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海廷：文革回忆

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4-7-24 00:42:18

八 . 一八

1966年8月17日下午，学校革委会副主任，也是红卫兵头头锺德鲁（其父是锺期光上将）召集会议宣布：明天去天安门开大会，今晚12点出发，每人发两个馒头、一块咸菜作为早饭。明天开什么会我们都不清楚，只知道是北京新市委发的票，指定我校红卫兵上观礼台东四台。

因为夜里12点集合，几乎没有一个人睡觉，都三、五成群地聊天。好几天了，我都没睡过一天舒服觉，常常是坐在沙发上打个盹就算一觉了。白天黑夜不是抄家、抓人，就是开辩论会，虽然也很累，但居然顶下来了。

锺德鲁让我负责整队出发。一声哨响，队伍马上就集合完毕，发完馒头和咸菜，我们就出发了。最初的红卫兵绝大多数是干部子弟，大家都穿军装,衣服的新旧程度有差别，颜色深浅不一，不过看上去还算统一，像一支队伍。我一拿到馒头，肚子就觉得咕咕叫，一边走一边吃，队伍里有人笑我，但我看见不少人也和我一样在吃馒头。

北京八月的子夜，天气十分凉爽。我们学校在和平门，出校门顺着城墙往东，不到20分钟就走到了前门。我们看见有不少队伍和我们一样正向天安门方向集中，进入天安门广场，我看见人民英雄纪念碑下有不少人，可以看出来他们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我吹了几声哨，大伙立刻精神抖擞，随着我的口令，昂首挺胸，步伐整齐，引来路人的注目。来到天安门城楼下的观礼台。观礼台分成灰色观礼台和紧靠天安门的红色观礼台，我们的指定位置在东红四台，天安门城楼最东边的地方。大家都觉得这里距城楼太远，议论纷纷，但也没办法。观礼台周围有解放军战士站岗，时间还早，我们队伍解散，大家找地方先休息。我靠着墙，坐在地下，眼皮直打架，迷迷糊糊地果真睡着了。

一阵汽车的刹闸声把我惊醒，紧接着是一片混乱而急促的脚步声，我一看表，才四点钟，周围全是解放军，每人手里拿着一根长棒，背着一个像步话机样的东西，都戴着耳机。我急忙起身，但一条腿很麻，动弹不得，身上也感到很冷。战士们排成一条线，慢慢地、有序地用那根长棒在地上来回扫。我突然明白了，他们拿着的东西是探雷器，他们在天安门城楼下仔细地搜索探查。大家又聚在一起议论开了，猜今天都会有哪些中央首长参加会。

师大附中的队伍也来了，很凑巧，也分在东红四台，和我们一样，也很不满意。他们学校的红卫兵头头是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只见她将压过眼眉的短法一甩，冲钟德鲁喊：

“你们怎么也分到这儿来了。走，我们一起想办法上东一台！“

钟德鲁凑到刘平平的身边轻声问：

“毛主席今天来不来？”

“可能来！”她说。我从她的那种故作神秘地样子就能猜到答案了。

我们两个学校决定指定六个人作为代表，去找大会指挥部的人交涉。六个人中有刘平平、钟德鲁、万小穗、我，还有两个我不认识，据说有一个是陈伯达的女儿。在天安门城楼下，我们见到了大会副总指挥。他身材高大，年约五十，是北京新市委的，胸前别着一个绸布条，上面写着副总指挥。我们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缠着他非要换到东一台不可，可这人就是不答应。刘平平发着火，又是骂又是讽刺他。师大附中就在我们学校对面，但我这次是第一次见刘平平，事隔多年，很多人都在我的记忆中消失了，可刘平平那斜压半边脸的时髦短发，像她父亲一样的高鼻梁，以及当时那种目空一切的神情让我一直没有忘记。

这位副总指挥根本没办法帮我们换票，但他也不敢得罪我们，只好推说有事，溜之大吉了。我们等了一阵，东方快要发白了，金水桥上已经布了岗，广场上也聚集了150万群众。我们决定让万小穗在那继续等，我们先回红四台和大伙商量怎么办。

早晨七时许，一串北京吉普从天安门城楼的门洞驶出，一拐弯，全都停在观礼台东红一台旁边，正好在刚才我们与大会副总指挥交涉的地方。万小穗看见车上下来的全是军人，从第一辆车下来的人，身材高大、魁梧，身穿绿色军夹大衣，他满面笑容，向附近的红卫兵招手问好。万小穗距他只有几公尺，但他开始没认出这人是谁，周围的红卫兵也都没人认出这人，但大家议论纷纷：“怎么这人那么像毛主席啊？”“不可能，毛主席怎么会穿军装呢？”周围的人都不敢冒失，用惊异的眼睛盯着来人，只能使劲地鼓掌。这位高大的军人神采奕奕，摘下军帽，向大家一挥，大声说：

“同志们好！”

“是毛主席，是毛主席！毛主席来啦！”群众“哄”的一下炸开了锅，“毛主席万岁”的呼喊声立即响成一片，观礼台下聚的人越来越多。后面的人不断往前涌，前面的人自觉挽起手筑成人墙维持秩序。

毛主席不断地挥动手中的帽子，向红卫兵致意。万小穗跟着大伙也高声呼喊，激动的泪花淌了满面。

当时，我在东红四台，突然听到红一台那边一片呼喊声大吃一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正在犹豫之中时，只见万小穗红着脸跑过来，上气不接下气地大声喊：

“好消息，好消息！穿军装，穿军装，毛主席！”他说话语无伦次。

“什么穿军装？谁？毛主席？没看错吧？”

“没错，我亲眼看到的。”

当时我们大家没有一个人相信毛主席会穿军装，大伙都掂起脚向西边看，远远看见一串汽车又驶回了天安门城楼内。

“去东一台，坚决去东一台！”大伙七嘴八舌。刘平平也说：

“不行就冲，一定上东一台。”

我们学校和师大一附中的红卫兵联合在一起涌向东一台，把守门口的解放军战士挡不住，被我们推到一边，大伙一拥而进。这里距天安门城楼最近，如果毛主席站在城楼上，我们可以看得最清楚。

馒头早吃光了，我又累又冷又饿，我想大家的情况和我也差不多。高三西班牙语班的刘朱兵看我卷缩在一边，脱下军装给我披上，让我非常感动。

我们在观礼台上一直等到天色大亮，一直等到东方的朝霞染红半个天。我们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上午八点整，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踏着东方红的乐曲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整个观礼台沸腾了，整个天安门广场沸腾了，“毛主席万岁”的呼声在雷鸣回荡。

毛主席果然身穿军装，站在城楼的中央向群众频频招手，还不时专门转身向东西两边观礼台上的红卫兵招手。三万红卫兵又蹦又跳，手里拿着毛主席语录不停挥舞，有的人还把帽子摘下来往天空中抛。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中央首长大部分人都穿军装，但也有不少人是着便服，刘少奇就没穿军装，在人们的记忆中，毛主席是第一次穿军装，大家都感到异常新奇。

不知是谁给陈毅元帅一个红卫兵袖章，他是城楼上是第一个带上红袖章的人，在中央首长中间特别醒目。我们有人建议给毛主席献红袖章，大家挑选了一个最好的，上面还别上几排毛主席像章，其中也有我的一个，派了个代表送上了天安门。在城楼上，代表们见到了江青，她问：“我也参加你们红卫兵，你们要不要？”大家异口同声地答到：“要！”。消息很快传到观礼台，我们一阵兴奋。

“毛主席戴上红袖章了！”“毛主席也参加了红卫兵！”有人喊。

我清楚地看见毛主席戴着红袖章和周围的人交谈着什么。

大会程序很简单，陈伯达主持，林彪讲话，然后就是群众游行。

这时，我早忘记了饥饿，忘记了困乏，每个人都很激动，不停地欢呼，有人嗓子都沙哑了。主席年纪大了，站一会儿就进休息室休息，城楼中央站着穿着白色短袖衬衣的刘少奇。这时，从西观礼台上首先传出红卫兵的整齐呼喊声：“我们要见毛主席！”。于是我们也学他们的做法，由一个人喊口号，一起呼喊：“刘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但刘少奇似有所思，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连头都没有向我们这个方向扭一扭，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是否知道他的女儿也在这儿和我们一起喊他呢！看没效果，我们于是改变了喊法，叫“江青阿姨，我们要见毛主席！”。连叫了几次，果真有效，江青转过身向我们招了一下手，就进休息室了。不一会儿，只见江青搀扶着毛主席从休息室走出，向我们这个方向来了，一直走到城楼的最东边。微风徐徐，吹动着主席头上的青丝白发，他老人家红光满面，身体非常健康，用帽子向我们挥动。我们大家都激动地流下泪花，高呼万岁，欢呼雀跃。

临近中午，陈伯达宣布大会结束，毛主席和城楼上的中央首长都纷纷离去，我们仍长长地沉浸在无比欢乐、幸福之中。

“八.一八”之后，毛主席又多次接见红卫兵，但后来我只参加了“八.三一”的接见。这一次毛主席是乘坐敞蓬吉普车在广场绕场一周，我作为红卫兵纠察队当标兵，站在群众的最前面，距毛主席的检阅车只有一两米，看毛主席也最清楚。当时，毛主席和林彪、贺龙同乘一辆车，走在最前面。国庆节组织游行，我又被挑选参加了群众游行的“前卫队”方阵，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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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4-7-24 00:45:15

务滋大队挨批斗

虽说“文化大革命”初起时，红卫兵出了大风头，但后来可就倒霉了。当时有“黑五类”一说，指地、富、反、坏、右，后来又扩大到“黑七类”，加上了叛徒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红卫兵中大多数父母亲当时属于最后一类。

1968年初春，由工人宣传队和造反派组成的学校革命委员会把全校师生拉到农村劳动十天。我所在的那个班级去了北京房山县琉璃河的务兹大队第二生产队某村。像我这样的“走资派子女”在红卫兵中很普遍，我们都在夹着尾巴做人，不敢乱说乱动，稍有不慎可能会引来大祸。到了乡下，我们都似乎被监督着劳动一般。同样是“走资派子女”的万小穗本来就瘦，没力气，从小没干过农活，在农村的这几天劳动可谓度日如年，加上“文革”初期得罪了不少后来都变成造反派的老师和学生，所以，造反派憋着劲要治治他。劳动锻练的最后一天，造反派就去农民那告万小穗的状。负责管教学生的农民代表是一个17、8岁，在县里读完初中又回村担任大队民兵副指导员的小伙子。在造反派的蛊惑下，那个副指导员指着鼻子叱责、挖苦了一顿万小穗，还一口一声地叫着万小穗的外号“老油条”。我看在眼里十分不平，这不是明明在欺辱人格吗！长期积在心头的怨气再也忍受不住了，叫过雷倍倍、段小毅冲上去抓着那个副指导员衣领就理论起来。虽然当时我们的年龄相仿，但那个小个子民兵无论在理上还是在力上都不是我们的对手，推搡了几下，马上就灰溜溜地跑了。我们不知道，一个“走资派”子女得罪了造反派是要吃亏的，而得罪农民，且不说什么农民，可就算是不服从劳动改造的大罪过，要吃大亏的。果然，当天夜里，村里突然敲钟召开大会，一群受造反派唆使、不明真相的农民冲过来把正准备睡觉的雷倍倍、万小穗和我押解到批斗会场，罪名是“ 围攻贫下中农”。现在的年轻人没见过，也许也没听说过“文革”期间的批斗会，更难想像农村的批斗会是什么样的。

大院子里坐了一百多人，村党支部书记主持会议，我和雷倍倍、万小穗被几个膀大腰圆的农民摁着头，押着站在会场的前面。农民的批斗会往往只了解事情的表面原委，简单地判断出“是非”，然后就是要你低头认罪了。如果你不认罪或他们不满意你的态度，那也非常简单，把你用绳子吊起来打，直到你认罪。一阵拳打脚踢之后，我浑身火辣辣的痛，军装被撕破一大块，那是因为我戴了一枚毛主席像章，农民说我不配戴这个像章，楞是粗暴地拽下来。万小穗得罪人多，不少学生甚至老师恨他，趁次机会报复他，被打得也最惨。有学生质问万小穗：

“你不尊重老师，给老师起外号，说！你在背后叫丁老师什么？”

丁老师叫丁锡庆，教生物化学课，江苏无锡人，瘦高个，文质彬彬，由于出身小地主，文革初期曾被红卫兵批斗过。这时，他也在现场。

万小穗嗫嗫不语。有人上前摁他的脑袋，后面有人在腰上踹了几脚。他不得不回答。

自古以来，农民传统地异常尊重老师，怎能容忍这种侮辱老师的事情。一群人上前一阵乱打，将万小穗打倒在地上。雷倍倍因父亲是军人，农民听后似乎对他略有照顾，打得不太狠。我记不清批斗会开了多长时间，也记不清农民和造反派都问了什么，我又是如何回答的，但很显然，如果当时坚持不认错是不可能被送回那间小屋的。当天夜里，我和雷倍倍、万小穗被关在小屋里，三人合盖着一条棉被躺在一堆稻草上，门外有民兵端着枪看着，第二天一早，同学们都回城了，我们三人还要继续接受“ 改造”，直到农民认为满意才能离去。那天夜里，我们无法入睡，三人互相搓揉着青一块、紫一块的躯体委屈地哭了。

那年，我17岁，正是一个青年人生理、心理成熟生长期。但在那个疯狂的政治环境中，心灵屡遭挫折和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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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4-7-24 00:46:30

我从小喜欢舞枪弄棒，特别喜欢刀。66年9月后，红卫兵开始大串联。我们串联到了兰州，变着法想买刀。一天大伙围着地图，以兰州为中心，在四周寻找目标。

“嗨！你们看这儿，这儿，临-夏-回族-自治州。”雷倍倍高兴地叫“少数民族地区，肯定有刀卖。”

“你们看下面！甘南藏族自治州，比回族自治州要好吧！就是远一点。”我征求大家意见。

经过讨论，大家还是倾向去临夏，主要考虑临夏距兰州近，万一碰上什么意外容易返回。主意已定，现在要想一切办法搞长途汽车票。

文化革命串联时期，红卫兵坐火车免费，但乘长途汽车不行，要搞长途汽车票可不太容易。在汽车站，我们磨了半天嘴皮也没成，干脆去省革委会闹。在省革委会大楼里，一位省革委会副主任接待了我们。他问我们为什么去临夏，我们一口咬定我们有一个长征小分队走到了临夏，我们几个是掉队的，要搭车去会合。他看我们这么说，也摸不着头脑。“长征队？没听说有长征队去那个地方啊！”但我们软磨硬泡，他没办法，只好给我们开了一张乘车证明。

从兰州出发，不到一刻工夫就进入农村，然后汽车开始折向西方，再一会又直向东南方向猛开。汽车一会儿走平原，一会儿穿山丘，一会儿绕农庄，一会儿盘山峰，灰尘随着汽车尾追，当汽车一放慢速度，一阵黄土就从窗外涌进来。车上座无虚席，大部分是农人打扮，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一位藏族服装打扮的妇女，坐在最后一排，一句话也不说，怀里抱着个孩子。我心想，大概她是去甘南的。

快到中午了，我们到了临夏。汽车开进了一个小镇子，透过车窗，看到一排排的商店，都是矮房，街旁和巷口尽是摆小摊的，一堆挨一堆。街上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又热闹又杂乱。我们对这里的一切都很感好奇，因为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到这样一个少数民族居住的小镇。街上行人服饰特别，大部分穿像袍子一样的白色衣服，头上也用白布包着。这里的回民男人大部分都留着胡子，有山羊胡、八字胡、落腮胡。女人的衣着较复杂，见到有少数人穿花衣服，多数穿白色和黑色衣服，其中不少人还戴着面纱，乍一看，像教堂里的修女，像小说里的三K党，心里还感到有点儿可怕。

汽车突然在市中心停了。司机站起来，扭过头对大家说：“临夏到了，下车！”。车门开了，人们急匆匆地鱼贯往外挤，我们也跟着下了车。我们一行五人，身着新旧不一的军装，胳膊上都戴着红卫兵的红袖章，在下车的人当中十分引人注目。街上的行人和房子门口的居民都把目光集中在我们几人身上。他们瞪着大眼睛，在我们身上上下打量，男人们都放下手里的活计，他们那一张张带胡子的脸，让人感到恐怖、可怕。女人呢，停住脚步，站在道旁、门口、巷角，偷偷地揭开面纱，斜着眼睛好奇地盯着我们。我们在众目睽睽之下，不敢离开汽车，背贴着车身转了一圈，又都慌慌忙忙爬上了汽车。司机奇怪地问：

“怎么又上来了？”我们答到：

“我们不下了，到前面再说。”

其实我们谁也不知道前面是什么地方，反正不敢在这里下车。

汽车又开动了。车里只有我们五个人，几分钟之后，车停在一个很僻静的地方。我们下车了，摸不着东南西北，往这边走几步，又折向那边走几步。一位干部模样的汉族人看到我们，走过来问我们找什么地方。我们像找到救星一样高兴，向他说明了身份。他打量我们半天，很好奇地看着我们臂膀上的红卫兵袖章，说：

“我们只在报纸上知道北京的红卫兵，今天可算是见到真的了！”

他带我们来到州委接待室。我们始终没弄清州委在镇子的什么位置，但我记得它在一个漂亮、安静的小街旁。一进大门，是个不大不小的院子，办公室都设在院子的周围，显得十分朴素、幽雅。院子中间，种着很多花草，小甬道旁栽着灌木，可惜现在是深秋，如果是在春夏季节，这里一定花草芬芳，郁郁葱葱呢！

州委的同志非常热情，一听说是北京来的红卫兵，都兴高采烈地围过来说：

“真是稀客啊！欢迎你们来讲讲外面的形势。这个地方消息闭塞，一般报纸要晚三天才到，人民日报更晚。你们一定累了吧？先去招待所休息吧！”

说实在的，我们在汽车上颠簸了一上午，吃了不少灰尘，肚子也饿极了。

招待所在办公机关对面，只隔着一条很窄的小马路。招待所是座楼房，并且很新。我们两人住一间房，里边的陈设很简单，一张桌子两张床，不过床是钢丝床，自从出来串联后，这是第一次享这样的福。

翌日，我们摘下红卫兵袖章，先观赏了一下镇容，打探到一家刀铺，于是兴致勃勃地来到这间小刀铺。这家刀铺是此镇唯一的一家，店门向着街，只有一个满头白发、留着山羊胡子的老头。老人很瘦但精神很好，坐在一个小凳子上，一手拉着风箱，一手拿着一把没打好的短刀。铺子里很乱，满地是碳渣和废铁片。我们一进铺子，几乎占满了全部空间。老人讲话我们听不太懂，借助手势，马马乎乎可以交流。听说我们是来卖刀的，他很高兴，立即拿出几把刀让我们挑选。看着长短不一、寒光逼人的匕首心里刹是喜欢，拿在手上左看右看爱不释手，不知选哪把才好。

老人摸着花白的胡子，用一双好奇的眼睛瞪着我们五个买客。我先看上了一把朴素、大方，镶着白色牛角柄的匕首，但遗憾地是它还没有加工完成。还有一把一尺长的刀很不错，刀身上刻着一条龙，带刀鞘，价钱也便宜，才两块五毛钱。我拿不定主意，向老人投去犹豫的目光。

“我这儿的刀都是好刀，你们可以问镇子里的人，这里的刀都锋利、坚韧。”他看着我在犹豫又说：

“这把一尺刀好，很实用，宰羊、割肉很方便，价钱也便宜。再说，七寸长以上才能算匕首，短于七寸不能伤人。”

老人大概是行家，“七寸匕首”一说也许有道理。我爽快地买下一尺刀，将它别在腰间，神气多了。这里是少数民族地区，居民中不少人都带着刀，所以，我腰上插一把刀谁也不会见怪。雷倍倍希望买一把更好的。老人答应第二天拿出来，但价格决不能少于6元。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来了，老人向我们展示了一把非常漂亮的匕首，无论刀的外型还是刀的硬度都与众不同，乳白色的牛角把，上面环套着几圈金黄色的铜片，刀身长七寸，一点儿不少也不多，刀刃很锋利，刀背的上端也有刃。雷倍倍拿着刀在一只木箱角上试刀锋，似乎还不大满意它的锐利。

“好刀不削木，你们懂吗？”老人不以为然地把刀拿在手上说：

“我的好刀不骗人，你们知道什么叫削铁如泥吗？你们懂匕首刮须吗？”他怕我们不相信，随手抄起另外一把刀，然后就用这把好刀削了过去，只见另外那把刀登时掉下一层皮，我们当时都惊呆了。他没说什么，又往自己手掌上吐了口唾沫，在自己胡子上擦了两把，只见他双手握着刀背，真的刮起胡子来了，刀锋所到之处，银须纷纷落地。看着老人的表演，我们大家谁都没说话，但谁也不敢否认这把刀的质量了。雷倍倍没有讨价还价，马上成交了，除我买了两把刀外，其他人每人都买了一把。

刀买完了，我们在临夏的任务也完成了，州委同志希望我们能介绍北京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但我们怕来临夏的真正目的露馅了，于是不声不响地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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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4-7-24 00:48:29

国家体委在文革中是重灾区，四人帮及其在体育界的爪牙掀风作浪，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残酷迫害老干部。我父亲把那段时间称为“一场噩梦”。

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我父亲被“编入”黑线人物，成为专政对象。

1967年一月风暴后，父亲被造反派定为“走资派”打倒，尽管他不是国家体委主要的专政对象，但直至1969年12月，他几乎每天被批斗或陪斗，每天要打扫厕所、烧锅炉。特别是1968年5月12日，中央发出《命令》（时称“五一二命令”），宣布：“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包括国防体育俱乐部系统），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伙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贺龙、刘仁、荣高棠等完全按照苏修的办法炮制起来的，长期脱离党的领导，脱离无产阶级政治，钻进了不少坏人，成了独立王国。……特决定全国体育系统全部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接管”。国家体委进入了最黑暗、最恐怖的日子。父亲很快就被关了起来。

军管会的人素质极低，在他们的主持下，对国家体委老干部进行了更加凶狠的迫害，不但在批斗会上进行各种人身侮辱，甚至还把人拉到房子里面毒打，我父亲曾被打晕过两次。

这个《命令》下达四天后，5月16日，中国乒乓球队教练、北京乒乓球队总教练姜永宁不堪迫害，上吊自杀。 6月20日，中国乒乓球第一个男子单打世界冠军、中国乒乓球队女队教练容国团上吊自杀。1969年冬天，所有被打到的人，无论老弱病残，一律被赶到“五.七干校”。他们住的是最破旧的房子，干的是最脏、最累、最重的活，像犯人一样被监督劳动。国家体委朱德宝副司长有心脏病，但也不能例外，一天拉粪车回来，躺在炕上就死了。体委先后一共死了七、八人之多。

据我父亲回忆，军管会的主要领导采取欺骗手法，把这些被打倒的干部家属都赶到干校。如国家体委原办公厅主任金鉴平同志的爱人白菊莲，被骗说到了干校可以夫妇一起住，互相照顾生活，可实际上两人下到干校连面都不得一见。当时军管会副主任符志行、校长孙正华，对待这些老干部蛮横无比，经常骂人。为了加强管制，他们还从北京调来自动步枪。

北京军区副政委王猛同志来体委以后，才纠正了军管会的错误，并努力排除四人帮干扰，陆续“解放”老干部，安排老干部恢复工作。

在王猛同志的关心下，我父亲终于不再挨整，担任了五.七干校的生产组组长。他努力发挥自己的长处，研究农业和农副业生产，使干校的生产发展十分明显，水稻亩产达到800多斤，粮食产量达到了当地最高水平。

父亲回北京不久，又碰上“反复辟”运动，王猛同志被排挤走了，父亲也被从计划司排挤走。计划司的“四人帮”骨干分子势力很强，在那个大环境下，好人敢怒而不敢言。

父亲一生对党无限信任，但那一段时期，他全心全意为党的事业，为人民的事业努力奋斗的诚挚心灵不断地受到沉痛的打击和折磨。他产生过忧愁、迷茫，担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可是自己却无能为力。1974年他曾下决心不再从政，回乡种地去。

直到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那惊天霹雳，驱散了乌云，又给了他新的希望和力量。父亲焕发精神，用他全部的力量再次投入国家的建设中。他后来被任命为国家体委援外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先后赴叙利亚、摩洛哥考察，去索马里、塞拉利昂检查外援工作，还在巴基斯坦担任援建专家组组长。1982年，在巴基斯坦工作期间，他突发心肌梗塞，经抢救转危为安。父亲身体恢复后，继续工作至1985年12月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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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4-7-24 00:50:36

文革回忆（五）红卫兵运动的兴起

博主题注：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对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都造成巨大的冲击和影响。我亲身经历了红卫兵运动的兴起，直接参加了我们学校的红卫兵活动。此文主要以我个人的经历，真实记录我的红卫兵生涯。

外语学院附中红卫兵正式成立于1966年8月4日，但红卫兵的酝酿则早在此一两个月之前就开始了。6月份，北京个别学校已经有一批干部子弟组织了起来，清华附中、四中的组织叫红卫兵，北大附中的名称是“红旗”。一天，我去同学家见到他姐姐。他姐姐对我说：干部子弟要在文化革命中起到先锋作用，因为干部子弟家庭影响好，中央指示知道的早，领会中央精神快，革命意志坚定，所以要把领导掌握在真左派手里，干部子弟应该是骨干，是领导，还要依靠和团结其他出身的广大学生一起革命。她说清华附中、四中的主要领导都是干部子弟，还说育英学校干部子弟平时在学校很淘气，也娇气，但运动中表现非常坚决。我当时也觉得干部子弟一定要大胆地站出来，积极参加和领导运动，否则阶级敌人卷土重来，干部子弟首先就人头落地。我们这一代是传承毛泽东思想和继续革命的关键。

同学姐姐的话对我启发很大，可以说起到了关键作用，使我坚定了领导我班文革运动的信心。当时我是团支部书记，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好像是两个班的文革小组），与另外两个人秘密组成了一个核心，准备实际领导我班的运动，同时串联其他班。为了划清出身，我们搞了一份班上40个同学的名单，上面记录了家庭出身情况。我们开始秘密发展我们的组织。

我们的秘密活动不久就被班上的其他人发现了，有人说我们搞小团体，搞秘密活动，甚至还知道了我们手中有一份神秘的名单。

7月中旬，我校有人贴出大字报，题目是“我校不贯彻阶级路线”，明确提出了革命左派应该是五类人（红五类）：1、工人子弟，2、贫下中农子弟，3、革命干部子弟，4、革命军人子弟，5、革命烈士子弟。

正当我们决心大干一场的时候，学校接到通知，7月18日开始放暑假，全校哗然。虽然说放假了，但很多人并没有回家，即使回家了也常来学校。我们班的小团体就定时回校开会，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

8月1日，初三九个同学，联名贴出一份《八一宣言》，署名“红向东”，是我校跨班级的红卫兵最初组织。高三俄语班的钟德鲁等几个人和他们商量，说有更多同学也在酝酿准备成立红卫兵，应该大家一起干。于是在8月4日晚上开会，正式宣布成立外语附中红卫兵。当时为取名字还有过分歧，有人提出取名红向东，后来觉得其他学校称红卫兵的居多，最后还是统一了意见。各校最早出现的红卫兵基本都是干部子弟，其中军队干部子弟特别多，于是大家不约而同地就都穿上军装。

我的一位同学对文革历史有很深的研究，也是最早的红卫兵，他在分析为什么成立红卫兵时说：

“在我印象里，具体原因大概有四：一是知道清华附中有了红卫兵，而且好像已经看到了他们的三论（至少是前两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传单。二是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对他们表示支持。三是当时跨班级的串连已经展开，围绕着反还是保校党委，此前两个月已经在学生里分成了不同观点。四是7月29日人民大会堂开大会，北京市委已经宣布工作组从学校撤出。”

除了这四点外，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出现了鼓吹血统论的“对联”。

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中校园出现一副对联：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

各校红卫兵都积极拥护对联，围绕着对联展开了大规模的辩论。

8月1日晚，对联被贴到北大、清华、人大等高校。 2日凌晨，“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接见持不同意见的双方代表时，指出对联“不全面”，建议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是：理应如此”。

2日下午，北航附中红卫兵组织近千人到清华大学校内游行，以对联为主要口号。红卫兵是以“红五类”出身学生组成，实际上的领导权是落在一批干部子弟，特别是高干子弟手中，感觉领导文化革命非我莫属，当仁不让。这个对联立刻在全北京风靡，为各校成立红卫兵组织绝对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当时很多班里都有类似我们班这样秘密组织，成立红卫兵只是振臂一呼的事了。

我校红卫兵成立后，首先就是为支持、拥护这幅对联组织了好几天的大辩论。

8月3日，我校红卫兵全体出动，首先去外语学院参加辩论会。主持会议的是京工附中和十九中的红卫兵。红卫兵以压倒的声势获得很大成功。也就是从那天开始，我们学校红卫兵学会了唱“造反歌”。

那天下着大雨，红卫兵在外语学院校园里冒雨游行，高唱：

“拿起笔做刀枪，

集中火力打黑帮，

革命师生齐造反，

文化革命当闯将。

忠于毛主席忠于党，

刀山火海我敢上，

谁要敢说党不好，

马上叫他见阎王。

杀！杀！杀──嘿！ ”

歌声嘹亮，队伍雄壮。

8月4日，我们又去了音乐学院参加大辩论，红卫兵有几千人，坐在会场南面，对方坐北面。主持会议的一个是音乐学院反对联派头头和师大二附中一个红卫兵头头，会上气氛一直对我方不利，后来十九中红卫兵增援赶到，立刻夺过会场主动权，在那次会上，红卫兵宣读了毛主席8月1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的回信，信中毛主席完全赞成红卫兵的行动，明确表示了支持。会场群情激奋，红卫兵又获得辩论胜利。

连续几天一直忙着参加辩论大会，5日我们还去了中央芭蕾舞学院参加大辩论。7日，女四中、男八中和100中的红卫兵来我校求援，要求我们去良乡100中参加对联的大辩论。我奉命和几个人作为先遣队半夜出发赶往100中。我们是骑自行车去的，那时的路不好走，我们骑了好几个小时，天快亮了才到。上午就集合队伍到电气技工学校进行大辩论，因为对方百般阻挠我们开会，双方动手打了起来，由于我们人多势众，虽没开成会，但仍然是胜利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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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4-7-24 00:54:40

红卫兵兴起后，学校的领导被轰下台，总部安排我们班红卫兵占领“校长办公室”，掌管了学校的大印。我们白天都在这，甚至晚上有时也就在沙发上睡。当时学校的其他机构还没完全瘫痪，一些处、室的负责人有什么事都来找我。记得班里有两个工人家庭出身的学生，家里生活比较困难。一天，他们俩找我，不满意学校的阶级路线，说给他们生活补助太少，每月只有4元。（当时教育部有规定，对困难学生可以补助4至7元）我当时拿出一张便条就写给了学校的财务处，要求立即给予他俩每人补助7元，落款写的是我的名字。他们半信半疑地去了。不到半小时，只见他俩兴冲冲地回来告诉我，钱领到了！那是我第一次行使“权力”，也是第一次体会到红卫兵的力量。

8月初，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明确提出了破“四旧”，并提出“破四旧”、“立四新”是文革的重要目标，但如何破 “四旧”，中央没有说明。“八.一八”林彪讲话中说：“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之后不久，北京就开始出现红卫兵上街破四旧，到地富反坏右家里抄家。

破四旧是指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具体什么是四旧，红卫兵也没有明确标准，反正一切外来的和古代的文化都成为扫荡目标。

红卫兵高呼“造反有理”的口号，以“破四旧、立四新，肃清封资修流毒”为目标，走出校园，冲向社会，在全北京掀起了“砸烂旧世界”的高潮。

最初的破四旧主要是给一些带有“封资修”内容的街道、商场、医院等公共场所的名称。比较典型的将苏联驻华大使馆前的“扬威路”改为“反修路”，北京协和医院改名为“反帝医院”。8月24日，首都红卫兵组织了40万人的大会，将“扬威路”改名为“反修路”,我校红卫兵也参加了这次活动，并受命书写四种语言的反修标语和横幅，张贴用俄语书写的新路名。我还曾爬上苏联大使馆大铁栅栏门和电线杆上贴标语。

当时我校红卫兵破“四旧”的主要行动就是给属于“四旧”的店铺改名字。

我曾带着几个人上了前门大栅栏，见到认为是“四旧”的店铺名字就给它改了，将事先在学校写好名字贴上去。大栅栏著名老字号瑞蚨祥绸布店被我改成了“东方红”绸布店。记得当时我们把店里的经理叫出来，告诉他不许再使用旧名称。前门外大街有家小吃店是我改成“立新”店，文革后，我曾路过那，看到此店后来一直沿用此名，而瑞蚨祥则在不久后将我改的名字弃之不用了。

破“四旧”不只是“改名”，它还包括：砸霓虹灯，剪长发，剪长辫子，剪烫过的头发，剪小裤脚管，剪漂亮的裙子，烧戏装、道具，毁文物，抄家，打人，解散民主党派，斗争民主人士，等等。

我曾和一帮红卫兵骑着车在八一湖边转，发现一小伙子留着背头，穿瘦腿裤，这在当时的标准就是属于流氓，当然就是“四旧”，我们不由分说，上去就打，用剪子立马将裤子剪开，打得他跌进湖里。

如果说四旧，我们学校本身就够旧，学校的校址原是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是民国期间的建筑物，特别是校园里的那座图书馆，里面藏书万卷，中、外、古、今什么书都有，甚至还有解放前的报纸，有很多历史珍贵资料，然而破四旧居然没有伤及到它。

文革回忆（六）破四旧文革回忆（六）破四旧
典雅的学校二门洋式教学楼
不久，破四旧蔓延全国，并对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开始了大规模的抄家行动，不知有多少珍贵字画、古董在火堆中消失。

我参加了几次抄家，和谁去的和具体地点已经记不得了，有一次在在珠市口附近，抄出来的东西扔在大街上满地都是。我们只将抄出来的所谓反动的、封资修的东西拿走，其他物品并不拿。记得在那家抄出了解放前的地契和大量人民币。我们把钱用报纸包好，估计有上万元，在那时，这可是一大笔钱，由一帮附近孩子带着送派出所，我跟着走了一半路，觉得派出所太远，就将那一大包钱让那帮孩子（都是十一、二岁的小学生）送派出所，我们就返回了。至于后来那包钱的下落，是否真的送到派出所，派出所又将如何处理，我们谁也没再想。

还有一次好像是在宽街一带，是个小院，主人是个小老头，家里古香古色，书香门第。抄什么不记得了，但打那老人印象极深。红卫兵让那老人跪在院子里，用武装带抽打他。武装带上的金属头将老人的头打破，鲜血顺着老人的头往下流，滴在地上。他不说话，也没求饶，就那么跪着，一动不动。大家说他顽固，有个红卫兵看见院子角落有个装有煤渣的簸箕，随手拿过来将煤渣倒在老人流着血的伤口上。我的心“咯噔”一下，收得紧紧的，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涌上心头，看不下去了，急急忙忙走了出去。

红卫兵抄家抄出来的东西都集中送到北京几个地方，比如体育馆、展览馆、清真寺这类地方。我曾去过好像是工人体育馆，记得看到从梅兰芳家抄来的东西，特别多，有一大堆，一个带有三脚架的高级照相机非常醒目。

红卫兵的做法没有受到任何阻力，反而人民日报8月23日发表社论，题目是《好得很》，为红卫兵的行动推波助澜。社论指出:“许多地方的名称、商店的字号，服务行业的不少陈规陋习，仍然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气息，毒化着人们的灵魂。广大革命群众，对这些实在不能再容忍了！”“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这些代表着剥削阶级思想的许多名称和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8月29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说：“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并不久，但是，他们真正地把整个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象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藏在暗角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帐，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

1966年的8、9月间，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分子”遭遇了灭顶之灾，除被抄家、批斗、打杀外，很多家庭都被赶出了北京。文革后，看到统计，北京市被轰回原籍的一共85198人，被抄家的有33695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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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4-7-24 00:58:09

张辅仁是我们学校教高三的的语文老师，同时兼任高三俄语班（简称“高三俄”）的班主任。张福臻原来教高中历史，也当过班主任，后任教务主任。

1966年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学校全是大字报，矛头对的是老师。大约是6月初，老师的名字一个一个被点在大字报里，有的我不认识，有的我认识，甚至有我一向很喜爱的老师。大字报开始都贴在学生食堂里，后来食堂外墙和院子里也都贴上了。我记得有批判李德心、金二青、刘凤兰、王啓天、张辅仁等人的大字报。

有一次我去高三西教室，看到学生在批判语文老师张辅仁，批判会很激烈，学生也很激动，有人拿着墨水瓶砸向张老师，没有打中，狠狠地打在黑板上，但用墨水倒在他头上，甚至还有人上前拳打脚踢。

8月19日下午，初三西班牙语班学生拷打“反动”学生叶xx和李xx。叶xx的父亲是著名翻译家叶君健。叶xx在文革前曾在学生中组织一个“中西拉邦”共和国，其实就是孩子的一个玩笑，被学校处以警告处分。李xx则被说是有“资产阶级思想”。

因为初三西教室就在我们班的隔壁，拷打这两个学生的时候，我们班很多人也去看了，李、叶各跪在教室一角的椅子上，批斗他们两个人的也都是本班的学生，逼着他们两个人自己打自己耳光。

不知道何时，有高中的人来说别打学生了，要斗就斗老师。于是有人提出批斗张辅仁，把张老师拖出到院子里打。打人的学生至少有四、五十人，围观的有上百人，大部分打人的学生使用的是皮带，极个别人找来军训用的木枪，甚至还有一个人拿着一块很厚的木板打。

张辅仁老师早已躺倒在地上，用手抱着头翻滚着，不停叫喊着，哀求着，可那个场面无人能阻止。他的身体不动了。红卫兵学生不知道他是否确实死了，有人说在电影里看到过，对昏死过去的人能用冷水激醒，就取来冷水泼在他们身上。冷水浇在他们身上后，仍然不见他们的身体有反应。

打人的学生那种兴奋劲仍然没有止息，拉出总务主任张福臻打。据说解放前张是马步芳军队的“教官”，于是人们就在高中教学楼后面的篮球场上，一拥而上就开始打了。张福臻似乎没有求饶，但棍棒打在身上和头上疼得“哎哟、哎哟”地叫。没多久他就奄奄一息了，人们把他拖回家里。

打人大约持续了有一个小时左右。

张辅仁先死了，那时天已经黑了。张福臻是第二天凌晨死的。

这两位教师我都不熟悉，但开始也觉得他们都是“阶级敌人”，认为打了也没错。可后来的局面越来越糟，围打两位老师的人很多，场面很乱，围观的人很多，我想挤进去看，但没成功。高三西的刘朱兵是个嘴厉害，胆子小的人，她最怕看打架，把我拉得远远的地方。那时红卫兵掌权，钟德鲁当时是革委会主任，也来到现场，站在外围，记不清他喊了几嗓子什么话。

我最难忘的是张福臻老师的去世。张福臻老师家就在附校二门内的一间小房。钟德鲁派我和几个人看守在张家门外，说不能让人再打他了。

那天晚上，我和刘朱兵等人一直就守候在张福臻老师的门外，把来看热闹的，想进去的人都拦阻了。夜里渐渐变得安静了，大约在凌晨四、五点钟，一声凄厉的哭声突然从房间里传出来，那是张老师的爱人和女儿的哭声，我急忙从窗户上看，亲眼看见张老师在他爱人的怀抱里去世了。那哭声在夜空里回荡，凄厉、恐怖，很多年里，经常在我的心里回荡，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夜晚的哭声。张福臻的女儿就是我校高三的学生，她当时两眼含着泪水，没有说话，怒目盯着门外围观的人群。

打老师的混乱场面令人恐惧，被打和被惊吓的其他老师感到恐惧，打人的学生后来也陷入恐惧。批斗和打死人是两回事，二张被活活打死绝对是一件恐怖的事情，并不是每个学生都赞成打人。尽管我那时也认为张老师是“阶级敌人”，但我不愿意看到他们被打死，不愿看到这幕家庭的悲剧。我现在还记得张老师爱人和她女儿脸上那无助的表情和痛苦的眼神。

那天我一整夜没睡，凌晨还和刘朱兵等人在校门口坐着，感到那个夜晚非常冷。

第二天早上，全校学生都听说昨晚两个老师被打死了，很多人到宿舍去看尸体。也有人没敢去，纷纷议论。

上午，在学校的“乐育堂”前召开全校师生大会。钟德鲁在大会上讲话，主要表示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要求其他老师好好改造世界观，还说：杀一儆百，现在是“杀二儆二百”。因为学校当时有教职员约二百人。

在此我要说明的是，参加打老师的学生中，有红卫兵也有很多不是红卫兵。

二张老师死后，记得好像当时给公安局打了电话，但公安局不管，也没来人，最后直接送火葬场了。

我那时非常难过，想了很多，特别是没多久我的家庭也成了“阶级敌人”，对张老师一家的遭遇就更同情了。“文革”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给无数家庭和个人也带来了痛苦。我在“文革”中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使我开始认真思考很多问题，清醒了许多。

为什么学生对老师能下那么狠的手呢？我觉得这和当时党和领导人的态度、立场有关。毛主席首先希望利用年轻学生把文革煽起来，造声势，要把全国自下而上先搞乱。7月28日，江青在一次会上煽动说：“我们不提倡打人，但打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又说：“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在这之后，打人甚至乱杀人的现象日益严重，登峰造极。

据说1966年的8、9月间，北京市打死了10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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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4-7-24 01:01:41

大学毕业前，广州发生了震动全国的李一哲事件。李一哲是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三人的笔名，他们在1974年11月写了一份大字报，题目是：《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张贴在广州闹市区北京路口，引起不小的社会反响。

我曾十分认真地看了这份大字报，感觉文章对中国社会矛盾进行了很透彻的分析，指出中国社会是特权阶层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明确提出要实施民主制度。大字报的详细内容我已经不记得了，但当时无疑得到无数人的共鸣。

广东方面将大字报呈报中央定性。江青说它是“解放后最反动的文章”。于是，广东省迅速组织全省进行大批判。

1975年1月，省、市有关部门按照上级布置，把李正天拉到许多机关、学校、工厂大张旗鼓地开展面对面的批判。但这次与文革中不同是，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指示允许李正天答辩，批判大会被称作了辩论大会，据说组织了有一百多场。我亲身参加过两次，一次好像是在中山大学，另一次就在我们学校。我时任学校学生会的宣传部长，是我们学校批李的写作班子和辩论班子成员。我参加批李班子纯属无奈，实际上我看不出来这张大字报有什么反动。

李正天在辩论会中从不妥协、从不低头、从不认罪。他有一定理论水平，也掌握了一定的事实，辩才也不错，他在会上引经据典，往往随口能背出马克思、列宁、毛主席的语录，反驳群众的批判，常常使得批判他的人，反而受到质问，哑口无言。

不知道是中央何人有何指示，还是广东省委有意保护，李正天没有被限制自由，至少他有充分发表言论的权力，批李大大会都是上千人，甚至上万人，实际上演绎成了一场民主与法制的群众大辩论。但很多单位批李的活动却完全和文革一样，根本不是讲道理，我们学院根据李正天的“嚣张”表现，定出的目的就是要在气势上压倒他，想设法让他出丑。学校安排我大会发言，我征求了武文燕老师意见，她极力主张我推辞，好像我的借口是有咽炎，没有参加大会发言。

批判会那天，李正天穿着中山装，披着大衣还带着一顶帽子，坐在台上的一角，我们批判班子的成员大概有20几人，坐在另外一角，台下有一千多学生。会上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对话，如，批判人让李正天低头，李说：

“绝不低下革命头！”

于是有人上去强行摁他头。李挣扎着大声喊：

“你们这是武斗。”

批判人说他害怕群众，脸红。李大声说：

“精神焕发！”

惹得台下哄堂大笑。

为了组织好批判会，学校的批李班子成员进行了多次演练，甚至还找一人装扮成李正天，模拟批判会现场，发言顺序和内容是精心设计的，还研究了怎么设局，让李入套，然后怎么批驳，甚至还准备好，如李反驳，我方人员一时无法回应时，指定了专人喊口号，并上前摁他头。这一切我甚觉好笑。

李正天等人最后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还判了刑，后来直到1978年底，习仲勋任广东省委书记时才彻底给予平反。

后来，我越来越觉得李一哲大字报很有勇气也很有远见，尽管它在很多理论观点上尚不很成熟，但它对中国社会的基本分析和提出了民主、法制意见颇有水平，我一直是很佩服他们这一伙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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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7-2-16 18:52:38

本帖最后由鲍海廷于 2012-11-2 09:29 编辑

我在文革那些事：破四旧和纠察队

   文革初起，学校的领导已被轰下台了，红卫兵总部安排我们班红卫兵占领“校长办公室”，掌管学校的大印。校长办公室是个套间，一共有三个房间，我们白天都在这，甚至晚上有时也就在沙发上睡。当时学校的其他机构还没完全瘫痪，一些处、室的负责人有什么事都来找我。记得班里有两个工人家庭出身的同学，家里生活比较困难。一天，他们俩找我，谈起学校的阶级路线，说给他们生活补助太少，每月只有4元。（当时教育部有规定，对困难学生可以补助4至7元）我当时拿出一张便条就写给了学校的财务处，要求给他俩人改为补助7元，落款写的是我的名字。他们半信半疑地去了。不到半小时，只见他俩兴冲冲地回来告诉我，钱领到了！那是我第一次行使“权力”，也是第一次体会到红卫兵的力量。
   8月初，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发布了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明确提出了破“四旧”，并提出“破四旧”、“立四新”是文革的重要目标。“八.一八”林彪讲话中也说：“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之后不久，北京就开始出现红卫兵上街破四旧，到地、富、反、坏、右家里抄家。
   破四旧是指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具体什么是四旧，红卫兵也没有明确标准，反正一切外来的和古代的文化都成为扫荡目标。红卫兵高呼“造反有理”的口号，走出校园，冲向社会，在全北京掀起了“砸烂旧世界”的高潮。
   最初的破四旧主要是给一些带有“封、资、修”内容的街道、商场、医院等公共场所的名称。比较典型的有东直门的扬威路改名。
   8月24日，首都红卫兵组织了40万人的大会，将原苏联驻华大使馆前的“扬威路”改名为“反修路”。我校红卫兵也参加了这次活动，并接受任务，书写四种语言的反修标语和横幅，张贴用俄语书写的新路名。那天苏联大使馆周围人山人海，我曾爬上大使馆大铁栅栏门和电线杆上贴标语。
   当时我校红卫兵破“四旧”的主要行动就是给属于“四旧”的店铺改名字。
   记得我曾带着几个人到前门大栅栏，见到认为是“四旧”的店铺名字就给它改了，将事先在学校写好名字贴上去。大栅栏著名老字号瑞蚨祥绸布店就被我改成了“东方红”绸布店。我们把店里的经理叫出来，告诉他不许再使用旧名称。前门外大街有家小吃店是我改成“立新”店，文革后，我曾路过那，看到此店后来一直沿用此名，而瑞蚨祥则在不久后将我改的名字弃之不用了。
   破“四旧”除了“改名”，还包括：砸霓虹灯，剪长发，剪长辫子，剪烫过的头发，剪小裤脚管，剪漂亮的裙子，烧戏装、道具，毁文物，抄家，打“地、富、反、坏、右”分子，斗争民主人士，等等。
   我曾和一帮红卫兵骑着车在八一湖边转，发现一小伙子留着背头，穿瘦腿裤，这在当时的标准就是属于流氓，当然就是“四旧”，我们不由分说，上去就打，用剪子立马将裤子剪开，打得他跌进湖里。
   如果说四旧，我们学校本身就够旧，学校的校址原是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是民国期间的建筑物，特别是校园里的那座图书馆，里面藏书万卷，中、外、古、今什么书都有，甚至还有解放前的报纸，有很多历史珍贵资料，然而破四旧居然没有伤及到它（但后来它遭到逍遥派学生的疯狂偷盗）。
   不久，破四旧蔓延全国，并对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开始了大规模的抄家行动，不知有多少珍贵字画、古董在火堆中消失。
   我参加了几次抄家，和谁去的和具体地点已经记不得了。
   有一次在在珠市口附近，抄出来的东西扔在大街上满地都是。我们只将抄出来的所谓反动的、封资修的东西拿走，其他物品并不拿。记得在那家抄出了解放前的地契和大量人民币。我们把钱用报纸包好（估计有上万元），由一帮附近孩子带着送派出所，我跟着走了一半路，觉得派出所太远，就将那一大包钱让那帮孩子（都是十一、二岁的小学生）送派出所，我们就返回了。至于后来那包钱的下落，是否真的送到派出所，派出所又将如何处理，我们谁也没再想。但我认为，文革初期，人们还是比较单纯，革命热情是真真切切，还没有人会贪图钱财，也不敢做那样的事。
   还有一次好像是在宽街一带，是个小院，主人是个老太太，家里古香古色，书香门第。抄什么不记得了，但打那老人印象极深。红卫兵让那老人跪在院子里，用武装带抽打他。武装带上的金属头将老人的头打破，鲜血顺着老人的头往下流，滴在地上。他不说话，也没求饶，就那么跪着，一动不动。大家说他顽固，有个红卫兵看见院子角落有个装有煤渣的簸箕，随手拿过来将煤渣倒在老人流着血的伤口上。我的心“咯噔”一下，收得紧紧的，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涌上心头，看不下去了，急急忙忙走了出去。
   红卫兵抄家抄出来“封、资、修”的东西都集中送到北京几个地方，比如体育馆、展览馆、清真寺这类地方。我曾去过好像是工人体育馆，记得看到从梅兰芳家抄来的东西，特别多，有一大堆，一个带有三脚架的高级照相机非常醒目，是被当作奢侈品抄来的。
   红卫兵的做法没有受到任何阻力，反而人民日报8月23日发表社论，题目是《好得很》，为红卫兵的行动推波助澜。社论指出:“许多地方的名称、商店的字号，服务行业的不少陈规陋习，仍然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气息，毒化着人们的灵魂。广大革命群众，对这些实在不能再容忍了！”“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这些代表着剥削阶级思想的许多名称和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8月29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说：“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并不久，但是，他们真正地把整个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象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藏在暗角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帐，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
   1966年的8、9月间，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分子”遭遇了灭顶之灾，除被抄家、批斗、打杀外，很多家庭都被赶出了北京。文革后，看到统计，北京市被轰回原籍的一共85198人，被抄家的有33695户。
   破四旧后来出现了混乱，社会秩序遭到很大破坏，基层政府和公检法也失去了权威，红卫兵成了当时最正确的代表。但北京市红卫兵没有统一组织，基本是各校各自活动或部分学校联合行动，也出现了一些混乱现象。北京市委根据中央领导讲话精神，要求红卫兵组建纠察队，加强组织纪律性，及时纠正破四旧中的混乱现象。这样做一是可以使北京市委乃至中央能够控制红卫兵运动，二是让红卫兵学会自己管理自己，也约束一些过激的行为。
   8月下旬，首先在西城区成立纠察队，简称“西纠”。很快东城、海淀相继成立红卫兵纠察队，简称“东纠”、“海纠”。随后又成立了“宣纠”，主要由外语附中、师大一附中和育才中学等校红卫兵组成。我就参加了宣纠。
   纠察队受到中央领导的支持，国务院还为纠察队提供房屋、电话、交通工具呢！好像袖章是北京市委发的。纠察队是红卫兵中的一小部分人，有权制止和纠正红卫兵中的过激和错误行为。我们曾上街散发各种“通令”，检查风纪，协助市政府组织外地红卫兵参加毛主席的接见。
   纠察队发出过好几次“通令”，具体内容我已经不记得，但大多是不允许任何人擅自查抄国家机关、随便戒严，拦截军车，随便打人，要求红卫兵加强纪律，防止坏人乘机捣乱破坏等。纠察队当时曾成功地制止了查抄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傅作义、张治中等著名民主人士的家。
   8月3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乘敞蓬汽车接见红卫兵，北京的红卫兵纠察队和解放军一起做标兵。当时，由解放军组成第一排，纠察队第二排，在广场上将外地红卫兵分割成几个方阵。所有人员都坐在地上，方阵之间留有毛主席检阅汽车通过的路。但当毛主席汽车开过来的时候，群众的秩序就变得混乱了，坐在地上的红卫兵为了清楚地看看毛主席都站立起来，我们无法有效阻止他们，只好手挽手死扛着后面压来的人群，甚至一度将我们挤到毛主席汽车边上，情况十分危急。这是我参加“宣纠”后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一直认为文革中成立纠察队是应该的，也曾起到过积极作用，但后来失控，出现的问题也十分严重。大家大概只对 “西纠”印象深刻，主要是“西纠”私设审讯室，残酷毒打和迫害了一些人，变成“西厂”、”东厂”式的恐怖组织。“宣纠”成立晚，影响不大，也没有什么打人“劣迹”，和“西纠”不可同日而语。

http://waifu.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76

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7-5-19 01:18:38

1966年8月17日下午，学校革委会副主任、红卫兵头头锺德鲁召集会议宣布：明天去天安门开大会，当晚12点出发，每人发两个馒头、一块咸菜作为早饭。
　　开什么会我们都不清楚，只知道是北京新市委发的票，指定我校红卫兵上观礼台东四台。因为夜里12点集合，几乎没有人睡觉，都三、五成群地聊天，等着集合时间。那几天，白天闹革命，没睡过一天舒服觉，常常是坐在沙发上打个盹就算一觉了。
　　锺德鲁让我负责整队。一声哨响，队伍马上就集合完毕，发完馒头和咸菜，我们出发。红卫兵绝大多数都穿军装,衣服的新旧程度有差别，颜色深浅不一，不过看上去还算统一，像一支队伍。我一拿到馒头，肚子就觉得咕咕叫，一边走一边吃，队伍里有人笑我，但我看见不少人也和我一样在吃馒头。
　　北京八月的子夜，天气十分凉爽。学校在和平门，出校门顺着城墙往东，不到20分钟就到了前门。我们看见有不少队伍和我们一样正向天安门方向集中。进入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下有不少人，看出来他们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我吹了几声哨，大伙立刻精神抖擞，随着我的口令，昂首挺胸，步伐整齐，引来路人的注目。
来到天安门城楼下，有解放军战士站岗，我们的指定位置在红四台，天安门城楼最东边的地方。大家都觉得这里距城楼太远，议论纷纷，但也没办法。时间还早，观礼台的门还没打开，队伍解散，大家找地方先休息。我靠着墙，坐在地下，眼皮直打架，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一阵汽车的刹闸声把我惊醒，紧接着是一片混乱而急促的脚步声，我一看表才四点钟，周围全是解放军，每人手里拿着一根长棒，背着一个像步话机样的东西，都戴着耳机。我急忙起身，但一条腿很麻，动弹不得，身上也感到很冷。战士们排成一条线，慢慢地、有序地用那根长棒在地上来回扫。我突然明白了，他们拿着的东西是探雷器，他们在天安门城楼下仔细地搜索探查。大家又聚在一起议论开了，猜今天都会有哪些中央首长参加会。
　　师大附中的队伍也来了，凑巧也分在红四台，和我们一样，也很不满意。他们学校的红卫兵头头是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只见她将压过眼眉的短法一甩，冲钟德鲁喊：
　　“你们怎么也分到这儿来了。走，我们一起想办法上红一台！“
钟德鲁凑到刘平平的身边轻声问：“毛主席今天来不来？”
　　“可能来！”她故作神秘。
我们两个学校决定派六个人作为代表，去找大会指挥部的人交涉。六个人中有刘平平、钟德鲁、万小穗、我，还有两个我不认识，据说有一个是陈伯达的女儿。在天安门城楼下，我们见到了大会副总指挥。他身材高大，年约五十，是北京新市委的，胸前别着一个红布条，上面写着副总指挥。我们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缠着他非要换到红一台不可，可这人就是不答应。刘平平气得直冲他发火。
　　这位副总指挥其实真没办法帮我们换票，但也不敢得罪我们，只好推说有事，溜之大吉了。等了一阵，东方快要发白了，金水桥上已经布了岗，广场上也聚集了150万群众。我们决定让万小穗在那继续等，我们先回红四台和大伙商量怎么办。
　　早晨七时许，一串北京吉普从天安门城楼的门洞驶出，一拐弯，全都停在观礼台红一台旁边，正好在刚才我们与大会副总指挥交涉的地方。万小穗看见车上下来的全是军人，从第一辆车下来的人，身材高大、魁梧，身穿绿色军夹大衣，他笑着向附近的红卫兵招手问好。万小穗距他只有几公尺，但他开始没认出这人是谁，周围的红卫兵也都没人认出这人，但大家议论纷纷：“怎么这人那么像毛主席啊？”“不可能，毛主席怎么会穿军装呢？”周围的人都不敢冒失，用惊异的眼睛盯着来人，只能使劲地鼓掌。这位高大的军人摘下军帽，向大家一挥，大声说：
　　“同志们好！”
　　“是毛主席！毛主席来啦！”群众“哄”的一下炸开了锅，“毛主席万岁”的呼喊声立即响成一片，观礼台下聚的人越来越多。后面的人不断往前涌，前面的人自觉挽起手筑成人墙维持秩序。
毛主席不断地挥动手中的帽子，向红卫兵致意。

当时，我在红四台，突然听到红一台那边一片呼喊声大吃一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正在犹豫之中时，只见万小穗红着脸跑过来，上气不接下气地大声喊：
　　“好消息！穿军装，毛主席！”他说话语无伦次。
　　当时我们大家没有一个人相信毛主席会穿军装，大伙都掂起脚向西边看，远远看见一串汽车又驶回了天安门城楼内。
　　“去红一台，坚决去红一台！”大伙七嘴八舌。刘平平也说：“不行就冲，一定上红一台。”
我们学校和师大一附中的红卫兵联合在一起涌向红一台，把守门口的解放军战士挡不住，被我们推到一边，大伙一拥而进。这里距天安门城楼最近。
　　馒头早吃光了，我又累又冷又饿，我想大家的情况和我也差不多。高三西的刘朱兵看我缩在一边，脱下军装给我披上，让我非常感动。
　　我们在观礼台上一直等到天色大亮，一直等到东方的朝霞染红半个天。上午八点整，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随着东方红的乐曲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整个观礼台沸腾了，整个天安门广场沸腾了。
　　毛主席果然身穿军装，站在城楼的中央，向群众频频招手，还不时专门转身向东西两边观礼台上的红卫兵招手。三万红卫兵又蹦又跳，手里拿着毛主席语录不停挥舞，有的人还把帽子摘下来往天空中抛。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中央首长大部分人都穿军装，但也有不少人是着便服，刘少奇就没穿军装。
　　不知是谁给陈毅元帅一个红卫兵袖章，他是城楼上是第一个带上红袖章的人，在中央首长中间特别醒目。我们有人建议给毛主席献红袖章，大家挑选了一个最好的，上面还别上几排毛主席像章，其中也有我的一个，派了个代表送上了天安门。在城楼上，代表们见到了江青，她问：“我也参加你们红卫兵，你们要不要？”大家异口同声地答到：“要！”。消息很快传到观礼台，我们一阵兴奋。
　　“毛主席戴上红袖章了！”“毛主席也参加了红卫兵！”有人喊。
　　大会程序很简单，新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主持，林彪讲话，然后是群众游行。
　　这时，我早忘记了饥饿忘记了困乏，每个人都很激动，不停地欢呼，有人嗓子都沙哑了。毛主席站一会儿，进休息室休息，城楼中央站着穿着白色短袖衬衣的刘少奇。这时，从西观礼台上首先传出红卫兵的整齐呼喊声：“我们要见毛主席！”于是我们也学他们的做法，由一个人喊口号，一起呼喊：“刘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刘少奇似有所思，站在那里不动。他是否知道他的女儿也在这儿和我们一起喊他呢！
　　看没效果，我们于是改变了喊法，叫“江青阿姨，我们要见毛主席！”。连叫了几次，果真有效，江青转过身向我们招了一下手，转身进了休息室。不一会儿，她搀扶着毛主席出了休息室，向我们这个方向来了，一直走到城楼的最东边。
　　微风徐徐，吹动着毛主席头上的青丝白发，毛主席不断用帽子向我们挥动。

　　鲍海廷
　　1965年初二西，现在国家计委工作
　　baosunbs@263.net

http://www.waifu.com/article/first2/b1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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