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钦：周恩来派到内蒙古的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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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派到内蒙古的调查组

汪钦


　　1969年11月5日，新华社军管小组组长张纪之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昨天接到周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要求新华社组织一个调查组前往内蒙古自治区调查。任务紧迫，总理会很快安排时间亲自接见调查组全体成员交代任务。总社领导决定，从国内部、国际部、对外部、军事部抽调10位同志，我任组长，组员有林桂顺、孙国维、孙晓芬、易俭如、刘云莱、朱维新、李秀英、夏俊生、石圭平。

　　当时，我任总社国内部内参组组长。内参组的任务是利用新华社记者分布全国的优势，及时向中央反映情况，供决策参考。由于内参组的职责，我对全国的情况有所了解。当时全国许多地方都形成对立的两派，一些省市自治区革委会负责人也陷入派性，很难如实地向中央报告情况。新华社有些地方分社记者也卷入了当地两派，他们也很难如实地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为此，周恩来多次要求新华社总社派记者，到一些混乱的省市调查，为中央解决问题提供参考。这次总理要求总社派调查组去内蒙古调查，我不感到意外，深知完成任务的艰巨。内蒙古自治区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把众多蒙古族干部、群众打成所谓“新内人党”成员，关押批斗，残酷折磨，身心受到严重伤害，破坏了民族团结。1969年5月22日，中央发出24号文件，指出内蒙古自治区“清理阶级队伍”犯了严重的扩大化错误，要求立即释放被关押的人员，为被误伤的好人彻底平反。中央表态后，内蒙古形成了两大派的严重对立，甚至以武力攻击；各级党政军部门几乎陷于瘫痪。当时中苏关系紧张，苏联在中蒙边境陈兵百万，战争似有一触即发之势。局势紧张，如果局面失控，会严重影响国家安全。

　　11月8日是星期六，晚上刮起大风。调查组在总社军管小组副组长甄文君带领下，提前来到人民大会堂的一个休息室等候。10点半，纪登奎把我们带进一个大厅，已在等候的有周总理和李先念、李德生、陈先瑞，还有陈伯达、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他们和我们一一握手后，服务员把我们安排在一个半弧形会议桌前坐下。周总理拿着新华社报的名单，一一询问我们的年龄、籍贯、学历、参加工作的时间，边问边用铅笔记在纸上。孙国维回答籍贯是浙江宁波，周总理亲切地说，我们还是老乡呢！易俭如回答是江西于都人，周总理风趣地说：“是个老表啊！赣南的人民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做出了巨大贡献。当时我们来往瑞金就经过那里。长征开始，首先就是过于都河。”李秀英回答是河北省霸县人，周总理说，过去那里土匪多啊！夏俊生排在最后一名，“你就是夏俊生了？”夏俊生赶紧站起来回答。“请坐下，多大了？”“22岁。”“啊，你是最小的。哪里人？”“河北省交河县。”

　　早就听说周总理记人认人能力非凡，这次亲历使我明白了其中的缘由。聊天式的谈话，很快就消除了我们的紧张情绪。

　　问完之后，周总理开始布置采访任务。周总理说，内蒙古地处边境，又是少数民族地区，那里不能乱，中央很关心那里的情况。你们下去后要深入调查，要多方听取意见，要听取各级领导和各界群众的意见，也要到农村牧区、边境看一看，并一再叮嘱我们要住在部队，注意安全。他还让纪登奎给内蒙古自治区和内蒙古军区的领导打电话，保证我们的安全，为我们的住宿和工作提供方便，还让给我们每人准备一身棉衣。周总理特别关心包头钢铁公司的情况，要求尽快恢复生产。调查组每天要报一次恢复生产的进展情况。周总理说：“你们可以客观报道，也可以有点自己的见解。你们先去呼和浩特、包头，然后去锡盟、乌盟和巴盟，一个地方至少去两人。靠边境的地方也可以去看看。”总理还指示，你们发回的稿件，总社不需要打印上报，一律直接送到我的办公室。

　　我们分别搭乘北京军区的飞机或坐火车，11日就赶到呼和浩特市。由于中央领导打了招呼，内蒙古自治区和军区的领导对我们的到来非常重视，安排我们住在呼和浩特新城宾馆。当天晚上，内蒙古军区司令员、自治区革委会主任滕海清和内蒙古军区政委吴涛等会见了调查组成员，介绍了当时内蒙古的情况。记得自治区核心小组成员会见我们时，个个面带愁容，一脸无奈。他们说，内蒙古全面瘫痪，许多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因煤矿停产和铁路不畅，城市缺煤，经常停电，冬季无法供暖；人民生活必需的粮油肉蛋十分紧张，有些地区的存粮只够供应7天。

　　调查组来到呼和浩特的消息不胫而走，每天都有不少人到我们的驻地上访，有的进门就下跪哭诉冤情。石圭平曾接待过几十名携儿带女的妇女组成的“寡妇上访团”。她们的丈夫都在挖“内人党”中惨死。当石圭平来到宾馆传达室时，见到孩子们个个披麻戴孝，上访的妇女们哭喊着跪倒在地，高呼“毛主席派来的亲人，可要为我们伸冤啊！”这使调查组每个成员深感责任重大。

　　调查组决定：我和夏俊生逐一采访内蒙古自治区核心小组的成员、革委会的负责人、内蒙古军区的负责同志以及两大派的主要头头，听取他们的看法和建议。孙晓芬和李秀英二人常驻包头，以包钢为主，每天向中央报告包钢和有关包头市落实政策、恢复生产和社会秩序的情况。其他同志迅速赴各盟市和县旗广大农牧区进行深入采访。

　　北国之冬，严寒异常。我们穿着皮大衣，头戴皮帽子，乘坐军车，在边防军人的陪同下穿越冰封雪覆的茫茫草原，访问边疆牧民、基层干部和边防部队指战员。短短两个月内，我们踏遍了内蒙古大草原。我们紧张地采访着，心被深深地震撼。许多采访对象诉说那段痛心的经历，声泪俱下，陪同我们采访的一位蒙古族边防军副团长，就痛哭着向我们诉说了他被刑讯逼供，打成“内人党”的苦难经历。这次“挖肃”运动打击面之宽实在惊人。仅有200人的军区政治部，就揪出182个“内人党”党员，其中10人被迫害致死。在自治区公安厅系统，不仅挖出12个“内人党”支部200名“内人党”党员，还挖出“内人党”指挥部、保卫部和苏修情报部。据“寡妇上访团”的统计，这次“挖肃”运动全区被迫害的人数大约有70万，刑讯致残约14万人，致死4万人之多。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第二书记廷懋，在1981年的一份调查报告中说：“内蒙古在‘文革’中被打成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和挖新内人党中死2万多人，伤残17万人，被株连的上百万人。”不管哪个数字，都是骇人听闻的。

　“内人党”全称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于1925年，曾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它的纲领是反帝、反封建、反大汉族主义，是一个民族主义的革命政党。1927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内人党”也一分为二：部分投奔了国民党，部分继续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日本投降后，哈丰阿、博彦满都、特木尔巴根等“内人党”领袖发表宣言，提出内蒙古将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领导下，加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和友邦的中国革命紧密提携，以期公平彻底地解决蒙汉民族问题。”随后又重建“内人党”东蒙党部，创建“内蒙古人民青年团”，并派代表团赴乌兰巴托商议合并统一大业。在遭到外蒙的拒绝后，哈丰阿等人转而独立，成立东蒙人民自治政府。哈丰阿等人以这个政府的名义，向中共要自治地盘，要建立军队，还要与国民政府联系。1946年3月中，乌兰夫代表中共中央，在赤峰与东蒙人民自治政府负责人博彦满都、哈丰阿、特木尔巴根见面，洽谈内蒙古东西部统一问题。经过一番争执和乌兰夫耐心说服，哈丰阿等放弃了独立自治的主张，决定停止“内人党”的活动。“内人党”到1947年5月以后就不存在了。

　　但文革中却无中生有地制造出一个乌兰夫为首的“新内人党”组织。这起特大冤案大致是这样酿成的：

　　1966年5月22日起，中共中央华北局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会议，至7月25日结束。李雪峰受中央委派主持会议。自治区党委成员、各盟市书记，区党委各部委、直属机关党政负责人，部分旗、县负责人，共计146人出席会议。会议总结：乌兰夫的错误是全面系统、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其性质是民族分裂主义、修正主义，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其错误的要害是歪曲、篡改、反对毛泽东思想，另打旗帜，自成体系，积极推行民族分裂主义，妄图建立一个以乌兰夫为首的独立王国，在呼和浩特市已经实现了政变。7月25日，会议结束，4天后，由华北局起草的《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呈送中共中央。报告确认乌兰夫犯有5大错误：1.反对毛泽东思想，另打旗帜，自立体系。2.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3.对修正主义卑躬屈膝。4.以《三五宣言》为纲领，进行民族分裂活动，搞独立王国。5.安插亲信，篡夺领导权。报告给乌兰夫下的结论是：三反分子、民族分裂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内蒙古最大的走资派、埋在党内的一颗定时炸弹。

　　1967年5月，中央调派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滕海清任内蒙古军区代理司令员，同年11月成立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滕海清任主任，李树德、吴涛、高锦明任副主任。

　　1967年上半年，全国多个省市掀起“揪叛徒”“揪特务”之风，内蒙古造反派也成立了“揪叛国集团联络站”。首先被揪出的是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哈丰阿，接着被揪出的是刚结合进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的委员、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原部长特古斯，说他是哈丰阿介绍加入“新内人党”的，是混入革委会的另一套班子的现行分子，编造出一个20世纪60年代复活的“新内人党”组织。

　　1968年1月10日，内蒙古自治区核心小组根据由南方支边来的内蒙古大学的一位历史教员捕风捉影提供的情报，成立了挖“新内人党”的“工作小组”。

　　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提出的“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运动，得到了中央的支持。1968年2月4日，滕海清、李树德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工作时，江青说：“建国17年来，内蒙古贯穿着一条黑线，你们挖肃清队运动搞出许多坏人！”康生说：“内蒙古苏修、蒙修、日本特务不少，内人党至今还有活动，开始揪得面可能宽点，不要怕！”

　　1968年4月13日，滕海清在群众大会上发布向“新内人党”总攻的命令。1968年4月14日至26日，对内蒙古大学党委副书记巴图进行“车轮战”，酷刑下的巴图编造了假口供，指认鲍荫扎布等16名厅局盟市级领导干部是“新内人党”骨干。这16人立即被逮捕审查。

　　1968年4月23日，《内蒙古日报》发表《发动全面总攻夺取全面胜利》的社论。同时点名王再夫、哈丰阿、朋斯克、特木尔巴根等自治区领导干部为乌兰夫叛国集团成员。

　　1968年7月5日，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在《关于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处理意见》中认为，“1947年内蒙古人民政府成立后，以乌兰夫为总头目的老内人党转入地下。对内人党支部委员以上的骨干分子按反革命分子处理，一般成员限期自首，抗拒从严。”此意见以“内革发351号文件”形式传达到全区。

　　接着，又以自治区革委会名义发布《敦促内人党登记一号二号通告》和《围剿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标语口号》。通过威吓、暴力手段，将更多人打成“新内人党”。不承认挺不过去，承认了就要供出新的“内人党”来。内蒙古的“挖肃”运动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从呼和浩特迅速蔓延到各盟市县区和乡村以至蒙古包。

　　内蒙古两大派形成了对立的看法：第一，关于对“挖肃”和滕海清的评价，“批滕派”认为，“挖肃”本身就违背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因此滕海清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5·22派”则认为，“挖肃”是“清理阶级队伍”的另一种提法，名异实同，因此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滕海清犯的是政策上的错误，而且这个错误的大前提是“取得了很大成绩”。第二，关于“新内人党”存在与否的问题，“批滕派”中的某些领导人认为，“新内人党”是子虚乌有，是根本不存在的捏造，是逼供信的产物，因此不是扩大化的问题，而应彻底推翻、全面平反。“5·22派”则坚持认为，“新内人党”是有的，不过是多抓了几个人。第三，对自治区革委会的态度，“批滕派”支持区革委会搞落实政策，欢迎批滕。“5·22派”则指责区革委会支一派打一派，认为批滕固然应该，但是在挖“内人党”问题上，吴涛、高锦明、李树德、权星垣同样犯有错误。“批滕派”把高锦明捧为正确路线的代表是不公正的。

　　今天看来，上述观点，两派各有对错。就“挖肃”的正误和“新内人党”有无而言，“批滕派”无疑是正确的。10年后，“新内人党”冤案平反昭雪，“挖肃”“清队”以及整个文革被彻底否定。就对自治区革委会的评价而言，“5·22派”则是正确的，“挖肃”运动应由内蒙古革委会核心小组负责，吴、高、权、李难辞其咎。但是在思想框架和基本立场上，“批滕派”和“5·22派”没有根本的不同。两派都是文革的肯定派。“批滕派”认为滕海清形左实右，把滕海清与蒋介石、刘少奇、乌兰夫、“二月逆流”挂在一起。认为滕海清完成了上述那些人没有完成的事业。这种逻辑上的混乱，说明他们还是在文革的思想武库里寻找武器。在人心、形势和力量的对比上，“批滕派”反滕显然合乎人心，顺乎舆情，但是它却上违中央，不合天时，在与“5·22派”的较量中它因得不到上面的支持而无法取胜。

　　当时有人传出，中央准备另派一名高级干部接替滕海清，主持内蒙古自治区的工作。对此，我们也反映了一些干部群众的看法。他们认为，在目前两派干部、群众严重对立的情况下，中央派谁来都很难迅速扭转目前的混乱局面。内蒙古的问题十分严峻，十分复杂，涉及面很宽，特别是做好两派干部、群众的工作既艰难又需要时间；而当前内蒙古的边防形势，又急需稳定，急需一致对外地做好工作，不允许再混战下去。这样，就必须采取更有效的特殊政策。

　　中央根据我们和其他渠道提供的信息，于1969年12月19日做出决策：调集63、69、27等5个军，各自组织一个前线指挥部，进驻内蒙古自治区，对四盟两市实行军管。同时决定成立由北京军区代司令员郑维山为首的“内蒙古前线指挥部”进驻呼和浩特，对自治区实行全面军管。滕海清深刻检讨之后，平调到济南军区工作。

　　郑维山司令员一到内蒙古，就找调查组了解情况。他在与调查组会见时说，周总理告诉他新华社已派来了调查组，负责人是汪钦，到内蒙古可找他们了解情况，听取意见。时任27军政治部主任、“内蒙古前线指挥部”办公室主任的迟浩田在会见调查组时说，中央领导对我们说，内蒙古有中央派去的调查组，你们去了以后可以找他们了解全面情况。应郑维山司令员的要求，我曾经给“前线指挥部”和进驻部队军级以上领导干部做过一次情况介绍。

　　内蒙古实行全面军管后，积极落实政策，抓紧为被伤害的广大干部群众平反，搞好民族团结，迅速稳定了大局。各级瘫痪的党政军领导班子逐步恢复职能，企业逐步恢复了生产，社会秩序也逐步恢复了正常，民兵训练和战备工作得到加强。随着局势的好转，调查组部分记者奉命撤回北京，我和部分记者继续留在内蒙古调查研究，继续向中央反映军管以后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内蒙古前线指挥部”还邀请我到乌盟、锡盟、包头等地了解军管后的变化，在锡盟我见到了在锡林郭勒草原插队的周总理侄女周秉健，她是最早向周总理反映内蒙古“挖肃”情况的人之一。

　　记者到69军驻防的乌盟集宁市采访了解到，众多插队知青因参加挖“内人党”担心挨整，加上口粮、吃菜和过冬取暖等问题得不到解决，而倒流回城。为此，记者采写了《在内蒙古乌盟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倒流城市严重》内参稿。新华社《文化革命动向》刊出后，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不久，中共中央发出（1970年）26号文件，建议各地普遍检查一次知识青年下乡工作。

　　1969年7月，为缓解内蒙古的紧张形势和战备需要，国务院决定，把原属于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呼伦贝尔盟、兴安盟和哲里木盟3个盟分别划给了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把西部的额济纳旗、阿拉善右旗、阿拉善左旗3个旗划给了甘肃和宁夏。蒙古族同志提出，大多数的蒙古族同胞住在“东三盟”，内蒙古最好的草原也在呼伦贝尔盟。把“东三盟”和“西三旗”划出，内蒙古自治区就不成为内蒙古自治区了。对这一问题，我们如实地向中央反映了。1979年，国务院决定把“东三盟”和“西三旗”重新划归内蒙古自治区，受到内蒙古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


《炎黄春秋》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