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磊磊访谈

tuffy05

时间：9月4日
地点：朝阳区伯宁花园
被采访人：曲磊磊
采访人：王静

曲磊磊：一个画家，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就画什么样的画。你最早身心投入的那个东西是主导你一生的东西，所以（不知道）“星星”画派这个阶段是一个启蒙，是我一生中迈出的重要的一步之一。

从中国美术史上来讲，作为一个事件的意义本身，它要大于作品本身。作为一个现象，它在中国美术的发展史上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这跟后来的85新潮，80后还不一样，当时所面临的困难要大得多。就我个人来讲，不仅仅是关系到“星星”画展印象比较深，包括很多现在的文学运动、诗歌运动和现代民主运动印象都比较深。

可能最早的时候是黄锐和马德升开始商量，他们商量之后，黄锐就想找阿城，因为这个时候就是他们当时介入了《今天》这个刊物比较早。

记者：黄锐也是最早的……

曲磊磊：当时《今天》的封面是黄锐设计的，然后当时《今天》第一期还是第二期，周总理的画像是阿城画的，最开始他就是插图，还是马德升做的。后来我进入之后，大概的插图就是我做的。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热衷写诗，后来我发现诗人的桂冠不会属于我，放弃了。黄锐也写诗，老马也写诗。（杨丽）也写诗。画画这个东西，好多的修养其实是在画外的，它永远是一个思想者或者是一个结合的这么一种艺术形式。

我觉得其实艺术其实说起来三大要素，是缺一不可的。

第一用我们的话说，就是你画什么？你为什么要画画？每一个时代有不同时代的内容，不同的时代身处的这种状态，这个观念上的东西。

第二，就是绘画的形式，必须要适合这个人物，互相协调。比如说中国的这种中式的褂子挺好看，那么西方的领带、皮鞋也很好看，然后你把它弄到一块儿，它就不一定好看，它就不协调。所以我觉得绘画形式根据它的内容，跟它的多面性一定要相适应。

第三条就是技法，一定要有好的技法。要不然艺术就亡这儿了，艺术如果到谁都能做的时候，就没有艺术了。艺术就是大家都爱踢足球，我要去踢足球，没有人看，一旦放开胆子，很简单，踢不好。人家要看谁踢的好，这是第一。第二要在一个公平的体育比赛的规则上，但是艺术的规则是比较模糊的。比赛没有规则那就没有看头了，打架就行了。现在都在不断争论东西方的问题，传统现代的问题。这个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一个规则问题，判断标准问题。现代艺术没有判断标准，现在的标准太多。

78年的时候，因为在76年文革结束之后，臆想的各种各样的新的思潮，新的观念，新的追求，以前一直被压抑的东西一下子都出来了。比如说，现代的诗歌运动，现代的文学运动，现代的美术运动，包括现代的音乐运动和政治民主运动，和当时兴起的沿海走私的风潮，这些都一下都涌现出来了。我们当时在紫竹院，大家就酝酿着要出刊物，当时去的有我、有（高雨生）、（王立平），王一平。
后来《今天》已经出来了，还有《四五论坛》、《北京之春》、《沃土》。 一开始做的时候，我们说好每周一次《今天》文学讨论会，就是在东四十条（赵南）家。

当时在筹备我们自己的一个刊物的时候发现《今天》已经出来了，然后就一块做，我就认识了这几个人，他们就开始发表一些画，后来（江河），我根据他诗来画画，在第一届《星星美展》展完之后，他出了一个诗叫《祖国啊祖国》，我就根据他这种诗意作了一幅画，在第二次《星星美展》的时候展出了。可能第三届《星星美展》在香港的时候，可能（张松仁）就把这个都收了，就出了一个年画叫（英文00：26：24）。后来我是在英国出过《视觉日记》，就在“星星”那个阶段吧，就提供这一张画。

好像高名潞写的这个东西也要印这个东西，这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当时“星星”的这个观念上的东西，原来的诗句没有完全翻译过来，当时我也把它叫做《祖国啊祖国》一个画，这是第一部；当时我用的就是在英雄保家的地方一起来歌唱祖国，我当时的东西比较幼稚，但是有一种原始的那种冲动，这是第二部；我的影子浮动在无边的土地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块土地能使我这样伤心和激动。第三部就是这个土地仿佛是疲倦了，睡了几千年。然而烦恼和血腥就从这里涌起，你看这是79年做的，后来89年的事就跟这一样发生了，然后呢祖国毕竟留下了这么多的儿子。

当时一共是八张，我觉得比较能够代表当时的感觉。因为当时是在所谓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一段时间兴起的伤痕文学，朦胧诗，星星画展，是非常热情的一种理想主义。有很多的无法触及的东西，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磨难，我们一代人什么都经历了。

当时第一届“星星画展”的时候我做一些针对个人、民族、国家、家庭的艺术，可能有一些很痛苦的，有一些是有挑战性的，然后是对未来的一种自由和美好的向往。最高的一个层次就是实现的需要，就是你这一辈做个人，做一个画家，作为科学家，不管人是什么人，你能够把你愿望的东西能够做到。

当时陈丹青组织邀请我们去美院座谈，我比较强调艺术的本质其实是一种自我表现，后来还引发了一个很大的一场争论，包括在美术上一些最新兴的报纸上也是我们五个人单独强调的，高名潞就问我：“你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我说其实是一个很自发的那种，没有特别深厚的理论基石，就是凭一种感觉，我觉得从50年代一直到“文革”期间的中国的艺术的发展，基本遵循了毛泽东延安的一个座谈会的讲话——“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权服务。”

在“文革”期间的这个艺术延着这条路走，实际上是一种极端，只有一条路可走，个人的原则没有了，所以就变成千篇一律。相反的西方的那些真正个人的那种东西，其实是一个更本质的东西。

曲磊磊：简单的说一下家庭，母亲是原来的老的书香门第。等于实现我的艺术这方面的传统，遗传是从母亲这头来的，我比较思想性的东西是从我父亲那来的，我是比较愿意读书，喜欢历史。

我们家搬到北京是我4岁半的时候，我生在齐齐哈尔，然后到北京上了普通的小学。 因为我从小不喜欢集体生活，特别喜欢在家待着。从我的少年，从童年到少年，一直到后来的青年，我始终是在三个专业里面做选择，就是我最喜欢的三件事：一个是画画；一个是游泳；一个是当医生。

一开始我去体校，后来转到游泳班，那个时候很艰苦，学校的政治各方面的教育都是很一致的，就是毛爷爷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什么的。”

在这种青春年少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所有的东西全停下来了。医生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后来也结束了。但画画我是一直都在坚持，因为有很多画家的朋友，支持我、鼓励我，都是非常好的朋友，黄永玉这些。我自己是非常有幸，我的一位小学的美术老师叫（韩万森）等于是我的启蒙老师，他跟齐白石，跟石涛都学过。我最开始是学传统中国画、工笔画、写意画，从花鸟画入手，临摹三国演义，水浒什么的，花鸟鱼什么的，有一次黄陆上我们家看过：“哇，什么都画！”他说。“哎呦！有天才，有天才。”还一个劲的夸，我非常得益于我这个小学的这个启蒙老师。

小时候的教育，一个就是传统的文化的教育。另一个方面就是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特别是英雄主义的教育。到69年，慢慢更多的是阶级斗争的教育了。

当时提倡英雄主义教育，大家都想当英雄。英雄主义其实是很害人的一种东西，时代如果需要英雄的话，就是一个非常悲伤的时代。一个平庸的时代其实对老百姓是最好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物质上的追求，没有金钱上的引诱。这种社会整体价值的体现是以牺牲个人价值的体现。

真正的开始用自己的脑袋来思考问题，“林彪事件”有很大的转折点，从那以后整个就开始动摇了，在文革当中我已经开始追求自己的这些东西，文革以后开始真正的介入这些实践。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15岁，当时心理特别矛盾，我本来是出生一个非常好的家庭，但是被拒绝参加红卫兵，可是我哥哥又是红卫兵，文革那段时间很复杂，但是画还是在画。我在小学的时候就画林松、王杰，这些英雄人物，画毛主席，到了文化大革命就只能画这些。

逐渐就发现传统中国画不足以表现这个东西，就开始学习西画。很快我就有一个机会当了海军，后来号召上山下乡运动，我就到了东北海林插队去了。那个时候也画这些宣传画，我把改变那些事也画了，那时候都是什么山光无限什么的，唱歌、跳舞的，也一直在画。后来当兵不到两年，马上又提了班长。结果要提干当排长了，北京公安局一份材料转到军队去了，说这个人文革的时候就说反对中央文革，反江青，还有其他的一些辅助的一些揭发材料。

一直到了审查这段时间，我的女朋友为这事跟我吹了。那时候正好是中国和美国开始改善关系，然后林彪事件，整个这些事弄到一块了，对我人生的改变实际上作用特别大。因为原来我父亲就是林彪的那个部队训练过的，原来我一直特别尊重，特别崇敬他。

在71年到73年，中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我发现军旅不是我想做的。那时候周恩来在人大会提出“四个现代化”，前后就是这段时间，我要想真正改变中国，这是我想做的。然后到中国科学院，后来我从科学院撤出去，就到乡下去支农，就住在农村住所。当时有一天傍晚我想回家的时候，好像在学校后门的一个小屋里，我就过去看了看，有一个女人在地上，浑身都湿的都是脏的，打昏过去又浇醒了，后来我说怎么回事，她说好像是地主婆，然后这些人就拿棍子，棒子，鞭子打，然后她就喊：“大姐啊，求求你，我一个人都没杀过。”第二天一早到学校去，就在学校操场已经打死了，其实人还挺好的，年纪也不大，不到中年。我永远忘不了那个颜色，画画的人对颜色特别敏感，那个脸成绿的青灰、灰绿、灰蓝的那个颜色，那个灰色，哎呀我永远也忘不了。

记者：大概是什么时候？

曲磊磊：是六几年的时候。就是毛主席说接见红卫兵的那个时候，宋文彬那个时候，中国就开始有打死人事件了。你要说好呢，就是那个山东的那个校长杀了人，第一个被打死的大学校长，老舍后来自杀了，那段时间，那么后来对我的这个思想后来非常有影响的一个，就是为什么他这个运动，他从中学从学生的号召起，因为学生的这段时间是最容易被激发的。后来我读了弗罗伊德的心理学，弗罗伊德说对小动物特别残酷的男孩，其实就是一种心理压抑的表现。后来跟另外一个同事聊天，他当时也是红卫兵，他说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打人的时候，特别是打一些女人的时候，他就涉及到性活动，包括这种勃起，甚至射精都会发生，像男孩子。就是这种人性，有的时候那一面的东西被充分的扭曲和被结合起来是很可怕的，后来什么红卫兵啊，什么造反派特别多，就开始是串联的。

当时我在串联的时候，有一件事对我的影响是特别大的，有一天在一个招待所，红卫兵对串联的学生有接待。那我就在底下洗衣服，就听哗啦哗啦哗啦水响，我缓缓的一抬头，门没关，露出来差不多有一寸的缝，里面坐着一个女孩在那洗澡，然后这条缝正好是从锁骨这边到这一下下来，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你想想青春萌动期精力大充沛啊，然后她就起来了，因为我画画的我喜欢，然后那个乳头还是粉红色的，还有那种阴影，慢慢慢慢的上来，一直到脚趾。我从来没想过的，当时人类那个愿望就是特别的明朗，可是同时你想尽可能解决的一项重要的最大的生命的事。她如果要看到我是很可怕的事，那个年头打死人是不当回事的。

这个影响对我非常大，就是我发现对人体美的这种欣赏，其实也是把我引上艺术道路的因素之一。因为对所有美的东西的一种特殊的爱好。后来我在部队的时候，就跳到七几年了，人怎么自杀的那些你也看到了，这个对你的影响太大了，而且当时我们搞运动，就是被逼这种人性本身的这种，但我可以保证我没有打过一个人也没有杀过一个人。但是毕竟是我们面临的一种形势。后来就这样被审查或各种各样的这种思想转变，后来就决心复员了，回北京开始弄无线电什么的。到了电台以后，在电视台后来我就发现了科学地运用，恐怕因为先天不足，就是也让我负责什么的，后来又回过头来，说：那好！现在就认认真真去坚持去画画，实际上真正我画画的历史应该说，真正开始的时间应该说是73年。

记者：73年是吗？

曲磊磊：对，这时候我下决心，通过所有的生活经历我发现传统画不是我要表达的，我所真正要表现的东西要学西方。然后一步步地从俄罗斯现代主义后来发展为法国的这些，包括后来所有的现代派，就是这条路怎么走过来的？我原来一直想写一本书，就叫《76年》，因为76年这一年可以把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和这个各人、家族历史几乎全部能够概括！因为76年发生的事太多了，这是最重要的一年。

周恩来去世、然后朱德去世、毛泽东去世，然后唐山大地震，包括我自己得了一场脑炎，大难不死，然后“四人帮垮台”，“文革”结束。这一年不得了！然后正好也是76年，我真正作为自我表现的一个画，是我76年画出来的。

文革结束开始逐渐的接着画，然后学《西方美术史》，开始认识一批人，开始筹备“星星画展”。主要是选派魏京生的时候，因为我在中央电视台工作，我是唯一的一个能进入这种场合的人，然后我做了一个，因为当时并没有禁止不许抽烟，所以他们整理出来以后，等于救了一批生命，而且等于全世界都知道怎么回事，当时还是华国锋执政的时候，然后呢这个事，我惹的祸比较大，后来觉得没有什么前途，就开始打算辞职，打算自己画画了。在这个计划还没有实行的时候，我妹妹当时在英国，就跟我说，你找个时间出来，看看世界是什么样的，我说也好。然后“黄河”呢，我有几大计划：

一个考察中国文明的发展、发源。

还有一个考察沿河的民间艺术。

另外搞一批自己的创作。当时很好的一个计划。我说以后再作，你看行不行？然后先到国外看看，结果一看就看那么多年。

记者：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是哪年？

曲磊磊：79年。就是“星星画展”第一次……然后还有80年第二次。

记者：那个你参加了吗？

曲磊磊：参加了。

记者：那是就参加星星了吗？

曲磊磊：没有，第二次是80年，我85年走的。后来我就踏踏实实工作，在电视台搞设计。我搞了美术设计，获得了国家一等奖，后来又搞了什么“红叶山庄”，反正几次去都得奖了。然后85年走了，完全从零开始，迈向新的社会，然后差不多又转了一百圈，画了各种各样不同的画。

然后89年，我又回到原来的出发点，一下子完全明白了，我应该画什么画，应该走什么样的路，89年，就去做了另外一种艺术，89年之后呢，可以说一二三，走了三大步，现在开始走第四步。

三大步，第一步就是说，等于回顾我半生。这就是那一个系列的。

然后第二步就是到流派……往世纪末去的时候，做了一个“此时此地面对新世纪”，这个“世纪末”的这个主题。

然后“新世纪”开始，就开始召集了……每个人一生都是一部史诗。就是这样一个主题，就是“回到人性本身的看法”。那年中央电视台给我拍那个“地带”的时候，那个我在美院给他们做做了一个讲座，后来第一年是（）主持的。

第一步是一个自我意识的总结。第二步就是“小我”就变成“大我”了，关注人类的东西。第三步就是关注所有的，各种普通人，到了“无我”的境界。但是其实说起来其实还是我自己，其实都是画你自己的人。

在这之后呢，我又作了一些唯美的东西，我又画了一些人体的东西。

但是从语言样式上，艺术形式上，就走了一条水墨中西结合，到底怎么个结合？水墨画提出中国水墨画的一种新的方向，因为两千年来完全撇开光和影，我这回做那个美院的展览就叫笔、墨、光、影。徐悲鸿他把西方艺术的观念带回了中国，但是他在实践上并没有走得特别远。笼统地说起来，就是一个是从观念上怎么往前走？一个是从艺术语言上，本身的艺术形式上怎么往前走？这两个方向的一个结合。


曲磊磊： 唐山大地震时我们去采访。然后就画了一些。到唐山以后，一片碎片乱瓦，全体都是废墟。那时候污染得也很厉害。解放军那时候好，那时候好多人都得传染病，只有靠军队来救。然后白天工作，就采访，拍片子，晚上没事就在账篷里面，就要会想起好多事来，然后就随便在笔记本上那么勾。勾！哎！一张画出来了。一滴眼泪滴下来流下来变成河，然后一个流着血的地球，就是一张、一张……就这么画出来了。哎！我当时觉得特别痛快，非常流畅就画出来了。其实这是一个走向艺术开始自己表现自己心里的第一步。

76年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从那个时候开始就画了好多这个东西。到78年的时候，碰到《今天》以后，一看画，大家都特别喜欢，这个江河哎哟，他把我本借去，留在家里面看好多天，然后黄锐和马德升他们就商量，准备要做画，哎！我说这个是好事，咱们就做画展吧。那时候后来四人帮粉碎以后，我还画了好多科学家的东西。那时候就是我想印象，就是线条画，伽利略、牛顿。当时“星星”那时候做的一些大画，也是按照这种思路画的。

记者：对，某人的局部。但是题材还是一样的。

曲磊磊：对。这些在第一届“星星美展”的时候也展过。第一届“星星美展”，不光是对社会的挑战，或者是控诉，其实目的是非常美好，向未来，向上的东西，也展了一批科学家的东西。当年那些照片，我的一部分有好多黑白画。因为两次“星星美展”画展一开始，都是从我的画开始的。然后接着看下去，包括在“民主墙”那面挂画的时候。

第二次星星画展的时候，我有一些色彩的东西。 “星星”这个时期的画，大概有几种：有线描，还有一些剪贴，还有一些油画，当时可能有自发性的东西。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种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另外一种是对不公正的一种挑战。因为当时“星星美展”好多观众留言也说，说虽然我不懂艺术，但是画家说出我们心里的话。还有对美的形式的探讨，我们在批判各种各样的西方的形式主义，包括印象主义，所以我们现在自己在搞这种真正的“形式主义”，就是为党的宣传，“文革”的东西，最后千篇一律。

在“第二届星星美展”之后，我也是画了一个系列关于“兵马俑”的画，准备下一次展览展的，结果没有下一次了。但是那个画还在，就是把我自己和兵马俑画在一起，但是我是睁开眼睛的，就是一种觉醒。

当然画可能很幼稚，技巧什么也不成熟，但从观念上来讲，就是对文化含义，对运行这一块，还有回归人性和人文这方面的看法，我觉得比较到位。就是像“星星三十年”的时候，那个画还在，我还有一两张也还在。那么“星星画展”的时候，黄锐和马德升就跟我说起这个展览的事。我说：“那好啊。”这个展览当然是画展被越多人看越好。他说：“还有一个人是阿城。”我说，我也愿意加入，这样的话，这场盛世，我再推荐一个人，他画的非常好，他叫王克平。这样我就把他们几个人带到王克平家，看王克平的木雕，大家一看就觉得很好。

记者：你当时是怎么和王克平认识的？

曲磊磊：我和王克平认识是袁运生。袁运生说：去看王克平的东西。我原来还不认识他，我说：好。因为我和袁运生我跟他认识比较早，而且是益师益友。我跟他又是好朋友，又跟他学。我的油画早期的时候，受他的影响很大。就是画《云南泼水节》那个，而且我也特别喜欢他的画画。

后来袁运生推荐了王克平，我和王克平我们就成了朋友了，一说起画展，我说应该推荐一个王克平。这样的话，就5个人了，如果严格的说起来，最开始倡导者应该是黄锐和马德升，那么“星星”的筹备过程当中核心的，应该是我们这5个人。逐渐的再往后一点，包括薄云，因为他当时也办《热土》杂志什么的，他又是学《美术史》，又有理论，所以他参与的比较多。

真正的主要成员恐怕大概是10-12个左右，包括像严力、李爽，后来毛栗子也是我主张进来的。我说毛栗子画的很好，应该参加这个。杨益平和毛栗子差不多，一块加入进来的。艾未未当时还是电影学院学生，他好像是黄锐去联络的。艾未未当时不是一个最主要的成员，到后来就介入的比较多一些。而且艾未未的东西，后来搞得越来越前卫了，特别在香港“十年展”的时候，艾未未的东西就比我们都前卫了。因为他弄了一个军队的军用女衣，就是弄了一个避孕套夹在上面，这种东西我们当时肯定还是不可能会这么做的。

后来逐渐的又加入了一些新的人，比如说包泡、陈连生、肖大原、马可鲁，好像邵飞的加入主要是因为北岛，因为邵飞的画完全是另一路画，他当时画的画是“聊斋人物”什么的。就是那种水墨画、人物画那种。那也没有关系，因为“星星美展”本身就不愿意把谁都排斥在外面的，首先就是君子和而不同，大家都非常不同，但是对艺术的认识上，有相同的认识。

在商量的过程当中，因为他和老马是考美学考的比较多的，因为我和刘迅也不认识，刘迅是后来才认识的，然后就是申请一个展览，回来以后听到消息说还是不行。说你们要早申请就是你们的了，因为“无名”申请的早，所以给“无名”先办了，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理由推吧，后来我们就是不能再等了。在各种各样的美术馆，当时推托的理由就是都安排满了。

但是我就是非常急于希望在79年展，因为79年意义比较大，因为“三十年大庆”，“建国三十年”，比较希望能够把这些东西展现出来。这样的话，我后来开始商量，要不然不让展，咱们就露天也要展。那么究竟在哪儿展？就开始商量地方了。最后大家都赞成，就说露天展可以，因为当时像“民主墙”也有人挂画，“人之镜”也在挂画，还有贵州来的一些人也在那儿挂画。当时就想到是不是在民主墙展？后来觉得不太好，因为民主墙毕竟是一个政治性比较强的一个地方。

因为王克平和我都是广播学院的，他是广播文工团的，我是电视台的。说要不然就在电视台那个墙里面展，在那儿画。后来，一商量觉得那边儿偏，复兴门那块，后来忽然想到美术馆外面的小花园，那儿挺好。大家一下子都觉得挺好，又有栅栏，又有花园，又能容纳好多人，又是在美术馆外面，这样的话，等于就通过了，大家都赞成。

然后就开始计划。这时候就已经很近了，因为放假的时候人比较多，越多越好，这时候商量的时候，因为这些人不可分，除了星星画会这些人，本来都是交叉的，跟《今天》、《北京之春》、《波谱》这些刊物，都是挺密切的。商量时间的时候，就可以有比较多的选择！

最后还是觉得不在“十一”当天，就是跨国“十一”，这样展览就比较好，在“十一”之前开始，我们知道有可能会遇到麻烦。

记者：为什么，当时怎么会想到有麻烦呢？

曲磊磊：因为从来没有过在露天挂过展览，一旦遇到麻烦会怎么样呢？我们就想一个非常好的理由，就是向国庆三十周年献礼，作为一种比较防御性的一个理由提出来。就开始做这些计划，尽可能计划的周密一点，我们去看地方，计划怎么挂？当时那个画框子是哪来的钱买的？我就不知道了，都买画框了，就装了。那时候也都不懂，不会，然后现学、现装。那框子也不合尺寸，反正装上就好了，王克平的东西就是有绳子就行，不用放框子，直接就能挂。然后谁组织去安排三轮车，就是27号早晨几点钟以前必须把画框拉到，在这之前是海报。海报都是在我们家做的。当时有我，阿城也来了。还有李爽、还有严力，还有老马，因为要画很多海报，画什么星星美展什么的，当时还一边放着邓丽君的歌。

都策划好了以后，就各负其责，我在那儿弄海报。装画是大家一块装的，装了以后，三轮车晚上就进来了，进来后到各家去拉画，装好了以后，一大早就拉到那儿去了，很快就挂起来了，那时候人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后来人就越来越多了，这是第一天，到下午的时候就人满为患了。然后那时候居然捐助箱里面还有十块钱的，那时候十块是最大的面值。然后有好多名人也来了，高兴的不得了。

一天下来以后很累，但是当时特别的兴奋。第二天人越来越多，就开始有警察了。那个时候中国和越南还打仗呢！然后，还有一个解放军战士留言，不知道是战士还是军队，说：“我们在前锋流血，我们在这里流泪。”我不知道他到底想表达一个什么想法。反正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么多留言里面，还记住这么几条，特别有意思的，“星星只有在黑暗中闪光什么的，就是光明来到，看到那个眼神”……

“星星画展”重新展出的时候，我们又多了一些画家，好像有三十来个人，在北海画坊斋，北京冬天那个时候还特别冷。北海公园门口看自行车老头高兴的不得了，从来没有这么多的自行车，都到北海画坊斋去看，这总算是给“星星画展”一个圆满的结束。

第二年，我们都没有想到还能展出。但是还是尽量争取吧。80年的时候，同时有7、8个展览，其他大厅都是空空荡荡的，人们统统的涌上三楼看“星星画展”，人满为患。80年以后就不再展出了。这之后就是各画各的画，然后各自去奔前程。好多人开始出头露面，见外国记者，论评家，开始出名，但是这个期间，我就特别低调，我机会就藏起来了，等于是隐居了，自己在家画画，然后正常的工作。

因为我作为一个画家，既然我把画作为一种我的道路的选择，我的生存方式。后来恢复高考，美院第一届招研究生，我就报名了，那年中央美院收了7个研究生没有我。

89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年，一个是我们在香港做这个“星星”十年展，张颂仁的起步，就是从“星星”十年展起步的。那89年最重要的就是天安门开枪这个事，但是我这个一下……这个历史都会有一个评价，这个一下子都特别清醒，就觉得一下好像从梦里醒来一样，我是，你是一个什么人？你作为一个画家，在这个时代的画家你到底要画什么样的画？这个路怎么走？然后就把其他东西都放下，最大的房间我都放下了，到现在，突然间不画。

好多人到现在还问我，你什么时候还画那种画，好多人想买。当时我说以后再说。但是以后我还会画，因为这个东西挺好，它是一种媒介一种桥梁，它可以理解，使他们理解中国画的一种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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