉地批评大学生要求召开10万人大会的意见。与此同时，省委办公厅郑秘书9月20日到李村，搜集整理关于王效禹的材料，打印5份。
职工与大学生的协商会议9月20日8时30分在政协礼堂开幕。主席团成员21人，其中省市委谭启龙等6人，工人郝建秀和夏乃建等6人，贫下中农1人，海院2人，青医2人，化院2人，中学生1人，文教卫生系统1人。北舰卢仁灿，六十七军陈继德也在主席台上，但不算主席团成员。
谭启龙讲话中谈了4点意见：一、正确认识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远意义；二、正确对待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三、关于青岛市委张敬焘同志所犯的错误；四、迅速掀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
随后的分组讨论中，青医代表认为谭的报告是“折中主义”、“修正主义”、“是小脚女人的裹脚布，又臭又长”。随后，大学生在大厅中贴出大字报，要求参加大会的工、农和干部代表“进行审查”。
原计划会议20日当天结束，由于大学生与职工的意见对立，争论到傍晚，全体代表吃晚饭后连夜继续讨论。9月21日凌晨1时，再次召开协商会大会。5个代表发言，职工代表夏乃建、王厚群，大学生潘姓代表发言主要讲“团结”。青医等大学生发言中坚持要把“主谋者揪出来”，“九月一日是反革命事件”，“谭启龙是消防队长”等等。
大会发言后，郑子久宣读19日协商起草的给中央的“报告”（第三稿），念了一半，青医学生提出抗议：“我们不同意”，“不民主，要小组讨论”。
谭启龙在战争年代也可以说是一员战将，指挥过千军万马。但1966年8、9月份在青岛，面对上千名大学生红卫兵，他反复做工作，到了表决的关键时刻，仍有百名大学生代表反对。
谭启龙火气上来了，站起来到前台发问：“这是团结的大会？还是分裂的大会？”下面大多数代表回答：“团结的大会”。谭启龙宣布：“同意团结的留下，愿意分裂的可以退出会场。”大多数代表鼓掌，青医等院校约百名代表退出会场。
9月21日凌晨3时，对“报告”表决，1174名代表，同意938人，反对136人，100名军队代表不参与表决，反对者是“三大院校”的学生。
协商会议结束，省委工作组向中央上报会议情况。包括少部分大学生在内的约90%代表通过了“报告”，省委工作组认为：青岛市工人和学生之间的纠纷已经得到解决。
退出会场的青医、海院、化院等院校红卫兵一起开会，“海院主义兵”首先提出，联合组建全市性的红卫兵造反组织，得到其他学校的支持。9月21日，青岛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部成立。几天后，办公地点定在中山路74号（原市工商联），由化工学院的学生在总部负责协调工作。
谭启龙、苏毅然、栗再温等省委负责人，9月22日下午在文登路6号与“三大院校”的姜、潘、管、程、张、毛这6名大学生负责人座谈，学生对谭在21日凌晨协商会的讲话不满意。谭回答：“我认为那几句话把矛盾揭开，这是个非常好的事情。矛盾到了一定程度，必须揭开，要么向左转，要么向右转，不能长期调和。”“张敬焘的错误，就已有的材料，只能定为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定为反革命很难。”“这次解决的只是工人和学生别打架，团结对敌。思想认识问题不是一时可以解决的。事实上，工人对海洋学院、化工学院的意见不大，主要是对你们青医意见大。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张敬焘，但你们有些做法不对，工人也有些做法不对，双方都有问题。你们当中有少数人有问题。有些人想翻案，翻不了！你们不了解他们的历史……”谭启龙最后这句话，针对的应该是王效禹。会后谭对青医管姓大学生说：“张敬焘犯错误还不是因为你青医。”
谭启龙等人22日还接见“第一总部”等中学生代表，发表讲话，批评大学生在“8•25事件”和“协商会议”的“错误”言行。
当天，省委工作组在永安剧院召开全市干部大会，传达毛泽东“9•7批示”的精神。
青医一、二年级部分对“造反”有异议的学生，9月23日成立了属于“保守派”的“红旗战斗队”，随后部分教职工成立“保守派”的“东风战斗队”。
9月23日夜间，谭启龙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议，宣布省委决定段毅担任青岛市委第一书记。同时还说：“段毅不公开出面，公开出面的还是李元荣代理第一书记”，“张敬焘撤了第一书记，没有撤省委常委，公开出面不好，可以在后面出出主意”。会上军人常委卢仁灿提出：“青岛问题还很复杂，问题还没有解决，省委书记最好留一个在这里继续工作一段时间。”
谭启龙、苏毅然、栗再温等人9月24日返回济南。省委常委、原济南市委第一书记段毅留下任幕后的青岛市委第一书记，公开的是市长兼代理市委第一书记李元荣，幕后顾问省委常委张敬焘。省委工作组副组长朱本正等人也留下，没有留省委书记处书记。
周恩来9月25日深夜23时在北京文化宫接见“首都三司”等大学生红卫兵主要负责人，讲话中提到：青岛一位副市长坚决不同意群众斗群众，群众斗学生，谭启龙同志处理的很好嘛。
实际上，协商会并没有解决问题。毛泽东支持造反，中央文革康生、王力、关锋等人直接插手山东、青岛，支持王效禹，风暴即将来临。

十、“青岛8•25事件”的影响和历史定位

凭借“毛泽东9•7批示”，异军突起的王效禹突然“红”了起来。
按照中央9月5日中发[66]450号和9月7日中发[66]460号等关于组织师生到北京参观的文件，青岛选出2700多名代表，9月25日乘专列离青赴京。“8•25事件”表现突出的青医张姓大学生是代表，王效禹写了一封信，要他到京交给王力、关锋。张拿着信，心存疑惑地问：“信写得这么简单，王力、关锋会接见吗？”王效禹回答：我和王力、关锋很熟，我们十几年不见了。在山东党内斗争问题上，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文化大革命又一致了。只要他们见到我的信，一定会接见你们的。王效禹此处所说的“在山东党内斗争问题上，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是指1947年11月和1948年在渤海区时，王力、关锋、王效禹都支持在土改中推行极左政策的康生，参与批判渤海区书记景晓村。
张同学不清楚中央文革小组地址，到京后把王效禹的信贴上邮票，寄往中央文革。10月3日早晨，有人通知他不要外出，王力、关锋15时乘车来到山东赴京代表团驻地，了解有关情况。王、关两人谈到王效禹时表示：“我们十几年不见了，你们回去以后，一定代我们向王效禹同志问好。”交谈约4个小时，询问了“青岛8•25事件”等过程。从这时起，王效禹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老熟人重新挂上钩。
海院张姓、赵姓等红卫兵，在刘崇玉直接参与下，按照王效禹提供的线索，9月上旬开始对他的历史进行大范围的调查，先后到青岛、济南、德州、北京等地的省检察院、德州国棉一厂、中央党校等单位，采访40年代在渤海区工作过的负责人及50 、60年代的一些知情者。依据这些材料，按照王效禹、刘崇玉的意见，11月份印发传单《为王效禹同志平反！彻底平反！！》
9月中旬以后，外地红卫兵继续到青岛串连，批判青岛市委和省委。东北工学院两名大学生9月底到青岛，调查“8•25事件”，10月10日印发《给周总理的一封公开信》，认为“谭启龙继续挑动群众斗群众”。
10月3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出版，发表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正式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毛泽东10月4日提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康生等人提议“要王效禹同志来”，山东省委谭启龙等三人10月8日到京后，康生通知他。谭提出反对意见，当天向华东局书记魏文伯汇报王效禹的问题，同时给山东省委打电话要材料。
周恩来又与谭启龙谈话，王力10月8日电话通知王效禹，他离青赴京。中央工作会议10月9日开幕，山东原来只有谭启龙、白如冰、苏毅然三人参加，增加了王效禹。
青岛市委已经明白王效禹得到中央肯定，10月8日立即上报省委“建议对周化南同志停职检查”。省委10月9日批示：“青岛市委并报华东局：十月八日电悉，同意对周化南同志停职检查。”
与此同时，10月8日省委向青岛传达谭启龙当天从北京发出的指示，市委秘书长李克连夜派汽车到李村接来原“四清”工作团的刘姓、项姓主要工作人员，起草关于王效禹的材料上报，省委整理了一份《关于王效禹同志的有关材料》，10月10日送到北京。
陈伯达10月16日在中央会议发言，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谭启龙在10月17日代表白如冰、苏毅然的联合发言中作检讨：“在青岛事件发生以后，我们虽站出来做了不少工作，但仍然表现了‘怕’字当头，尤其是由于我们自己也处在被批判的地位，部分学生和群众不信任我们，加之青岛是沿海重要港口，我们思想上特别怕在这里出事。”
中央工作会议10月28日结束，王效禹回到青岛，成为大、中学生和职工造反派的领军人物。
保守派的青岛卫校、市立医院（工农兵医院）、红卫兵纵队等单位和组织一起赴京串连，10月15日前往中央国务院联合接待站上访，汇报青岛“8•25”、“8•29”、“9•1”等事件，接待人员林江询问：8月25日、8月26日宣传“十六条”，有没有不好行为？扣人、押起来？青岛人员回答：没有。林江当场说：这是革命的行动。“9•1事件”不能说是反革命事件，没有事实。回到青岛，保守派大量翻印林江的讲话，王效禹迅速上报北京。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穆欣11月10日接见山东、青岛等地赴京红卫兵代表，王力表态：林江同志的讲话，有许多是错误，有人大量印发出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林江同志，他正在检查。要他去青岛，是不必要的，他是一个一般的干部，他的检讨可以交给你们。你们要批判那个利用这个讲话的人，要同他们斗争。
仿照北京10月份筹备“首都红卫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抄家战果展览会”，由“山大主义兵”和“山师串连兵”等著名造反组织组成的“红卫兵济南指挥部”，准备举办“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展览会”。北京的“展览会”1966年没办成，济南的“展览会”10月20日开幕，其中有“青岛事件”等专题展室，青医男女大学生担任讲解员。
“青岛大中学校总部”10月27日印发47页约5万字的长篇材料《重炮猛轰谭启龙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专门批判他到青岛处理“8•25事件”的“错误”问题。
省委11月3日在济南召开全省三级干部会议，青岛李元荣、张敬焘、王效禹、鞠维信等人参加。济南红卫兵当天冲击会议。王效禹、鞠维信11月7日分别在会上发言，批判谭启龙、张敬焘在“青岛8•25事件”中的问题。
“山大主义兵”等造反派11月5日把谭启龙揪到北京。王力、穆欣11月10日接见山东红卫兵代表时，王力询问“青岛8•25事件”中被打成“反党分子”、“右派分子”的“革命同志”，是否认真平反？当众恢复名誉？在场的青岛学生回答：没有。
11月13日，在国家经委礼堂召开大会，山东大学一学生、海洋学院一学生，青岛一职工主持。谭启龙检讨中谈到处理“青岛8•25事件”时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场的山东、青岛造反派认为谭的检查不深刻，与他辩论，提出明天（14日）要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大会批判游斗谭启龙。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1997年5月第一版）第89页记载：周恩来1966年“11月上旬 就红卫兵提出要在天安门广场召开批判谭启龙的十万人大会，并让谭游街一事批复：批斗谭的大会不能开，游街不能搞。”
笔者认为，这个“11月上旬”不准确，应该是“11月13日”或者“11月中旬”。
对于9月份山大物理系赴青大学生的《青岛“八•二五”事件调查报告》，“三大院校”等造反派印发大量批判传单。青医驻市立医院一名教师，9月26日至10月15日，连续发表了“一驳”、“二驳”、“三驳”的文章。
“海院七一红造队”的红卫兵，10月11日到济南山大找物理系赴青的李姓等学生辩论，宣传毛泽东的“9•7批示”。
这份“调查报告”9月份在北京散发，有一份经苏联大使馆到了莫斯科，10月22日苏联《真理报》在第三版右上角以《青岛的事件》为题目，刊登摘要内容，翻译成中文是：“[塔斯社北京二十一日电] 现已获悉青岛流血事件的详情。从一些传单中得知，该城有一百四十名居民因反对‘文化革命闯将’的暴行，而被‘红卫兵’们打伤。正如现在出现在北京的《青岛“八•二五”事件调查报告》这份传单所说”等等。山东大学有俄语专业，订有仅供小范围人员阅读的《真理报》，文革造反取消清规戒律，学生也可看了，但懂俄语的有限，没有发现“苏修”的这条“罪状”。直到11月中旬，一名俄语专业的大学生偶尔翻阅《真理报》，无意中看到这篇“反动文章”，“苏修”竟敢侮辱中国造反“红卫兵”。11月24日，“鲁大（注：1966年“破四旧”时，一些大学生把山东大学改名“鲁迅大学”，并在传单中署名“鲁大”。1967年山东大学造反派夺权后，王效禹批准的名称就是“山东鲁迅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义兵赴青反修团”印发传单《最强烈抗议苏修〈真理报〉就“青岛事件”对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恶毒攻击》，批了“苏修”，再批保守派“山大红卫兵”，支持和参与起草“调查报告”的人员成了“苏修”在山东和青岛的卧底。
省委12月2日召开“全省革命师生、革命群众、革命干部有线广播大会”，谭启龙在检讨中承认处理“青岛8•25事件”时“我们省委负有严重的领导责任，它是我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结果。”
“青岛大中学校总部”12月15日印发批判文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者与忠实执行者——谭启龙》。
按照济南“山红联”、“山大主义兵”的布置，谭启龙12月18日到青岛作检查。谭的到来，引发青岛反王效禹的“红卫兵第一总部”、“职工红卫兵总部”等保守派组织，与支持王效禹的“大中学校总部”、“八一兵团”、“工农造反军”等造反派，12月19日夜在王效禹的住宅沂水路8号附近冲突武斗。
谭启龙12月25日在青岛的大会上继续检讨“8•25事件”中所犯“错误”。
面对基本瘫痪的市委，谭启龙准备安排随他一起来的省委书记处书记穆林暂时负责青岛工作。但面对日趋紧张的局势，谭启龙于12月30日召开会议，提出由李元荣、王效禹、冯起、鞠维信、郑干、李克组成6人小组，维持青岛工作。
青岛造反组织“轻工分部”负责人宫树德、杨保华等，汇总海院红卫兵9月、11月采访王效禹记录稿《为王效禹同志平反！彻底平反！！》等多篇文章，于1967年元旦后编印成《王效禹是坚定的革命左派》，广为散发。
1967年1月15日，天寒地冻，快要下雪了，“青岛东方红”等造反派把谭启龙押到卡车上，在全市游街示众。对于这段经历，文革后谭启龙在回忆录《“青岛事件”与山东“文革”》中作了描述：“有一天，寒风凛冽，天空阴沉，造反派们把我强行架在一辆敞蓬汽车上进行游斗。汽车上放着一张桌子，4个红卫兵把我架在上面，把一块写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谭启龙’的大牌子挂在我的脖子上。游斗从青岛市人民会堂出发，经中山路、市区，一直到崂山，然后再游回来。在汽车行进中，我被一根横过马路的电线勒住脖颈，倒在桌子上，差一点造成窒息。”
谭启龙1月16日通过驻青部队，向毛泽东、中央、华东局发出在任的最后一封电报，承认犯了严重错误，同时汇报在青岛的处境。但是没有回音。
康生、王力、关锋1月19日23时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青岛赴京的张汉祥、王世歧、张子石、孙枫丹4人，谈到“8•25事件”那段时期，点名批判陶铸、谭启龙、苏毅然、周化南等人。
在毛泽东支持夺权的前提下，事先经过康生、王力、关锋的批准，王效禹策划组织了“青岛1•22夺权”，夺权大会发出的《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告青岛全市人民书》等文件中都有“‘八•二五’、‘九•一’反革命事件”这句话。这些文件，1月29日晚上中央广播电台予以播发，《人民日报》1月30日刊登。
中央文革小组王力1月30日通知青岛的王效禹赴济南，他带领张子石、孙枫丹、刘崇玉、彭世杰、王世歧、陈新茂等22人的青岛代表团，1月31日中午乘火车离青赴省城，组织济南造反组织，在济南军区和省军区的支持下，2月3日宣布夺了省委、省人委的大权，王效禹坐上山东省的第一把交椅，掌权2年3个月。
“青岛8•25事件”是20世纪发生在青岛，具有代表性的主要事件之一，是山东、青岛文化大革命的转折点。谭启龙在回忆文章中提出：“山东的‘文化大革命’也可以说就是从这次事件开始的”。


《昨天》第四十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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