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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1-23 05:5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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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外交部“造反派”的短暂政治生涯（下）
作者：邹一民
(1966年12月—1967年10月)
三“造反派”的狂妄恶劣表现(1967年1月－8月)
在极左思潮指引下，《联络站》以王中琪为首的核心组，非理性盲目造反，铸成了一系列影响极为恶劣的事件，主要有：
(一)夺周总理的权。周总理一直掌管外交部，1967年1月18日”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就是夺周总理的权。
1967年1月初，上海掀起夺权风暴后，其他各地造反派纷纷效尤，国内出现夺权浪潮。1月18日中午12时，新闻司科员王中琪为首的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核心组决定向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陈毅为首的外交部党委“夺权”。他们发表声明，宣称：当此部党委继续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时，特郑重声明：自1967年1月18日中午12时起，我部运动和业务的领导权全部由我站掌握。我站建立监督小组，凡有重大问题和决定(包括政治和业务方面)，部党委必须取得我站同意。部党委任何成员，均不得以任何借口消极怠工，否则即以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论处。
是日中午12时20分，《联络站》核心组第二把手张殿清(国际司科员)带领数名造反派将仍在办公的姬鹏飞、罗贵波、韩念龙、乔冠华、徐以新(以上五人皆为副部长)、龚澎(女)，宦乡(以上二人为部长助理)等部党委委员召集到外交部大楼(东交民巷15号)部长会议室开会，宣布《联络站》决定向部党委“夺权”，狂称：“由于外交部党委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以不能领导外交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能有力地领导对外斗争。因此，《革命造反联络站》立即接管外交部文化大革命的一切权力，成立监督小组，对部党委的工作进行监督;部党委在对外的重大问题上作出决定和采取行动前，必须取得监督小组的同意”。在场的七位部党委委员都缄默不语。
会后，常务副部长姬鹏飞立即向总理办公室作了汇报。下午4时，《联络站》核心组向总理办公室汇报夺权情况。
当晚10时20 分，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受周总理委托，在人民大会堂山东厅接见《联络站》核心组全体成员，代表周总理和他本人对《联络站》夺权表示支持。但他明确指出，《联络站》所夺之权是“外交部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权”，外交部业务工作中的问题仍由部党委研究决定，可由造反派组成的《业务监督小组》实行“监督”。陈毅说：“希望你们很好地掌握这个权，要把过去的业务大大地提高，要真正体现毛泽东思想，那么这个权才能真实”。陈毅还说：“你们走了第一步，就要走第二步，你们还要团结其他同志，要和他们商量，争取他们完全站到革命方面”。
1月19日上午，《联络站》所属各战斗队(造反组织)在各自单位向当权派宣布夺权时，都没有遇到任何阻力，很顺利地将权夺了。因为外交部工作人员的组织纪律性很强，绝对服从上级的命令和指示。既然周总理、陈外长已表示支持《联络站》夺权，非《联络站》的群众和当权派们也都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在“砸烂外交部一切旧的官僚机构”的极左思潮鼓舞下，一些单位持过激观点的造反派把本单位的党、政、财务以及人事调动、文件批阅等权力，全都夺了过来。有的单位成立监督小组，监督司、处长的工作。有的单位取消司级、专员级、处级人士的“官衔”，司长、专员、处长等当权派和科员(一般工作人员)一起办案，大家都做具体工作。他们取消按级别阅读机密文件的规定，认为这项规定是“封建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东西”。有些单位让凡带长字号的领导干部全都靠边站，造反派取代他们掌权。造反派命令当权派集中时间和精力写检查，交代揭发问题。“有问题”的当权派还必须参加打扫卫生等体力劳动。
1月19日，外交部造反派召开庆祝夺权胜利大会。
1月25日，周总理接见我国驻外使领馆先期回国参加文革的同志时，明确申明，“领导革命(指文化大革命－－笔者注)，监督业务，不算保守”。
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内的激进派对监督形式甚感不满，觉得权还不够大。2月2日《联络站》核心组召开战斗队队长会议，研究酝酿撤销《联络站》，计划成立外交部《革命委员会》，实现彻底夺权。他们内定：陈毅仍为外交部长，两位副部长(罗贵波、徐以新)及部长助理董越千等三人留任，其余的副部长、部长助理等一律“靠边站”(停职)。会上有些队长表示异议，有些队长建议此事必须先请示周总理同意后再采取行动。
事实上，外交部的夺权模式是很特别的：一方面，造反派宣称夺了权，并成立了部、司二级业务监督小组。另一方面，陈毅仍是外交部的第一把手，部党委也仍在工作，外交部上报中央的文件必须有他们的签字，中央才认可。外交部并没有像国内省、市党委那样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
被造反派勒令“靠边站”的部、司(局)级领导干部，因造反派夺权是得到中央支持，故没人反对。由于工作需要，造反派无奈同意部党委指定一些司长重新主持各自部门的业务工作。例如：一亚、二亚、苏欧司、礼宾司等涉外业务频繁单位的司长们依旧出面对外。这就形成当权派对外和造反派对内的“两种政权”并存的局面。文革期间，国际司、条法司没有涉外业务，造反派主导一切。
夺权后，各单位造反派批判“资反路线”时，揪出了各自单位的“走资派”、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所谓铁杆保皇派)，以及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例如：新闻司揪出龚澎、苏欧司揪出余湛、美大司揪出郑为之、非洲司揪出侯野蜂、国际司揪出龚普生、西欧司揪出许涵珍。与此同时，陈家康、邵宗汉、吴亮璞、谢丰等少数部、司级领导干部相继亮相，公开支持造反派，成为“革命领导干部”、“革命三结合”的候选对象。
2月9日下午1时至5时30分，周总理、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陈毅外长在国务院小礼堂接见外交部《联络站》负责人及其所属战斗队队长(造反派)，听取他们的汇报。
《联络站》核心组第二把手张殿清(国际司科员)汇报说，“我们现在成立了两个班子，一个领导运动，一个领导业务。”
周总理严肃地质问道：是“领导”还是“监督”？我跟你们讲过主要是领导革命，监督业务。我提的是“监督”，从来没有提过“领导”。你们罢免了司长、处长，我们都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得到外事口批准?你们这样做要不要通过中央？你们夺权只限于监督业务，人事权力直属中央。……你们现在做的超过了中央授权给我和你们谈的“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监督业务”。我没有提过你们可以把旧机构砸烂。这个班子是直属中央的。
第一亚洲司的一位造反派辩解说，刚解放时毛主席指示新中国外交工作“要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要另砌炉灶”。
周总理严肃地解释说：那是主席对国民党旧外交部说的，那时侯王世杰(1891-1981，湖北崇阳人，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1949年逃到台湾。——笔者注)的外交部我们一个人没要，只有三个人起义(指国民党政府驻法国“大使馆”凌其翰等三名起义外交官－－笔者注)过来的做了(外交部)顾问；整个外交大权都是掌握在我们手里。…… 有些要另砌炉灶，有些修修补补，有些需修改，修改后还可以用。上海(夺权)没有全部另砌炉灶。
周总理还说：我们希望年青一代超过我们，我们犯过的错误你们不要再犯，我们走过的弯路你们不要再走。在夺权形式没有解决前，造反派应该和部党委很好配合，部党委应很好工作。一个共产党员在困难面前腰杆要挺，腰要挺直，不要怕责备，没有勇气还行？！不管戴多大的帽子，要有勇气。同时也希望你们给他们积极性，使他们敢做工作，不要都靠边站，而要反复的做工作。
陈毅补充说：希望(《联络站》)监督小组和部党委很好合作，这样对我们斗争有利。我们相信年青人要掌权的，但是从监督到掌权不是一下子。这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要有阶段，不是跳就跳过去，象跳高一样，一点点升。……对部党委几个同志叫他们靠边站，我看是不公平的。让他们工作还是可以的。对大使、参赞一下飞机就拉去斗，我是不赞成的，章文晋我打了电话去也没制止住。(章文晋时任我国驻巴基斯坦大使。1967年2月初他奉命回国参加文革抵达机场后，造反派不让他先回家而直接把他拉倒东单外交部街33号外交部大楼进行批判。－－笔者注)……在中央我是挨斗出名的，现在看到同志被斗，我的血管就紧张了，以前斗完后，马上拉出去枪毙，不容你说一句话，我是刀下偷生。我自己也犯过错误，我也斗过人。我在这里大胆地说，这种斗争方式，这样下去要犯方向、路线错误。在中央会议上我讲过这个话，在这里我对你们还讲这个话。 …… 在国外(指我国驻外使、领馆－－笔者注)不要搞战斗队组织，不要搞夺权斗争，这是主席批准的。要一致对外，不要让大使、参赞前面和敌人斗，后院失火，自身难保。
(二) 坚决打倒陈毅,结合姚登山之流，志在重组部领导班子
毛主席和周总理对陈毅是要保护的。对陈毅的错误，毛主席的指示是“一批二保”，周总理主张“先批判、后定性”。对陈毅、姬鹏飞、乔冠华等部级干部，周总理多次指示，要批判他们的错误，但不应打倒。总之，中央对陈毅的严重错误，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先批判后定性”的态度。造反派则反其道行之。
1967年初，陈毅、谭震林等老干部大闹怀仁堂时，中央文革小组阴谋策划先打倒一批副总理，然后打倒总理。王力、关锋之流发动反击所谓“二月逆流”时，《联络站》核心组竭力响应。
在9个月掌权期间，造反派主要致力于“打倒三反分子陈毅”、“打倒走资派陈毅、姬鹏飞、乔冠华”。“打倒陈、姬、乔”是《联络站》的中心任务，一切活动围绕着该中心任务来进行。为实现此目的，外交部造反派联合外事口的造反派共同实施坚决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的阴谋。造反派妄图在成立外交部革委会时，以姚登山之流取代陈姬乔。
4月5日，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发表“关于炮打陈毅的声明”，诡称陈毅是外交部“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的总根子。”
4月19日，他们发表“关于打倒陈毅的严正声明”，说陈毅“肆意诬蔑、公开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意攻击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极力贬低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影射攻击中央文革小组，一再吹捧、念念不忘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他们说陈毅是“外事系统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打倒！”，“坚决打倒！”
4月30日，姚登山(时任我国驻印尼大使馆临时代办－－笔者注)从印尼抗暴斗争前线撤离回到首都，在机场受到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和两千多群众的热烈隆重欢迎。在第二天夜晚的《五一焰火晚会》上，毛主席接见了他，并照了相。次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消息和他左手挽毛主席、右手挽江青的照片。媒体称姚登山为“红色外交战士”。不可一世的姚登山自以为 “了不起了”，带着这种“殊荣”主动参加造反派，扮演造反派的领军角色。
周总理严厉批评和坚决反对造反派的极左行径。5月份，王中琪等一小撮人与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头头刘令凯等激进派加紧串连，参与了社会上反总理的逆流。他们污蔑周总理是“二月逆流”(指当年2月陈毅等人“大闹怀仁堂”－－笔者注)的“总根子”、“总后台”。胡说什么“总理有‘三降一灭’”。王中琪等人狂妄喊出这样的口号：“要在总理身上打开一个间隙”。他们组织成立了《五·一六纵队》和《不争春》、《打倒底》等战斗队(这些战斗队是外交部内攻击周总理的急先锋－－笔者注)，贴出影射攻击周总理的大字报。《联络站》核心组认为，周总理已不再适合领导外事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怀疑周总理在文革中犯过很多错误，与二月逆流有关，是陈毅的后台等等。提出需要“动一动”、“烧一烧”总理，多次抵制、对抗总理的指示。
5月10日，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召开“打倒陈、姬、乔，彻底揭开外交部阶级斗争盖子的动员大会”。造反派提出“要把猛烈的炮火集中到三条线，对准三个人。所谓三条线，即第一，要全面、彻底地揭发批判外交斗争中刘邓修正主义路线的黑货；第二，要全面、彻底地揭发批判外交部内部的政治思想工作、组织工作、干部工作以及其他方面的修正主义黑货；第三，彻底清算张闻天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罪恶。”“对准三个人，就是把矛头指向外交部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陈毅、姬鹏飞和乔冠华。陈毅是刘邓在外交部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代理人，是干扰和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罪魁祸首；姬、乔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是陈毅的帮凶，是地头蛇。”
同日，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主办的《革命造反报》发表题为“打倒陈、姬、乔，全面彻底地揭开外交部阶级斗争盖子”的社论，提出“要把猛烈的炮火集中到三条线，对准三个人，掀起总攻刘邓、打倒陈毅的第一个高潮。任务是以打倒刘、邓为纲，以打倒陈、姬、乔为中心，全面地、彻底地揭开外交部阶级斗争的盖子。斩断刘邓伸向外交部的魔爪，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拔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的黑保护伞，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外交部的彻底胜利。
5月11日，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纠集外事口的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六·一六》、《井冈山》、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红卫兵、驻外使领馆《九·九兵团》、中侨委和归侨等9单位的造反派在天安门及北京主要街道搞游行示威，打出“打倒陈毅”的大标语，策划到中南海把陈毅揪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
5月16日后，外事口一些院校的激进红卫兵组织贴出矛头对准周总理的大字报和大标语，例如：“周恩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绝不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亲密战友，绝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 “炮打周恩来绝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
王中琪等一小撮人反对总理的言行遭到毛主席和外交部广大群众的严厉谴责，致使他们不得不有所收敛。但是，他们仍拒不认错，一边整风，一边进行秘密串连，积蓄力量继续大干下去。
外事口一些持激进观点的造反派和红卫兵组织竟相冲击外交部,并在首都主要街道游行示威，把“打倒陈毅”的口号公之于众。他们以率先揪外交部长的行动，来显示他们是“造反派”，窃取外事口批判陈毅的“领导权”。造反派的口号逐步升级，由开始“批判”、“火烧”陈毅 ，上升为“炮轰”、“打倒”陈毅，“誓与陈毅血战到底”、最后竟提出“陈毅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极端口号。造反派写大字报时，在陈毅的名字上打上××，有的大字报还将陈毅的名字倒着写。
为挑选他们中意的领导干部作为“老中青三结合”的对象，在干部亮相问题上，造反派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实行“一站、二骂、三打倒”的亮相标准(即站在《联络站》核心组一边；骂《革命造反总部》、《攀险峰野战兵团》(外交部两个反对“打到陈毅”的群众组织－－笔者注)是“保守组织”；打倒陈姬乔三人)。极少数善于见风使舵、阿谀奉迎、别有用心的姚登山之流乘机跳了出来，轻易捞取“革命领导干部”、《联络站》造反派“顾问”的头衔，妄图成为“革命委员会”中“三结合”的备选对象，到“新生的红色政权”里面去“风光风光”。
(三)否定建国以来的外交路线
关于建国17年的外交路线，周恩来总理多次明确表明：“外交、外事口的一切重大方针、政策、路线，确实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制定的。毛主席关心国内外大事，国际上发生的重大事情，都逃不过毛主席的眼睛，有时候我们没有看到的东西，毛主席看到了，提醒我们。极其重要的事情，我忙不过来，主席提醒我们。所以说，外交上的重大方针、政策都是毛主席亲自过问的”。
谈到建国后的外交工作时，周总理说：十多年来，外交部执行的是主席路线，这条路线是主要的，至于有没有反主席思想的言行，肯定是有的，总是不断斗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贯穿在党、政、军、民，任何一个单位不能排除。
外交部造反派紧跟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康生之流，否定“文革”前17年的外交路线。他们认为，以前执行的是一条“三降一灭”(向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投降，扑灭革命人民运动的烈火)的路线，硬要把“三降一灭”强加到由毛主席亲自制定的、由周总理亲自执行的外交路线上来。造反派公然叫嚣“我们的外交路线和外交政策到了改变的转折关头”，必须批判“三降一灭”外交路线。他们把建国以来中央制定的外交政策描绘得一团漆黑，抹杀十七年来我国外交战线的成就，破坏毛主席的国际斗争的战略部署。
8月11日，外事口极左派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批斗陈毅”大会。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代表发言。他的题目是“彻底批判刘邓陈‘三降一灭’反革命修正主义外交路线”。这位代表胡说什么：“陈毅是刘少奇在外交部推行‘三降一灭’反革命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的代理人，是刘少奇干扰和冲击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外交路线的大帮凶”。说陈毅对帝国主义是“崇美、恐美、媚美”；“热衷与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千方百计要同美帝接触，不惜拿原则作交易”；“规劝美帝发善心，乞求美帝‘恩赐’、‘同情’和‘友谊’”；“放弃武力解放台湾，公然主张把新中国变为帝国主义的投资场所”；“竭力挤进联合国，甘心充当美帝小伙伴”。这位代表还说陈毅在修正主义面前，也是“点头哈腰，阿谀奉承，一付十足的奴才相”。代表说：“在对反动派问题上，陈毅的投降面目暴露得最彻底”；“为了适应帝修反的需要，陈毅还极力扑灭亚非拉人民的革命斗争”。
这位代表说：“像陈毅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分子，怎么能配当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中心、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外交部长呢！？”“我们坚决把他打倒，把他拉下马，叫他靠边站！”
(四)打击、压制和排斥持反对《联络站》核心组观点的组织和群众
《联络站》核心组王中琪等人采唯我独“左”、唯我独革，搞“一言堂”。
4月10日，以外交部总司交通科司机工人为主的《革命造反总部》(见注)问世，公开挑战《联络站》。《联络站》不再能一统外交部的天下了。
注：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以下简称《总部》)简况
4月10日，总务司交通科、办公厅文印处、国际司、亚非司、礼宾司、机要局、干部司业余学校、干部司调干支部、总务司供应处、财务处、印度研究所、世界知识出版社、外交人员服务局、国际俱乐部等十四单位的工人和一般干部宣布成立《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办公室设在东交民巷15 号院内外交部部长办公楼的地下室。“总部”共有成员近二百人。他们反对“打到陈姬乔”，主张批判以陈毅为首的部党委所执行的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它的口号是“炮轰部党委！火烧陈毅！”“革命不分早晚，造反不分先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革命力量”；“通过批判实现大联合，促进革命的‘三结合’”。
《总部》70% 的成员是朴实憨厚的汽车司机、修理工和印刷工人、排字工人，是一个以工人为主的全部性的群众组织。这些工人具有朴素的是非感。他们的出现只不过是在外交部表达不同的意见和观点，并非专门与《联络站》唱对台戏，闹对立，转移斗争大方向。但《联络站》核心组王中琪、张殿清等人却把它视若洪水猛兽，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一出世，他们就开动一切宣传机器，用口号标语、大字报、传单、《联络站》机关报、广播站等种种恶劣手段，煞费苦心在部内外，对《总部》进行诽谤、造谣和攻击。他们还策动一些从事政治投机的当权派把《总部》打成“保守组织”、“保皇派、“逆流”。由于《联络站》是掌权组织，所以外交部干部公开表示支持《总部》的不多，但同情者不少。
《联络站》核心组计划把《革命造反总部》打成“保守组织”，诬蔑它们是“资本主义反革命逆流的产物”，是“陈毅自上而下预谋泡制的御用工具”。
4月30 日，《联络站》的喉舌《革命造反报》刊登长文诬蔑《革命造反总部》。该文说：“3月8日陈毅背着《联络站》，接见了他们这些人，进行了六、七个小时的煽风点火，向他们发出了进攻造反派的动员令和复辟资本主义的号召书。…… 于是，一个月之后，冒出来这个所谓《总部》”。文章还列举东拼西凑出来的所谓事实，说明“《总部》不是一般的保守组织。它 “以革命之名，行蒙骗群众、夺取私权之实；以造反之名，行对抗联络站之实;以斗批刘邓陈、火烧部党委之名，行保皇复辟之实”。
5月24日，条约法律司副司长邵天任等七名司、处级干部(当时被称为“七中将”－－笔者注)贴出大字报，攻击《总部》，诡称，他们“反击反总理逆流”的行动是“老保想捞稻草”。
《联络站》核心组把他们内部的反对派人士打成“右倾”、“保守派”，进行内部大清洗。可是，领导干部只要为《联络站》说几句好话，揭发一点陈毅材料，把《总部》骂一通，就可以算“亮相”，可以加入造反派，成为《联络站》的“红人”，成为《联络站》的顾问，“三结合”的对象。如果群众对他们提出一点批评，就会被扣上“打击革命小将”、“对抗新政权”的帽子。他们对持不同意见的人和组织实行高压政策，千方百计地进行分化瓦解。
周总理主张外交部两大派三个群众组织联合开会帮助陈毅认识错误。为此，周总理经常接见《联络站》和《革命造反总部》、《攀险峰野战兵团》等三组织的代表，研究共同批判陈毅事宜。可是，造反派反对周总理接见外交部另两个群众组织代表，公开叫嚣“总理是外交部运动的阻力”。
8月7日，《革命造反总部》被王力扣上“挑拨总理与中央文革关系”的莫须有罪名后，受到来自外交部内外的双重打击。8月16日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近百名狂热学生在《联络站》某些人的指引下，冲进外交部东交民巷15号外交部大院，砸毁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和《攀险峰野战兵团》(1967年6月10日从《联络站》内部分裂出来的一个群众组织。见注)等两个群众组织的办公室，围攻和殴打正在值班的数名工作人员，刷写诬蔑性大标语，勒令这两个群众组织解散。他们橇开《总部》、《攀险峰》办公室的办公桌、材料柜的锁，搜查并抢走它们的文件、资料、录音带等，查封它们的办公室。他们还狂叫“打倒保皇派！”“炮打中央文革罪该万死！”在《总部》办公室内贴满了“砸烂总部”、“踏平保皇总部”、“保皇总部罪该万死！”等侮辱性的大标语。这伙暴徒用大字报形式对《总部》和《攀险峰》核心组下达最后通牒，限令他们在两天内交出“认罪书”，并自行宣布解散。20多位激进造反派到王海容工作的办公室(外交部办公厅综合组)，批判7月8日外交部办公厅综合组和研究室王海容、刘华秋、陈德和等十一位同志《对陈毅要“一批二保”》的大字报。他们名为“辩论”，实为围攻，说综合组是“保守势力的大本营”，指责“一批二保”是“保皇理论”，是“批造反派，保走资派”，硬要王海容等人“回到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
与此同时，《联络站》核心组对《总部》和《攀险峰》发出一道道“通令”、“通缉令”、“勒令”，一张张“通告”、“警告”等。什么检讨会、批判会、斗争会、揭发会、反戈一击会，在各个单位一个接着一个地召开。《联络站》核心组欲借王力的这股恶势力彻底击毁打垮这两个群众组织。
8月17日，《联络站》在外交部大礼堂召开“批判右倾保守思潮大会”，揭发、批判《总部》和《攀险峰》。
经过一系列的批、打、抄、砸、封后，《革命造反总部》处境极端困难，无法在外交部内立足。为躲避灾难，不少人宣布退出《革命造反总部》，最后剩下不到30人。但《革命造反总部》没有屈服，被迫转移到日坛公园和东单公园坚持战斗。《攀险峰野战兵团》(见注)顶不住强大的政治压力和暴力威胁于8月18日被迫宣布解散。
注：《攀险峰野战兵团》(简称《攀险峰》)
由于不满《联络站》核心组掌权后所推行的极左路线，《联络站》内的反对派李燕姝(女)(外交部干部司业余学校教员)、林棢(领事司科员)、张显亭(美洲和澳洲洲司科员)、周瑾(条法司科员)、骆华忠(亚非司科员)等人在《联络站》核心组5、6月份整风时，同《联络站》核心组的极左言行作斗争，认为《联络站》自夺权后犯了严重的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可是《联络站》核心组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沿着这条错误路线继续走下去。所以李燕姝、林棢、周瑾等人从《联络站》内部杀出来，于1967 年6 月10 日发起成立《攀险峰野战兵团》。他们的办公地点开始时设在东交民巷40号外交部办公楼院内，后来搬到东交民巷15 号办公楼的地下室。
(五)《联络站》核心组王中琪等造反派拒不接受周总理的批评，因此每况愈下，步履维艰
每当造反派犯重大错误，周总理就促令他们进行整风。在造反派掌权的九个月中，他们进行了三次整风，但整风后改正甚微。
造反派第一次整风(1967年3月)
1967年1月夺权，《联络站》核心组头头王中琪等造反派在批资反路线和夺权中没有遇到阻力和挫折，进展顺利。掌权后他们对新形势和新任务认识不足，地位变了，滋长骄傲自满情绪，不相信群众，害怕群众，害怕革自己的命，害怕向“私”字开刀。
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极左思潮指引下，他们不紧跟毛主席战略部署，对抗周总理的指示。另一方面，他们严重脱离群众，大搞“一言堂”，把群众当成阿斗，甚至打击、围攻与他们意见和观点相左的群众，诬蔑群众对抗“新政权”。夺权后不久，《联络站》负责人犯了严重错误，使外交部的运动和业务遭受损失。他们的所作所为遭到大家的反对、批评和抵制。甚至《联络站》内部的群众对他们的意见也越来越大。周总理和陈毅外长不断对他们提出批评。
2月14日，陈毅接见外交部部、司级干部时说，“他们(指外交部造反派)是少年得志，放肆狂妄，以势压人，这种人我才不信能成什么事！”
2月16日，《联络站》第一把手王中琪(新闻司科员)迫于形势，勉强作了不触及灵魂的“检查”，但仍认为他们的“大方向没有错”，顽固坚持错误立场。
3月6日，周总理针对王中琪等人的错误，指示他们进行整风。周总理说：“通过整风，总结经验，肯定成绩，修正错误，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阶级分析，正确对待各级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端正对于夺权的认识，搞好团结”。可是，王中琪等少数人对总理指示阳奉阴违，拒不认真执行。
3月8日，陈毅在中南海接见外交部非《联络站》的群众代表时说：“他们(指外交部造反派)不接受(批评的意见)当耳边风，甚至说成是自己的优点。这是无政府主义、宗派主义、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唯我革命。”“保字号到处乱用，容易伤感情。”“他们(指外交部造反派)的错误是把自己当成造反派，把别人当成保皇派，固步自封，你们说得对，不改进，就要走向他们的反面。”“他们如不改，我想总理会有第二步。”他又说，“整风不开门，就靠外力，内因通过外因一压就起作用了。”“叫他们做检查，听了以后再提意见。”“提意见后做检查，检查后还可以提意见，再检查，直到群众满意为止。”
《联络站》核心组王中琪等一小撮人不努力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而是继续以无政府主义极左思潮行事。他们竟把周总理的“关于外交部抓革命、促业务的几点意见”污蔑为“资本主义复辟的黑纲领。”
造反派第二次整风(6月初至7月中旬)
四月初，北京大专院校的一些红卫兵掀起反击所谓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反击陈毅、谭震林等老帅、副总理二月大闹怀仁堂)。外交部《联络站》造反派也乘机反扑，叫嚷社会上出现了一股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王中琪等人认为，外交部前段的形势(指对他们错误的批评)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向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新反扑。外交部不是世外桃源，决不能不反映到外交部里来。在外交部，也和社会上一样，有人在掀起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这股逆流利用我们整风的机会，向我们疯狂反扑过来，我部有些单位出现了复辟现象，回到夺权前的老样。有的单位，对司、处长不分青红皂白，不作阶级分析，统统“官复原职”、“各就各位”。有的单位已经进行了合理改革的机构，又按照原样重新建立起来，恢复到原来的不合理状态。那些复辟尚未得逞的单位，也公然主张恢复司、处长原职。部党委某些成员把各司监督小组当陪衬，主张取消，否定群众监督的作用。“造反派”认为，外交部出现的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也是自上而下挑起的，企图一笔勾销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恢复以前的旧秩序，刮起了反攻倒算的黑风，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进行猖狂反扑，妄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他们认定，姬鹏飞、乔冠华等这股逆流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在这股逆流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造反派决心迎头痛击这股复辟逆流，保卫文化大革命成果，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他们的错误分析受到中央和群众组织的严厉批评。6月初《联络站》核心组又被迫进行第二次整风。第二次整风中，王中琪等核心组成员受到中央和《联络站》内部战士的严重批评。王中琪等人不但不虚心接受批评，反而在“检查”中认为，在“打倒陈姬乔”的战斗进入崭新阶段时，队伍急需来一次整顿思想的斗争，进行一次整风，并声明“这次整风决不能是整那几个人，而是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狠斗我们每个人头脑中的‘私’字”。核心组的整风变成《联络站》内部人人过关，核心组犯的错误人人有份。
6月10日，由于不满，《联络站》下属一些单位战斗队的战士从内部冲杀出来，组成《攀险峰野战兵团》。此后，外交部形成两大派三个组织的局面。
《攀险峰野战兵团》原是《联络站》所属战斗队的队员。二百多位一般干部组成的《攀险峰野战兵团》来自政治部、苏欧司、亚非司、二亚、办公厅、翻译室等单位。
6月21，《联络站》核心组就《攀险峰野战兵团》成立一事，发表声明，指责《攀险峰》极力干扰运动的大方向”，不承认《攀险峰》为合法的革命群众组织，命令《攀险峰》赶快解散回家，安分守己地过日子，否则将跌入“万丈深渊，粉身碎骨”。《攀险峰》没有妥协，没有被吓到，而是积极勇敢地面对《联络站》核心组的攻击。
在6、7、8月份，《攀险峰》同《总部》并肩战斗，外交部出现两大派三个组织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外交部极左思潮的泛滥。
7月下旬，《联络站》内一些激进队员不甘心受挫，成立突击队。他们于7 月30 日抛出《联络站向何处去？》大字报，支持王中琪、成绶三、李玉民等人。谈及当前形势，他们诡称：“外事口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陈毅虽然被揪出来了，但尚未完全孤立，批判刘邓陈‘三降一灭’的外交路线的斗争虽有开展，但远未揭深批透，陈姬乔三条丧家犬虽已逼近水边，但尚未落水。……某些保守组织和具有保守思想的人想使打倒陈姬乔的斗争就此止步，他们到处散布流言飞语，制造种种奇谈怪论，利用各种方式和机会打击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以便救出即将落水的三条丧家犬”。“保陈思潮充斥于全外交部，影响着全外事口，为陈毅拒绝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制造舆论，设置障碍”。“放弃斗争，取消斗争，使革命就此止步的右倾机会主义就成了我部运动当前的主要危险。”
8月2日，他们又以《指点江山》评论员的名义，发表题为“陈毅是‘即将落水’的‘丧家犬’吗?”的文章。该文说，陈毅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外事口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要坚决夺他的权，拉他下马，叫他靠边站，不打倒陈毅死不瞑目。
《联络站》核心组公开宣称，“如何对待《联络站》，就是如何对待大方向问题，就是如何对待两条路线问题，就是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问题，如何对待造反派问题”。并且警告《联络站》内外广大群众，谁对《联络站》主要负责人夺权后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提出批评，谁就是“否定一千七百多名《联络站》战士的艰苦斗争，也就是否定中央和总理对我们的支持”。
《联络站》核心组貌似强大，由于不断受到上面的严厉指责和《联络站》内外群众的挑战，处境艰难，风光不再。
四、《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赤膊上阵，煽动狂热的造反派彻底夺权，使造反派踏上不归路(8月7日夜晚至8月22日)
在《联络站》核心组举步维艰的时刻，中央文革成员王力赤膊上阵，妄图拉《联络站》造反派一把。
8月5日，《革命造反总部》写信给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汇报外交部造反派非理性“打到陈毅”的行径。王力以此为由，明目张胆地直接干预周总理领导的外交部文革运动。
8月7日晚，王力专门主动召见姚登山和《联络站》核心组王中琪、王荣久、王和兴和黄安国等七人，表示竭力支持姚登山站出来“革命”，表示支持北京外国语学院的造反派冲击、封堵外交部，煽动外交部造反派夺取外交部大权。他狂妄地对外交部造反派宣称，“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二十几岁可以当部长”，“有点权才威风”等极左言论。王力公然将《革命造反总部》打成“保守组织”，并给该群众组织扣上“挑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的关系” 的罪名。此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和戚本禹同姚登山谈过话，公然肯定和支持北京外国语学院《革命造反团》在东交民巷30 号外交部对面广场上安营扎寨和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头脑发热红卫兵堵塞东交民巷15 号外交部大门的极端行径，并说“今后外交部的希望寄托在这些小将身上”。
姚登山、王中琪等造反派将王八七讲话奉若神明，视为圣旨。他们狂叫“八七讲话”是 “代表中央的”，是“毛主席的声音”，强制外交部全体人员接受“王八七讲话”。于是，姚登山、王中琪等造反派借助“八七讲话”的所谓“东风”，明目张胆地上抗总理，下整群众，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王力、关锋和戚本禹等三人公然煽动造反派采取更加激烈的行动，致使外交部文革局势失控。8月下旬外交部的极左思潮发展到极致，发生了建国十八年内所没有发生过的严重事件。
王八七讲话使王中琪等极左派找到王力做他们后台。外交部《联络站》造反派成立所谓“反迫害大队”。姚登山和王中琪等人和“反迫害大队”头头黄安国(新闻司科员)多次开会筹划对外交部政治部进行夺权。8月13 日，他们成立以姚登山和王中琪为首的“总指挥部”，通过了接管政治部的《通告》和《声明》。当晚，姚登山和王中琪“请示”王力。14日清晨，王力通过秘书转告他们说，“要敢于斗争，大方向对了就干，自己解放自己”。于是姚登山和王中琪决定实施他们的预定方案。当天上午10时，他们派遣数十人包围位于东交民巷40号外交部政治部办公楼，查封所有档案柜、所有公章和钥匙。由12名造反派组成的“领导小组”接管政治部的一切大权。在政治部原有130多名工作人员中，仅留用少数几个人。《联络站》核心组竟然委派“反迫害大队”头头黄安国(新闻司科员，非党员)出任《联络站》驻政治部代表，充当政治部“主任”。他们就这样簒夺了中央外交人事大权。当日下午三时在外交部政治部大院内召开“彻底砸烂旧政治部祝捷大会”。会上姚登山吹捧《联络站》是“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辱骂《革命造反总部》和《攀险峰野战兵团》是“保守派”。他还声称：“打倒不打倒陈毅是革命派和保守派的最明显的分界线”。他还煽动说：“今天砸了外交部旧政治部，现在我们还要砸烂外交部党委；…… 有人要我到部党委工作，我不去。同志们，修修补补是不行的，革命不能改良，要彻底砸烂”。
造反派拼凑的所谓政治部“领导小组”先向驻外机构发出两道通令：第一道是，通知驻外使领馆，他们已经夺权，篡改中央口号为“打倒刘邓陈”，并立即停止轮换驻外机构工作人员。第二道是，已经办理了出国手续而尚未出国或正在办理中的出国人员，暂不出国。他们将根据王力讲话的精神对出国人员进行重新审查。就“打倒刘邓陈”口号、暂停驻外人员轮换等文电，驻外使领馆纷纷回电提出质询。
针对他们无政府主义的作法，周总理指示说：政治部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如果有人要砸，要劝阻。政治部的领导干部有缺点、错误，可以批判，不要砸。总理还指示外交部，今后政治部的有关业务用外交部党委名义，不再用政治部名义。
8月15日，《联络站》核心组内部进行改组。凡不紧跟王中琪的成员也被称为“保守势力”，被“改选”出核心组，增选更激进的造反派。随后各基层战斗队的领导班子也都效仿进行“整改”。他们的口号是“保字号靠边站”。
8月18日，《联络站》核心组召开外交部“干部亮相大会”。会上，董越千(外交部部长助理)、邵宗汉(研究室副主任)、吴亮璞(国际司副司长)和冼依(政治部副主任)按照《联络站》“一捧(捧造反派核心人物，即王中琪、姚登山等人)、二骂(骂《革命造反总部》”和《攀险峰野战兵团》)、三打倒(打倒陈姬乔)”干部亮相的标准，争先恐后登台亮相，妄图钻进“革命领导干部”的行列。
同日，《联络站》核心组通过了由姚登山抓总的外交部《业务领导小组》方案和由姚登山当主任的《革命委员会》方案。
8月18 日，北京外国语学院《革命造反团》(打倒陈毅派)头头刘雨来、张子勤、杜铣、冯秀文、孙永珊等百余名学生强行进驻外交部，密谋夺权。姚登山和王中琪等人代表《联络站》表示“欢迎”，说这是“革命行动”，“要并肩战斗”。
8月19日上午，这帮狂热学生强行封闭部党委办公室，成立所谓“临时指挥部”，发布三项“通令”：①从即日起，所有党委委员停止一切工作。不得擅自召开会议，无权批阅任何文件，无权处理任何业务工作。②部党委成员中，姬鹏飞、乔冠华二人必须于今日下午三点前来指挥部报到，其他成员必须根据自己的罪行和错误情节进行自我交代和检查，必须对陈毅及其部党委进行认真具体的揭发，每晚八点到我指挥部汇报。③外交部不能同时存在两个政权，在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前，外交部一切党政事务均应由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负责处理。
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悠然地接受了北京外国语学院《革命造反团》“临时指挥部”授予的“外交部一切大权”。
外交部第二亚洲司“新愚公”战斗队在部内贴出大字报“要求姚登山当外交部代理部长”。北京外国语学院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狂热派学生在天安门刷大标语，“强烈拥护姚登山当外交部代理部长”。
同日,《联络站》核心组王中琪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关于立即创造条件建立革命委员会和成立临时业务领导班子的决议》，并决定由姚登山等人组成“临时业务领导小组”开始工作，妄图强行取代外交部党委。在这个决议中，明确指责陈毅是外事口最大的“走资派”，并且拟定了一个包括姚登山在内的外交部临时业务领导小组的人员名单，其中有罗贵波、徐以新与董越千，上报王力和周恩来。周总理转呈毛主席。在这个名单中，姬鹏飞、韩念龙、乔冠华三人被排除在外。
对这份名单，毛主席却未知可否，而只说：“造反派要三弱，不要三强。”(“三弱”是指副部长罗贵波、徐以新与部长助理董越千。“三强”则是指姬鹏飞、韩念龙、乔冠华等三位副部长－－笔者注。)
当晚，姚登山向王力汇报了封闭部党委的情况和他们拼凑的领导班子方案。王八七对封闭部党委十分满意，十分欣赏“两个权利机构不能同时存在”的提法，并连声说：“讲得不错”，“提得对”。王力建议他们派人去《煤炭部》学习戚本禹炮制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经验，然后再根据外交部的实际情况，研定外交部自己的方案。
8月20日，周总理接见《联络站》核心组王中琪等人，严厉批评他们夺权，擅自向我国驻外使馆批发电报等错误。周总理说：“你们目无中央”，“你们想从中央文革和我之间找空子”，“外交部不能有一刻中断，不能当儿戏，要及时请示汇报”。王中琪等人仍不死心，接见后立即又草拟了一项以姚登山为首的“关于彻底解决部领导班子的意见”交给总理秘书钱家栋转呈总理。
8月19日至22日，据不完全统计，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拼凑的所谓“监督小组”擅自处理重大案件42起。
期间，外交部内17个司局级单位中的14个单位(包括机要局)实施了“彻底夺权”。(中央早有明文规定，各单位机要局的权不能夺，也不准对机要单位行使监督权。)
8月22日日深夜，北京某些大专院校的激进组织临时拼凑组成所谓《反帝反修联络站》。他们打着“反帝”的幌子，点燃汽油，火烧了位于日坛公园附近的英国驻华代办处。这是建国以来政治影响最恶劣的一次震惊中外事件，极大地败坏了新中国的国际声誉。
8月23日凌晨三时，周总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陈伯达和公安部长谢富治紧急召见外交部《联络站》和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等组织的代表，对他们进行严厉的批评，制止了闹剧越演越烈。
周总理愤怒地说：你们为何不和我们商量(指“彻底夺权”等事－－笔者注)，各省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必须向中央报告，中央不批准就不能登报，不合法，在中央眼前一个部，为什么不报告？…… 外交大权中断了四天(8月19日－22日－－笔者注)，这个大权能断吗？我跟你们讲了多少次了，你们就是不听，还要不要国家荣誉。今天把英国代办处烧了。……你们(指外交部《联络站》、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可以自由发报，中央也不大招呼。你们提“打倒刘邓陈”，中央的口号是“打倒刘邓陶”，你们给换了一个人，各使领馆不能接受。……这样的电报副部长要签字，送来我看，才能决定。 你们不能拿你们的观点强加给中央，这样的电报还得送主席看。…… 四天中断，这是犯罪。我们再不来讲话，这是犯罪，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犯罪。…… 一千三百人(指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的总人数－－笔者注)授权给外交部，这不是可笑吗?我没有帮助好你们，你们招呼也不打，严肃一点说，就是目无中央。周总理当即责令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的狂热造反派立即撤出外交部，宣布封条完全无效。
会见后，周总理又单独接见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和姚登山，严厉斥责了姚一伙篡夺中央外交大权的行动。周明确指出，“你们目无中央”，并否定了他们二十日炮制的具体夺权方案，成立所谓“革命委员会”和“彻底解决部领导班子的意见”。周总理说，“你们的方案(即七人名单)行不通。说不一律打倒，结果还是一律打倒。”周还批评姚登山头脑发热，到外贸部等单位做报告，煽动夺权。总理责问姚登山说，姚登山自称是配合毛主席战略部署，那里来的这个战略部署。
次日，部党委封条被启封，重新开始办公。外交部“造反派”异想天开的夺权闹剧以失败告终。
8月24日，顽固不化的姚登山以个人名义在第二亚洲司办公室又召开司级干部亮相会。十余名司级干部争先恐后发言表态支持“造反派”。后来，邵宗汉(研究室副主任)、吴亮璞(国际组织司副司长)、冼依(政治部副主任)等22名司级干部(群众称他们为“22中将”。文革期间，大家把年青的造反派称为“革命小将”，司级干部被称为“中将”，老革命被称为“老将”。－－笔者注)贴出一张大字报，题目是“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决击退保守势力的猖狂反扑”。大字报明目张胆地同周总理唱反调，继续高喊“打倒陈毅”，并胡说什么“要敢于同以陈毅为首的外事口一小撮走资派决裂”。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群众根据周总理指示批判极左思潮诬蔑为“保守势力猖狂反扑”，是“逆流 ”，“要击退”、“要坚决斗争”。日前，周总理已严厉地批评了姚登山煽动夺权等极左行径。可是这22为中将还在竭力吹捧、包庇姚登山，并给予姚登山无限同情。
附注：大字报签名人名单及其职务
邵宗汉(研究室副主任) 刘祥纶(第二亚洲司副司长)
王世琨(第二亚洲司副司长) 田景风(苏联东欧司副司长)
林涌一(苏联东欧司副司长) 邵天任(条约法律司副司长)
陈勉之(第一亚洲司副司长) 裴默农(第一亚洲司副司长)
徐净武(第一亚洲司副司长) 董学林(第二亚洲司副司长)
程文津(条约法律司副司长) 王 拓(国际组织司副司长)
谢造华(总务司副司长) 林兆南(西亚北非司副司长)
赵 源(非洲司副司长) 陈维帆(新闻司副司长)
吴亮璞(国际组织司副司长) 冼 依(政治部副主任)
周 敏(礼宾司副司长) 黄文友(美澳司副司长)
崔更生(领事司副司长) 第22人姓名缺失
五、周总理给予头脑发热的“造反派”致命一击(1967年9月－10月)
8月25日凌晨一点，周恩来总理在钓鱼台5 号楼召见杨成武上将(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将王力八月七日讲话稿面交杨成武带到上海转呈毛主席，并说“外交部王力‘八七讲话’，你交给主席看就行，只谈情况，你不要评论，不要露任何个人看法，客观如实地反应情况，请主席指示。”当天上午9时，杨成武抵达上海后，立即如实向毛主席汇报王力对外交部的讲话、造反派打倒陈毅、篡夺外交大权、火烧英国代办处等事。
8月26日上午9时，毛主席召见杨成武，明确地说：“王力这篇讲话极坏。”“会写几篇文章，膨胀起来了。”“要消肿。”“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处理”。随后毛主席又对杨成武补充说，“你回去跟总理讲，戚本禹是不是争取一下?这三个人是不是可以分化一下？但是要总理狠狠地批，要批透。” 杨成武边听边作记录，记录完，检查一遍，交给毛主席。毛主席认真看一遍，将记录稿还给杨成武说，“对，就这样。”“马上去办吧。”
当日中午12 时40分，杨成武飞抵北京西郊机场后立即到中南海西花厅向周总理汇报。杨成武取出记录纸宣读，念完后将记录呈交周恩来。周总理马上召集“中央碰头会”(文革期间相当于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笔者注)的人员在钓鱼台16 号楼开会。全体人员到齐后，周总理说：“宣布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个决定，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把他们抓起来。”周总理又补充说，“毛主席又说，‘这三个人是不是可以分化?戚本禹是不是争取一下？但是要狠狠批，要批透。” 王力和关锋随即被逮捕，接受隔离审查。戚本禹后来也被隔离审查。中央宣判了姚登山等造反派的后台、煊赫一时的王力、关锋、戚本禹之流的政治死刑。
8月26日上午，外事口造反派包围人民大会堂和冲击外交部，妄图阻止周总理出席当日下午《外事联委》(外事口反对“打到陈毅”派的群众组织－－笔者注)在人民大会堂主办的万人“批判陈毅大会”。这次大会未能按时召开。
8月27日凌晨，周总理接见26日冲击外交部的十三个造反派组织的代表，姚登山参加。一小撮狂热造反派对周总理无理纠缠，妄图破坏当天《外事联委》在人大会堂召开的《彻底批判陈毅大会》。期间，周总理心脏病复发。周的保健医生递条子给姚登山，要他对周总理健康负责。姚登山置之不理。由于身体原因，周总理最终未能出席《外事联委》召开的《彻底批判陈毅大会》，而请李富春副总理代为出席延迟半天召开的万人批陈大会。
8月31日，周总理召见外交部“造反派”头头及部党委成员，严厉批评8月份的一些重大政治错误。王中琪等人继续顶撞总理。当总理反复指出对姬鹏飞、乔冠华的工作安排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时，他们的态度仍十分恶劣，狂妄地说“回去考虑考虑》”。周总理重申：“外交大权属中央，中央授权给我，别人不能说，我管”。周总理严厉批评在外交部“夺权”后实掌代理“外交部长”权限的姚登山:你最近到处讲话、作报告散布“打倒刘、邓、陈”的口号，你这样做等于站在对抗中央的地位！
对于前一时期“炮打周恩来”的逆流，周总理指出：这是节外生枝，无中生有，是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阴谋，是使亲者痛、仇者快的行为。他还提出，现在，国内的极左思潮和极左行动，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外交工作，损害了我们的国际声誉，造成我说话都失灵了。他还说，“现在外地调查‘五一六’，材料很多，牵扯到很多问题。…… 你们要注意，外交部不会一个也没有”。周恩来最后说：“我支持《联络站》到8月31日”。言下之意，由于《联络站》核心组屡犯严重错误，周总理不再认可他们的合法性。
周总理的表态向外交部发出了新的战斗动员令。9月份，外交部《联络站》内的革命派揭竿而起。与此同时，《革命造反总部》和《攀险峰野战兵团》恢复活动。观点相同的这三大派共同积极揭批王力的罪行，肃清他讲话在外交部的流毒，向形左实右的路线展开猛烈进攻。
正在外地巡视的毛泽东主席连续接见各地驻军及有关省、市负责人，向他们提出：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这是主要的；说叶剑英、徐向前是“黑手”，我看不一定，“黑手”主要是王力；阴谋集团是有，它集中攻击总理，把总理攻倒后再攻别人；外事口里有坏人、“黑手”、反革命。毛的讲话鼓舞外交部广大群众和干部更加积极揭发批判王八七讲话，肃清其流毒。
造反派第三次“整风”(1967年9月)
迫于形势，王中琪等人主动进行“整风”，名为检查，实为诡辩，以攻为守，继续负隅顽抗。《联络站》核心组却把责任推给群众，把是否改变“打倒陈毅”的口号问题，“下放给群众讨论”再定。他们发表“对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意见”。他们说：“一批二保，批是前提，是条件，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只有群众真正批深批透，陈毅真正接受批判，并愿意改正，最后才有一个保字。如果把这一指示理解为保字当头，未批先保，而不认真的批，那就不可能有一个保字。有批才有保，没有批就没有保，这就是一批二保辩证法。…… 对待陈毅问题的态度，仍然是革与保的一个分界线”。
《联络站》核心组在“对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意见”中辩解地说，由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和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8月份他们在对待周总理的态度有过“严重的错误”，对总理关于外交部运动的一些重要指示“很不理解”，“产生了一些极为错误的意见和情绪”。“8月份砸了旧政治部，成立领导小组，这是一个革命行动。事先没有请示总理，事后没有专门向总理报告，这是很错误的”。关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学生进驻外交部和封闭部党委事，《联络站》核心组认为，这是“革命的行动，学生既然来了，他们的冲击会冲击外交部的文化大革命，促进解决部领导班子的问题，因而没有坚决顶住，致使正常的外交业务在几天内受到较大的干扰。”对姚登山本人的激进表现，他们继续吹捧姚登山是“毛主席的红色外交战士”，承认他在国家机关中的夺权报告“起了不好的煽风点火的作用”。
他们还只承认王力八七讲话不符合中央负责同志8月31日和9月1日讲话精神，是违背毛主席当前的伟大战略部署，煽动性很大，对外交部，外事口甚至中央许多其他部门起了起了有害的冲击作用，是一个很错误的讲话。但他们又指出：“有极少数人，他们批判这个讲话的目的是为了全盘否定《联络站》8月份的大方向，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他们认为：“我们度过的八月是我们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开展革命大批判的八月，是造反派砸烂整人老爷部－－旧政治部，改革就规章制度的大变革的八月，是造反派革命精神大发扬，彻底批判保守势力的八月。尽管我们在八月间有不少缺点和错误，但是它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他们诡称，“他们的错误是属于思想认识范畴的错误”。他们还“告诫”说：“一些右倾和保守思想严重的人又在四出奔走。他们又要汇合成一股潮流。(他们)批极左是为了全盘否定联络站和八月份的大方向。……… 我们既要反左的倾向，又要反右倾保守的倾向”。
9月份，《联络站》核心组召开全部大会，第二把手王荣久代表《联络站》核心组作“学习中央首长九一、九五重要讲话心得体会”的报告。他宣称：“八月，是紧跟毛主席战略部署开展大批判的八月，是砸烂整人部进行机构改革的八月，是痛击右倾保守势力的八月，是战斗的八月，光荣的八月，……… 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王表示核心组要进行“内部学习整风”。
《联络站》内部再次大分化
9月17日，以《联络站》核心组原第二把手张殿清为首的次激进造反派组成的32个战斗队(组)发表《外交部联络站的严重教训》－－形“左”实右是当前我部运动的主要危险倾向。文章认为，《联络站》在运动中“发扬了大无畏的革命造反精神，从以陈毅为首的部党委所执行的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下冲杀出来，从外交部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旧的习惯势力的重重压制下冲杀出来，……… 于去年12月底杀了出来，成立了《革命造反联络站》，夺了外交部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在一月风暴的启发下，又夺了业务监督权。”以后“对陈毅的严重的三反言行、贩卖‘三降一灭’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的罪行、对我部特殊阶层正在形成的种种罪恶表现等等，进行了揭发、批判。”总的看来，在七月以前，联络站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不愧是无产阶级革命组织，尽管曾经在有的问题上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他们认为，“《联络站》核心组王中琪等同志随着地位的改变，头脑中的‘私’字逐渐暴露，无政府主义、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分裂主义和个人主义等小资产阶级思想大发作，把小资产阶级的派性看得高于一切，而没有无产阶级的党性，以至发展到怀疑、抵制和要动一动周总理的危险边沿。”“自《八?七讲话》出笼以来，《联络站》支持封闭了部党委，夺了外交大权，无视中央私发电报；违背中央大胆使用革命干部的方针，再度进行‘机构改革’，使大批革命领导干部靠边站；把持有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一律打成‘保守组织’，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它们采取敌我矛盾的处理方法，……… 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其影响十分恶劣，后果十分严重”。
9月下旬，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内又出现另一大派，即53 个战斗队(组)，为首的是王海容、陈德和、刘华秋等人。
9月27日，外交部王海容、刘华秋等十一人在外交部贴出了《王八七讲话是大大大毒草》的大字报，首次公开点名批判王力。10月4日王海容、刘华秋等十一人贴出“三谈对陈毅要‘一批二保’”的大字报。大字报批判《联络站》核心组所谈的一批二保辩证法。该大字报认为这样作法把自己放在“对抗中央的地位上去”。大字报说，从陈毅的功过来看，陈毅不是走资派，不是“三反分子”；表示对陈毅就是要“一批二保”，坚决拥护“一批二保”的指示，坚决抵制风行一时的宁“左”勿右的思潮，不怕被人扣上“新保皇派”、“保陈小丑”、“保陈狗”等等政治帽子，敢于批判地保陈毅，敢于把他从严重的错误中解放出来。
10月5日上午，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53个战斗队(组)(王海容、陈德和、刘华秋为首)发表“关于当前我部运动的声明”，表示在一系列问题上不同意《联络站》核心组的形“左”实右的观点。此外，他们还发表“为革命而串连，串连起来彻底闹革命－－一评《联络站》核心组的严重错误”、“极左思潮是当前我部运动的主要危险 －－二评《联络站》核心组的严重错误”等文章，指出他们和《联络站》核心组王中琪等人的斗争是两种思潮、两种世界观、两条路线的斗争，必须发动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斗私批修”为纲，彻底批判王力“八.七讲话”并肃清其流毒，彻底批判极“左”思潮，揪出外事口的坏人，将外交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外交业务纳入毛泽东思想轨道，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同日下午，《联络站》53个战斗队(组)(王海容、陈德和、刘华秋为首)召开“彻底肃清‘八.七讲话’流毒大会”。代表们发言揭露王力的罪行；揭发在“八.七讲话”的煽动下，《联络站》核心组王中琪等人推行上抗总理，下扫群众的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揭发姚登山贩卖王力黑货在各方面造成的严重后果。
同日，《联络站》另一些战斗队(组)发表“关于当前我部运动的声明”，称“在整个八月份，姚登山、王中琪等少数人主要的、基本的方面是贯彻‘八七讲话’的黑精神。八月份的大方向是错误的。”声明认为，“王力个人野心勃勃，以极左的面目出现，盗用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名义，炮制‘八.七’讲话这株大毒草，妄图篡夺总理职位，向中央夺权”。他们认为，“姚登山目无中央，目无毛主席，目无周总理。他是王力在外事口的头号打手，是戴在王力黑手上的一只‘红手套’。他忠实地、自觉地、积极地贯彻王力的黑指示，而且还有所‘创造发明’”。他们主张打倒王力，批判姚登山。
10月6日，《联络站》核心组迫于强大政治压力，召开“斗私批修”誓师大会。会上核心组被迫作了一个极不象样的“检查”，表露他们没有诚意改正错误。与会者纷纷退场，大会只得草草收场，无果而终。
至此，关于《联络站》核心组的错误和大方向问题，《联络站》内部分为三派：一、王中琪(核心组第一把手)为首核心组(狂热派)认为他们没有错；二、32个队(组)(次狂热派)(以核心组第二把手张殿清为首)认为8月份以前，《联络站》斗争的大方向是正确的，8月份的大方向错了；三、53个队(组)(王海容、陈德和、刘华秋为首的革命派)认为，1月份夺权以来《联络站》斗争的大方向就错了。
10月7日和10日，外交部革命派(即《联络站》53个战斗队(组)，以王海容、陈德和、刘华秋为首)联合《革命造反总部》、《攀险峰野战兵团》)召开“彻底肃清王八七讲话流毒大会”。在10日的会上，《联络站》核心组的秘书当场揭发王中琪等人反总理罪行后，与会群众义愤填膺，高呼“踢开核心组(王中琪为首的狂热派)，彻底闹革命！”“王中琪从核心组滚出去！”等口号。
10月11日和12日，《联络站》核心组(王中琪为首)在两次召开所谓“斗私批修整风大会”上作“检查”，其基调是《联络站》核心组8月份运动“大方向正确或基本正确，犯有严重错误，有些是原则性的错误”。仍有极个别造反派发言袒护《联络站》核心组的严重错误，把揭批《联络站》核心组严重错误的群众组织斥责为“想搞垮联络站”，对犯错误的同志“一棍子打死”等等。与会广大群众认为《联络站》核心组对整风没有诚意，千方百计地为错误辩解，拒绝承认错误，无视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根本不触动自己的灵魂。群众为对检查不满意，纷纷退场，以示抗议。
10月11日和15日，《联络站》53个战斗队(组)(王海容、陈德和、刘华秋为首)连续发表文章，指出《联络站》核心组(王中琪为首)的严重问题，即三评《联络站》核心组在业务监督中的错误、四评《联络站》核心组王中琪等同志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
10月16日，王海容、陈德和、刘华秋等十一人贴出“踢开《联络站》核心组，彻底闹革命”的大字报。同日，《联络站》53个战斗队(组)(王海容、陈德和、刘华秋为首)联合《革命造反总部》、《攀险峰野战兵团》等组织联合召开“控诉、揭发、批判八.七讲话大会”。
10月17日，《联络站》53个战斗队(组)(王海容、陈德和、刘华秋为首)就《联络站》核心组(王中琪为首)所谓“整风检查”发表声明，指出《联络站》核心组在八月份全面、系统、忠实、创造性地贯彻了王力的黑指示，执行了彻头彻尾的反动路线，但《联络站》核心组的检查回避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以整风检查之名，行欺骗群众、蒙混过关之实，“检查”的要害之一是保“私”保“权”。这个“检查”是假检查，通不过。
随后外交部几乎所有单位贴出大字报，指出《联络站》核心组(王中琪为首)所谓“整风检查”不敢触及要害问题，通不过，并对10月16日“踢开《联络站》核心组，彻底闹革命”的大字报，表示坚决支持。
10月18日，《联络站》内支持王中琪的战斗队(组)发表声明，指出《联络站》核心组(王中琪为首)的检查的“态度是诚恳认真的”，检查“基本是好的”；坚决反对踢开《联络站》核心组，认为这种作法是“重蹈覆辙”，使运动出现“曲折和反复”，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是完全错误的；表示“只接受《联络站》核心组的领导”。
同日，周总理谈到外交部的运动时指出：“《联络站》有人起码与《五·一六》有联系，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五·一六》的活动。”周的表态再次表明他不再认可《联络站》核心组。
同日，外交部《联络站》53个战斗队(组)(王海容、陈德和、刘华秋为首)、《革命造反总部》、《攀险峰野战兵团》、《延安造反兵团》、《驻外使领馆39个战斗队(组)》发表严正声明，宣布“以王中琪为首的现《联络站》核心组无权领导我部运动。自即日起，靠边站。”并要求他们在次日召开的《誓死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大会》上，向外交部广大群众揭发、交代有关与《五·一六》关系的问题。并呼吁参加《联络站》32个战斗队(组)(次狂热派张殿清为首)的群众“与核心组狂热派王中琪等人划清界限，和我们共同战斗”。同时，《联络站》53个战斗队(组)(王海容、陈德和、刘华秋为首)查封了《联络站》核心组(王中琪为首)及其下属的材料组、作战组、宣传组等机构的办公室。
同日，《联络站》53个战斗队(组)(王海容、陈德和、刘华秋为首)发表评论文章“正确对待革命领导干部，彻底批判形“左”实右的错误路线－－五评《联络站》核心组的严重错误”。
10月19日，外交部《联络站》53个战斗队(组)(王海容、陈德和、刘华秋为首)、《革命造反总部》、《攀险峰野战兵团》、《延安造反兵团》、《驻外使领馆39个战斗队(组)》联合召开“誓死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大会”，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大团结、大会师。
同日，《联络站》53个战斗队(组)(王海容、陈德和、刘华秋为首)发表评论文章“谁是真正的分裂主义者？－－六评《联络站》核心组的严重错误”。
10月20日，《联络站》53个战斗队(组)(王海容、陈德和、刘华秋为首)召开“炮轰《联络站》核心组大会”。大会宣读的“关于踢开核心组，彻底闹革命的声明”指出，由于王中琪等少数人操纵的《联络站》核心组在阶级斗争中充当了王力的御用工具，对党对人民犯了严重罪行，…… 至今仍拒不承认八月份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整风检查之名，行愚弄和欺骗群众之实；这个核心组已成为我部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障碍，不踢开，绝对不行。该“声明”建议尽快由《联络站》革命派、《革命造反总部》、《攀险峰野战兵团》、及没有参加这三个组织的革命群众等四方推选出代表。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协商，组成外交部革命大联合筹备委员会，领导我部的文化大革命和业务监督工作。该倡议得到外交部广大群众和干部的坚决支持和热烈拥护。随后，《联络站》53个战斗队(组)(陈德和、刘华秋为首)成立《联络站》临时勤务组(以下简称“临勤”)，行使原《联络站》核心组(王中琪为首)的一切职权。
同日，《联络站》32个战斗队(组)(张殿清为首)也发表声明，认为以王中琪为首的核心组“紧跟王力，忠实执行了王力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犯了一系列十八年来闻所未闻的严重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严重错误，造成了严重的国际影响，出了七亿中国人民的丑，出了党中央的丑。”…… “已成为我部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障碍，”要“踢开核心组，彻底闹革命！”此后，无人再公开支持以《联络站》王中琪为首的核心组了。
存在仅十个月的《联络站》被其核心组引向歧途，终于寿终正寝。这些头头们包括姚登山在以后的“批极左、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受到批判和审查。
结语
1967年11月《联络站》“造反派”退出政治舞台后，外交部开始“批极左、抓坏人”。1968年中央部署全国清理阶级队伍、抓坏人运动后，清查《五·一六》分子便成为外交部运动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外交部先是《大联筹》(全称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所有群众组织筹备酝酿大联合的组织)，尔后是《大联委》(全称是《革命大联合委员会》，受军代表领导。)领导清理阶级队伍、批极左抓坏人运动，成立《调查组》，调查跨单位的重大要案。
1968年中央指出，《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号召在全国开展清查《五·一六》运动。
外交部成立以军代表马文波(注)为首的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和专案组，号召广大群众迅速掀起一个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高潮，打一场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人民战争。
1969年第一季度，外交部下放大批人员到“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当年第四季度又下放一大批人员去干校。两千多名人员包括全部“有问题”的人和专案组人员都离开外交部，部内只留下三百多人从事日常工作。
外交部的“清查运动”主要在湖南、湖北、江西和山西等四地的外交部《五七干校》进行。《清查组》在军代表领导下按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的精神，采取以往审干中采用的一些做法，诸如“坦白运动”、“一般号召”、“个别突破”，把那些极左的造反派当作《五·一六》分子的嫌疑对象进行审查。运动中没有极左表现，但也没有审查阅历和清查经验的“五七干校”学员充当专案人员。他们成为清查、审讯《五·一六》的主力。有些专案人员受派性的影响，混淆了敌我界限，引出一些假口供。
外交部开展“十查”：(1)查反革命黑手的滔天罪行；(2)查走资派的幕后策划；(3)查地富反坏右的罪恶活动；(4)查叛徒、特务、《五·一六》分子的阴谋诡计；(5)查108反革命案件在外交部的线索；(6)查失密、泄密、窃密事件；(7)查社会上反动组织或坏人在外交部的崌点或联系；(8)查野心家、政治投机商、政治扒手的煽风点火；(9)查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立场、感情；(10)查妨碍揪坏人的“私”字。
周总理很关心“清查运动”。在一次接见外交部军代表马文波、韩立业和“大联委”负责人时，周总理指示他们要作好清查工作，并多次提醒外交部防止清查《五·一六》扩大化。
1970年3月23日晚的一次外事活动后，冀朝铸(总理的译员，外交部办公厅翻译室副处长)对周总理说：“翻译室已经有十个人交代参加了《五·一六》”。周总理马上说：“十个？那怎么可能呢？我不信。你们是否搞扩大化了。我看你们头脑发热，要泼点凉水了。你们那么大压力，不是也得是”。事后，周总理对姬鹏飞、宫达非等部领导人说：“小冀说，翻译室一百多人，已有十个人交代参加《五·一六》。可能扩大化了，外交部可不要扩大化。你引导人家，人家就承认。一百多人有十个《五·一六》，怎么可能呢?时间又这么短，极左思潮被《五·一六》利用了。但不等于有极左思潮就是《五·一六》。《五·一六》分子一定要搞反革命阴谋，推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这样才能算是《五·一六》分子”。周总理叮嘱姬鹏飞要马文波军代表给各基地(指外交部的《五七干校》)打电报，提醒他们注意。
1972年，外交部上呈周恩来总理的报告称，外交部有20余名《五·一六》分子，姚登山、原《联络站》核心组头头王中琪等榜上有名。此外还有百余人被列为敌我矛盾，受到各种不同的处分。不少“造反派”的心是诚的，血是热的。他们本欲在这场革命风暴中“经风雨、见世面”，茁壮成长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但事与愿反。
外交部清查《五·一六》的运动有乱咬、乱供的现象，也有逼、供、信，弄虚作假，以假乱真，真假难辨。有的嫌疑对象怕受煎熬，就乱咬、乱供;有的却别有用心地为《清查组》专案人员设陷阱，胡诌瞎编。打击面宽了。另外，文革初期挨造反派批而后又重新掌权的当权派自觉或不自觉地对造反派伺机打击报复，彰显秋后算帐的情绪。
据统计，被揭发出来的380多人中有120 多人“承认”或“交待”参加事实上并不存在、子虚乌有的所谓《五·一六组织》。
总之，各个干校的专案组在清查工作中都程度不同地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
同年，复查工作由军代表李耀文(注)领导，纠正审查偏向。经复查，一些在干校的《五·一六》嫌疑对象得到解放，重新安排工作。少数人的复查结案拖了好几年。极个别人例如姚登山一直到1982年才最终结案，办理离休手续，恢复原级别待遇。
外交部清查《五·一六反革命组织》的结果表明：
第一，“打倒陈毅”、“封闭部党委夺外交大权”、“砸政治部”等重大事件，是少数狂热分子煽动起来极左的、过火的行动。没有证据说明是反革命阴谋活动。
第二，“火烧英代办处”、砸印度、印尼、缅甸等“三砸一烧”等重大涉外事件系无政府主义的乌合之众所为，并非有组织的反革命活动。
第三，外交部的一些过激行动不是《五·一六反革命组织》搞的，而是狂热的姚登山、王中琪等人的极端行为。
第四，没有证据表明，“王关戚”是这些事件的幕后直接指使人。
除北京有过《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外，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是根本不存在的。火烧英代办处，8月11日“批斗陈毅”万人大会，在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等重大案件是当时社会上的激进红卫兵等造反派所策划，没有什么《五·一六》活动的证据。多数参与的群众是受蒙蔽的，是不明真象的。
注：李耀文(1918－)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1971.7～1972.4)。山东荣城人。长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72年4月至1976年1月任驻坦桑尼亚大使兼驻马达加斯加大使。此后调回军队，先后担任国防科委政委和解放军海军政委。中共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8年被授予海军上将军衔。
注：马文波(1911－1993)，安徽省怀远县何巷村人。1932年5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干部，长期从事情报通信和技侦工作，是红四方面军技侦工作的创始人之一。建国后，马文波先后任军委技术部副部长、总参三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68年文革期间，被中央派往外交部担任军代表，并担任外交部副部长。以后调回部队。1993年病逝，享年82岁。
转自《共识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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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1-23 05:5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