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长贵《毛泽东年谱1949—1976》文革部分的若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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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年谱1949—1976》文革部分的若干问题

阎长贵

第五卷

页600，（ 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回北京，不记刘少奇去看毛泽东被拒见。
页623， 9月5日，突然出来“关于少奇同志的生活会，不要再开下去了”的记载；前面没有开始，这里怎么有“不要再开下去了”？这是一次什么样的会？似应说得清楚些。实际上，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曾叫林彪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评刘少奇，后来因违背毛泽东原意，即变成了批判邓小平，并且调子很高，被叫停。应该说，这是文革初期的一件大事，影响深远，不仅对文革有影响，还影响到文革以后，因而当有头有尾地反映。（参见附录一）

第六卷

页1—2，10月1日晚，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李宗仁说：红卫兵把全国政协、民主党派封了，但政协还是要的，民主党派还是要的。——这意思当然重要，同时毛泽东还对李宗仁说了：“火（指文化大革命的火）是我自己烧起来的。”（参见李涛《肝胆相照：毛泽东与国民党爱国将领》，长征出版社2003年版;又见2008年12月5日天津《书报文摘》，摘自《老年生活报》马祥林文）作为文革部分的《年谱》，这点是不是也应指出来？
页4—12，在10月9日—28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公开点了四个人的名，称他们为“反党分子”，这四个人即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地质部党组书记（和副部长）何长工、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黑龙江省长李范五。我作为会议工作人员，听到这个消息，也没告要保密，我还把这件事向关锋的朋友、哲学研究编辑部主任林聿时透露了——如果不是毛泽东点他们的名我也不敢透露，这四个人我一个人也不认识。最近，我问了当时地质学院一个造反派头头朱德瑜，他也说听到这件事（不知谁告诉他们的，当时我不认识地质学院的一个人），因为点了何长工的名，他们非常高兴。
页16注1，说“安亭事件”张春桥表态，“立刻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究竟首先是毛泽东表态支持，还首先是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不是人们都已经知道毛泽东以“先有事实后有政策”的认识论来支持张春桥的做法嘛！（参见附录二）
页16—18，14日下午，毛泽东在主持召开的讨论“安亭事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还要（即布置）陈伯达起草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件，而又说17日国务院召开的工交座谈会讨论陈伯达主持起草的这个文件（简称《十二条》）——这样叙述表明陈伯达两天（即15、16日）就把这个文件起草好了；可能吗？按照常识常理不可能。事实上，这个文件早在“安亭事件”之前，陈伯达就主持起草了。应该说，这个叙述有矛盾，问题就在于不符合事实。（参见附录三）
页18，说谷牧主持起草的《十五条》“遭到陈伯达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反对和指责”。又页22，说“林彪等人批判并否定了这个规定稿（笔者按：指同一个《十五条》）”。人们会问：毛泽东的态度呢？他对《十五条》支持还是反对？如果毛泽东不反对，莫说陈伯达，即使林彪他敢吗？他能这样做吗？（参见附录三）
页25，（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时）“毛泽东，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实际上，毛泽东讲的是“全面内战”。关锋等人写元旦社论时有意地改成“全面阶级斗争”。也未见毛泽东对这个改动提出批评。（参见附录四）
页29—30，（1967年）1月8日，毛泽东讲话对陶铸的批评（或批判）不应该不提。又页2注3，说陶铸“1966年年底被打倒”。页47，2月6日条目中说：“……对陶铸的问题，没有经过我、林彪和总理同意，你们（指陈伯达、江青）只用两三个小时就把他解决了，是事后报告的。伯达对我有事也不商量，骄傲起来了。”页50，2月10日条目中说：“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讲话，要求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在群众中公开点名打倒陶铸一事，并说：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陶铸到底是谁打倒的？在政治局常委中，陶铸位列第四，人称“四号人物”，陈伯达位列第五，一个第五号的常委能打倒第四号的常委吗？江青只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她怎么能打倒一个政治局常委？即便江青和陈伯达联合起来也不行吧。应该说，这是共产党组织原则的一个常识。既然《年谱》作者已经认定陶铸 “1966年底被打倒”，又记录1967年2月6日和10日毛泽东批评陈伯达、江青两个人打倒陶铸，这是不是有点自相矛盾？人们恐怕要问：“1966年底”陶铸是被“谁”打倒的？这件事说白了：陶铸1966年底已被打倒，这是党内机密，而在1967年初（1月4日）陈伯达、江青二人把这个党内机密向群众公开了——陈伯达、江青犯了“泄露党内机密”的错误。而这个错误也非同小可，吓得陈伯达要自杀，江青倒跟没事人一样的。（参见附录五）
页31注1，中央文革小组第一次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名，是不是应说明这是毛泽东的指示；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指示，谁敢这样提高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和权力。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12页注1指出：“‘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审阅时加写的。”
页53—54，16日（周总理召开怀仁堂会）说：“散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整理出一份会议记录，于当晚是十时向毛泽东作口头汇报。”——这天会议记录是当天晚上整理的吗？这个会议记录还送陈伯达和总理看过，还有总理的改动（这在中央档案中当能查到，事实上，这个档案已被能看到和看过档案的人利用过了），当天晚上能做这些事吗？历史事实是，这个会议记录是为了开“政治局生活会”，批评陈毅、谭震林等，总理布置整理的，因而不是在16日当天，而是在16日以后几天，最早也是在18日晚或19日凌晨毛泽东对16日怀仁堂会议大发脾气以后。（参见附录六）
页73—74，毛泽东对江青1967年4月12日讲话有一个重要修改不当忽略。江青是这样说的：“……主席还健在，有些人就可以不听主席的话。在上海的时候，华东局、上海市委里头，可微妙哪。主席的话不听，我的话也（注意这个“也”字——笔者）不听，但是一个什么人的话，简直捧得像圣经一样。”毛泽东把江青讲的“我的话也不听”中的“也”字改成了“更”字。应该说，这个改动很重要，含义很深刻和很微妙。毛泽东这一改动，“一下字就把江青的地位拉正了”。按照原来的说法，“主席的话不听”，可以理解为“尚可”；“我的话也不听”，那还行，——这不是把自己摆在主席之上了吗？如果不是主席看到和感到这一点，他为什么要把“也”字改成“更”字。这当然是一字之改，是一个很小的历史细节，但这个细节仿佛还是应该重视的。也许有人认为这可能是江青“口误”；恐怕这样辩解不行，须知对录音整理稿，江青本人是“改了几次”，才送主席审阅的。退一步说，即便江青确系“口误”，毛泽东给改正了，也是一件值得体味的事情。我的看法不知是否有当，姑妄言之。
页77，关于王力、关锋写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发表前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过，并发了号召“各单位的革命同志”认真学习和讨论的通知，这些情况似应有所反映。
页104，江青7月22日讲了“文攻武卫”并于23日在《文汇报》公开发表。“全国武斗急剧升级”——这样说能令人信服吗？实际情况是这样吗？
页107,8月4日，毛泽东以“润之”名义致江青的信（其内容：武装左派，给左派发枪……）。这份文件（或档案及其复印件）很多与党史有关的权威部门不少人看了，文革史研究专家王年一生前告我：他有这封信的复印件，可以去看：我没当回事，一直到他逝世我都没去看，很遗憾。这封极其重要的信怎么不收录？
页112，毛泽东对姚文元文章的批语，除了“很好”，还有“极好”，即比对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评价还高。（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292、401页）

附录：
一、林彪确实主持过政治局常委扩大会批判邓小平

文革中和文革后都有材料证明确有这次会议：
——1967年1月13日，周恩来在接见解放军参加中央文化部文化大革命工作队造反联络站代表时的讲话中说：十一中全会（按：指1966年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时间很短，而集中又是批判刘少奇的错误，刘少奇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二十多年了，有许多的错误。对邓小平没有多少批评，会后常委开了一些生活会，才揭得较深，但是少数同志参加的。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0页载：“8月15日（按：指1966年8月15日）在林彪处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林彪处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当然是由林彪主持的；而内容，可以想象，也就是周恩来1967年1月13日所说的。
——毛毛著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2000）第25页有这样一段话：“十一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决定，由林彪主持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会议原定继续批判刘少奇，但林彪、江青等人认为，刘少奇已实际打倒，目前的主要危险和最大障碍是邓小平，于是将会议的矛头指向邓小平。他们不但刻意组织人员批邓，林彪还亲自出马，将邓的问题说成是敌我矛盾。”
用这几条材料证明，在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林彪确实主持过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其内容也主要是批判邓小平，应该说，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二、关于“安亭事件”

按照亲历者、当事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回忆，其情况是这样的： 1966年11月10日“安亭事件”发生后，总理主持召开了中央常委扩大会，参加者有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会议决定派张春桥去处理，议决的意见为：不承认跨行业组织，不认为卧轨拦车、中断交通是对的，工人立即回上海就地解决问题，江青、张春桥都没表示不同意见。张春桥带着陈伯达起草的给造反派的电报回上海。张去后，中央文革小组，包括陈伯达、江青都没有接到什么报告，张自己就处理了。张处理后，13日晚，才向陈伯达报告（当时王力在陈处），说：“工总司的五条要求我不能不签字，也来不及请示华东局、上海市委和文革小组，不然车就不能通，他们不肯回上海。”接着，陈伯达又接到了陈丕显的电话，抗议张春桥不同华东局、上海市委商量，背着华东局、上海市委，直接同工人组织签字。陈伯达和王力立即找江青商量怎么办，要江青请示毛主席。江青态度非常明显，认为陈丕显不对，说：“我看上海市委就是要整。”江青说：她连夜报告主席。第二天，即14日，毛主席到钓鱼台召开常委扩大会，参加者有陶铸、文革小组和部队几个人。会议一开始，毛主席拿出宪法念了一段工人有集会结社自由的权利，说先有事实后有政策，张春桥是对的，他根据事实改变了过去的政策。（参见《王力反思录》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653—655页）“安亭事件”就是这样以张春桥的胜利解决和结束的。

三、关于谷牧搞的《十五条》

“安亭事件”之前，毛就提出工矿企业要搞文化大革命，认为光学生不行。他要陈伯达起草工厂文化大革命的文件，陈伯达和王力搞了一个《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简称《十二条》）。这个《十二条》提出了工厂要搞文革，认为工人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好得很，其中明白地写道：“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但在“安亭事件”后，这个《十二条》还是显得落后了。该《十二条》交周恩来、陶铸，指示余秋里、谷牧召开工交座谈会征求意见。谈了二十天，普遍认为《十二条》“左”，他们说《十二条》总的精神不对：第一，对工交系统没有正确估计。他们说：“工交战线还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形势还是大好的。”第二，工厂的文化大革命不能全面铺开，只能分批分期进行。第三，一定要坚持党的统一领导。第四，工厂中不要建立群众组织。对于建立全市性工人联合造反组织不要松口。第五，不能准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第六，一定要搞好生产，对于“闹革命”不能放手。（参见《王力反思录》下，第657—658页；《劫后长忆——十年动乱纪事》第173—174页）在这种情况下和这种基础上，座谈会对《十二条》进行了大量修改，实际上基本否定了。他们又搞了与之相对的《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即《十五条》），——对这个《十五条》，中央文革小组不满意，毛泽东 “不同意”，他说，“《十五条》不行”，要“另写”（参见《王力反思录》第661页；《劫后长忆——十年动乱纪事》第175页）。他叫陈伯达、王力重搞。陈伯达、王力搞出了一个新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简称《工业十条》）。
毛泽东指示林彪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工交座谈会问题。1966年12月4、5、6日下午，在林彪主持下连续召开三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听取谷牧关于工交座谈会情况的汇报，讨论通过《工业十条》。在这三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除了围攻谷牧外，就是批判陶铸。在12月6日会议上， 对陶铸进行了严厉批判（参见《大动乱的年代》，第143—144页；《王力反思录》下，第670页）。陶铸也作了检查。他说：“工业农业文化大革命问题，我要负主要责任。……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各省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中央工作会议也没有完全解决。各省的抵触情绪很大，思想还不通，在许多方面还有怀疑情绪。”他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拿我这样一个例子来批判，来教育各地，我看很好。”
最后，林彪作了总结讲话。他说，实质不是谷牧的问题，而是陶铸的问题，是书记处的负责人坚持一些错误观点，现在本人也作了检讨（参见《大动乱的年代》第141—145页；《王力反思录》下，第670—673页）。林彪讲话显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和传达了毛泽东的意图。

四、关于毛泽东讲“全面内战”的情况

关锋生前，有一次跟我说：“毛主席当时（指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宴会上）讲的是：‘为开展全国全面的内战干杯！’我听到后怔住了，觉得不好理解，在起草《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时把‘全面内战’改成了‘全面阶级斗争’。”关锋这个记忆可能是对的。当时在场的戚本禹1967年1月10日在总政话剧团接见部分革命造反者时说：“现在形势一句话，概括地讲，全民全面的全国的阶级斗争，各个战线，各个地区，用火药味的话来说，就是全面展开内战。”（参见1967年3月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首长讲话》,第1本,第84页）我认为，这可以看作是关锋记忆的一个佐证。显然，如果毛主席没这样说过，戚本禹是不能也不敢这样讲的。徐景贤在《十年一梦》又提供了一个佐证。他说，1966年12月27日姚文元给他打电话说：“昨天晚上我们中央文革的几个人都到毛主席那里去了，祝贺主席生日，给主席敬酒。……主席和我们碰杯的时候说：祝全国全面内战开始！这一期《红旗》杂志将要根据主席的指示发表元旦社论，你们要很好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徐景贤问姚文元：“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可不可以在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范围内传达？”姚文元说：“不要开大会，你们先在小范围里吹吹风吧！”接着，徐景贤在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骨干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并提醒与会者思考：“毛主席说的全国全面内战开始了，究竟有什么样的深刻含义？我们应该怎么做？”（参见《十年一梦》，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7～8页）看来毛泽东在生日家宴上确实说了“全国全面内战”。唯当时在场并参加起草《红旗》杂志元旦社论的王力说，我从来没听毛主席这样说过［参见《王力反思录》(下册),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696页。这份材料是论“全面阶级斗争”一文的一条注释，见《问史求信集》2013年版第123页］。

五、1967年1月8日毛泽东批判陶铸——官修党史的说法

在这里我引两段也是官修党史书上的话：《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283页载：“1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说，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这个人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我起初就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还可以。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陶铸问题，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红旗出版社1993年版）第三卷在《陶铸冤案始末》中，对毛泽东1月8日批判陶铸做了更详细的记载，全文如下：“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说：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不老实。当时问陶铸怎么样？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刘邓路线，在接见红卫兵时，在报纸上和电视上都有刘邓的照片，这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要这个部那个部。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也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可红卫兵一起来就管住了。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你们也没有解决，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毛泽东实际上批准了打倒陶铸。”（见该书152页）
结论：毛泽东在1月8日对陶铸的批判和陈伯达、江青1月4日对陶铸的批判有什么不同？其区别不过是一个在中央的会议上，一个在群众场合，如此而已。

六、“大闹怀仁堂”会议记录后整理的真相

“大闹怀仁堂”会议，即1967年2月1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的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亦称中央碰头会）。这次会议原定是讨论“抓革命，促生产”的。会议还没有开始正式讨论，谭震林问张春桥为什么不让陈丕显（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到北京来，张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气愤地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他站起来要退出会场，周总理叫他回来。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他又说：延安整风时有些人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历史不是已经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李先念说：“就是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掉了。”这次会议的情况还有很多，但这些是主要的。（参见《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81—1482页，《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56—957页）
不难看出，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也是阵线分明、斗争十分尖锐和激烈的会议，其矛头直指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及其领导机构中央文革小组。这次会议，当时被叫做“二月逆流”。
这样一次会议的记录是什么时候和怎样整理的？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在“二月逆流”的条目中说：“二月十六日下午，继续开碰头会。这次会上，斗争更加激烈，即所谓‘大闹怀仁堂’。散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立即向江青汇报，并于当晚整理出<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材料，由江青安排，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见该书第408页）
此后许多著作，如《大雪压青松——“文革”中的陈毅》、《谭震林传奇——从印刷工到副总理》、《中国元帅聂荣臻》、《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四人帮”兴亡》等等，都采用类似的说法。
应该指出，这样说不符合历史事实。从档案中可以查到，是周恩来让王力整理一份2月16日怀仁堂会议记录，他还在紧要之处作了若干修改。其用途是为从2月25日到3月18日开政治局生活会批评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用。试想这样的会议记录当天晚上能整理得出来吗？
王力是“大闹怀仁堂会议”的参加者。他说：……会议开到七点，总理说：“现在时间到了，以后再说吧！”就宣布散会，总理没当回事。刚一散会，姚文元就对我说：“王力，你要站稳立场，这是一场大的斗争。”张春桥约王力和姚文元到他的房间说：“今天这个问题很大，要将情况对一对。”我也赞成对情况，我说不能歪曲事实。我记下了要点，当时认为是不对的话，都对上了，包括总理、康生、陈伯达的。注意：他们说的是对情况，不是说整理记录。接着张春桥去报告江青，姚文元和我是一起去的。张春桥向江青一条一条讲，江青暴跳如雷，说“这是一场新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周恩来、康生、陈伯达在路线斗争中动摇。”江青说要立即报告主席，“你们三个人都要去。”江青马上打了电话……晚十时左右，我们到了主席那里。（《王力反思录》北星出版社，2001，第979—980页）
可以看到，王力根本没谈到2月16日当晚整理会议记录的问题。按照王力的说法，这次会议从七点散会，他们三人 “对情况”，接着向江青汇报，十点左右到主席那里“告状”，其间不过三个小时，他们纵有三头六臂也整理不了会议记录啊！
再看看经手印刷会议记录的王广宇的说法。王广宇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即办公室主任），他写有一篇《我是“二月逆流”会议记录稿的唯一见证人》（收录在2009年由红旗出版社出版的《问史求信集》）。他说：1967年2月中旬一个晚上，王力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在场的还有关锋。……王力交代说，这是一份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的记录稿，是我同春桥、姚文元回忆追记的，经伯达、总理修改后，现在准备印发有关同志。王力把记录稿和张春桥姚文元留给他的信一起给我看（此时张春桥、姚文元已回上海）。张春桥给王力的信中说，看了王力执笔的这份记录稿，觉得大致就是这样，没有什么补充修改。并嘱王力把这个记录送伯达、总理过目后再发。我翻看了一下王力执笔的这份2月16日怀仁堂会议的发言记录。我看这份记录稿是经总理、陈伯达看过修改后的稿子，不太记得陈伯达有修改的字迹，只是周总理亲笔在记录稿上作了几处补充。周总理的补充字数不多，都是加在发言中间的插话。我印象最深的一处是：当谭震林气呼呼地说：“我不干了，叫你们干吧！”时，拿起衣服和帽子就要退出会场。这时，周总理拍了桌子严厉地说：“回来！坐下开会。”这段话王力的原稿未记，周总理作了补充，还补充了几处字数不多的插话，内容记不清楚了，记录稿后边署名是张春桥、王力和姚文元追记。?
2月1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记录和相关内容，办事组的工作人员无一人知道，王广宇是惟一见证人。根据他说，“大闹怀仁堂”会议记录，更不可能是2月16日当晚整理的了。


记　忆　　　　　　　　　　　　　　　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８日第４期
ＲＥＭＥＭＢＲＡＮＣＥ　　　　　　　总第一Ｏ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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