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正美：长篇文革回忆录《秋梦追思》连载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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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回忆录《秋梦追思》

作者：范正美

第四章　京挝谏鼓

　　欲路上事，毋乐其便而姑为染指，一染指，便深入万仞；

　　理路上否，毋惮其难而稍微退步，一退步，便远隔千山。

　　——［明］洪应明

　　条件也和其他一切事物一样是变化着的，因而在某个时期是正确的解决方法，在另一个时期也许是完全不可以采纳的。

　　——［苏］约•维•斯大林

　　文革的历史进程，总是不能按照善良人们的愿望与毛泽东预期的方向和轨道发展。毛泽东的创新理论、革命探索性的实践，广博中的疏漏，加上长鞭莫及；原来的党的系统和国家机器，已经瘫痪或者被击溃，新的革命权威尚在新的原则和制度的讨论建设之中，而且新的原则和制度很不明确、很不确定；群众中对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的无比崇信的质朴情感，特别是广大青年学生的纯真信念和理想追求，与社会上不同阶层的利欲目标、乌七八糟的私图趋向，同时在狂潮中被激活；在革命战争，特别是解放军南下快速推进中发展起来的干部队伍，成分复杂，初始的动机和继续革命的准备，虽然经过历次运动的思想洗礼，而真正进入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状态的人甚少，多数属于深一脚浅一脚的跟随者；还有一些人则习惯于当官做老爷，把群众看成阿猫阿狗，视民主为洪水猛兽，对他们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他们口头上一句一个向群众学习，而内心深处对稍有不同意见者，便当作不共戴天之敌；还有一些人算尽权术，挖空心思，塞进自己的歪门邪道，在那里拨弄是非，运动群众，以实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而那些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则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煽动群众斗群众；中国共产党内、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发育、发展迟缓，人们习惯于一种舆论、一面倒，守之如许；如此等等，都在这种以人划线、以事划线的政治运动中交错、演化，使已经动荡的中国社会此时更加不平衡了。所以，运动只有暂时的间断，而难以休止。

　　黑龙江省的文革运动并非因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从此步入社会新的民主机制、新的发展时期，而是在此不久之后，又在哈尔滨掀起了新的狂澜。如果说，1966年的哈尔滨是造反派的凯歌前进之年，那么，1967年则进入全面内战时期，我的回忆录也从此进入悲剧。

　　自然的辩证法是这样的：生命的种子一经埋下，它在一定的条件下，毕竟会萌动生长，并顶着压力破土而出，按照生命的规律顽强地表现其生命力。社会发展的辩证法何尝不是如此，不同的社会原因埋下的不同种子，也会在一定的条件下，形成不同的社会群体，强烈地按照社会规律生存发展。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成立前夕，哈尔滨工业大学造反团刘录等人，认为“潘复生没有完全充分亮相”，革命还不到份，建立新的临时权力机构的时机尚不成熟，并且说，目前黑龙江省是工人造反派受压，学生造反派当权，因而对于新的权力机构——红革委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如前所述，刘录等人当时只是少数人的意见，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大会，如期举行，并且亟快地得到党中央、毛泽东的热烈支持和赞扬，《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不但详细报道了大会的盛况和全部有关文告、潘汪和宋任穷的讲话，并且还以《东北的新曙光》为题配发社论，热烈并高度评价了黑龙江省的夺权经验。这样，13所大专院校的造反团，和工大陈造反等人新近领导的一部分工大造反派，同全市各路造反派欢欣鼓舞。人们张灯结彩，热烈庆祝夺权胜利及革委会的成立。哈尔滨的上空，一时间霞光万道，出现了一片大团结的祥云，同时也在那光辉灿烂之中，夹杂着那么几朵与之不协调的云彩。这几朵杂云借助于某种推力的反作用，终于引起一场新的暴风骤雨。一连几年，由哈尔滨至全省，天空总是阴霾不散，忽阴忽暗，使人们不快。

　　针对刘录等人的言行，哈工大造反团的领导人之一陈造反及其支持者L××等人，借势潘、汪及社会上多数造反派的舆论，同刘录等人进行了多次对话。然而，刘录等人自恃是哈工大的老造反、老领导，加上对L的个人偏见，对话终于破裂。在这种情况下，陈造反和L某某等人，毅然另立竿子，从工大造反团里拉起支持者，打起“哈工大新曙光红色造反团”的新旗，全市多数组织的造反派支持了他们的行动。当时的黑龙江省造反团联合总部在潘复生的支持下发动全市造反派到工大示威。甚至有人斥责工大造反团是“大杂烩”，但是，刘录等人率领的原工大造反团多数派并未因中央即刻批准省革委会的成立而放弃己见，而是进一步坚持其主张，且“一报还一报”，公然在全市庆祝东北新曙光普照的同时，派人四处活动，到处将“东北新曙光”的“曙”字涂改为“鼠”字，并且用白石灰水到处刷写大字块：“潘复生没有亮相”、“新鼠光长不了”、“学生领导工人运动，学生篡权”等等，特别是在北方大厦当时省红革委周围，随处可见。这与当时的喜庆气氛，形成格格不入的反差。

　　哈尔滨街头出现的情况，当时在哈尔滨的宋任穷都看在眼里，放在心上，也许他对这种现象看得比我们更重。2月2日上午，我到宋任穷住处——北方大厦六楼，特意看望了他。我们彼此问候，道出了都是湖南人的乡情。他一再表示要向我学习，说自己年纪大了，思想跟不上，得从头学，才能跟上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谈话只有我们两人，双方坦诚相见。但是，老人显得多少有些紧张。后来话题转到“1•31”。他说：

　　“哈工大的做法不对。不能说革命大学生是小资产阶级。也不能唯成分论，只看出身，不看阶级立场、观点和现实表现。最重要的是，要看他所代表的阶级和执行的路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就有过这样的教训，当时左倾教条主义分子，排挤知识分子，排挤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推出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向中发，结果使革命遭受挫折。他们表面上打着拥戴工人领袖的大旗，实际上却是由他们自己控制领导权。工大一些人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我看值得研究。我看，你们师院很不错，两个大多数（指团结干部和群众两个大多数）搞得好。有人主张不结合潘复生，要他当顾问，你们没有这么做。你做得对！”我想，他说这些话，很流畅，很明快，似乎毫无顾忌，因为这是对我的表扬和恭维。于是，我赶紧把话题岔开，随意地问了问辽宁的情况。他说：

　　“辽宁情况不如哈尔滨，辽宁造反派还没有核心，要向龙江造反派学习，向你们学习！”

　　我表示，还是革命老干部经过生死考验，德高望重，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我还是没有出校门的毛孩子，从书本到书本，从学校门到学校门，要更多地向革命老干部学习。学习革命老干部的智慧和经验，希望宋任穷同志多来龙江指导，等等。

　　宋任穷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平易近人、心地坦诚、谦虚谨慎的言谈举止，入木三分地见解，我学习党史多少了解一些有关他的革命贡献，联想此次谈话，真是名不虚传。这次相见，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回忆，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我在前面多次说过，由于哈尔滨市工人造反派并未成为社会的主宰力量，而哈工大造反团刘录等人支持的工交造反团的领导人崔占成，因个人闹独立性而试图夺总部的权被指控，在全市各院校造反团，特别是在军工造反团的支持下而被抓了起来。据我们师院造反团调查，所谓工交造反团总部，实际上并不是从基层一级级组合起来的工人群众组织，而是由工大刘录等人个别扶植起来的一个很松散、方面不全的联盟，在一月风暴之后就销声匿迹了，并且在4月炮轰派起来之时，提起这个人也并不为人们特别重视。所以，工大刘录等人借口崔占成问题，非难学生造反派，在我当时也没放在心上。

　　哈尔滨造反派这口大锅出现了一道裂纹。

　　面对这场即将发生的分裂，我们哈师院造反团同其他院校造反团一道，纷纷派人，多方做哈工大刘录等人的工作。但是，刘录等人什么也听不进去，依然故我，我行我素。同时，当时的形势也很不利于刘录方面。由于中央及时肯定了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原来支持刘录意见的大多数人，尽管思想并没有完全通，但表面上立即转向新曙光造反团一边，使刘录等人很快变成少数，受到孤立。这就使刘录他们的影响并没有继续扩大。接踵而至的是，这期间北京发生了一起更加不利于刘录等人的大事，这就是当时被称为所谓“二月逆流”的事件。

　　事情是这样的：

　　1967年2月16日，在怀仁堂，按照当时毛泽东的安排，由周恩来主持，党政军文几方面负责人举行碰头会，参加会的有：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谢富治、李先念、谭震林、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其中有好几个老帅。会议期间，一些人谈起来当时批斗老干部的情况，对出现的许多不正常的情况，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或议论，其中有的人还联系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扩大化的问题，特别是谭震林联系自己，更感到气愤，在激烈争论时，曾一面往外走一面冲着江青等人说：“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掉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当时被周恩来劝阻，才避免了事态的扩大。会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人集体整理并核对了碰头会的情况记录，以此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进一步了解了有关情况之后，认为这是冲着他来的，情绪异常激动，感到很气愤，特别是听到谭震林联系延安整风，认为这是否定延安整风运动，要把王明抬出来。于是毛泽东于2月28日，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对老帅们在碰头会上的言论和表现，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尖锐批评。自2月25日开始，中央文革小组召开了七次政治生活会，对老帅们进行了批判，老帅们在会上一个个作了自我批评。其后，中央文革小组利用毛泽东的讲话，借机提出当时有一股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中央文革，否定毛主席的逆流。因为事情出在2月，所以当时被中央文革定名为“二月逆流”。他们认为，对这股逆流必须迎头痛击，才能保卫毛主席，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中央文革。于是，全国，首先从北京开始，以揭批谭震林为头炮，掀起了反击所谓“二月逆流”的新风暴。

　　消息传到哈尔滨，潘复生、汪家道等人认为，工大事件是“二月逆流”在哈尔滨的反映。读者知道，在中国常常有这样一种情况，并且几乎成为一种定律，只要中央出了什么事，就有某些人在地方以此做文章。这一方面是当时上面压出来的；另一方面也是地方领导干部，拥护中央、响应中央、紧跟中央，向中央表忠的一大实际行动，同时是也不排除某些人借此攀高附贵，或排除异己、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极好机会。所以，上面刮什么风、下面下什么雨。这就是许许多多地方领导干部的思维定式和行为定式。于是就有一些人成为某某事件的地方上的代理人，而被打入另册，不遇全国性的甄别或反复，便没有出头之日。

　　当时我和哈师院造反团任万新、胡云飞、杨桂宾、魏醒学等人在一起交换思想，我们的共识是，哈工大刘录等人偏颇，我们对他们的许多做法也很气愤，不过毕竟还是夺权斗争中对形势、对干部的看法不同而出现的意见分歧，应该通过造反派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加以解决。平心而论，哈师院造反团的我们几个头头也不同意成立新曙光造反团另立山头。因为这样容易造成恶性循环。因此，在处理哈工大刘录等人的问题上，我和潘复生发生了分歧。我当时的看法，所谓工大问题是还是内部矛盾，因此在认识上，我的调子升不上去，在行动上，我显得有些笨拙而迟钝，表现得同潘复生不那么吻合。这一点，被细心的潘复生看在眼里，放在心上。

　　二月初的一天，在哈尔滨市北方大厦广场召开的“黑龙江省暨哈尔滨市反击‘二月逆流’大会”上，当工大新曙光造反团代表联系本省实际，把工大造反团刘录等人说成“二月逆流”黑干将，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时，有人呼喊口号，煽动会场的气氛，起哄地提出应该把刘录等人抓起来送进监狱，这时从台下便蹿出事先准备好的公安干警若干人，立即将刘录等人抓到会场进行批斗。这样大的举动，竟然事先不同我打招呼，我一点儿也没有思想准备。后来得知，这是哈工大L个别人试图以既成事实逼着我不得不同意而精心策划的。就这样，轻易地便把刘录等十几人送进了监狱。更有甚者，潘复生还指使人到哈工大宣布哈工大造反团是“右派组织”，“予以解散”。这件事我在事前商量时曾提出过不同意见。

　　就在此后不久，在一次省革委会勤务组成员接见中央新闻单位——新华社、人民日报社、解放军报社、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社、人民画报社、解放军画报社以及省市新闻单位记者的座谈会上，潘复生得意洋洋地大谈其革命经验之后，指着我半带夸奖半带批评地说：

　　“范正美同志这位革命小将很不错，有闯劲，也很有思想，理论水平也很高，但是，还是年轻，经验不足，在阶级斗争的关键时刻，心慈手软，下不了手。”

　　他在这里讲我心慈手软、下不了手，就是指我对“1•31事件”的心慈看法，上不了纲，不能果断地把他们叫做“反革命”，对刘录等人的处理下不了狠手，不能动用专政机关处理他们，希图按内部矛盾处理，对他们进行批评和说教。

　　当时我在一旁听着，感到心跳、脸发烧，也不好说什么，只是腼腆地点头称是。当天晚上，我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我反反复复地琢磨，昨天还是自己的战友、同志，今天要同他们反目成仇，一刀两断，打成反革命，我确实感到心发软，于心不忍，下不了手啊。可又细细思忖：我确实还年轻，见过的世面和风雨太少，阶级观念薄弱，阶级斗争的弦绷得不紧，还是应该好好地向革命老干部学习，大力增强自己的政治嗅觉，提高自己的政治敏感性，努力克服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摇摆性。有这样一位老同志在身边，可学习的东西多的很，不要忽视这个学习条件啊。又想，政治斗争，风云变幻，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多么可怕。这时候，我母亲的话响起：凡事还是谨慎小心为妙，要把目光看得远一些，处事多想想没毛病。母亲还说，慈悲为怀，讲的是大慈大悲，如果做东郭先生也不行。这样一想，真是觉得姜还是老的辣，潘复生言之有理。此后，潘复生，经常在常委会上讲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的故事。我想，这都是继续给我上课，教我警钟常鸣。

　　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在两类矛盾难分难解的关键时刻，我这心慈手软的毛病，却总是驱动我软弱的神经，使我的慈悲之心很难强硬起来、手段很难狠毒起来。到了六月份在反击炮轰派的发展中，面对自己的战友和朋友，我又一次下不了手。但是，在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中，随着当时中央文革的推动，加上潘复生的引导，我对“1•31事件”的看法也随之而逐步升级，做到了与潘复生基本保持一致的地步。不过，终因自己的思想性格，在以后的事变中，到底还是使我走了回头路。

　　哈工大刘录等人掀起的批潘风潮，由于中央对黑龙江省革委会的强有力的支持，接着又于3月初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潘复生的长篇文章，介绍他在中央全会上发言及其以后支持造反派的经验而很快平息。

　　这里我不想进一步再谈刘录等人被捕之后，新曙光造反团依据潘复生的指示，进行肃清刘录等人流毒、开展组织整顿的许多过火的具体做法，而因此打击一大片老造反和革命师生的情况。我觉得这不是我的回忆录应该赘述的东西。

　　从北京回来之后，我决心好好工作，严格要求自己，不当少爷，要做人民的勤务员；不高高在上，要做人民的公仆。在一次革委会休会期间，潘复生很高兴地提出，要给我安排住房，涨工资。同时，他还对在座的革委会秘书石守云——外专造反派学生，一位长得很漂亮的女同志——说，你们都应该涨工资。我听着他的讲话，觉得问题不那么简单。于是我很委婉地说：“这是个全局问题，现在还不是安排我们住房和工资的时候。因为现在革委会还是临时机构，像我们这样的学生，全国恐怕有一大批，还有个上上下下的问题，留谁不留谁，还是个未知数。中央目前恐怕还不会考虑这个问题。”

　　我想，现在给我个人涨工资，这可不是帮我的忙，而是孤立我、把我同群众对立起来。无独有偶，过了不久，在省革委任办公室副主任的一位军代表聂振同志，见玉梅来革委会总是同我挤在一张放在办公室供午休的单人床上，觉得有失他当办公室主任的职责，便替我找了一处住房，要我和玉梅作为临时住房，我也婉言谢绝了他的一番好意。我一直想，要等革委会这个临时权力机构由新的权力机构代替之后，决定我们工作去向时才能谈到这些生活问题。不久，中央对于大专学生在夺权单位任职及其工资问题，发了一个专文。明确指出，关于这类问题应当留待文革后期处理。

　　顺便说一下：我搬到一○九一栋二楼住的时候，办公室曾经把李范五的办公桌抬进来，要我睡弹簧床，我硬是叫他们给我换成了木板床，并要了一个小办公桌。后来调住室，因为大家都睡单人床，我也就跟着大家一样，睡统一安排的弹簧床。但我坚持不要另行安排大办公室，在卧室一旁摆一张桌子就行。后来，东北农业学院造反团头头宋振业当常委以后，他和我住在一起，我们在卧室的外面摆了一张办公桌。

　　文革期间，人们传说我们群众代表有一大批补助。我可以对天说，别人我不知道，我可没有这份享受。就是开会，我们也是自己拿钱吃饭，只是后来党的核心组成立之后，我们开会才同其他干部一样，享有伙食补助。我那时坐小车也是十分注意的，我怕造成不良影响。特别是道路很近时，我对于坐车很反感，觉得不自在，用湖南方言说，一点儿也没有“摆格”的意思。例如，从工人文化宫开会回一○七省革委驻地，只有二、三百米远，潘复生等来回坐车，我都是步行。有一两次下雨，是潘复生把我拦上了他的车。当时我想的很简单，就是不能打倒了老爷来个少爷，让人戳着我的脊梁骨说闲话。

　　从北京回来之初，我和潘汪相处得很融洽。有好几次开会错过了开饭时间，汪家道和我就在潘复生住的三栋的小灶那里用餐。潘复生很客气，经常给我们添上一两道菜，给我夹或让菜，弄得我不好意思。那时侯，潘复生有什么情况常常主动和我聊聊，把他高兴的话说给我听，似乎要同我分享他的福份。记得，有一天上午，我找潘复生办什么事，说完之后，我正要走，潘复生似乎意犹未尽，拉着我坐在沙发上，急忙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一份材料给我看，以欣喜的口吻说道：

　　这是李范五的××的一封揭发信，检举他的生活问题。里面详细揭发了他在这方面的一个细节，以前我还不大相信，根据这份材料看来，这件事确实是真的。

　　刚从北京回来，潘复生对我的意见特别尊重，开会之前往往同我商量一下。比如有一次，谈到学生造反派的安排问题，潘复生对原省委机关工作人员的革命性和工作作风信心不足，大发感慨，想从大专院校中抽调一大批优秀造反派学生和一部分教师到革委会来。我建议他要慎重，因为中央的政策还不明朗，而且这么多剩余机关工作人员到底如何安排，也是个令人头痛的问题，最好再等一等比较稳妥。经我这么说了之后，潘复生认为我言之有理，就把这个打算束之高阁。

　　1967年3月23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发出通知，从该日起，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改称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同时下属的政治委员会、生产委员会、群众工作委员会、人民武装委员会、办公室，开始启用新印章。我被安排到政治委员会工作，任副主任，协助主任张多树工作。我和张多树也合作得很好，建立了比较深厚的感情。

　　我很重视同潘汪的友谊，但是在那个年月，这种友谊也同哈尔滨的早春季节一样，难于保持常温。哈尔滨的早春，东风送暖，冰雪消融，又是春寒料峭，冷暖无常之时。一是我不愿意攀高附贵，授人以柄，说我紧抱潘汪大腿，有攀升之图。所以，开什么会我本应该离潘汪近一点，坐在他俩旁边，但我却喜欢同刘雪峰或宋振业靠拢，坐在他们的对面或侧面。二是我的思想性格，跟不上两位老革命的思路，又习惯于独立思考，不愿意别人左右自己，有什么不同看法，还不会藏着掩着，更不会阿谀奉承。

　　1967年3月份的哈尔滨，春早天暖，街市一片安静、祥和，到处是红旗招展，各单位革委会相继成立，造反派决心要在1967年干出一番新的业绩来，以显示文革的辉煌成果和造反派的不凡努力，各条战线也确实出现了一些令人欣喜的新气象。广大干部与群众，经过去年的反反复复，这回也把美好的祝愿与希望，寄注于今年以至长远。

　　然而，时光易逝，好景难留。到4月中旬，原先一度散去的乌云开始重新聚合，哈尔滨的上空又响起了新的群众斗争的风雷。

　　因为篇幅，我未能述说，在一月风暴中，全国、全省各地并未都如哈尔滨夺权那么船出风顺，而是因为当时党政领导班子分裂，领导干部观点不同、想法做法有别，不同人群对他们及其问题看点看重不同、拥戴不同，不同组织内部及其支持他们的一些领导干部对于如何夺权、谁来领导、谁进班子，分歧很大，意见不一，又缺乏坚强有力的中心人物推动联合或协调，而某些人在风潮中爆发的的自私、贪婪、虚荣、野心，不肯退却，不肯妥协，唯恐天下不乱，妄图渔人之利，又进一步加深了群众的对立和分裂，于是山头林立，难于谋求统一的旗帜。再加上军队的介入，因对干部、群众组织的观点相左，一些地方甚至出现军队支“左”抓“右”，乱捕人，进而引起军民反目，致使情况极其错综复杂，社会一片动乱，国家全面内战。于是出现了冲军事机关，抢夺要政地方，不同观点群众组织打派仗，互相攻击，军队、专政机关动辄抓人，一些地方由文墨纷争便发展到炮火相攻，夺权、又反夺权，互不相让，互不承认，酿起一片纷争，天下大乱。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就是这个时候提出来的。鉴于这种抓人、把群众打成反革命的做法违背《十六条》，于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67年4月，中央军委发布了《十条》，其中心是，对于前一段冲击军事机关和在夺权斗争中出现不同意见的革命群众，不论是学生、工人，还是机关干部，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被关押的一律释放、宣布无罪。

　　这样，根据这个文件的规定，哈工大刘录等十几人，应该立即释放并予以平反。但是，对于这件事却因工大新曙光造反团个别人的意见而遇到了阻力。潘复生只好召集省革委开会，并吸收了哈工大的L××参加。在会上，大家主张按中央规定，对刘录等人予以立即释放并平反。可是L××却提出，给他们平反，不是说明我们错了。于是他建议省革委会要拿出办法来，不要放了一些人，压了另一些人。

　　这里有必要介绍L××其人。L××是哈工大的一名实验员，文化大革命期间，参加了造反团，但不担任任何职务，在大专总部成立之初，也不知何人推荐，竟然成为总部的一名干部。就是这个人，经常穿梭于大专院校之间，大专总部组织大专院校汇报团，因为各院校正忙，陈造反又不愿意出面，他竟然成了总领队，并同周总理一起照相，此后这位哈工大无职、大专总部无名的L××，竟来往于潘汪之中，上上下下，与各大专院校打交道。因此，人们送他一个绰号：赫鲁××，人们这么公开叫唤他，挖苦他，他还是一副嬉皮笑脸，既不急，又不争辩。如前所述，他和陈造反拉竿成立新曙光造反团，他因为在哈工大口碑不佳，也不是头头。然而，因为谁也没有向潘汪说明，他便得到潘汪的赏识。就是这样，这位L××，竟参加了常委会。

　　这时我们大家说，不能说释放平反就是我们夺权搞错了，我们建立的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中央已经批准，这是推不倒的。问题是刘录等人，属于不同意见，不是反革命，我们处理重了。但是工大L××却一再坚持要个说法才行。这时刚刚结合到省革委会的、原省委政法部长赵去非发言说，当时是当时的政策，现在是现在的政策。接着大讲其过去土改、平时司法中的经验。对于刘录等人，这就叫做“抓的有理，放的应该，性质不变，宽大处理”。未等他发言终了，我们大家便忍俊不禁。我当时想，这是什么逻辑，但我没有吱声。这时一直专心听大家发言的潘复生郑重地作出结论。他说：

　　“今天是今天的政策，不能用今天的政策否定过去的政策。也不能用今天的政策压制过去的革命积极分子。过去这样的例子很多。我们在土改时期斗地主就搞错过，后来纠正了，不能允许他们搞反攻倒算。就按赵去非同志的意见办。”

　　我想，潘复生的意见对一半错一半。对的是，我们对不同意见的人搞过头了，应该根据中央政策纠正；错的是，照赵去非的说法去宣布，不但与中央政策不符，而且会产生后遗症。我不敢苟同赵去非的说法，也不同意潘复生这么做。但是，潘复生已经十分明确肯定地作了结论，我便不再说什么，也觉得再说什么也于事无补。殊不知，这样草率处理的结论，使问题不但没有按中央政策加以解决，反而使革委会步入了歧途。如前所述，这是我当时一直存在的一个思想疙瘩，它是我思想性格的反映，在处理刘录问题上，因此受到潘复生的公开批评，这时我的思想又回复到原来认识的基础，并坚定了自己的看法。然而，我在以后工作中并没有表现出来，我觉得这是革命纪律，自己并没有在会上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得在工作中有反对的表示。但是，过不几天我回哈师院，对人胡云飞、杨桂宾、魏醒学等一些同志讲述了这个故事，诉述了我的感受。

　　假道理就是假道理。刘录等人宣布无罪释放了，但是他们对于“抓的有理，放的应该，性质不变，宽大处理”的决定不服，并且根据中央《十条》的精神，派出代表到省革委会上访，要求为“1•31事件”平反，潘汪研究决定要我和宋振业出面接待。我按照潘复生的意见一共讲了五条：

　　“第一、你们要正确对待军委的十条和中央的五条，不要用军委的十条去反对军委那个八条，不要错误地估计形势，军委的十条是坚定不移地支持左派的，是有利于左派不利于右派的。

　　“第二、你们要正确地对待省革命委员会。省革命委员会是广大红色造反者经过半年来的浴血奋战，在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持下，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以后刚建立起来的，经过毛主席、党中央亲自批准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你们必须把对待省革命委员会的态度和对待旧省委的态度严格地区别开来，否则，你们是要犯错误的。

　　“第三、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夺权斗争并没有结束，而是夺权斗争的继续，在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就刮起一股要推翻省革命委员会的妖风。

　　“第四、谁破坏革命的三结合谁就是反革命。

　　“第五、‘1•31事件’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不存在平反的问题。”

　　应该说，前四条尚可成立，而第五条就与中央精神相左了。我这样讲完以后，原以为可能引起一场大辩论。我是刀子嘴、豆腐心，担心在争辩中，自己的情感难以自控，而说露了自己的心底，违背了潘复生的要求，收不了场；没成想，哈工大的上访群众听完我的讲话之后，竟都回校了，传达以后，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反应。但是，刘录等人不服，只是慑于当时总的形势而偃旗息鼓，并没有再搞什么活动。

　　使刘录等人又重新鼓起勇气的是，这时北京邮政学院来了几位学生，他们来到哈尔滨之后，说是经过一段调查，发现了严重的情况，在哈尔滨街头抛出了《对哈尔滨的八点声明》。中心意思是：“哈尔滨有问题”，“哈尔滨现在运动冷冷清清”，“哈尔滨必须大乱”。本来按兵不动的刘录等人，此时似乎感觉来了救兵，一度麻木的神经和冷漠的心情又被激活了，于是对我的讲话发动了猛烈批判的排炮。

　　接着，黑龙江大学校院内也响起了阵阵炮声。

　　黑大红色造反团分裂以黑大革委会成立为导火线。黑大红色造反团组建校革委会，要结合于天放进班子，并且让他担任革委会主任。于天放是原省政协副主席、副省长。他曾经被捕过，事后写过一本《牢门脱险记》，记述其牢狱脱险的故事，曾经引当代青年人为之景仰。但是，在他的干部档案里秘密记载着中央的结论及其使用意见。因此，当黑大造反团派人到原省委统战部造反团去了解情况时，他们被告知于天放不宜做主要领导，省革委同意文革组的认定；另一方面，根据当时省革委会的规定，在哈各大学的革委会一律由省革委会批准。但是黑大成立革委会并未用书面文件报告省革委会，而是突如其来地，由黑大造反团一名负责人R××，到省革会机关口头通知省革委会派人去参加黑大革委会成立庆祝大会。我急忙同潘复生再次商量，潘复生要我对黑大派来的人说：“这样不行。我们对你们造反团是相信的，但是你们应该把成立革委会的材料报上来，这是组织手续。”这位黑大造反团领导人就对我吹胡子瞪眼睛，拍桌子大骂：“你们把我们黑大造反团放在什么地方?你们眼睛里还有没有黑大造反团？”当时出于对黑大造反团的信任，我为了缓和其对立情绪，经同潘复生商定，派了文革组的一名同志前去参加黑大革委会的成立庆祝大会，但我对这位同志交待：“你不能在大会上讲一句话，说一个字。”黑大革委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顶着省革委会的要求成立的，但是因为于天放问题，黑大报送的革委会请示件一直未批。

　　后来我们了解，黑大造反团领导人并未向其他领导人和全团讲清楚上述情况，致使黑大造反团的广大成员对省革委会极为不满，而于天放也因此散布了对潘复生、我和赵去非的许多微词。也就是说，于天放在黑大一些大、小会议上，说了很多牢骚话，其中主要是攻击潘复生用人不当，赵去非在原政法部的工作有问题，也对我与黑大造反团负责人作了一些比较性的议论，言外之意，黑大造反团负责人也非等闲之辈，为什么范能上去，你们不行。在此一段时间，黑大造反团某些人去河南调查潘复生、搜集并整理了几条赵去非的问题，据此指出赵去非有这样几次谈话是错误的：什么造反派是在钢丝绳上跳舞的说法啦，什么造反派初期有不少属于勇敢分子、也不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啦，什么造反有理也是有阶级性的啦，等等。就是在这种情势下，黑大造反团一部分人贴出了几张“炮轰赵去非”的大字报。

　　这就是所谓“炮轰派”的由来。时间发生在1967年4月中旬。

　　在省革委会主要领导潘复生的支持下，黑大造反团以赵玉才为首的一批成员，成立“打倒于天放联络站”，同时对于天放发起了猛攻。黑大造反派就是这样一分为二。

　　与此同时，哈外专造反团对张万春在全省红卫兵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提出了批评，在校园内贴出了一批大字报。

　　在这个时候，哈军工造反团针对黑大、工大、外专的大字报，于4月22日发表声明说：目前在哈市出现的问题是“二月逆流”在黑龙江省的反映。明眼人一看，这里指的就是炮轰派。

　　上述情况，在当时潘复生看来，炮轰派是冲着省革委会来的：“三个人，三方面，三结合”。当时潘汪正在北京开会，得知哈尔滨的上述报告之后，急忙打电话给省革委会。一方面，明确表示支持哈军工造反团针对黑大、工大、外专的大字报所发表的声明。潘汪电话表示哈军工造反团旗帜鲜明，不愧是一支革命劲旅。另一方面，又指示省革委会，认定炮轰的性质是，矛头指向省革委会的“反革命逆流”，在适当时候要组织反击。哈军工的声明发表之后，各高校造反团也纷纷效法发表类似的声明，形成对黑大、工大、外专炮轰派的合围之势。潘汪回哈之后，立即召开了省革委会常委会，给炮轰活动定性为“反革命逆流”，认定其后台是于天放、李范五挑起来的。

　　于天放的情况已如前述。

　　关于李范五有这么一件事被潘复生抓住不放。当时李在黑大农场劳动，由黑大造反团派人看管。人是感情的动物，正是基于这一点，敌对战场上的士兵接触时间长了或多或少就会引起感情变故。天真纯朴的青年学生同李个别接触，久而久之，彼此之间增进了了解，加深了感情，谈话也就比较随便了，李给看护他的造反团监管人员讲过去革命的故事，同时随机也告诉他们，在文革中揭发他的有一些事实并不是那么回事。于是，这几个小将对李产生了好感，萌动了人类同情之心，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弦开始松脱。在过春节这样一个当时誉为群众开心之日、敌人难受之时，在没有给任何人打招呼的情况下，天不怕地不怕的这些小将，竟然偷偷地放李范五回家与家人团聚，在家过春节。这件谋计极严的事，终于被省革委会保卫组的人知道并向潘汪作了汇报。这在当时是件了不得的大事。于是潘复生把工大有人给我贴大字报，外专有人给张万春贴大字报，进一步联系黑大炮轰赵去非的事实，认为这是李、于两人为代表的一小撮走资派煽动起来的、矛头直指省革委会的“反革命逆流”。在潘复生的亲自指挥下，由赵去非配合，首先向于天放开刀。

　　说实在的，当时我虽然对工大对我的大字报并未放在心上，但是，当听到李范五的情况之后，又进一步了解于天放的情况之后，我在整体上是认同潘复生的，也跟着对黑大炮轰活动上纲上线，认为应该“揪后台”，确认唯有如此，才能平息这场风波。

　　在这种情况下，潘复生领导省革委会在两个方面作战：

　　一是动员我们群众代表出面成立“捍卫革命三结合总指挥部”（简称“捍联总”)，并指定我和聂士荣、宋振业等人负责；

　　二是部署批判李范五、于天放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一系列活动，用以瓦解炮轰派。

　　根据这个部署，潘复生坐镇指挥，于4月27日在八区体育场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击资产阶级“二月逆流”誓师大会，揪斗于天放，斥责于天放是“二月逆流在黑龙江省的急先锋”，钻进我们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并在会上当众将于逮捕，投进看守所。

　　5月3日，于天放在看守所自杀身亡。第二天上午，我被邀到三栋潘复生办公室，潘复生、汪家道把于死后的拍尸照片指给我看，以证明其“畏罪自杀”之实。其后，根据潘复生的意见，以省革委会的名义，向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呈报《关于于天放畏罪自杀情况的简要报告》。于天放的死，更激起潘复生和我们的同仇敌忾。

　　然而，黑大、工大、外专等院校红色造反团顶着“反革命逆流”的帽子，毫不示弱，他们感到他们的革命人格受到莫大的侮辱，派人到处求声援，他们首先说动了哈军工、林学院、哈建工等造反团的一部分人，并且改变口号，把矛头集中在赵去非一人身上，正式成立炮轰赵去非联络站。于是，在这些院校（哈师院不久以后）的造反团内纷纷成立新的战斗队，打起“野战军”的旗号，逐步脱离总团领导，与黑大炮轰派互相配合。

　　这样，在哈尔滨，出现了新的两大阵营：一边是捍联总；一边是炮轰派（联络站)。

　　这里应该特别提到哈军工造反团。在哈军工，批判27人大字报，加上游兴懋事件出来之后，军工造反团以杜美平为首，成立了井岗山兵团；另一些人对团内持有不同意见，自称山下派，以边士军、冯昭逢为头。两部分人观点不同，意见针锋相对。潘复生、汪家道几次做双方工作，收效甚微。后来井冈山兵团成为捍联总骨干，山下派加入了炮轰派。军工问题一直由潘复生、汪家道亲自解决，我们群众代表也没有一个人插手，所以上述情况我只能是描述了一个很不全的外景，敬请读者原谅。

　　以“揪后台”瓦解炮轰派为战略指针的打击炮轰派的“反革命逆流”活动，不但没有平息“逆流”，反而愈演愈烈。有两件事情不能说没有关系：

　　一是人民日报于4月2日发表了一篇社论《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社论在肯定他们在初期的贡献以后，指出当前他们又立了新功，在使用6个排比句式之后加以概括，提出“革命小将的英雄业绩，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他们不愧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他们始终体现了革命的大方向。”社论指出，对革命小将必须作阶级分析，由于我国是小资产阶级人数众多的国家，各种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思潮必然反映到革命小将队伍内部中来。所以他们中的一些人如果不注意思想改造，也可能犯错误。但是，必须指出，“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冲锋陷阵的千百万革命小将的本质是好的，主流是好的。”

　　二是“打于站”成立后不久，潘复生通过文革组召集他们一共30余人，到一○九一栋会议室座谈，陪同潘复生的还有汪家道和赵去非以及文革组的负责人，我因为有事没有出席。后来听文革组的同志告诉我，潘复生对打于站成立参加座谈会的人员说了很多表扬和激励的话，最重要的观点是：“你们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是黑龙江大学的未来，也是黑龙江省的未来”，他们（指炮轰派）“不是真正的造反派，是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的后面有人支持，要揭露和批判。”这种座谈会，没有研究如何化干戈为玉帛，启发他们去争取和团结不同观点的人，而是发动进行批判式的清剿。

　　潘复生的讲话在黑大传达以后，激起炮轰派极大的愤怒：这不是做工作，而是拨弄是非，离间造反派。

　　在炮轰派看来，前者是福音书，后者是对他们进行新的迫害的信号。令他们不忘的是，这个社论还有这么一段话，给他们以无限的鼓舞：

　　当前社会上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革命小将玩弄阴谋诡计，在革命小将之间拨弄是非，拉一批，打一批，妄图分裂革命小将队伍，将革命小将引向邪路。同时，他们贼喊捉贼，把那几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者一贯主张的在干部问题上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反动政策，强加在革命小将头上，攻击革命小将。他们勾结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抓住革命小将的某些缺点、错误不放，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全盘否定革命小将的大方向，甚至操纵已经垮台的保守组织进行翻案活动，把一些革命小将重新打成“反革命”。

　　“把一些革命小将重新打成‘反革命’”，这是当时哈尔滨造反派最注意的一件事。所以，由黑大掀起的炮轰运动，开始只是几股溪流，此时已经成为流淌在哈尔滨地上的滚滚洪流。此时的潘复生，真是欲按葫芦，又起来瓢。哈市的炮轰派令人心焦，又起来个鸡西问题、电机校问题、省医院问题、北方大厦问题，等等。这些地方主要是“支左”看法不一致。而以鸡西问题涉及面广。

　　所有这些地方，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认定一派是左派，另一派是右派。被定作右派的不服，誓死也要翻身，最低也要求个平起平坐，所以越压越不服，越压同情者越众。暴力是政治的产物，但是，当反抗暴力的人起来之后，人们总是同情那些反抗者，目前的炮轰派就遇到了这种境遇。

　　在对待鸡西问题上，省革委会派去的文革组以及省军区派去的支左部队，同军工造反团山下派的观点发生了严重分歧。鸡西有个“红联总”(红色造反团联合总部)，还有个“三司”（红色造反者第三司令部，以与红联总及另一个组织相对）。由于双方各仗着有人支持，两派对立十分尖锐。而5月1日，省革委会在潘复生主持下，作出决定，请示中央宣布“三司”为非法组织，并同时派出由各大专院校造反派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赶赴鸡西。哈师院也派出了以董振山为首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由于“三司”有军工造反团的支持，加上各大专院校的声援，致使两派对立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从4月中旬到6月初，我按照潘复生的旨意，作为“捍联总”的总负责人，开展了许多反炮轰派的活动。不过，我力图做说服工作，争取炮轰派改变做法。四月下旬，我对黑大炮轰派说：“我们欢迎你们对赵去非同志批评、揭发。对赵去非同志有意见，希望你们把意见送到革命委员会来，最好是你们把你们的意见送到大专总部去，你们和14所大专院校商量一下。”直到5月27日，我在哈市工人文化宫，召开过一次各单位造反团负责人会议，从四个方面，力图说服炮轰派。我用约一半的时间，讲“当前炮轰活动究竟对谁有利”，其出发点是：我是造反派，我不希望造反派分裂，我也不能举起榔头和猎枪打我自己的兄弟。但我的讲话精神基本上还是潘复生所定的基调，我一共讲了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想一想去年“9•7”大反复，今年“1•31”反革命事件，看看现在。

　　我说：去年“9•7”反复，攻击军工造反团，打出了三张王牌：一是攻击军工造反团有人诬蔑毛主席岁数大了，话说多了，也不一定都对；二是攻击军工造反团说《十六条》是框框，也该打破；三是攻击军工造反团把陈雷打坏了肋骨。“1•31”反革命事件也打出三张王牌：一是潘复生没亮相；二是学生领导工人，学生篡权；三是工人造反派受压。所以，它们是完全否定革委会的。因此应该看明现在出现的问题的实质。

　　第二个问题，逆流究竟从何而来？我列举了如前述的情况，说明逆流来自刘邓、李范五、于天放之流。

　　第三个问题，当前炮轰派的活动究竟对谁有利？对此，我说了四点：

　　第一、当前炮轰赵去非的活动，扭转了斗争的大方向。赵去非有缺点错误，但不是走资派。应该把矛头对准刘邓路线，而不是新生的革委会；

　　第二、炮轰派的活动破坏了无产阶级革命大联合，致使亲者痛仇者快；

　　第三、炮轰派的活动破坏了抓革命促生产；

　　第四、造反派分裂牛鬼蛇神乘机出笼了。

　　最后一个问题，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逆流。要把运动的大方向紧紧地掌握住，要揪住其罪魁祸首，深入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高举革命大批判的大旗，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高举革命大联合的大旗，高举抓革命、促生产的大旗，打击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打击“三军一团一队”的残余势力。

　　我引用上述讲话提纲，说明我当时也是坚定的打击炮轰派的，不过我在做法上，力图集中批走资派和其他牛鬼蛇神，而不要把鞭子抽在造反派的身上。我的讲话，被当时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红色造反团按录音整理，他们印发了一个详细摘要，历史研究者不妨查阅。

　　但是，我的思想性格和我的政治良心，使我重新思索问题的是，处理“6•5事件”之后，我这个“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哈工大有人贴我的大字报时，街头上到处贴出这样的大字块：范正美同志是坚定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再也不能充当捍联总的领导人了。

　　1967年6月5日下午四、五点钟，省革委会办公室得到报告，哈军工造反团山下派约二、三十人，要到省革委会驻地一○七来，要求潘汪接见，并汇报鸡西问题。经过分析研究，认为他们可能要纠缠潘汪，有可能导致省革委会办公瘫痪。为避免被动，潘汪要我出面接见他们，并相机处理。

　　在当时，潘汪和革委会机关认为，军干群三方面，我可以算是第三位领导人，潘汪认为，由我出面已算是对他们的最高礼遇了。说实话，在文革中直接接触群众，对很多干部来说总有顾虑，因为一句话甚至一个词没说好，或说错了，就可能全盘皆输，或弄得很被动，甚至声名狼籍，威信扫地。我知道潘汪也是这个心态，这对于我来说真是件苦差事。我当时理解潘汪的心情。不过，我并没有害怕，因为我来自群众，完全相信群众是通情达理的，只要我注意尊重他们，不摆官架子就行了。大约过了一个来小时，军工造反团山下派的代表排着队来到一○七，声言要求潘汪首长接见，并向他们汇报鸡西情况。我示意收发室让他们进院来。这时省革委会政研室的人已替我写好了一个讲话稿。我浏览了一下，觉得这个稿根本不能用。因为它通篇是斥责他们的话，不是说他们在鸡西生事作乱，制造武斗，就是指责他们破坏抓革命、促生产，而且好几处用词上纲上线，批他们的“反革命”、“破坏行为”。我觉得，这不是讲道理，做疏导工作，而是扣帽子、以势压人。当时我想，断然不能用这个稿子。不能激化矛盾，只能因势利导地做工作，同时我认为，这也不是我这个群众代表应该讲的，如果照本宣科，非砸锅不可，弄得不可收拾。炮轰派反对，潘汪怪罪，两边不是人。于是我甩开了稿子，以一个群众代表的身份讲话。我态度诚恳，和颜悦色。先表示欢迎大家关心省革委会的工作，关心全省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接着我说，大家有情况要向省革委会汇报，潘汪首长委托我接待大家，大家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可以跟我讲，我会如实地向潘汪首长汇报。他们七嘴八舌，反复坚持地对我说：

　　“我们要汇报鸡西问题，必须找潘汪首长。一定要请潘汪首长亲自接见。”

　　我说：“关于鸡西问题，省革委会已经派出了宣传队和省文革组的同志去那里，他们搞了许多调查，情况潘汪首长已经掌握了。”

　　这时他们之中有人抬高声调，你一言他一语，大声喊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情况完全相反。”我连忙解释，他们就和我辩论起来，“革命委员会为什么这样怕见群众？”“怕群众，这和旧省委有什么区别？”

　　我妥协说，你们多数人回学院去，留下两、三位同志作代表。

　　“不行，革委会还怕群众么?”来众七嘴八舌地喊道。

　　我见他们坚持要求，我同他们继续说也是枉然。再说，没有潘汪的授权，我也不好再作什么让步。于是我同他们挥手作别，便离开了现场，回办公室见潘汪汇报情况。我一转背，就有人高声喊道：“潘汪不接见，我们就不走！静坐开始！”

　　就是这样，这些军工山下派来者在省革委会驻地席地而坐，宣称直到潘汪接见为止。

　　这就是潘复生后来口口声声向周总理汇报的所谓炮轰派“6•5冲击省革委会事件”的始末。

　　“哈军工炮轰派在一○七（省革命委员会）院内静坐了!”

　　“静坐已经半天了！”

　　“静坐已经24小时了！”

　　“静坐已经48小时了！”

　　……

　　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哈市，又由哈市传到外市县。据保卫部门说，当日苏联广播电台连夜作了广播。

　　一○七院外，围观的人越聚越多。6月6日，省革委会常委在潘复生主持下，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付静坐炮轰派的对策。根据大家的发言，潘复生总结为三大对策：

　　一是紧急调动动力、平房两个区的工人捍联总进驻院内，保卫一○七，同时调抗大机械战校(原哈市机械中专)的捍联总进驻一○七四栋楼内，以阻止炮轰派突然进楼；

　　二是紧急加强省革委会的警卫部队，派一个加强连到一○七、一○九，保卫省革委会机要部门；

　　三是在适当的时机，把静坐炮轰派“起出”一○七大院。这时，外面的炮轰派也派出联络员同院内静坐者保持联系，在市内宣传，声援静坐者。

　　在这种情况下，省革委会驻地四栋院内外聚集了数千人，数百平米的院落，里里外外、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人山人海。静坐的炮轰派被围在核心，和包围的人们比较起来，他们显得放松得多，一个个男儿正襟危坐，进一步打起了精神，有一股子神态：且看包围者如何动作。但是双方都没有什么行动，互相对对方可能采取的对策保持高度的警惕。院子里只有包围人众在悄声议论着什么，有一种可怕的战斗前的寂静。参入包围的是听指挥的国营工业企业产业工人，他们想的是保卫新政权，随时听命要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静坐者是一群青年学生，他们想的是正义、公道、民主，只不过要求潘汪首长接见。对前者来说，青年学生革命太过火了；对后者来说，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包围。

　　这种难堪的局面本来是潘复生一手造成的，也是不难解决的，但潘复生心急火燎，便于6月7日下午，再次召集捍联总在一○九一栋一楼会议室开会，全体常委出席。这是一次安排对静坐炮轰派动武的会议。

　　会议室的西北角架起一块小黑板，供指挥员讲解战术画图用。潘复生首先作了动员和部署，论述事态的严峻性、紧迫性和危害性。他说，决不能让炮轰派继续呆在一○七大院，必须坚决将他们“起出去”。否则不但影响省革委会办公，而且还会影响全局，带来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他提出要调动院内的捍联总，分片对静坐者实行分割，然后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同时动作，将他们一个一个架出一○七。同时警告大家要防止院外的炮轰派冲进革委会大院，同静坐的炮轰派内外结合，扩大事态。开始潘复生让我按他的部署讲解一下具体操作步骤，我赶紧上前，按着他刚才说的意见，在黑板上比比划划讲了一阵。汪家道觉得我没有说明白，便走到小黑板前，亲自一边画图，一边讲解潘复生的作战意图。就是这样，潘复生、汪家道拿出了他们曾经用来对付国民党反动军队的作战方案，用来对付要求他们接见而遭拒绝实行静坐的二、三十名学生。潘汪亲自策划和指挥，全体省革委会常委批准，以抗大机械战校捍联总学生为后卫，以平房、动力捍联总工人队伍为先锋，在一○七四栋二楼架起广播喇叭喊话指挥，几千工人动手，把炮轰派架走的战斗方案就这样正式付诸实施。

　　黑龙江省文革史上省革委会一、二把手具体策划和坐镇指挥的武斗在省革委会院内发生了。我当时被指定到四栋二楼坐镇指挥广播。但是，在如此大的部署和战斗打响以后，我震惊了，我退缩了，我的良心发抖了。我开始重新思考，我觉得炮轰派以静坐的方式强行要求省革委会主要领导接见，对待省革委会的态度固然不对，但他们是群众，省革委如此对他们大动干戈，大打出手，是在犯大错误。我的脑海翻腾，心跳加速。思想的动摇，必然导致行动上的迟缓和呆滞，我不再向前了。我这个前线指挥员，借故走下了指挥台，擅自离开了指挥前线，成为在地上度步的徘徊者。代替我冲上去的是哈工大那位L同志。这戏剧性的变化，并没有影响院内的作战运动。不过以后有人向潘复生打了小报告。潘复生对我警觉了。

　　炮轰派没有反抗地被“起”出了一○七大院，所有从平房调来的捍联总工人队伍也都撤走了。但是静坐者他们留下10多人，依然端坐在省革委会的门外、马路对面一边的台阶上，表示要求潘汪接见的决心毫不动摇，这在潘复生看来，仍觉得不能容忍，他一定要除去这块心病。

　　正在这余波未息的情势下，6月8日，中共中央批准了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申报的常委名单。批件回到哈尔滨。潘复生认为这是天赐良机，认为这是中央在关键时刻再一次对黑龙江省革委会表态，是一根压制炮轰派的煞威棒。于是决定予以立即广播，以长省革委会的威风，鼓捍联总的雄心，挫炮轰派的锐气。高音广播喇叭不停歇地连续广播新批准的省革委会29名常委名单。为了后面一些事情便于叙述，这里转述如下。他们是：

　　潘复生(主任委员)、汪家道(副主任委员)、赵去非、关舟、燕文卿、陈俊生(原省委常委、副秘书长)、解云清(原省委常委、财贸政治部主任)、于杰(原省委书记处书记)、陈剑飞、王逢源(原副省长)、陈海山(原省总工会副主任)、王维之(原松花江地委第一书记、松花江地区革委会主任)、余弘达(原巴彦县委书记)、于军(原绥棱县半脱产副县长、县革委会副主任)、唐金枝(原宁安县半脱产副县长)、范正美、刘雪峰、宋振业、聂士荣(哈尔滨锅炉厂工人、厂造反团负责人)、孙宝生(哈尔滨伟建厂技术员、厂造反团负责人)、王文国(齐齐哈尔北满钢厂工人、厂造反团负责人、齐齐哈尔市革委会委员)、韩潮(原林业厅管理员、厅造反团负责人)、郭强(省军区政委)、游好扬(驻军军长)、张武(某军政委)、张万春、张多树(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张魁印(省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毛远新。

　　潘复生把这些名单的广播，当歌碟似的放了一遍又一遍，但是静坐的炮轰派并没有因此卷旗撤退，潘复生也因此想出了新招。

　　我在前面说过，哈军工造反团负责人几易其人。当时哈军工革委会的实权掌握在山下派手里。于是，山上派领导人策动再夺权，来找潘汪和我，潘汪立即表示全力支持，我也没有表示反对，用的是一种中性语言。潘汪认为，由山上派夺权是端炮轰派的老窝，可收“围魏救赵”之功。但是在做法上，我和潘复生的意见又不完全相同。我认为，这事应由哈军工造反派自己解决，省革委会不宜插手，特别是不能直接指挥捍联总，调动工人和其他院校的捍联总，这样有挑起群众斗群众之弊。而潘汪则坚持调动平房等工人群众打援，帮助哈军工山上派夺权，鉴于我有不同意见，潘汪便把这一“光荣任务”交给了韩潮。

　　韩潮是林业厅的一名管理员，父母先后被日寇杀害，14岁参军，文化不高，是部队文化教育培养的高中生。复员后，长期同工人打交道，说话骂骂咧咧，说到要害处，常常不离他妈的几个脏字，给人一种粗俗之感，开始接触很难接受。身高一米八有余，膀大腰圆，虎里虎气，自称党指挥到哪里，就冲到哪里。在他看来，潘汪把如此调动平房工人大军的任务交给他，以为这是党的信任、首长信任、省革委会的信任。于是，在潘汪亲自策划和指挥下，哈军工山上派于6月9日，借助于平房2000余名工人捍联总的支援，一路冲进哈军工56号楼，夺了哈军工革委会的权，山下派为了保卫革委会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双方发生了武斗，造成了流血事件，人财两伤。这件事，也被苏联电台广播，但是潘复生不能说。

　　一不做，二不休。潘复生乘胜前进，又指挥捍联总于同一天，将在门外对面街上静坐的军工山下派架上大卡车拉至远处。

　　6•9不久的一天上午，军工造反团山下派，排着整齐的6路纵队，冒着大雨，迈着沉重的步履，唱着国际歌，从校门出发，由东至西在大直街上游行，许多成员泪水和雨水，沿颊而流，观看的市民见状，不觉潸然泪下。亲眼目睹这一切的哈师院副院长陆辉，后来对杨桂宾十分感叹地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没有这样对待学生啊。”

　　炮轰派因要求潘汪接见遭拒而静坐，因静坐而遭潘汪组织群众围剿，被清理，被工人捍联总夺权，革委会发动了一连串的武斗，在哈尔滨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原来许多人从政治上考虑，认为革委会是新生事物，不能与旧省委相提并论，觉得炮轰派虽然有可以同情的一面，但考虑大方向，还是采取支持省革委会的态度。但在“6•5事件”之后，社会的舆论便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从而加快了造反派的分裂。那些热血方刚的青年学生，满怀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反修防修、使五星红旗永不变色的豪情壮志，面对工作组的高压毫不低头，高呼“钢气节，英雄胆，撒热血，捍江山”，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在去年反复中，面对“三军”的围剿，表现出不怕鬼、不信邪的气概，对如今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区别于旧省委的省革委会对他们放肆大动干戈，心情岂不震颤；特别是那些见火就着的刚烈青年男女，对此更是感到义愤填膺。于是，他们奔号于院校之间，诉诸于社会各界。

　　对6•7清剿事件的余怒未消，平地又发生了6•9夺权的流血事件，6•9遣散事件，社会舆论一片哗然，省革委会的新权威开始贬值。省革委会机关干部原来似乎一致对外，现在出现了不同看法，特别是来自造反派的学生们的意见和不同看法，也由水底浮出了水面，由秘密地个别交谈开始转向公开议论，寻求共识和同志了。这时，知道我有不同想法的人，纷纷向我倾吐真情，使我知道了省革委会外面我闻所未闻的情况，听到了群众的心底之呼。但是，我正告他们不要轻举妄动，一定要顾全大局。当时，我主要有两点考虑：一是我想做做潘复生的工作；二是因为革委会根据潘复生的指示，已经搞过好几次清理，凡是对捍卫三结合有所动摇或稍有异议的人就被送回原单位。这些被清理回原单位的人，就要在政治上受到种种不公的待遇，特别是已经结合的干部就要再次打入另册了。

　　得知这些情况之后，我一方面意识到自己前一段严重脱离群众；另一方面也使我头脑更加清醒：我的思虑是对的，同时也有一种后怕的感觉，庆幸自己开始觉醒。这些日子里，我经常失眠，在床上辗转，考虑自己是造反派推举出来的，要为造反派说话，决不能站在革命群众的对立面，当镇压造反派和革命群众的帮凶和打手，宁可自己丢官，也一定要以造反派给我的地位和影响做工作。为此，我向当时给我当秘书的汪世英说出了我的这些想法。他表示完全理解和支持，不过，我告诫他，不要轻举妄动，因为他是小兵，以免挨整。

　　在表面上，炮轰派的活动据点被潘复生一个个拔掉了，不知他作何感想。也许他以为，控制了哈军工，就是控制了哈市学生。然而在我看来，他留下了镇压群众的铁证，使自己陷入了错误的泥潭，且越陷越深。

　　古往今来，高压出正气，中外亦然。哈军工炮轰派丢掉了56号楼，失去了支持自己的革委会，丧失了指挥所，一举一动所需经费也受到了严格地限制，炮轰派在军工不能施展其志；黑大炮轰派因于天放自杀、“打于站”得势，难以开展大动作。所以，原来炮轰派集结的这两所院校现在不便他们活动了。炮轰派又找到了新的支撑点——捍联总比较薄弱的哈建工的土建楼。潘复生一个个端炮轰派的据点，正好画出了炮轰派队伍逐步扩大的轨迹。炮轰派失去了活动据点，却赢得了越来越多群众的同情、理解和支持。炮轰派的波浪在群众中涌动。这种人心对比的变化，是潘复生没有看到的。

　　哈建工位于南岗大直街的中段，是哈尔滨的中心地带。哈建工造反团原来也属于捍联总的部下，因为6•5事件，6•7清理，6•9夺权，6•9遣散，造反团的主要领导人陈永万、孙铁东等举旗领导多数人参加了炮轰派，一部分头头领着少数人继续以捍联总为伍。

　　炮轰派在哈建工主楼支起高音大喇叭，成天价地在那里揭露6•5事件、6•7清剿、6•9夺权和6•9遣散真相以及发表群众的各种评论。这里离一○七并不远，只要绕过北方大厦，省革委会一○七大楼高耸的红旗便可以映入眼帘。炮轰派这样撒泼式的大广播，就等于天天向潘汪头上泼赃水，给省革委会摸黑脸，自然成为潘汪的眼中钉、肉中刺，不堪容忍。于是，潘复生再次调动捍联总，于6月21日，发动了对哈建工炮轰派所在的土建楼的夺楼攻势。他们在省革委会常委会上煞有介事地说，现在搜集到的情况表明，炮轰派已经在楼内装有电台，天天与苏修联络。必须把这个反革命据点拔掉，否则，反革命甚嚣尘上。并据韩潮后来说，他们把这个情况还报告了周总理。这一天上午，潘复生通过韩潮，调动抗大机械战校和发电厂工人捍联总，由潘汪遥控指挥，韩潮等人带头，拿着大棒冲进土建大楼。据韩潮后来自己讲，他是顶着抽屉，抡着鞋片子一路“劈呖趴垃”打进去的。由于炮轰派拼命抵抗，双方发生了严重的武斗，并因此造成建筑物和仪器设备的极大损失，双方都有很多人受伤流血。

　　来自哈工大的那位L××（请读者注意，他这时也不是捍联总的什么头头，却总是不邀而至），在攻进哈建工楼后的当日中午，头上缠着厚厚的白纱布，大摇大摆，神气十足，英雄式地从阵地走下来，走进省革委会驻地一○七，在四栋门口碰到我，带着得意的微笑，喜不自胜，比划着诉说他在“攻打建工楼”时，如此这般地英勇顽强，冲锋陷阵，所以被炮轰派打的头破血流的经过。我没有吱声。心里说：是你们进攻人家挑起来的武斗，有何面目见人。

　　这时候，我似乎才恍然大悟，前一段，潘汪对炮轰派用的是激化矛盾的办法，引导炮轰派犯错误，然后力图抓住对方的辫子，加以致命的打击。我越想越觉得这样下去省革委会要犯大错误，黑龙江人民灾难临头。当晚，便把我的这个想法，跟在省革委会政研室工作的任万新和军代表D某两人谈，他们一致同意我的看法，同时为我的觉悟深感高兴。这进一步增强了我要做潘复生工作的决心。

　　于是，6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在一○九三栋潘的办公室里，我找他谈心。我对潘说：

　　“我有一些想法，想跟您谈谈。”

　　“好啊！”潘复生很感兴趣地说。

　　“这是一些不太成熟的想法，不对的地方请潘政委（潘复生当时受命为省军区政委）指正。”我说，“炮轰派有错误，他们把矛头对着省革委会，这是方向性的错误。但是，特别是最近以来，群众对省革委会处理炮轰派也有一些意见。我想，您一定也会有所耳闻。6•5事件以后，接连发生的6•9、6•21这样的事情，我们这样对待炮轰派，我总觉得不大妥当，请您考虑。”我当时抱着很大的期望，以为潘复生对我是看重的、信任的，看样子愿意听我的谈话。于是我试着往深里说：

　　“毛主席说过，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如果搞过了头，就要搞到自己头上。我觉得，我们对待炮轰派，也应该注意这个问题。我觉得，为什么炮轰派问题，长期不能解决，而他们越来越嚣张，是不是应该考虑我们的做法、我们的政策，是不是有些偏差。不过，我也有很大责任。我是群众代表，可以由我出面来做工作，省革委会对待炮轰派的问题可以由我出面来承担责任，我愿意把责任揽过来。”

　　潘复生听到这里，眉头紧皱，瞅了我一下，没吱声，我见他似乎在想着我说的话，便又说了一句：

　　“这个问题，最近我反复想了又想，请您斟酌一下。”

　　潘复生还是不吱声，我觉得，问题点到这里很明确，便转身离开了他的房间。

　　出门之后，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认为我向潘复生毫无保留地交了心、交了底。后来我才认识到，这是我阅历太浅，把复杂的政治看得过于简单的缘故，天真烂漫，过于书生气了。

　　从潘办回来之后，我首先找宋振业，正欲开口，想不到宋说：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最近回了几趟农学院，下面造反派对省革委会很有意见，认为这么对待炮轰派，省革委会要犯大错误。他们还批评我们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告诫我们不要高高在上，要经常到下面走走。”

　　这期间，我也经常回师院，我的那些老造反战友都与我有同感。我和宋振业所在的院校，因为我们两人的关系，在前段还极力为省革委会辩解，总团还是捍联总，但也出现了“野战军”，同总团有分有合。在哈师院，因为我的原因，成为坚决的捍联总，以致于给哈师院送了一个绰号——“喳院”，意思是说，我们师院在这次斗争中完全站在省革委会一边，没了从前那股子独立思考和革命闯劲，甚至到了不分是非、颠倒是非的地步，就像清朝末年那个李公公对待慈禧那样言听计从。哈师院的广大师生为此承担了很大的压力，因为我蒙受了侮辱。他们对于我的觉醒感到十分高兴。一个个说：这才是我们的范正美！不过，我也告诉他们要提高警惕，防止有人搞小动作，落入被动。

　　同周围的人交流之后，我感到心里重新燃起了一盏明灯，找回了自己的政治良心。这使我认识到，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要想使人跟你讲真话，必须你首先同别人讲真话。正如俗话所说，你怎么对待别人，别人就会怎么对待你。为了同别离半年来的战友们拉近距离，我给哈师院造反团写了一封信。我在信里写了这样几句话：

　　目前全国全省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每一个造反派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这种情况下，要注意有人利用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要警惕有人把革命小将重新打成反革命。

　　这些话传到潘复生的耳朵里，便打电话找师院革委会主任穆国兴。我在前面说过，穆国兴是哈师院原党委宣传部长，在文革初期就和我们站在一起。潘复生先是找师院革委会全体成员到一○九座谈，不问他们有什么想法和意见，而是批评师院革委会“动摇”，并暗示是受了我的影响，当他们提出对省革委6•7、6•9、6•21的意见之后，潘复生认为师院革委会是搞折中，所以，对话未取得什么成果。潘复生又找穆国兴个别谈话，要穆做我的工作，教我不要看错了形势，不要骄傲。穆提请潘注意听取小将意见，他的话是有道理的。潘认为省革委会没有过错，当然也可能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整体上没什么问题。他说：

　　“范正美还是年轻，在关键时候心慈手软。你要多做做他的工作。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不要犯错误。”

　　对于潘的谈话，我们哈师院造反团进行了反复、认真地学习和讨论。认为事情的性质在6•5事件后发生了变化。6月5日前，炮轰派有错误，是矛盾的主要方面；6•5事件之后，省革委会采取高压，连续发动三次武斗。这是严重错误，应该指出并帮助加以解决。但是，大家认为，我还是应该尽力说服潘汪，争取让他们主动调整政策，由被动争取主动，并建议我给他们担担子。促使我进一步鼓起勇气做潘复生工作的是当时全国引为震动的一件事。

　　6月7日，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作出了《关于认真转变作风的若干规定》，提出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革委会的全体成员，必须带头学好毛主席著作，必须牢记毛主席关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导，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思想上、工作上、作风上、生活上都要实现革命化，处处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坚决反对特殊化，坚决反对一切脱离群众的作风。为此，他们具体规定了十条：

　　一是禁止给革委会的成员歌功颂德，禁止贴恭维革委会成员的大字报和大字标语；

　　二是未经集体讨论，革委会的成员不能代表革委会到处讲话;

　　三是革委会成员出发或参加的群众集会不要迎送;

　　四是革委会成员要拿出一定时间参加体力劳动;

　　五是革委会成员不得以个人名义赠礼受礼;

　　六是革委会成员的名字，一般不登报;

　　七是革委会成员要艰苦朴素，不准铺张浪费。因私事不准乘坐公家汽车;

　　八是革委会成员要拿出一定时间，亲自接待群众来访，亲自处理人民来信;

　　九是革委会成员要经常到群众中去，以甘当小学生的态度，召开调查会、座谈会，听取意见和批评;

　　十是革委会要拿出一定时间进行小整风。

　　为此，《红旗》杂志发表《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评论员文章，高度评价了这件事。提出：

　　摆在各级革命委员会面前的问题是，坚持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争取和团结群众和干部的大多数，深入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造成的恶劣影响，完成本地区、本部门的斗批改，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6月26日，《人民日报》在转发上海革委会《坚决学习和贯彻〈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认真转变作风的若干规定〉》的文件的同时，转发了《文汇报》和《解放军报》为此发表的评论，还配发了编者按。提出在新的形势下，各级革委会，各级群众组织的负责人，都面临严峻考验。

　　对于这些文章，我认认真真、反反复复进行了学习，联系自己思想工作实际和黑龙江省的当前情况，颇受震动，对前一段工作失误，有一种切肤之痛的感觉，极大地激励我要向潘复生进一步做工作的决心。我曾经试图通过学习山东的经验，推动省革委联系实际，考虑自己的问题。然而，潘复生压根儿瞧不起山东。

　　7月12日下午，我从师院回来，再次找潘复生谈心。潘复生说：“我们个人不用谈了，你好好准备一下，明天你向全体常委谈谈，再听听常委大家的意见。”

　　于是潘复生约定第二天即开会听取我的意见。我回到办公室，先找宋振业。宋建议我再找全体群众代表开个会，争取大家的支持。于是，当天晚上，我把当时在革委会的全体群众代表，他们是聂士荣、韩潮、孙宝生、刘雪峰、宋振业等，找到我的办公室，我把我的想法向大家作了介绍，他们异口同声地表示完全同意我的看法，并表示完全支持我。这使我和宋振业大受鼓舞。第二天一上班，全体常委一个不少地参加了会议。潘复生说明会议议程，要我发言。我说：

　　“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来，特别是在潘汪首长的领导下，抓革命促生产，在各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对此必须充分肯定。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4月份出现炮轰派问题以来，我们在对待炮轰派这个问题的处理上，实际上是我们省革委会如何对待群众的问题。我觉得逐步发生了一些偏差。应该指出，炮轰派对待省革委会的根本态度是错误的，是政治性的，方向性的，必须严肃指出，教育他们承认错误。应该充分肯定，在这方面，省革委会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我们毕竟应该承认，炮轰派还是造反派、左派犯的错误，或者说是犯错误的群众。对于他们的缺点错误也应该相信他们会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逐步加以改正的。6•5事件之后，我们支持捍联总对军工、建工夺权，对他们采取高压，以致于矛盾激化，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使问题越来越严重。这就不能不检查我们的方针政策是不是有问题。我觉得近来发生的“6•9夺权”、“6•21夺权”，省革委会直接指挥捍联总，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同时，联系鸡西、电机校等一些问题，我认为我们在对待群众问题上是有错误的，这个错误是带有方向性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如果搞过了头，就会搞到自己头上。应该说，我们对于炮轰派的这些错误，我个人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此，我愿意为省革委会承担责任。因此，我建议常委坐下来好好研究一下，在对待炮轰派问题上，调整一下我们的方针、政策。我再一次说，对此我愿意以我个人的名义来承担责任。”

　　我说完以后，宋振业马上表态，表示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见，我的发言代表我们两人共同的看法。

　　在我们俩发言以后，潘复生是这样把听取我的意见的会议变成批判我们两人的会议的。他说：

　　“范正美同志讲完了他的意见，现在请常委们发表自己的意见，请常委们来帮助帮助他。”

　　首先是军队代表一个个发言，中间是各个干部代表讲话，末尾是群众代表一一表态。大家的发言内容如出一辙，用语千篇一律，似乎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大体分这么四个部分：一是范的意见是错误的，完全不能接受的，应该予以批判。二是范的发言，指出省革委会犯的错误有一个明显的时间界限，那就是4月份以后。4月份以后是什么概念？潘汪当主任、副主任。那就是说，在此之前，因为范正美同志当班长，省革委会的工作都是对的，4月份以后，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对待群众问题上又犯了方向性的错误。这是美化自己，打击潘汪，否定中央批准的省革委会的工作。三是范迎合当前资产阶级的需要，是错误思想在省革委会内部的反映，应该揭露和批判。四是范把自己的想法讲了出来，这很好，我们大家要帮助他认识错误，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滑越远，同时也希望范正美同志应该及早醒悟，以免犯大错误。

　　常委们发言以后，汪家道把问题上了纲，我看不是我们犯了方向错误，而是范自己犯了方向错误。在他批了一顿之后，潘复生作总结。潘复生首先肯定各位常委的发言，然后把问题提到了哲学、政治学的高度。他说：

　　“范正美同志看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都有问题。毛主席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在当前阶级斗争尖锐复杂的形势下，一定要这样提出问题、看待问题、研究问题。谁反对省革委会这个新生事物呢?只有帝修反和走资派。当前炮轰派是迎合资产阶级二月逆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需要。这是第一。第二、范正美同志的发言，承认炮轰派有错误，省革委会也有错误，各打五十大板，这是折衷主义、二元论。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毛主席说，事物的性质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这里范正美同志没有作阶级分析，这就混淆了大是大非。第三、范正美同志夸大了省革委会工作中的问题，把一个指头同九个指头的关系弄颠倒了。省革委会当然有缺点毛病，但那是一个指头的问题，炮轰派把矛头对准革委会，方向错了，这是根本错误，二者不能相提并论。”

　　潘复生讲完后，问我和宋振业的意见。在这两天中，我和宋几次交换看法，认为现在是一面倒，他们肯定开过会，商量着对付我们。潘复生过于自信，什么意见也听不进去，要驳他们需要很长时间，况且人家不会和我们理论。所以，暂时不宜和他们辩论。于是我在会上表示：

　　“我们的发言各位常委不能接受，各位常委的发言也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不过，事关大局，我们还是诚恳地希望大家很好地考虑我们两人的意见。”

　　会议一连开了三个整天，我当时有三点没有料到。

　　其一、万万没有料到常委们故意算了一笔糊涂账，把我当不当班长同现实工作扯在里面，这种故意混淆视听的做法，具有一定的迷惑力，很容易使不明事理的人，简单地从表面上、形式上看问题，把我的善意批评变成我个人的恩怨和对潘汪的人身攻击。常委们根本回避我提出的问题，转移论题，偷换概念，把我个人的任职同潘汪对待炮轰派问题纠缠在一起，并以炮轰派的错误，来否定革委会对待炮轰派的错误。

　　其二、万万没有料到，原来跟我采取同样看法的其他群众代表，除了宋振业以外，一夜之间全部倒戈，一下子站到潘汪一面，本来是我们全体群众代表的意见，却变成了我个人的看法，很不利于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我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

　　其三、万万没有料到，潘汪和常委们只针对我个人讲话，压根儿不提别人有同我看法一致的问题，压根儿不提宋振业的名儿。

　　这些令我吃惊的情况，使我觉得，必须十分冷静、认真对待。我和宋振业同潘汪以及常委们对问题的看法，在基点上相距甚远，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可以闹清楚的。潘汪的自大和偏见，玩弄权术和自以为是，因为常委们发言的一边倒，进一步抹煞了是非的界限，而使他们更加得意，把他们自己封闭和供奉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百嘴难辩，如果继续申述我们的意见，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但是，这些严重情况，也并没有动摇我的看法，相反却坚定了我一定要把是非搞清的决心。我不相信，在毛主席领导的天下，就没有讲理的地方。

　　促使我和宋振业更加坚定，还有一个外部原因。这就是在三天常委会散会的当天晚饭后，我和宋振业在上楼时，遇见了《解放军报》驻哈记者站记者董学章和郑××。当时《解放军报》驻哈记者站就设在我办公室旁边的一个小办公室里。虽然只有一墙之隔，前一段各忙各的，彼此之间低头不见抬头见，见了面只是彼此点点头也不说什么。这一天，董问我最近忙什么?我没好气地告诉他挨了三天批。他赶忙把我和宋振业让进屋里，细问其故。

　　董学章听我讲了几句，感到很兴奋。他告诉我们，关于黑龙江省的情况他们早已通过内参报告了中央，群众对处理炮轰派意见很大，特别是6•5事件之后，对炮轰派实行高压，激化矛盾，形势恶化。他对我们敢于挺身而出，指出省革委会这一段错误，表示由衷地高兴和支持。这使我和宋振业喜出望外。我们为自己意外地找到了向毛主席、党中央申达自己意见的渠道而击掌相庆。于是我们向他们述说了我们对潘复生的一些看法，以及前三天找群众代表联合提出意见而遭批判的经过，并请他们尽快向中央反映我们的观点，请求中央采取适当措施。

　　我和宋振业商量，潘复生是不会对我们就此善罢甘休的，因为我们已经和盘托出，他既然敢对手无寸铁的静坐群众动武，对军工、建工下手，也就敢向我们这两个埋在他身边的群众代表施计谋。这在当时，无论省革委还是各单位，把主张正确处理的人视为“暗炮”，而加以排斥打击，习已成风。

　　“你们应该上北京，直接找周总理，找中央文革汇报！”记不得是谁给我们出了这个主意，使我们如拨云见日。于是，我们向两个院校造反团分别通报了我们的想法，也告诉了解放军报驻哈记者站，并且安排由哈师院造反团提供我们去北京的必要准备和帮助。

　　大概过了两天，我和宋起了个大早，由哈师院出一辆解放牌大卡车，以师院食堂工作人员去买菜的名义，我们俩藏在车里，准备绕道香坊，再折向双城，坐火车去北京，不料在香坊被截，遭到捍联总的扣押。我和宋只得下车。捍联总的人把我们带到附近的一所中学（可能是6中）的一间大教室，急忙与省革委会联系。这时，我鼓起勇气，主动从捍联总的人那里要回电话筒，给省革委会办公室打电话，告诉我和宋振业的所在地，要求来车接我回去，潘复生得知，立即派车把我们接回了省革委会驻地一○七。回来后，我们只在省革委会驻地呆了一天，就又回到师院。我俩同哈师院的杨桂宾、魏醒学、东农的李振华、徐世权、哈军工冯昭逢、吴兆基等同志在一起商量，大家预感到潘复生可能利用捍联总，以群众名义搞我们，还是另想办法抓紧时间上北京为妙。

　　这一天，夜幕方降，华灯初上，我和宋、冯各骑一辆自行车，由冯昭逢领路，与我们相隔100米左右，我们故意左拐右旋，飞车到达三棵树车站，通过取得车站炮轰派的支持和配合，我俩钻进了一列货车的铁罐守车。冯把我俩送上车，没等跟车人上车冯急忙向我俩做好了交待。我们将学生装换成铁路工作服，冯即跳下车，对跟车人说：

　　“这是两位工程师，去北京永定门车站办事。”

　　为了防备万一，我化名张必胜，宋化名李国明，以对付跟车人的盘问。不知为什么，跟车人没有上守车。我和宋斜躺在守车的坐椅上，只有借助车站射进来的昏暗的灯光，彼此才能看到对方模模糊糊的轮廓。两人不禁相视掩鼻而笑，旋即示意对方不要作声。

　　这趟列车只到陶赖昭停一次，出了陶赖昭就算出了省。从哈尔滨三棵树到陶赖昭，走了两个多小时。当时，我的神经高度紧张，感到时间似乎停滞，埋怨火车喘着粗气，在艰难地漫漫行进，唯恐有什么意外停了下来，发生第二次香坊事件，把我们捉了回去。好不容易离开陶赖昭，我们提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

　　列车飞速前进，颠簸的很厉害。我躺在座椅上沉思，这不成了搞地下工作了吗?真没想到时至今日还得这么化装进京告状，不禁连连打了几个寒颤。我暗自发笑，带着歉意，瞧了瞧宋振业，脑子里盘算着有人上车查问该如何应对。

　　过了陶赖昭之后，车速加快了。这几天的劳顿、疲惫和困意，此时一齐袭来。列车的颠簸，恰似晃动我们入睡的摇篮，车轮有节奏的声响，成了我们进入梦乡的催眠曲，也不知什么时候，我们俩都沉沉入睡了。幸好，一路顺利，第二天早上七点多钟就到了永定门车站，一路上没遇到任何不愉快的事情。我俩急忙跳下车，不慌不忙地绕道走出了车站。

　　时值7月中旬，骄阳初照，天气宜人，微风拂面，空气清新，使人心旷神怡，感到特别的凉爽。我俩几乎同时伸开双臂，做了一个深呼吸的动作，这几天的愁思，昨夜的紧张和疲劳顷刻散尽，有一种特别的轻松感。我们说着笑着，自信到了阳光和真理普照的圣地，我们的援救之请必将在这里得到解决。永定门一带的灰色建筑，在我此时看来，倒是银光灿灿，似乎在向我们挥手，欢迎我们这两位不速之客，一种难于言表的欣喜跃于心头。

　　到北京之后，我们先住在中央党校，不久在宋振业的北大造反派朋友宋××帮助下，移至北大专家招待所。那时侯，有一个好处，就是到哪里住都不用花钱，只需花少量的伙食费和极少的交通费，能步行的，决不坐车。

　　到了北京，我们不知疲倦，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和机会，通过三条途径向周总理和中央文革进一步报告情况并要求接见。

　　一是找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滨等当时最著名的北京“五大领袖”以及其他著名院校的造反派领袖人物。我们差不多一天一个院校。四处奔波的结果，只见了蒯大富、韩爱晶、王大滨三人，其他院校见的是二、三把手，这也使我们心满意足。

　　顺便说，在我心目中的这些学生领袖人物，一个个该是彪形大汉，具有与众不同的举止。意外的是，蒯大富、韩爱晶、王大滨等人，并非高魁，跟一般大学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长相。蒯、韩，比我的个头稍高一些，瘦瘦的，但很精神，说话声音不高，见面时还有点腼腆。王大滨要比他们两个长得猛一些，显得健康结实，也非有相貌惊人之处。他们几个处事都比较谨慎，不轻易表态。同时，他们给我的印象，多少显得有些疲惫。后来得知，他们除了应付本单位工作外，每天都要接待许许多多来造访他们的人。有的是来向他们讨教的，求援的，但也有的是来跟他们闲聊的，甚至有的人是专程来找他们辩论的，使得他们食不安宁、睡眠时间少。高兴的是，我们所到之处，人们纷纷表示，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帮助我们。

　　二是到中央信访接待站，反映情况，恳求周总理和中央文革首长接见我们。

　　三是找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解放军报社、中央电台等新闻单位，告知我们所知道的黑龙江省的事情，恳请他们转达我们要求中央首长接见的请求。

　　这第三条路径，是最难的一条路，接待我们的人，态度明显的冷热不均。

　　事情远非我们预想的那么顺利，我们盼眼欲穿地期盼着周总理、中央文革接见我们，可不见回复的音信，度日如年，而哈尔滨传来的消息则使我们忧心如焚，潘复生变本加厉地继续对炮轰派以及不同意见的人实行高压，形势严峻。在这种情况下，在京的哈师院的几个人情绪很不好。我感到有必要开个会，以激励斗志，并统一大家对形势的看法和应该采取的对策。

　　我记得在地质学院主楼三楼的一间小教室里，我、任万新、马兴彦、姜震寰等七八个人席地而坐。大家的情绪很低落，多少显得有点儿沮丧。大家推我先发言。我首先讲了讲我对形势的看法，然后说，这是一场持久战，当然不会有几年，但肯定有几个月，大家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这是对我们意志和毅力的又一次严峻考验。目前我们的任务是千方百计恳请周总理、中央文革接见。大家发言表示，在最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要同心协力，互帮互勉。会议的气氛显得十分沉重而悲壮，难以伸展的心志，又仿佛回到去年七月份，那一阵难熬的天日。于是，我领头，同大家唱起了《国际歌》。我感到，每个人是那样严肃、义愤，雄浑悲壮的歌声，激起我们心底的热血回荡。只有在这种时候，人们才会感到什么叫做压力，什么叫做团结，什么叫做奋斗。我第一次感到心情像铅一样沉重。因为不仅哈师院造反团这条航船的掌舵人还有我一份，而且炮轰派的命运也与我息息相关。岁月横流，任重道远，前途严峻。

　　就在我们四处求救、苦心望星盼月，向中央申诉我们的请求之时，七月下旬的一天，中央信访接待站派人通知我和宋振业到西单某处去，有人要见我们。那时我们俩的心情是复杂的。但我们从信访人员的眼神里，看到了希望之光。我和宋按时按指定地点到达那里。我们叩门说明来意，但接待者并没有让我们进屋，这时只见从侧门出来一位身着藏青色中山装的人，笑容可掬地向我们走来，非常客气并带着欣喜的口气，握着我和宋振业的手说：

　　“周总理通知你们俩不要离开北京，中央要解决黑龙江省两派问题，你们参加炮轰派汇报团，并且已经通知潘汪，他们也成立汇报团，不日他们就要来北京。你们赶快回去作准备。总理要接见你们。”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位同我们谈话的同志是总理联络员赵刚。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真是喜从天降，我俩告别那位同志，紧紧地互相拥抱跳跃。我们为得到这一步付出了多少艰辛，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啊!现在我们终于通天了，黑龙江省的问题快出头了。我们想毛主席、想周总理、想中央文革，毛主席、周总理、中央文革也想着我们，多么令人高兴啊!

　　八月一日晚上，我和宋振业还接到周总理办公室给我们俩送来的门票，去人民大会堂观看了庆祝八•一建军节晚会的文艺演出。

　　此后我连续写了几封公开信：《给全院红色造反者和革命师生员工的公开信》、《给全院干部的一封信》、《炮轰我前段工作中的错误》、《给参加所谓〈捍卫三结合指挥部〉红色造反者战友的公开信》，与宋振业联名写的《我们对当前我省我市形势的几点看法——给红色造反者和革命同志们的公开信》，所有这些信件的中心点是，公开检讨自己对待炮轰派的错误，表明我们对现实、对镇压炮轰派的看法和应该采取的态度。

　　为了更好地说明后面的问题，有必要把回忆的思绪从时间隧道上拉回。应该说，在反击所谓“二月逆流”的同时，当时造反派开始正视自己的问题。我在第三章介绍了黑龙江省的红卫兵政治工作会议。还有前面介绍的山东省革委会的规定。哈师院造反团根据我的谈话和穆国兴的意见，于6月27日曾经准备就目前形势发表第四号声明。这是我及哈师院造反团后来在两派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四号声明》一开始赞扬了山东省革委会的十大做法和中央的高度评价，接着说：

　　我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向纵深发展着。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争取和团结群众和干部的大多数，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巩固革命的三结合，深入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完成本地区、本部门的斗批改，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为此，《四号声明》提出必须充分注意以下十个重要问题：

　　1、省革委会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们坚决拥护它的正确领导，善意批评它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帮助它更好地掌好权，用好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捍卫毛主席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

　　2、要把斗争的矛头坚决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坚决贯彻省革委会关于斗批改的方针；

　　3、要看到一小撮阶级敌人既从“左”的方面，又从右的方面向我们进攻；

　　4、革命群众组织中的主要问题是无政府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摇摆性，这是阶级敌人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条件，我们必须把他们搞臭。我们也相信各革命群众组织是能够通过整风的办法，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方法，迅速解决这些问题；

　　5、要严格区别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无产阶级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当权派，坚决反对不加分析地打倒一切；

　　6、必须把一小撮坏人同广大群众区分开来，把恶意攻击和善意批评区分开来，特别要警惕资产阶级的捧场，要警惕把不同意见的人打成“逆流”。要坚决贯彻毛主席的“革命无罪，言者无罪，大民主无罪”的指示，各级革委会的成员必须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和批评；

　　7、“炮轰派”被阶级敌人利用，但绝不能简单地毫无阶级分析地以一时的“炮轰”或“不炮轰”来区别革命组织和不革命组织，不分青红皂白地提出再夺权是极端错误的；

　　8、必须全面地历史地对待左派组织和左派群众，绝不能只看一时一事，即或他们犯了严重错误，只要能认真改正，仍不失为左派组织和左派群众，特别要警惕坏人混水摸鱼，对革命小将进行打击报复；

　　9、军工红色造反团在以前的支左工作中成绩是主要的，大部分是对的，绝不许有人推翻旧案，反攻倒算；

　　10、坚决制止武斗，坚决制止打、砸、抢、抄、抓的歪风；对于极个别的证据确凿的坏人，要由公安部门依法拘留和逮捕。

　　这个声明写成以后尚未正式发表，就遭到捍联总的全面围剿。他们认为，这个声明有利于“炮轰派”，不利于“捍联总”，是一次“新的反复的信号”。“他们是隐藏在捍联总的定时炸弹，是一批‘暗炮’，他们以公允的面目出现，更具欺骗性。”

　　潘复生根本听不进不同意见，6•5事件之后，各个造反团的许多头头，就是这样先主张正确处理而被打成“暗炮”——`“炮派”，进而被逼上梁山而相继走向“炮轰”之路的。

　　“要么站在炮轰派一边，要么继续站在捍联总一边，中间的道路走不通，因为潘复生不允许你走第三条道路。”这就是当时人们得出的结论。胡云飞多次向我说明这一点。我离开哈尔滨以后，哈师院造反团根据我的上述信件的精神，于7月27日，发表《炮轰宣言》：

　　我们要轰出钻进无产阶级司令部—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里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轰掉某些领导同志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轰散东北新曙光上的浮云。

　　我们炮轰赵去非之流的‘造反有理’过时论。

　　我们炮轰赵去非之流公然违抗中央4?1指示，拒不给被打成“右派组织”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红色造反团、工交系统红色造反团平反，拒不给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平反，顽固地坚持二月黑风的严重错误。

　　我们炮轰省革命委员会某些负责同志，混淆敌我界限，视革命群众如洪水猛兽，制造“逆流来自大专院校造反团”的谬误。把炮轰派中广大革命群众自下而上的对新政权的公开批评和监督打成“反革命逆流”，把炮轰派说成“反动势力结合体”、“敌我矛盾”，从而压制群众，反对群众，镇压群众。

　　我们炮轰某些领导同志宣扬的“军工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建工是反革命堡垒”的谬论。

　　我们炮轰赵去非之流，违抗中央6•6通令，支持并亲自率领捍联总进行打、砸、抢、抄、抓，私设公堂，严刑逼供，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我们炮轰赵去非之流，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战略方针，他们调动数万名工人，170多辆战备车，用以镇压炮轰派，致使生产大幅度下降。

　　我们炮轰赵去非之流以‘炮轰’与‘不炮轰’作为区别左派的唯一标准。

　　我们炮轰省革命委员会某些领导同志，夜郎自大，自以为是，不但不虚心向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学习，而且还污蔑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和王效禹同志。

　　我们炮轰省革命委员会某些领导同志对县城、工厂资本主义复辟情况，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抓第一手材料，偏听偏信。

　　我们炮轰黑龙江日报社和广播电台，歪曲报导，围剿、压制炮轰派。

　　我们炮轰省革命委员会某些负责同志转移运动大方向，自上而下地向各级革命委员会、各工厂、大中学校、郊区各公社、武装部门、居民组，部署对哈师院的围剿和攻击。

　　《宣言》说：

　　现在，种种迹象表明，赵去非之流非但没有痛改前非的意思，反而变本加厉地积极准备更加残酷地镇压革命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对于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炮轰，不回击，不彻底粉碎怎么能行呢?

　　宣言指出，黑龙江省的阶级斗争形势是严重的，问题是复杂的，为了解决问题，提出五条建议：

　　一、潘汪政治挂帅，到群众当中来，勇敢地检查最近几个月在对待群众问题上犯的方向路线错误;

　　二、把赵去非交给群众揭发、批判、斗争;

　　三、立即解散捍联总，令其主要头头作检查，向被他们打击的革命群众组织和个人赔礼道歉;

　　四、坚决执行中央4•1指示，给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彻底平反，给被打成“右派组织”的工交系统造反团、哈工大红色造反团、齐齐哈尔2•9公社、佳木斯8•25红色造反团等革命造反组织彻底平反，被保守组织篡夺的一切大权还给革命造反派，进驻军工、建工等地的捍联总人马立即撤出;

　　五、省革委会公安保卫部门、军区和地方武装部门，应当坚决贯彻6•6通令，对挑起武斗，进行打砸抢抄抓的罪魁祸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条件下大民主的正常进行。

　　宣言最后表示，哈师院造反团在6月27日前两个半月中，在所谓“反逆流”中，在省革委会的影响下，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此向炮轰派赔礼道歉。《四号声明》是我们转变立场的起点，它基本上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但必须承认右倾，主要问题是没有公开批评省革委会某些负责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时也没有肯定炮轰派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据到京的哈师院同志回忆说，师院造反团的这份炮轰宣言在通过时，差不多每宣读一段，全体与会人员就报以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大会雄浑悲壮，气氛浓烈，极富战斗性，每一个人都感到正义在胸，热血沸腾，并且良心受到极大的激励。参加会的除了哈师院的红色造反团的绝大多数师生员工以外，还有来自全市、全省方方面面的人物。据后来许多人向我介绍，他们参加了那么多的造反派集会，也没有见到如此令人激动、充满激情的群众大会。有的人说，只有见过这种场面的人，才会理解和平年代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众怒，什么叫做彻底的唯物主义，什么叫做无所畏惧，不管结果怎么样，我们是为正义而战，为平民而战，为真理而战，其他都是无所谓的。后来起草人张锦龙见到我，谈到了他当时起草文告的心情，不无感慨地说：

　　“主持起草的是杨桂宾，他领着我们讨论时，大家情绪异常激动。杨桂宾来回度步，不时发表一顿感慨，对我启发和激励很大。我在执笔时，怀着莫大的义愤，感到周身热血奔流，充满正义感、豪气感，真正是一气呵成，许多语言像子弹一样，一排排从心底喷出，整个文章没有雕饰，也没有刻意追求遣词造句，只觉得是在诉说大家的心情。真的，我在宣读时，许多人情绪激动，泪流满面。再没有良心的人见到那种场面，他的心也会为之震颤。”所以，后来任万新对我说，他要写一部《炮轰运动》，就像《九三年》写的法国大革命一样，以记述这场反对错误路线的悲壮斗争。

　　与此同时，我和宋振业也在北京会见了在京炮轰派。会议由冯昭逢主持，我和宋在会上先后发言，并各自作了检讨。应该说，我的检讨是毕恭毕敬、十分坦诚的，然而，我从人们对我的掌声判断，人们赞赏宋的检讨，而对我颇有微词。原因就是我深知炮轰派队伍是一个复杂而松散的联合体，具有明显的时段性特点，所提出的要求和意见也不尽相同。在我的发言中，人们听到了我的画外音：没有迎合他们中某些似乎很有勇气、很革命、只顾自己痛快而不计后果、乱喊口号的人的心理，以及他们惯用的一些词藻，检讨里只承认犯有错误而不是犯罪，也并不肯定炮轰派的所有做法都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动，同时还提出要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掌握政策，注意策略；我认为这些人并不是炮轰派的主流，也不是炮轰派的基干队伍，但是他们不动脑筋，没有认清形势的严峻性和自己的真正处境以及斗争的艰巨性、前途的险恶性，还是造反初期而眼下已被人们否定的那些东西，我最担心的是因为他们的鲁莽危害整体，以至于因为他们的走火而导致整体的原则性错误。我定的调子是师院炮轰宣言的基调。我感到，我们是头头，有使炮轰派致胜的义务，而绝无滥用词章、迎合某些人的权利。会后我对冯昭逢说，“头头是领头，而不是跟班。头头必须对自己的部下负责，也对自己负责。”冯昭逢笑呵呵地连忙说，“是这样，我理解，我理解。”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这些人，把炮轰派几乎推向绝路，也把我们这些头头弄得十分被动，读者将在后面看到这一点。

　　北京的夏天不热，但1967年的北京政治斗争却是火一样的暴烈。在京的我和宋，基本上是按照前面所介绍的思路去工作的。然而，人们的思维不免带着当时当地社会思潮的影罩，我们的言行正好反射着这种轨迹。

　　到北京之前，北京对我们的影响主要通过中央两报一刊，还有我们师院的驻京联络站所了解的情况，北京和全国各地的政治状况经过时间和媒介的筛选和过滤。而现在我们置身在北京，耳濡目染的种种事实，直接作用于我们的感官，影响我们的情绪、思维和言行，我们的神经还不习惯于在这种环境之下工作，而阅历和知识的肤浅，意志和耐力的弱点，以及对新的群体的微弱的反座力，更强化了这一点。这里要谈的是当时北京对武汉事件的反应及其对我们思想、情绪的影响。

　　所谓武汉事件，当时叫做7•20事件。事情是这样的：

　　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武汉军区也于1967年1月，根据毛泽东的部署，开始进行“三支”、“两军”，介入文革。2月初，武汉造反派组织“工人总部”和造反派学生，在北京航空学院“红旗”南下学生的支持下，进入武汉《长江日报》报馆“红旗大楼”，并接管了《长江日报》，2月8日，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形势的声明》，史称《2•8声明》，提出武汉要大乱才能走向大治，目前武汉形势严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至今还没有批判，造反派还在受压。2月19日，《长江日报》发表社论称《长江日报》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接管的，过了10天，也就是28日，武汉军区针锋相对发表《声明》，矢口否认这次报社夺权出自于军方支持，严正声明，当时派人进入红旗大楼只是保卫报社，维护秩序，决不是支持《2•8声明》，甚至声称在《2•8声明》中签字的军方代表是军队造反派组织，不能代表武汉部队，更不能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这种情况下，受武汉军区支持的“百万雄师”便起劲地提出抗议，两派斗争空前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工人总部”组织造反派进入武汉军区机关交涉，被认定“冲击武汉军区机关”。

　　如前所述，中央为配合按行业、按系统实现革命大联合和大、中学生复课闹革命的部署，针对个别地方发生的冲击军事机关的情况，曾发过一个《八条命令》，规定对于冲击军事机关的组织和个人进行严肃处理，根据这个《八条》，武汉军区和当地公安部门于3月17日，逮捕了工人总部的头头朱鸿霞、胡厚民和其他骨干分子若干人，又在3月21日，以武汉军区名义发表《通告》，在陈述各种罪名之后，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使武汉地区的两派对立由社会的表面平静，进入各个单位的高压的激烈斗争。这种情况很快反映到北京，反映到中央文革小组。4月1日，中央军委发出《十条命令》，要求各地对于在夺权斗争中持不同意见和冲军事机关的组织和人，凡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一律平反，所逮捕的人一律宣布无罪释放，同时中央作出了指示，根据这些，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

　　有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和《人民日报》社论的明确昭示，武汉工人总部再一次杀向社会，同武汉军区支持的“百万雄师”，经常发生武斗，并且累有死伤等惨案相伴。同时，工人总部喊出了“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的口号。6月4日，武汉军区再次发表《公告》，因为进一步对工人总部实行高压，欲制止武斗，反而斗争升级。为此，中央针对武汉命令发表《六•六通令》。然而，武汉还在冲突，武汉还在流血。6月26日，中央文革小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联合发出电报：

　　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

　　由于毛泽东此后不久离京巡视大江南北，原来的武汉汇报计划取消，改由派中央代表直接到武汉处理问题。到四川解决两派争雄问题的谢富治、王力和余立金带着北航“红旗”造反派代表，于7月4日自重庆抵达武汉。头一天他们上街看大字报，第二天，工人总部为他们召开了欢迎大会。

　　7月15日、16日，到达武汉的毛泽东，两次召集周恩来、汪东兴、谢富治、杨成武、余立金、李作鹏开会，听取一些地区的汇报。毛泽东对于武汉作出了明确的指示。据当时有关材料介绍，毛泽东要求给工人总部平反，释放朱鸿霞等，并要陈再道支持造反派。此后，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多次做陈再道、钟汉华的工作，要他们承认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是陈、钟仍然思想不通，于是周恩来于18日领着他们会见了毛泽东。毛泽东进一步做了陈、钟的工作。7月18日当晚，谢富治、王力到电力学院，在造反派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说：武汉问题一定会解决得最快、最好，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坚定地支持你们，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在会上，王力还作了“四点指示”。

　　第二天，工人总部调动各种舆论工具极力宣传谢、王讲话，同时宣传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部队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在陈、钟思想还没有转过弯，对“百万雄师”的工作还没有做好的情况下，从而加深了“百万雄师”成员的对立情绪，他们走上街头，四处张贴大字报，声讨王力，并扬言要揪出王力。晚饭后，情势急剧变坏。湖北省直机关干部同当地部队到军区大门，要求谢、王二人接见，接着，“百万雄师”和部队开着百辆大卡车和几十辆鸣笛的消防车，开进军区大院，质问王力的“四点指示”的用意何在?在王力没有接见的情况下，“百万雄师”的队伍，又围上了谢富治住处东湖宾馆。

　　7月20日清晨，在陈再道进谢富治房间不久，随之而来的是“百万雄师”的人，他们口口声声要求王力接见。当时王力在隔壁拒不接见。在纷乱之中，数百人冲进住室，把王力强行拉进军区大院。这时，依仗部队支持，数千名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坐着大卡车，排着四路纵队举行示威游行，一路高呼“打倒王力”的口号，向谢王施加压力，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3日。王力被架走之后，先是被架到军区大院，要求他回答问题，以后又经过一段周折，谢富治、王力在军区一些人的保护下，于7月22日上午飞回北京。

　　这就是我们当时知道的“7•20事件”的始末。

　　谢富治、王力到达北京的当天，林彪、江青组织了数万人去机场迎接。7月23日，中央文革小组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搞“三军联合行动来声讨7•20事件。”7月25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中央文革召开了盛大的群众大会，欢迎谢、王归来，林彪出席了大会。

　　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信中说：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竟然采取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

　　“7?20事件“之后，《人民日报》在22日，发表红尖兵的文章，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8月1日，《红旗》杂志连续发表两篇社论，也鼓吹“揪军内一小撮”。到9月以后，我们才知道，“揪军内一小撮”是错误的，它不是毛泽东的新的战略部署，而是王力、关锋、戚本禹他们搞出来的，《人民日报》文章和《红旗》杂志两篇社论是“毁我长城”的大毒草，但在当初，我在这些文章的鼓惑下，却认为是来自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我记得，当时穆国兴在北京中央党校住，我和宋振业去看他，一起讨论过这个问题。

　　我问穆国兴“揪军内一小撮”对不对?

　　他说：“照理说，军队是不能动摇的。”

　　“是啊。”我表示同意，沉吟片刻，又反问了一句：“但是，林副主席出席了欢迎大会，《红旗》杂志发表了社论。对于这么重要的问题，能不通过毛主席？”

　　“我也是这么想的。”他说，“我觉得，走资派的问题在《五•一六通知》里讲得十分清楚。”穆国兴记忆力很好，他一口气背了下来：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

　　这时宋振业像是要和穆国兴比记忆力似的，把下面那段话接着背了下来：

　　这些人物，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任，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背完之后，他赶紧补充了一句，“我看老穆的看法是对的。这样的事不能不同毛主席打招呼，你别忧心重重。”

　　“不是忧心重重。我是说，迈这一步要踏实，可不能错啊。”

　　“干吧，我就不喜欢你们这么理论来理论去的。”宋振业感到不耐烦了，原来躺在床上，忽然跳将起来。

　　“对，你说得对。”我也对他大声说道，“干也要干个明白，不能稀里糊涂。”

　　于是，我们几个就这样“统一”了认识：“揪军内一小撮”是毛主席的新的战略部署。穆国兴给哈师院连续写了三封信。我们原来到北京是来告状的。这时我们也决定炮轰。同时我和宋作出了两个决定。一是给全省群众写一封公开信；二是去会见一次在京炮轰派。于是有了哈师院和东北农学院的炮轰宣言，有了我们的发言和检讨。当时我的脑子开始膨胀，几乎完全接受了当时的思潮。不过，我的许多朋友，包括宋振业等和我最接近的人都可以作证：对江青的“文攻武卫”，我是坚决持不同意见的。我认为，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提法好。用文攻武卫这句话代替《十六条》的提法，容易引起武斗。至于有人会说，下面炮轰派用这句话的大有人在，正像全国出现的各种问题，不能归于某个人一样，各有各的账。

　　黑龙江省和东北的问题一直由周恩来亲自处理。

　　8月上旬，我和宋振业参加了炮轰派汇报团，同潘、汪率领的捍联总汇报团，在同一天进入西苑旅社住。不过，潘汪并没有住在这里，而是在京西宾馆下榻。四月份以来，三、四个月了，在黑龙江省被斥为“炮匪”、“反革命”的炮轰派，特别是其中的主要头头边士军、冯昭逢等，这回同捍联总的头头一样，平起平坐地作为中央的客人一起住进了国家招待所，这本身就是黑龙江省文革史上的一件不凡的大事，它打破了潘汪欲置炮轰派于死地的铁规。我和宋振业对此感到由衷地高兴。迄今为止，只有中央认定各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才能进入西苑旅社的大门。不过，我们并没有认为事情会那么简单，而是做好了持久斗争的准备。因为在此之前，辽宁的三派，吉林的两派都已先后在半年之前就进入了这个旅社。到现在还没有看出结束的迹象。我们黑龙江省两派赴京汇报团是东北三省最后进入的一个，也许要等待辽吉解决之后才能轮到我们，当时我们许多人都是这么想的。

　　1967年七、八、九，三个月，是全国大内战最激烈的时期，毛泽东在这个期间先后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于10月7日以记录稿的形式，发表了他在各地的谈话。为了便于后面的叙述，这里有必要简约地作一介绍。

　　关于当时形势。

　　毛泽东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连一家人在一起也要辩论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毛泽东一路大讲大联合。他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

　　“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

　　他还批评了大联合中的“以我为核心”的问题。他说：“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王明、博古、张闻天，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认他是核心，结果垮台了。”

　　毛泽东在谈话中，多次讲到对待干部问题。他说：“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有些干部为什么受到群众批判斗争呢?一个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同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

　　最后，毛泽东说：“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

　　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要斗私，批修”，“要拥军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

　　周恩来解决黑龙江省两派问题，自始至终，忠实地贯彻上述精神。

　　周恩来解决黑龙江省的问题，首先亲自搞了大量的调查。他夜以继日，不辞辛劳地一派一派地听取汇报，口问手记，慈父般地反反复复地做工作。前前后后，周恩来分别同潘、汪以及两派分别谈话各八、九次，两派在一起三次。

　　周恩来首先抓制止武斗。当时黑龙江省，主要是哈尔滨，由于潘复生坚持对炮轰派的高压政策，凡是出现炮轰派的单位，或是对于出现与他不同意见的组织，一律看成炮轰派，他总是依照6•9夺权的固定模式，调动捍联总的人马先围攻后夺权。致使哈尔滨的武斗升级。

　　7月中旬，捍联总对哈一机炮轰派实行大包围，7月18日早晨、7月22日晚间，哈一机炮轰派被迫发动了两次抢粮事件。

　　8月27日、28日，捍联总在哈一机厂和哈尔滨港务局等单位挑起武斗，双方动用了装甲车和坦克，手持机枪、步枪、手榴弹等武器，造成十多人死亡，几十人受伤。

　　在这种情势下，于9月6日晚，周恩来主持两派达成了关于制止武斗事件的《九条协议》，并派出了以总后勤部史一民部长为首的监督小组，同时派出了中央调查组，于协议签字后到哈尔滨监督调查。但是，潘复生并不把协议放在眼里，他仍然我行我素，悍然在10月6日、10月12日，继哈军工、哈建工之后，又指挥捍联总，发动了对哈师院、哈一机厂的武装夺权。造成数人死亡，上百人受伤。炮轰派在哈尔滨流血，炮轰派汇报团在北京含泪通过联络员向总理诉说真情。

　　然而，北京的政治风向标，经过一段时间的左右摇晃，这时候，又朝向另一边了，使得我们为争取炮轰派的最佳前途，进入了一个极为悲壮的阶段。

　　10月初，中央文革发表了江青9月5日对安徽两派群众组织的讲话。声称现在有一股思潮，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指向中央文革。不过，在西苑旅社正式传达江青的讲话是在11月份的事。

　　对此，捍联总兴高彩烈，炮轰派的情绪一落千丈。炮轰派汇报团原来调子最高的一些人，这时成了泄气的皮球，什么工作也不做了，摆出一副听天由命，甚至等着挨打的神态。这时候的我，也强烈地感到这个讲话，会被潘汪利用，就像当时借反“二月逆流”之机，把铁拳挥向炮轰派一样。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潘汪的错误就可以从此一笔勾销，潘汪就可以肆意镇压群众。应该说，这时候的我，心情特别压抑，甚至还可能强于他人。但是，我觉得，此时更需要控制情感，张扬理智。情感是社会正义感的原动力；理智是思想路线的方向盘。在炮轰派受压时，我们被唤起的人类爱憎、同情之心所激发起来的追求正义的激情，此时更加强烈地撞击我的心灵；而目前特别需要高度理智掌握方向盘，保持正常的思维判断力、行为控制力，使之在恶劣情况下，找到平衡之点。我敢说，在当时炮轰派汇报团内，实际上，只有三个人还能沉得住气，这就是我、吴兆基和冯昭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盲目乐观过，也深知某些人的一时痛快，这时该大家分尝苦果了。所以，我们三人继续支撑着汇报团的日常工作。而当时调门最高的人，此时一个个无精打采，垂头丧气。我在文革中一直戴着“右倾”的帽子，在炮轰派汇报团中，有许多人也认为我“右”，甚至于束缚了某些人的手脚。但到此时，他们看到那个他们认为“右”的人，却在最困难的时刻，仍然是他们最可靠的同志和朋友，继续为争取最好的前途而不懈地、顽强地努力着。他们看到那些迎合高调的人此时一筹莫展。

　　我们三人觉得，7•20事件之后，炮轰派中的一些人的言行确实出了格，他们只想自己高兴而不思政治发展的特定要求，只图一时的泄愤而不顾政治斗争的根本界限，这些个别人离轨的言行因而使全体炮轰派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比如，总理第一次接见炮轰派的当晚，在人民大会堂南门前，炮轰派汇报团全体成员排队准备进门时，正值总理进大会堂门之际，一位来自外专的炮轰派代表，喊出了打倒潘复生、油炸赵去非的口号，虽然大家当即严肃批评了他，但这件事后来被捍联总揪住不放。又比如，有个别人在武汉出的小报中，出现了一些揪军内一小撮、把矛头指向汪家道的文章。但是，炮轰派的主体，首先是我们这些头头，是一批老造反，大家始终是爱护和支持省革委会的，“搞垮省革委会”的帽子扣不到我们的头上。我和宋振业，以及边、冯等炮轰派汇报团成员就是为了这一点而离开哈尔滨，冒着擅离省革委会的风险，跑到北京找中央领导汇报真情，请总理评理，现在更需要我们为炮轰派申明这一点；也正是这一点，总理和中央领导让我们组成汇报团，与潘汪、捍联总平起平坐。为什么这个时候我们自己要泄气呢?

　　事实上周恩来从来没有认为炮轰派群众是把矛头针对革委会的。在他看来，炮轰派是革命派，有缺点错误，这同捍联总也有缺点错误并没有什么两样。正是基于这点，他通过他的联络员赵刚多方做潘汪和捍联总的工作。要潘汪检讨对待群众的错误，应该正确地对待炮轰派，从上到下实现捍联总同炮轰派的对等联合。他要求炮轰派汇报团里的我和宋，捍联总汇报团的刘雪峰和聂士荣，分别退出两派，站在省革委会的立场，共同做两派的团结工作。在这个基础上，周恩来又亲自抓全省两派的团结工作，从而促使两派在京达成了《十二条协议》。我、边士军、冯昭锋、宋振业等人，一再同总理联络员赵刚建议，请他无论如何要向总理汇报，潘复生是会反复的，哈军工、哈师院、哈一机是重点，要在北京实现对等联合，这样才能真正落实《十二条协议》。周恩来听取了这个建议，又下令从哈尔滨调来三个单位——哈军工、哈师院、哈一机的两派代表到北京，派出联络员做大联合工作，要求这三个单位实行对等联合，并达成协议，双方在北京签字，向中央保证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大家团结起来，维护东北边陲的安全。

　　12月7日，潘汪向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提出了书面检查，周恩来发给两派各10个代表一份征求意见。潘汪在《检查》中说：

　　今年三、四月，我们对各大专院校的大批判、斗批改抓得不够突出，没有集中力量，集中目标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帮助左派整风没有落实，错误思想没有纠正，分歧意见没有统一，加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的挑拨离间，以致发生分裂；我们深入群众，接近群众，倾听群众的意见(特别是听取不同意见)很差；做各群众团体负责人的工作多，没有深入下层同广大群众接触，虚心地向群众学习。

　　在六月五日炮轰派冲击省革命委员会后，我们的错误发展得更严重了，主要是：

　　一、对炮轰派有对立情绪，对他们的错误看的过重。炮轰派‘六•五’冲击省革命委员会，我们有怕乱的思想，把问题看得过分严重，唯恐由此引起全省的大波动，因此产生了对立情绪，没有耐心深入细致地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以后没有密切联系，消除对立，反而更加疏远，对他们的态度是很不端正的。对炮轰派我们说他们是复辟逆流，这是极其错误的，我们承认错误，并向他们道歉。

　　二、我们同意并支持了外单位的革命群众到军工学院，帮助军工山上派争夺院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权，对炮轰派压力很大，加剧了两派的分歧和对立，我们这种做法也是极其错误的。

　　三、深入宣传贯彻“六•六”通令，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制止武斗做的很差。对哈一机厂、哈师院，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在关键时刻，由于我们制止武斗不坚决，双方出现不应有现象。

　　四、在捉人问题上，没有坚决贯彻执行最高指示和党的政策，革命群众组织捉人，我们说服制止不力，抓人扭送至保卫组，控制也不严。特别是在省革命委员会刚成立的一段时间内，在抓人问题上比较混乱，拘捕人多了。

　　五、我们对范正美、宋振业同志个别谈心，交换意见不够，特别是发生意见分歧后，我们没能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听取他们合理的意见，指出他们的缺点和错误，做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对此我们要负主要责任。

　　看完潘汪的这个检查稿之后，炮轰派汇报团成员们又喜又气。喜的是，半年来，经过千辛万苦，不屈不饶的斗争，求援社会，求救中央，经过党中央、周总理的细心周到地工作，潘汪终于承认在对待群众问题上犯了错误，作了检查。其时间起始于三、四月，严重的是在“6•5事件”以后，具体对象是处理炮轰派和我与宋振业对他们的批评。气的是，他们在检查中，存在四个明显的问题：

　　一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党中央面前公然歪曲事实。6月5日那天，明明是炮轰派要求接见，省革命委员会允许他们进院的，却说什么冲击省革命委员会；明明是我和宋振业向他们提出了明确的批评和纠正意见，却说什么发生了意见分歧。

　　二是避重就轻。明明是省革委策划、调动和指挥捍联总工人群众对军工、建工夺权，却说什么同意并支持争夺院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权，而关于建工夺权则只字不提。

　　三是模棱两可，故意偷换概念。明明是对哈一机和师院采取围攻、包围而最后进行武装夺权，却称出现不应有的现象。

　　四是安钉子、准备搞秋后算帐。明明是他们支持捍联总，挑动群众斗群众，却说炮轰派以及我和宋左一个错误，又一个错误。所有这些是潘汪玩弄权术，布下的回哈搞反攻倒算的天门阵。

　　最使我失望和痛心的是，我怀着一腔热血，冒着极大的危险来到北京问理求真，周总理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做他的工作，而潘复生竟然当面跟中央说假话，利用革委会这个新生事物，瞒天过海，当面撒谎。至于检查调子的高低是另一回事情。

　　于是，我找宋振业、边士军、冯昭逢一同去找总理联络员。我们对联络员说，我们欢迎潘汪作检查，但同时我们又感到潘汪的检查，明显地看出思想不通，言不由衷，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安钉子，这既有他们自身思想品格、党性原则，对错误及其性质的认识和态度，也表明捍联总对他们施加压力，阻止他们检讨，并且极力为他们粉饰和辩解。希望联络员以对黑龙江省人民负责的精神，进一步为我们反映这些意见，联络员们显然很愿意为我们申述。

　　过了一天，他们婉转地告诉我们，中央急于要稳定黑龙江省这个反修防修的东北前哨，这就使我和边士军、冯昭逢、宋振业等人备感委屈，我们要顾全大局，从国家这个大局出发，只能牺牲我们局部利益，忍痛接受这个残酷的、如此不公的现实。当时我们抱着同学、同志的心情，找毛远新申述我们的意见，没成想毛远新直接给我们施加压力。他说：“这是主席的意思，你们必须接受，否则的话，就要走向反面。”态度的冷淡、表情的严肃，使我们无法再开口。因为他的身份，我们都明白这话的含义和份量。

　　但是，我还是鼓起勇气，个别去找了一趟总理联络员，他们安慰了我几句，也表示希望我能理解。他们承认潘汪检查原先不是这个调子。了解到这些，我第一次认识到所谓国家大局的真实所在，也第一次认识政治斗争残酷性的真正含义。在北京这三、四个月，使我亲眼目睹政治风云的变化莫测。王力、关锋怎么样？曾几何时，是何等的显赫，然而如今却被贬得一文不值。我算老几?因此，联络员的话我只能往肚子里咽。我极力控制自己，但还是噙着眼泪离开联络员办公室。

　　回到我的住处，回想这次为了炮轰派的翻身，我已经竭尽全力了，如果我要是再不答应潘汪这个检查的话，灾难就要降临我的头上。我想：毕竟把炮轰派的“逆流”的帽子摘掉了，并且同捍联总实行对等联合，至于以后潘汪要反攻倒算，他们怎么检查也是一样。谁能知道我们这些努力付诸汪洋，而当时哈尔滨的炮轰派听到潘汪检讨的消息还欢庆了一回呢。

　　经过半年工作，捍炮谈判终于进入尾声。1967年12月23日晚八时二十五分，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会议室，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戚本禹、姚文元、杨成武、谢富治、吴法宪、李天佑、李作鹏、张秀川、王洪坤、陈锡联、宋任穷等接见了黑龙江省两派代表以及辽吉两省各派代表。潘汪也在台上就坐。为了后面第五章的介绍和说明我们努力的初衷，我这里详细介绍周恩来的讲话，这对于了解历史是完全必要的。那一天周恩来显得十分兴奋。他是这样开始他的讲话的：

　　今天这个会是个盛会咯!是东北三省的，辽、吉、黑，所以，我们中央同志，就是江青同志因为身体不大好没有来，原来也是准备来的。其他的中央同志，沈阳大军区的，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还有海、陆、空、军委的，都在这里。今天宣布黑龙江省问题的解决。黑龙江省已经有了革命委员会，还要解决问题，可见问题总是不断有的。我们希望今年之内能把辽吉黑的问题都解决。今天是23号了，就看你们吉林辽宁有没有这个勇气、这个度量，能不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来实行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如果没有这个决心，当然咯，你们要留在这里过年，我们也不能送客。

　　台下一片笑声。然后，他指着转发黑龙江省潘汪检查的中发(97)396号《中共中央文件》，把话锋一转：

　　因为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内部发生一些问题，它领导下的革命群众组织——两派发生了很长时间的争论，一直发展到武斗。这一次么来到北京，也差不多三个月了吧?(有人说四个多月)直到最后才把问题解决。正因为两派达成十二条协议，我们觉得还不够。大家都知道，山上派和山下派_——捍联总炮轰派，有几个大的据点争夺很大，所以我们就推动一个哈一机厂，一个军工学院，一个师范学院，这三个单位，根据十二条协议，又达成三个分协议，这样就可以拿这个来推动。最后，又宣布了潘复生、汪家道两位同志的检查。他们两位在这个过程中作了检查，然后又和两派谈了，最后中央加以批示。今天把这个批示送到你们手里，现在宣布!在这之前，我们仅仅和两派的一边十个人，就是炮轰派和捍联总的双方谈的，我们已经约好了的不扩散，并且你们当场都赞成，我是一个个问了的，可是我们的本子今天才到你们的手上，但是哈尔滨市已经扩散了!两派各十个人，他们是拿回文本的，那个文本我没有收回，当时有的同志提议收回，我没有赞成收回。革命一年半多了么，我们见面多少次了么，应该最低程度有个革命同志的信任吗!当时都作了担保的，可是有一派呀，就是把潘复生、汪家道同志的检查几个要点传出去了，当然没有看原本，总有偏差嘛，所以哈尔滨市又有了反复，农学院、林学院又闹了一场武斗，是不是?所以革命群众组织的派性呢要回到党性，加强党性，减少派性，可不是容易做的。特别是年轻的同志，必须下这番苦功夫!所以今天只想就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潘复生、汪家道同志检查的批示》讲一点。我逐段地念并解释一下”。

　　《批示》的第一段说：“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来作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大方向基本上是对的。但在夺权胜利以后，在对待群众的批评以及处理两派革命群众组织斗争中，犯了一些错误。现在他们能够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采取了高姿态，诚恳地检查了错误，这是好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

　　对于这一段，周恩来作了长篇解释：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经过两个阶段喔。一月夺权后，成立革命委员会，当时是初期的革命委员会，组织形式是个创造咯。当时大家都不熟悉怎么组织为好，开大会宣布了，中央把原则批准了，登了报啦。后来，三月来到中央，正式成立三结合组织，以潘复生同志为主任委员，汪家道同志为副主任委员。这次来是第三次。

　　周恩来说，黑龙江省抓革命促生产，不论农业、工业、交通、矿山方面，成绩在东北三省，在全国，也是前几名的。这些成绩，不能不说是黑龙江省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抓革命促生产是做得好的。大方向是对的。不能说革命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同志对某些问题犯了错误，就对总的方面不做足够的估计。中央认为，潘复生、汪家道同志检查错误的态度是诚恳的，是高姿态的。

　　他们承认在对待两派斗争上犯了严重错误的，并且把严重错误一一指出来，同时又指出五月以后问题更严重了，又指出五个问题，说的很具体。这一点，连山上派也承认有些错误是山上派犯的，不是革命委员会犯的。但是革命委员会领导同志把这个责任揽过去，这是好的态度。

　　应该这样，革命群众、革命小将嘛，年轻，经验少嘛，免不了犯一些错误嘛!革命委员会是临时权力机构，把错误多承担，这是主席的精神。所以从这一点上说是高姿态。至于有人说还不够，我们说是够了，不能再增加了。因为革命委员会是新生事物，它是权力机构，是党和国家的权力机构，大家有份的嘛!你们的十二条协议也是承认的。对这个新生事物要支持它、爱护它、拥护它、帮助它嘛!我们自己推选出来的权力机构，我们反过来又站在对立面，尽管是个别人的口号，还是对着主要负责人的口号，你们前一段喊打倒的口号是错了嘛!如果说是方向的话，这不是方向嘛!我们认为，只要承认错误，就不要说方向了。因为革命群众、青年同志，一个时候错了、改了，承认错误就可以了嘛!

　　听到这里，使我再次想起来，在总理第一次要接见炮轰派代表的那一天晚上，外专的一名炮轰派，冲着我们几个大喊了那两句口号。还有就是炮轰派在武汉出过一张报纸，上面有些错误的口号，这是当时个别人搞的。这两个问题总理在接见时曾经提过，我们向总理作了解释，并且作了检查。为了这个问题，我在炮轰派汇报团会上，曾多次讲过。口号是一个组织的生命，应该体现政策和方向。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一点，就会被人搞垮的。应该说，当时边、冯等人都是我这个态度，即只批评革委会镇压群众。但是，我们几个人深深地感觉，炮轰派队伍太杂，难于驾驭，因此出现了许多令我们头痛的口号。这是令我最最伤心的。我想，对于这两件个别人所为而几乎葬送整个炮轰派命运的事件，以后一定要向历史作个交待，让人们记住这个血的教训。我极力控制着自己，把注意力引回来，听总理继续说：

　　一方面认为革命委员会承认多了些，另一方面又觉得承认不够这样证明我们两位同志没有偏袒哪一方。否则，一派满意，另一派反对，那样不是革命委员会有派性了嘛?所以，这样一个态度，中央认为是恰当的。你们两派回到哈尔滨，回到黑龙江省，应当依照中央这个批示解释，不应该作其他解释。

　　《批示》的第二段说：“革命委员会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新事物，它在前进的道路上出现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是难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应该采取积极、热情的态度去帮助它。中央希望黑龙江省的两派革命群众组织紧密地团结起来，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斗私、批修，实行革命的大联合，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对此，周恩来说：

　　这说明我们对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是支持的态度。因为江青在九月五日对安徽代表们的讲话，你们都听了多次。支持、巩固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支持、巩固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新生的革命委员会。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那是批准而且赞成的，这样一个新生事物的初生，总会有些粗糙，难免有些错误。而且两派都是拥护的，你们都是造反派，是并肩战斗的。你们一边两位，都是常委，一分为二，这是暂时的现象。要斗私批修，要多说自己的缺点错误，少说人家的缺点错误，多称赞人家的长处，相互多作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两派都是造反组织，都不免有缺点错误，这个事情，这个造反组织缺点错误多一点，或者那个事情，那个造反组织的缺点错误多一点。既然都在革命委员会里，都是革命委员会成员，那就应该维护革命委员会，支持革命委员会，帮助革命委员会。所以号召你们要站在一起，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我相信你们能够共同把你们达成的十二条协议付诸实施，有你们的三个试点，军工、师院、哈一机，能够照你们已经达成的协议在对等的基础上解决。

　　《批示》的第三段说：“黑龙江省处在同苏修斗争的前线，敌情比较复杂，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以及各种外国特务，还在寻找机会进行破坏活动。一切革命群众组织都要提高警惕性，防止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挑拨离间进行破坏活动。”

　　对于这一段，周恩来讲了一段长长的话，我希望读者能够静心静气耐烦地把它读下去，这对于理解周恩来的文革态度、理解他处理黑龙江省两派的良苦用心是大为有益的。周恩来平心静气地解释说：

　　这一点就是黑龙江省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也就是说是主要斗争方向。因为黑龙江省内部工作做的不错，但是一定要想到内外还有敌人，周围的三面，北有苏修，他们要挑衅，在黑龙江、乌苏里江一带，最近几个月，已经几次挑衅了，我们把总帐，将来要发表。这是很显然的挑衅，就是因为晓得我们内部有些争论。当然咯，我们足以相信我们的解放军是稳定的。尽管他想要挑衅，但是他还是要顾虑我们的军队是巩固的，是一致的，不光黑龙江省，整个东三省，也是如此。小的挑衅不停，特别是他们派遣特务，或者是利用已经埋藏在我们黑龙江省的内线_——奸细、内奸，而且还有其他方面的特务，除了修字号的，还有日本留下来的，还有英国、美国也有人在那里。这些人不能不活动，只要我们革命群众组织有漏洞，有缝子可钻，我们的权力机构有什么毛病，他就要利用，煽风点火，挑拨离间，造成事端，这个敌情观念你们必须加强。不仅如此，黑龙江省还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已经宣布的如李范五之流，他们是不甘心失败，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的，而且他在黑龙江省工作过很长时间的他有他的人，有他的线索，他不一定自己出来活动，他会通过他的线索，在两派群众组织中施加影响，在革命委员会中寻找漏洞，来挑拨这个事情。可以说，已经有征候了。就是群众组织里，有的人受社会思潮的影响，也有很大错误，像27人大字报，对中央文革进行诬蔑，这是带有反动性的，我们曾经逮捕了一批头头，当然他们承认错误以后，我们说释放他们，教育他们，是不是这些人就彻底承认错误了?那不见得，现在很清楚嘛!现在又在搞新的反动活动了嘛，反对我们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什么这个同志，那个同志，来挑拨，来找空子，这种活动现在不仅黑龙江省有，比如今天在坐的辽吉黑三省都有。中央的事情，特别是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内部的事情，我们自己总会有这个缺点，那个缺点，中央自己会解决嘛，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自己会解决嘛。现在就是有那么一些造反派，他不很好地搞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结合本省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专门派人从小道得到一点消息，制造流言蜚语，好像他们真是关心国家大事，实际上是给敌人客观上利用，甚至有人在主观上给敌人利用。当然这种情形现在少了，但没有停止。这种做法，不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作风，不是毛主席所培养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作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作风，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作风，是毛泽东思想的作风，毛主席创造的作风。刚才说的这样的作风，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邓、陶、彭、陆、罗、杨的作风，国民党反动派的作风。我们青年小将们，不该向他们去学，你们说对不对？‘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这是李文忠同志的日记罗。大家学习了，就应该这样去做啊。譬如说，还有人把矛头对着解放军，调查解放军的情况，譬如各学校，造反组织，搞什么动态组，实际是情报组，还有什么作战部，同谁作战呢?这些是不妥当的。搞情报、搞作战，你那个作战组这样一个口号：‘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武装夺取谁的政权?夺走资派的权，中央支持的，革命群众堂堂正正地联合起来，就夺了权嘛!他不是，他要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那怎么许可罗!战争解决问题，怎么解决?他要的是怎么一个战争?他是要把解放军的枪夺去，那怎么许可?这是适应美帝、苏修、各国反动派的需要。所以，我们青年小将们应该仔细想一想，我们头脑里反映的社会思潮有一部分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反动的思潮，我们不能让他在我们头脑里滋长，不能让他在政治生活中发展，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不是毛主席期待的接班人的新的无产阶级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我们要把它坚决除掉。道听途说的话，就写成传单、标语、大字报、印成出版品，把电话传的东西各取所需，甚至不准确的夸张，加油添醋的写成中央指示!我们最近在福州发现，北京一个刊物登了中央许多同志的指示，毛主席的指示等，根本没有根据。靠电话这样传，这是很危险的。我们中央、中央文革再三再四地说，毛主席的声音，毛主席的话，必须是正式宣布的，登在《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上的，印成正式文本的才算数，传的不算数，不容许私自翻印，更不容许道听途说，以讹传讹，这是损害我们伟大领袖的威信。当然咯，有知识的人，有无产阶级政治修养的人一看就知道是假的，但它可以是一部分人受蒙蔽，增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中的一些障碍。这也不是什么了不起，但是我们年青人，不应该这样做，不应该学习这个风气。至于偷听电话，偷着录音，私造密码，私设报话机，私设广播电台，这一切啊，都是非法的的。现在还有些地方，侵犯到党和国家的宣传机构，报纸呀，广播电台呀，邮电局呀，这都不对。这些也都不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应该出现的现象。我们应该把这些现象，在我们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刻把它取消。要肃清这种坏的作风。反动的风气不应该在我们队伍中生长。但是这个事情一定还会有，只要广大革命群众，在座的绝大多数是革命群众组织成员。好，你们应该把眼睛擦亮，脑子清醒起来，检查自己队伍里，总会有坏人的，任何一个革命群众组织都不要忘了有坏人存在，有坏人钻进去，有可能是表面的，也可能是暗藏的，也可能是后台。因为刚才说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好，坏人也好，他不会罢手的，他总要兴风作浪，制造事端，破坏我们。当然，这种阴谋，只要广大群众眼睛亮了，是不能得逞的，这是肯定的。比如刚才说的，黑龙江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针政策传到贫下中农面前，他就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做，别人讲的事，不应该的，他就不听嘛。运动发展到现阶段了，工人阶级已经组织起来了，联合起来了，那么学校的造反派就不要再去串联，又制造派别。比如，现在黑龙江省的两派，已经存在两派的应该联合，没有两派的地方还要制造两派吗?把已经联合起来，不存在两派名称的，已经统一的，又要从那里头拉出来几个人，恢复原来组织，这样八八团也要恢复组织罗，那怎么许可呢?这就是制造新的分裂嘛!所以革命群众头脑里反映的社会思潮，这个私字，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这个派性，要狠下苦功夫才能去掉。派性随时会在你头脑里生长，只要派性存在，就要做出不利于革命大团结的事情，就不利于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行，而有利于敌人。这一点，一般地说，黑龙江省比南面两省好一些。但是，刚才说了，黑龙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你看我上一次见了面以后，马上就发生了农学院、林学院武斗，传到鸡西又要武斗，鹤冈煤矿生产又发生了影响。我劝你们不要伸手，那些地方让给工人阶级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没有两派的，没有两派的不能再去制造新的派别，那些地方不需要你们去串联了。这样人少了，是不是就没有力量?不见得，人数少，只要无产阶级道理在你手里，真理在你手里，你就会受人尊敬、受人重视。我们不是以人多看问题。人多哇，各种人都钻进来了，无论那个单位总有一部分落后的，保守组织瓦解了的，开始是作逍遥派喽，不做逍遥派的就要转到两派里，所以组织大了不一定就是那么精干的。如果容许新的派别不断产生，逍遥派也要组织逍遥派了。听说，现在有这个现象，要防止，这是不利于无产阶级大团结的，不利于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大联合的，不利于对敌斗争的，不利于斗私批修的。其实，你们两派，中央已经承认了的、文件上写了的，不在人多少，在于你们是不是按十二条办事，这是不是革命派的标志、考验，一个尺度嘛!

　　《批示》最后一段：“革命委员会的同志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做群众的小学生，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带领广大革命群众，把黑龙江省建设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对此，周恩来说：

　　最后一段，是勉励革命委员会的同志喽。主要是潘复生、汪家道同志，还有其他同志，包括两派中的委员和常委，今天在座的不少，你们都要真正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真正地到群众中去，现场解决问题。我最近和江西来的同志谈，江西今年在北京，是年中的时候，等了好久后回去喽，七、八月回去的，回去做的工作，很好。他们本来是外地的军队调到江西的，两位领导从山东去的，他们工作有几条经验。其中有一条宝贵经验，就是亲临现场解决问题。这样就使抚州避免了大的流血。本来抚州称军队进去了，保守派瓦解了，造反派就报复，差不多到处捉人、杀人，解放军到现场保护了他们，结果避免了流血，坏人孤立起来了。还有一件事，原来受坏人——军分区的人蒙蔽的，有一个矿山有几千支枪，那个矿山是国家很重要的矿山。江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请他们到南昌来面谈，他们来七个头头，从造反派看，他们在抚州的时候镇压了造反派，抚州造反派跑到机场，他们不是欢迎，是拿枪到机场，要把七个头头打死。革委会筹备小组的负责人——部队政委，听到造反派去了，马上赶到机场。这边枪已经举起来了，这边政委马上往七个人前一站劝阻，因为他是支持造反派的，所以枪放下了，就把这七个人保护下来了;假若晚到两分钟就会七个人头落地，就会闹翻了的。就这样，到现场解决了问题。反过来，南昌造反派欢迎七个头头到南昌，因为用这样的行动教育了群众，这七个人经政委、筹备小组保护了他们，也就使他们情绪改观了。头头回去一讲，几千人的枪统统放下，交给部队迅速恢复了生产。他们是用这个方法解决矛盾。我们觉得，亲临现场解决问题，是他们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另一个例子，我们陈伯达同志，我们晚上读毛主席选集的时候，听到天津南开大学的两派武斗了七天，一派多数的叫卫东，联合了天津大学的‘八•一三’，上万的人包围南大的‘八•一八’，只一千多人，围了七天七夜。我们几个人商量，由伯达同志亲自出马，连夜坐汽车赶了去，伯达同志到了南开，先声夺人，天大的‘八•一三’和南开的‘卫东’都撤退了。如果不去，还得搞七天。所以，一定要亲临现场解决问题。当然，这个例子也不恰当罗。你们闹起来，就会让我亲临现场。你们东北再闹，我可不去啊!”

　　说到这里，总理和与会者，一同大笑。周恩来继续讲：

　　第二个例子不如第一个例子生动。是刚才听到的。当然还要谈的。为什么要亲临现场?因为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确有时候处理事情没有到现场。譬如最后在哈一机厂、在师院发生的那次武斗，如果军区的人留在哈一机，我们的要求在现场不走，最后那场武斗不至于流血，把群众说服嘛!除非坏人不暴露，暴露就看清楚了嘛，情况就会变嘛!所以我觉得，亲临现场这一点很重要。黑龙江省该如此，吉林沈阳都要这样做。

　　接着，周恩来指着《批示》又进一步说：

　　要做群众的小学生，因为群众出智慧，领导上不过是加工的作用，把群众的智慧集中起来，经过加工，使之成为成品。所以，你不到群众中去，就没法取得智慧。比如，我们不和你们见面，就没法帮助你们把问题解决。你们的协议上也说了，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么，要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么。这个学习班要联合办，不是分开办，增强共性、党性，不要发展派性，要请教于主席，请教老三篇、老五篇，请教主席最新指示啊!像在北京办的各省学习班就是用这个方法推动了联合，所以我们期望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内，要上请教于主席著作和最新最高指示，下多倾听群众意见，多亲临现场解决问题。当然主要的是多举办学习班，联合的学习班。在各单位办，革命委员会办，分期分批地办，把双方达成的十二条协议和你们分别达成的三个协议，都能付诸实施。这要通过学习，通过实践的，不回去实践，不能证明你们的协议有效没有效?所以，今天要把中央的意见转告给你们，是希望你们能够双方达成的协议办。你们保证给我们保证的事情付诸实施。不但在哈尔滨能够根据你们达成的协议的原则办，还要在省革命委员会领导下推广到全省。那个地方有问题，也是有领导去解决，不是到底下去串联解决。

　　说到这里，周恩来分别就吉林、辽宁问题作了指示，基本精神是辽吉两省的各群众组织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号召他们学习黑龙江省两派，尽快达成大联合的协议。

　　总理对两派真正做到了不偏不倚，他像一位长者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没有亲疏，不分手心手背，满怀慈爱地指出各自的缺点和错误，但又怕孩子们因此而互相指责，苦口婆心地相劝，教育大家此后真心地团结起来以对付共同的敌人，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对青年一代的火热关心、无限期望和备加爱护。其恳切之心、爱护之情，开铁石心肠，动顽人肺腑，表现了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高尚的情怀。他对省革委会寄予厚望，是那样叮咛周到，细致入微，为了黑龙江省人民，怕因为直接的批评为炮轰派所利用，极其委婉体贴地向省革委会的领导进言，真诚地希望潘复生、汪家道领会其前一段的错误所在，从内心深处注意从以往的过失中汲取教训。对他的下属是如此爱护而要求严格，教方法，出主意，表现了一位长者和导师的崇高风范。他以事说理，以理诉情。他讲的这些道理，涉及历史、政治、哲学，既有引述，又有实证，但是深入浅出，循循善诱，唯恐我们的各方不理解、想不通，逻辑严谨，丝丝入扣，充满辩证法，无片面性，使矛盾各方当事人无懈可击、无可挑剔，真正促进了认识，增强了团结的愿望。我想，我一定在回哈以后，按照总理的指示，为实现全省的革命大联合贡献自己的一切智慧和力量。我朝左右看了看宋振业、边士军、冯昭逢等人，他们给我回馈的目光告诉我也是满意的。谁知道，潘复生却没有听总理的这番教诲，而是在盘算如何找回在北京他丢失的面子。这是后话，我将在下一章来谈。

　　周恩来说到这里让康生讲话。为了便于说明第十章的问题，在这里我根据当时的记录，把原文照录如下。康生说：

　　上一次总理已经对黑龙江省两派的一部分同志说过，主席有一个十二月十七号批件，给他们念过的。是主席给湖南的请示报告的一个批示。这个批示不是专门对湖南报告的，而是对我们进行的一次很深刻的、很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这个批示分六条：

　　第一条，主席说：‘绝对权威这个提法是不妥当的。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于相对的东西之中，比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综合，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因此，没有一个单独的绝对权威。’因此，绝对权威这个提法，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上说，是不科学的、不妥当的。我们过去的报纸上、刊物上、文件上，从中央文件、《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以致于各个革命团体的文件中，常常用了这样一个词句，就是说‘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绝对权威’，这样的词句，是群众对我们伟大领袖衷心热爱的朴素语言，这是一个解放军战士在日记中这样讲过的，叫吕祥壁。这个同志为革命牺牲了，报纸上用这样的话，确实是表达了群众对我们伟大领袖的热爱。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这种语言按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来说，是不科学的、不妥当的。因为，遵照毛主席教导，‘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所以这个提法不妥，这也是毛主席屡次教导过我们的。但是，我们对主席的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理解的不够，我们还是用了群众热爱毛主席的朴素语言。因此，毛主席的这一教导，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语言，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高度地概括起来了，这对我们的教育确实是重大的。

　　第二条，主席说：‘大树特树’这个提法也不妥当，权威和威信只能从实践斗争中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这个问题同志们容易懂喽，正像毛主席最新指示教导我们的：‘有些组织常讲以我为核心，这个提法是很蠢的，核心不核心，要在斗争中逐渐建立起来，不是自封所能达到的’的道理一样，同样，毛主席说，‘大树特树’的说法，也是不妥当的。

　　第三条，主席说：‘中央很早就禁止祝寿，要通知全国，重申这一禁令。’这是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上有的，毛选上有的，不准祝寿、不准送礼、不准用人名作街道名字，要防止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所以，主席又重申这一禁令。

　　第四条，就是湖南韶山有条铁路，现在通了，12月26日这天准备开会，主席批示：让他这个会议改变日期，不要在主席寿辰那天开会。

　　第五条，就是韶山有一个毛主席塑像要落成了，铁路要通了，要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题字。主席说：我们不要题字。

　　第六条，是他们大会的名称。主席说：铁路通车开会是可以的，但不要用祝寿的名字。

　　这个文件，同志们要好好地研究一下。文件是今天发下去的。主席对这个问题的教导很多，因为时间关系，不多说了。主席教导我们，这个问题恩格斯在1888年《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一章上关于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问题都讲过了，让我们读那本书去看一看。另外，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里也讲过的，不但说过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而且反对康德、谢林否定绝对真理是不对的。就是说，孤立地说绝对真理，不把绝对真理寓于相对真理之中，这是不对的;反过来，强调相对真理而否定绝对真理也是康德的不可知论，也是不对的。主席教我们读一读，看列宁怎么讲咧!我们中央同志觉得，关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个别和一般，讲得最好的是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同志们在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中，要好好学习和领会《实践论》和《矛盾论》。通过学习，达到把我们毛泽东思想水平提高一步，更高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斗私批修，在文化大革命中通过大批判，进行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大大提高。我和东北的同志接触很少，接触过一次，我曾经说过，同志们到北京来干什么?首先的任务是来干什么?首先的任务，不是各派来告状，不是各派来打官司。首先的任务，是学习、领会活学活用毛主席的思想，紧紧地掌握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紧紧掌握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这是第一个任务。没有这个任务，一切问题根本不能解决。所以我想，通过这一段的学习，使我们对毛泽东思想更好地掌握和领会。

　　康生接着指出我们手中文件还有“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等提法，建议改掉。

　　周恩来接过话头说：“上次，我给黑龙江省两派各十名同志念过，当时我考虑到是群众语言就同意了，这说明我没有紧跟毛主席思想，来帮助大家。”接着周恩来征求大家的意见之后，指示重印文件。他说：

　　“为了庆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我们都应该在那一天认真地读毛主席的著作，这才是坚决地真正地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而不是跑到大街上敲锣打鼓、贴标语，这是毛主席不赞成的，主席不赞成的，我们硬要做，就是对毛主席思想没有通，这一点要传给后人。这不是毛主席谦虚，而是要破四旧，破剥削阶级的旧习惯、旧风俗，建立起无产阶级新思想、新风俗、新习惯。不要以为主席一谦虚，我们就做得越凶越欢，这是不对的，这是同志们理解错了，我们正式读到毛主席的信就清楚了，比如塑像，也是严肃的事情，不能随便竖，要塑，一定要经过中央文革审查。我们的思想还在前进中，塑像是千秋万代的事，要好好下一番功夫，时间还有。我们的言行，要在著作中、思想中，体会深了，才能塑出光芒万丈的伟大形象!所以，今天宣读的毛主席批示，我们都要好好学习。”

　　最后，周恩来又请陈伯达、李富春讲几句话，他们各表示，拥护总理、康生讲话，向黑龙江省道贺。之后，总理带头起立向大家鼓掌，并表示要用飞机送大家回哈，大家再一次热烈鼓掌向总理表示感谢。

　　我记得是12月24日，炮轰派汇报团同潘汪以及捍联总汇报团一同坐总理派出的专机回到了哈尔滨。在飞机上，我注意到，我们大家谈笑风生，潘复生却显得异常疲惫，又好像有很重的心事，毫无用意地把目光投向窗外，汪家道还是那样朴实自然，似乎一切总算有了头绪……

　　我们几个炮头，分别同总理联络员在舷窗旁留影，笑声震荡机舱。我注意观察潘复生的那副神态，心头一悸，耳边再次响起总理的话语，心想，但愿潘复生能不辜负总理的一片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