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红云：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何时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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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何时成立的
——从一份原始记录说起

李红云


原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简称“师大女附中”（以下简称“女附中”），即现在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创建于1917年。它不仅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而且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北京乃至全国最著名的女子中学。女附中有两个特点：一是该校是北京市初、高中学生录取分数最高的学校之一；二是该校集中了很多党、政府和军队高级干部（包括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女儿。当时与之齐名的是北京四中，那是一所男校。
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即8月5日，该校副校长兼党总支书记卞仲耘（该校的最高领导）被该校学生群殴致死，即“八五事件”。近年来，围绕该事件发生了许多争论，其中一个焦点就是：该事件发生时，女附中是否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一种意见认为已经成立，另一种意见则相反。两种意见依据的基本为当事人的记忆及推测，均没有客观的原始证据的支持。
笔者为当年女附中初中二年级的学生。近日，一位女附中校友向笔者提供了一份她本人保存的当时女附中“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以下简称“筹委会”）会议的原始记录（以下简称“记录”） ，该记录明确提到了红卫兵成立等问题。笔者对该资料进行了鉴定，证实该记录为筹委会会议的原始记录原件，其来源真实可靠。
本文拟依据这份资料对女附中红卫兵是何时成立的这一问题做出分析和认定，并对相关情况进行分析和研究。本文不涉及对“八五”事件的评论，更不涉及该事件的责任问题。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讨论的“红卫兵”，指当时青少年学生中成立的群众组织。

一、工作组撤离后的女附中

女附中工作组于1966年6月3日进校，7月30日撤离。 工作组进校后即支持并依靠了最早反对校领导的刘进、宋彬彬、马德秀等学生党员，并先后建立了“学生代表会” 和“革委会” ，基本控制着学校的局面，并逐渐恢复了党团组织的工作。工作组在校期间，虽然有少数学生反对工作组，但始终没有成为主流。
然而，在毛泽东7月18日从武汉回到北京之后，北京和全国的形势急转直下。7月29日下午，中共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有一万多人参加的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市委书记李雪峰在会上宣读了北京市委关于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并根据中央指示宣布大中学校放假半年闹革命。会议中途，毛泽东出现在会场。顿时，全场沸腾。
7月30日下午，工作组召开女附中全校大会，会上放了29日会议的录音，宣布工作组撤离，让学生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革命。
工作组的突然撤离，使学校一下子陷入无政府状态。一方面是学校原来的领导机构已被打倒，另一方面是工作组成立的“革委会”随着工作组的撤离已丧失了合法性。这样的局面对于基本年龄在14至19岁的中学生来说，带来的混乱是可想而知的。
工作组撤离是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运动的一个分水岭。这时，学生纷纷成立独立组织，“红卫兵运动”这时才形成它的主流性格特征。女附中的情况也是这样。 7月31日，原来反对工作组的部分学生贴出大字报，宣布成立她们的组织——“红旗”。
接下来发生的两件大事，使女附中乃至全国的形势又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第一件事。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写信，表示了对红卫兵的热烈支持。他在这封信中写道：

你们在6月24日和7月4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

8月1日上午，正在召开的中共中央第八届全会印发了这封信。 8月3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在钓鱼台约见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代表，给他们看了毛泽东的信。此后，这封信不胫而走，在青少年学生中引起强烈震动，红卫兵这种组织形式在北京获得蓬勃发展。
这封信何时传入女附中及引起的反应，还有待查证。但不排除有人在8月3日之前就从不同的渠道得知了这封信的内容。清华附中红卫兵宋柏林就在8月2日从矿院附中的学生那里得到了该信的手抄件。
这期间发生的第二件事，就是那副著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基本如此”（以下简称“对联”） 。该对联最早出现于海淀区的中学，时间是7月底。后在北京的大中学校中迅速蔓延，并引发了大辩论。 根据现在保存下来的一份女附中文革的资料：星火燎原联队编的《师大女附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66.6.1—10.3）》（以下简称《大事记》）记载，对联进入女附中的确切时间是8月1日。
《大事记》是这样记载这一天的：

（八月一日）
在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的别有用心的煽动下，今天校内贴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反动对联，宣扬剥削阶级的反动血统论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随之，校内“混蛋”、“狗崽子”骂声不绝，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学受到极大的压力。造成群众间的分裂和严重对立。

当时的女附中学生罗裕平（笔名罗点点），其父罗瑞卿大将在文革初期已被打倒，她这样描述了她知道对联的过程：

有一天晚上，我接到了电话，我们班团支部的一位干部在电话里没头没脑地说：“我们给你念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说完这些，她很得意且坚决果断地放下了电话。我如坠五里雾中。……第二天我到了学校，满校园的墙上都刷上了这些字样。

“对联”的出现，一场大辩论随之而起，学生们依据对“对联”的态度很快分成了支持与反对两派。出身好的学生大部分支持“对联”。出身于革命干部的清华附中的宋柏林在其日记中写下了对“对联”的看法：

1966年8月4日
关于“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鬼见愁”，这副对联好得很。
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得矫枉。必须造成短时期的红色恐怖，非此不能消除彭真“重在表现”的余毒，不能使工农、革干子弟翻身，就不能把政权牢牢地把握在无产阶级的手中，就不能把文化大革命胜利地进行到底。

宋的日记表明，一些“红五类” 出身的学生认为对联“好得很”，并自认为是当然的革命左派，不惜造成“红色恐怖”，也要“消除余毒”。因此，他们对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任意打骂、歧视、迫害。在涉世未深的中学生中，迫害采取的手段往往更为严厉、野蛮和残忍。 女附中的情况基本也是这样，在工作组期间就出现的暴力倾向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8月4日，女附中发生了批斗校领导的事件。副校长胡志涛在“八五祭”中对8月4日的情况有如下的描述：

8月4日下午，我们几个领导干部集中在办公室“学习”。突然闯进来七八个学生，气势汹汹地骂道：“黑帮！不许动！”有的拿棍，有的拿皮带，狠狠地抽打我们……

8月4日当天，在一些班级也发生了“红五类”批斗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的情况。根据笔者保存的一份材料，笔者所在的班级在8月4日召开了批斗会，批斗了五位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批斗会上，有同学摘了她们佩戴的毛主席像章，摘了她们的红领巾，并且抢了她们手中的《毛主席语录》。
以上情况表明，“对联”进校后，女附中已处在一片混乱之中。一场接一场的辩论和一个接一个的批斗会是那几天学生们的主要活动，局面几乎失控。一些“红五类”学生靠着红色的出身，肆意妄为，暴力和准暴力情况时有发生。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北京的一些学校。
北京四中的赵振开（笔名“北岛”）在回忆中讲到了四中在8月4日的情况：

文革爆发后，先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没完没了的批斗会。高潮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那是个星期天。 有二十多个校领导和老师戴高帽挂牌子游斗，最后集中到操场上，他们在学生的喧嚣、羞辱和拳脚中蹒跚穿行。最后让他们齐唱《牛鬼蛇神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我有罪，我该死，人民的铁拳，把我砸烂砸碎……”。

另一位当时四中的学生印红标也这样谈到了8月4日四中发生的事情：

八月四日发生了游斗老师的武斗事件。那天，我正在操场东北角跟同学闲聊，见操场那边乱糟糟来了一群人，沿跑道慢慢移动，人越聚越多。有同学说是押着被批判的“黑帮”和“牛鬼蛇神”游街。“黑帮”一般指被批判的校领导，“牛鬼蛇神”一般指被批判的老师。……转眼间人群到了眼前，学生站成两排，校领导和老师从中间鱼贯而行，衣服肮脏不堪，一个个低头弯腰，看不出谁是谁。……两边有学生伸拳打向他们，群情激愤的样子。

多少年过去了，几位回忆人都不约而同地准确地选择了“8月4日”这一天，可见这是一个多么让他们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在女附中，在四中，都发生了类似的事情。从他们的描述中可以想象那天混乱的程度，暴力倾向已十分明显。对于头脑已经发热、丧失了理智的中学生来说，这种混乱一旦失控，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四中是幸运的，这个时候有学生领袖站了出来，他们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控制住了局面。 而女附中就没那么幸运了，没有人出来应付这么复杂的局面。于是，惨剧发生了。
第二天，即8月5日，混乱继续。激进的学生在游斗校领导时，卞仲耘校长被群殴致死。

二、筹委会会议及红卫兵成立

“八五”事件的发生之后，原“革委会”成员刘进等人考虑到事态严重，决定向北京市委汇报并寻求帮助，但无果。在这种情况下，刘进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于是，她和一些同学商量成立一个组织。因为上边没有领导，这个自发成立的组织就叫“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委会”）。
根据刘进的描述，她是在“八五”事件后提出的动议。按照《大事记》的记载：“8月8日，宣布由十三人组成的筹委会成立。”
笔者得到的“筹委会”会议“记录”标明的时间恰恰是“8月7日”，宣布成立的前一天。两份资料提供的时间完全吻合。
根据“记录”提供的信息，女附中“筹委会”由十三人组成，他们是：张若岩（高三）、邓榕（高一）、刘亭亭（初一）、梁二同（高三）、赖迎利（高三）、吴晓灵（高三）、李松文（教师）、赵德顺（工友）、宋彬彬（高三）、马恬（高二）、尹斐（高二）、刘进（高三）、耿丽兰（中五实验班）
这份名单中的学生，全部为“红五类”，并以干部子女为主（只有尹斐为工人子女），刘少奇的女儿刘亭亭和邓小平的女儿邓榕都在其中。这表明了“对联”代表的血统论的影响。工作组成立的“革委会”中的成员刘进、宋彬彬、邓榕、耿丽兰、尹斐、刘亭亭再次进入“筹委会”。与“革委会”一个很大的不同是，“筹委会”中包括了反对工作组的三名学生张若岩、梁二同和赖迎利，但她们在“筹委会”中明显占少数。
1966年8月7日，“筹委会”召开了会议，“记录”记载了这次会议的主要讨论情况。以下是这次会议的全部记录。笔者将这次会议的“记录”原封不动地抄录如下，除将个别错别字和丢字用括号标注，其它内容如分段、标点、符号等均保持了原貌。

筹委会会议 8月7日
当前任务：怎么干革命。主攻方向。对工作组问题速战速决。批工作组目的。组织好。
明（天）前宣布成立筹委会
成立红卫兵，组织落实。大家讨论工作组问题。
下午重点批工作组问题。
红卫兵做（作）为先锋
★红卫兵：
动员：活学活用主席著作，学习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学习解放军，大讲“三八”作风。
组织落实：红旗可参加红卫兵，所有红五类愿意参加都要。
以大队、中队、小队形势（式）。中队有指导员。有政治部。干部回班。发挥同学主观能动性。先让大家提。红卫兵回班组织同学。坚决改变工作作风。同学起来造反。组织讨论：怎么造反。是不是不要政策。在红卫兵内大讲民主。
揭发工作组不能先下结论，要调查。
要把学毛著提出来。大讲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国际形势密切联系。具体推荐文章。善于总结经验，对革委会做总结。做好统一工作。筹委会要有战斗作风。把大字报管委会恢复起来。明天下午让大家提建议。提出：大家需要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

从这份简短的记录中可以看到，这次会议主要决定了这样几件事：
1．确定了当前的任务，如何解决工作组的问题：速战速决，不能先下结论，要调查。
2．第二天即8月8日前，宣布成立筹委会。
3．成立红卫兵。落实红卫兵的组织工作：“红旗”可参加红卫兵，所有红五类愿意参加都要。
4．红卫兵的组织形式。以大队、中队、小队为形式。中队有指导员，有政治部。红卫兵的任务是回班组织同学，讨论“怎么造反”。
此外，还有工作作风问题，在红卫兵内大讲民主。
以上内容中有以下几点需要特别指出：
1．从会议的内容看，“筹委会”的工作与红卫兵的工作是一起讨论的，所以可以认为“筹委会”与红卫兵的关系就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2．红卫兵的组织情况。其原则是：所有“红五类”愿意参加都要。可见“血统论”就是红卫兵的组织原则。这里并没有申请、批准、登记等严格的加入程序和造册制度，更谈不上有严格的纪律。这表明红卫兵一开始就是一个松散的组织。
这么松散的一个联合体，是很难再设“大队”、“中队”、“小队”的。事实是，这种最初的“组织形式”并没有实现。
3．在一个组织形态松散的联合体中，核心团队的作用力和凝聚力是相当重要的。至于“筹委会”和红卫兵的领导成员，“记录”中并没有提及。从“学生代表会”、“革委会”到“筹委会”，以下人员一直在列：刘进、宋彬彬、耿丽兰和尹斐。可以认为，她们一直是核心团队的成员。从“筹委会”的诞生也可以看到这一点。“筹委会”是刘进建议成立的，没有资料表明其成员是经选举产生的。
4．“记录”中提到的女附中已成立的另一个学生组织——“红旗”，即后来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关于该组织的详细情况见下面的论述。
5．“八五”事件并未在这次会上进行讨论。
笔者认为，刘进的描述、《大事记》和“记录”三份资料，相互印证了女附中在8月5日后几天内发生的事情：
8月5日，卞校长遇难。
8月6日，刘进提出成立“筹委会”。
8月7日，“筹委会”成立并召开会议，成立红卫兵。
8月8日，对外宣布成立“筹委会”。
所以，可以确定的是，女附中以“红卫兵”为名称的红卫兵组织成立于1966年8月7日。
现在的资料表明，北京是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1966年5月29日，在海淀区的清华附中诞生了第一支红卫兵。 有人认为，女附中是高干子女云集的学校，其红卫兵的成立应该早于其它学校。
这里，我们需要看一下红卫兵成立的动因。
红卫兵成立的直接动因，是为了与被他们认为是“烂掉了”的校领导以及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的工作组作斗争。这种少数学生自发组织起来的小型组织起初并不被当局所承认，许多组织处于半地下的、秘密的甚至是非法的状态。这时它对外的影响相当有限，一般局限于一个学校或一个地区的学校内。
由此可见，这种红卫兵的诉求主要是两个：（1）反对校领导；（2）反对工作组。而女附中的情况是，最早给校领导贴大字报的三名学生——刘进、宋彬彬和马德秀在工作组进校后即得到了保护和支持，并让她们参加了学校的领导工作，成为“学生代表会”和“革委会”的负责人。其反对校领导的诉求已得到了满足。
再看第二个诉求“反工作组”。以刘进、宋彬彬为首的“学生代表会”和“革委会”始终是工作组的依靠对象。工作组在校期间，她们没有反对工作组的诉求，也就不可能成立红卫兵组织。更何况刘进、宋彬彬还曾随工作组成员到过邓小平家中，直接听取了邓对运动的看法，了解到邓并不赞成成立红卫兵。
这里还可以看看北京四中的情况。
工作组在校时，四中并没有学生反对工作组，也没有人成立红卫兵。工作组被撤回后，“学校出现了权力真空，于是由几个高年级学生站出来，召集各班的学生代表开了个会，宣布成立联合团支部，以团代党，领导运动。” 据四中的秦晓回忆：海淀区的中学成立红卫兵后，在很长时间，四中还没有红卫兵组织。几个学生领袖，如秦晓等人，并不赞成成立红卫兵。后有学生提议才“顺势而为，成立了红卫兵组织。”
四中的情况与女附中的情况表明，对工作组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是否要成立红卫兵组织。他们后来对成立红卫兵态度的转变，源自于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

三、关于女附中“红旗”

“红旗”（后更名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是女附中文革中成立的另一个红卫兵组织，主要由反工作组的学生组织。她们开始活动较早，影响也比较大。
用米鹤都的话来说，“红卫兵和工作组是难解难分的冤家”。 在女附中，早在工作组进驻后的6月17日，就有高三（四）班李黎黎等13人贴出反工作组的大字报，这在北京乃至全国都是非常早的。6月25日，以高三（三）班梁二同、郑中伟为首的18人又贴出了第二张反工作组的大字报。
根据笔者了解的情况 ，女附中反工作组的学生实际是三组人。一组是高三（四）班13人，即：李黎黎、张若岩等；另一组以高三（三）班梁二同、郑中伟为首，约十几个人；还有一组为王南芬等9人，以高三（一）班为主，也有高中其它班级的。这些反工作组学生的特点是：都是高中学生；基本都是干部子女；她们在学生中是少数，从未成为学生中的主流。还应指出的一点是：虽然在同一所学校，观点相同，但三组人员之间没有联络，也不来往。
以上三组人员中在校外比较活跃比较著名的，是梁二同、郑中伟一组。7月初，她们已开始到海淀区的学校进行“串联”活动，并后来发展成为女附中最早的学生组织——“红旗”。该组织后来更名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以下简称“主义兵”）。
现在的问题是：“红旗”是何时成立的？
一种意见认为：“红旗”成立于7月初，并于7月31日更名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支持的理由是：据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发起人卜大华记得，7月19日前，女附中“红旗”去过清华附中多次。
而据《大事记》的记载：7月31日 校内成立了“红旗”（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何时更名为“主义兵”，《大事记》没有记载。
对于这种意见，笔者的疑问是：
1．“红旗”为何更名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是因为毛泽东公开支持红卫兵。而毛泽东写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是8月1日，7月31日她们怎么会知道毛泽东支持了红卫兵呢？
2．“红旗”更名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区别已成立的“红卫兵”。如前述，女附中“红卫兵”成立的时间为8月7日，“红卫兵”7月31日还没有成立，谈何区别呢？
因此，笔者认为，7月31日成立的是“红旗”，而非“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理由如下：
1．“记录”中对该组织使用的称呼为“红旗”，而非“主义兵”。这表明：直到8月7日，“红旗”仍未更名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2．《大事记》的记载很明确，7月31日成立的是“红旗”。括号中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表明“红旗”即后来的“主义兵”。如果当天成立的是“主义兵”，那记载应该正好相反，应把“红旗”放在括号内。
一些著作中谈到该组织时，都使用了“红旗”这一名称。如骆小海在宋柏林书的序言中提到：“……在8月13日工人体育场十万人大会的问题上……，师大女附中红旗则主张……”。这表明直到8月13日，“红旗”的名称仍未更改。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红旗”正式宣布成立时间应为7月31日。但该组织成员此前已有活动，也不排除她们以“红旗”的名义进行活动的可能，但未正式宣布成立该组织。这也表明，8月7日之前，女附中还未成立带有 “红卫兵”三个字的学生组织。
至于为什么8月8日宣布成立“筹委会”却没有宣布成立“红卫兵”，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红旗”并入“红卫兵”的动议并未得到响应。“筹委会”中反工作组的学生占少数，“红旗”的主要成员如郑中伟也未能参加。因此，合并的决定并未得到执行。
实际情况是，女附中的两个红卫兵组织从未合并。后来“红旗”更名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这一名称的使用，一是区别于以女附中“红卫兵”为名称的红卫兵组织，二是为了与毛泽东“钦定”的“红卫兵”名称保持一致。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名称的使用应是8月7日以后的事情。
还要说明的是，“红卫兵”与“红旗”的主要分歧源自对工作组的态度，但两个红卫兵组织成立后，其成员互有交叉。如有反工作组的学生加入了“红卫兵”，也有拥护工作组的学生加入了“红旗”。但“红旗”的人数始终少于“红卫兵”。
如前所述，“红旗”是女附中最早成立学生组织，其成立的背景与海淀的学校相同，都是反工作组。其成立与海淀红卫兵成立也基本是同步的，所不同的是反工作组的学生在女附中一直没有成为主流。

四、关于涉及女附中红卫兵成立时间的另一份材料

有关女附中文革的情况，因年代久远，可以找到且有价值的原始材料不多。但有一份材料是非常珍贵的，这就是前面已提到的、由星火燎原联队编的《师大女附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66.6.1—10.3）》。它完整地记录了女附中文革初期，从1966年6月到10月发生的事情，全文一万字左右，具体编辑时间不详。这是研究女附中文革的一份重要资料，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据女附中的校友们讲，这实际是当时贴在学校的一份大字报，现在保存下来的是这份大字报的手抄件。在技术手段非常有限的1966年，“抄大字报”是那个时代保存和传播大字报的主要手段，当时非常普遍。
笔者见到的是这份手抄件复印后的电子扫描版，由校友王友琴提供。
《大事记》分为四个部分，即：（1）工作组来校以前；（2）工作组在校阶段（6月3日至7月29日）；（3）工作组撤走以后（7月30日—）；（4）两条路线斗争的新阶段。涉及红卫兵成立的是如下文字：

（七月三十一日）
校内成立了“红旗”（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红卫兵”。

据此，一种意见认为，女附中红卫兵成立于7月31日。
能否将《大事记》作为认定红卫兵成立的证据，我们不妨将这份材料与“记录”做如下比较。
1．从两份材料的记录形式来看，“记录”为原件，为第一手材料；而《大事记》并非当时贴在墙上的大字报或大字报的影印件，而是手抄件，为第二手材料。
2．从作者来看，“记录”为参加会议的人所写；而《大事记》的作者并非事件的亲历者。
3．从时间来看，“记录”是对当时发生的事实的当场记载，而《大事记》是后来的编辑，时间最起码在事情发生的几个月之后。
4．从含义来看，“记录”的时间非常明确，“成立红卫兵”的表达也非常明确。而《大事记》则含义模糊，在“红旗”（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红卫兵”之间并没有任何标点符号，可以做其它理解。
以上比较表明，同样作为判断一个事实的证据，“记录”要大大优于《大事记》。笔者并不否认《大事记》的史料价值，但使用时一定要加以分析。在红卫兵成立的问题上，《大事记》不能作为7月31日成立红卫兵的证据。与之相比，“记录”是证明红卫兵8月7日成立的最佳证明材料。
另外，有人将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邓榕）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提到她作为“学校红卫兵的代表”参加了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的会 ，作为女附中当时已成立红卫兵的证据，对此笔者已提出过质疑。 为方便读者，不妨再重复一下：邓榕的提法是不准确的，理由是：（1）没有证据表明7月29日之前女附中已成立了任何形式的红卫兵组织。（2）红卫兵组织虽然在北京的一些中学中已经成立，但在7月29日并没有合法地位。毛泽东的支持也是在此后的8月1日。所以不可能有人以红卫兵的身份参加那次大会。

五、结 论

综上所述，本文得出如下结论：
文革期间，女附中曾出现过两个红卫兵组织，即“红旗”（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红卫兵”。
“红旗”正式宣布成立于1966年7月31日，由反工作组的部分学生组成。她们此前已有一些活动，不排除是以“红旗”的名义。
“红卫兵”成立于1966年8月7日。同时，“筹委会”会议决定“红旗”并入“红卫兵”。
两个红卫兵实际并未合并。“红旗”后来更名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具体时间待查。但应该是在8月7日之后。
两个红卫兵的分歧主要在工作组问题上。两个组织的成员都以“红五类”为主。
8月7日前，女附中未成立过带有“红卫兵”三字的学生组织。


记　忆　　　　　　　　　　　　　　　２０１３年９月３０日第１１期
ＲＥＭＥＭＢＲＡＮＣＥ　　　　　　　总第一Ｏ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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