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广宇：“陈里宁事件”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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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初期被炒得沸沸扬扬的"陈里宁反革命案"已经过去了三十七年。为了澄清这件已被忘却了的事件，我作为当事人愿把这个案件的原委说出来，给后人留下一点历史资料。

　　为了保持历史的真实，我的叙述不得不涉及许多当事人的名字，这样会再刺激许多被卷入这个案件的同志早已愈合了的心灵伤疤，这决不是我的本意，希望得到这些同志的谅解。当时多少荒唐事都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意志使然，许多同志也因之而罹祸殃的。

　　一、 "反革命要犯"到"反刘少奇英雄"

　　陈里宁原是湖南省湘潭县委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从六十年代初期起，他就给中央写信、撰写文章批判刘少奇，说刘少奇是"修正主义者"。后来被公安部门立案侦查，并作为反革命要案从湖南移送公安部继续审查，再后来被关进北京秦城监狱。大约在1965年，公安部认为陈里宁有精神病，遂把他从监狱转到北京安定门外的精神病医院安定医院（文革初改名为红卫医院）治疗。

　　文化大革命开始，一些高等学校的红卫兵，不满足于在本校造反，杀向社会。他们了解到当时苏联克格勃迫害政治犯的一种重要手段就是把"不同政见者"打成"精神病人"，关在精神病院加以迫害。受到这个启发，这群红卫兵就到精神病院查找这类病历，并以此为理由去造政法部门的反。

　　大约在1966年底，驻扎在红卫医院的清华大学红卫兵和红卫医院的造反派清查出六十年代以后，几个政治犯被当作精神病人受迫害的病历，加以渲染，向中央文革小组反映。1967年初，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和戚本禹到红卫医院找了清华大学红卫兵和医院的造反派开座谈会，了解精神病院把政治犯当成精神病人强迫治疗的情况。

　　第二天，戚本禹向我介绍了座谈会的简要情况。戚本禹说他们在精神病院发现了一个因为写信、写文章批判刘少奇，而被公安部门抓起来关在精神病院的人，这个人叫陈里宁。据陈里宁的主治医生说，陈里宁没有精神病，因为反对刘少奇而遭到关押迫害。他们见到的陈里宁神志很清楚，谈话也很有条理，根本不像精神病人。戚本禹赞扬说：这个人很了不起，那么早就看出刘少奇是"修正主义者"，我自愧不如。据清华大学红卫兵说，陈里宁的文笔不错，能写文章。我想把他接出来，找个安静的地方，叫他写批判刘少奇的文章，这种人可以现身说法，批判一定很有力度。不过，陈里宁被关在监狱好几年，又在精神病院受折磨，身体情况怎么样？能不能出院？出来后能不能写文章？这些由你同造反派和主治医生商量。

　　1967年1月初（我记不得具体时间，是我被囚禁后中央专案组的人告诉我的），我第一次去红卫医院，向金弘敏（陈的主治医生，是她最早发现陈里宁"没有精神病"的）、王志(护士)传达了戚本禹的意图。金弘敏等人表示，陈里宁没有精神病，但由于长期大量用药，对这些药物有了依赖性，不过出院没有问题。

　　我把商量的结果向戚本禹作了汇报。戚本禹让我考虑找一个适合的单位接收陈里宁。我最先考虑的是我的原单位马列主义研究院，戚本禹同意了，后来又变了卦，要改到人民日报社，他说已经同唐平铸（文革开始后接管人民日报的负责人）说好了。

　　人民日报那边安排停当，我同金弘敏、王志联系好，便去红卫医院接陈里宁。那天在红卫医院一个小会议室召集了有一、二十人的会，除陈里宁外，以金弘敏、王志为首的部分医院造反派和清华大学的红卫兵也参加了会议。我在会上把接陈里宁出院写文章的意思说了说，然后又把戚本禹送的棉衣、我送的旧绒裤交给陈里宁，会场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时陈里宁还没反应过来，金弘敏对陈里宁说，还不快说感谢毛主席，谢谢戚本禹和王力同志，陈里宁跟着说"毛主席万岁"、"谢谢戚本禹同志"。我又把戚本禹给金弘敏和王志的红卫兵袖章当场交给了他俩，与会者都流露出羡慕的眼光。全场又一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问了陈里宁几个问题，陈里宁都一一作答。就我当时观察陈里宁的印象，他的眼光呆滞，反应迟钝，有点恐惧，但回答问题时神志还清醒。会后金弘敏把朱起鸣介绍给我，说他是清华大学的老师，是清华大学红卫兵驻红卫医院的负责人，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找他商量。

　　我把陈里宁送到了人民日报招待所，即向戚本禹汇报。戚本禹问我，你看陈里宁像精神病吗？我回答说：我看不出有精神病，不过他有些迟钝，眼神呆滞，可能是长期受迫害留下的后遗症。

　　二、 陈里宁涂改毛主席著作的问题

　　几天以后，戚本禹告诉我，有人反映，陈里宁除了批刘少奇以外，还有批毛主席著作的问题。你去把他档案调来看看，若有批判毛主席的问题就不能用他了。我向公安部调陈里宁的档案，公安部告诉我，陈里宁的档案早就被清华大学学生抢走。于是，我就给朱起鸣打电话，他说档案在他手里。我问他档案中是不是有批判毛主席著作的材料，朱起鸣告诉我，只是在毛主席著作中有些批改，看不出有反毛泽东思想问题。我派人把陈里宁的档案取来，给戚本禹送去，他说没时间看，让我看后向他汇报。

　　我的工作很忙，没时间看这些东西，拖了十来天，朱起鸣催要陈里宁的档案，我才大致翻了翻。总的印象是，他批判刘少奇的著作观点明显，特别是他的日记，反对刘少奇是很明确的。然而他批改的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的著作则很混乱，他把作者的名字如"恩格斯"或"毛泽东"改成"陈里宁"，把"辩证唯物主义"改成"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改成"工人阶级"，或改动一些连接词，大多是用同义语替代原著中的词汇，就变成他的著作了。他还在著作的扉页空白处写"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马克思主义万岁！"等口号。

　　我看完后向戚本禹汇报，说陈里宁批改的马恩列斯和毛主席著作很混乱，不正常，但看不出有反动的观点。公安部并没有把涂改毛主席著作等当成他的罪证（不过在文革中，即使是对毛的著作涂改一个字也是一种罪过）。戚本禹说，陈里宁是不是真的有点精神病？不然他为什么要这么干？你再去找金弘敏他们问问，研究一下他为什么在批判刘少奇的同时也批改毛主席著作。

　　我去问金弘敏、王志，他们看了档案之后，认为从陈里宁涂改的毛主席著作情况看，没有明显的反毛泽东思想，但也不像正常人干的事。他们说在医学上有一种叫"间歇性精神病"，即患者清醒时像好人一样，而发病时就处于颠狂、无意识状态，涂改毛主席著作可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我认为这种解释有道理，金弘敏提议去问陈里宁，陈紧张地说，我都记不得了，好像有一次给我吃一种药，脑子产生幻想，稀里糊涂地就把毛主席的书乱画了，真的不是反对毛主席。我向戚本禹转述了金弘敏等人的解释。戚本禹也感觉到陈里宁是"有点精神病"，但并没有把这件事看得多么严重。

　　就在陈里宁出院的几天内，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红卫兵做了两件事：一是出版了一本署名"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兵团"的宣传陈里宁的小册子，名曰《新时代的狂人日记》，从陈里宁档案中摘编了他在六十年代初写的一些日记和文章，吹捧他是反对刘少奇的先知先觉的英雄。小册子在社会上广为散发，陈里宁由此成为新闻人物。朱起鸣一次就送给我一、二十本。我认为，为陈里宁翻案绝不会是王力、戚本禹两人的个人行为，一定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意思，所以发给了小组成员每人一本。但他们对这本小册子并没有什么议论和反应。

　　第二件事是，清华大学驻红卫医院的红卫兵在朱起鸣的带领下，冲进公安部，要求为陈里宁作"平反决定"，并开"释放证"。

　　应当说明，这两件事中央文革是支持的，至少是不反对。朱起鸣从公安部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公安部推卸罪责，耍花招，认为必须把平反和释放作为一个问题由公安部来解决。他说不达目的绝不撤出公安部。

　　朱起鸣的电话刚打完，公安部副部长李震也给中央文革打来电话，一再解释公安部给陈里宁开释放证没问题，但作平反决定还需要研究。接朱起鸣电话时，王力正好到值班室，我顺便汇报了一下朱起鸣的电话内容。王力说，当然应该由公安部作出平反决定，我们中央文革不能作这种决定。我把王力的意思转达给李震。后来到底怎么开的释放证我记不太清了。

　　陈里宁住进人民日报招待所后开始写批刘的文章。他的文章写得比较长，文笔还算可以，但内容不符合戚本禹的要求。戚本禹先后让闫长贵、陶文鹏、程里嘉等人修改，最后也没修改成。戚本禹利用陈里宁写批判刘少奇文章的计划未能实现。

　三、 恢复党籍，安排工作

　　陈里宁的文章交稿后，住在人民日报招待所也不是长久之计。既然放出来了，总得给找个落脚的地方。戚本禹经过了一番思考，决定把陈里宁放到社会科学学部历史研究所，交给历史所造反派负责人傅崇兰，算正式调入历史所，恢复他的工资级别和党籍。

　　四、 陈里宁到社会上讲演，引发了争论

　　戚本禹对我讲过，先把陈里宁放在历史所，等他适应了外界环境后，愿意回湖南原单位就让他回去。戚本禹对陈里宁的要求是，参加所内的文化革命运动，可以继续写批判文章，但尽量不要到社会上活动，少同外界的造反派接触，更不要支援一派，打击一派。这些意思我当着傅崇兰的面对陈里宁都讲过，并嘱咐傅崇兰掌握好陈里宁的活动。话虽这么说，但陈里宁已经成了社会上的"名人"，北京的高校和一些单位的造反派纷纷请陈里宁去作报告，社会上还散发了一些陈里宁讲话的传单。哪派请到陈里宁就表明他是站在哪派一边，这样就引发了对立派的反感。关于为陈里宁平反问题，红卫医院的内部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反对派认为陈里宁确有精神病，金弘敏说陈里宁没有精神病是政治需要。这个情况我并不了解，是戚本禹后来告诉我的。在京医务界的各派组织中围绕着同不同意为陈里宁平反，形成了两大对立派别。尽管陈里宁得到了中央文革的肯定和支持，但反对陈里宁的一派也在加紧活动，他们抓住陈里宁涂改毛主席著作这个要害做文章，说陈里宁也反对毛主席。因为都知道是王力、戚本禹给陈里宁平的反，不少人以给戚本禹写信等方式表达对陈里宁的看法。对于有关反映，戚本禹是了解一些的，而我作为做具体工作的人，了解的情况不多，认为给陈里宁平反是中央文革首肯的。

　　在陈里宁到历史所后，我去看过他几次，戚本禹还叫我找傅崇兰、陈里宁，专门谈不要陈里宁到社会上活动和作报告。我劝陈里宁尽量少出去作报告，陈里宁表示同意。但傅崇兰解释说，几乎每天都有来请的，我们一般都谢绝，但有的知名的高校造反派，如北大的聂元梓来请，我们就很难回绝。傅崇兰表示尽量严格控制陈里宁外出作报告。

　　1967年的5、6月，清华大学井冈山支持的天津市话剧团来北京演出颂扬陈里宁的话剧——《新时代的狂人》，朱起鸣和天津市话剧团造反派负责人不断给我打电话，请我去看演出。我告诉了戚本禹，他说，他不去看。我当然也不能去看，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人员，没有小组成员的指令是不能擅自参加社会活动的，这是江青亲自规定的纪律。这时我已经影影绰绰地感觉到陈里宁问题有麻烦。

　　在此以前，傅崇兰、陈里宁和我见面时，曾提到有人想以陈里宁的事迹为背景编写一部话剧，想叫陈里宁给编者讲讲，以便塑造他这位反刘少奇的"英雄"形象。我表示可以向编者提供些素材。后来中央专案组审查我的问题时，把这件事也当成我的罪行之一。

　　戚本禹大概掌握一些反陈里宁的材料。有一次他有点不耐烦地对我说，陈里宁还是到处活动作报告，他住在北京安静不了，别人找他，他就出场，也是一个好表现自己的人。想办法让他离开北京躲一躲。当时正赶上中央文革要了解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筹划记者站，借这个机会把陈里宁派到农村搞调查，可以防止他在北京继续被利用，找麻烦。

　　五、派陈里宁下乡去调查

　　我和傅崇兰一起向陈里宁传达戚本禹的"指示"。陈里宁听后稍微犹豫了一下，表示愿意接受。按照戚本禹的交待，我嘱咐陈下乡后，不能用陈里宁的名字，不要参加农村的运动和各种活动，不要出去作报告，以调查组记者的身份出现，可以写调查报告，直接寄给我。陈里宁对我的谈话作了笔记，表示遵守这些规定。我还一再强调千万不能暴露真实身份。

　　陈里宁下乡出发的时间大约是1967年6、7月。

　　本来，让陈里宁下乡的初衷是让他出去躲一躲。可是陈里宁却非常认真地把下乡调查看作中央文革交给他的重要任务，下乡没有几天就急于写报告，而且每次寄来的报告最少一两万字，大约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给我寄来十几次调查报告。

　　１９６７年７月末或８月初，傅崇兰打电话告诉我：陈里宁在保定乡下暴露了身份，各派组织纷纷请他去作报告，碍于东道主的情面，他出去作了几次。傅崇兰请示该怎么办。

　　这次戚本禹真的恼火了，他气愤地说：这个陈里宁，我们把他弄出来，现在却成了一个包袱了，看来他真是有精神病，又好出风头，乡下呆不下去了只好叫他回北京吧！

　　傅崇兰告诉我，陈里宁回北京后，心情沉重，觉得犯了大错误。我去历史所和傅崇兰一起同陈里宁谈了话。我批评他暴露了身份，他解释说，他一直用着在监狱里用的写有"陈里宁"名字的毛巾，不知怎么被人发现，就在保定地区传开了。我告诉他回来后一定闭门谢客，谁都不要见。陈里宁当面提出想回湖南老家去参加文化大革命。在我同陈里宁谈话前，戚本禹曾对我说，陈里宁回湖南的想法不现实，那里现在乱得很，他回去又得卷进派仗里去。我把戚本禹的这个意思告诉了陈里宁。陈里宁表示犯了错误，对不起戚本禹同志对他的爱护。

　　陈里宁回到北京的消息不胫而走。反陈派看准这个时机，在北京和其他地区大肆宣传陈里宁有反对毛主席的罪行，以此来抨击为陈里宁翻案的这一派。陈里宁已经成为两派斗争的筹码。一派猛打，一派死保。这种形势，戚本禹是知道的。

六、 策划陈里宁疗养

　　戚本禹同我商量，陈里宁呆在历史研究所，北京两派都知道，最好还是找个安静的地方躲躲，他在北京会激化两派的矛盾。戚本禹想了想说，陈里宁最近不是身体不太好吗？给他找一个郊区的疗养院去疗养一段。随后他又说，陈里宁给我找了多少麻烦，真没办法!王力也不管，你去找王力把陈里宁的情况跟他讲讲，问他怎么办。我向王力汇报后，王力说，同意戚本禹的意见，让陈里宁去疗养。

　　经过比较，最后选定了离昌平不远的亚洲学生疗养院，时间大约是l967年的8月初。然而没想到陈里宁坚决不去疗养，并要求马上回湖南。戚本禹也没辙了。他叫我给傅崇兰打招呼，注意看好陈里宁，不让他出去，并注意防范某些造反派去揪他。就这样，陈里宁不去疗养，也不让他回湖南。

　　七、散发关于陈里宁问题的传单

　　又拖了几天，戚本禹可能得到了什么信息，他感觉招架不住了，不得不设法平息两派为陈里宁问题发生的争吵。有一天晚上，戚本禹找我说：你用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名义给傅崇兰打电话，叫他向社会上散发一个电话记录的传单。我起草的电话记录遵循了戚本禹指示的基本调子，考虑到为陈里宁翻案这一派的不利处境，把基调弄得更平和些，大致是这样的内容："现在社会上两派组织因为陈里宁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论。一派认为陈里宁是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左派；一派则认为陈里宁不是坚定的左派，他有篡改毛主席著作的错误。两派组织因陈里宁问题进行争论，很不利于毛主席号召的革命大联合。希望各派组织不要为陈里宁问题再争论了，陈里宁的问题由我们来处理"，署名中央文革办事组。这个电话稿经戚本禹同意后寄给了傅崇兰。傅崇兰收到以后，又给我打了电话，说他修改了几处，基本倾向是不要因传单而对保陈这一派产生不利影响。最后散发到社会上的传单是什么样我就再没见过，散发传单的时间是1976年8月下旬。不久王力、关锋被打倒，反陈派加紧了对保陈派的攻击。而我也在这时离开了中央文革办事组，回到原单位马列主义研究院，很快就失去了人身自由。陈里宁的问题，戚本禹后来怎么处理的，我就不得而知了。我出狱后听说，散发传单后，对保陈派很不利，反陈派猛烈进攻，要揪斗陈里宁。戚本禹只好派王道明（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人员）去历史所，宣布对陈里宁重新收监。

　　2001年，陈里宁的妹妹陈里如来北京找我了解情况，我大致把过程给她介绍了一下。原来，"四人帮"控制的中央专案组给我定案的第一大罪状就是参与包庇"反革命分子"陈里宁翻案活动。专案组说，陈里宁是"假反刘少奇，真反毛主席"。其实，在1967年，刘少奇问题已在社会上公开，并定为"修正主义"、"走资派"，为陈里宁翻案，在当时并不是什么错误和罪行。因此中央专案组就把陈里宁定为真反毛主席，假反刘少奇。陈里如同志告诉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公安部对陈里宁的问题进行了复查，最后确认：陈里宁确实患有"精神分裂症，丧失责任能力"，不应追究刑事责任，改正原来的错误结论，恢复党籍，恢复工作和原工资待遇。陈里如还告诉我，陈里宁现在病得很重，正在湖南湘潭家中治疗和休养。

　　陈里宁案件，反复折腾了十多年，的确有很多教训值得反思。

　　【作者简介】王广宇：《求是》杂志编审、离休干部。1966年6月由马列主义研究院调入中央文革小组工作，曾任办事组负责人。1967年9月回原单位。1968年3月因受江青、陈伯达诬陷迫害遭逮捕关押，蒙受七年牢狱之灾。1979年三中全会前夕得以平反。

　　编者按：这个故事听起来像痴人说梦。故事中的主角陈里宁经历了"反革命——精神病——反刘少奇英雄——反革命——精神病"的全过程。"陈里宁事件"的参与者也大多经历了"革命——反革命"的过程。

　　当疯人陈里宁从疯人院里出来，他可能感觉像进了一所更大的疯人院，外面的人显然比里边的人更疯狂，更不可理喻。当我们回想起那些场景，天安门前上百万人的歇斯底里、红八月的打砸抢、批斗会、早请示晚汇报、声嘶力竭的"表忠心"，抹着红脸蛋儿的"忠字舞"、"语录操"、真刀真枪的"文攻武卫"......无论怎么看都像是一所大规模的疯人院。相比之下，在整个"狂人事件"中，显得最不疯的也许就是这个陈里宁——因为他对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和周围的世界茫然不知所措。你把一个生活在正常环境里的人空降到文革时期的中国，他也会是这种反应——而他身边的人的行为则更像是疯子。

　　可笑的是连疯人院也造反了（改名叫红卫医院）；可笑的是代表中央文革小组意旨的王力、戚本禹，居然到疯人院去挖掘反刘资源，结果犯了"外行领导内行"的错误，捞到了一个烫手的山芋，弄得拿不起也放不下；然后还有医院和社会上的造反派，他们围绕陈里宁结成誓不两立的两派，医院里两派的争论是——陈里宁是反刘英雄还是精神病，而社会上造反派的争论是——陈里宁是反刘英雄还是反革命。而这些争论正好反映了当时的两种做法，一种是把精神病人打成反革命，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防止阶级敌人漏网（毕竟历史上孙膑、宋江之流都曾装疯卖傻蒙混过关，后来反攻倒算，掀起了大浪），有点儿"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意思；一种是把有不同意见的人当作精神病，这样做颇有点儿粗暴和玩世不恭，但也有以现有体制整合离心因素的意味。

　　说大伙儿是真疯有点冤枉。因为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下面，掩盖着很具体的个人动机：权力和利益。树立陈里宁就树立了自己，打倒陈里宁也会打倒自己，反之亦然。所以陈里宁就成了必争之"地"。

　　说陈里宁疯是有根据的。但是他再怎么疯，也顶多认为自己是毛泽东或者恩格斯，认为自己比刘少奇高明。比起那些动不动就认为自己是上帝和人民大救星的人要正常多了。而且他的不幸仅仅是他个人的不幸。

　　但有些人疯却是全人类的不幸，比如希特勒、斯大林等人，这些自以为是上帝和救世主的人发起疯来，世界就遭殃了。

　　"陈里宁事件"看上去很荒诞——超出了那些荒诞剧作家最荒诞的想象——但实际上是有其社会心理根源的。在有些精神病医生眼里，正常人与精神病人之间只有程度的不同，就是说每个正常的人都不同程度的有点疯，要不然那些"克里斯马"领袖就无从出现，文化大革命也无从产生。

　　导致这种现象的另一个根源是体制上的。当国家权力体制吞并了社会，取消了独立的社会力量的制衡，最高的权力就膨胀为绝对的权力，而绝对的权力就会产生自己无所不能的幻觉，这一幻觉就是疯狂的开始。在专制主义所谓全能体制的作用下，疯狂很容易传染给全体民众，最后，绝对的权力才发现，一切都失去了控制，自己已经无能为力。这是所有"克里斯马"领袖面临的结局。大到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斯大林的苏维埃帝国、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小到中央文革办事组的"陈里宁事件"都是如此。

　　"陈里宁事件"是文化大革命的缩影，反过来也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大规模的"陈里宁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