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东力：康生与“内人党”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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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与“内人党”冤案

祝东力

　　康生等利用挖所谓“内人党”，在内蒙古诬陷、迫害广大干部群众，破坏民族
团结。内蒙古自治区因“内人党”等冤案，有三十四万六千多名干部、群众遭到诬
陷、迫害，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被迫害致死。

——　引自一九八○年十一月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

　　　　　　　　　　　　　　　　（一）

　　一九六六年夏召开的那次中共中央华北局会议，使前门饭店永远载入了史册。
因为，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身兼中央和地方党政军十几种职务的乌兰夫，突如其来
地遭到激烈批判和围攻，会后便如陨星一般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前门饭店会议挑开了内蒙古十年“文化大革命”的腥红序幕，它也是内蒙古十
年烽烟的第一场政治戮杀。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第十七天的时候，华
北局工作会议也在前门饭店开幕了。中央和地方的会议交错举行，毛泽东当时的用
意是∶以中央带动地方，发动“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六日，中央终于批准撤销了乌兰夫内蒙古党委第一书记、华
北局第二书记职务。从此，乌兰夫被监护在北京，不能返回日思夜想的内蒙古了。

　　　　　　　　　　　　　　　　（二）

　　滕海清平素沉默寡言，性格倔强而又暴躁，尤其缺乏地方工作经验，在内蒙古
局势动荡复杂的情况下，中央派他来支左，真可谓人非其选。

　　此时内蒙古局势持续恶化。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七日下午，康生把到京已经几天的滕海清召到钓鱼台谈话
。康生对滕海清说∶“内蒙的敌人是很多的。”

　　滕海清随身带的秘书走笔如飞，一字不漏地记录着每一句话。

　　康生又说∶“你了解乌兰夫在内蒙用的人就知道了，奎壁、吉雅泰是叛徒，权
星垣、王再天、王逸伦是特务，王铎是走资派。”

　　二十八日中午，康生又打电话召来滕海清和高锦明，同时，北京军区司令员郑
维山也应召赶来了。郑维山同滕海清一样，也是红四方面军出身，一九五五年授衔
的中将。

　　康生结合前一阶段内蒙古的动荡局势说∶“要斩断背后操纵的黑手，提高警惕
。内蒙很复杂，有苏蒙二修、汉奸、日本人、傅作义的、乌兰夫的，复杂得很，这
方面要提高警惕。”

　　康生主观臆断，对内蒙古形势做了极为歪曲的判断。

　　滕海清把康生的一席话当作中央精神，再三领会。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和十二日，初冬的北京满目萧条。这两天，江青在北京
的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两次讲话，主要讲的是文艺界的“黑线”问题，江青说∶北
京的文艺界必须大乱。

　　当时，滕海清刚好回北京汇报工作，得到了一盘江青讲话的录音带，如获至宝
，立即带回内蒙古。

　　人们常说“时势造英雄”。乌兰巴干在“文革”期间曾是内蒙古地区的一位风云人物。

　　一九四九年，组织上派乌兰巴干到自治区党校学习。在学习期间，经审查发现
∶乌兰巴干有过变节行为，但考虑到他当年入伍不久并且没有隐瞒，因此未按叛徒
定性，只取消其侯补党员资格，转业到地方工作。

　　一九五八年，乌兰巴干的长篇小说《草原烽火》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
之后，又被选入建国优秀创作丛书，重排精装本，并多次重印，在当时广为流传。

　　乌兰巴干当上了内蒙古文联副主席兼作家协会内蒙古分会主席，还是第三届全
国人大代表。

　　几年之后，“文革”风暴平地而起，乌兰巴干抢先组织了“内蒙古揪叛国集团
联络站”，摇身一变，成了内蒙古文艺界造反派的头面人物。

　　那时，公安厅有个干部名叫丁ＸＸ，在四处造反的形势下，也想立上一功。他
把自己以前工作上掌握的有关历史上“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档案和一些地方发生
的案件材料，悄悄交给了乌兰巴干。

　　那时，内蒙古电影制片厂有个女演员同内蒙古大学的一位男教师关系暧昧，被
人发现。本来，这只是一起普通的生活作风问题，在当时教育或纪律处分一下也就
过去了。可事情不巧，这位内大教师偏偏是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学习后回国的人员。

　　乌兰干巴嗅觉很灵，感到其中有机可乘，便循迹而至。

　　他串通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军管会的一些人先把女演员关了起来，连续审问，逼
她编造交代了有关参加叛国组织的情况，搞出了一份七八十人的名单。

　　小说家使出看家本事，结合丁ＸＸ提供的材料，写写划划，编编抄抄，不几天
就整理出了一份材料—《乌兰夫黑帮包庇一个大叛徒集团的罪行的简要报告》。

　　乌兰巴干向“滕办”秘密送交有关“内人党”的材料，这是第一次，同时，这
也是“文革”期间内蒙古地区第一次正式提出“内人党”问题。

　　十一月二十五日，乌兰巴干手下的“掀叛联络站”非法拘捕了内蒙古自治区党
委宣传部副部长特古斯。特古斯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曾是东蒙地区的内蒙古
人民革命党党员。

　　据后来内蒙古有关组织的统计，乌兰巴干前后给滕海清办公室报送了几十份有
关“内人党”的材料，所“发现”的“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一共有一百多个，数
量之大，令人瞠目结舌。

　　其实，乌兰巴干炮制这些材料的手段十分简单，无非是篡改历史——包括内蒙
古的历史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及苏联的历史，把历史的说成现实的，比如捏造说历史
上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现实中还在继续活动等等。

　　那张所谓的《苏蒙修情报系统及叛国集团分布图》也是这么来的。

　　一九六八年二月四日，北京，钓鱼台。

　　在八号楼宽敞的客厅内，灯火通明，窗幔低垂。这天夜里，中央文革小组的康
生、江青等人要在这里接见滕海清一行。

　　滕海清和李树德先汇报了内蒙古革委会成立以来的工作情况，特别是“挖肃”
运动的进展情况。当提到革委会委员（原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再天时，康生插话说
∶“王再天这个人很阴险，他是苏修特务，内蒙是否还有别人？王再天不仅是苏修
特务、张学良的忠实走狗，而且可能是个日本特务。”

　　这时，江青插话说∶“我在北京文艺界作的报告，北京没有动起来，文艺界的
坏人没有挖出来，内蒙倒动起来了，他们通过文艺界的深入斗争，使整个运动深入
前进了一步，挖出了这么多坏人。”

　　此时，内蒙古的“挖肃”运动已经遍地开花，被挖出的所谓叛徒、特务、反革
命份子和内人党党徒成千上万。滕海清心里本来还在敲小鼓，怎么会有这么多阶级
敌人呢？眼下，他听了康生和江青的话，心里增加了不少信心。

　　江青说完，康生对滕海清等人指示说∶“乌兰夫影响很大，流毒很深，首先应
在部队内肃清。一方面对乌兰夫进行批斗，同时大揭王逸伦、王铎，这样群众就知
道我们不是反对蒙古族。”

　　滕海清和李树德点头称是，康生又说∶“内蒙地区苏修、蒙修、日本特务不少
，内人党至今还有地下活动，开始可能揪得宽点，不要怕。”

　　至此，康生一伙对挖“内人党”运动已经做了明确指示，滕海清经过这一番耳
提面命，跃跃欲试，准备大干一番了。

　　　　　　　　　　　　　　　　（三）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物又起到了牵动全局的作用，他就是郭以青。

　　郭以青是三十年代的老北平中共地下党员。五十年代，郭以青调到内蒙古地区
工作，“文革”前夕任自治区党委代常委委员兼宣传部部长、内蒙古大学党委副书记。

　　一天，郭以青带着几名造反派，突然来找核心小组副组长高锦明。

　　郭以青等人信誓旦旦地说∶内蒙古大学党委副书记巴图是“内人党”常委，他
的“内人党”问题和“二○六”案件都已经被我们“突破”了。巴图供出了军区政
治部副主任鲍荫扎布、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特古斯、内蒙古医学院院长木伦和
巴彦淖尔盟盟委书记巴图巴根等，一共八个人，都是盟市级以上的干部。

　　高锦明听罢郭以青等人的汇报说∶“内大又立了一功。”

　　核心小组研究后决定，秘密逮捕上述八名盟市级以上干部，对他们实行分别军
管，成立专案组，个别审讯和交待，使案犯无法串供。

　　一九六八年七月五日，炎热的夏季，呼和浩特新城宾馆。

　　这天，内蒙古革委会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在滕海清主持下拉开了帷幕。

　　会议之后，《关于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处理意见》上报中央并以内革发
三五一号文件印发全自治区。

　　同时，内蒙古革委会领导人也向康生口头请示过。康生说∶“你们内蒙的同志
脑子里是没有敌情的。内蒙有这样大的反革命组织，他们还向中央请示什么呢？有
多少挖多少，越多越好嘛。”

　　这样一来，挖“新内人党”的活动便从原先的群众运动，一跃而具备了合法的形式。

　　一场有领导、有组织、自上而下的大迫害运动在全区席卷而来。

　　当时，特古斯肺结核、胸膜炎复发，每天发烧，可是对他的车轮战昼夜不停，
当他休克出汗，说不出话来时，便休息片刻，旋即再战。

　　特古斯实在支持不住了，答应写材料。他写了几十页，把全部历史颠倒过来，
但涉及有关具体人时，仅限于老“内人党”范围，不几天，他又全部推翻了书面交待。

　　在突审特古斯期间，外调的专案人员曾找到抗战胜利后在东蒙地区工作的胡昭
衡和张策，调查特古斯早年的历史情况。

　　胡昭衡、张策分别于１９６８年八月和１９６９年四月写出书面证明材料。在
当时极左思潮的氛围中，他们坚持原则，事实求是地陈说了那段历史，一致肯定了
特古斯当年的表现。

　　苏尔原是内蒙古党委宣传部的一名干事，特古斯揪出后，被指派参加了特古斯
专案组。一九六九年二三月间，内蒙古党委宣传部的张ＸＸ告发说，苏尔在一次上
厕所进门前，摸了第二颗扣子，是特务联络暗号。于是，苏尔被隔离审查，关了半年时间。

　　１９６９年五月二十二日，经毛泽东批示的中央二十四号文件下达后，内蒙古
地区开始为“内人党”冤案中的受害者落实政策。苏尔获释，重回特古斯专案组。

　　七月二十五日，苏尔和特古斯专案组的几个同志以及原宣传部干事高克林、就
特古斯问题，给周恩来写了一份报告，报告由高克林执笔。

　　在长达六千多字的报告中，他们如实地反映了特古斯专案的前后经过，指出“
我们搞特古斯‘新内人党’问题，从开始到现在，是在没有任何可靠证据的情况下
进行的”。同时还将张策、胡昭衡证明材料附于报告之后。

　　其时，在内蒙古军区领导机关中，受灾最重的要数军区政治部。

　　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鲍荫扎布是军内第一个“新内人党”，军队系统正是从他这
里强行“突破”的。

　　鲍荫扎布在严刑之下，屈打成招，编造了他手下的“内人党”党员名单………。

　　骑五师战士郭建奇遭受严刑拷打，当抽打他到１６００多次后，他申辩道∶“
我不是‘内人党’，你们不信我把心掏出来给你们看！”果然，他趁上厕所，就割
肚剖腹，掏出了自己鲜红的还在微微搏动的心………。

　　伊盟盟委书记暴彦巴图被打倒后，遭受批斗共三百余次，一次在北京召开的会
议上，康生听过伊盟造反派的汇报后，说∶“像暴彦巴图这样的坏人，是极少数！”

　　于是，由于康生的一句话，暴彦巴图一直被关押到１９７２年秋，是伊盟被关
时间最长的一个。


□　原载《新闻自由导报》第２０６期

http://www.cnd.org/HXWZ/ZK98/zk143.hz8.html#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