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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关锋、戚本禹是三个“姥姥不亲舅舅不爱”的人，文革中跳高被整肃，文革后再次被清算。不仅至今“红黑两道”视其为敌，而且身上被泼了许多脏水。这几个文化人在文革中都干了什么？为什么被许多人深恶痛绝？毛泽东为什么力主抓他们？他们成了谁的替罪羊？戚本禹为什么被判重刑？出狱后三个人不同的生活态度，都值得研究。
在这三个人中，王力资格较老，职务最高，参预的事最多。此人解放后位居中联部副部长，曾十次赴莫斯科参加中苏谈判，参与起草了许多重要文章。文革后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一，号称中央文革一号笔杆子。“揪军内一小撮”、处理“七。二0”武汉武斗事件和“八.二二”火烧英国代办处都与他有关系。尤其是篡改中央至武汉军民一封信和“八七讲话”，被毛泽东严厉批评，被周恩来定义为“坏人”。
关锋虽然14岁就入党，1938年就担任过乐陵县委书记。解放后却一直从事理论研究和新闻媒体工作，先后在中央党校、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前身，包括陈伯达、胡乔木、艾思奇、胡绳、田家英、邓力群、张仲和、胡绳、王忍之、柴沫、逢先知等中共一大批理论智襄，后来的两报一刊许多领导人或编辑均来自这里）《红旗杂志社》工作，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一。他在文革中的主要活动是写些理论文章，极少有现行问题。最大也是导致其倒台的原因是1967年1月10日，拟定《解放军报》的“宣传要点”时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并且在7月底主持起草《红旗》杂志八一社论，强调要以“揪军内一小撮”为主题，引起毛泽东震怒被抓了起来。
戚本禹在这三个人中职务最低、资历最浅，却是最活跃的一个。1949年才入党的戚本禹，不到十八岁就被选入中南海做机要工作。爱写文章，文笔很好，据说带有鲁讯的风格。1963年8月一篇题为《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引起学界一场较大的争论，受到毛泽东的赞扬。后来又写了《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一文，矛头对准了彭德怀，因此被提拔出任《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1967年4月1日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被称为“讨刘战斗檄文”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1966年他是《中共中央通知》的起草人之一，成为中央文革成员。
对戚本禹的定罪包括：煽动迫害刘少奇、朱德、彭真、邓小平、陶铸、贺龙、陆定一、罗瑞卿、彭德怀、杨尙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指使造反派韩爱晶、王大宾等对老干部进行批斗迫害，策动聚众“打砸抢”等。
戚本禹与群众造反组织联系较多是事实存在的。北京红代会领导人李冬民在回忆文章中也提到，1967年成立的红代会“红代会的权力机构叫核心组，我是核心组组长。当时上面插到北京市中学的有两条线：一个是张根成（中央文革办事组成员），代表中央文革戚本禹;一个是刘丰，代表卫戍区李钟奇。”、“戚主管中学工作，中学里三教九流的这些事，他都知道。我们接触很随便，什么意见都可以谈。我觉得他什么都明白，又装糊涂，痞拉吧唧的一个人。北京的中学生们老踩乎(编者注：北京话，看不起的意思)他，特别是老红卫兵和后来称之为联动分子的这些人，动不动就说戚本禹是17 级的“大干部”(意思级别太低)。也许他也有些自卑感?” 正因为此，一些红卫兵的活动都冠上了戚本禹指使、挑动、煽动、组织，从而把造反组织的“罪行”加到了他的头上。
周恩来在１９７０年１月２４日接见中直系统文化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宣队代表时说：“戚本禹是野心家，是跑腿的，活动能力很强。他无孔不钻，文化方面他钻的地方最多。江青同志不让他去，他硬要去。他还到煤炭部、化工部，工厂也到了，工厂到二七车辆厂、首钢。所以工业单位也要搞，文化方面他和体委的刘长信，卫生系统的孙正有来往。他两个儿子证明也不是好人，他能伸就伸，对样板戏也插手，乱改，特别是对交响音乐《沙家浜》和《白毛女》。杨成武那篇文章主席很不满意，大树特树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能登出，但戚本禹一定要登。后来登在第二版上，杨成武还不满意。戚本禹道歉，王力还给送像章慰问。互相勾结，暗地活动，以后才揭发出来在中央办公厅有彭、陆、杨还有田家英、他完全是跟着田家英走的。田家英有很多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言论，派人搜他们的东西，别人的东西都收回来了，就田家英的没有收回来。有主席的手稿，丢了好多，是戚本禹串通的，第二天田就自杀灭口。戚本禹这个人写东西也是不能写的，过去我们也是受了骗的。《评忠王李秀成》那是根据主席思想，请历史研究所帮他写的，以他的名义发表的。这说明对一个人的认识是要经过相当一个时期考验的。经过考验知道戚本禹是这么一个人，他的根子是很深的。”
周恩来这段话排除了毛泽东、江青，把他列入了田家英、彭真、陆定一、杨尚昆一党。说他是“跑腿的”和“根子很深”难道指的是这帮人？
但是，“破四旧”的罪名按在他的头上确实有点冤。因为有证据表明戚本禹对保护文物方面有功。
《党史博览》上公开了两份材料，一份是《戚本禹同志与图书、文物、考古、博物馆等单位革命造反派代表座谈时的讲话纪要（1967年1月27日下午4时45分至6时30分在全国政协礼堂三楼会议室）》，这是由北京造纸总厂、中国书店、新华书店、人民文化出版社（原中华书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化部图博文物局、北京图书馆、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十二个单位造反派共同整理的，整理时间是1967年1月30日。
另一份是参加座谈的十二个单位造反派于1967年2月15日联合印发的《关于保护古旧书刊、字画的倡议书》。这次座谈会的主题是对古旧书处理问题。当书店的代表提出古旧书没有人买的问题时，戚本禹说：“我就要去买，有些书需要看。当然这些书不要大量到群众中去。你们造反派也不赞成烧书。你们可以搞个倡议，线装书不要烧，你们看怎么办？有的书可以低价收购，低价售出。搞文科的要看这些书。将来可以内部发行。少数人要搞这些东西。不论哪个阶级起来造反，都要拿这些东西在制造舆论。” “有些古书一部几百册，今后大批印不可能，还是要收下来。收书没有地方放，我给解决。图书馆送给你你就要。”、 “北京图书馆的书是国家财产，任何人不许动，这是群众的财产嘛！”、“古物、古书画有的集中起来。我是不赞成烧的，真的烧了就烧了，没什么了不起，要想开一点，以后要保护。红卫兵抄了多少，放在哪里调查一下，写个报告。古书画、古物先集中保管起来，这是全国性的。这些东西将来归故宫，归历史博物馆保管。地方上的东西不少，要送文物局选，抄家的文物要管起来。有的可交文物商店。东西不要落入个人手中。一切交回国家。文物局、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共同搞。这些事明天就组织搞。不管是哪一派都要管。第一、图书鉴别；第二、文物保管；第三、不要烧。”
根据戚本禹的指示，这十二个单位的造反派联合向全国红卫兵和造反派发出《关于保护古旧书刊、字画的倡议书》。提出“红卫兵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立即行动起来，加强对古旧书刊、字画、文献史料的保护工作”、“全国大中城市原古旧书刊的收购部门，应该恢复收购，限制流通；全国各地图书馆、文化馆以及机关、团体、学校等单位所存古旧书刊、字画、文献史料，在未鉴别前，暂行封存，不得随意处理；各造纸厂收到的古旧书刊、字画、文献史料，要暂行封存，妥善保管，与当地有关部门革命造反派共同鉴别处理；”、“个人所藏古旧书刊、字画、文献史料亦不得随意销毁。个人交售、捐献的古旧书刊、字画、文献史料，各有关部门应该欢迎、收购。”
抓捕“王关戚”起于1967年8月25日，周恩来在北京约谈从上海毛泽东那里回来的杨成武。周恩来将“王力八七讲话”并附言要杨成武向毛泽东汇报。听取汇报的毛泽东第二天对杨成武说： “我说你记”：“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革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你回去告总理马上办。”。当杨成武记录完走向客厅的时候，毛泽东又把杨成武叫住说：“是不是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他做检讨，争取一个？”杨成武当天见到周恩来，传达毛泽东指示，随后将王力和关锋隔离。虽然如此，毛泽东在戚本禹后来的信中批示：““已阅，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 以上过程引自逄先知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毛泽东此时仍称同志，显然是作为内部矛盾处理。而且在王力和关锋“请假检讨”的五个月后，才宣布戚本禹“请假检讨”。毛泽东对戚本禹的态度显然与王力关锋不一样。
有文章提出戚本禹最终被打倒源自陈伯达。1967年12月，陈伯达在《红旗》杂志编辑部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在《红旗》杂志，除了我之外，在揭发王力、关锋的问题时，所有的人都可以揭！”。于是，《红旗》杂志的造反派、中央文革的人员开始攻击戚本禹。在1968年1月中央宣布戚本禹“请假检讨”后，没有得到王力、关锋同样待遇。而是与起草“揪军内一小撮”八一社论的副总编辑林杰一起直接被送到了秦城监狱。戚本禹自1968年1月进秦城，到1983年的15年时间计入刑期，需再加3年，直到1986年才出狱（林杰坐了13年，此人在出狱后同戚本禹一样，没有隐瞒的讲述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来龙去脉）。
出狱后的戚本禹在上海图书馆当管理员，后任某公司高级顾问。他有一女二子，女儿在北京东城某商店当职员，已与一高干之子成婚。大儿子已去日本留学，他目前和妻子邱云英及小儿子一家住在一起。
1986年刑满释放的戚本禹，不像王力那样为自己百般辩护（据王力之子王鲁军在《王力反思录》再版后记所讲，王力生前曾103次向党中央提出申诉，要求中央对他作出正确的评价。他的主要论点是推崇毛泽东，敬重邓小平，咒骂四人帮和林彪），也没有如关锋一样对“文化大革命”奉行“四不原则”（不看、不想、不谈、不写），“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做蛀书虫！”。仍然像当年的“戚大帅”风格，博览群书，主攻明史。消息灵通，认真研读各种有关文革文章。尤其在思想意识方面，仍然忠诚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自己的历史不避诲，敢于通过事实回击造谣中伤。他以亲历者的身份，驳斥了所谓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在美国出书中伤毛泽东，透露了许多文革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历史秘闻。
在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之际，他发表了《亲聆毛主席讲五七指示——敬以此文纪念毛主席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文中对包括一些中央级老干部回忆录和文章中的许多造谣进行了批驳，对毛泽东与江青的关系、对一些老干部的政治思想和生活作风、对毛泽东“五七指示”的意义作了深刻的解剖和披露。
按照吴法宪回忆录的观点，中央文革的三根笔杆子王力丶关锋丶戚本禹,是由於锋芒太露丶功高震主才被拿下，这三个人是“替罪羊”。说三个文化人功高盖主也许只有吴法宪这种草包才能想到，而“替罪羊”又是替谁的罪？
就当时政治形势而言，“揪军内一小撮”是最大的问题，也是毛泽东最恼火的。而“揪军内一小撮”虽然这几个笔杆子是捉刀者，但所有的问题都指向了林彪。是林彪1967年1月批准了《军队宣传方针》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概念，又是林彪主持下《两报一刊“连篇累赎的宣扬“揪军内一小撮”，包括林彪的公子林立果都发表“揪军内一小撮”的文章（1967年7月22日，《解放军报》以红尖兵笔名）。而主持掀起批武汉和整肃武汉军区领导的也是林彪，难道吴法宪指的是替林彪的罪？
陈伯达当时不仅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而且是《红旗》杂志的总编辑，无论是中央文革还是理论报刊，陈伯达都是“王关戚”的顶头上司。难道他们是替陈伯达顶罪？
无论是“揪军内一小撮”还是武汉“七二0事件”，包括外交部事件，既使在否定文革的后来，也很少涉及到四人帮。显然不是替他们顶罪。
“王关戚”都是毛泽东“无产阶级司令部”里面的人，毛泽东宽容了有“兵变性质”的武汉“七·二○”事件的首要陈再道，却对王、关、戚采取一杆子整到底的断然措施。
“王关戚”被停职检查前的1967年8月7日，王力发表了针对陈毅的"八·七讲话"，煽动外交部的造反派姚登山夺外交大权。又发生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围攻苏联驻华大使馆等涉外事件。８月２５日“五·一六兵团”的头头和骨干分子全部被抓。8月30日，王力、关锋被“打倒”。他们最后定的是 “5.16分子”，其中包括红卫兵五大领袖。而“清查五一六分子”与周恩来有很大关系。（王力的“八七讲话”如果结合香港工人斗争和周恩来对外交部保陈毅的“91人外交官大字报”的态度，会有新的发现）。
毛泽东对戚本禹的偏爱也许最终害了他。文革后的1982年王力和关锋被开除党籍，免予起诉。而对戚本禹，不但开除了党籍，还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和聚众打砸抢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有一种说法王力受到邓小平的庇护，因为他是第一个而且最早在84年就提出“我们通过整风应该树立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内团结”的人）
戚本禹的重判很可能是因为1967年1月中南海内的批判“刘、邓、陶”大会。笔者在《谁能在中南海揪斗刘少奇》一文中提出，外人是进不了中南海的，能够在中南海批斗国家级领导人的基本都是中央机关人员，中央级领导干部子女，外部红卫兵只能在中南海外围喊口号。中南海当时既有中央机关以闵耀良和洪雪竹为代表的 “中南海红色造反团”和“中南海红旗造反团”两大“造反派”组织，又有“红二代”组成的不同红卫兵。戚本禹时任中央秘书局秘书室副主任（主任田家英），又是中央文革成员，指其为罪魁祸首并不冤。
在“王关戚”这三个人中，戚本禹是值得研究的一个人物。即使身陷囹圄，也没有改变自己的信仰和坚持。他没有像很多老干部夸大自己的历史作用来博名，没有像汪东兴、陈伯达、胡乔木、王力、吴法宪等人那样千方百计为自己辩护脱罪。没有像李志绥、阎长贵、杨银禄、王广宇等秘书那样靠编造领导家事和所谓的真相赚钱，也没有像许家屯（江苏省委书记）、李锐（中组部副部长）、朱厚泽（中共贵州省委书记，中宣部长）、李昌（中纪委书记）、郑必坚（中央党校副校长）、胡绩伟（人民日报社长）、李慎之（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普（新华社副社长）等所谓“两头真”的人物那样展开对自己曾经的信仰反噬，他有自己的坚守。
戚本禹不是机会主义者，不是见利忘义的“变色龙”。可以说他是顽固不化，或者是死不悔改。他做了许多错事，很多人因为他而受到伤害。但是，他对毛泽东的忠诚，对毛泽东思想的维护。对自己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无悔，至少在人格和伦理道德上值得尊敬。
2014.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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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8-17 22:3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