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国强 王申酉：一个以身殉道的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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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国强

王申酉是“文革”时期著名的民间思想家之一。尽管从年龄上讲，他与遇罗克、李洪山、周泉缨、杨曦光等人属于同一代人，不过从传世的著述文献看，他在“文革”时期民间思想谱系中的地位显然要高于前者。其思想的系统性和深刻程度仅次于顾准。

　　王申酉的思想之所以比较深刻，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是他的思想成熟于1970年代中期，此时“文革”的消极后果已经明显地显现出来；此外，从个人主观因素方面分析，我认为有以下三点值得注意：第一、他具有较为广博的知识和较高的文化理论素养；第二、他的人生道路虽然短暂却十分坎坷，因而具有与众不同的社会生活阅历；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他在批判、反思现实的时候，比较彻底地摆脱了个人利益的考量。

　　王申酉1945年生于上海，家庭出身是“工人阶级”。按照当年的习惯说法，他大致可以算作“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红五类”。因此，在小学和中学时代，他与他的同龄人并没有什么显著的差异。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长期的正统教育灌输以及受此制约的课外阅读，一方面强化着他的朴素的阶级情感，另一方面也培育了他的革命理想主义情结和英雄主义人格。其中后一个方面对他未来的人生道路具有重要的潜在影响。

　　到1960年代初期，在他开始接受大学教育的时候，他的思想发生了一些转变。导致这种转变的触媒是理想与现实的捍格。随着年龄和社会阅历的增长，他日益觉察到当时高调的政治宣传和严酷的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的强烈反差。他的困惑与不满也与日俱增。当官方传媒将新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吹得天花乱坠的时候，他直接感受到的却是物质与精神生活的极度匮乏；当领导上大力倡导“三老四严”作风的时候，他看到的却是普遍存在的弄虚作假和“浮夸风”；当举国上下高唱“团结奋斗”、“从胜利走向胜利”凯歌的时候，他看到的却是持续不断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革命队伍不断发生分裂，党和人民的利益受到极大损害；当学校领导大力宣扬高校师生下乡参加“社教运动”的积极意义的时候，他看到的却是国家领导人思想中的反智主义倾向和知识分子不务正业时的无奈……。他将自己的感想写入日记。不料他的日记在“四清”运动期间被担任班干的“进步”同学偷看，并摘抄上报给学校党组织。他从此被组织上打入“另册”，他的人生悲剧由此揭开序幕。

　　在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前，王申酉对现实的困惑和不满主要建立在个体的和感性的经验基础之上。他凭经验和直觉意识到当时社会的某些病态，但他无法确切地回答问题究竟出在那里。他一度将家庭的贫困归结于中国经济的落后，因而抱着“科技报国”的理想，刻苦钻研自然科学知识，希望对国家的富强作出贡献。他也曾经像当时绝大多数忠厚善良的中国老百姓那样，试图努力说服自己，在那种种看似荒谬的言行背后隐含着某些自己无法领悟的深刻的积极意义；他也曾经像那些具有“原罪”和“救赎”心态的人们那样，试图通过超乎体力极限的“社会生产实践”改造自己的灵魂与世界观，经过“炼狱”的考验脱胎换骨获得新生。这种混沌的心理状态一直持续到1966年“文革”爆发。

　　“文革”初期，他积极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在华东师大贴出一张很有轰动效应的大字报，揭批党委书记常溪萍。但很快他便因所谓“历史问题”（“日记事件”）遭到相互对立的群众组织的一致排斥，被剥夺了“造反”的权利，沦为一个“逍遥派”。这种屈辱遭遇进一步加剧了他的叛逆倾向，同时也使他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去独立地进行观察思考。他敏锐地觉察到群众“造反”运动背后隐匿的政治依附关系，也意识到“打破一切框框”口号背后“事实上下了一个最棘手的框框”。当他读到作为“反面教材”广泛传播的彭德怀、邓拓等人的著作的时候，他非但没有激发出“革命的义愤”，反而认为彭德怀、邓拓们的“骨头是硬的，中国很需要有这样的人物”。受到他们高尚人格的激励，他立志要做一个“不是为了上升而昧着良心盲从的、有魄力的刚强的人”。这使他很快再次成为打击迫害的对象。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他被组织上“隔离审查”达一年多；1970年“一打三反”，他经由上海市革委会文教组审判，受到“敌我矛盾性质，不戴帽子，监督劳动”的处分，先后被发配到苏北大丰农场和上海市郊奉贤“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人们常说“愤怒出诗人”。大致同理，我认为个人和社会的不幸是孕育杰出思想家的精神摇篮。现在回想起来，王申酉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某种偶然性。如果新中国前十七年间的革命和建设没有出现那么多的曲折反复，社会安定团结，人民生活富足，他根本不会对现实产生任何怀疑和不满；如果党和群众组织宽大为怀，不把他打入“另册”加以极力排斥，即使他对现实有诸多怀疑与不满，他也依然有可能苟且立于“人民内部”，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如果组织上对他“控制使用”，让他专心致力于自然科学研究，他也可能会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终身以自然科学研究为志业，“用业务来充实头脑，用消极办法来逃避现实政治”，而不会去涉足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上述种种事实终于相继发生。客观辨证地看，这既是作为社会公民的王申酉的极大不幸，同时又是作为思想家的王申酉的某种幸运。结果中国少了一个平凡而敬业的科技工作者，多了一位苦难而深邃的思想家。

　　从某种意义上讲，“先知”与“后觉”、“勇士”与“懦夫”之间往往只有一步之遥。因为每个人的天性中都同时具有“向善”的一面和“阴暗”的一面。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活生生的个人，王申酉的身上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上述两种特性。他的日记向人们显示，当年他积极要求“入团”和积极参加“造反”，其主观动机中也包含着若干自私自利的现实功利主义考量。这时的他——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那样——是猥琐的甚至是卑鄙的。在被当作“敌我矛盾”处理后，他也一度意志消沉，甚至还想到出家当和尚。然而所幸的是，部分出于个人与生俱来的智性良知的驱使，部分出于后天培养起来的革命理想主义情结和英雄主义人格的熏陶，部分出于外界环境的种种压迫，他天性中向善的一面终于战胜了阴暗的一面。孟子曾经将“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看作个人道德品格的最高境界。王申酉一生从来没有发达过，所以“富贵不淫”一条无从谈起，但自从他从“文革”初期的“造反”运动中淡出后，直到他1977年春被处决时为止，他的确是“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信条的坚定实践者。因此，他成了“先知”和“勇士”，而没有沦为卑鄙势利的小人或随波逐流的庸人。

　　王申酉的一个相伴终身的爱好是读书，而在他被发配劳动改造期间，组织上对他唯一无法明确禁止的活动就是阅读“红色经典”。因此，从1970年到苏北大丰农场开始，他便在繁重的劳动之余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和其他相关论著。最初，这种阅读对他来说不过是排遣寂寞、消磨时光的消极手段，就像他此前曾经勤奋地学习外语和无线电知识那样。但是很快地，马克思主义经典中的那些睿智和洞见便使他感到折服。消极被动的阅读转化成为一种积极的研究、探索与对话。他希望籍此“掌握数千年来古今中外历史的演变，洞察现在的环境、现在的社会”。他还千方百计地从书籍、报刊和收音机中努力了解国内外时事，特别是外部世界的最新发展。这种持续不断的学习终于极大地拓展了他的视野，提升了他分析和认识问题的能力，使他能够“用另一种眼光去考察整个社会”。当他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系统反思“鸣放－反右”运动、“大跃进”运动、庐山会议和“全党反右倾运动”、“社教”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及其思想根源便十分清晰地显现出来。

　　简单说来，王申酉在“文革”时期乃至当代中国思想史上的贡献，主要表现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理论，对新中国前二十多年间占据主导地位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泛道德的政治观（或曰泛政治的道德观）和唯意志论所进行的分析与批判。

　　他依据马克思主义“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指出：人们在考察任何一种社会经济形态时，不能仅仅根据其外表形象或它自称如何如何得出结论，而必须按照一种正确的社会科学理论为出发点，系统考察这种社会形态的物质生产活动方式、产品的交换与分配方式、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建立在上述经济基础之上的一切法律和政治设施、一切意识形态领域的精神活动等等，才能科学地界定这个社会形态的属性及其归类。他认为机器化的工业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主导下的社会化的分工协作，是现代社会经济形态的两个根本性标志，也是建设科学社会主义的必要前提。他还特别强调指出：单纯的“人类的集体劳动并不一定会使生产方式发生质的变革，只有借助生产工具的变革，由协作、分工、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到利用机器的大工业，才会使生产方式由量变发展为质变”。

　　他还依据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五种形态理论，指出人类社会中依次发生的经济形态都是属于历史性的范畴，人们不能依据主观愿望跳过或无端超越某种经济形态发展阶段。他像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样，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给予了客观公正的评价，指出“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样一种历史性经济范畴，我们并不像资产阶级辩护士所鼓吹的那样，认为它是永恒的，但也不赞同一切空想社会主义者们的主观意见，以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可以跳过它或者在它没有最充分地发挥尽它的历史作用之前彻底抛弃它，可以在它没有为社会主义创造深厚的物质基础之前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我们所要做的是深入地研究和考察这种生产方式的固有规律和矛盾，尽可能充分发挥它的历史作用并减轻它的祸害，缩短它的寿命，限制它的一切破坏作用，创造一切条件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他还引证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等人对俄国“民粹派”的批判，指出“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意义是与历史发展成反比的。……尤其在农民阶级远远超过人口半数的国家里，一些空想社会主义的信徒们往往从保守的农民阶级立场抨击资本主义，他们提倡的社会主义按其内容来说，不外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及生产方式，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这样，空想社会主义对社会只能起了反动的作用”。

　　与上述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相对照，他认为新中国前二十多年间的革命和建设践带有若干“空想社会主义”的性质。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构想，积极致力于用行政手段强行干预社会经济活动，尽一切力量阻止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因素的发生，试图建立一种政府行政主导的、以“村社”为基本单元的、集“工、农、商、学、兵、政、党”为一体的“小而全”的社会政治经济管理与发展格局。这种构想不但丝毫没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味道，而且根本违背了一般的现代社会发展趋势。从它的实践结果看，不是削弱而是强化了传统的自然经济基础，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三大差别，不是促进而是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与世界上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因此而越来越大。

　　此外，他还多次对当时充斥于领导者思想中的泛道德的政治观和唯意志论进行了无情的嘲讽与批判，揭示了这些观念所包含的唯心主义本质。他说：“在我读过的任何马列经典原著中，我从来没有发现过只要进行单纯的道德说教－－事实上往往是禁欲主义的基督教的变种－－就能改变生产关系本质的说法的丝毫痕迹。相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复批判过那种旧的、还没有被排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在他看来，诸如“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急用先学、立竿见影”之类的流行口号，丝毫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色彩，而是中国宋明理学的唾余、佛教禅宗的道法。

　　王申酉的上述分析论述，无疑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有的放矢，击中要害。

　　深刻思想的产生，不仅要求思想者具有深邃的洞察现实的能力和卓越的领悟经典的能力，而且要求思想者具有某种超然的立场。换句话说，杰出的思想家必须具有宽阔的胸襟和强烈的普世关怀情结。狭隘的利己主义考量往往会遮蔽思想者的视野，阻厄其认识的升华。按照王申酉自己的说法，他阪依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收获，是“马克思主义完全把我带进了另一个精神境界”。这使他能够理性自觉地将个人问题的成因放置到社会和时代的大背景中去加以理解，将个人命运的改变与整个国家政治前途的考量紧密地联系起来。他在致恋人的信中说过：“我们正是从全人类的命运及整个历史的广泛角度来观察一切，才使我们的生命具有历史的性质。我们较少关心注意我们在现存环境中的个人处境，即使关心也只是为了使我们有较好的条件来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观察人类及其历史。”他还指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与人的关系归根结底属经济关系的范畴，是某个特定经济形态的反映。……现在人与人之间关系是残酷的，相互钩心斗角，这是社会现实造成的。就是政治斗争的形式也是由特定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正因为我国经济形态还很落后，不文明，决定了政治斗争的形式必然是残酷的。” 他清醒地意识到，他的个人悲剧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他只是那个时代众多牺牲品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单元，通过不择手段的方式实现个人命运的改变无助于拯救国家社会于万一，而且他也不屑于去“玩狗咬狗的把戏，丧失人格去咬别人，做狗的勾当”。 因此，当绝大多数中国人还沉湎于“文革”所带来的幻灭的时候，当绝大多数“异端”思想还局限于对某些领导人的道义谴责的时候，当许多受到镇压的群众派别成员还在为了争取“平反”和“落实政策”而相互攻讦的时候，王申酉同顾准一样，已经走出个人悲剧的心理阴影，抱定“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信念，以一种自主的和超然的姿态去探求中国问题的社会历史成因。这种思想与精神境界的升华，不但有效地化解了王申酉的幻灭与伤感，激励了他的勇气和斗志，而且还帮助他建立了某种“恕道”。他曾经十分自豪地宣称：“我不是从个人恩怨出发，而是基于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坚定信仰得出（我的世界观的）”。他还说过：“我的政敌可能遍布全世界，但我几乎没有一个私敌”。

　　无论在哪个时代和国度，杰出的思想家总是无法逃脱精神上的孤独。他们的思想观念超越了他们所处的时代，因而曲高和寡、应者寥寥；他们的言论行为突破了一般世俗的常规，因而常常令人侧目。更有甚者，在那些落后愚昧的时代和国家里，他们不但自己要为自己的信仰付出沉重代价，而且野蛮的株连制度还会广泛地殃及他们的朋友和亲人。因此，他们不但要有勇气面对邪恶保守势力的打击迫害，而且要有勇气面对来自亲友们的善意劝戒和质疑。王申酉也曾经为此而感到苦恼。时代的荒谬常常将他逼到一种道德伦理的两难绝境，大大加剧了他的精神重压：一方面，他的坚定执着的性格不容许他放弃自己的信仰；另一方面，他的善良仁厚的性格又使他感到愧对他的家人和恋人。每当他在现实生活中感到绝望和窒息的时候，他不得不退距到个人的主观精神世界里。他需要常常穿越岁月的长河，从历史上的杰出人物那里寻求精神尉籍，汲取生存下去的勇气和力量。

　　历史地看，任何具有实质内容的思想理论体系，都必然地同时具有“永恒的”和“当下的”两种意义。那些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广泛影响的思想，都必然地包含着一些人类共有的理想价值诉求——如自由、平等、博爱，公平、正义……等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也不例外。它们不是凭空诞生的，而是对此前人类文明的一种继承与发展。因此，它们实际上也包含着一些人所共知、不证自明的价值观念预设。比如马克思就曾经说过“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可见他对“自由”价值的推崇。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他们的思想在由观念形态向制度形态转换的过程中，特别是当它们被从西方语境移植到东方社会的革命实践中时，有些不可或缺的价值观念预设似乎被有意或无意地屏蔽了。马克思主义遂由一个系统完整的社会发展变革理论体系，被简单化约成为若干细碎化了的革命信条和策略方案。从这个意义上讲，1980年代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如果这种讨论能够深入开展下去，将会有助于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判断与工具理性之间－－也即在革命的终极目的和革命的手段方式之间－－建立起一种积极健康的制衡关系，从而使我们的革命实践更加富于人性化特点。另一方面，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出发，还是从自由主义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出发，我们都不宜将马克思主义看作某种僵化的、一成不变的教条。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特定时代的历史产物，必然带有那个时代的特点和烙印。它对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批判是空前深刻的，它对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批判也同样深刻。因此它的确堪称是人类社会思想形态发展的一个高峰。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广泛认同并不意味着宣告人类思想发展的终结。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人们对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认知也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一个固定的水平上。所谓“顶峰论”的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至于像新中国前二十多年间那样，借助学术思想以来的力量建立起一种“话语霸权”，将对“红色经典”的研究与阐释由少数人垄断起来，“独此一家，别无分号”，认识稍有歧义便冠以“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罪名，则更是可悲可笑到了极点。那种做法的本质是根本不要思想，而不在乎你想的是什么，殊途同归也是不允许的。那个时代的许多口号与实践不但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甚或可以说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昭示我们：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必须以人们的社会实践为基础，思想和理论的本质内容是人们社会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只要人类社会没有终结，思想的探索就不会停止。当我们遵循上述观点，用今天的眼光来分析评价“文革”时期的各种“异端”思想，我以为王申酉之所以比遇罗克、周泉缨、杨曦光等人更为深刻，是因为他接纳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方法。而他与顾准相比还有一些差距，是因为他还没有来得及完成“由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彻底转变。他对当代中国问题的病理学诊断是基本正确的，但他没有为我们开出治愈那些疾病的有效药方。我倾向于将他的思想局限性归因于他的生命的短暂，否则他是很有可能达到甚至超过顾准的。因为如前所述，王申酉对马克思主义的接近与接纳直接根源于各种社会现实的刺激。这种潜在的经验主义思想发展径路预示着，如果他今天还活着的话，他会一以贯之地以当年那种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迎接各种新的社会现实的挑战。他会不断地提出新的疑问，并努力通过各种途径去寻求新的答案。他会继续往返穿梭于“经验”与“智性”之间，尽一个先知应尽的职任。

　　[原文发表于《现代人文评论》200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