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敬兰：“文革纪事”－学生打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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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7月30日，驻师大女附中工作组走了。那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一头雾水地被派到学校领导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50天后顶着“镇压学生运动的消防队”的罪名，又灰头土脸地突然撤出了校园。随后，他们的主要成员成为文革初期第二波被批斗的对象。

工作组驻校期间受压挨整的老师学生，从此可以获得解放了吧？不，只有反对工作组的学生从右派转身成为左派，扬眉吐气、挥斥方遒。更多人因对联的横空出世，将陷入新一轮伤害之中。“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成为一道鸿沟，划分出中国式的雅利安人和犹太人；成为一道魔咒，嫉妒心、报复心、虚荣心、虐待狂等等人性的毒素，将以革命的名义继续发酵。

校园里完全乱了套。军训的同学回来后，学校也没有人召集开个会或者广播一下，下一步到底怎么办。反正再也不用坐在教室里学习报纸社论、揭发校领导了。许多人都跑到大学看大字报去了，我因“有案在身”，格外小心，每天上午都去学校转一圈，看不到以往的热闹，班里也不见有什么动静。校园里大字报不多，记忆里只有少量批判工作组的大字报，贴在宿舍楼前，长篇大论，四平八稳，字体工整，一看就是老师们写的，没人爱看，大家的兴奋中心是对联。关于诠释对联的大字报，有本校学生写的，也有从外校抄来的，譬如最早成立的红卫兵组织、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的名篇《自来红们站起来》，开篇就是“我们是顶天立地的革命后代，我们是天生的造反者， 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是为了造资产阶级的反， 接无产阶级的革命大旗。老子拿下了政权， 儿子就要接过来，这叫一代一代往下传。”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对联”不仅贴在校园里各种建筑的门框门楣上，也登堂入室。“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由原版“基本如此”迅速变成“历来如此”、“就是如此”、“完全如此”、“永远如此”等等。 所有的学生，在对联面前，立即分成两个阶级，不论你是同意或是反对，没有第三种选择。自来红或自来黑，成为整人和挨整的唯一标签。

教师组织“星火燎原联队”的《大事记》简单描述了8月1日的校园。“在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别有用心的煽动下，今天校内贴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反动对联，宣扬剥削阶级的反动血统论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随之，校内‘混蛋’、‘狗崽子’骂声不绝，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学受到极大的压力。造成群众间的分裂和严重对立。”这段文字用的是8月1日当天的口气，从认识上看显然是后来补写的。

我询问了不同年级的一些高中校友，她们都否认自己班里在8月初的几天斗争了同学。我猜想主要的原因是高中各班在工作组期间，已经整过反工作组的同学，班集体或干部子弟早已分裂成两派。次要的原因是高中生稍微年长，“红五类”多少还保持着高傲和克制。例外的原因是高二高三有的班干部子弟数量少，不成气候。（女附中招收的干部子弟以初一、初二、高一的数量最多，说明1964年以后，招生政策是有倾斜的。）尽管没有集中斗争“黑五类”，肃杀的气氛、歧视的目光、有针对性的羞辱并不见得少。只有受到伤害的人知道什么叫做冷暴力，心灵的疮疤会被几十年的历史尘埃掩埋，可是它没有消失，一碰就会出血。受害人不堪回首、不能原谅，加害者不以为然、不愿面对，双方至今回避在班级的聚会碰面，就是现实。

初中生的表现，则更直接、更公开、更狂热。由于年纪小，工作组期间，初中生普遍处于运动的外围，也没有反工作组一说。现在，终于轮到她们登场了。出身不好是硬杠，如果你长得好看、学习成绩拔尖、最先入团、多才多艺、人缘好、老师偏爱、与某个干部子弟有过节等等，同样会招来祸端。每个年级都有对“非红五类”出身的同学进行公开羞辱、恫吓、谩骂、体罚，甚至暴力的集体性活动。

1966年冬天，我认识了初一3班的少先队中队长仉乃华，一个长睫毛、大眼睛、高鼻梁的漂亮小姑娘，她说起8月的遭遇，我至今未忘。仉乃华的父亲因当过“资方代理人”被关了起来，身为中学教师的母亲跳龙潭湖自杀，每天中午她被初一的几个高干子弟罚站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她们坐在阴凉处，一边吃冰棍一边辱骂她，不时有人骑车围着她打转，看她东躲西闪的狼狈样子，她们哈哈大笑，极为开心。那年，她们都是14岁。

初二3班学生罗玉平有这样的回忆：有一天晚上，我接到了电话，我们班团支部的一位干部在电话里没头没脑地说：“我们给你念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说完这些，她很得意且坚决果断地放下了电话。我如坠五里雾中。……第二天我到了学校，满校园的墙上都刷上了这些字样。（罗点点著《红色家族档案》，南海出版社，1999年1月，第221页）由于父亲罗瑞卿大将政治上已被判了死刑，罗玉平（点点）在文革一开始就被打入另册。比她更倒霉的还有初三2班黄梅，受父亲黄克诚大将的牵累，她从上初一就遭到了歧视，对联出来后班里学生分成三六九等，黄梅和另一同学成为最低一等，受到的欺辱加了倍。我记忆中的黄梅，小小年纪就是“少白头”，厚厚的近视眼镜，不知遮挡了她心中的多少屈辱和苦闷。

暴力，是从8月4日开始的。

1967届初中生、初二4班张鸿敏曾经著文写到，1966年8月3日晚，天已全黑，闷热，大约九点多，突然有三、四个 “红五类”同学找到她家，非常严厉地说：“你明天早晨必须到学校，如果不去，格杀勿论！”说完转身离去。8月4日上午，她心怀恐惧走进教室。课桌靠边，当中摆着几排椅子，全班四十多个同学，被分成三类， “红五类”坐在椅子上， “黑五类”站在黑板前，面对大家站成一排，十几个出身一般家庭的同学坐在地上，张鸿敏是“黑五类”之一。批斗会开始，教室门被砰然推开。董 × × 被几个“红五类”推搡着进来，被喝斥“你什么出身？”“革军。”“革军？骗人！你生父是反革命！”董的母亲是俄语教授，父亲是解放军军医，原来那不是她的生父。董站进了“黑五类”行列。这时，20个正牌“红五类”围上来，扯下她们的红领巾，警告“永远不许再戴！”接着，“殴打开始，同班女生打女生，拳打脚踢，刷大字报的浆糊、墨汁从头上浇下来，要我们揭发父母的反动言行，承认自己是狗崽子。”

一个初二女孩，被同学押着从二楼楼梯手脚着地向下爬，脖子上还挂着一个马扎（即折叠凳）。红五类对黑五类令人发指的折磨，四十多年后让我的一个同班同学说起来还唏嘘不已。无论这个同学今在何方，她15岁那年受到的伤害都是终生不能抹去的记忆。侮辱她折磨她的同学，你会忘在脑后吗？

初二5班一位学生保存的日记，记有8月4日班里的批斗会，五位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被当场摘了红领巾和毛主席像章，连她们手中的《毛主席语录》也被抢去。她还记得，班里一个出身不好的同学路过初二4班门口，被这个班叫“扫敌”的干部子弟叫住，当众扇了耳光。“扫敌”的骄狂、冷酷，留在不同年级同学的记忆里，她对卞校长的侮辱，也以亲笔字迹保存在王晶垚先生那里。如果那年的8月，借对联之威欺负过同学的“扫敌”们能够读到这段文字，我希望你们勇敢地走出心灵的困境，去向曾经被你们伤害过的同学、老师登门道歉。道歉，是对自己精神的洗涤和解脱，无关乎受害者。因为她们没有你的道歉，也有自己的成长、自己的人生。不要用“那时我只是个孩子，文革干嘛让我负责”来开脱，道理很浅显，你是孩子，同学也是孩子，为什么人家要受你的欺辱、挨你的耳光？豁出去，道歉吧！哪怕要忍受谩骂也不要退缩，不要把自己应受的惩罚留给下一代。

我所在的初三年级，也是伤痕累累，同学之间的分裂至今不能弥合。每班都有骄狂蛮横、恣意践踏和侮辱同学人格的人，被大家永久记住。听说初三4班很例外，我曾问过一个同学，为什么你们班没有整“黑五类”？她说：“马秋莎不许同学斗同学。个别干部子弟欺负同学的事可能有，但是我们班没有集体斗过任何同学。”我印象中的马秋莎唇红齿白，人很漂亮，性格开朗、阳光，课间十分钟，有时都会听见隔壁教室里她的朗声大笑。

在叶維丽、马笑冬的口述成长史《动荡的青春》（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中，马笑冬说：“一个班集体里会不会发生暴力和学生斗学生的事，常常取决于这个班上的干部。我很感激我们班的头头，她是文革前我们年级第一个加入共青团的，后来又是年级团支部书记。她人很成熟，文革中很讲政策。”马笑冬所在的女八中是文革初以暴力出名的女校，她的班开批判会，一上来那个当“头头”的同学就约法三章，不许打人骂人武斗。一个同学的父亲是国军军官，参加过江西的五次“围剿红军”，“这在当年可谓罪大恶极，如果我们班换一个头头，说不定她会挨打，她的父亲也早就没命了。”这个讲政策的干部子弟叫佟芮，我后来认识了她，心里对她非常敬重。

遗憾的是，像马秋莎、佟芮这样小小年纪却头脑清醒、又有勇气，在狂热暴力的大潮流中，特立独行，坚守着人性大善的女孩，实在太少了。

8月4日下午，还发生了打老师的事件，胡志涛校长在文革后写的《“八五”祭》一文里写道，当时几个校领导正集中在办公室“学习”，突然闯进来七八个学生，骂骂咧咧，有的拿棍，有的拿皮带，狠狠地抽打我们……。晚上，我爱人看到我身上被抽打的伤痕说：“你们学校怎么这样乱？！”我说：“工作组走了，没有人管，有什么办法？！” “明天你暂时不去学校。”“我是校长，不去学校怎么行？”

我做了一个粗略的统计，师大女附中当年在校生有1600多人，其中干部子弟（父母职位在司局长以上，或1945年以前参加革命）约560人左右，加上人数很少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烈士子弟，大约600人。当时，身处文化界、教育界的干部首当其冲，大部分已经靠边站，“红五类”的队伍正在缩水，最响当当的惟有军界干部子弟了。她们腰系皮带、一身褪色旧军装的打扮，引领了那个夏天的时尚，后来也成为暴力的象征。

卞仲耘校长的丈夫王晶垚先生，一直把师大女附中称为“皇家女校”。已故知名教育家、28岁就成为女附中教导主任的刘秀莹老师，生前接受网刊《记忆》的编辑戴为伟女士访谈时，有过这样一段话：政治局委员、常委、部长、副部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只要有女儿的，几乎90%在我们学校。她们之中，有的很优秀，有的不怎么优秀，有的很不优秀，或者说，表现很不好。我们做老师的，不能因为学生不好，就歧视学生。家庭出身不好的，不能歧视；表现不好的，也不能歧视。卞校长、胡校长教育我们，都要一视同仁，教育和帮助她们成长。卞校长是很热爱干部子弟的。干部子弟在学校什么都说呀，什么从家里听来的都说。上课，老师讲完课，她举手，她说：“老师你讲的不对，我爸那个文件说的，跟你说的就不一样。”老师说：“你爸那个文件我看不着，我只能按照我知道的讲。”你说这课堂还怎么讲下去了？卞校长看到了，就给中央写信，把这个情况都跟中央汇报，说在家里说话小心一点，有些事不要当着孩子的面讲；或者再嘱咐一下孩子。像刘少奇，他的女儿在我们学校上学的时候，他就跟孩子说，中南海里的事，你们要讲出去，我就打断你们腿，你们从此别回中南海。教育还是很严的。林彪，他自己的错误咱们单说，林彪对林豆豆，要求非常严的。我给你举个例子，林豆豆在我们学校上了三年，班主任都不知道她是林彪的女儿。她填父亲的姓名一直用林育容，到初三要毕业了，林豆豆说：“杨老师，我爸爸想请你去我们家吃顿饭”，班主任想，家长要请吃饭了，就去一下吧。去了，吓一跳，敢情是林彪。像刘伯承同志，用核桃那么大的字写的信（给我们），他眼睛瞎了呀。他的女儿在我们学校4门不及格，校长要保送她去哈军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笔者注）。刘伯承写一封信来说，该留级（就）留级，不要因为是刘伯承的女儿就特殊。这封信在学校一传开，大家都服气了。上世纪50 年代、60 年代，一些老共产党员，不象今天，他们对孩子的要求还是很严格的。像李纳填家庭地址，从来都是中南海大伙房，根本就不敢写别的。（《记忆》112期，4月30日）

时过境迁。1966年8月，在“皇家女校”对老师同学首开暴力先河的，也是来自革命家庭的女儿们。她们虽然只是干部子弟中的少数人，却以残忍、冷酷和不可一世给母校留下了永远的耻辱。

8月4日 ，我在教室的黑板上看到一则通知，大意是明天上午召开班会，请互相转告，按时到校。我暗想，可能又要整我了吧？心里打定主意，明天不来学校！事后多少年里，只要想起8月5日，我就会奇怪，当年怎有那么大的胆子，居然敢“逃学”？！

8月5日上午，我躲在家里的半天，如坐针毡。吃完午饭，我妈让我睡觉，可哪里睡得着？忽然，我听见院里有人喊我的名字，出门一看，是我的两个同学。她俩从来没有来过我家，竟一下子就找到了。她们问我为什么上午没去学校？我说头疼。她们说，现在你跟我们去学校吧。就像逃犯突然被抓住，我从昨天决定逃避班会开始的不安和焦虑，反而消失了。

我家离学校有三站地，步行半小时。我们一路闷不做声，她俩不理睬我，互相也不说话。走进学校大门口，也没见异常。我们初三年级的教室在南楼二楼，她俩走进教室，核心小组一个同学在门口截住了我，问我为什么逃学？我说头疼。她说：“红军叔叔爬雪山过草地，都不怕，你头疼就逃学？”我无言以对。

走进教室，我不禁吃了一惊。教室中央横拉了一根绳子，悬垂着一幅长对联几乎拖地，上联是“老子打天下如何如何”，下联是“儿子镇妖崽如何如何”，粉色纸，隶体字，一看就是核心小组的Ａ同学写的，她的家教中有艺术教育，她那时就画很棒的工笔画，仕女的发髻细致到根根发丝。那副对联原文曾经被我写入1983年发表的小说《路，这样走过》（河北省文联《长城》季刊1983-2），30年后的今天，我已经无法找到完整记忆，连那期刊物也丢失了。

教室被绳子一分为二。讲台前大约十张课桌拼成一个长方形，是“红五类”同学的，她们坐在桌子上，俯瞰着同学。与长方阵斜对着、靠近前门有几张桌子拼在一起，是“红外围”。绳子另一侧，三十张课桌分成几堆挤放着，最小的一堆是三张桌子，被置于教室后面靠窗户的墙角。这是四个不同的等级。

刚刚做完扫除，地上还有水迹。有的同学回家了，大部分还在。她们都原地站着，表情木然。核心小组的A同学不在，Ｂ同学站在讲台前说了几句话，大意是冯敬兰上午躲过去了，明天下午两点给她补课。她指了一下教室阳面的几扇大玻璃窗，对我说你今天就把那些玻璃都擦干净，以后做值日（指打扫教室卫生）就由你们三个人负责。说完，几个“红五类”就相跟着走了。这时，叶維丽忽然又回来了，她站在教室前门，大声说：“以后做值日还是按小组轮流做，不能光让她们三人做。我们也应该做。”说话时她的脸涨得通红。我非常感激她鼓足勇气，让“我们”和“她们”在做值日的问题上完全平等。多年以后，她已经不记得自己说过的话，往事对我却历历在目。

我的书桌和另两张书桌摆在教室靠窗户的角落，不知道另两位落难的是谁。小声问同学，知道其中一位同学是Y，她回家了，那个下午我也没见她回来。原来上午的“辩论会”上（最近我才知道，同学们管那个会叫“点名会”），坐在桌子上的红五类同学挨个点名，强迫挤坐在教室另一半的同学说是否同意“对联”。Y是公开表示反对“对联”的两个同学之一，她的父亲是右派，她是“黑五类”，居然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敢不承认“老子反动儿混蛋”！核心小组B同学当众扇了她耳光，把她的眼镜打到了地上。Y同学是蒙族姑娘，身强力壮，是学校舢板队的主力。假如她有资格打人，又下得去手，她准能一巴掌将B扇出一丈远。那时打人是要有资格的，光有资格不行，还要心狠敢下手。多少年过去，性格豁达、为人宽厚的Y，原谅了打她的同学，却没有遗忘那份侮辱。公开反对“对联”的另一同学，是原团支书小Z，她是第一个被点名的，如果不是父亲提早被批判，小Z也应该是坐在桌子上的“红五类”。如果她是核心小组的负责人，我绝不会挨整，也不会有侮辱同学的“点名会”。同学们记得，小Z站起来，因为激动有些口吃，她说，我我我反对！气氛立即紧张起来。她反对的理由是，著名的无产阶级领袖大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恩格斯本人还是大工厂主。坐在桌子上的同学和小Z争吵起来，小Z毫不示弱，表示即便是干部子弟，父辈出身不好的也很多，用对联怎么解释？小 Z历来善辩，又站在理上，谁拿她也没辙。

我搬动桌椅，摞起来去擦高处的玻璃窗。我们教室的阳面全部是大玻璃窗，上中下三层，每层三大块玻璃，不是对开而是上下推拉式的大玻璃窗。现在看来，那时的校舍设计真是周到地为学生的安全着想。如果当今的学校建筑也这样安装窗户，绝不会有学生“纵身一跃”，坠下楼去。别说探身出去，就连伸出脑袋也不容易，这就给我擦玻璃带来了不小的麻烦。给我留的是中上两层的6扇脏玻璃，我必须用湿抹布先擦去尘土和顽渍，再用报纸细擦干净。同学们陆续都走了，教室里没剩几个人，她们出出进进都默不作声，我爬上爬下，干自己的活。我们初三年级的教室在走廊南面，与校园隔着走廊北面高二年级的教室，完全不知道校园里已经闹翻了天。

初二2班学生张鸿敏在《追究卞仲耘惨案真凶》（《开放杂志》2010年8月号）一文中说：1966年8月5日，我和许多“黑五类”同学一起被押到操场上看校领导挨批斗，说是“斗黑帮”。八月烈日下的那一幅画面，永远定格在我记忆中。锅炉房高台（常常是批斗会主持者和发言人站的地方）北侧的大操场边上，尘土飞扬。卞仲耘校长被同学团团围住，你推我搡，拳脚相加，棍棒挥动。一向倔强的胡志涛副校长（女）头发被揪乱，有同学往她头上浇墨汁、扣字纸篓，她嘟囔着什么，哭丧的脸上仍透着不服。我们这些被押着来看的，因拥挤推攘，渐渐乱了队。只见有同学抡着带钉子的破旧桌椅腿，打在卞校长身上。我离她最近时，大约两米。看到铁钉刮破她的衣服，她穿着象牙白（不是漂白色，有称象牙黄）色柞蚕丝短袖衫，铁钉扎进皮肉，再拔出来，留下一个紫黑点，不是想象中的鲜血淋漓。……大操场上批斗殴打校领导之后，她被带到另外的地方，人群渐渐散去，原来押着我们“黑五类”的“红五类”们也不见了。我和同班“黑五类”同学魏 × ×、崔 × × 和孙 × × 赶快像往常一样，躲到后院堆放生物课用的动物和人体骨骼模型的小屋，捧着《毛选》“避难”去了。

张鸿敏的记忆，证实了她所在班积极参加了游斗校领导的活动。最近我了解到，初二年级6个班有5个斗争了“黑五类”同学。后来我们在调查校长之死时，多位目击者提到，殴打校领导的学生，以高一和初二年级为多。我为初三年级庆幸，至今没听到有当年在校的老师同学指认，8月5日下午有初三某班某某打了校领导。

我的同学小六那个下午出去看了好几次。第一次看到时学生不多，就是高一的，穿着军装，她们把五位校领导押出来，往操场走。有人从楼里出来，给他们头上套上纸篓，也有高帽子（纸糊的，电影里斗地主恶霸时常有的镜头—笔者注）。后来操场上跟着看的人多了起来，她就回教室了。第二次出去，校领导正在东楼后的小操场挑土。梅（树民）主任身体好、年纪轻，能挑着两筐沙土沿小操场走一圈，又倒回原处。卞校长和胡校长连腰都挺不起来，卞身体不好，比较胖，年纪最大，实在干不了，胡校长态度强硬，于是她俩就挨打。刘（致平）副校长谢顶了，头上被贴一块用墨汁浸过的纸，墨汁流的哪儿都是。她们用带着钉子的椅子衬打人，打一下，一拉，衣服就破了，血就渗出来。第三次下楼，小六在小操场看到胡校长在刷茅坑盖，周围没有学生，她已不成样子，黑裙子后面撕开了叉。那个下午校园里的暴力，让她的心无法放下。最后一次，她在小操场看见卞校长被放在手推车上，头朝下控着，她想怎么能这样？就把车正了过来。卞校长终于头朝上了，可是屎尿却顺势流到地上。小六想，这下（卞）可完了。

另一同学小容记得，1966年8月5日的天气格外闷热。那天下午，教室里的同学并不多，因为刚开过“对联”会议，在教室的中间拉了一根行李绳，把“红五类”和“非红五类”人为地分开，同学们的心情都很复杂，气氛也很沉闷。下午两点多，小容走到南楼门口，正赶上五位校领导被押着走过来，他们头上戴着白纸糊的高帽子，边走边喊着打倒自己的口号，走走停停。她直起鸡皮疙瘩，接受不了，又在心里批判自己是不是“右”了？等到第二圈转过来，老远看到胡校长原先的白衣黑裙，变成了一身黑，心想怎么还换了衣服？走到眼前才看见，她身上的墨汁直往下淌。后来在小操场，看见卞校长倒躺在手推车上，身上盖着大扫帚。旁边还有高一学生说，装死！她还看见高一某同学让刘（致平）校长跪着，举手做投降状，一边给他照相一边哈哈大笑。有人还用厕所的脏屎笤帚往刘身上抹。工作组长张世栋也被揪到现场，有人威胁他说：“你不老实交待，也是这个下场！”

我班还有一个同学记得，8月5日下午在宿舍楼，被强迫打扫卫生的卞校长正在洗墩布，一个初二学生把她的头按到脏水池里，灌她喝脏水。

可是，8月5日那天下午，小六、小容等同学出出进进，我却一点儿也不记得谁有什么异常。印象中教室里很安静（多年后小容告诉我，因为上午大家都被“点名会”整得灰头土脸，谁也不想和别人说话）。我因全神贯注地站在高处的椅子上（下边是两层课桌摞在一起）擦玻璃，或许还想着自己明天会被怎样“补课”，竟什么也没察觉。不然依我的个性，一定会跑出去看。等我把高处的六面玻璃窗都擦干净，桌椅摆回原处，教室里已经没人了。楼道里很安静，路过别班教室，也看不到几个人。校园里也很安静，完全没有刚刚发生过暴力活动的迹象。我下楼沿着大字报“墙”一路浏览下去。大字报写得更长更多贴得更高了，校领导的名字被划了大红叉子，有的前面还冠上了“叛徒”、“特务”、“伪保长”等等，使人感到了大革命的惊心动魄，那些激烈狂暴的语言让我头皮一阵阵发紧。

8月5日是中伏最后一天，那年的中伏是20天。四五点钟的日头仍旧灼人，转到东楼后面，大字报就很稀少了。小操场空无一人，我想去女厕所方便，没走到地方，就看见一辆手推车占住了路，车上躺着一个人，身上覆盖着大扫帚和茅坑盖，他的两只脚从杂物下面露出来。我蹑手蹑脚地走上前，一眼看见了黄的稀便顺着车厢板流淌到地上。原来是卞校长，她没有知觉地瘫在车上，衣衫不整，五官肿胀，眼镜也不见了。她怎么啦？为什么被曝晒在这里？谁往她身上扔了大扫帚和茅坑盖子？我的心狂跳，充满了厌恶和恐惧，立即转身，逃之夭夭。

别说是一个昏迷的伤者，就是一个正常人，置于烈日下暴晒半个下午，说不定也会中暑、脱水，危及生命。可是，直到傍晚卞校长才被一些老师同学送到医院。因为是“黑帮”，没有学校革委会证明，医院不予抢救。双方争执起来，最后李松文老师征得在场的几个高年级学生同意，大家签名担保，医院才予以施救。一切为时已晚，卞校长于当晚九点被宣布不治身亡。

反工作组的教师组织“星火燎原”当年十月贴出的“大事记”，对8月5日那天仅有一句话的记载：“一部分学生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毒害、操纵、利用之下，武斗黑帮卞、胡、刘、梅、汪。白色恐怖笼罩校园。”卞校长被学生殴打、折磨致死，胡校长腰椎骨折身受重伤，汪玉冰主任住院多日，“大事记”竟只字未提。

那天回到家里，我也一个字没对家人提起。除了恐惧，我不记得心里有对校长的同情和怜悯，后来就忘了这件事。直到中年以后，我才想起校长之死，原来这件事已经成为我心灵的疮疤，到了不能忍受的时候。1996年三八节，我写了散文《记忆的疮疤》（见《那个年代中的我们》下册P471，者永平主编，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一次回溯8-5那天校园里的暴力，第一次发出自己的追问。

我在文章中说：“可以把什么都归咎于文革，因此而原谅自己。可以说当年幼稚无知，因此而漠视过去。但是夜深人静的时侯，想起当年的情景，你真的能够心安理得？作为那所中学的学生，我永远感觉到的是一份耻辱－－我们的女校长死于我们这些女学生手下。参与暴力行为的那些同学，是否也会想起从前？是否也会有一种疤痕在心的感觉呢？我不怀疑，她们会有更深的痛楚更长的悔恨。”

施暴者有她们洗刷不掉的耻辱。我为自己没有心肝的冷漠和遗忘同样感到耻辱。那个下午围观游斗校领导的同学们，在楼上躲在窗户后面一边偷看一边瑟瑟发抖的老师们，对狂热和暴力的集体屈服，对生命的广泛漠视，不也是全校师生永远洗不掉的耻辱吗？


转自《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