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庄子：首都兵团•中学红代会•四三派/四四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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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兵团•中学红代会•四三派/四四派

胡庄子

说北京的红卫兵运动，要先从中学红卫兵说起。说中学红卫兵，必须说清华附中红卫兵、“西纠”、“联动”等老红卫兵（简称“老兵”）。说这些“老兵”时，还得说“首都兵团”。如果不说“首都兵团”，中学红卫兵的进程，说不进去，道不清楚。现在的问题是，说清华附中红卫兵、“西纠”、“联动”的多，说“首都兵团”的少，把“首都兵团”说清楚的更少，连《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砸烂旧世界》（卜伟华）等比较知名的涉“红”著作，对“首都兵团”都是轻描淡写，甚至只字不提。“首都兵团”在文革研究中被严重忽视了。
1966年7月底8月初，清华附中红卫兵得到毛泽东认可后，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以清华附中红卫兵、“西纠”、“联动”为代表的“老兵”，他们中的成员大多是“红五类”出身，以干部子弟为骨干，宣扬“血统论”，保工作组（清华附中红卫兵除外），保爹保妈，“红八月”中大打出手的也是他们。与此同时，北京中学红卫兵中逐渐崛起一个反“血统论”、反工作组的红卫兵组织——“首都兵团”。“首都兵团”与“西纠”、“联动”等老红卫兵对立，他们在批判“西纠”、“联动”中发展壮大。中央文革小组1966年末取缔“西纠”、1967年初镇压“联动”后，老红卫兵的造反历程基本上走到了尽头。以“首都兵团”为代表的红卫兵，脱颖而出，成为北京中学红卫兵运动的主力，左右着北京中学的造反运动，一直到1968年8月红卫兵运动式微。
笔者的《“西纠”九问》、《“联动”九章》，对老红卫兵的造反历程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述说。本文则重点对“首都兵团”这一支中学生组成的造反队伍进行探讨。期望通过这三篇文章，基本勾画出北京中学红卫兵运动的全貌。

一、“首都兵团”——一支不同于“西纠”的中学造反队伍

红卫兵从中学发起，北京500多所中学处于红卫兵运动风口浪尖上。当时，
每个中学都有上面派驻的工作组，“老子英雄而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血统论对联也传遍各个学校。中学中，有保工作组的，有反工作组的；有拥护对联的，有反对对联的，为此形成两派。总的来说，保工作组的和拥护对联的，占大多数，是多数派；那些反工作组、反对联的，是少数派，他们在校园里被批斗，甚至受到迫害。这部分在校园里被批斗的中学生，慢慢走到了一起。
“首都兵团”的创始人之一、北京二十五中的李冬民回忆说：

人家都有组织，我没组织不行，就出现了拉队伍的想法。到9月份，我觉得我们应该革命了，应该成立自己的组织了。

根据我们自身的特点，表示和我们学校老红卫兵划清界限。在组织上，这个工农兵、革干、革军这些红五类出身的，有资格参加，同时非红五类出身，表现好的，也可以加入。就这么一条，宣言贴出以后，我们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马上就门庭若市，效果非常明显。我们就这样一来成立了组织。

“首都兵团”的另一位创始人、北京二中学生刘龙江回忆说：

由于反对对联，我在学校里呆不下去了。那时候，大学里相继成立了跨校的红卫兵组织“一司”、“二司”、“三司”，这对李冬民很有启发。那时，各中学都由“老兵”掌权，李冬民就着手组织全市性的中学红卫兵组织。为此我们联系了其它几个学校的头头，都是回不去学校的人，但都想参加革命运动。我们按照军事系列编制自己的组织，并于1966年9月16日在中山公园召开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成立大会，封李冬民是兵团第一司令，二十五中的臧振彪是第二司令，我是第三司令，排第四的是二中的汪世光，后来是纠察队的司令。还有一个是二中的。我们核心小组的五个人都是干部子弟，李冬民是组长，臧振彪是副组长，我们二中的三个人是核心组的常务成员。底下就是各区、各校的组织了。……成立兵团是有社会基础的，我们打出的旗号是两个：一反对对联，二搞教育革命，即搞中学的文化大革命。而且还提出革命不分先后，不分出身。

1966年9月16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简称“首都兵团”）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召开成立大会。李冬民宣读了成立宣言。大会上，宣读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当时开大会都要给毛主席发“致敬电”，估计大多数“致敬电”毛泽东没有过目，连文革小组的成员也未必去看。“首都兵团”的领导，都是一些家庭没有特殊背景的中学生，没有“天线”，联系不上中央领导人，所以他们的这个大会没有中央大员参加。
“首都兵团”的办公地点，选在几个民主党派的中央委员会所在地。此时，因为北京八中陈小鲁（陈毅之子）挑头的红卫兵散发《最后通牒》，民主党派被勒令取缔，已经停止运转。“首都兵团”决定接管农工民主党、民进、民革和致公党的办公地。刘龙江说：“我们一进去，发现真不错，那里办公室、会议室、食堂、宿舍、电话，应有尽有。院子非常大，还有好几部汽车，我们都给接管了。从此，首都兵团也就有了个窝。很快，我们的队伍就发展赶来了，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有了我们的组织。接着，我们把各民主党派北京市委员会的地方也给占领了，成为各个区的首都兵团分部。”
李冬民回忆说：

首都兵团司令部当时找到两个民主党派的办公楼，一个是民主促进会，一个是隔壁的农工民主党。民主党派中央机关不是我们封的门，是当初八中红卫兵干的事。我们找到这里，就把它启封了。它离我们学校近，地方也够大，又有房子，又有摩托车，又有汽车。启封了以后，我们就把这两个办公楼占用了。我们后来又占了致公党中央机关，在那里办起了报纸。接着就占到了全国工商联，那儿也有我们的办公室。那时是占山为王，谁先占就是谁的。我在红卫兵运动中算是个人物，但是个比较温和的人物，也就是说比较讲秩序还讲政策。现在回想起来，可以总结的是，我算是走中间路线的。因为我们态度和蔼，既不骂人也不打人，不像前面那些老红卫兵，对他们来讲有安全感。这几个民主党派，一看我们还真是仁义之师，像是解放军的形象吧，仁义红卫兵。所以他们还挺欢迎，说来了一帮讲政策的红卫兵。而且从此以后，再有哪家红卫兵去了，他们就往外推，说：我们这儿已经被首都兵团占了。

“首都兵团”组织发展很快，不久就在北京十八个区县建立了联络站和“首都兵团”的支队。“西纠”、“联动”都是松散的中学红卫兵组织，从来没有形成鲜明、严密的组织机构。“三司”后来也成立了一个“中学中专部”，创办了《首都红卫兵》报（中学版），想把北京中学造反派“统”起来。可这个“中学中专部”也是一个内斗的、不团结的团体，到1967年2月闹得最厉害时，竟有七个“中学中专部”宣称自己是革命的正宗的，自然它成不了气候。而“首都兵团”在这组织方面胜人一筹，它的组织机构有序，组织纪律还算严明，贯彻落实力也比较强。

二、“首都兵团”靠上了中央文革小组这个后台

“首都兵团”成立之初，没有进入中央文革小组之眼，毕竟当时红卫兵组织太多了。但不久之后，它就受到文革小组的重视，成为文革小组信任和依靠的中学红卫兵中最重要的一支力量。它是怎么靠上中央文革小组的呢?
刘龙江回忆说：

9月下旬，“红八月”的抄家风已经过去了，可当地的派出所找上我们的东城分部说，有一个很有特务嫌疑的人家，你们能否把他家给抄了？那时，我们已成立了兵团的东城纠察队，于是就去抄人家。结果发现这家人好像是华侨，而且和总理的关系密切，有总理写给他的信和他写给总理的信的底稿，还有和总理的合影。我们的东城纠察队发现情况不妙，就汇报到总部。我们立即指示东城分部，赶紧把所有抄来的东西都还给人家，别管了。可是，人家还是告到总理那里去了。总理让关锋等查这件事。于是，关锋和戚本禹就找上门来了。他们到我们的东城纠察队驻地，还以为是老兵的“东纠”呢。……他们又和我聊天，问：你们不是“东纠”、“西纠”，那你们是哪儿的？我说，我们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我们反对“对联”，我们主张搞教育领域的斗批改，接着就把我们的观点说给他们听了。……临走，戚本禹安排他的秘书张根成和我们联系。没过几天，我们得到张根成的通知，中央文革在人大会堂接见我们。

中央文革小组接见“首都兵团”的时间是12月13日，这是中央文革小组首次面对“首都兵团”。这次接见，很重要，它开启了中央文革小组掌控北京中学红卫兵运动的第一步；之前北京的中学红卫兵运动几乎都不在中央文革的掌控之中，“西纠”它掌控不了，“联动”是和它对着干的。可以说，当时，中央文革小组需要一个听命于它的中学红卫兵组织，而“首都兵团”也需要一个坚实的靠山。这样一来，双方都有需要，所以一见如故，走到一起。
关于这次接见，历来史实模糊。文革中红卫兵编印的大事记中，没有这次接见的记载。中央首长讲话集中，没有收录这次接见讲话的内容。连当事人李冬民的回忆，也有模糊和错误之处。李冬民回忆说：

1966年12月11号中央文革召集我们去人大会堂开座谈会。我们这一群人谁都没见过中央领导，乱哄哄的。大约等了一个多小时，来了一群人，有总理、陈伯达、江青、康生，往下是张春桥、姚文元、谢镗忠、李曼村、穆欣，还有军队文革小组副组长刘志坚。中央文革都是一身军装，江青也穿军装。只有总理穿一身灰衣服，康生穿一身藏青色的中山装。
那次是我和中央文革的第一次见面。你想想那个场面！被称之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除了主席和林副主席，其他人都来了。那么大一个阵容接见的对象，就是以我为首的一帮小孩子。据记载我们去了19个人，我叫大家都坐下。中央文革也10多个人，还有总理。他们在中学发现了这么一批新人，很好奇。当时气氛还是比较融洽的，谈得也比较轻松。
寒暄完了以后，他们就了解中学的这个形势，了解全市18个区县的中学和我们的组织情况。当时有我，刘龙江，还有臧振彪等，我们这19个人是代表全市18个区县的。我们没有发言次序，大家都说了几句，我不记得了,可能我说的多一点。那次会上，他们问的问题，是想了解中学里的一些情况，接着就是听听我们兵团的情况。
当时大家反映的问题主要是：一个是工作组问题，工作组打击学生算一个问题吧；再一个，就是搞红色恐怖。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在这时候已经变了味了。我们是把血统论制造的红色恐怖这些错误，称之为文革当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时老红卫兵的红色恐怖已经垮了，但是理论上还没清算呢，大家还在告状。
……当我招呼大家都坐下后，江青这时候就假装熟悉似地看了看我，问：哎，你是谁家的孩子？江青可能还想套用以前和老红卫兵打交道的方式，因为她对这些高干子弟家庭都熟悉。但是我们这里不一样了，按我父母这个官，对她而言也就是老百姓家庭。
我坐下跟她说：首长，您以前没见过我。江青就挺好奇，她问：那为什么？我回答得很简单：因为我没见过您啊。康生和戚本禹两个人觉得我答得挺有意思，笑了，江青也一笑。她一笑我就给她加了一句：因为您是首长，是文化革命的旗手，我们大家都想见到您。您呢，见过的人比较多，不一定记得住。但我们见没见过您，我们印象会很深刻的。这是我见江青的第一面。

李冬民的回忆是亲身经历，但这段话中至少有三处错误：一是把接见时间记错为12月11日。二是他把没有参加会议的周恩来也拉到会议中来了，并且还说周恩来“穿一身灰衣服”。三是他对江青说“您是首长，是文化革命的旗手”，江青那时还没被人称为“旗手”，“旗手”的话语是在1967年4月之后才出现的。当然，时过境迁，有时候记忆出现不靠谱的情况也是难免的。
对于这次会议,“首都兵团”主办的《兵团战报》第四期头版头条有比较详细的报道：
十二月十三日下午，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同志，顾问康生同志，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及其他成员刘志坚、张春桥、谢镗忠、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等同志接见我首都兵团的十九名代表，同他们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亲切座谈。
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们对中学的文化大革命非常关心。在座谈会上，他们转达了敬爱的党中央和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对中学革命师生无微不至的关怀！
代表们向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同志汇报了中学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兵团的工作。中央文革的负责同志鼓励我们要敢争斗争、敢于胜利，把中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的更好。要狠抓“老三篇”的学习，在斗争中改造世界观，实现思想革命化。座谈结束时，中央文革小组的负责同志还嘱咐代表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中央文革小组同志在百忙中接见我兵团代表，是对我们中学红卫兵和中学的全体革命师生的最大关怀！最大鼓舞！最大支持！
到会的代表向中央文革负责同志表示：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这天的接见中，“首都兵团”的负责人李冬民说，他们正筹备召开一个会议，批判老红卫兵的“血统论”，控诉中学里发生的暴力事件。李冬民邀请中央首长参加会议。批判“血统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正合乎政治需要，合乎中央文革小组的需要，江青等人当场答应参加会议。

三、“首都兵团”召开“12•16大会”，江青判了“西纠”的“死刑”
“北京市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12•16大会），在红卫兵运动中、在文革历史上，都是一次重要的会议。“这个大会宣判了中学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死刑，宣判了反动特权组织——东西海纠察队的死刑！这个大会，掀起了批判中学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进军号。”“大会的召开，炸响了一声春雷，惊醒了沉睡的中学运动。这个大会的召开，在全国中学引起了强大的轰鸣。举国上下，到处是一片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讨伐声。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进入一个新的更伟大的阶段。” 这些话语，虽然是自吹自擂，但“12•16大会”对于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的确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
参加会议的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陈永康回忆说：

1966年12月15日，我正在教室里和几位同学谈外出“大串联”的见闻，学校传达室的工友突然跑到楼下，大声喊：“陈永康，你的电话！”我迅速跑到大门口。“你是陈永康同志吗？”话筒里传来一个陌生人客气的声音，“我是二十五中的李冬民。”“哦，李冬民！”我早就知道李冬民其人。虽然未曾谋面，但早听说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也曾遭受过极左路线的迫害，与我有着类似的经历。同时我也听说李冬民近来相当活跃，发起组织了一个全市性的中学红卫兵机构，名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永康，我早就想去见你，一直未能如愿。”
李冬民在电话中继续对我说，“是这样的：明天，我们首都兵团要发起召开一个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誓师大会，地点在工人体育馆，我国的3号、4号，以及中央文革都要参加。”我猜想李冬民打的也是公用电话，因此讲话同样力求简略。但我一听就明白了，他说的“３号”，是指长期以来在党内一直排在第三位的周恩来总理；“4号”，则是指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被毛泽东主席迅速提升，排到第四位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陶铸同志。
“永康”，李冬民接着说，“我们都知道，在文化大革命中，你和你们师大附中的广大师生员工，都曾经遭受过资反路线的残酷迫害，因此请你们学校的代表在大会上作一个发言。同时，作为这次大会的执行主席，我还要邀请你参加大会主席团。”
说老实话，对红卫兵这三个字，我长期以来并不怎么感冒。因为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在师大附中私设“劳改队”，残酷打人、摧残人，迫害、打击广大干部和师生员工的，就是红卫兵那帮人。在电话中，我把我的看法也坦率地向李冬民谈了。
“老兄差矣。”李冬民笑道，“红卫兵这个词应当说是不错的，而且我们都应当是红卫兵。严格地讲，真正的红卫兵应当是我们，而不是你说的那些人。”
放下电话，我当即把李冬民所讲的事情向熟识的师生员工们说了。大家都认为这绝对是一件好事：“就是要让我们师大附中的情况，尽快地请周总理等中央首长知道！”至于让谁发言呢？我看到在场的李延平，便当即征询意见：“李延平，我看就你吧！你声音不错。”其实我心里想得更多的是：李延平“根正苗红”，父亲又是位老红军，现实表现也不错，到周总理等中央首长面前发言，“对立面”就是想从鸡蛋里挑骨头也挑不出来。16日下午，我们早早就骑自行车赶到位于北京东郊的工人体育馆。

12月16日，“北京市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在工人体育馆召开。李冬民担任大会的主持人。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康生、江青以及刘志坚、张春桥、谢镗忠、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出席了大会。“首都兵团”代表首先致开幕词，然后由北京四中东方红公社代表、北京一中红旗战斗队、东方红公社、红军兵团联合代表、师大一附中代表先后发言。他们在发言中声讨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对“对联”、西东城纠察队、某些红卫兵组织和工作组，进行了批判。江青、陈伯达、周恩来、康生，先后即席讲话。其中，江青第一个讲话，最引人注目。江青说：

……你们刚才的讲话，水平都是很高的。我讲不出，我要向你们学习。
……斗争的锋芒对准什么，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刚才有些同学讲，西城纠察队、东城纠察队、海淀纠察队，所谓的“纠察队”，他们有一小撮执行资产阶级路线的小家伙，他们的斗争锋芒是对着你们，这就是错了!……他们以贵族自居，血统高贵，什么东西！在这儿，我觉得，周荣鑫是负有责任的，雍文涛也负有责任的，王任重也负有责任的。让他们向你们检讨，他们是怎么支持他们这一小撮坏蛋向你们作宪兵工作的。……对于中年的老年的，坚决死不回头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斗倒、斗臭、斗垮！要不要周荣鑫、雍文涛站出来看看？（群众强烈地回答：要！）出来！

周荣鑫、雍文涛被迫站起来亮相。陈永康回忆说：

江青第一个讲的话。这是我第一次听这位“第一夫人”讲话。最突出的感觉就是“冲”，许多别人不敢讲、不好讲的话她都能冲口而出，因而常常语出惊人。记得在那天的讲话中，江青狠狠训斥了一通“红卫兵纠察队”中参与打人、抄家的高干子女，最后骂了句：“血统高贵，精神贵族，什么东西！”接着，她又声色俱厉地训斥：“这个问题，周荣鑫是有责任的，雍文涛也是有责任的！”
在这样大规模的群众集会上公开点国务院秘书长和北京市委文教书记的名，未免使我心中一震。更出乎我意料的是，江青接着说了一句：“要不要让他们站出来请大家看看啊？”我心中更是“咯噔”一下：“怎么会这样？”但随着全场群情激愤的一声“要！”，主席台上已经有两个人闻声忽地站了起来。

大会上宣读了《判处反动“对联”的死刑》。江青的讲话，的确是判了西城纠察队、东城纠察队、海淀纠察队的死刑。从此，“西纠”等老红卫兵组织走向穷途末路。
顺便说一句，《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一书中，有许多记忆混乱的地方。比如，书中把“首都兵团”主持的“12•16大会”与“首都兵团”成立大会弄混淆了，把“首都兵团”与红代会出现的时间顺序弄颠倒了：

“西纠”后来变成“联动”，“联动”被中央文革抓了一百多人，包括董老的儿子董良翮都在内，“西纠”后来不行了。然后起来的是哪一派呢？起来的是中学红代会的头头李冬民。李冬民组织了一个造反派组织“首都兵团”。……在“首都兵团”的成立大会上，中央文革小组的那些“左”得发紫的人都参加了。周总理也在场。北京市是我和丁国钰、雍文涛参加的。……这个大会主要是批判“西纠”。在大会批判过程中，江青故意提高嗓门，问到会的人知不知道谁是“西纠”的后台？参加会的红卫兵说不知道。江青铁青脸说：就是周荣鑫！要大家看一看他，让周荣鑫站到台子的前边。江青接着又声嘶力竭地说：还有雍文涛！

大会通过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决议》，集中反映了“首都兵团”的政治观点。这个“决议”共分六部分：
(一)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决议说：我们坚决拥护中央文革小组，我们非常信任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文革小组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司令部。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谁就是反革命！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砸烂他的狗头！
(二)关于红旗十五期社论。决议说：十五期社论好得很！好极了！它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威风，给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顽固分子一个致命的打击！它戳穿了阶级敌人的种种卑鄙的阴谋诡计，它大大地鼓舞了广大革命师生，它给犯了错误的同志指明了前途，它又一次阐明了这次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
(三)坚持文斗，反对武斗。决议说：那副臭名昭著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鬼见愁”就是武斗的开始。那副对联的辩论是有人故意挑起来的！目的就在于转移斗争大方向，就是要挑动武斗！他们妄想用这种卑鄙手段来压制群众，打击革命左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武斗成风，似乎文化大革命中打人合法了。不！我们要大喝一声“打人犯法！不许武斗！”
（四）关于西东城纠察队。决议说：几个月的事实证明：西东城纠察队就是镇压革命的宪兵队！西东城纠察队从成立起就是以保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著称。以骂人打人闻名。他们的罪恶活动多得很！“纠察”，“纠”什么？“察”什么？说穿了就是要凌驾一切！专横跋扈，为所欲为！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我们应该相信革命的红卫兵的组织。我们不需要什么纠察，西东城纠察队必须解散！一切纠察队必须解散！西东城纠察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西东城纠察队必须解散，不解散西东城纠察队，革命群众就不能充分发动起来！彻底解散西东城纠察队！揪出西东城纠察队的后台！
(五)坚决拥护江青同志十一月二十八日讲话。
(六）关于红卫兵自我革命问题。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决议》在中央文革小组最关心、最敏感的几个关键问题上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11月—12月，中央文革小组受到部分大专院校红卫兵、“西纠”等中学红卫兵组织质疑甚至攻击，“中央文革向何处去？”，“一问”“二问”“三问”中央文革的声音此起彼伏，时称“十二月黑风”。在这种形势下，“首都兵团”鲜明地拥护文革小组，跟定中央文革，立场十分坚决。
——12月13日出版的《红旗》15期发表社论《夺取新的胜利》，指出：“广大革命群众是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也就利用‘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个口号招摇撞骗，混淆视听，他们实际上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决不允许任何人假借‘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名义，要打击革命群众，来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社论要求“在前一段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彻底同错误路线划清界限，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首都兵团”对十五期社论的表态，十分及时。
——武斗是从那里老红卫兵兴起的，是“西纠”等“老兵”的软肋，老百姓反感武斗，中央文革小组正极力与武斗划清界限。“首都兵团”鲜明地反对武斗，批判“老兵”搞武斗，既得人心，又得文革小组之心。
——“西纠”等老红卫兵被中央文革认为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首都兵团”反对“西纠”、要求解散“西纠”，与江青等中央领导指责“西纠”的讲话相呼应。
——江青11月28日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回顾了文革开始后六个多月的进程，提出“建设为工农兵服务的无产阶级的新文艺”，还第一次提出彻底批判“三旧”——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首都兵团”“坚决拥护江青同志十一月二十八日讲话”，很及时，跟得很紧。
总之，“首都兵团”通过主持召开“北京市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发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决议》，在中央文革小组和全社会面前进一步亮明和宣传了自己的观点：反“对联”，反“西纠”，反武斗，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紧跟中央文革小组。这样的立场，为他们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江青后来表扬说：真正的左派是首都兵团。
中央文革小组还明确要求北京市委支持“首都兵团”。

四、“首都兵团”主导建立“中学红代会”

1967年初，中央文革按毛泽东的指示，发出造反派大联合的号召。中学红卫兵组织的大联合也摆上了议事日程。中央要求中学红卫兵大联合，目的是改变中学红卫兵运动的无序状态，使运动纳入到可控制的范围内。
李冬民回忆：

1967年1月，具体哪天我不记得了，谢富治单独找我。他打电话把我叫到人大会堂，我到那已经是晚上11点了，从南门进了江西厅。在小厅里，只见谢富治正弄着一碗面条，在那儿吃。……我们边吃边谈。他说：是这么回事，毛主席现在有个意见，要北京市成立一个临时的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是三结合的原则，第一，要有你们这些革命小将，革命群众；第二，当然解放军要有一点；再有呢，就是这些地方干部，也参加进来。这就是三结合。他说：你看我们北京也成立这么个权力机构，你同意不同意？我说同意。他问，支持不支持？我说支持。他说那我们就按这个三结合的原则，你们革命小将准备着，按这个原则去把自己的组织建起来。作为一个方面，作为这个权力机构的支柱。
……在二三月份，正式通知我：大学组织了个红卫兵代表大会，然后你们中学呢，因为人多，再单独组织一个。当时北京的大学几十所学校，大约有16万人。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是500多所，大概有50多万人。
谢富治和我谈过之后，就没再找我，而是中央文革和我具体谈。筹备中学红代会的运作体系大致是这样的：上面是中央文革的戚本禹牵线，具体联系是张根成，他们负责提出指导意见。负责组织工作的是卫戍区负责军训的李钟奇，具体办事的是防化处的处长刘丰。
文革中的北京中学生比较特殊，不像外地的中学生基本都是被大学生牵着鼻子走。北京的中学生一是政治上相对成熟，而且从八一八开始，实际是中学生在主导着北京的局面。二是人多，而且大部分都在城区，这是大学生没法比的。所以北京的中学生是一股很大的力量，这也是中央文革之所以那么重视，还专门接见我们的原因。这时候老红卫兵已经倒了，其他派别还没有成气候。中央文革要具体联系中学的时候，除了我们找不到别人。首都兵团，一个是批判血统论，在这点上站住脚了。一个是搞毛主席号召的教育革命，虽然没吹起来但也有影响。最关键的呢，就是我们有个遍及北京城郊的组织系统。这样，一个是谢富治，一个是卫戍区，再就是中央文革，他们几头找，都是找到我们。
……筹备初期，中央文革找我提出了一些意见并点名推荐了几个人：首先，戚本禹建议把“三司”的中学中专部纳入红代会。第二，他确定了清华附中要有人参加，先找个代表人物，戚本禹让他的秘书张根成推荐了刘X，让我去联络。第三，红代会里光是学生不行啊，戚本禹又推荐了一个朝阳区的一个老师杨XX。第四，张根成又按照戚本禹的意见，推荐了101中学的任XX，说这个人也可以作为一个代表。

中央文革小组最初设计的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中学红代会”）的筹备组核心成员有五人：25中的李冬民、清华附中的刘刚、101中学的任公伟、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陈永康、朝阳区的杨老师，这些人将来都是要进入“中学红代会”领导层的。
“首都兵团”的负责人李冬民等人对中央文革指定的筹备组五人核心成员并不满意，也不服气。李冬民作为筹委会的第一把手，他内心里是要以 “首都兵团”为主建立“中学红代会”。李冬民任用“首都兵团”的刘龙江为筹委会的组织部长。他们乘机把“首都兵团”各区、县的组织成建制地拉入“中学红代会”。此时，中央文革小组让北京卫戍区进驻中学负责军训的部队协助组织“中学红代会”，实际操作中，他们起了主导作用。卫戍区军训部队对校园里的激进造反派本来就没有好感，而“首都兵团”相对来说还算温和，又有比较现成的组织，操作起来比较方便省事，他们对“首都兵团”将自己的队伍建制地拉入“中学红代会”，也乐见其成。这样，军训部队与“首都兵团”联手，将原来的筹备组五人核心成员进行了调整：101中学的任公伟和朝阳区的杨老师因为出身不好，换下；清华附中的刘刚支持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军训团对蒯大富反感，这殃及刘刚，也被换下。中央文革的张根成对李冬民说：你不能都弄成你们首都兵团的人啊。于是，经过反复协商，新的五人小组组成：25中的李冬民、北京师范大学一附中的陈永康、2中的刘龙江、清华附中的程进香、地院附中的薛玉峰（教师代表）。这几个人后来都是“中学红代会”核心组的成员。
1967年3月25日，北京市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徐向前、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江青出席大会，周恩来和江青讲话。大会通过了《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宣言》、《给毛主席的致敬信》和《告全国中等学校红卫兵书》。这标志着北京500多所中学造反派组织热热闹闹地实现了“大联合”。
北京“中学红代会”成立后，开展了一系列活动。4月10日，组织20万人进行“砸烂黑《修养》，打倒刘少奇”示威游行，召开“彻底摧毁刘邓黑司令部誓师大会”；6月，参与了在北京八一中学举办了“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6月，与“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一起，在北京展览馆主办了“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10月举办了由600人参加演出的大型战斗歌舞《红卫兵战歌》等。
全国各地中等学校仿效北京“中学红代会”的做法，纷纷召开红代会，落实毛泽东“大联合”、“复课闹革命”的号召。能否加入“中学红代会”，成为众多的中学红卫兵、造反派组织是革命派还是非革命派的标志；激进的也好、保守的也好，都争相申请加入这个组织。但这所谓的“大联合”，用官方的话说是“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直接领导下，在解放军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在广大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的共同努力下” 完成的，实际上，它是在官方撮合之下凑合起来的，并不是各派别的红卫兵组织志同道合的联合体。各派争当“中心”，争权夺利，争斗激烈，结果是不联不合。中央期望通过大联合，加强对中学红卫兵的规范和管理，显然落空了。不久，北京中学的红卫兵就分裂四三派、四四派……

五、《兵团战报》上开了共和国报纸的第一个“天窗”

《兵团战报》，最初由“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政治部宣传部”主办。它是“首都兵团”的机关报，兵团第一司令李冬民兼任社长和总编。
《兵团战报》创刊号和第二期报纸，是在总编李冬民离开北京的情况下由兵团的第三把手刘龙江负责出版的。刘龙江回忆说：1966年11月18日出版的第二期《兵团战报》上，公开批判了“对联”。我以“迎春到”的笔名写了一篇《评对联》的文章，文章写得很长，一个版面搁不下，我就把开头的部分改变成社论——《欢迎大辩论》。那期《兵团战报》发行以后，卖得非常好。全市都抢啊。在各区分部里，卖的钱都堆成堆，都是二分钱的纸币，卖了八万份。我们连忙加印。
由于“首都兵团”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办报的资金有保障，印刷也有保证——有关部门指定《光明日报》社负责印刷《兵团战报》。
首都兵团政治部宣传部主办的《兵团战报》共出13期。其中发表了许多批判“西纠”、批判“联动”、批判“血统论”对联的文章，比如《解散镇压群众运动的纠察队》（第五期）、《评“联合行动委员会”》（第七期）、《为“联动”送葬》（第八期）、《致“老”红卫兵》（第十一期）、《取缔〈中学文革报〉》（第十二期）等，与中央文革的声音相呼应，或者说是积极响应了中央文革的号召。
进入1967年，《兵团战报》发生了一个很有戏剧性的故事。2月7日出版的《兵团战报》第八期，报纸刊头的位置空着，没有“兵团战报”报头，第三版上还开了巴掌大的“天窗”。“天窗”里有“致读者”三个小字，却没有任何内容，读者看了，心里会想：“致读者”的内容是什么呢?编辑部显然是在通过“天窗”的形式向读者诉说发生在编辑部的故事。这是北京出版的红卫兵小报第一次开“天窗”，这也是共和国成立以来北京的报纸第一次开“天窗”。这期报纸一出，引起社会上的关注，各种说法都有，议论纷纷。2月24日出版的《兵团战报》第九期发表《再致读者》：“鉴于社会上对我报第八期《致读者》的种种流言蜚语，我们不惜挤出版面，再致读者。有人造谣《致读者》内容反动，他们其实别有用心。我们征求了《光明日报》工人同志的意见，不在报上揭发《光明日报》和其它单位一小撮的行径。对我报第八期无报头及《致读者》被撤去问题，将另印发传单，说明真相，回击对《兵团战报》的谣言。”
第八期中没有刊登的“致读者”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内容呢？我至今没有收集到《兵团战报》“再致读者”中所说的将要印发的相关传单，所以这张小报开“天窗”背后发生的故事，有待于知情人去索解了。最近，我收集到的一张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图书馆收藏的《兵团战报》第八期，那张报纸上的“致读者”下面有几行手写体文字：“读者同志们、革命的造反派同志们：你们看了这个报纸后，一定要问为何此报没有报头呢？为何此处是空白呢？这里是有问题、大有文章可做的。希望每个有兴趣的同志对此问题展开讨论，问个究竟为什么？！！本报评论员小议论 一九六七年二月七日”这几行字应该是《兵团战报》编辑部的人写的，是专门在送往党校图书馆的报纸上写的——是谁写的呢? 知情人不妨站出来说说明。
毛泽东曾赞扬《兵团战报》说：这份小报不俗，没有怪语言，也不搞丑化。
1967年3月27日出版的《兵团战报》第14期，改由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主办。中学红代会的核心成员是“首都兵团”，这样《兵团战报》就变成了中学红代会的机关报。作为中学红代会机关报的《兵团战报》，批判“联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对立面，拥护文革小组，发表《向江青同志致敬》等赞扬江青的文章，成为一张引人注目的报纸。《兵团战报》到1967年11月，共出版30多期。
其间，围绕《兵团战报》发生许多曲折和变故。比如，《兵团战报》多次被打砸抢。1967年6月10日出版的《兵团战报》第21期“致读者”说：“挨打砸抢对我们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东纠不是砸过我们吗？西纠不是砸过我们吗？联动不是砸过我们吗？可是我们万万也没有想到那些拍着肋骨自封反联动的英雄好汉们竟然也干起了打砸抢的买卖来了……”。8月18日出版的第27期“致读者”说：“八月七日，一些名副其实的联动分子，翻墙跳入我《兵团战报》编辑部，进行了一次土匪式的洗劫和抢掠。这一二百个丑类，来自于二十八中八一八、女八中、三十一中东方红、工校井冈山等，他们乘汽车，执着棍棒、皮带、刀子，一夜之间先后打砸抢了二十五中东风兵团、女十一中东城一分团、新七中红卫兵等革命组织，最后对我《兵团战报》进行野蛮的袭击，抢走印章、自行车、私人手表、纪念章、电话及大批报纸、现款，给国家带来了严重的损失。……他们是流氓？是联动？是强盗？不，他们不喜欢这种称号，他们自称‘响当当的革命左派’。”
一些对李冬民不满的兵团成员，打砸了《兵团战报》编辑部，还拉出队伍，创办了另一张刊头一模一样的《兵团战报》，与李冬民的《兵团战报》对抗、对骂。《兵团战报》新1号，1967年8月18日创刊，创刊号上“致读者”说：“冲破了李氏家丁的层层封锁，砸烂了一小撮混蛋扼杀新生事物的美梦，全身沾满了战火的硝烟，迎着革命战友幸福的欢乐，终于冲杀出来了！踏着惊天动地的脚步，终于冲杀出来了！《兵团战报》新生了！”“《兵团战报》新生，宣判了旧《兵团战报》的死刑！”从此，两张《兵团战报》开仗了……

六、北京中学红卫兵分裂为“四三派”与“四四派”

红卫兵运动是从中学兴起的。随着对“血统论”对联的批判、对“西纠”和“联动”的打击，大专院校造反派红卫兵崛起。到1967年初，工人运动兴起，夺权进入高潮，中学红卫兵不再是文革运动的主力军。所以，周恩来在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在去年国庆之前，我同北京中学的红卫兵小将们曾经进行了频繁的接触。很遗憾，以后由于忙于同大专院校、机关和外地的同志们联系，同你们的接触减少了。” 这一阶段，不仅是周恩来与中学红卫兵接触少了，文革小组成员也与中学红卫兵直接接触也不多。
1967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要求“从3月1日起，中学师生停止外出串联，一律回本校，一边上课，一边闹革命。为了加强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对中学师生要分批分期地进行一次短期的军政训练。”这个意见并没有得到很好落实。
进入4月，北京的中学红卫兵，因为对军训、对老红卫兵、对“复课闹革命”、对掌权派（“中学红代会”）、对文化大革命等重大问题，存在不同认识甚至是尖锐分歧，分裂为“四三派”和“四四派”。
“四三派”，以江青1967年4月3日的讲话而得名。这天，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学师生代表。北京28中的王宇（三司中学部成员）等一些激进的学生反映：在中学搞军训的解放军支持“联动”，支持保守派，不支持革命派。有些在军训中受到打击的造反派也纷纷诉苦。陈伯达、江青等人听了，情绪激动地批评北京卫戍区领导的中学军训团。陈伯达说：“军训不能干涉、不要妨碍学生群众的文化革命运动，不要包办代替。大联合不能同解散（左派组织）等同起来。”康生在讲话中直接批评了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他说：“支左不能解散左派组织。”江青说：“解放军要支持左嘛，不是支右嘛，左派组织都解散了，还支持谁？这样不支右也支持了中间派。”“军训的同志应该明确表示支持左派，现在事实上证明把左派组织搞掉了嘛。首先左派组织不能解散，解散了怎么支左。” 那些对军训有意见的中学生认为这些讲话好得很，连夜将讲话印成传单散发，写成大字报张贴；有些学校天一亮就开始冲击学校的军训人员，轰解放军。这部分学生被称为“四三派”。由于中央领导的“4•3讲话”，军训受到冲击，参加军训的官兵有不满和牢骚情绪。
军训是毛主席布置的，是为了整顿中学红卫兵的无政府主义、把学生收回校园、实现复课闹革命的一个重大步骤，岂能夭折？4月4日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再次接见学生造反派代表。“中学红代会”的李冬民首先发言说：中学全乱了，没法工作了，军训没法进行了，等等。江青等人开始给“4•3讲话”纠偏和降温。江青说：“卫戍区还是好的，是紧跟毛主席的。有些问题是属于认识问题，不要造成对立。军队有立场问题，也是可以改正的。有责任，中央文革也有责任，没有及时和大家交换意见。”讲话中强调“拥军”。一部分“拥军”的中学生也组织起来，这就是所谓的“四四派”。
“四三派”的代表人物是金坚。良乡电校“八一八”和建工学校的“飞虎队”是“四三派”中最激进的。“四三派”得到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蒯大富等大专院校造反派的支持。
“四四派”的代表人物是“首都兵团”的李冬民、刘龙江。“四四派”得到了北大的聂元梓的支持。聂元梓与李冬民关系很好，人们戏称俩人为“老佛爷”和“小李子”。
“四三派”为扩大自己的影响，于4月12日组织北京中学“四三派”几万人在北京27中（地处故宫东华门外）集会，高呼“炮轰李钟奇”等口号。这次大会被称为“四一二事件”。
中学红卫兵组织分裂，使得刚刚实行“大联合”的“中学红代会”名存实亡。中学的派性争斗趋于恶化，武斗事件不断，刚刚开始的“复课搞革命”的局面也被破坏。
中央文革小组对中学红卫兵的分裂对此很重视。江青在4月25日接见大、中学生代表时说：“我们4月3日接见了一次，4月4日接见了一次，就分成了两派对立，那不好。”陈伯达说：我们不同意分“四三派”和“四四派”，从今天晚上起，我们要取消这个名字，无产阶级革命派只有一家。
中央文革小组反对四三、四四的说法，中学红卫兵也跟着响应。比如《兵团战报》曾发表《提倡积极的思想斗争，反对四三、四四区分论》（1967年5月30日）、《臭狗屎——四三、四四区分论》（1967年10月1日），这些话都是嘴上说说而已，两派的斗争一直持续着。
其实，“四三派”“四四派”的形成，主要不是因为江青等人的两次讲话造成的，而是中学红卫兵对联动、军训等问题的不同认识引起的。
总的讲，“四三派”激进一些，认为必须彻底批判联动思潮；“四四派”温和一些，认为“四三派”不能团结大多数，批判联动思潮是矛头向下。“四三派”认为，左派组织不能解散，要以左派为核心，实现大联合；在军训中许多中学革命组织被解散，中学军训两条路线斗争的纲提得不高。“四四派”则认为，中学军训好得很。
“四三派”认为：“四三与四四的矛盾由来已久，可以从其成员看出：四三派大部分是老造反派，即八月份反对联，反对血统论，十月份积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十二月猛烈地与“联动”战斗，一月份群起夺权，可以说，是革命造反精神很强的小将。四四派有两部分主要成员，（一）在很长的时间里与造反小将一起战斗的，也曾经有一二次站在先头，但总的来说，不很得力，比较含糊，在当时就不是主力而是同路人，但也不愧为造反派。（二）受蒙蔽、犯过错误但基本上有所认识的人，如一部分老红卫兵。” 四三、四四派之间的裂缝日益扩大。
其实，四三、四四派在不同的学校的差异性是很大的。在比较激进的四三派中，也有比较温和一些的人；在相对温和的四四派中，也有一些激进分子。
北京中学红卫兵在四三、四四两派之外，还有“老红卫兵派”，他们是1966年8月之前最早起来造反并组建红卫兵组织的一批人，其家庭出身多为红五类。他们活跃于文革初期，经历政治沧桑，对文革有些反思，有些人参加了“联动”，有些人成为“逍遥派”，每天“三饱一倒”，置身于运动之外，逃避政治，享受人生。因为他们既不是四三派又不是四四派，所以称“不三不四派”、“43•5派”。但他们在道义上支持“四四派”。他们排演的《红卫兵组歌》（1967年5月29日在天安门广场演出），是老红卫兵文艺的代表作。
“四三派”与“四四派”在中学严重对立，展开了激烈辩论，诸如大字报战、广播战都用上了。两派分别创办报刊宣传自己、批判对方。四三派的报纸是《中学红卫兵》、《中学论坛》、《四三战报》、《新四中》等，四四派的报纸是《兵团战报》、《三七战报》等，老红卫兵办了《新莱茵报》。
《四三战报》创刊号上刊登的《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系统宣扬四三派的观点主张，影响很大。四四派当然不能坐视，《兵团战报》6月24日发表《〈论新思潮〉是为资本主义复辟招降纳叛的宣言书》、7月5日发表《剥开论〈新思潮〉的画皮》等文章，对《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及四三派进行批判。
许多时候，双方的辩论变成了谩骂——“四三派”认为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军训联合指挥部负责人李钟奇不支持他们，自称“轰李钟奇派”。他们编了一个顺口溜骂李钟奇：“李钟奇的妈，邋里拉遢，被窝里吃，被窝里拉。”——我收集到这则民谚的经过，说来还有趣：2007年9月20日，星期四，早晨我到报国寺。回来打出租车。司机见我拿一份文革小报《四三战报》创刊号，打开了话匣子。他说，1966年文革开始时他14岁，家在北京郊区，至今记得一个骂李钟奇的顺口溜：“李钟奇的妈，拉里拉蹋，被窝里吃，被窝里拉。”这真是一则难得的史料，文革期间编写的、文革后出版的涉及文革的图书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骂李的，肯定是“四三派”。
“四三派”的支持者和同盟军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三司），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为主体。对此，“四四派”很不高兴。北京二中的“四四派”在一张批判“四三派”的大字报上落款“543488部队”，谐音是“吾是三司爸爸”；北京女四中在一张大字报上署名“34452”，谐音为“三司是我儿”。
谢富治在1967年8月2日评价说：“四三派是好的，是革命性很强的一派；四四派也是革命的，四四派软一点。四三、四四派要联合起来。” 此后，中学红卫兵嘴上吆喝着不分四三、四四派，实际上针锋相对，双方始终没有“联合”起来。谢富治在1967年9月1日说：“专政、群众结合，搞好社会秩序，中学红代会为什么不在这方面作出贡献？四三到上海、张家口去发展势力，我不支持，四四不要用此去整四三。坏人、盗窃、强奸犯趁机捣乱，钻两大派的空子。派别利益高于一切是错误的，派不解决，坏人就钻空子。”
到1967年下半年，中学红卫兵已经不是文革运动的主力军了，他们的武斗，小打小闹，没有大哥哥——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厉害，更没有各地工人阶级参与的动枪动弹的武斗那样激烈，所以，中央文革的心思没有更多地放在他们这一边……。1967年10月，中央文革和北京市举办“中学红代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谢富治、李钟奇接见并讲话，要求“不搞四三、四四”，意在消除中学红卫兵中的派性，规范他们的造反言行。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召见北京“五大学生领袖”，红卫兵运动悲壮地结束了，中学红卫兵运动也无疾而终……

七、江青为“首都兵团”司令李东民改名

文革之初，19岁的李冬民是北京25中“老高三”学生。他成立了全校第一个红卫兵组织“东风战斗组”。工作组进驻学校后，工作方法简单，限制学生的造反行动，不许外校学生来串联，引起李冬民的不满和反抗。李被工作组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 因为他反对“血统论”对联，又受到老红卫兵的打击。工作组主持召开批判李冬民的大会，邀请周边学校派代表参加。
1966年9月16日，李冬民牵头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成立全市性中学红卫兵组织“首都兵团”，李冬民任兵团第一司令。文革开始不久，李冬民当局长的爸爸被打倒了，与“首都兵团”对立的一派就经常拿李冬民爸爸这事攻击“首都兵团”。副司令臧振彪希望李冬民回避一下，李冬民不承认爸爸是“三反分子”，就与臧振彪发生了冲突。这时候，东北的红卫兵邀请李冬民，李冬民顺水推舟离开了北京。12月，李冬民返回北京后，发动“小政变”：带领一批拥护他的人，主要是秦喜昌等，包围了兵团司令部，赶走了臧振彪，把被夺走的权又夺了回来，继续做“首都兵团”的司令。
1967年初，李冬民在中央文革支持下筹备成立“中学红代会”，李冬民任中学红代会核心组组长。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李当选为常委。
毛泽东、江青等多次接见李冬民。毛说：“李冬民呀，你的兵比我的多。”
李冬民还被江青改名为“李东民”。他回忆说：“1967年春夏之交，有一次见面，她就说：你就把名字就改成东方的‘东’吧。这样呢，这个‘东民’是上跟毛泽东，下联系人民群众。江青还有这么一个解释。后来我的名字就改成‘东民’了。不过，我觉得有点像文革初期时的改名风潮，有点俗套，所以也就是在发表文章时用，我有几篇文章是用这个名字发的。户口本上没改过来，一直是冬天的‘冬’。” 李冬民对江青的印象是：“江青的形象还是可以称之为婷婷玉立的一个人，很有风度，言谈举止很潇洒，很自如，谈笑风生。她对我很亲切，那个时候像个女人看孩子似的。”
1967年4月，北京中学红卫兵分裂为“四三派”和“四四派”。“首都兵团”也分裂为两派。李冬民作为“首都兵团”的负责人，作为“四四派”的代表人物，自然受到对立面的攻击和批判：

李冬民们把首都兵团当作独立的机关，当作世外桃源，当作自己的御用工具。
首都兵团在中学运动中也起了不好的作用。它在同西纠、反动血统论的斗争中是英勇的，然而到了后来，联动猖狂反扑之时，它的内部却打起了内战，首都兵团许多战士都卷入了内战，使对刘邓、对联动的斗争不能坚持到底。而且其中一些人甚至成为亲联派，对联动温良恭俭让。在以后的斗争中，首都兵团的大权被一些混蛋操纵了。……首都兵团革命派沉痛地看到，李、刘、秦之流被首都兵团搞得一塌糊涂，混进来大批的保守派，使革命队伍相当涣散，无战斗力。……它在外地建了联络站，有的完全支了保，例如新疆等。它当中一些混进来的家伙，后来成了破坏中学大联合，排斥、攻击革命同志的打手，成为资产阶级作风严重的秘书、保镖、听差之类的拍马屁的东西。它被一些资产阶级政客把持，走上了分裂中学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错路。
我们严正警告李××之流，你们用窃取的便利条件，欺骗中央首长打击革命造反派是绝对不会有好下场的！

1968年，红卫兵运动式微。李冬民下乡插队到内蒙古。不久，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973年复员回到北京，在北京重型机械厂当工人。
1977年1月8日李冬民等人在北京街头打出标语：“坚决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惊动了海内外，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李被捕入狱，1980年6月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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