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吉军：我知道的北大文革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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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的北大文革二三事（上）

陈吉军

大跃进运动使国家和人民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从而引起党内外一些人对毛泽东的做法表示怀疑和不满。吴晗、邓拓、廖沫沙等人发表了一些言论，吴晗还在61年搞了一个京剧《海瑞罢官》。彭德怀依仗其和毛泽东多年来的亲密关系仗义直言，批评毛泽东头脑发热、升虚火，发高烧。毛泽东为此极为不满于59年开展了反右倾运动，把彭德怀等人打为反党集团。62年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后，国家的政治生活明显向极左方向转变。毛泽东出于反修防修的考虑，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阶级斗争，把人民内部的一些分歧和矛盾当成敌我矛盾处理。在意思形态领域开始对一些文艺作品进行批判。65年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6年4月26日全校召开了批判吴晗、翦伯赞大会，陆平校长作报告也把党内正常的批评视为阶级斗争，斥之为“牛鬼蛇神向党猖狂进攻”。66年4月份开始，我们的正常学习生活受到了干扰，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燕山夜话》等活动一个接一个。几乎每天下午都要用大量时间搞这些东西。5月25日，我们班同学正在研究批判《三家村》，突然赵枫同学风风火火地跑了进来，说是学校发生了一件大事。在大饭厅的东墙聂元梓等七人写了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把矛头指向了北京市委和学校党委，认为他们在搞修正主义，学校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我们赶紧跑到那里去看。已经围了很多人，大家议论纷纷。聂元梓是谁，宋硕、彭佩云是谁，我们根本不清楚。对大字报里提到的事情我们也不知道。应该说对北京大学政治舞台这两年发生的事情，我们一无所知。但是我们隐隐约约地感到聂元梓的大字报所提到的问题应该符合当时国家所进行的宣传，符合党的要求。于是我们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稀里糊涂地投入了拥护的浪潮中。由赵枫执笔写了一张支持的大字报贴到墙上。反扑很快就来了。第二天，年级辅导员老师来了找我谈话指责我作为团支部书记不能支持聂元梓的大字报，说我上了坏人的当，还说当年右派分子就是这么做的，他们的大字报也是贴在那里。他又在班内会找部分人谈话。他的努力奏效了。有的同学流了眼泪，认为受骗了，让敌人钻了空子。同学们对我也有了戒心。面对这种情况，我感到压力挺大，失眠了。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

毛泽东称赞它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大字报播出后，全校沸腾了。6月2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为题，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并配发了关锋起草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该文说：“为陆平、彭珮云等人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并说北大党组织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这篇评论员文章同时还说：“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他们实际上是代表被打倒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纪律彻底摧毁。”。学校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批判校系党组织的大字报劈天盖地。正常教学已经很难进行了。6月4日，吴德代表北京市委决定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领导北大文化大革命。同时撤销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珮云的一切职务。

从6月1日起，到北大来观看“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人，像潮水一般涌进校园。北大俨然己经成为令人向往的圣地。全国各地的群众甚至农村的中学生也不畏艰难，风尘仆仆地赶来。以大饭厅为中心挤满了人。墙上，地上，树上，布满了大字报。那里简直是一个人的海洋，大字报的海洋。晚间，不少人就在地上面铺上点东西躺在那里睡觉。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带来极坏的影响。北京大学原来还只是采取贴大字报批判校系领导的“错误和罪行”的文斗行为。从6月初开始，北大校园内便出现了打人、揪头发、往身上贴大字报、戴高帽子游街、坐喷气式等等粗暴野蛮的武斗争方式。斗争的矛头也不局限于校系领导，而是扩展到一切“牛鬼蛇神”。“造反派”们漫无边际，肆无忌惮地“横扫”起来，把他们认为凡是“牛鬼蛇神”人都拉了出来批斗。老教授、老学者、以往历次运动中有“问题”的人，甚至出身地富的人也被揪了出来。陆平校长也被“革命”群众揪了出来，站在他家里的墙头上，下面群众高呼口号，高声谩骂。对陆平的批斗一时成为北大最吸引人的景观。不管什么人，只要到北大来，必然来参观一番。 6月18日，横扫批斗达到了高潮。一早我就被外面的吵闹声惊醒，跑出去一看，对面38斋宿舍楼梯口台阶上面形成了一个“斗鬼台”，有人在东房山墙外贴上了“斗鬼台”三个大字。一批又一批的“牛鬼蛇神”被押着到这里进行批斗。他们有的头戴纸糊的高帽子，有的来不及戴纸糊高帽子，就戴着厕所中装手纸的篓子充当高帽子。篓子是铁丝编织而成的，往头上戴时，有人被划破了脸，鲜血直淌。

被造反派们从各处揪来的“牛鬼蛇神”一个接一个被推上台接受批斗。台上的批斗者拿着墨汁和刷子、苕著，对被揪上台的“牛鬼蛇神”先是做喷气式，然后胡乱用刷子、苕著沾上墨汁往他们的头上脸上涂去，瞬间被揪斗者成了“鬼”。我真惊叹北大学生的理解力，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落实得如此形象具体。我们系有一个叫陈应复的同学确实表演过份了，不知什么原因长时间留恋在台上，为牛鬼蛇神涂抹墨汁。我清楚地看见他干完一个活的兴奋神态。两支满是墨汁的手向前摊开，昂头向上，呲牙咧嘴。他旁边是那个被倒背着双手、薅着头发、黑脸白牙向着天的牛鬼蛇神。据工作组统计，6月18日当天被揪斗的共计56人，其中被打成“黑帮”和“反动学术权威”的32人，“反动学生”2人，其他“反动分子”14人。 晚间，工作组对白天发生在“斗鬼台”的行为表了态，张承先通过学校广播台上发表了讲话，指出上午的事件是“有目的、有步骤、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事件。陈应复也被点了名。今天每当回想起那个场面，我的耳畔还会响起广播喇叭里张承先那山东腔调“还有东语系的陈应复,一个流氓”。

第二天，学校的5个校门都关了起来，加强了门岗守卫，纠察队也开始夜间巡逻。6月20日，张承先写了《六一八简报》和《二十天工作总结》在北京市委工作组干部会议上做了介绍。市委负责人李雪峰当场表扬了张承先，并指出“这样的反击要多来几次。”第二天，张承先工作组的《简报》，被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批示迅即转发给各地党委。中共中央文件内容是："现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没有想到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刘少奇、邓小平的预料。毛泽东把这斥为“镇压群众运动”。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到北大表态，认为北大群众自发的斗“鬼”行为是革命的。

7月25、26日连续两个晚上，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李雪峰等人来到北大。我不知道朱德元帅什么原因也来了并且发表了言不由衷的讲话。在东操场召开了所谓万人群众辩论大会。江青表演得最充分。我记得有这么几句。“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是向你们学习的”，“北大同学万岁”，“造反有理革命无罪，谁不革命谁就走开”，“你们给我们的条子，毛主席全看了”。她又从控诉技术物理和物理系的实验员（复转兵）受到放射线辐射开始，讲到她在莫斯科时接受同位素放疗对身体的伤害。全场辩论基本一边倒，只有中文系61级李扬扬代表的贺晓明等31名干部子女站在工作组一边，他们义正言辞地指出北大出现的问题“是延安不是西安”，”是严重右倾不是路线问题”，最后还念了长长的31人名单，包括毛泽东的儿媳张少华和她的妹妹西语系张少林。在当时的气氛下这很需要点勇气。也许是受此影响江青还把他们家中的事抖落出来“阶级斗争搞到我们家里来了，”，“我们不承认这个儿媳妇（指张少华）”全场都被她的讲话弄得鸦雀无声、目瞪口呆。我到现在也不认为毛泽东赞成她的讲话。据说张少华藏了起来，躲过了她的迫害。我想还是毛泽东保护了张少华。她还大声喊到“联动份子上台！贺小明站起来！”。陈伯达在讲话中批判联动时说，“他门搞唯成份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康生的表演也是有声有色。康生先是大声叫道工作组长张承先的名字“张承先，你到前面来。”张承先赶紧跑到前面，没有椅子只好坐到地上。他又说“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派”，矛头指向李雪峰，指向批准派遣工作组的刘少奇和邓小平。紧接着发生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事情，在北京大学几千名师生员工面前，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彭小蒙竟然冲上主席台用皮带抽打了张承先。对这种明目张胆的打砸抢的行为江青等人居然予以鼓励。江青把她搂到怀里亲了又亲。
66年8月5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13日，北大工作组撤出学校。8月17日，应聂元梓的请求毛泽东为北京大学题写了“新北大”三个字，聂元梓的身上又增加了一道光环。9月11日，“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聂元梓任委员会主任。邓朴方也代表技术物理系当了校文革委员。



我以为至此北大可以进入一个正常的阶段，没有料到从8月份开始，北大出现了众多的造反派组织。当时成立造反组织不需要登记，只要自己在大字报上署名自己叫什么战斗队就可以了。搞不清是谁的提倡，北京市出现了戴着红臂章的红卫兵。这些战斗队组织就都成了红卫兵的组织。凡是参加这些组织的人都可以带一个红袖章，上书“红卫兵”。这些战斗队起名字也是颇有讲究的。譬如：“红旗飘”、“井冈山”、“东方红”、“缚苍龙”、“九天揽月”、“跃上葱笼”“挥斥方遒”、小人物、铁锤、清道夫等。这些造反组织首先是进行了破“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盲目地焚烧古典著作，捣毁文物字画，破坏名胜古迹，还对他们认为的黑帮分子抄家、没收家产。

整个校内一片恐怖气氛。想来可笑又可怕，学校内一次批斗会上，有一个同学在会上一时紧张喊错了口号把“谁和毛主席亲我们就和他亲，谁和毛主席拼我们就和他拼”喊成“谁和毛主席亲我们就和他拼，谁和毛主席拼我们就和他亲”。当场就被当成现行反革命被同学们打倒在地，扭送到校文革。这个同学总是充当批判“牛鬼蛇神”的极 端分子，讲了一些过激的言论。当别人说你不要乱上纲上线时，他的口头禅是“不是我上纲上线，他本来就在纲上，本来就在线上”。

按照毛泽东的思路和部署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应该是“一斗、二批、三改。"“一斗"在全国迅速开展起来。1967年1月全国开始了夺取走资派的权利的斗争。 北大的局面并没有按照毛泽东的斗批改部署开展。而是打派仗乃至你死我活的武斗。清华大学、师范大学乃至很多大学、单位都出现了这种局面。有人说是由于江青对河南的斗争讲了“文攻武卫”的话，可是那是冲着夺权的情况讲的，已经将走资派打倒在地，实现夺权的单位为什么还要如此争斗呢。有人说这是派性作怪，有人说这是不甘心垮台的走资派搞的，有人说这是人性中恶的本质在作怪。我想还是与毛泽东“不怕天下大乱”的大乱大治，乱而后治的指导思想有关。旧秩序被推翻了，旧班子被推下了台，代之而来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小团体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尽管相当数量的小团体居心叵测。相当数量的小团体负责人野心勃勃，心术不正。马克思说过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所以夺权之后的北大并没有实现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权力机构进行“二批三改”。“三结合”的指示倒是使一批干部杀了出来，不过没有进入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而是成为了造反派。此时的北大，聂元梓已经不能一手遮天。反对她的战斗队出现了很多。“井冈山”、“红旗飘飘”、“东方红”等反对派战斗队的旗子飘了起来。牛辉林一个北大值得一提的反聂学生站了出来向老佛爷聂元梓挑战。二月份，拥护聂元梓的战斗队合并成立了“新北大公社”。67年2月15日，北大三个拥戴校文革的组织，红旗兵团，东风兵团，红教工兵团合成一体，取名新北大公社。八月份反聂的五个战斗队“红、飘、井、团、零”成立了“井冈山兵团”。为了对抗聂元梓，他们把曾经受到毛泽东肯定的原副校长、著名流体力学专家周培源教授扶植为井冈山兵团的头头，不过仍然影响不大。老佛爷的威望仍然左右着北大的局势。东语系原来的系主任季羡林也不甘寂寞加入井冈山，成了红九团（东语系）名义上的头头。非常令人尴尬的是，由于他这个举动惹恼了聂元梓，公社派决心收拾他。他知道这个信息后跑到井冈山兵团总部寻求保护，可是井冈山兵团也表示爱莫能助，只好看着他被抓进了牛棚。后来井冈山兵团的一些人也投井下石，批起了季羡林。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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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吉军：我知道的北大文革二三事（下）

1967年到1968年夏天这段时间里，北大基本上处在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之中。北大两派斗争的形势日趋严峻。特别是在江青“文攻武卫”的号召下，北大两派的派仗逐渐由“文斗”变为“武斗 。这种全校打派仗，搞武斗的局面显然不符合毛主席的思路和部署。师生们的斗争矛头不是指向所谓的黑帮，而是打派仗，互相攻击。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按照毛泽东关于“革命群众要实现大联合以及人民解放军要开展三支两军”的指示，1968年2月13日，“北京卫戍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北大，帮助两派开展斗批改，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校师生员工的头脑。最主要的是实行“三忠于四无限”。即：要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毛主席要无限敬仰、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林彪在对毛主席盲目崇拜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5月18日，林彪发表讲话，称“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林彪称毛主席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掀起个人崇拜的热潮，在全校出现了一系列的荒唐的行动。一是坚持早请示、晚汇报制度。人人每天早晨起床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向毛 泽东请示，晚上就寝前再向毛泽东汇报一天的思想活动。还要坚持会前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健康。二是坚持天天读。即天天读毛主席的书、毛主席语录。那时候毛主席著作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反对自由主义》和毛主席语录几乎全校师生没有人不会背诵。每当有毛主席新的最高指示发表，全校师生员工无不认真背诵，及时领会和掌握。据说那些被批斗的对象更是积极。有些老先生虽然已近高龄仍然不落后于年轻人。我真的佩服冯友兰老先生，据说他对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从广播里听了几遍就能背下来。三是跳忠字舞。忠字舞的音乐声时常在校园内响起。伴随着乐声人们翩翩起舞。有时饭前跳，有时会前跳。有时工作间休时跳。很长一段时间大家对此很感兴趣。反正一天也没什么正事，跳跳舞舒展舒展筋骨倒也不错。四是红化校园。整个校园内红旗招展，到处可见颂扬毛主席的标语和毛主席语录，广播喇叭里整天响着颂扬毛主席的歌声和口号。“毛主席语录歌”也是每天必放的歌曲。歌曲家们也是行动迅速，总能及时对新发表的毛主席语录谱曲。新北大公社广播台特别热衷于播唱“毛主席是咱社里人”。“毛主席来到咱农庄”。井冈山兵团则热衷于播唱“西江月.井冈山”双方也很会随着形势播放适合各自需要的歌曲。如果感到受到委屈形势不利则播放“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为了鼓舞斗志则播放“红军不怕远征难”，表达藐视对方的情绪则播放“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林彪曾经讲“要把毛泽东思想印在脑子里，溶化在血液中，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现在看来当时经过这样强力的长时间宣传教育，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青少年学生中，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的目标不能说是实现了多少。至少，毛泽东的语言在他们头脑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那段时间，我还饶有兴趣地搜集了一些大字报和对联。可惜后来把大字报都扔了，有些对联还留了下来。比如：稀里糊涂看完这张大字报；莫名其妙结识一位马大哈，横批是哭笑不得。独有保皇怕造反；更无扒手不投机，横批是客观规律。一斗一斗一斗总不完；二批二批二批老不倒，横批是先别提三。看表现，心发急，实在心烦；吃饱饭，没事干，无事生非，横批是快变快变。乱乱乱越乱越好办；辩辩辩不辨没事干，横批是千真万确。曲率半径点点相等圆得要命；摩檫系数趋近于零滑得要死，横批是阳奉阴违。想当初围攻左派活似钾钠钙镁铝；看今日清算右倾惰似氦氖氩氪氙，横批是酚酞政策。声越响，气越粗，帽越大，老子最左；不调查，少研究，有偏见，没啥货色，横批是大字报特点。
从 68年春开始，北大的武斗逐渐升级。3月20日“新北大公社文攻武卫指挥部”成立了。３月２９日凌晨“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切断３１斋男生宿舍的电源，向住在这里的井冈山兵团一派的学生发起突袭，在这幢南北长条的四层楼内，由北向南，逐屋、逐层地驱赶他们。当时，井冈山兵团一派学生还在睡梦中没有武斗的精神准备只能匆忙逃命，有的同学只是穿着单衣从窗户跳了出来。没有跳窗户的同学则在楼道里的公社战士的拳打脚踢之下抱头鼠串。而住在楼里的公社派同学因为事前知道了信息在门上做了记号而仍然安住在那里。经过四个多小时的驱离行动，公社将住在此楼的井冈山兵团成员全部赶走。新北大公社攻占了两派共同居住的31斋。实事求是地说这应该是发生在北大的第一次大规模武斗。
4月25日井冈山兵团把住在36斋的非井冈山兵团人员驱逐出去。4月26日，新北大公社为了夺回36斋和井冈山兵团发生第二次大规模武斗。经过了惨 烈的武斗新北大公社没有夺回36斋。我亲眼目睹了夺取36斋的场面。公社的人从34斋和38斋两面推进把36斋包围起来，用床板搭成通道并经过这些通道向36斋进攻。36斋斋顶上有很多兵团战士，2、3、4层楼的窗户后面也藏有一些人。不停地从上面往下扔石头、砖头以阻止公社的进攻。突然一个大暖气片飞了下来险些砸中下面的人。我抬头一看东语系日语科的钱某某正在楼顶往下面扔石块。公社人中也有神投手，从下面一块石头飞了上去，恰中钱某某的胸部。以后钱某某不见了。他大概受伤了。这神投手的功夫也许是在经常武斗中练出来的。一楼顶不住公社的强攻，西墙被砸开了一个大洞，公社战士从洞口冲了进去，但是二楼的兵团战士在地板上砸了洞，居高临下向在走廊的公社战士用枪扎，用砖头砸。这下公社的战士可吃了亏，被迫退了出来。几十人受伤，血染黄棉袄。36斋攻防战以井冈山兵团的胜利结束。兵团广播台反复播放这个好消息并配以毛泽东的诗词谱写的歌曲“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消遁”。公社战士没有攻下36斋却攻占了17、18、19、2O、21、22、23、24、25、27、３５、３８楼群，形成了对占据28、37、36三幢楼的井冈山兵团的包围。此后，公社又乘势陆续占据了学校其它大部分楼舍，并控制了北大全部五个校门，有武装人员把守，检查进出人员。“井冈山”则将原先占据的２８斋、３０斋、３２斋、36、３７斋连成 了一片，并推倒了３７斋前的一段围墙，作为唯一外出通道，与外界相连。
大约是4月26日夜晚，我正在寝室看书，东语系阿语科二年级的一个同学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对我说“太可怕了，我们斋被井冈山兵团的人占领了。我们班很多人被他们抓走了”。第二天，从井冈山的广播中知道昨天夜里住在三楼和四楼的井冈山兵团的人在外面来的井冈山兵团的人的支持下对住在一楼和二楼的公社红九团的人发起进攻。由于红九团的人多数正忙于当晚公社对井冈山兵团其他住楼的进攻，剩下在41斋居住的人不多，且不少为逍遥派。于是他们趁机得手，赶走了这些“散兵游勇”。当然进攻也不是很平静，双方用石头木棍长矛好一阵子厮杀，最惨烈的厮杀发生在二楼红九团总部。从其它房间撤退到这里的红九团铁杆们抵御了三十几分钟后投降。红九团头头逃跑跳楼摔伤腰椎。其他人则在走廊两边井冈山人的夹击下一个个连踢带打被赶出了斋门。井冈山广播中称之为“红九团全军覆灭”。一个印尼语一年级的同学事后对我说：当井冈山的人进攻红九团总部时，他非常勇敢地用桌子顶住门，并在里面用肚子顶住桌子。外面的人用长矛刺进门里，险些隔着桌子扎进他的肚子里。


我目睹了公社战士夺取25斋的行动。其实这一次并没有大规模武斗。只不过因为我住在25斋，目睹公社战士夺取25斋的经过而印象深刻。大约是27日晚五点多钟，我正在寝室看书突然听见走廊里嘈杂声，赶紧跑出去看。公社的战士正在逐屋驱赶井冈山的人。我住的屋旁边屋里有两个井冈山的人。公社战士领头的是东语系朝鲜语科的大个子谷某。这个人被季羡林在《牛棚杂记》中点了姓。只见他一脚就把门踹开，里面的两个人吓得急忙往外跑，无奈谷大个子身躯魁梧，堵在门口，他们两个并没有顺利跑出去。只听“啪啪”两声响亮的大耳光后这两个小子才狼狈逃窜。站在走廊的我们这些公社的逍遥派好一阵欢呼。

为了挤垮井冈山兵团，公社决定对井冈山的据点断电。井冈山兵团决定采取行动从马路上高压电杆上引电，从而引发了第三次大规模武斗。这是北大自武斗以来，规模最大最为激烈的一场血肉之战。武斗发生在７月２２日晚至２３日凌晨。井冈山兵团对这次武斗经过了充分的准备。他们事先把分散在各楼的“井
冈山”守楼成员，除了部分留守之外，大部分调到３７斋集结。他们的武器装备也大有改善，像公社战士一样头戴柳条帽，身护盔甲，外罩黄棉袄。大约是七月二十二日凌晨，突然一群兵团战士手持长矛冲出北大南校墙豁口，并且非常迅速地在北大南校墙外的马路上用木床架上一个隔离带，支上弹弓，又在木床前面马路撒上一层绿豆，以防新北大公社从两边夹袭。而在这之前就在３７斋上架上了数十个强力弹弓，作为掩护。３名接电者在给家人留下遗书之后，义无反顾地爬上带电的万伏高压线杆冒险作业。新北大公社见状，仓促调遣了武斗队伍，从东西两面向中间夹击，但是多次冲击均遭到了顽强的抵抗。不少人滑倒在绿豆铺的马路上，有的则被弹弓射出的石子击伤。双方还动用了简陋的自制燃烧弹。战斗的呐喊 声，燃烧弹的火光惊动了海淀镇的居民。他们纷纷爬到屋顶上观看了这场中国最高学府学子们进行的这场古典式的血腥武斗。战斗持续到第二天天亮，井冈山兵团接电成功。公社战士血染疆场不得不偃旗息鼓。据说公社不甘心失败制作了土坦克准备发动新一轮的进攻。不过双方的如意算盘均失算了。

对于这种长期武斗打派仗，毛泽东很不满意。1968年７月２７日。他决定从北京六十多个工厂组成三万多人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当时派性斗争激烈的清华大学，整顿秩序，制止武斗。由于不了解内情，头脑冲动，蒯大富的井冈山兵团进行了武装抵抗，工宣队员有些伤亡，事态严重，震撼了中南海。７月２８日凌晨，毛泽东召见了北京大学聂元梓、清华大学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彬所谓五大学生领袖，严厉批评了他们脑子膨胀，闹浮肿病，打派仗，搞武斗。毛泽东一声令下，工宣队、军宣队开进清华，开进北大，从此结束了为期一年多的打派仗搞武斗的局面。这几乎是一场闹剧，毛泽东一手导演了这出闹剧。始作俑者是他，想把这出戏按他的思路演好是他，但是混乱的局面一旦形成，又难以按他的思路和部署进行，于是又来了一个快刀斩乱麻。可以说众人皆醉唯独一人清醒。毛泽东身边的中央领导尚且不知道这个没有剧本的闹剧如何演下去，大学生们又怎么可能清楚该怎么做好呢。说来可笑又可怜可叹可悲的戏中插曲是当晚蒯大富的表演。蒯大富当天不在校内，听说学校内的情况后赶回学校又进不了校门。在外边瞎忙活的他又不知道毛泽东的召见。等他知道毛泽东召见后急急赶往中南海已经晚了两个多小时。当蒯大富一进人民大会堂会见场地，见到端坐在沙发上、身着白衬衣的毛泽东时，悲喜交加之情，无以复加，放声大哭。毛泽东站了起来，其他人也都站立起来。蒯大富多年后回忆说，他像一个受到委屈的孙子见到自己慈祥的爷爷一样，双手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一头扑进毛泽东的怀里，嚎啕大哭，边哭边告状：“主席救我！主席救我！今天早晨十几万人把清华包围了。把学生扔到卡车上抓走了。” 蒯大富的哭诉和悲痛之情感染着气氛，也许是这个原因，毛泽东也像演员一样迅速进入悲伤的角色，当场也落下眼泪，而演员出身的江青表演更加突出，竟然失声痛哭，其他人不知道是什么心情也眼泪汪汪。当蒯大富讲到由“黑后台”操纵几万工人打进清华园，打人抓人时，毛泽东说：“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去的。”蒯大富当时听到毛泽东的此话，情绪颇为激动，脱口而出：“不可能！”经过安慰，蒯大富平静下来，毛泽东继续他的谈话。毛泽东有些气愤地继续说道：“蒯大富，你真蠢呢，我们搭梯子让你下来，你不下来”。问题在于蒯大富事先没有看到剧本，根本不知道有这种“梯子”。感情在政治中只是附属物。在这场持续了五个多小时的闹剧中，毛泽东喜怒笑骂，忽而批评，忽而表扬，忽而严肃，忽而幽默，刚刚陪着蒯大富流泪，又严厉指责他。联想起文革初期， 他欢呼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把聂元梓捧上了天；一年前还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小将，赞扬红卫兵小将的行动好得很，一年后又猛打他们的屁股。真是让人莫名其妙。直到八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姚文元署名的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极左文章，公布了毛泽东的指示“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这样，成堆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健康的空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转变，他们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在这里我找到了答案。六八年之后，在社会上知识分子的地位大幅下降。在很多老百姓眼中知识分子沦为继地、富、反、坏、右、叛、特、反之后排名第九的“臭老九”。毛泽东召见红卫兵五大领袖的消息迅速传开。北京59所高校陆续都派了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北大是在8月19日.一机床、二机床、外文印刷厂、齿轮厂、财经印刷厂、63军，共492人。没有发生清华那样的武装抵抗，北大和平解放，结束武装割据，拆除武斗工事，清理武斗现场，上交武斗工具，偃旗息鼓。8月28日新北大公社宣布解散，第二天井岗山兵团宣布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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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的北大文革二三事（续篇）

陈吉军

毛泽东召见之后，长期打派仗搞武斗的局面结束了，之后，工、军宣传队顺利地完成了消除派性实现各派联合的工作。大约从９月下旬开始，工、军宣传队开始了“二批”的工作。即“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首先，在进行大批判的同时，开展了清理阶 级队伍的运动。工、军宣传队进一步发挥了毛泽东所谓北大“庙小神灵大，池深王八多”的论断，提出“北大王八多得腿碰腿”。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教师、学生所有知识分子都成了革命的对象。全校干部、教师集中食宿，接受批判教育和清理。全校广设“牛棚”。校里有，系里也有。全校相继有９００多人被关进牛棚重点审查。在校园里经常看到挂着牌子垂着头排队行进的一队队审查对象。化学系63级有一个井冈山兵团的骨干支队叫0363纵。有60多人，其中出现了不少当时的风云人物。宣传队把这六十多人作为重点审查对象，通过群众斗群众，逼、供、信的方式逐个进行审查，其中二十多人被关押隔离审查长达四个多月，最后弄出一个“反革命小集团”，有一个学生甚至因此自杀。据有关资料统计，在工、军宣传队残暴粗鲁无情的批斗清理之下，北大出现了不少被逼自杀的情形。文革中死于非命的人有63人。其中24人死于这场清理阶 级队伍运动。文革中的革命造反派也未能幸免。宣传队对聂元梓进行了“再教育”，对她的“资产阶级立场”和“腐朽的两面派作风”进行了严肃批评。周培源也被当作“清理阶级队伍”的重点对象接受审查。

宣传队认为俄语系是清理的重点单位，于是从我们系抽调了三个人帮助他们清理阶级队伍。印尼语的一个老师、缅甸语的一个同学和我被抽调到那里工作了三个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孙念恭。文革前他是副系主任，在苏联留学好几年，娶了一个苏联人为妻子。好像很多人不赞成他的这门婚事，但是他不予理睬，我行我素。在婚礼上他有一句话很出彩“为赞成我们这件好事的人祝福，也为反对我们这件好事的人祝福，善良万岁”。他对苏联有好感，有一些知识份子的傲气，但是业务能力很棒。就是这样一个人竟被当作苏修特嫌好一顿审查。我们去之前他竟然自杀未遂。我们看了他的审查材料，实在没有证据支持他是特嫌。跟他谈话的时候，他要么低头细语，要么两眼向上胡乱说。当时我感到他可能神经受刺激了有毛病。原来一个才子落到这种地步真让人心酸。

在北大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著名历史学家、北大副校长翦伯赞夫妇的自杀引起毛泽东的关注。 翦伯赞1934年入党，一直紧跟党。文革初，毛泽东拿他当典型批判他，但还是肯定他对一些历史问题的研究。这次清队，工、军宣队逼他揭发刘少奇的问题.他交代不出，夫妻双双自杀，还留了一个条，三呼毛主席万岁。１９６９年3月24日，毛泽东派8341部队政委杨德中率领81名军宣队员进驻北大，为北大清队运动纠偏。中央还发了文件，指出工、军宣传队在北大清队中犯了方向扩大化错误。他们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对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重新调查，认为原工、军宣传队混淆了两类矛盾，扩大了打击面，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纠正了原来工、军宣传队的错误，原来办案的宣队员撤回原厂。


紧接着，开展了对知识分子的再教育。全校师生实行“斗私批修”，“在灵魂深处闹革命”，开展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三忠于”讲用运动。全校上下都进行了这种“讲用”。人人都要对照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检查自己思想深处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深挖细找自己灵魂深处存在的一闪念私心杂念。把各种各样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入党作官，吃小亏占大便宜，人情味，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一一拿来和自己对照，然后予以清除。此时的我们不再是革命闯将，而是革命对象，要自觉地自己革自己的命。每天上午下午两段时间挤在宿舍里，或者念报纸，或者学习毛泽东的文章。每当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发出时，我们要紧急集合，敲锣打鼓，高呼口号，予以庆祝，然后一连好几天认真学习，反复深刻领会其精神。大家竟把谁能最先背下来这些指示当成荣耀。现在想来真是不可思议，同学们竟是那样认真地冥思苦想自己曾经有过哪些非无产阶级思想。我也积极投入了角色之中，写日记，和同学谈心，带着自己查找的那些问题到毛主席语录中寻找产生的根源和解决方法，为自己一闪念的坏思想而忏悔。这时，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的几句话“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竟然成了知识分子的箴言。改造知识分子，对毛泽东来说是有其自身体会的。大家好像心悦诚服地认识到毛泽东尚且如此虔诚地向工人农民学习，我们就更应该认识到自己臭烘烘，永远不要翘尾巴.读的书越多越愚蠢，知识越多越反动。要认真向工人、农民学习，做他们的小学生。在“再教育”的运动中，蒙语科一个同学成了不好好改造思想的典型。一天早晨我到洗漱室洗脸看见对面墙上贴满了手写的毛主席诗词，写得很有功力。正在纳闷这是怎么回事，那个同学从寝室里出来对我说我这是向毛主席表忠心给批评他的人看看。我们在串连中建立了友谊，他相信我向我诉了苦，原来工宣队师傅认为他私心太重，杂念太多，组织同学批判他。工、军宣传队还搞了一个忆苦思甜活动。同学们都要回忆自己或自己家庭在旧社会遭受的苦难。我也把自己爷爷、奶奶、父亲的苦难遭遇和我在长春围困期间的不幸苦难痛诉了一番，涕泪俱下的痛诉感染了在场的人。我当时的忆苦记录中的一段话是这样说的“我是一个贫苦工人的子弟，是党和毛主席把我从苦海中解放出来，送进了学校，可是我却辜负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希望，我也辜负了工人阶级对我的希望，长期以来我忘记了旧社会的苦，觉得没有什么可谈的。这就是自己阶级觉悟低的表现”。


下一步进入“三改”的阶段，即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毛泽东是改革教育的总设计师，关于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具体方法只有唯毛泽东指示是从。学校只有听命。文革初期 毛泽东指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之后又发表了一系列讲话。1968年７月２１日　毛泽东对《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作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２２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调查报告和编者按语。编者按语说，这个调查报告“提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此后，全国各地纷纷办起了以毛泽东对这一调查报告的指示日期为名的“七二一”大学。六八年１０月５日《人民日报》在编者按中发表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各地普遍开办“五七干校”，把原党政机关、高等学校的绝大部分干部和教师，送到干校劳动、学习。把教师送到这个劳动大学去，让他们滚一身泥巴，脸晒的黢黑，思想改造好了，才有资格回到学校。１２月２２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立即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全国的中学毕业生被送到农村，在这个广阔天地摸爬滚打，成为新一代农民，将来从其中选拔一些人上大学。毛泽东把这些作为为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他一直瞧不起正规大学，轻视文科教育和教师传授知识，提倡自学和社会实践，反对长时间在校内学习，不赞成考试。这一套做法完全背离了现代教育的规律，给中国学校教育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作为学生我们在文革初期当了一阵炮灰之后，现在只有被改造，接受改革结果的份。根本不可能参与教改。按照毛泽东的设想以后要从工农兵中招收学生，由他们上大学管大学改革教育。作为教师也没有发言权，只有洗心革面，准备在工农兵学生进校后既当先生又当学生。因此这时我们学生不上课，不学习，老师不教书，不研究，天天学文件。这时我们要搞的教改，只能是纸上谈兵，空对空。由于整天在学校接受再教育。早晨出操，白天学政治，饱食终日，无事生非，游手好闲，渐渐出现了一些越轨的事情。有的同学谈情说爱越了轨，过早搞出了爱情的结晶体。有的同学生出了第三只手，非法占有他人财物。有的精神状态颓废，以酒浇愁，终日处在睡不醒的状态中。


９月２７日，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８３４１”部队政委杨德中任主任，63军的副政委王连龙任副主 任，周培源、聂元梓也都担任了副主任。


一九六九年春中苏发生了边境冲突。这一边境武装冲突事件，加重了党内存在的关于认为国际形势日益严重，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左”的估计。毛泽东根据当前的形势提出了要准备打仗。校园内街头上贴出了很多“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在全国备战的氛围日趋浓厚。在紧张的备战气氛中，迎来了国庆节。这是我在北京过的最后一个国庆节。由于担心苏联在这个日子突然袭击我国，我们被告知游行的队伍一定要遵守纪律听指挥，如果发生了袭击事件沿着事先确定的路线迅速撤离分散。据说还定制了主席台上中央领导人的撤离通道和方法。上午十时，游行开始，当我们沿着长安街经过天安门城楼前时，看见城楼上面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等人向我们招手。游行结速，并没有发生不幸事件。


1969年春，中央发布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北大二千余名教职员工奔赴江西南昌百里开外的鲤鱼洲，走毛主席号召的光辉“五七”道路，建起了北大鲤鱼洲分校。学生们称之为“草棚大学”。文史哲三系迁到这里。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与技术物理系, 无线电系一起迁到陕西汉中地区，由此诞生了北京大学汉中分校。学生们称之为“山沟大学”。学生们在教育改革和备战的需要中被送到了工厂和农村。我们东语系学生在1969-10-21被送到北京延庆县永宁公社新华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70年春节前夕，我们回到了学校。这时，学校在酝酿招工农兵学员，由他们来上大学，管大学，改大学。旧的不去，新的难来。我们作为处理品被提前毕业离校。分配原则是所谓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工厂、面向基层、面向边疆。1970年2月16日召开全校动员大会，校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杨德中作报告，拉开了毕业分配的大幕。我原来以为像我这样的文革前一年入学的学生只能是作为处理品被分配了，可是没有想到工、军宣传队的指导员（军人）找我谈话通知我留校。真是喜出望外，这好事竟落到我的头上。没有高兴多久，在正式分配的前两天3月9日，工、军宣传队的连长（外文印刷厂的一个干部）找我谈话说“你不能留校了，要去承担更重要的任务”。他没有解释什么更重要的任务就走了。在接下来的两天，我一直在琢磨有什么更重要的任务呢？纯洁而善良的孩子一直在向好的方面想：也许是到部队去，也许是到外事机构。这两个去向也是当时学生们向往的地方，却没有想到这里面也会有肮脏的幕后交易。两天后3月11日在全系学生大会上听到那个连长宣布我被分配到吉林省辽源市，好像一桶冷水泼到头上，我懵了。究竟是什么原因改变分配方案，连长没有解释，反而欺骗我。在离校那一天，我们的排长、一个工人师傅专门送我到北京火车站，在路上他对我说：“你被顶了，没有办法，我特意选了一个离长春市近的一个城市让你去”。我感谢师傅的好心。这次对我的打击主要的不是没有留校，而是没能留校的原因。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不正之风、走后门是多么令人憎恶，感受到了被欺骗、被愚弄是什么滋味。我没有记住那个连长的名字，但是他跟我谈话时的那幅嘴脸却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