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大富、刘才堂：关于周恩来接见清华大学学生的史实及其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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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周恩来接见清华大学学生的史实及其辨析

蒯大富 刘才堂

一、蒯大富的回忆

　　１９６６年７月３０号晚上，又是贺鹏飞广播通知我：“蒯大富，晚饭后请到静斋来。”我吃完晚饭就到静斋去了。贺鹏飞告诉我说：“今天晚上有人找你谈话，你就在甲所等着。”

　　后来他就把我带到甲所，那大概是我们清华大学唯一有沙发的地方。我就坐在沙发上等。从７点开始等，８点、９点、１０点，没有人来。１１点我就找到贺鹏飞，质问他：“贺鹏飞，这是怎么回事？”

　　贺鹏飞说：“让你等，你就等着呗。”

　　１１点了，我就坚持不住了，因为是夏天，犯困打瞌睡，到了１２点、１点、２点，我靠在沙发上，穿个衬衣，就睡着了。

　　从７点到２点等了７个多小时。快到２点的时候贺鹏飞进来了，把我摇醒：“蒯大富，醒醒，快醒醒。”我赶快揉揉眼睛，用手擦擦嘴角。
　　“找你谈话的人来了，快坐好。”他说。

　　我就赶快坐好了。正说着门口就听到停车声、开关车门声、脚步声，然后有人进来了。

　　来的人一进门我就傻了眼，周总理来了！周总理这个形象当然是熟悉的。他在报纸上和电影记录片上的形象谁人不知，我不可能不认识。

　　当时我就蒙了，蹭的站了起来。周总理说：“你是蒯大富？”
　　我说：“是，总理。您怎么来了？”
　　总理说：“你坐。”
　　后面跟了一个秘书，周总理介绍说：“这是我的秘书，孙岳同志。请坐，请坐。”

　　我哪敢坐啊？我一介草民，小人物，当时也是被整得发木了，见了总理不敢有丝毫的放肆。我就站在那儿没动。

　　还是孙岳走过来，压着我的肩膀说：“总理让你坐，你就坐下吧。”

　　他把我给按坐下了。坐下来以后我就半个屁股坐在那沙发上，还是很紧张。

　　这不是什么谦让的问题，这是面对一个可以决定我命运的人。这个时候我还不知道王光美怎么了，也不知道刘少奇怎么了，一点也不知道。

　　你得非常佩服周总理的亲和力，就是和缓气氛的能力。他一开始先拉家常，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我说：“蒯大富。”
　　“几年级？”
　　我说：“三年级。”
　　“哪个系？”
　　我说：“工程化学系辐射化工专业９０２　班。”
　　“老家是哪儿？”
　　我说：“江苏。”
　　“江苏什么地方？”
　　我说：“江苏盐城滨海县。”
　　“哦，你们那儿是新四军总部啊。父亲母亲是干什么的？”
　　我说：“他们全都是农民。”
　　“政治面貌呢？”
　　我说：“他们全都是共产党员。”
　　“那你们家是老革命啊。我也是江苏人，我在淮安生，长到１４　岁以后才到浙江去的。所以我们是老乡啊。”

　　哎呀，他就这么轻轻地一说一说以后，我就感到，没有任何的敌意啊，最起码不是以审问的姿态出现的，还称呼我“老乡”。因为我从来没有和大人物面对面说过话，只在文化大革命中见到了薄一波。薄一波对我冷嘲热讽的，从来没有好好说话。怎么也想不到周总理会这样，我情绪也就放松了好多。这时我已经比较安静了，我也坐直坐正了。

　　周总理说：“那么我跟你说啊，今天没有别的意思，我受主席和党中央的委托来请你说说，请你从６月１号到７月３０号，不，３１号，今天已经是３１号的凌晨了，把你知道的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详详细细、明明白白地给我讲一讲，是你亲耳听到的、亲眼看到的，你自己真正的想法。能不能做到？”

　　哇，那我当然是毕恭毕敬。我说：“总理，我郑重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我向总理保证，我下面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我自己亲眼看见、亲耳听到和我自己真实的想法。”

　　周总理还特别给我保证了一句，说保证听我讲完最后一句话。

　　孙岳专门作记录。人家就是不太大的一个笔记本，唰唰地就开始记。

　　我刚开始讲了两三分钟，周总理自己也拿出个本子做些记录。

　　我从６月１号讲起。周总理基本上是在记，记得还比较详细，有的时候他听不清楚，还要我重复一遍，或者是哪个地方要强调一下结果是什么。因为事情刚过嘛，而且斗争那么激烈，全部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啊。

　　我开始一件事一件事地讲，每一件事都说得特别详细。

　　刚讲了不到二十分钟，咚咚地敲门。周总理说：请进。推开门，贺鹏飞进来了。他不叫周总理叫周伯伯，贺鹏飞说：“我们也想听听蒯大富自述的话。”

　　周总理说：“不行，今天我们就听蒯大富一个人说话。你出去吧。”贺鹏飞只好走了，我又继续讲。

　　又过了二十分钟左右，听到第二次敲门，贺鹏飞又进来了。进来以后还是说：“周伯伯，我也想听蒯大富自述的话。”

　　周总理生气了：“我跟你说了，我今天就听蒯大富一个人说话，不要其他人参与。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再进来了，不要再敲门了。”

　　以后贺鹏飞就再也不敢敲门了。我就一口气地讲，讲，讲。有的时候总理还发问，孙岳一句话都不说，就在那儿记。我从凌晨２点一直讲到５点。

　　５点了，天亮了。周总理打断了我的话，说：“我知道你还没有说完。这样，我下面还有个会，今天我们先谈到这儿，下午７点我派车来接你，去人民大会堂我们继续说。你今天说的情况是你一个人经历的，而且呢，你被关了１５天，所以在你被关的情况下清华有很多事情可能你不知道。这样，今天晚上我们再谈一次，你找三个人，你自己找，你找谁我接受谁。支持你的、同情你的、帮助你的，反正就是你喜欢的人，你找三个人，但是呢，不要全找被关起来的人，不要全找被认为是蒯派的，也可以找同情你的但没有被关起来的人，对学校外面的情况比较了解的人。那我们今天晚上继续说，能不能做到？”

　　我说：“能。”
　　“那好。”周总理站起来握手之后就走了。

　　我按照总理指示找了三个人。一个刘泉，刘泉的爸爸是浙江省的副省长。还有刘才堂。这两个人都是被整得落花流水的，和我同时被关，在全校挨斗的。还有一个沈台平，沈台平是三个人中没有被抓的，我一放出来后他就天天跟着我走，非常同情我，有好多事情他都帮过我。我找了这三个人。学校早就准备好了车，下午７点提前一刻钟，我们赶到了人民大会堂。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厅，后来我才知道是在河北厅，我和他们三个人坐在那儿等。

　　接着周总理进来了，周总理领着两个五十多岁的人，说：“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同志，这是你们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同志。我带他们来听你们说话，你们没意见吧？”说得很认真的。

　　我说：“我向总理和两位首长汇报。”一个是总理，那两个是省委书记，你说我能反对吗？
　　“好，那我们今天接着继续说。”

　　我、沈台平、刘才堂，加上刘泉，以我为主，就开始讲了。我说，如果我有说得不对的，记得不准确的地方或者不完整的地方，你们补充啊，随时补充啊。周总理也是这个意思，说：“你们补充蒯大富自述的话，看看他有什么说得不完善的地方，讲得不太对的地方。”

　　以我为主，他们三个人有时也插话。有的时候我说得太累了，他们就帮着我说。我们四个清华学生向周总理和两位省委书记汇报，从７点讲到１０点，又是三个小时。这样加上凌晨２　点到５　点我向总理做的汇报，在１９６６　年７月３１号这一天，周总理两次听我们汇报清华文化大革命情况，他总共听了六个小时。

　　最后我说：“总理，我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汇报完了，我向您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我亲眼看到的，亲耳听到的，想法也都是真实的想法。”

　　周总理说：“谢谢你了，非常感谢。我马上向主席和中央汇报。我今天晚上还有会，没有空陪你吃饭了，我请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同志做了一点夜宵，马上他们会过来。你们吃完以后有车送你们回去。再见。”

　　我们和周总理加上两个省委书记告别以后，他们就走了。一会儿，来了个穿着白大褂、戴着圆帽子的工作人员对我们说：“请你们到这边来吃夜宵。”

　　旁边有个小休息厅，在那里给我们一人面前放了一碗鸡丝汤面。哎呀，那汤面特别好吃。每人吃了一碗，香得不得了。吃完了以后，我们高高兴兴，又有车把我们送回清华了。

　　周总理找我汇报清华情况的时间是１９６６年７月３１日。第二天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我给周总理提供的实际是攻击王光美和刘少奇的炮弹啊。

　　近年出版的《周恩来年谱》记载了这两次谈话，但不知为什么，时间差了一天。《年谱》第１１２８页：（８月１日）按照毛泽东意见，负责处理清华大学工作组和文化大革命问题。本日，先后约王光美、叶林谈话，并两次找蒯大富谈话。

　　我询问了一些同学，并参照有关资料，可以认定《年谱》的记载不准确。

□　摘自蒯大富著《清华文革“五十天”》第二十节“周总理两次听我汇报”

二、刘才堂的回忆

　　关于周总理１９６６年７月对我们几位同学的亲切接见，我和刘泉同学有同样的感受。正如他在回忆文章中说的：“文革初期１９６６年７月，我有幸参加了周恩来总理一次亲切接见，零距离感受到周总理的伟人风范。我退休后，随着年岁越来越大，我的一个愿望越来越强烈，那就是要在有生之年把这次接见忠实地记录下来，留给后人，因为这是周总理辉煌人生的一个片段，也是被人民和历史评价为“十年内乱、十年浩劫”的文革的一个片段。周总理已经仙逝，不堪回首的“文革”之页已经翻过去了，我们活着的晚辈不记录下来的话，这个片段将永久地湮灭了。这是对不起历史的啊！”

　　的确如此。关于这次接见，我曾应刘泉的邀请简单地写过一段文字给他。现在又应孙怒涛的邀请再详细写一写。虽然文革的烟云已经散去，事情已过去了近半个世纪，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也已仙逝多年，那次接见的详细过程各人记忆难免有些出入，但周总理的音容笑貌依然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中。这次接见是清华文革的一个环节或片段，我想，简短介绍一下我当时所处的清华文革的背景情况还是有必要的。

◇　背景情况

　　我当时是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９０１班学生（大学三年级），团支部委员、副书记，班级生活委员，中共候补党员。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夜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火药味十足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名师生的大字报，清华不少同学当夜就赶到北大看大字报，当天夜里清华园内就出现了大字报。６月２日起清华就乱了起来，也没有谁下指令就基本上停课了。在最初的日子里，我也只是到北大，或在本校校园里看看大字报。大约６月９日，北京新市委就派来了工作组，而且每个班都派了工作组的人来。当时学校工作组组长是国家经委的副主任叶林，副组长是冶金部副部长周赤萍和林业部副部长杨天放。工化系的组长是张西薇（音méi，革命烈士张太雷之女）。

　　工作组一进我们系里，第一件工作就是让原来的党团组织以及班级辅导员一律靠边站，重新指定了年级和班级的领导小组（工作组员加学生代表）。像我所在的化９０１班、蒯大富所在的化９０２班党团支部统统靠边站。他们的工作形式就是像我们平时上课一样，按班级开展学习讨论和“批判学校修正主义路线”。学校系之间互相走动，或到外校走走看看是不允许的。文革开始后，我们都停课了，学生、老师自由走动，没人来管，他们说学生们像放羊一样。这在当时自然引发好动的清华学生们的强烈反感。

　　６月１５日夜间在图书馆旁二院的一间教室里，针对工作组强调要建立革命秩序的话题，我和我班同学舒仲用写学习心得的形式写了一篇大字报：《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革命秩序？》。大意是用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观察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的视角、观点来观察我们清华文革中的学生运动。因此我们作为运动的其中一员，希望得到工作组支持、鼓励而不是束缚。我班同学张存和帮助抄写，数力系一个同学单景德也签了名，贴在了大礼堂前新建立的大字报棚区的科学馆对面位置。

　　没想到这篇大字报惹来了大麻烦。因为几乎在同时，化９０２班的蒯大富等几十名同学就在我的大字报旁边贴上了一篇题为《工作组往哪里去？》的大字报，落款的时间是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６日。不仅如此，蒯大富还在我的大字报标题处用钢笔写下了那段关于“夺权”的著名的批语：“革命的重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争，把权夺过来了。现在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当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显然很刺激工作组的神经。更令工作组恼火之处还在于：我在６月１９日竟然又逆势写了一篇《为什么不能给工作组贴大字报？》真是火上浇油。我的厄运由此开始：

　　６月１６日白天我到大礼堂前看大字报时看到了惊人一幕：王光美在看我的大字报。陪同的，有清华学生贺鹏飞（贺龙之子）、刘涛（刘少奇之女）等。只见拍摄我的那篇大字报的相机闪光灯频频闪烁。现在我的那篇大字报的照片还在我处。王光美在报纸和新闻电影里出现过，我们学生看到过，我认出来了。我以为她个人来看大字报，觉得是新鲜事，但不会想到她在工作组中还担任领导工作。

　　然后班级和系里开始了对我个人和大字报的批判活动。不仅口诛笔伐，而且搞车轮战。我被叫去（当然不去是不行的）到逐个学生班级、逐个教师的教研组（那时都叫教研组，不像现在叫教研室）开辩论会。辩方只我一人。批得我十分疲惫。与校工作组开全校大会批判蒯大富的同时，工化系开批判刘才堂的大会。对我批判活动的高潮是在大礼堂召开全系批判会，题目是：“工化系批判反动学生刘才堂大会”。一个四好班（思想好、学习好、体育好、劳动好的班级）的团支部副书记竟然成了“反动学生”，说我是“黑帮藤腾（工化系党总支书记）的大红人，右派分子（指我的一位中学化学老师）的孝子贤孙”，岂不是又可气又可笑，怎能服人？工作组当时编辑的《大字报选编》收入了我的大字报和批判我的发言稿和大字报。

　　到７月２９日，北京召开了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会上北京新市委惊人地宣布撤销派往各大专院校的工作组。虽然整我们的工作组将要撤离学校，但我们被抹黑的政治面目能还原清白吗，谁能来还我们清白呢？我像所有被工作组整的同学一样，看到一丝曙光，但心头的压力仍然很沉重。

◇　接见情况的回忆

　　记得那是在一个夏天的晚上，谁通知，怎么通知的，都记不清了。有人通知我晚饭后到甲所去，有首长要见我们。我们被打入另册的学生竟有首长要接见，大概不是坏事吧。是谁呢？心里一点底也没有。当时想：爱谁谁，听天由命吧！

　　甲所是工字厅前的一个独立院落。有个很小的北门。记得在甲所门前徘徊的有我，有蒯大富。我们就等待在北门前面。相互间也没说什么话。

　　７月３１日是盛夏，应该是等到大约９点以后吧，突然有人打开北门招呼我们进院子。我不是第一个进去的。当我进门后，突然见到灯光下有一个高大伟岸的身影快步走出来迎接我们，仔细一看是周总理！我记得我和蒯大富等都高呼起了“周总理！”只是激动地握手。我们这个高兴劲儿啊，无以言表，只是喊“周总理！”我握住周总理的大手，感到十分绵软、温暖，这是至今记得非常清楚的！

　　参加这次接见的还有刘泉和沈台平。蒯大富是我们同一个系的，工作组又和他大会辩论，又大会批判他，很熟悉，但没有多少交往。之前对刘泉只知其名未见过其人，他和一些同学贴过工作组的大字报，有知名度。对沈台平我不熟悉。

　　很快我们进到一个小客厅里围成一圈坐下，总理坐在我们对面。这次接见的谈话内容记不清了。之所以记不清了，不仅是因为时间久远了，主要还是因为谈话并没有涉及什么敏感的政治内容。我感觉就是谈天，家长里短地闲聊，所以我们非常放松，没有任何顾忌。我记得总理介绍了在旁的秘书叫孙岳。始终没有听见孙岳说话，只见他沙沙地记录，我还注意到他有一堆削得很尖很规范的铅笔，此后我也更重视削铅笔的规范化了，我们工科学生都要削铅笔画工程制图的嘛。

　　第一次接见完后没有吃饭，约好第二天晚上到人民大会堂继续谈。第二天晚上，还是我们几个人，乘一辆小轿车到了大会堂的某省的一个厅，一溜长条桌对面坐着周总理、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周总理向我们介绍了两位省委书记，又向两位省委书记介绍了我们这几位同学。周总理希望我们不要拘束。记得江书记是个大个子，谭书记是个小个子。这次接见完已是深夜，总理留我们吃了一顿夜宵。其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猪肉肉皮汤，十分酥脆、绵软和鲜美。

　　我曾为此写过一首七律。诗曰：

　　难忘清华甲所前，伟人接见乐翻天。
　　温存话语三冬暖，绵软羹汤百味鲜。
　　未惧征途风浪险，应嗔后辈舵轮偏。
　　可尊领袖已仙逝，徒令吾曹泪似泉！

２０１４－１－３

□　原载《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三、《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编者附记

　　１９６６年８月４日晚，清华大学召开了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周恩来总理亲率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许多中央领导和各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到会。周总理发表的长篇重要讲话对清华大学乃至全国的文化大革命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他说：“党中央的常委会、毛主席要我来过问一下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件工作对我来说，既光荣，又艰巨。因为我对清华大学可以说丝毫不熟悉，没有接触，仓促上阵，搞不好，又要像工作组一样，也要撤回去。（笑声）这是在开会当中，在２９日决定的，我３０日就找了工作组和同学谈话，讨论，看了一些文件，看了一些大字报稿，到今天只有六天。我对清华详细的情况当然还是一无所知的，只是对工作组的方向摸了一下。”（周总理讲话全文见本刊ｚｋ０２０８ａ——编注）

　　周总理在８·４大会之前和之后对清华的文革运动有多关心？前几日，编者正好得到一份可信度极高的资料。梳理了一下，仅把周总理与清华有关的活动摘录如下：

　　７月２９日，中央常委会上毛主席让周总理过问清华的文化大革命。
　　７月３０日中午１２时约清华工作组谈话。下午３时约一批清华同学谈话，下午６时一刻约另一批清华同学谈话。
　　８月１日晨２时到清华约蒯大富等人谈话。上午１１时半约王光美同志谈话。下午６时半与蒯大富谈话。
　　８月２日晨１时与叶林谈。上午１１时约见王光美同志。晚７时半约叶林谈话。晚９时半见清华４个同学。
　　８月３日晨１时到清华找革委会（编者注：应是临时筹委会）成员谈话，就召开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事嘱秘书转告叶林：大会推迟到８月４日召开。一些人的发言还没有准备好，还要与中央文革小组一谈。并要叶林把准备在大会上的发言稿送来。约王力、关锋谈清华大学问题。
　　下午４时三刻约叶林同志谈话。晚８时半约清华工作组部分同志谈话。
　　８月４日晚８时参加李雪峰主持的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员工辩论大会。
　　８月５日下午１时１刻同清华工作组谈话（人大会堂三楼小礼堂）。
　　８月６日下午８时半约清华大学学生谈话。（大约１个小时）
　　８月１０日上午１２时半约叶林谈话。
　　８月１６日下午９时约清华大学学生谈话（二批）。
　　８月１７日晨４时约清华临时筹委会成员谈话。
　　８月１９日晚９时半约清华工作组谈话
　　８月２２日上午１１时半约叶林、清华临时筹委会等谈话。晚上冒雨参加清华大　　　　　　　　　学群众大会。
　　８月２７日晚８时半约刘菊芬谈话。

　　多么复杂的政治！多么繁忙的活动！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时段内，正是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及然后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述有关清华的活动，都是周总理在几乎每天要到毛泽东处开会、出席或主持各种各样的会议、约见中央、国务院部委及各地的党政要员、还有大量必须亲自参加的外事活动中穿插进行的。

　　有关这次接见的两个重要细节，各个当事人的回忆曾有很大出入。

　　现在已经比较确定了：

　　一、周总理接见蒯大富是在哪一天？

　　曾有三种不同的说法：

　　１、在邱心伟、原蜀育主编的《清华文革亲历　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中是７月３０　日（见P３３）；
　　２、在蒯大富著的《清华文革“　五十天”》中是７月３１日（见P９１）；
　　３、在力平主编的《周恩来年谱》中是８月１日（见P１１２８）。

　　编者认为《周恩来年谱》的说法是可靠的，即是在８月１日。因为周恩来在７月３１日和８月１日这两天的活动记录是这样写的：

　　７月３１日
　　上午１０时　（略）
　　下午５时半　（略）
　　下午５时３刻　（略）
　　下午６时半　接见物理讨论会代表
　　下午７时　出席物理讨论会宴会
　　晚８时半　陪主席见物理讨论会代表
　　９时１刻　参加八一建军节联欢晚会
　　晚１０时多　到主席处开会
　　晨２时　到清华约蒯大富等人谈话

　　８月１日
　　上午１１时半　约王光美同志谈话
　　下午２时半　中央全会开大会
　　下午５时　中央常委开会
　　下午６时半　与蒯大富谈话
　　下午１１时　（略）
　　晨１时　与叶林谈

　　这是一件无可置疑的物证，把接见蒯大富的日期、时间记录得清楚明白。

二、周总理在清华甲所接见蒯大富的时候还有没有别的同学一起参加接见？

　　也有两种可能产生不同解读后果的说法：

　　１、蒯大富说，只有他一人；
　　２、刘泉、刘才堂说，他们也参加了。

　　编者基本肯定刘泉、刘才堂等也参加了。这不仅是因为作为当事人的刘泉、刘才堂对第一次见到周总理这样的特大事件留下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终生难忘的，而且现在有了一件可靠的证据：周恩来７月３１日的活动记录上写着：“（８月１日）晨２时到清华约蒯大富等人谈话”。

　　这里的“等人”，乃指刘泉、刘才堂等是也。

　　编者认为：周总理接见蒯大富、刘泉、刘才堂等清华学生，在清华文革史上无疑是一件重要的大事。编者之所以把这三位亲历者对同一次接见的回忆整合在同一篇文章里，是为了通过互相补充、印证，把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和场景更加完整、准确、忠实地公之于众，记录于世。这次接见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亲历者当年的处境、心态、关注点不同，留存到现在的记忆有可能产生缺漏和错位。因此，他们回忆的内容不完全一致，甚至有些重要的细节互相矛盾，这些都是不奇怪的，可以理解的。编者非常希望亲历者留下真实的回忆，即使其中含有一些不够真实的成分，又有何妨？

　　一段历史，没有人记录，就是空白，只能任由后人胡编戏说。

　　一段历史，只有一人留下记录，那是孤证。孤证不取，但总比没有要好得多。后人很有可能就把他的孤证当做历史，无论这孤证是真实的还是不实的。

　　一段历史，如果有多人记录，尽管每个人的记录可能都有一点失实的成分，但是后人通过比较、分析、综合，总能得出接近真相的史实。有了历史真实，才有可能进行客观准确的历史分析，也才有可能总结出有价值的历史教训。

　　所以，文革亲历者把重大事件的真相记录下来是非常重要而又十分紧迫的！

原载《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２０１５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