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敬兰 我的文革纪事（1-5,连载）

tuffy05

《我的文革纪事》之一：寻找文革真相，从记忆的碎片开始


注：文革发生至今，已过去四十八年，无论是对于亲历者还是年轻一代，那个年代听来似乎都很遥远。但总有一些人因了自己的原因，或者是澄清事实，或者是想要赎罪，又或者给后人一个交代，不断提起那段历史，提醒它的存在。

冯敬兰，原北京师大女附中66届初三学生，文革道歉者宋彬彬校友，“八五事件”亲历者，曾写过多篇文章追问卞仲耘之死。其本人出身平民家庭，父亲在五十年代的运动中自杀，文革初期她在班里遭到批判和孤立。于作者而言，文革已时过境迁，于历史而言，我们仍然有必要回过头去，借助当事者记忆的碎片，拼接和唤醒可能还在沉睡的真相。

为此，冯敬兰特为网易真话撰写《我的文革纪事》系列文章，请多关注。

那个冬天特别冷。距农历“立春”很近了，空气依旧十分冷冽。我们五个从偶尔见面的一家安静的四川小饭馆出来，在路边分手。这次会面的主要工作，是把我们所收集的记忆碎片再做拼接，关于发生在师大女附中文革初期的8-5事件，已有了基本的轮廓，大家为此很兴奋。
刘进穿着一件鼓鼓囊囊的黑棉袄，斜挎着我们每次见面都背的大帆布书包，里面装着大厚本的书籍、卷边的笔记本、A4纸打印的一沓沓调查资料和她随手画的一些素描，沉甸甸地压歪了肩膀，她向我们挥挥手，沿着地下通道到马路对面坐公交车去了。看着她脚步匆匆的背影，我会蓦然间想起她1966年夏天留给我的印象，穿着洗得发白的布褂子，裤腿挽到膝盖，赤脚不穿鞋，齐耳的短发斜扎起一个硬撅撅的刷子，像电影里的女游击队员。那时全校的学生都认识她，她却不认得我们。如今刘进的头发已经灰白，剪得更短，一年四季都不用梳头。
她也和我们告别，把黑色羽绒服的帽子拉到头上，只露出了脸，推着一辆旧自行车下了马路牙子，蹬腿上车，渐渐远去。她每次来见我们都是骑车。和40多年前一样，她高挑瘦削、眉眼善良，有这个年龄常见的随和诚恳，还有这个年龄少见的单纯。她戴着深度近视眼镜，文质彬彬，一如她的名字——宋彬彬。这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骑车走在马路上，谁会知道，她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地球行星科学系的女博士，也是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给国家领袖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的那个18岁女中学生呢？当年在天安门城楼上一分钟的特殊经历，几句玩笑式的问答，使她在那一瞬间成为一个文革符号，有关宋彬彬的各种传闻如影随形地跟随她走到今天。
我们，是文革前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刘进、宋彬彬、于羚是66届高中生，我和叶维丽是66届初中生。刘进、于羚和我都已退休，生活在北京。宋彬彬2003年回国定居，照顾年迈多病的父母。叶维丽于80年代初赴美留学，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是历史学博士，目前在美国波士顿某大学历史系教书，是终身教授。
2008年1月24日，叶维丽、于羚和我第一次约刘进、宋彬彬，对母校文革初期做专题采访，那天是我第一次见于羚，第一次和宋彬彬面对面。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厘清1966年六、七、八月北京师大女附中的一段特殊历史。说特殊，是因为当时学校发生了两起日后被视为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一是8月5日部分学生揪斗校领导，暴力致使卞仲耘校长遇难；二是8月18日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大会，高三3班学生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戴了红袖章。前者是文革初期北京市第一个遇难的教育工作者，后者则成为文革暴力的符号。
其实，叶维丽的调查早已开始。2001年暑假后，叶维丽开始休学术长假，整个学年都在国内。秋季的一天，她登门看望王晶垚先生，叶的父母和王先生、卞校长是新华社的老同事。见到旧友的女儿，老人很高兴，给她看文革后卞校长骨灰安放仪式后的合影。里边有叶维丽的妈妈，新华社老同事唯一参加仪式的老人。王先生还给叶看了一些他保存的手抄文革资料和照片。看着那些字迹已经有些模糊的纸片，叶维丽痛感到保存的不易。后来，她建议一同在雁北插过队的好友也是学姐的于羚，帮助王先生整理那些资料。刚退休不久的于羚当即表示责无旁贷，为此专门学会了电脑打字。从2002年3月到2005年4月，于羚不记得从北京城的东南到西北，从她家到王先生家，究竟往返了多少次？王晶垚先生保存的资料，不管是字迹模糊、潦草的信件、字条或是手抄的文章，全部经过她的辨认整理成为电子文本。一次叶在电话里问王先生对于羚的工作还满意吗？王说，踏破铁鞋无处觅啊！一连说了好几遍。
与此同时，叶维丽开始做8-5事件的调查。2002年夏天，我们曾经邀请同班同学在我的办公室做过两次座谈。叶的问题是：8月5日下午你在什么时间、什么位置看到了什么？当时“红卫兵”组织是否已经成立？我当时觉得太琐碎了，这事儿反正就是干部子女干的，干部子女等于红卫兵，红卫兵打死了校长，头头就应该负责。后来，她和于羚一同去找刘进和宋彬彬。刘进是师大女附中文革初期工作组进校后的学生代表会主席，宋彬彬是四个副主席之一，对她们的采访必不可少。后来，叶维丽利用假期多次回国，于2007年公开了她的调查报告《卞仲耘之死》的中、英文版。
1996年三八妇女节那天，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心灵的疮疤》，收在一本书里，书名叫做《那个年代中的我们》。当时我以非常尖锐的批判和追问，来表达我作为文革中师大女附中的在校生，对八五事件的认识。我一直觉得非常耻辱，对行凶者深恶痛绝，后来陆续写过几篇文章表达我的感受。不过，我对事件的前因后果并不了解，我需要了解真相。
师大女附中是文革前的著名女校，集中了北京最好的教育资源和最优秀的女生，却在文革之初打死了自己的女校长，谁干的？为什么？动机和背景、传说和真相，作为该校亲历那段历史的学生，我们有责任去寻找、去厘清、去反思，以警醒后人。于是，我们五人走到了一起。
起初只是单纯的采访，叶维丽、于羚和我已经占领了道德高地，带着“原罪”的刘进和宋彬彬一一回答我们的提问。那也是宋彬彬第一次面对本校校友，正式谈到她的文革经历，她顾虑重重，害怕牵连到别人造成新的伤害。最长的一次是在我家，从上午十点一直谈到晚上九点，几乎12个小时，个个累得腰酸背痛，毕竟年龄都不轻了。我对叶维丽开玩笑说“你怎么像法官似的？！” 是刘进和宋彬彬的坦诚、善意、毫不做作的纯朴拉近了我们彼此的距离。其实，刘进在几年前就开始做自己的调查了，或单独、或与宋彬彬一起，逐一访问当年在校的老师、相关的同学和8-5事件中受害校领导梅树民老师。在受访者中，也不乏闻讯主动约谈的亲历者。
几年里刘进走访了三百多人次，有名有姓的老师同学120多人，做的记录就有二百多份。不理解、不谅解、不合作的情况时有发生，钉子也碰到不少。刘进在和老师的沟通中，多次道歉，2006年还给梅树民老师写信道歉。她的执著、诚意和责任心感动了许多人，大家愿意向她敞开心扉。采访的过程也是刘进反思自己的过程，她常说：“我当时是学生代表会的负责人，这是我应该做的。”我们每次见面，她都背着一个沉重的帆布大书包，装着各种采访笔记，打印的、手写的、复印的，林林总总，我们问到的问题，大多有据可查，在她的资料里找到答案。如果不够清楚，她一定会再去采访，无冬历夏，不知疲倦。从2008 年1月24日开始，几年走过，我们五人在多次聚会中增进了了解，激活了记忆，同时也认识到一个人的记忆是不可靠的，只有不断质疑或否定，才能逐渐接近历史的真实。这样的聚会，成为我们交换信息、补充资料、观点碰撞、还原真相的必要经历。
从2008年1月我们五人的第一次相聚，至今已过去了6年，我和叶維丽都已满头华发，三位学姐已是奔七的人了。常言道：往事不堪回首。经历了人生的各种奋斗与挫折、收获与付出、喜怒哀乐之后，我们以平静的心绪回到40多年前的那个喧嚣的夏天去寻找自己，依然是不容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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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革纪事》之二：最后一课

1963年9月1日，我怀着好奇和自豪的心情走进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校门。在我就读的那所平民小学，我和小惠同时考上了女附中，成为200多名应届小学毕业生中能给学校增光添彩的孩子。我们的小学每年能考进男四中和女附中的学生凤毛麟角，有的年份还会剃光头。女附中的校园很大，教室都是楼房，即便是平房，也都高大、宽敞、气派。校园里有许多树，我能认出其中的钻天杨、洋槐、枣树、核桃树和柿子树，东楼后面还有一个果园，种的是桃树。开学第一天在大礼堂给我们训话的教导主任刘秀莹老师出口成章，声音悦耳，像是电台的播音员。当我胸前戴上白色珐琅质的校徽，摸着上面七个红色毛体字“北京师大女附中”，心里别提有多美啦！
没想到我的自豪感很快就荡然无存。全班45人个个都是拔尖人物，小学里不是大队长就是中队长，和大家比我觉得自己处处不如人。初中一年级的代数特别绕脑筋，我总是被难倒。那时，代数课学的应用题，尽是些狗追兔子、鸡兔同笼，读起来像微小说，做起来像迷魂阵。一次数学竞赛，应用题除了狗追兔子，还有人在水里追漂远的军用水壶，我立马蒙灯，只能留下空白。成绩出来，最好的同学得了90多分，既教代数也兼班主任的张老师，老远指着我说：“你，60！”那一刻的耻辱刻骨铭心，至今难忘。当然，还有比我更糟的，一位小学当过大队长的同学，因为不及格一直趴在桌上哭，把脸都哭皱了。

阶级斗争教育

升到初二，学习刚缓过气来，学校开始加强阶级斗争的教育。永远要站稳立场，分清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家庭出身突然显示出重要性，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是最好的五种，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是最坏的五种。介乎于两者之间的，是可以教育和团结的对象。我们这些懵懵懂懂的孩子，知道了党的阶级路线叫做“有成份论但不唯成份，重在阶级表现”。什么意思呢？第一，阶级出身是重要的，不同的阶级会打下不同的烙印。第二，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可以选择，只要表现好也可以加入革命队伍。
班级里出身好的同学，一到15岁，就自然加入共青团。她们入团的会议是不公开的，但是她们的名字和入团的消息会出现在黑板上。女附中一直是国家领导人、党政军高级干部子女的首选学校，她们也都是凭考分进来的，个别落榜的，会在下个学期转学进来，每个班都有这样的插班生。前几年听说一件事，高年级某班有个高干子女人缘差，迟迟不能入团。卞仲耘校长找团支书谈话，让她们通过那个同学入团，结果，她们口头答应，后来还是不同意，最终也没有让那个同学入团。都是高干子弟，谁怕谁？对于出身平民家庭的同学，入团就有了难度，刻苦读书，学习雷锋勤做好事，经常写思想汇报，是少不了的。有的还把日记送给团支部委员看，有的会在星期日专程跑到团干部家里去汇报思想。而出身不好的，譬如资本家、右派、反动军官家庭，你把思想汇报写成书，入团也没有指望。假如有一位出身不好的同学被光荣吸收入团，一定会表扬她和家庭划清了界限，意味着暗地里不知交了多少份批判揭发父母罪行的思想汇报。
新学年一开始，学校会单独组织干部子女开会，我们班干部子女不算多，大概有十二三个。我的同桌叶维丽，父母都是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在新华社供职。她曾在自己的一本口述实录《动荡的青春》中写到：“那次开全校干部子弟会，班上大部分同学都默默地留在座位上，我搬动椅子时动作尽量轻，感觉有点儿不自在：平时都是挺要好的同学，怎么就这样把人划分了？我的好朋友是我的同桌，平常我们经常在一起进进出出，她家庭出身不好，留在座位上没动，我走时心里有些歉意。”叶维丽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干部，家族中几位长辈更是我国思想文化界、科学界著名的人物，这样的家庭氛围，使得她从少年起就具有了批判现实主义的意识。
加强阶级教育，请旧社会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做忆苦思甜报告，也是一项重要活动。有时是全校性的，有时是班里自己组织。听忆苦思甜报告，有不少同学会哭，也有的趴在桌子上把脸埋起来，好像哭得更厉害。我个子高，总是坐在最后一排，看得很清楚。记得有一次忆苦思甜刚下课，一位同学就从前排座位冲到我面前，指着我鼻子严厉质问：“你为什么不哭？”她对我的类似指责时有发生，我心里特别怵她。文革初期她成了班里的“核心小组”成员，立即创造条件组织了全班对我的批判、斗争和孤立。
那时，还出现了一个新词，叫做“阶级报复”。出身不好，如果胆敢冒犯上述“红五类”，弄不好就给你一顶阶级报复的帽子。在法院宣判罪犯的布告上，时常可以看到“阶级报复”这项指控。出身不好，生就的贱民，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血统论和等级观念的根基已经坐实。

山雨欲来风满楼，每天都要讨论、学习报纸社论

山雨欲来风满楼。我在15岁到16岁之间，常常在报纸社论或批判文章中看到这句话，它让不谙世事的我浮想联翩。
说实话，我特别喜欢那些文章铿锵有力的节奏和犀利的文风。我对政论文的喜好大概是从“九评”（中共中央反击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的9篇政治评论，第9篇最著名）始，一直持续到中年以后才摒弃。初三那个学年，我们的作文课学习的是议论文，议论文三要素是论点、论据、论证。教我们班语文的老师叫柯莱，听上去是个作家的名字，或许柯老师年轻时也做过作家梦吧？老师须发灰白，不苟言笑，说话带着山东口音。写叙述文成绩平平的我，时来运转了。我的议论文得到了柯莱老师的赏识，几乎篇篇都是范文，每堂作文课一上来，老师就在全班学生面前带着山东腔朗读我的作文。后来，念得我都不好意思了。或许是对议论文的偏好，使我对“社论”特别关注，喜欢里边一环扣一环的逻辑，也关心暗示性很强的句式，譬如，山雨欲来风满楼，隐隐带来的是紧张、激动和不安，或许还有期待。
初中三年级留给我的记忆碎片，是看了不少被批判的电影，譬如谢芳主演的《青春之歌》、《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全是宣扬小资情调和阶级调和论的大毒草。《北国江南》、《不夜城》、《林家铺子》、《抓壮丁》、《兵临城下》、《红日》等等电影各有各的罪名，譬如投降主义、卖国主义、阶级调合……等等，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这些当年是大毒草的电影，如今均被视为经典之作。没错，那样一群大师级的编、导、演，是不可能复制的。
我们就要初中毕业了，政治时局也越来越紧张。学习、讨论报纸社论，加进了期末的课外活动当中，后来则是整堂课的学习和讨论。先是通读、学习姚文元的长篇大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也是历史学家。他奉上之命写于几年前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被批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要害是罢官。谁被罢官了？彭德怀！敢为彭德怀鸣冤叫屈，这不是向党进攻吗？与此同时，批判的矛头直指“三家村”，与吴晗有关的三家村反党集团，另两位成员是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邓拓和时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长的廖沫沙，他们联名写的杂文《三家村札记》，我们一篇一篇地念，念完了就捕风捉影地分析，哪句话影射了党和领袖，然后就上纲上线地批判。那或许是中学生在文革大爆发前夕的演练吧？接着，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也变成了反党集团，被华北局进驻，改组。好家伙！原来，阶级敌人不光是地富反坏右，他们的代理人早就潜伏到党里面了。
我的学姐、1967届高中生罗治保存了文革初期的笔记。在她的笔记里，记载了1966年5月12日校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在全校做的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卞校长指出，这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关系着我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前途，是我们党当前第一大事，每一个人都要积极、主动、自觉地参加这场革命，捍卫党中央、毛主席。这场斗争是检验每个人是否突出政治的试金石。她还对运动的要求、方法和学习文件做了具体说明。卞校长绝想不到，85天之后，她会被自己动员起来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学生殴打折磨致死！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卞校长在女附中的提前动员，想必是上面的“内部”部署，先走一步。
那时，初中毕业要经过两次考试，毕业大考和升学大考。毕业大考已经结束，所有的课程都进入了自己复习的阶段，课代表会把问题集中起来，请科任老师集中解答。再过两周，就要中考了。
6月1日上午，我们照例坐在教室里“自习”。最后一堂课时，教室里的扩音器破例响起来。学校用广播的方式召开全校大会，传达各种通知，我们习以为常。但是这次不同以往，开场白“重要通知”后，在鸦雀无声中等来了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播音员是夏青，国家广播电台的王牌。
现在依旧能够体会当时的心情，我头皮发紧，全身僵硬。第一次听到牛鬼蛇神这个词，莫名的激动、紧张和不知所措让我们全班同学都紧紧地闭着嘴巴，生怕自己的心从里面蹦出来。
那天，当我们忐忑不安地收拾书包走出学校大门时，自己并不知道，我们这辈子再也回不到中学的课堂了。就这样，我们初中毕业了。再过两天，我就到了16岁的生日。

（下篇：慌乱的校园）

附：人民日报1966年6月1日社论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1/4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
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下，亿万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来剥削阶级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我国，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国解放16年以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一直是十分激烈的。目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正是这个斗争的继续发展。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是根本对立的，是不能和平共处的。无产阶级革命，是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消灭一切剥削制度的革命，是要逐步消灭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的最彻底的革命，这不能不遇到剥削阶级最顽强的反抗。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意识形态、宗教、艺术、法律、政权，最中心的是政权。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无论有着怎样千头万绪的事，都永远不要忘记政权，不要忘记方向，不要失掉中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就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剥削阶级的枪杆子被缴械了，印把子被人民夺过来了，但是，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还存在着。我们推翻了他们的统治，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并不等于没收了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剥削阶级统治了劳动人民几千年，他们垄断了由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化，反过来用以欺骗、愚弄、麻醉劳动人民，巩固他们的反动政权。几千年来，他们的思想是统治的思想，在社会上不能不有广泛的影响。他们的反动统治被推翻以后，他们是不死心的，总是企图利用他们过去这类的影响，为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复辟进行舆论准备。解放16年来思想文化战线上的连续不断地斗争，直到这次大大小小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被揭露，就是一场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
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也是首先从意识形态上进行准备，搞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是由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尚且要经过多次反复，经过多少次的革命、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资产阶级革命从思想准备到夺取政权，在欧洲的许多国家，都进行了几百年之久。无产阶级革命是彻底结束一切剥削制度的革命，更不能幻想剥削阶级会乖乖地听任无产阶级剥夺他们的一切特权，而不想恢复他们的统治。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必然要象列宁所说的那样，以十倍的疯狂，来企图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篡党，篡军，篡政，这个事实，对全世界无产阶级说来，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教训。目前中国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学者权威”，他们所做的，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梦。他们的政治统治被推翻了，但是他们还是要拼命维持所谓学术“权威”，制造复辟舆论，同我们争夺群众，争夺年青一代和将来一代。
资产阶级进行反封建的文化革命，到夺得政权的时候就结束了。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是反对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文化革命。这种文化革命的性质，同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是截然不同的。这种文化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取得了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先决条件，才能为这种文化革命开辟最广阔的道路。
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移风易俗的伟大事业。对于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一切遗产、风俗、习惯，都必须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加以透彻的批判。在人民生活中清除旧社会的恶习，是需要时间的。但是，解放以来的经验证明，如果充分发动了群众，走群众路线，使移风易俗成为真正广大的群众运动，那么，见效就可能快起来。
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是为少数新剥削阶级服务的，它只能由少数人参加，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是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和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这能吸引和团结广大劳动人民参加。资产阶级启蒙人物总是卑视群众，把群众当作愚民，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当然支配者。
无产阶级思想革命家同他们根本相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目的是在唤起人民群众的自觉，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奋斗。
资产阶级的卑鄙的自私自利，抑制不住自己对于人民群众的仇恨心。马克思说：“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会把人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代表私人利益的仇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它。”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也还是这样。
目前，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模和声势，在人类历史上还不曾有过，它的威力之大，来势之猛，在运动中所迸发出的劳动人民无限的智慧，远远超出了资产阶级老爷们的想象。事实雄辩地证明，毛泽东思想一旦掌握了群众，就成为威力无穷的精神原子弹。这一场文化大革命，正在大大推动中国人民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也必将对世界的现在和未来，发生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我国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引起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惊慌和混乱。他们一会儿想入非非，说什么我们的文化大革命，表明了中国下一代“和平演变”已经有了希望呀；他们一会儿又悲观失望，说什么一切消息表明，共产党的统治还是十分巩固呀；他们一会儿又表现出无限迷茫，说什么要对中国所发生的事情随时作出准确判断的真正的“中国通”是永远不可能有的呀。亲爱的先生们，你们的胡思乱想总是同历史的发展背道而驰的。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和胜利，敲响了中国土地上残存的资本主义势力的丧钟，也敲响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丧钟。你们的日子不会长久了。
让我们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将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进行到底。这一场文化革命的胜利，必将进一步巩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保证我们在各个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保证我们将由社会主义胜利地过渡到伟大的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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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革纪事》之三：慌张的校园

1966年6月2日，注定是我不能忘记的一天。因为在我16岁的人生里，第一次看见了大字报。以前只听说过，1957年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响应党的号召，大鸣大放，给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结果几百万人成了右派分子，发配边疆和农村劳改。
我是在课间操时间看到大字报的。我们教室在南楼，我依稀记得正要和同学们走出大门去操场，看到大门外聚了许多人。楼门口的墙壁上，大字报已经贴了一片，根本分不清谁是谁。是粉色的纸或者黄色的纸？肯定不是报纸。毛笔字写得很流利，篇幅也不长。我记得同桌叶維丽站在我旁边，她对大字报有些不以为然，脸涨得都红了。她的表情成为我的记忆碎片之一，因为我们从初一起就总坐同桌，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我很信服她，凡是她质疑的事情，我也都会问个为什么。我又激动又紧张又不安，心里有点乱套。这不是和57年一样吗？反对校领导的同学这下子可要当右派了。
毫无疑问，学校秩序大乱。对领导和老师的不满突然爆发，正统的力量也很强大，最充足的理由就是反对校领导就等于反党，就是右派。都是女生，平时活泼也好文静也罢，爱护公物、不乱涂乱画是基本准则，现在可好，全都成了扈三娘、杨排风。教学楼素净的灰砖墙、红砖墙，谁都敢把糨糊抹上去，大字报贴得到处都是。大家都无心上课了，上课铃响，老师走进教室，看到的也是一张张涨红的脸，叽叽喳喳的争论是再也按压不下去了。学习成为最不重要的事，高年级同学都在辩论、争吵、贴大字报、你来我往。我们初中的“小孩儿”（高中生如此称呼初中生）像热锅上的蚂蚁，在校园里窜来窜去。怎么啦？为什么？校领导和社论里说的牛鬼蛇神有什么关系？
2014年1月12日，在北京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召开的“老三届校友与老师见面会”上，66届高三3班学生刘进为文革初期的错误率先向老师同学道歉，她认为，是她领头在学校贴的第一张大字报，导致校园秩序大乱，对老师同学造成了伤害。认识刘进六年多以来，我和她就这个问题多次交换过看法。一位校友曾激烈地对我说过，刘进、宋彬彬她们就应该为写第一张大字报道歉，没有她们的大字报，学校能乱吗？我说，她们不写，别人也会写。校友说，谁写谁道歉！没想到刘进真的为这个“第一”道歉了。刘进认为，不能把文革中的所有问题都归结到上面，归结到运动中的身不由己，或者归结到教育路线，个人应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那部分责任。所以，在刘进、宋彬彬道歉之后，立即有两位同学先后即席发言，为文革初期批斗班主任老师和伤害同学表示道歉和追悔。
因此，本文有必要回溯一下刘进的6月2日。
1966年6月2日一早，刘进正在教育部家属院里跑步，忽然间，她听到谁家的收音机里在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播音员铿锵有力的声音，让她特别激动，立即停住脚步，凑近去听。往常，她每天要在院里跑三圈。她想，看来自己在党支部提出的问题和意见，也可以用大字报来公开表达了。广播没听完，刘进就去找住在同院的马德秀，她是高三（6）班的学生党员。刘进说：“现在党号召了，咱们的意见可以说出来了，你愿意写大字报吗？”马说愿意。她俩又跑到学校去找宋彬彬，她是住校生，1966年4月入党，她也支持写大字报。时间还早，很多学生都没有到校，她们就开始写大字报了。因为这些意见都烂熟于心，用不着打草稿，你一言我一语，刘进用毛笔直接写在报纸上，署名刘进、宋彬彬、马德秀，然后贴在宿舍楼锅炉房的一面墙上。
我对她们的所谓第一张大字报毫无印象。一是写在报纸上，不起眼，不能引起我们初中“小孩儿“的注意，二是她们的大字报问世不久，就被学校有意识地覆盖了。
多少年过去，没人想得起大字报的题目和内容，包括刘进本人。刘进在调查中，几乎逢人便问，连勤于做笔记又能完好保存至今的高二学姐罗治，当时都没有抄下“第一张”的内容。总算有刘进班里的同学想起来了，大字报的题目是：“校领导把我们引向何处？”  头一句话就是“外界革命形势轰轰烈烈，而学校却是死水一潭，学校一心想引导的是让我们进行高考复习……” 后来刘进的记忆也被部分激活，她说，内容以问话为主。 胡志涛校长（女，已故）在《生活教育论》一书的《“八五”祭》里提到过她们的大字报，认为“矛头指向还很模糊” ，却没有说到具体内容。 可以肯定的是，在激情鼓动下的灵感，想必也不会写出长篇大论。
三个人都是预备党员，都是校领导悉心培养的好学生，但是她们对学校执行的路线方针都有意见，在革命和高考之间，她们选择革命。
再说刘进，她是随父母工作调动到北京的。在她记忆中，跟着父亲工作调动，不断搬家，不断转学，她的小学、中学转了八、九所学校。三年困难时期，她家在河南。因为饥饿，省委大院里家家都种麦子、养兔子。正上初中的刘进，在自家窗户下种上古巴矮脚麦，天天不辞辛苦地浇水施肥渴望好收成。院里不认识她的人都说省委书记家的小保姆真能干啊。在多地辗转的生活中，少年刘进比京城的高干子弟更多地看到了民间疾苦，把自己也造就成一个质朴、真实的人。1964年春，父亲刘仰峤调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刘进来到北京，转学到女附中，插班在高一年级。乍一来到北京，又是上了一个女校，她觉得自己和学校的风气有点格格不入，同学也觉得这个外省来的插班生像个土包子。刘进认为学校缺乏劳动教育，很多同学身在福中不知福，又傲气又娇气，尤其是一些干部之女，特殊化严重。高一时她曾写过评论干部子女“骄娇二气”的作文，高二、高三还在课堂上和老师辩论，老师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大字：思想偏激。
刘进在道歉中反思了自己的“左”和“偏激”，曾经带给同学们的压力。其实，刘进从来不是以疾言厉色唱高调来宣示“革命”的人，她是以身作则，她的“气场”很压人。譬如每天早起她在高教部家属大院跑三圈，做一套哑铃操，冲冷水澡后，6点多到校，再带领同学长跑、做60个仰卧起坐、俯卧撑。每年11月入冬前从不穿袜子。穿的衣服都洗褪了色，带着补丁。下乡劳动，两个同学抬一筐土，她一根扁担挑两筐土。更加让人惊讶的是，一个姑娘家，竟然还会扶犁耕地。外号小迷糊的同班同学宋彬彬，就是这时候开始崇拜刘进的。后来，大凡刘进做的事，她不仅支持，还认真参与，直到今天。
刘进以自觉锻炼、自找苦吃为荣，说到做到，并于1965年年底入党。转眼进入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上层建筑”领域已经打开局面，有序进行。刘进想，原来没有赶上战争年代，现在我终于能够投身革命、献身革命了。当时学生党支部经常在一起分析形势，分析学校老师的态度怎么样，是不是革命的，等等。1966年5月，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有个内部报告，刘进和她的同学们认为这个报告是压制革命的，和社论上面讲的不一样。党支部的老师说，我们应该按照党的安排去做，应该服从党的组织纪律。所以尽管有意见，她们还是在党内提出和讨论。
党报不断发表批判文章，调门也在连续升级，号召大家积极参加文化革命，特别是毛主席关于“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的指示，更让刘进和她的朋友们感到事态的严重性，一种不让“江山变色、国家变修”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得到了强化。
由部分教师组成的“星火燎原联队”在1966年10月编写的“大事记”里，如此记录：人民日报刊载了北大聂元梓同志向陆平黑帮猛烈开火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这在我校引起了剧烈的反响，揭开了师大女附中文化大革命之幕。我校广大革命师生，以学生为先锋，贴出了“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等革命大字报。学生预备党员刘进、宋彬彬、马德秀等三人贴出了揭发我校党总支的第一张大字报（在5.14日传达宋硕黑指示——原文标注，意指校领导执行了“旧北京市委”的）。
近年我读到一本高三年级同学的日记，她是这样写的：“6月2号人民日报发表一篇社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立刻，学校里动了起来，有人勇敢地贴出了揭发女附中校领导的大字报。黑云滚滚西天来，风雨压城城欲摧。学校召开党员紧急会议，镇压学生革命运动。”她召集一部分同学连夜写了大字报“怎样正确对待当前校园内的这场大革命”，6月3日一贴出去，便轰动了全校，许多同学踊跃签名，表示赞成。她还写道：“这一天像是失掉了爹娘的孩子，高中同学自动组织起来，初中的小同学满操场乱转。”
学生“犯上”的举动势如破竹，校方也慌了，担心影响扩大，主持工作的副校长胡志涛立即召开了全校党员大会，号召党团员站出来保卫党的领导。教师团支部还组织部分团员把给校领导贴的大字报撕去了。
会后，刘进三人被隔离到阶梯教室， 用《甄嬛传》里的说法叫“禁足”。党支部派老师们轮番上阵，苦口婆心，帮助三人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希望她们认清形势检讨错误。告诫她们如何危险，将要滑到右派学生的泥潭。但刘进们对此却不理解，因为广播里都肯定了大字报，说明这就是党的号召，为什么我们给学校贴大字报提提意见，就成反党行为了？67届高二年级孙行玲多年后在博客里写到，6月3日下午学校党支部召开全体会议，同学们都很关切，有不少人堵在会议室门外倾听。会议室里传出老师和学生激烈的辩论声。
当天，北京市委改组的消息传来，不明就里的师生突然和“旧北京市委”有仇似的，欢欣鼓舞、绕着校园游行，表示热烈庆祝、坚决拥护！胡志涛校长代表党总支传达新市委的指示：一不上街、二不开大会、三不要把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要注意内外有别，强调要相信党，相信党支部，相信区委，相信市委。
双方在僵持中，等来了党中央派来的人。
刘进多年后回忆道：“6月3日晚饭后，胡启立（时任团中央候补书记）带领团中央干部张世栋、马娴华来到学校，被一个同学直接带到阶梯教室，他们当场宣布说我们的行动是革命的，应该支持，我们的心情非常激动。”
孙行玲如此回忆：“晚上七点左右胡启立带了团中央的两位副部长来学校，叫开会议室（应是阶梯教室——博主注）的门，放出造反的学生，并说邓小平同志很关心，委托他们来看看。我当时在场，只是围在门口的人很多，距离比较远，人声嘈杂，听别的同学转述：胡启立听说大家都没吃晚饭，挺生气。说不能以这种批斗的方式对待学生，先去吃饭，他们会了解情况后向上级和小平同志反映。”
张世栋记得，当天晚上，他们在校门口，遇见了几个同学，他向她们介绍说，我们是团中央派来的工作组，想见一见你们的校领导。一个同学说：“他们在后面的阶梯教室开会斗学生呢！我带你们去。”后来，我才知道她是邓榕。
来到阶梯教室，老师正在批评刘进、宋彬彬、马德秀同学。我简单介绍了我们是团中央根据党中央指示派出来的工作组，目的是帮助学校党政领导干部领导学校的文化革命运动。今天先来看一看，明天就进驻学校了。随后卞仲耘书记宣布散会，我们几个在校内转了转就返回了。
写到这里，我也想起自己曾经挤在人堆里，从阶梯教室的大门往里张望，看看右派学生长什么样。我什么也没有看到，记忆里一片空白。

（下篇：谁主沉浮）

附：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

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现在全国人民正以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为彻底打垮反动黑帮的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斗争，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哪里？这里有鬼。请看最近的事实吧！
事情发生在五月八日发表了何明、高炬的文章，全国掀起了声讨 “三家村”的斗争高潮之后，五月十四日陆平（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急急忙忙的传达了宋硕（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在市委大学部紧急会议上的“指示”，宋硕说：现在运动“急切需要加强领导，要求学校党组织加强领导，坚守岗位。” “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 “这场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方法上怎样便于驳倒就怎样做，要领导好学习文件，开小组讨论会，写小字报，写批判文章，总之，这场严肃的斗争，要做得很细致，很深入，彻底打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所能解决的。” “如果群众激愤要求开大会，不要压制，要引导开小组会，学习文件，写小字报。”
陆平和彭佩云（北京市委大学部干部、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完全用同一腔调布置北大的运动，他们说： “我校文化革命形势很好”， “五月八日以前写了一百多篇文章，运动是健康的……运动深入了要积极引导。” “现在急切需要领导，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积极加强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 “北大不宜贴大字报”， “大字报不去引导，群众要贴，要积极引导”等等。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文化革命路线吗？不是！绝对不是！这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
“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 “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坚持讲道理”， “要作的细致”。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这是理论问题吗？仅仅是什么言论吗？你们要把我们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还要“引导”到哪里去呢？邓拓和他的指使者对抗文化革命的一个主要手法，不就是把严重的政治斗争引导到“纯学术”的讨论上去吗？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这么干？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
“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 “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要积极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什么是 “正确的道路”？什么是 “正确的方向”？什么是 “正常的发展”？你们把伟大的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引导”到“纯理论”、 “纯学术”的圈套里去。不久前，你们不是亲自“指导”法律系同志查了一千五百卷书，一千四百万字的资料来研究一个海瑞“平冤狱”的问题，并大肆推广是什么“方向正确、方法对头”，要大家学习“好经验”吗？实际上这是你们和邓拓一伙黑帮一手制造的 “好经验”，这也就是你们所谓 “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实质。党中央毛主席早已给我们指出文化革命的正确道路、正确方向，你们闭口不谈，另搞一套所谓 “正确的道路”、 “正确的方向”，你们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你们的修正主义轨道，老实告诉你们，这是妄想！
“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能解决的”。 “北大不宜贴大字报”，“要引导开小组会，写小字报”。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怕大字报？害怕开声讨大会？反击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的黑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革命人民必须充分发动起来，轰轰烈烈、义愤声讨，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战斗形式。你们“引导”群众不开大会，不出大字报，制造种种清规戒律，这不是压制群众革命，不准群众革命，反对群众革命吗？我们绝对不答应！
你们大喊，要“加强领导，坚守岗位”，这就暴露了你们的马脚。在革命群众轰轰烈烈起来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坚决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时候，你们大喊： “加强领导，坚守岗位”。你们坚守的是什么“岗位”，为谁坚守“岗位”，你们是些什么人，搞的什么鬼，不是很清楚吗？直到今天你们还要负隅顽抗，你们还想“坚守岗位”来破坏文化革命。告诉你们，螳臂挡不住车轮，蚍蜉撼不了大树。这是白日作梦！
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保卫党中央！
保卫毛泽东思想！
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哲学系    聂元梓  宋一秀  夏剑豸  杨克明  赵正义  高云鹏 李醒尘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原载《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

tuffy05

《我的文革纪事》之四：谁主沉浮

1966年6月4日一大早，由共青团中央向北京市中学派出的第一个工作组带着行李进校了。他们是组长张世栋(男)和两名女组员马娴华、叶礼艳，年龄分别是34岁、32岁、25岁。他们的任务是：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8条要求，尽快控制好局面，并注意总结经验。
（中央8条：⑴大字报要贴在校内；⑵开会不要妨碍工作、学习；⑶游行不要上街；⑷内外区别对待，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参加运动；⑸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⑹注意保密；⑺不准打人、污蔑人；⑻积极领导、坚守岗位。
套用现在的说法，他们是三个“80后”啊，多么年轻！再说团中央的干部多是出了校门，进机关门，没有经历过“三大革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锤炼，可历史就这样在特殊的时刻选择了他们。领导一所著名女中的文化革命，还要拿出经验来。他们不仅要对顶头上司胡启立（西城区中学文化革命工作队队长）负责，最高领导邓小平都在等着他们的“经验”呢。
2006年2月23日上午，年届耄耋的张世栋先生在家里接受了刘进和宋彬彬的拜访，谈起四十年前的事。
他记得，1966年6月3日上午，为了制止大中学校的混乱，使学校的文革运动有序进行，由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制定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8条要求，并决定向北京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北京中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由团中央负责，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胡克实列席了会议。他回到团中央立即召开了书记处紧急会议，传达政治局会议精神，决定组成北京中学文化革命工作团，各区成立工作队，当天就开始向中学派出工作组。下午一上班，胡克实的秘书侯春山通知张世栋马上去见领导，他放下手头正在写的辽宁四清总结，和马娴华、叶礼艳先后走进胡克实办公室。他们被告知，三个人组成北京中学“文化革命”第一个工作组，由张世栋任组长，今晚就进驻北京师大女附中。胡启立同志也去，但不作介绍，他去看一看。
因此，头天傍晚才遇到邓榕几位学生引路直接把他们带到刘进、宋彬彬、马德秀被软禁的阶梯教室，他们当场亮相，支持了三位学生的革命行动。
工作组进驻学校后，5天内，又有7人先后从北京四清工作队、中央团校和外地抽调来女附中报到，形成张世栋为组长、马娴华等4人为副组长的强大阵容。
工作组做的第一件事，是接管权力。党总支书记卞仲耘和主管校长胡志涛都是抗战中参加中共地下党的老革命，后来她们都选择了教员这一职业。卞仲耘1949年来到女附中，从当教员开始，一直到党总支书记、副校长，把个人命运交给了这所女中。胡志涛曾在著名的演剧二队工作，她当年的战友解放后或成为文艺界领导，或成为著名艺术家。她到解放区后却选择了教育工作。1949年北平解放，她所在的华北育才中学随着解放大军进城。5月，女附中正式被接管，华北育才中学女生部与女附中合并。担任国文教员的胡志涛在这里遇见了卞仲耘，她们早在1946年就认识，一起在晋冀鲁豫解放区人民日报社工作。共同的理想让两人再次相遇，并肩战斗在新的岗位。1956年，胡担任副校长，负责学校全面工作，卞担任党总支书记。女附中的校长正职，要么是文艺界高官夫人，要么干脆空缺。中间几经曲折上上下下，1962年后，她俩又恢复原职，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直到文革开始，卞胡做梦一样双双靠边站了。当然，一起下台的还有其他校领导，副校长刘致平、教导主任汪玉冰、副主任梅树民，他们没有革命经历，都是大学毕业即来到这所女中的。
唯一保留了职务的是管总务的李副校长，来自解放区，工农干部，出身贫苦。幸亏有李校长统管学校的后勤，学校的物质生活还能继续，食堂照常有好吃的狮子头，校园的环境卫生依然能够保持。但是，遗憾的是李校长错把学校历史档案（人事档案另外保管，得以幸免）当做垃圾，一把火烧了，致使即将迎来百年校庆的实验中学只有当下，没有从前。
权力的更迭受到学生拥护。学生们对校领导的不满，短短几天酝酿成有我没你的“阶级仇恨”，工作组成了亲人。高三某同学日记里写着：同学们高兴极了，校园内到处可以听到“毛主席派人来” 的歌声，到处可以看到“毛主席派来了工作组”的标语。
工作组做的第二件事是恢复正常秩序，维护校园稳定。废除学生会、团委，成立了全校师生代表会，老师代表2名，学生代表5名。刘进担任学生代表会主席，宋彬彬、马德秀和另两位高中生为副主席。各年级设代表、各班成立核心小组，取代团支部、班委会。工作组——师生代表会（包括年级代表）----班级核心小组，成为学校新的三级组织。
如果说从前校领导对干部子女“另眼看待”，旨在不断加强她们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责任感，而工作组则是直接按照父辈职位级别来规定他们革命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了。干部子弟也分为不同等级，高级干部和一般司局级干部有了分野。各班核心小组成员基本是按照父亲级别遴选的，谁爹官最大，谁自然当一号人物。父亲官儿更大的，是年级的学生代表，譬如邓榕和刘婷婷，后者才14岁，初一的小孩儿，能懂什么！
我所在的班，集体性格是老实本分，不激进、不冒尖，趋于保守，干部子弟和普通家庭出身的同学并没有明显裂痕。可是，班委会、团支部突然解散，代之以5人“核心小组”，还是给了大家不小的冲击。团支书小Z比一般同学年龄稍大一点，也是干部子女，是班里第一个入团的同学。她待人热情、性格爽朗、知识丰富，属于“阳光”女孩。她的理科成绩尤其好，只要老师在课堂提问，她总是最先举手，有时怕老师看不见，甚至站起来举手，要求回答。她骑一辆天蓝色自行车，是进口洋货。我记得班里好几个同学学骑车，都用她的，摔了磕了，她从不计较。可她黯然下台了。
一位平时并不活跃的同学，因父亲是国家领导人而当了核心小组的组长。她性格有些内向，平时不爱说话，举止也不激进。我至今的印象中，她总穿一件蓝士林布的斜襟褂子和一条古铜色灯芯绒裤子，高高的个子，两条长辫子梳的很低，不像我们常常把小辫胡乱编到耳朵上方，显得很幼稚。用现在的话说，她很低调，但文革就这样让她突然抛头露面了。当然，也要照顾到工农子弟。我班一工人出身的同学，初一时眼睛近视了，家庭困难，是全班同学一毛、五分地凑钱帮她配上眼镜。她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后代，也成为核心小组五人之一。而另一铁路工人出身的同学聪明活泼、多才多艺，不知为什么只是“红外围”。5个人有四个是团员，唯一一个非团员也有过硬之处，她的伯父是开国上将，一个月后她“火线”入了团。
原来以座位排列的小组也自行解散，脾气相投、观点一致的自然聚在一起。桌椅也打乱重排，每个自然小组，把桌椅摆在一起，面对面方便学习、讨论、聊大天。每天读报讨论很没意思，我们也想不出校领导有什么问题，需要写大字报去揭发。我记得，我们小组几个同学，对团支部书记小Z被整得灰溜溜靠边站很不满，凭什么呀？核心小组经过选举了吗？纯粹是自封！我们觉得不公平，免不了背后议论核心小组的张三李四，哼！要让大家选，才不会选她呢。我从小心直口快，不忌讳别人听去有什么后果。说核心小组某人的坏话后来被举报，成为我挨整的主要罪状——仇视干部子弟，仇视党的阶级路线，上纲为夺权斗争。现在看，是不是都觉得太搞笑了？别看小姑娘平时打架爱用指甲掐人，若以革命的名义整人也是很毒辣的，后面的故事会告诉你。
我的同桌叶維丽在她的《动荡的青春》一书中，也谈到这段时间的情况。她回忆到，干部子弟出入在一起，俨然成了特殊小团体。大家在一起也不干什么正经事，经常议论班上同学，有时拿她们的特点开玩笑，起外号。叶听到一些可笑的说法也跟着哈哈大笑，虽然知道这样不对。以前的同学关系不是这样，现在人性中卑琐的一面以革命的名义堂而皇之地表现出来了。叶維丽还说；“我的同桌是我最好的朋友，她不是干部子弟，现在我们疏远了。每次见到她我就感到不自在，心里觉得有点对不起。”其实，我也觉得她和我疏远了，但是，更大的离间还在后边。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校园里不穿鞋的人越来越多，这似乎成了革命标志。她们把裤腿挽到膝盖，像要下农田去插秧，不过是走在滚烫的水泥路上。我在前面说过，我们班的集体性格比较保守，只有核心小组的一个同学当了赤脚大仙。不知从哪天起，“他妈的”成了好多人的口头禅, 还好，“操”这个字眼一直没有普及，毕竟是女校，大家都有羞耻心。
工作组正式宣布“复课”，恢复正常秩序。所谓“复课”并不是重新捧起书本，而是每天按照上下课铃声规定的节奏，学习报纸社论和各种化名人物的文章，据说篇篇都代表最高指示。老师们也不用备课了，以教研室为单位学习、揭发吧。不过，揭发校领导也不许胡来，严格遵守中央八条，让运动有序进行，先普遍揭发，再梳辫子，找出重点。
革命，到底是什么？谁也闹不清楚。天天读报讨论，是很无聊的事。对校领导不熟悉，实在想不出他们的坏。有人提出是不是把班主任老师叫来，批判一下。他一个教物理课的，干嘛老在全班面前说那种事啊？譬如同学们来例假了，千万不要沾凉水、不要搬重物、不要剧烈运动，切！用得着你管吗？婆婆妈妈，一看就是革命意志消退的人。这个动议遭到大多数同学的反对，没被核心小组采纳。我们这个班文革期间，没有批判过任何老师，也没有人参与过8-5游斗校领导的活动。许多年后，我和同学去拜访班主任老师，说起文革，他提到核心小组某同学曾经在物理教研室，喝令一位女老师跪下，煽了她耳光，我们都很吃惊。她在班里虽然整过同学，但至少没有动手打过。
如火如荼的运动变成了温吞水，有点进退失据了。正如工作组的领导同志所说：你们现在不明白学校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性质，我们团中央也不能随便指责学校是什么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要靠同学们的揭发，你们要揭发谁就揭发谁。你们的革命热情很高涨，很好，但一定要踏踏实实，一步跟着一步。
学生中的不满情绪如暗流涌动，即将爆发。工作组绝想不到，进校刚刚两周，就成了学生们斗争矛头直指对象。革命再次席卷而来。

（下一篇：生活就是斗争）

tuffy05

《我的文革纪事》之五：生活就是斗争

我在写作“文革纪事”过程中，需要不断地翻阅高二2班学姐罗治的文革笔记。她真是一个有心人，泛黄的横格纸上隽秀的字体已经发黑，却字字清晰，她就那样留住了一段历史。罗治笔记为我的写作提供了可靠的参考，譬如有关工作组和各种人物代表的系列讲话、当时轰动一时的社论、文章等。
团中央派来的工作组，对自己进入师大女附中十天来的工作，充满了乐观的情绪。六月中旬，年轻的工作组组长张世栋在广播讲话中说：“这几天运动怎么样？好得很！因为我们学校的文化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新的阶段。广大师生员工对文化革命在认识上有很大提高，并积极行动起来了，对修正主义黑线和代表人物进行大量揭发，大小字报已经贴出1000多张了。”“其中不乏一大批有材料、有分析、有份量的击中要害的大字报。斗争水平、战斗力不断提高。广大师生思想觉悟、阶级觉悟有了飞跃提高，几天的进步胜过几年，立场坚定了，斗争性增强了。”
张世栋认为，工作组取得了一些经验，为下一步斗争打下了良好基础。而存在的问题都是方法性的，也是难免的，不足为怪的。他提出新的要求：（1）要坚持学习时间，认真阅读文件。（2）提高大字报的质量。抓准、抓要害、抓实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专家路线；修正主义苗子；对待工农子弟、革命教师、干部子弟。（3）要团结广大师生员工一道革命。（4）要坚决执行中央的八条规定，建立一个更健全的新的革命秩序，这样更有利于斗争，提高战斗水平。
看上去这些要求都是合理的，理性的，重点很明确。可是，轰轰烈烈的革命气氛哪里去了？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毛主席还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毛主席的话，好像专门冲着工作组说的，你求稳怕乱，而学生中不耐烦的情绪已是一触即发之势。
6月17日，高三4班李黎黎等13位干部子弟贴出了大字报，题目是 “工作组把我们引向何方？”她们认为，工作组开展运动的方式和《人民日报》社论的精神不一样，阻碍了运动。这里我必须回顾一下，刘进、宋彬彬、马德秀6月2日的“第一张大字报”的题目是：“校领导把我们引向何处？” 她们三人之所以对校领导有意见，是因为“外界革命形势轰轰烈烈，而学校却是死水一潭”。工作组岂不是在重蹈校领导的覆辙吗？
由此可见，广大学生对文化革命的理解与校领导、工作组截然不同。一要稳定，二要有序，是一切担负领导责任的人（先有校领导后有工作组），必须想到的。而学生们则不然，大家渴望的是轰轰烈烈，是热血沸腾，是把一切牛鬼蛇神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才是革命。
面对学生“为什么还不召开揭批校领导大会”的质问，张世栋在当天的广播中说，“现在转入重点批判的条件还不成熟，仍要进行广泛的、普遍的揭发。”的确，虽有1000多张大字报了，但都是泛泛的不满、重复的大道理，是执行上级错误路线的问题，怎么对校领导展开有针对性的全校大批斗？说白了，是没有子弹嘛！同时张世栋检讨了自己有“怕乱”思想，“还不够放手”，表示欢迎继续提意见。
大字报贴出后，引起了全校各班的辩论，特别是在高中学生中，迅速分成两派，当然，反对工作组一派，在人数上明显处于弱势。当晚，学生自发聚在大操场宿舍楼的高台前辩论，高三3班同学梁二同上台支持了13人，说工作组压制了革命师生的积极性，把学校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支持者为她大声叫好，反对者也毫不妥协。双方争先恐后爬上高台，慷慨陈词，直到半夜。梁二同是刘进的同班同学，后来成为反工作组一派的领导者之一。
这是校园里继刘进等3人质问校领导的大字报贴出后，仅隔两周的第二波全校大辩论。这次，刘进、宋彬彬等成为维护工作组的正统派，直到8月19日她们宣布退出女附中的文革运动，再也没有以激进的姿态出现。
工作组的权威受到了强烈挑战，他们呼吁同学们不要再辩论了，没有人听得进去。辩论非但没有停止，第二天又演变成学生斗学生。有的班是围攻反工作组的少数派学生，有的班则是趁乱整治出身不好、平时看不顺眼的同学。
很多年后，我听说了高二2班整同学的事，其实，当时我们班教室和高二3班是对门，和高二2班斜对门，却没有一个人知道。当然，知道了我们也不懂。
1966年6月18日，高二2班率先在同学中明确划分三六九等，揪出12个“牛鬼蛇神”，分别扣以耸人听闻的大帽子。最近，我在孙行玲的新浪博客看到了这张大字报：
这两天，咱们班空前一致，没有矛盾是不符合辩证法的，这完全是假象。反革命黑帮的大红人A及其爪牙B；自己承认是反革命的C；一贯阴险、两面三刀的投机分子D、E；一贯仇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阶级异己分子F；一贯欺骗组织、处心积虑的捞政治资本的投机分子G；一贯与组织对抗的小市侩H；一肚子坏水的极端利己主义者I；一贯仇恨革命干部及其子弟笑里藏刀的阴险分子J、K、L等人纷纷出头露面，上蹿下跳，企图浑水摸鱼，钻进革命左派的队伍。警告你们，混水摸鱼是不行的，谁个真革命，谁个假革命，谁个反革命，我们心里一清二楚！坚决横扫一切大的、小的、明的、暗的牛鬼蛇神！！！
毛主席的共青团员1966.6.18
(因没征得当事人的同意，特将大字报中被点名的12人姓名分别用ABCD等12个英文字母代替。)
孙行玲的家离学校非常近，每天中午回家吃饭。那天饭后返回学校，推开教室门（平时中午是不关门的），就见大家的目光齐刷刷地一齐射向门口。她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午休同学们都老老实实坐在位子上，为什么这么安静，为什么表情怪异。听到站在讲台边的同学说：“进来吧！”她才注意到并不是所有的同学都坐在位子上，前边还站着几位，一脸严肃。不等她坐下，就有人以命令的口气说，你对这张大字报什么看法？她这才发现黑板上贴了满满的大字报，内容如上。只觉得脑袋“轰”地一声，心脏一下抽紧了，完全是下意识的回答：“我不觉得她们是反革命，平常没发现有反革命言行。”她立刻遭到猛烈反击，有人说她是自己跳出来的小右派，把她吓哭了。印象最深的是，有个同学说你爸爸是右派所以你当然也会同情反革命，出身决定立场。而说这话的人自己出身资本家。过后班领导小组划定“左中右”，她是“中右”。
是谁策划发动了这场批斗同学的活动？当然是班里的“核心小组”。父亲的职位高低直接决定了她们的政治地位和道德优越感。只有她们才配当“毛主席的共青团员”，别人都是贱民，可以任意侮辱。看看这可怜的十二个人 ，有的从政治上当头一棒，有的从人格上给予诋毁，每一项“命名”都费了心思。譬如“反革命黑帮的大红人”——她们先给校领导定性“反革命黑帮”，然后再把“大红人”的帽子扣到A头上。A是高二2班班长，文革前校学生会文体部长，学习好、能力强、多才多艺、口才出众。是众多的嫉妒心拧成一股绳，让A成为12个“牛鬼蛇神”之首。她为了证明自己忠于毛主席，把毛的像章别在胸前的肉上。以这种方式证明自己的我知道还有一人，就是清华附中的66届高中生郑光召，即作家郑义，他早年的作品《远山》、《老井》曾名噪一时，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优秀作品。
我于2007年11月认识了A，当时她拖着晚期“慢阻肺”的羸弱病体，正参与发起、组织为卞仲耘校长塑像的捐款活动，因捐款意外遇到阻力，她把我叫到她家，希望我帮着在网上宣传一下。她极其消瘦，弱不禁风，说起话来却滔滔不绝，一停下就要吸氧。后来我去过她家多次，参与她召集的聚会。她的家一直是插队知青和校友团聚的沙龙。2011年5月，她坐着轮椅、带着氧气袋参加了在实验中学举行的“卞校长塑像揭幕仪式”，我还和她合影留念。当年12月的连续雾霾天里，她溘然去世。
在孙行玲博客看到的大字报，除了“反革命黑帮的大红人A及其爪牙B；自己承认是反革命的C；一贯仇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阶级异己分子F”等四人涉嫌政治外，其他8位同学受到的全是人格羞辱和诋毁，譬如一贯阴险、两面三刀，欺骗组织、处心积虑地捞政治资本，与组织对抗的小市侩，一肚子坏水的极端利己主义者，仇恨革命干部及其子弟，笑里藏刀等等，这些涉及人品的攻击往往造成更深的伤害。
高二2班斗争同学的活动，充满戾气，开创了校园里学生整学生的先河。几十年后，依旧可以看到，在革命的汹涌波涛里，丑陋人性的沉渣怎样泛起。血统的优越感，过分张扬的个性，强烈的表现欲，嫉妒心、报复心和病态的虐待狂心理，这些人性的毒素，以革命的名义得到了发扬光大。
罗治的笔记里记载着：
6月20日全校开会，刘进作为学生代表会主席，讲了三点意见，主要内容如下：1、要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不能过早下结论。2、反对在学生当中开斗争会。3、坚决不打、不骂、不围、不哄，坚决贯彻党的政策。
工作组长张世栋随后做了补充讲话，说现在转入重点批判的条件还不成熟，有很多人的意见还没有讲出来。因此现在仍要进行一般广泛、普遍的揭发。
怎样进行一般广泛、普遍的揭发呢？有什么问题就提什么问题，愿意点谁的名就点谁的名，全校教职员工，学生只要你感到他有问题，就可以揭……
从工作组入校以来，还是注意发动群众的……但是有怕乱的思想，还不够放手，因此有急躁情绪。今后我们要更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发动、支持、依靠大家革命，和大家一起闹革命。
希望一切革命师生积极行动起来，掀起一个大揭发、大批判、大辩论的热潮，打消一切顾虑，放下一切包袱……
罗治在记录这些讲话时，几处出现了删节号。也许是她走神了。两天前，她在班里被戴上“一贯仇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阶级异己分子”的大帽子。她只有18岁，就成了一个老牌反革命，这样严重的指控足以让人没有活路。可是现在有点不同，她不是孤立一人，还有另外11个同学与她一起忍受煎熬。高二2班有学生43人，30%的人成为“牛鬼蛇神”，再加上孙行玲那样明里暗里同情她们的同学，“毛主席的共青团员”们想孤立哪一个都不容易。
罗治被剥夺了参与文化大革命的权利，她唯一能做的，是继续做好“文革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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